我的父亲

红孩儿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日记。我双手捧起，轻轻地打开。微微发黄的横格纸上，那一行行整齐排列的文字，记录着一段段从1959年至1968年间不堪回首的往事。看着那熟悉的笔迹，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眼前。回想起父亲给予我们无私的父爱；回想起父亲在暴风骤雨中拼搏的一生，我的眼睛模糊了......

1933年8月14日，我的父亲出生在大通桦林一个叫沙塔的村子里。祖辈们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家里日子过得还比较富足。我的太爷爷看着这个大孙子聪明伶俐，准备把这份家业传给他。父亲被送到桥头上小学。毕业后，他考取了西宁的昆仑中学。当时，学校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父亲每天吃自带的干粮、炒面就茶水。他聪颖、勤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学校里是有名的好学生。老师对他寄予厚望。遗憾的是，在1949年9月——西宁解放前夕学校解散了，父亲只好回到了老家。

1951年，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队长发现了父亲这个有文化的年轻人。从此，工作队里就多了一名文书。同年6月13日，父亲正式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土改结束后，父亲被安排到县委办公室当秘书。那时的他年轻有为，积极肯干。1953年元月25日被批准入了党。

　　24岁那年，被调往多隆乡（现东峡乡）担任乡长。由于父亲出生在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热爱农村工作，对农业发展充满信心。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与农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父亲被调到了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父亲喜欢舞文弄墨、被青海日报社邀为通讯员。当时和其他两人被称为大通县的“三支笔”。正是在这段时间，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热血青年，挥动着手中的笔，前后写了五十多篇文章，发表了对人民公社化、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书生气十足的父亲哪里知道，就是这些文章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从此厄运开始。

　　1959年下半年，全国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当时县委有个叫赵明的书记，领导着大通县的这场运动。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发动县上各机关人员动脑筋、想办法、寻找蛛丝马迹要多揪出几个右倾分子。

霎时，同志、朋友甚至亲戚之间关系紧张、人人自危。

　　暴风雨终于来了，身边的好友收集了证据，跳出来揭发父亲的问题。从此，无休止的大小会检讨，都不能让赵明书记满意，他逼着父亲要说出写那些文章的真正目的。看着执迷不悟的父亲，甚至直接提醒要承认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

　　1959年10月19日是噩梦开始的日子。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是我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县委扩大会议上，秦秘书宣读决议，开除我的党籍、撤销县委办公室付主任职务、划为右派分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为党努力工作了八年，现在却成了敌人。我只是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有看法，仅此而已......”

读着这段日记，我浑身颤抖，仿佛掉进了冰窟窿。 那年父亲只有二十六岁。

　　在随后的日子里，父亲就处在了监视之中。大通县所有的机关单位，所有的公社大队都被要求开批斗右派分子的大会。父亲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民兵押着前往挨斗。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批斗大会上，几十个人发言，纷纷争相表达着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右派分子的痛恨。批到激动之处，就拳脚相向。尽情地表演、尽情地发泄、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扭曲的人性......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在东峡公社的社员大会上，对我进行了批斗，有27个人发言，只有三个人未动手打我。其中有三个人拳打脚踢得很凶。晚上还派民兵把我押到一个小房间里，不给饭吃，肚子饿得要命.....”这种人格上的羞辱、身体上的摧残，不间断地整整持续了五个月之后，父亲直接被投进了监狱。

　　在这巨大的灾难面前，父亲一度痛苦、灰心。但我的父亲是血性男儿，刚强正直。不太容易被摧垮。冷静下来后，他不断地在总结教训，不断地鼓励自己要坚强，他相信，天，一定会晴的。

　　1960年10月28日，父亲出狱了。接下来便是，开除公职、戴着坏分子的帽子回乡监督劳动。

　　回到老家看到的更是一派悲惨景象，我的爷爷、奶奶一家五口，没有房子住，卷缩在别人家的门洞里，还时常被驱赶。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还被欺负。父亲顾不得自己的委屈。他是长子，他要撑起这个家。他要让家里人有房住，有饭吃。父亲给自己定了个计划：“三年之内盖房、五年之内申诉、恢复名誉”。

　　每天清晨，大队干部都要跑来喊父亲去队里干最苦、最累的活。晚上回来，他带着弟弟、妹妹们开荒种地。准备一些盖房子的土坯、木料。终于，在1961年底建起了6间土坯房。开垦的四分自留地里也种上了庄稼。

　　捧着父亲的日记，我反复阅读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时间节点。脑海里再现着一个个刻骨铭心的画面。我的心颤抖了。我努力地体会着父亲当时迷茫、挣扎的心情，同时也为父亲磨难之后的坚强而欣慰。

1962年7月，接到县委通知，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公职。自此，苦难的日子告一段落，父亲又回到县委工作。

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了整整三年，父亲是这样总结的：“三年的经历对我是个考验，胜读十年书。如孙悟空进了炼丹炉，不伤反坚”。

全国性的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开始了，父亲成了县社教工作队的队员。常年下乡住队，获得新生的父亲如鱼得水，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他热爱的农村工作中。一边工作，一边又琢磨着把发现的问题和一些建议写成文章。他列了一个计划，在一年内要完成15篇文章：

1.公社党委的工作方法问题；

2.集中力量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性；

3.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应该是长期的；

4.繁殖耕畜是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

母亲无奈地说：“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966年夏天，父亲被调到新城公社任社长。在湟渠边的马路上，前面一辆马车装着我们家简陋的家当，后面父亲推着一辆自行车，3岁的弟弟坐在横梁上，我骑在后捎盘上双手紧抓着车座，姐姐站在脚蹬子上一手抓着车把一手抓着横梁，母亲则步行跟随着。一家人，从桥头的县委大院高高兴兴地搬到了十几公里外的新城公社（一辆破马车、一车破东西、一辆自行车、一家五口人，这个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对于24岁就当过乡长的父亲来说，这个新岗位可谓轻车熟路。父亲满怀信心地走马上任了。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的巧”，刚到新城公社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本想带着这些年积累的农村工作的经验，大干一场的父亲彷徨、迷惘......吸取以往的教训，父亲积极学习毛泽东选集，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听广播、看报纸，努力领会着中央的精神，试图在这次运动中紧跟形势、不被淘汰。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造反派们早已摩拳擦掌，要揪出新城公社“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是公社社长啊！非他莫属。

父亲1967年元旦这一天的日记这样写道：“今天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共同发表了一个社论，题目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说：‘1967年是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因此，对我个人来说，也是经受考验和磨难的一年”。

我清楚地记得，一夜之间，我家门口的墙上，铺天盖地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上三年级的姐姐一字一句地把大字报上的字读给我听，我们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到灾难即将来临，非常害怕。

那些戴着红袖章，穿着绿军装的造反派们，随时都会冲进我家，不由分说，架起父亲就冲向批斗会现场。每个大队，每个生产小队的批斗会，父亲必须随叫随到，不准缺席。我们经常看到他满身伤痕、衣衫破碎地回到家里，面无表情、默默地长时间在凳子上坐着。母亲则在一边哭泣。

一次，新城小学召开批斗会，我们这些黑五类的子女被要求必须参加。我清楚地看到，父亲被五花大绑，由两个造反派押着跪在地上，头上戴着一个白纸糊的锥形高帽子，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还被用红笔打了叉，脖子上还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派”。贫下中农代表、造反派代表、红卫兵代表、革命群众代表......轮番在台上唾沫四溅、张牙舞爪。义愤填膺地控诉着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打倒走资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小小年纪的我不懂得那些“革命”的道理，但我相信，父亲不是坏人。

文革的狂风暴雨在1967年至1968年间最为猛烈。有一天晚上，睡得正香的我，被父母的说话声吵醒。我仔细地听着，原来是看不到光明的父亲分析，这次可能又要被开除公职回乡劳动了。他们在商量要提前备一些农具和盖房子用的木料。要回老家？我高兴地一骨碌爬起来了。忽然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父亲画的准备回老家盖房子用的平面图。图中有一间给我和姐姐准备的房间，房间里画了两个并排且各自靠墙的单人炕（相当于单人床），父亲说，省得你们俩睡在一个炕上吵架。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往着那个有单人炕的房间。

父亲在1968年2月8日写道：“今晚重读了主席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自己的思想疙瘩解开了。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应该象劲松一样，不怕暮色，不怕乱云飞渡、不怕暴风雨、要挺起胸膛、要从容不迫、欣赏这险峰的无限风光。”显然，父亲面对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云，已经很坦然了。

那段时间，在遭受批斗之余，父亲要参加劳动改造。和一群“四类分子”一起给公社盖房子、倒煤砖、刷油漆......无论干什么活，父亲都认真仔细，从不马虎。也就是那时候，他学会了刷油漆。后来我们家做了几个小箱子，父亲把箱子刷成了枣红色底漆，上面又刷了一层清漆，光亮如镜。然后用金粉漆在两侧写上了毛主席诗词。晾在院子里，红彤彤、金灿灿的很应景。他风趣地说：“将来回农村，我可以当个革命的油漆匠了”。

　　文革期间，正是我们姐弟上小学的阶段。父亲白天挨批斗，晚上在灯下教我们练习毛笔字。用宣纸给我们一人订了一个本子，每天规定了任务。过两三天会批改一次。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每一个笔画的写法。开始，我因经常受到表扬而得意。一次，我一口气完成了三天的任务。父亲在批改时发现了我的潦草，就用红笔大大地写道：“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多少年来，这几个红色的大字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新城冬天的气温可达到零下二十多度，不小心手脚会生冻疮。父亲就买了一些羊毛，让爷爷手工捻成毛线。亲手给我们姐弟三人每人织了一双毛线袜。我们嫌弃那白色的袜子不好看，父亲就用染料染成了枣红色。阳光下那红色的毛线袜是那么鲜艳，留给我们抹不去的记忆，至今，我还能感觉到它带给我的温暖。

1969年春节，母亲回河北老家了，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家过年，每天晚上，我们围坐在父亲身边听他讲故事。他给我们做的红烧带鱼、糖醋里脊、卤猪蹄特别好吃。

1969年上半年，中央也发现了一些文革中的问题。毛主席也不断有一些新的指示。革命的烈火燃烧得就不那么剧烈了。对父亲的批斗随之减少。接下来就是学习提高加劳动改造。父亲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听见父母在悄悄嘀咕：“可能不用回农村了”。我翘首以盼的属于我和姐姐的房子也就随之成了泡影。

关于文革中这一段经历，父亲在日记中没有更多的记录。不知是对这种风起云涌的日子更加从容了还是对人生的各种磨难更加淡然了？

　　文革初期的的三年，对父亲来说又是一个磨难的三年，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波及到了我们姐弟三人。在学校里被欺负受了不少委屈。这一点父亲心里明白。1970年他做了一个决定，要带着我们去北京玩。父亲的用心良苦啊。

只在县委和公社大院里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雄伟的天安门、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动物园里的各种珍稀动物、高鼻梁黄头发的老外......令我们眼花缭乱、大开眼界。从此，我们的世界也变大了。

等到我们该上中学时，父亲把我们送去大通二中住校。他说，二中有最好的老师，从初一就开设了英语课。寒冷的冬天到了，宿舍里有个很小的烧煤砖的炉子，根本不暖和，尤其是夜里很冷。盖两床被子也不温暖。

　　有一天，在学生宿舍刚吃过午饭，就听见父亲的声音，出门一看，宿舍门口停着一辆装满麦杆草的马车。父亲说：“给你们做个厚褥子”。他招呼着我和姐姐，从马车上取下麦草装到一个用两个麻袋拼起来长条袋子里，然后把装得鼓鼓囊囊的草袋子铺在宿舍的床上。睡在上面，就像钻进草窝里一样暖烘烘的。同学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1971年初秋，父亲官复原职被安排到大通县人口最多、占地面积最大的后子河公社任书记。

　　那时，印象中他成天风风火火，不是开会就是下乡。一辆28自行车，车把上挂一个黑色人造革包，后捎盘上绑着一卷行李。这好像就是后子河公社干部的标配。父亲自行车上的那困行李总是绑得结结实实。不知道那时父亲是几小时工作制，好像不分昼夜。也没有什么周六、周日。他们的工作是按月安排的。月初下乡住队，月末总结汇报。有时候，我都睡得迷迷糊糊还听见父亲在家里和人商量工作。

　　不谙世事的我暗暗地担心，父亲成天都在抓生产，没听他提到闹革命和搞阶级斗争的事，会不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呢？一天，我壮着胆子，用当时从广播里听到的一句很流行的话提醒父亲：“爸你不能这样只知道抓生产，这叫‘只拉车，不看路’”。父亲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经过父亲和全体干部群众的努力，后子河公社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养猪事业大发展。从一家一户的养猪模式发展到每个生产队都建起了养猪场，养猪数量大幅度提高。公社成了交公粮和出售生猪的大户。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父亲的脸上充满了自信，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后子河公社被评为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工作做出了成绩、得到了认可。父亲收获了很多荣誉后干劲更足了。他带着各大队的干部走出青海省，到大寨、林县等地参观学习。制定了更高的目标。

1976年，县上领导找父亲谈话，县商业局摊子很大（百货公司、食品公司、生产资料公司、医药品公司、煤炭供应公司、物资采购站、工商管理处、饮食服务公司、各公社的供销社和生猪收购站）问父亲有没有信心去把那里的工作搞好。父亲几乎不加思索的答应了领导的安排。母亲替父亲发起愁来，都知道县商业局工作难搞，人员复杂，那一大摊子的工作能搞好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
　　1980年，父亲调到了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为少数民族事业的发展工作至1993年退休。 父亲一生勤奋，爱好颇多。喜欢读书、写作、集邮、养花和书法。我知道父亲退休后绝不会闲赋在家里，可也万万没想到他萌发了学习作画的念头。我们都不看好他的这个计划。一是他没有任何绘画基础，二是他的审美观实在是不敢恭维。可他认准的事，谁也阻拦不住。父亲把家里的一间房子腾了出来。支起画板，买来有关的书籍、宣纸、颜料......把老师恭恭敬敬请到家里，拜师学艺。像模像样地学了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孜孜不倦的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功底，父亲的作画水平提高很快，当第一次看到笔名为“岩础”的父亲所作的山水画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几年下来，父亲不但学习了山水画，还学习了花鸟画。作画水平大幅度提高。受到了书画界的认可。成了青海美术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青海省老干部书画协会副主席。作品多次在省内外大赛中参展并获奖。部分作品收入《中国书画典籍》等大型图书。

　　进入耄耋之年的父亲，和志同道合的画友们自筹经费，创办了“河湟砚田书画社”。他经常与书画社的画友们结伴走进学校、农村，义务为书画爱好者讲授书画知识。免费曾送书画作品。传递正能量，弘扬真善美。

　　晚年的父亲被糖尿病、心脏病、尿毒症等多种疾病缠身，他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苍松集》、《岩础山水画作品选集》和《岩础扇面作品选集》三本作品。

　　我反复翻阅着父亲的画作，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青海河湟地区的山水花鸟、草木虫鱼。反映了家乡的风土人情和时代气息。体现了父亲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眷顾。

　　病床上的父亲，没有给我们交代任何后事，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他只是在我递给他的本上写道：

“明月照霄汉，

银光满山川。

薄雾青纱帐，

天际太行山。

倘若有来生，

还在西海边。”

我明白，父亲割舍不下，曾使他伤痛不已，又使他坚定无比的那片土地。割舍不下那里的亲朋挚友！

　　2024年2月7日4：50分（腊月二十八），父亲安祥地闭上了双眼，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父亲一生孜孜不倦、勤奋努力。他胸怀坦荡、为人正直善良。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家里孝敬父母、关爱子女。面对挫折，他不灰心、不气馁。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到曙光来临；面对荣誉，他不骄傲、不自满。保持冷静的头脑，坚持着自己的追求。这就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精神财富！

　　愿天国里的父亲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