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奖好通讯作品选编

竹林碧雨

作者：庞明广、严勇、陈欣波；编辑：谢锐佳、易艳刚、雷琨；原载《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7月10日；获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报告文学）一等奖。

“燃灯校长”送1600多名女孩出深山

　　2020年高考落下帷幕。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63岁的校长张桂梅，又顺利送走了一届毕业生。

　　这所大山里的免费女子高中，是当地的教育奇迹——它的历史很短，招收的大多是贫困、辍学或落榜的女学生，全校高考上线率、升学率却连年高达百分之百，本科上线率稳居丽江市前列。自2008年建校以来，已有16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考入大学。

　　不过，刚刚过去的这个学年，对张桂梅来说却异常艰难。

　　去年12月的一份诊断书上，医生密密麻麻地给她列出了骨瘤、血管瘤、肺气肿、小脑萎缩等17种疾病。她数次病危入院抢救，体重从130多斤掉到90斤，饱满的圆脸瘦成了干瘪的尖脸，甚至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需要人搀扶……

　　即便如此，只要一出院，她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熟悉的校园。

　　已经无力站上讲台上课的她，十几年来坚持着一项颇具仪式感的“日常工作”——每天5点15分，她都会准时从女生宿舍的铁架床上爬起，忍着全身的疼痛，乘坐宿管员的电摩托来到教学楼，颤巍巍地从一楼爬到四楼，把每一层楼道的电灯点亮。

　　“女孩子胆小，把灯提前打开，她们来晨读会感觉更安全、更踏实。”张桂梅如此解释自己的执拗坚守。

　　楼道里，她瘦弱的身影，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一届又一届大山女孩们的追梦之路。

　　“活着吧，我要还这座小城的人情债”
　　那一年，得知她生病后，学生们去山上给她采野核桃，剥了满满一大盆核桃仁，两手黑乎乎的。还有学生家长去山上采野灵芝，磨成粉，让她拌在饭里吃

　　在张桂梅的前半生，她从未有过创办一所中学这样的梦想。

　　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工人家庭，张桂梅是家里6个孩子中的老幺。母亲生她时已是48岁高龄，正因如此，她从小就是全家最受宠的那个。

　　17岁那年，她跟随姐姐到云南支边，随后考入丽江师范学校。毕业后，她随丈夫回到老家大理，成为一名老师。

　　“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每天只管教书，家里不用我做饭，看中什么衣服他马上就给我买。”回忆起和丈夫在一起的日子，张桂梅至今仍觉得十分甜蜜。

　　这样顺风顺水的日子，在她36岁那年戛然而止。1993年底，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一年多后，丈夫还是离她而去。

　　爱人去世，又没有孩子，张桂梅感觉内心一下子被抽空了。“当时我就想找个远远的地方躲起来，了此余生。”于是，她四处申请调动。1996年，她如愿从大理调到了偏远的丽江市华坪县。

　　调到华坪县中心学校后，张桂梅主动申请承担了4个毕业班的政治课。正当她想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教学上时，厄运再次降临。

　　1997年4月，她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肚子也越来越大，摸上去就像里面有块石头。在同事劝说下，她去县医院做了B超。做完后，医生面色凝重地告诉她：“快去昆明做手术吧，你子宫里的肿瘤有5个月孩子那么大。”

　　为丈夫看病早已让她一贫如洗，手术费用又十分高昂，拿着诊断报告，张桂梅哭了一整晚后决定，这病不治了。

　　第二天，她像往常一样，给学生们上课。直到几个月后中考结束，她才把患病的事情告诉学校，在县里帮助下去昆明做了手术。

　　张桂梅没想到，得知她生病后，学生们去山上给她采野核桃，剥了满满一大盆核桃仁，两手黑乎乎的。还有学生家长去山上采野灵芝，磨成粉，让她拌在饭里吃。“他们说，吃这些能治病。”

　　更让她意外的是，华坪县妇联发动全县为她捐款。在捐款现场，一位老乡把仅有的5元路费捐给她，宁愿自己走几小时山路回家；还有一位来赶集的村民，把原本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给了她……

　　“我刚来华坪一年，并没有为这里做什么，这座小城却对我这么温暖。”张桂梅说，“我对自己说，活着吧，好好活下去，这座小城对我有恩，活着还可以还还人情债。”

　　
　　“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
　　“我们经常说，要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的起跑线，可这些女孩却连站上起跑线的机会都没有”

　　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儿童之家）成立，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担任院长。一心想为华坪做点事的她没有半点犹豫，马上答应。

　　福利院刚成立，就接收了54名孤儿。张桂梅白天在中学教课，下课后到福利院照顾孩子。没有儿女的她，把所有母爱都倾注给了这些孤儿，孩子们也都亲切地叫她“妈妈”。

　　慢慢地，她开始了解这些孩子们的身世，这让她的内心深受触动。“福利院的很多孩子都是弃婴，有一个女孩是家里的第四个女儿，因为父母不想要女孩，先后被遗弃了三次。”张桂梅说。

　　在她后来教书的华坪县民族中学，学生大多来自偏远山村，她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

　　“有的被叫回去干农活、打工，有的是父母收了彩礼，就让孩子辍学结婚。”张桂梅说，因不是男孩，有的女孩从出生到长大，爷爷奶奶甚至都不会和她说一句话。

　　在一次家访途中，张桂梅看到一个女孩坐在山头，忧愁地望着远方，身旁放着一个箩筐。她上前询问得知，女孩才十三四岁，父母为了3万元彩礼，要她辍学嫁人。张桂梅当场就想带女孩走，但女孩母亲以死相逼，她无奈只能放弃。

　　“我们经常说，要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的起跑线，可这些女孩却连站上起跑线的机会都没有。”张桂梅说。

　　目睹一幕幕悲剧，张桂梅心中渐渐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不管中考分数高低，只要愿意读书，女孩们都可以来这里免费读书，考上大学、走出大山，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有人听说了张桂梅的想法，说她想出名想疯了，那么多孩子，哪里救得过来？张桂梅却坚定地回答：“能救一个算一个！”

　　“一个女孩可以影响三代人。”张桂梅说，如果能培养有文化、有责任的母亲，大山里的孩子就不会辍学，更不会成为孤儿，“我的目标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穿破洞牛仔裤的党代表
　　一天早晨，她急急忙忙往会场里赶，一位女记者突然把她拉了过去，悄悄对她说：“你摸摸你的裤子”

　　办学的钱从哪里来？张桂梅首先想到的是募捐。“我就想，全省这么多人，每人捐10元给我也够了。”于是，从2002年起，张桂梅连续5年假期都跑去昆明募捐。她把自己获得的各种先进、劳模奖状复印了一大兜，在街上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

　　让张桂梅始料不及的是，自己这么一个爱面子的人，放下尊严去街头募捐，换来的却是多数人的不理解。

　　“有人说我是骗子，说劳模怎么会到街上募捐。我还曾被人当面吐口水，甚至被放狗咬过。”5年下来，她只募集到了1万多元。

　　2007年，别无他法的张桂梅几乎要放弃了。就在这一年，她被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准备去北京参会。参会前，华坪县委、县政府知道她十分节俭，舍不得买衣服，特意拨了几千元给她买正装。但她却舍不得花，把这笔钱留给了福利院。

　　回想起这件事，张桂梅笑着说：“我都一身病的人，活不久了，买新衣服不是浪费吗？死了以后烧掉多可惜。”

后来，她穿着一身平时穿的旧衣服来到北京参会。一天早晨，她急急忙忙往会场里赶，一位女记者突然把她拉了过去，悄悄对她说：“你摸摸你的裤子”。张桂梅一摸，羞得脸通红，她的牛仔裤上有两个破洞。

这是张桂梅平时最爱穿的牛仔裤，因为耐磨，自己平时家访走累了，经常席地而坐，裤子不知啥时磨破了。“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说。

　　那天散会后，张桂梅应约找这位女记者聊天。她这才知道，这个提醒她裤子上有破洞的记者是新华社的。两人从傍晚一直聊到深夜。“我把想建一所免费女高的梦想告诉她，两个人哭得稀里哗啦，边哭边聊，边聊边哭。”

　　张桂梅没有想到，正是在党代会上的这次出丑，让她的梦想成为现实。

　　没多久，新华社一篇题为《“我有一个梦想”——访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张桂梅代表》的稿件播发（见《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1月15日头版）。张桂梅和她的梦想马上火遍全国。从北京回来后，丽江市、华坪县分别给她一百万，让她筹建女高。

　　2008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学校最初没有围墙，没有食堂，甚至没有厕所，唯一的教学楼也是在另一所中学的厕所原址上改建的。

　　当年9月，首届100名学生入学。
　“周扒皮”校长
　　跑步去晨读，跑步去吃饭，跑步去睡觉……在华坪女高，学生们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是跑着的

　　“快点儿，磨蹭什么？”

　　“你们迟到一分钟、一秒钟我也不干！”

　　华坪女高成立以来，张桂梅每天都会拿着小喇叭催促学生上课、吃饭、自习、做操。这已经成了女高最独特的风景线。

　　“她们私下里都叫我老大，有时候还叫我周扒皮、魔鬼，说我半夜鸡叫。”说起学生们给她起的外号，张桂梅哭笑不得。

　　从华坪女高的作息表来看，张桂梅确实配得上“周扒皮”这个外号。

　　所有学生从高一开始，就要遵循这套由张桂梅制定的、把时间压榨到极限的作息表：

　　从5点30分起床晨读，到晚上12点20分自习结束睡觉，除了中午有40分钟午休时间外，其他时间都要用来上课或自习，连吃饭、洗碗的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在15分钟以内。为了节省时间，张桂梅甚至不允许学生在吃饭时聊天。

　　女学生爱美、爱干净，可为了杜绝学生频繁打理头发、洗衣服浪费时间，张桂梅要求所有学生留齐耳短发，并把洗衣时间严格限定在每周六晚饭后。“连女老师都不能穿裙子来学校，我已经十多年没穿过裙子了。”女教师张红琼说。

　　走进华坪女高，你会发现，学生们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是跑着的，跑步去晨读，跑步去吃饭，跑步去睡觉……

　　“我们的学生本来基础就差，头几届绝大多数甚至都没有过中考录取线，老师也没有经验。”张桂梅说，“有人批评我搞应试教育，可不拿出这样拼的架势，等到孩子们高考坐进同样的考场，做同一份试卷时，怎么和外面条件、基础好的孩子比？”

　　简陋的办学条件，高负荷的工作节奏，让很多老师、学生打了退堂鼓。不到半年时间，第一批进校的17名老师中，有9人相继辞职。学生也有6名退学。

　　男老师杨晓冬说，当初报考大学时，父亲极力劝他读师范专业，说当老师工作轻松，假期多。可他毕业后来到女高工作，发现一切都和想象的不一样。

　　“连家都照顾不了，半夜12点多还要带着孩子来查夜。”杨晓冬说，可想想张老师这么大岁数，每天比自己还忙，也就不好意思抱怨了。“有一次，我经过张老师办公室，发现她一手拿着勺子，一手拿着烧饼，下巴托在键盘上，吃着饭就睡着了，她太累了。”

万里家访路
每次跟着张老师家访，就像一路在跳“脱衣舞”。走在大山里，一看到老乡没衣服穿，她都会把外套脱下来，披在老乡身上，有时甚至还要扒下随行老师的衣服

　　从教几十年来，张桂梅一直有一个习惯——家访。

　　很多人问她，开个家长会就可以解决的事，为什么非得家访？张桂梅回答道：“山里人来趟城里不容易，花钱不说，还耽误农活。”

　　其实，跟她去过的人都知道，家访的意义还在于，及时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心理状态，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一门心思学习，顺利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担任女高校长后，哪怕工作再忙，身体再差，张桂梅的假期家访都雷打不动。十多年来，她的足迹遍布丽江市一区四县，行程超过10万公里。

　　许多学生家在偏远山区，进村的路不好走，车子进不去的地方，张桂梅就搭老乡的拖拉机；下雨天，路泥泞难走，她就卷起裤腿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前走；村民不忍心，让她坐在自家的马背上，走出山沟……

　　采访当天，记者恰巧遇到了女高2014届毕业生山启燕。她刚考上了县城的幼教岗位，特地来给校长报喜。两人一见面，又说起了当年张桂梅家访，遇到山启燕在街上卖甘蔗的经历。

　　山启燕家住华坪县荣将镇龙头村。高三寒假，家里缺钱过年，山启燕一早从家里背着甘蔗来街上摆摊。马路转盘人来车往，她选了块地方坐下，学着周围的商贩吆喝。

　　恰巧这一天，张桂梅来荣将镇家访。她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学生。

　　“快高考了，不在家好好看书，咋跑来卖甘蔗？”即便心疼学生，张桂梅还是先甩下一句狠话。临走时，她给山启燕打气：“好孩子，要争气考上大学，以后就不用过这种日子！”

　　山启燕家那时住着土房，父亲身体不好，母亲在水泥厂打工。每到假期，她一早就要去田里砍甘蔗，然后背到镇上卖。家访了解她家情况后，张桂梅默默记在心里，经常偷偷塞生活费给她。山启燕说，女高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大家庭，而校长就是最牵挂她们的家人。

　　经常陪张桂梅家访的华坪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开玩笑说，每次跟着张老师家访，就像一路在跳“脱衣舞”。走在大山里，一看到老乡没衣服穿，她都会把外套脱下来，披在老乡身上，有时甚至还要扒下随行老师的衣服。把自己带的钱都送出去了，她还要把随行老师的裤兜挨个掏空。

“她从没在学生家吃过一顿饭，带去的面包、馒头也会分发给路边的老人、小孩，我们跟着家访经常饿肚子。”张晓峰苦笑着说。

　　“能不能把丧葬费预支给我？”
　　“我对她们的期望不是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我希望她们变得更强，然后把心中的‘我’去掉80%吧，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工作数十年，张桂梅的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她至今仍住在女高的一间女生宿舍里，和几名女学生住在一起。几十年的工作收入，除了看病吃药，她至少捐出了上百万元。

　　2018年初，张桂梅再次病危住院，她感觉自己可能挺不过去。华坪县县长庞新秀来医院看望她，她拉住县长的手说：“我情况不太好，能不能让民政部门把丧葬费提前给我，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

　　如今，回想起要预支丧葬费这件事，张桂梅仍坚持说，哪天如果自己突然走了，千万不要操办什么丧事，骨灰撒到金沙江里就完事了。

　　在生命垂危之际，心里仍挂念着学生。张桂梅无私奉献的大爱，也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和一届届学生。

　　年轻教师勾学华，婚礼当天早上还在上课，中午匆匆办完婚礼后，晚上又赶回学校给学生上课；教师杜朝仙右脚骨折，因担心学生高考，拒绝了医生要求她静养的建议，让在设计公司的丈夫辞去工作，每天背她来教室上课……

　　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2015年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周云丽原本考取了邻县一所学校的教师岗位。当听说女高缺数学老师后，她放弃了到手的正式编制，成为女高的一名代课老师。

　　陈法羽曾经是张桂梅眼中爱调皮捣蛋的“坏学生”。2009年中考结束，她的分数没有过线。考不上高中，她只好跟着家人去地里干活。因为女高，她搭上了可以继续读书的“末班车”，再次点燃了全家人的希望。

　　2012年，陈法羽顺利考上了云南警官学院。毕业后，她成为一名警察，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她把几千元工资全部打到女高账户上，用来资助需要帮助的学妹。

　　十多年来，女高的上千名毕业生已遍布全国各地，很多学生大学毕业后和张桂梅一样，主动选择去了偏远艰苦的地方工作。

　　在华坪女高的墙上，有这样一幅宣传画，上面写着醒目的几个大字：“清华北大我来了！”张桂梅说，每年她都在鼓励孩子们考上更好的学校，但她也会告诉学生，高考不是终点，高考过后人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坐在校园里的一把藤椅上，张桂梅喃喃地说：“我对她们的期望是什么呢，不是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我希望她们变得更强，然后把心中的‘我’去掉80%吧，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孩子们没有让她失望。
作者：唐卫彬、杨依军、谭元斌；编辑：张宿堂、赵承、江国成、李鹏翔；新华社2019年4月8 日；获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文字通讯与深度报道一等奖。

英雄无言
——95岁老党员张富清的本色人生
　　71年前，他是西北野战军的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炸掉敌人四个碉堡，战功卓著，是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
　　64年前，他退役转业，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穷山区奉献一生。从此，赫赫战功被他埋在心底，只字不提。
　　7年前，他88岁，左腿截肢，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更为了让子女"安心为党和人民工作"，装上假肢，顽强地站了起来。
　　现在，他95岁，仍然坚持学习。他说:"人离休了，政治上思想上绝不能离休。"
　　……
　　所有这些，只因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他就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战士张富清。
　　（一）
　　2018年12月3日，来凤县城。
　　来凤县委政法委干部张健全，小心翼翼地怀揣着一个包裹来到县人社局。彼时，县里正在按照上级统一安排，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
　　张健全带来的东西，是父亲张富清一生珍藏的宝贝。
　　"那是下午5点20分，我正准备下班。看到闪耀着光芒的勋章，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对那天的情景，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专班信息采集员聂海波记忆犹新。
　　在聂海波注视下，张健全郑重地一一取出包裹里的物品——
　　一本立功证书，记录着张富清在解放战争时立下的战功:立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
　　一份西北野战军的报功书，讲述着张富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
　　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镌刻着"人民功臣"四个大字……
　　激动地看完张健全带来的材料，聂海波深感震撼:"没想到我们来凤还隐藏着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二）
　　"永丰战役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取敌人碉堡两个，缴机枪两挺，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我军进城消灭了敌人。"
　　这是立功证书对张富清1948年11月参加永丰战役的记载。
　　发生在陕西蒲城的永丰之战，是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役。战况异常惨烈，"一夜之间换了八个连长"。
　　对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95岁的张富清仍历历在目。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永丰战役突击连。张富清又是突击连的突击班成员。27日夜，他和两名战友匍匐前进，扒着墙砖缝隙攀上城墙。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城墙，与围上来的敌人激战。
　　"我一转身，看见敌人将我围住了，就端起冲锋枪扫射，一下子打死七八个。"张富清说，交火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消灭眼前的敌人后，手一摸，发现满脸都是血。原来，子弹擦着头顶飞过，把一块头皮掀了起来……
　　"打死七八个敌人后，我逼近碉堡，用刺刀在城墙底下刨了个洞，把我带的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拉着了手榴弹，炸毁了碉堡……"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数箱弹药。战斗中，他幸存下来，两个战友却从此杳无音讯……
　　因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张富清获得军甲等"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48年3月参军，8月入党，在壶梯山、东马村、临皋、永丰城等战斗中都冲锋在前——这位陕西汉中小伙子历尽了九死一生。
　　（三）
　　陕西、新疆、北京、南昌、武汉……
　　几经辗转，1955年初，已是连职军官的张富清面临退役转业的人生转折。听说湖北西部恩施条件艰苦，急缺干部，他二话不说:"我可以去！"
　　听说来凤县在恩施最偏远、最困难，没有丝毫犹豫，他又一口答应:"那我就去来凤。"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从武汉动身，一路向西，再向西。恩施是湖北西部边陲，来凤更是边陲的边陲，怀着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憧憬，张富清来了。
　　"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诚，张富清来了。
　　此后几十年，"人民功臣"张富清勤劳的身影，先后出现在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建设银行……双脚却很少再迈出来凤。母亲去世，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工作挑最苦最难的干，从不争名争利。张富清把余生献给了来凤，献给了这片曾经毫无关联的大山。
　　浴血奋战，战功卓著……自从到了来凤，过去的一切，都被张富清刻意尘封起来。
　　60多年，无论顺境逆境，张富清从不提自己的战斗功绩。证书和军功章被他藏在一个随身几十年的皮箱里，连儿女也不知情。
　　（四）
　　瞒得再紧，瞒不过最亲的人。
　　妻子孙玉兰最清楚丈夫身上有多少伤。右身腋下，战争中被燃烧弹灼烧，黑乎乎一大片；头顶的伤疤至今依稀可见……
　　孙玉兰和张富清是同乡。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几年，村里人都以为张富清已经不在人世了。1954年，张富清回了趟家乡，大家才知道，他还活着。
　　共青团员、妇女主任孙玉兰，和长自己11岁的张富清一见钟情。不久后，被爱情召唤的孙玉兰，追随张富清到了来凤。
　　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上世纪60年代，为给国家减轻负担，担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率先动员妻子从供销社的铁饭碗"下岗"。他的理由很简单:"国家困难，我首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占群众、公家的好处……要精简人员，首先从我自己脑壳开刀……"
　　同挚爱的人在一起，多苦都是甜。
　　夫妻俩生养了四个孩子。大女儿患病，至今未婚，常年在家靠母亲看护；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员；两个儿子凭自己的本事上学、工作，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
　　几个子女，没有一个在张富清曾经任职的单位上班。
　　如今，最小的儿子也快到退休年龄。形容自己眼中的父亲，张健全用了一个词:"平凡"。
　　从转业到离休，数十年如一日，张富清像一块砖头，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乐观、朴实、真诚……在大家的印象中，他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差别。
　　（五）
　　张富清是"战斗英雄"的消息，在来凤迅速传开了。
　　不少人感到震惊。"只知道他当过兵，没想到他是那么大的英雄。"
　　有人感到不解。"别人没他那么大的功劳，还整天问组织要这要那。他老婆没有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也没见他提什么要求。"
　　有人感到惋惜。"那么大的战功，如果当初留在武汉，早就成了高级干部。"
　　更多的人深受教育和感动。
　　去年，张富清做眼部手术。术前，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行长李甘霖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些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最便宜的，也选了最便宜的。
　　"我已经离休了，不能再为国家做什么，能节约一点是一点。"
　　衣服的袖口都烂了，还在穿；儿子给他买的新衣服，他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
　　张富清的心里，几乎没有他自己。
　　"以前，只不过觉得他大我们一些，工作在我们前头；现在他从我面前过，我都要在心里默默向他致敬！"72岁的来凤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昌恩说。
　　（六）
　　在张富清简陋的家中，珍藏着一个打满了补丁的搪瓷缸。
　　一面是熠熠生辉的天安门、展翅飞翔的和平鸽；一面写着: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孙玉兰说，这是丈夫最心爱的物件。
　　从1954年起，这个搪瓷缸就是张富清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补了又补，不能再用，张富清就把它认真保存了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张富清一家搬到现在仍居住的建行宿舍。30多年过去，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已翻修一新，老两口的家还是老样子。
　　斑驳的墙壁，褪色的家具……虽然朴素，这个家整洁而充满生气。阳台上整齐地养着一排绿植，像是一队整装待发的战士。
　　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精神矍铄——我们面前的张富清，仿佛不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近几年，他仍然坚持自己下楼买菜，有时还下厨给老伴炒几个菜。透过窗户，常常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1985年离休后，张富清一直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他特别爱看《半月谈》。
　　卧室的写字台上，一本2016年版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被他翻阅得封皮泛白。
　　第110页的一段文字旁，做着标记——
　　"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这不正是共产党员张富清一生的写照吗？
　　（七）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张富清靠的是一个党员的信仰——
　　"我一直按我入党宣誓的去做……满脑子都是要消灭敌人，要完成任务……所以也就不怕死了。"
　　和平时期淡泊名利、扎根大山，张富清为的是不负入党的誓言——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好多）都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
　　讲起这些，这位95岁的老人声音颤抖，泪水溢满了眼眶。
　　英雄事迹传出后，有媒体闻讯而来。张富清拒绝接受采访。记者越来越多，没有办法，张健全只好骗父亲:"这是组织的要求！"张富清这才答应——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
　　张富清最欣慰的，是一家四代有六个党员。
　　考虑再三，让子女拿着立功证书去登记，出发点也是对党忠诚——
　　"党和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我不如实向党报告，那就是对党不老实……"
　　（八）
　　时光回溯到2018年3月17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近一个月后，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军人是最可爱的人""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随着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有序开展，许多英雄事迹，陆续被发掘出来。
　　九旬老兵张富清，不想给党、给国家、给军队添任何麻烦。不久前，在给曾经战斗部队的一封答谢信中，他情真意切地写道:
　　"希望你们坚决听党的话，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九）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张富清当年战斗的英雄部队。年轻的官兵，正紧紧围绕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强军目标，学习老前辈张富清英雄事迹，立志做新时代革命军人。
　　3月2日，部队派员专程到来凤，探望老战士张富清。
　　是夜，平素内敛沉默的张健全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眼含热泪，他写下深情的记录——
　　部队来人了
　　老兵心中掀起波澜
　　面对军装上的军徽
　　老兵用一条独腿坚强站立
　　缓缓举起右手
　　庄严地行上军礼
…… 吴菊萍 勇敢的妈妈 伟大的母亲

作者：张姝；编辑：王晨郁；

原载《都市快报》2011年7月3日；获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张开手臂接住女童的这位英勇女士叫吴菊萍。
　　她是嘉兴王江泾镇人，来杭州工作11年了，现在阿里巴巴诚信通做销售客服，老公是富阳人，两口子把家安在了滨江，有一个7个月大的孩子。
　　吴菊萍住在滨江白金海岸23栋10楼，坠楼的女童住在22栋10楼，两户人家虽相隔两个楼道，但素未谋面。事发前，两家人不认识。
　　吴菊萍踢掉高跟鞋，张开双臂
　　昨天下午5点，记者在富阳市中医骨伤医院三楼病房见到了吴菊萍。
　　轻轻推开房门，吴菊萍正躺在病床上挂盐水。她比想象中要娇小，鹅蛋脸，1米60不到的小个子，裹在一件蓝底粉色红心的棉布小洋裙里。
　　床头的病历卡写着“吴菊萍，1980年出生，左尺桡骨多段粉碎性骨折。”看得出吴菊萍很疼，她右手垫在左手下，面色有些苍白，嘴唇抿得紧紧的。
　　邻床的病友见记者来，连声说“赶紧采访这位大英雄。她流了不少血。”
　　吴菊萍听了有些害羞，轻声说：“哎呀，没什么，没什么。”吴菊萍说，当时没这么痛，现在人清醒了，就痛得厉害起来。
　　在记者一再请求下，吴菊萍回忆了事发时情形——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在刹那间发生的。
　　1:00左右，我和老公吃好饭出家门，是我的一位同事有约，说要看我们新房子的装修。同事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出门有些着急。
　　家到小区门口，也就五六十米的样子，过了两三分钟，我俩还没走到小区门口，猛地听到我婆婆的叫声。
　　我回头看我家窗口，我婆婆激动地挥舞着手。我们没多想，拔腿就往回赶。我穿了一双四五厘米高的高跟鞋，跑得不快。老公一个箭步冲在我前头，往楼上去了。
　　我到楼下，已经有四五个人在下面了。保安拿着对讲机喊“10楼……一个孩子。”耳朵还刮到几句“要掉下来了！掉下来了！”
　　周围一片闹哄哄的，什么也听不清。
　　我眯着眼睛往楼上看，阳光有些刺眼，隐约看到是隔壁家的孩子挂在窗台上，不是我家孩子。
　　我当时也没细想，心里很急，踢掉高跟鞋，往楼下快速靠近几步。
　　这时，听到楼上一声尖叫，我下意识地双手手臂一张，真是“嗖”的一下，很快很快，左手臂一阵剧痛，我整个人就倒下去。
　　我知道，我接住了。
　　我人也晕了过去。
　　吴菊萍老公小陈搓了一把脸说，“真是很短很短的时间。”
　　他又补充了一些——
　　我比老婆跑得快。我冲回家，发现儿子躺在地上。
　　我妈妈脑袋探出窗口喊，声音几乎是号叫！我挤开她，往楼下看，我老婆竟躺在地上了，怀里好像还有个孩子。
　　我冲下楼时，老婆怀里的孩子已经被别人抱走了。
　　老婆晕晕乎乎的，手臂上还有血。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老婆赤脚，旁边一个大妈，脱下自己的拖鞋，套在我老婆脚上。我赶紧扶起老婆往小区外走。
　　我在小区门口看到坠楼的孩子，围了很多人，有人在打120。
　　我等不及了，开车送老婆去武警医院抢救。
　　我只记得在武警医院交钱拍片的时候，我看了表，1点15分不到。也就是说，除掉我开车去医院路上的时间，事情整个过程，顶多七八分钟。
　　在武警医院，老婆才有点醒过来，她问我“孩子呢，孩子呢”，我答不出来。后来，我在医院急诊室看到小区邻居，才知道那个救下的女孩，也送到武警医院来了。
　　富阳卫生局局长叮嘱全力救治女英雄
　　富阳市中医骨伤医院全免5万治疗费
　　武警医院骨科X光片显示：吴菊萍左手臂的尺桡骨断成了三截，有骨头断端戳出皮肤出来，伤势非常严重，需要立即手术。
　　老公小陈说，“我是富阳人，想到富阳市中医骨伤医院治疗骨伤很有名气，我就抱起老婆，往富阳市中医骨伤医院送。”
　　富阳市中医骨伤医院主管吴菊萍的医生叫裘晓东。裘医生说，“她伤得很重，手臂受到了巨大撞击后产生爆裂伤。我们医院金登峰副院长刚从外地回家，他得知消息立刻赶到医院，组织专家为吴女士会诊。”
　　金登峰副院长说：“我接到了富阳市卫生局陆国民局长的电话，他从快报记者这里得知了吴女士的事情。陆局长叮嘱我，有位英勇救孩子的女士在你们医院治疗，你们要拿出最好的本领，全力救治女英雄！”
　　经过专家组讨论，确定了吴菊萍的治疗方案：
　　第一步，止血消肿。吴菊萍的左手尺桡骨粉碎性骨折后，大量出血可能压迫神经，有导致手功能受损的危险。
　　所以，目前先用富阳市中医骨伤医院的秘方金黄散软膏帮她消肿，然后用杉树皮夹板正骨复位。
　　“尺桡骨是人手臂中最精巧的一根骨头，不仅起支撑的作用，还负责手臂旋转功能。这根尺桡骨，最细的地方大概是1.5厘米，最粗的地方是4厘米左右。”金登峰说。
　　吴女士的伤势在尺桡骨骨折中算非常严重的。
　　不过金副院长说，富阳市中医骨伤医院的骨伤疗法已经传了150年，每年治疗2000多例尺桡骨骨折患者，有信心把吴女士治好。
　　目前，估计需住院3周。基本恢复要3个月，彻底好要半年以上。金副院长估计，治疗费在5万左右，“我们医院帮她全部免掉。”
　　一般人手臂力量只有45公斤
　　金登峰副院长是著名的骨伤科专家。他说：“我见过大大小小尺桡骨骨折，像吴女士这样严重的，以前只在车祸伤中看到。她是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好事的。因为高空坠物砸倒，意外太多了。万一风吹等因素影响下，孩子偏差一点点，落在吴女士的头上，她就可能当场死亡。落在她脖子上，她可能高位截瘫。”
　　金副院长说着说着，非常感慨，“我也是一位15岁孩子的爸爸。我非常敬佩吴女士，这就是母亲的伟大！”
　　杭十四中物理特级老师骆兴高说，“这个可能就是妈妈的力量了。”他说，自己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在美国，一位妈妈在修爆胎的汽车，孩子在旁边玩，爬在车子底下。突然车子的千斤顶塌了，这位美国妈妈立刻就把车子抬了起来，救出孩子。文中分析，一个人在突发事件时，肾上腺激素激增，可能是会爆发出巨大能量。一般人手臂力量只有45公斤，而吴女士瞬间接住了数百公斤。
　　生了孩子后，她变得勇敢，凡事敢担当
　　吴菊萍治疗时要服大量药物，医生建议她给孩子断奶。吴菊萍说，我儿子7个月，本想再喂一段时间，现在就算了。
　　昨天，隔壁房间的一些病友也纷纷跑进病房来看她。我和摄影记者代表快报，送上一个水果篮，表达我们的敬意。
　　在老公小陈眼里，吴菊萍是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特别是生了孩子后，变得勇敢，凡事敢担当。”
　　他说，白金海岸是个很贵的楼盘，房子不是他们自己的，我自己去年刚创业，收入不稳定。老婆工资也不是很高，是我们租了白金海岸一个房间，每月交800元租金。老婆说要给孩子好的生活，我们很努力，买了一套85平方米的小房子，正在装修了。她工作很努力，我和她谈恋爱的时候，她就是个工作狂，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她很善良，对我妈妈很好。
　　吴菊萍在阿里巴巴诚信通做销售客服，她的领导说：吴菊萍是个很乐观的人，“下午，她来和我请假，说要休息3个月。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手骨折了。我急了，问她怎么了。她轻描淡写地说，有个孩子从楼上掉下来，我手一接，就断了。周一，我们同事都要去看她的！”
　　我们让吴菊萍说说自己，她想了半天，说：“我是个农村来的孩子。我一直蛮普通的。没啥特别的。”
　　吴菊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2000年入党，党龄11年。
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记优秀共产党员、木里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上篇）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田刚

眼前这位苗族汉子矮小、苍老，40岁的人看过去有50开外，与人说话时，憨厚的眼神会变得游离而紧张，一副无助的样子，只是当他与那匹驮着邮包的枣红马交流时，才透出一种会心的安宁。

整整一天，我们一直跟着他在大山中被骡马踩出的一趟脚窝窝里艰难地走着，险峻处，错过一个马蹄之外，便是万丈悬崖。

傍晚，就地宿营，在原始森林的一面山坡上，大家燃起篝火，扯成圈儿跳起了舞。他有些羞涩地被拉进了跳舞的人群，一曲未了，竟如醉如痴。“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他嘴里不停地说着。“今晚真像做梦，20年里，我在这条路上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如果天天有这么多人，我愿走到老死，我愿……”忽然，他用手捂住脸，哭了，泪水从黝黑的手指间淌落下来……

这就是那个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在大山里默默行走了20年的人吗？

这就是那个20年中行程26万公里——相当于21趟二万五千里长征、绕地球赤道6圈的人吗？

这就是那个为了一个简单而又崇高的使命，在大山深谷之中穷尽青春年华的人吗？ 我流泪了。

在这个高原的夜晚，我永远地记住了他——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苗族名字：咪桑。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中国邮政史上的“绝唱”，他就是为这首“绝唱”而生的使者
王顺友的话不多，却见心见肝。他说，他常常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走邮路才来到人世上的。

马班邮路在正式文字中被定义为“用马驮着邮件按班投送的邮路”。在21世纪的中国邮政史上，这种原始古老的通邮方式堪称“绝唱”，而在木里人的眼里，这却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木里藏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紧接青藏高原。这里群山环抱，地广人稀，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只有9个半人。全县29个乡镇有28个乡镇不通公路，不通电话，以马驮人送为手段的邮路是当地乡政府和百姓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全县除县城外，15条邮路全部是马班邮路，而且绝大部分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

王顺友至今记得，他8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做乡邮员的父亲牵着马尾巴撞开家门，倒在地上。“雪烧伤了我的眼睛。”母亲找来草药煮沸后给父亲熏眼。第二天清早，父亲说，看到光亮了。他把邮件包往马背上捆。母亲抱着他的腿哭。

父亲骂她：“你懂什么！县里的文件不按时送到乡上，全乡的工作就要受影响。”
11年后，父亲老了，他把邮包和马缰绳交到了19岁的儿子手上，那一刻，王顺友觉得自己长大了。他开始沿着父亲走过的邮路启程，负责木里县至白碉乡、三桷亚乡、倮波乡、卡拉乡的马班乡邮投递，邮路往返584公里。

年轻的乡邮员第一次感受到了马班邮路的遥远和艰辛。他每走一个班要14天，一个月要走两班，一年365天，他有330天走在邮路上。他先要翻越海拔5000米、一年中有6个月冰雪覆盖的察尔瓦山，接着又要走进海拔1000米、气温高达40摄氏度的雅砻江河谷，中途还要穿越大大小小的原始森林和山峰沟梁。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泥，饿了吞几口糌粑面，渴了喝几口山泉水或啃几口冰块，晚上蜷缩在山洞里、大树下或草丛中与马相伴而眠，如果赶上下雨，就得裹着雨衣在雨水中躺一夜。同时，他还要随时准备迎接各种突来的自然灾害。

有一次，他走到一个叫白杨坪的地方，下起了暴雨，路被冲毁了，马一脚踩滑跌向悬崖间，他想伸手去拉，也掉了下去，幸亏双双被一棵大树挡住。他摔得头破血流，眼睛和半边脸肿得没了形。当时他真想大哭一场，盼望着有个人来帮一下多好啊！可是除了马、邮件，什么都没有。

这些艰辛在王顺友看来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心头的孤独。邮路上，有时几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特别是到了晚上，大山里静得可怕，伸手不见五指，他能感觉到的只有风声、水声和不时的狼嚎声。家中操劳的妻子、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儿女……此刻就会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的脑子里转，泪水落下一行，又落下一行。于是他便喝酒，让自己的神经因麻木而昏睡过去，因为明天还要赶路。

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王顺友在这条马班邮路上或许早就坚持不住了。让他最终坚持下来的，是这条邮路传达给他的一种神圣。

“每次我把报纸和邮件交给乡亲们，他们那种高兴劲就像过年。他们经常热情地留我住宿，留我吃饭，把我当成共产党的大干部。这时，我心里真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一个少不得的人！”这是王顺友最初感受到的乡邮员工作的价值。

白碉乡乡长王德荣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的工作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白碉乡离不开你。因为你是我们乡唯一对外的联络员，是党和政府的代表。藏民们有一个月看不见你来，他们就会说：‘党和政府不管我们了。’你来了，他们就觉得党和政府一直在关心着他们！”这话让王顺友心里滚烫。

一次，王顺友把邮件送到倮波乡政府，就在他牵着马掉头的时候，看见乡干部正翻阅着报纸说“西部大开发太好了，这下子木里的发展要加快了！”一时间，王顺友高兴得像是喝了蜜，因为乡干部看的报纸是他送来的，这薄薄的一张报纸竟有这么重的分量？！他越来越觉得乡邮员工作了不起。

于是，王顺友在马班邮路上一年一年地走下来，至今已经走了20年，而且还在继续走着。邮路上的每一天，他都是穿着那身绿色的邮政制服，他说：“山里乡亲们盼望我，其实是盼望穿这身制服的人。”邮路上每一天，他都像保护命根子一样保护着邮件，白天邮包不离身，晚上邮包当枕头，下雨下雪，他宁肯自己淋个透，也要把邮包裹得严严实实。邮路上的每一天，他都会唱起自编的山歌，雅砻江的苗族人本来就爱唱歌，他说：“山歌是我的伴，也是我的心。”

翻一坡来又一坡，

山又高来路又陡，

不是人民需要我，

哪个喜欢天天走。

太阳出来照山坡，

照亮山坡白石头，

要学石头千年在，

不学半路草鞋丢。

这是王顺友无数山歌中的一首，邮路成为他心中一道神圣的使命。既然他深爱着自己大山连大山的故乡，既然他牵挂着山里的乡亲们，既然他崇敬着像太阳一般照耀着大山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既然他生在中国邮政史上马班邮路的“绝唱”之年，那就上路吧！一个心怀使命的人，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一种“心”的冶炼，他在这冶炼中锻铸了最壮美的词句——“忠诚”

王顺友爱看电影，特别爱看关于英雄的电影，他说，这是父亲给他的遗传。父亲年轻时参加过“剿匪”，打仗不怕死，常教导儿子不要向任何敌人投降。当王顺友第一次在电影《英雄儿女》中看到那个高喊“向我开炮”的王成时，便敬佩上了他。“王成和我一个姓，他不怕死，为了党，命都敢丢。现在没有打仗的机会了，把信送好就是为党做事。”

1988年7月的一天，王顺友往倮波乡送邮件，来到雅砻江边，当时江面上还没有桥，只有一条溜索。他像往常一样先把马寄养在江边一户人家，然后自己背上邮包，把绳索捆在腰上，搭上滑钩，向雅砻江对面滑去。快滑到对岸时，突然他身上挂在索道上的绳子断裂了，他大叫一声，从两米多高的空中狠狠地摔下去，万幸，落在了沙滩上，但邮包却被甩进江里，顺水漂去。王顺友疯了一般，不识水性的他抓起一根树枝就跳进了齐腰深的江水中，拼命地打捞邮包，等他手忙脚乱地把邮包拖上岸后，人一下子瘫倒了。岸上有人看到这惊险的一幕，连说他傻，为了一个邮包，命都不要了。他说：“邮包比我的命金贵，因为那里面装的都是政府和乡亲的事！”

2000年7月一天的傍晚，他翻越察尔瓦山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两个劫匪，嚎叫着要他把钱和东西都交出来。他本能地向前跨出一步，用身体护住了驮在马背上的邮包，大声喝道：“我是乡邮员，是为党和政府服务的，是为乡亲们送信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说着，他抽出随身携带的柴刀，死死地盯着劫匪。两个劫匪一时竟被这个一身正气的乡邮员吓呆了。趁他们出神的空当，王顺友疾步上马，冲了过去。事后有人送他一个绰号“王大胆”，他说：“其实我心里也怕得很，是这身邮政制服给我壮了胆。”

这身邮政制服给予王顺友的何止是胆？它给了他一个马班邮路乡邮员的最高品质——忠诚。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忠诚洒满了他邮路上的每一步。

1995年的一个秋天，王顺友牵着马走过雅砻江上刚刚修建起的吊桥，来到了一个叫“九十九道拐”的地方。这条由马帮踩出的羊肠小道陡峭地盘旋在悬崖峭壁之间，走在这条路上，马的粪便可以直接落在后面的马和人身上，跟在后面的人只能看到前面马的尾巴，路的下面便是波涛汹涌的江水，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马摔下悬崖，掉入江中。

王顺友小心翼翼地跟在驮着邮件的马后边，一步一步地向前迈，眼看就要走出“九十九道拐”了。突然，一只山鸡飞出来，吓得马一个劲地乱踢乱跳，他急忙上前想拉住缰绳，谁知刚一接近，受惊的马抬起后脚便朝他蹬来，正蹬中他的肚子，一阵剧疼之后他倒在了地上，头上的汗水大颗大颗地往下落。

过了很久，受惊的马终于安静下来，它回头看着主人痛苦的样子，眼神变得悲哀而凄婉，用嘴一下一下不停地蹭着王顺友的脸。王顺友流泪了，他抬起手向马做了一个手势，告诉它不要难过，他不怪它。他忍着疼痛慢慢地站起来，牵上自己的伴儿，继续上路了。一路上疼痛不断加剧，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实在挺不住了，就倒在地上躺一会儿，就这样，坚持把这班邮件全部送完。

9天以后，他回到木里县城，肚子已经疼得受不了。邻居用拖拉机把他拉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大吃一惊：大肠已被踢伤，由于耽搁时间太久，发生严重的肠粘连。医生说，再晚些时间，命就没了。经医院全力抢救，王顺友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但他的大肠从此短了一截，留下终身残疾，肚子经常作痛。


我直截了当地问王顺友，有没有想过不干这份工作了，哪怕去打工。他认真地告诉我：“不可能。乡亲们需要我，他们等着我带给他们亲人的消息，乡政府盼着我带给他们党的声音。我做这个工作是给党和人民做事，有人喜欢我；如果我打工，只是个人挣钱，没人喜欢我。我只有为党和人民做事，心里才舒坦，好过。”

这个苗族汉子的话，句句都是从心窝里淌出来的。正是凭着这样一颗心，20年来，他没有误过一次邮班，没有丢失过一封邮件和一份报刊，投递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

“山若有情山亦老”。如果王顺友走过的邮路可以动情，那么，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道岭，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都将洒下如诗如歌的泪水，以敬仰这位人民的乡邮员，用20年虽九死而不悔的赤心，锻铸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最高贵的品质——“忠诚”。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一条连接党和人民的纽带，他就是高原上托起这纽带的脊梁
跟着王顺友一路跋涉，终于来到了他邮路上的第一个大站白碉乡。路边等候着一群乡亲，见到他，都围了上来。有人给他递茶，有人往他口袋里塞鸡蛋，还有一个乡亲竟抱来一只活生生的老母鸡捆到了他的马背上。王顺友像个远道回家的大孩子一样，高兴得牙龈都笑得露了出来。晚上，坐在一户乡亲家的小院里喝酥油茶，他对我讲：“每次走到乡上都是这样，乡亲们需要我，我也离不开他们。”

山里人交朋友是以心换心。他们对这位乡邮员的情意，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王顺友的一颗心。

1998年8月，木里县遭受百年罕见的暴雨和泥石流袭击，通往白碉乡的所有大路、小路全被冲毁，这个乡几乎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孤岛。按规定，这种情况王顺友可以不跑这趟邮班。但是，当他在邮件中发现了两封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便坐不住了。他清楚地知道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这两份通知书意味着什么。“我决不能耽搁娃儿们的前程！”他上路了。

王顺友是怎样拽着马尾巴连滚带爬地走到白碉乡，他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当年接到通知书的布依族女孩海旭燕和藏族女孩益争拉初的家人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当他们在连日的绝望中打开家门，看到一身水、一身泥、腿上流着血的王顺友，从怀里掏出那封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滴水未沾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全家都哭了。

现在，这两个女孩都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益争拉初的父亲王八金红着眼圈说：“咪桑是一个最忠诚的人，是我们这里离不开的人！”

王顺友的确是大山里离不开的人。因为他的付出，乡亲们更多地感受到了大山外面世界的温暖。

邮路上的深山里零零星星地散居着一户户人家，他们附近没有集镇，更没有邮局，王顺友就成了这条路上的“流动邮局”。20年中，他代收、代发信件和包裹不计其数。他走邮路的时候，总有一些乡亲拿着信件和包裹早早在路边守候着，请他代寄到外地。很多山里的人不知道邮寄信件和包裹是需要邮资的，每次王顺友都是一声不响地收下，回到县城后，再自己掏钱贴上邮票或付上邮费，把它们寄出去。

山里的居民，生活大都十分贫困，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常常仅仅是买些盐巴、茶叶，而就这点东西也得在大山里往返三四天才能买到。看到这些情景，王顺友心里很难过，便在每次跑邮路时，装上几包盐巴、茶叶和药，山里人谁需要了，他就递上一包。看到他们接过包包时脸上绽放出的笑容，心头便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好事做多了，乡亲们都说王顺友是雷锋。他说：“我比不上雷锋，但我要学雷锋。”

按照规定，乡邮员只要把信件送到每个乡的乡政府就算圆满完成任务。但王顺友总是坚持把信件直接送到农户。他说：“乡里的干部忙，没时间送信，让乡亲们跑老远的路到乡上来取信，我不忍心。我多走几步，大家都方便了。”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王顺友从木里走到白碉乡已经是第三天了，他的手上有一封寄给白碉乡呷咪坪村陶老五家的信，猜想可能是陶家十多年没有音信的女儿写来的。他放下乡里的报纸，水没顾得上喝一口，又上路了，在雪地里走了10多公里，把信交到了陶老五的手上。信果然是陶家女儿写来的，说她已经在外面结婚生子，还附了一张孩子的照片。陶家人喜极而泣，王顺友也高兴地流泪了。

1997年，从木里县城到白碉乡的公路全线贯通，乘车只需要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王顺友完全可以改道走公路直达白碉，既安全又省力。可他依然牵着马，翻山越岭步行两天到白碉。有人想不明白，说他傻。他却说：“不是我傻。如果改道，我是方便省力气了，可雪山下那些托我带信、带包裹的乡亲们就不方便了。所以，我还要继续走这条路！”

2004年秋天，国家组织的为老少边穷地区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的“健康快车”驶进木里。木里县残联的同志把通知书交到王顺友的手上，希望在“健康快车”离开木里之前能把它送到倮波乡，因为那里有因白内障而失明的老人。

当时王顺友正患胃痛，可他什么也没说，牵着马上路了。他几乎是一路急行军，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只要两条腿能动，他就不停歇地走。结果，7天的路，竟用4天赶到了。这时，他已经被病痛和过度的劳累折磨得不成样子，两手捂着胃，脸白得像纸，虚汗不停地往下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被送进了乡医院。

当天晚上，“健康快车”的消息传遍了倮波乡每一户人家，王顺友为送通知生病的消息也随之传开了。第二天一大早，乡亲们涌到了医院，一位双目失明的藏族老阿爸，拿着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让人搀扶着来到王顺友的病床前，拉着他的手，不停地抹泪，嘴里反复地念叨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一颗金子的心，换来的是金子的情。马班邮路沿途的乡亲们都把王顺友当成自家的亲人，每当他要来的日子，许多人家就会等在路边，拉他到家里喝茶吃饭，走时，他的口袋里会塞满鸡蛋、核桃、水果等各种好吃的东西。

2003年冬天，王顺友送邮途中胃病犯了，躺倒在倮波乡一户叫邱拉坡的人家。他歇了半天，坚持要继续上路。邱拉坡劝阻无效，又放心不下，于是就把手头上的活交代给家人，陪着生病的王顺友一起上了路，走了整整6天，直到把邮件送完，又把王顺友送回木里家中。

王顺友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来自于他的工作。尽管他长年一个人默默地行走，但是他的胸膛间却激荡着大山内外的心声；尽管他身躯矮小，但是他却在党和人民之间托起了一条血脉相连的纽带；尽管他朴实如石，但是他又挺立如山。他就像高原上的一道脊梁，用无声的力量实践了自己心中一个朴素的信念：为党和政府做事了不起，为人民做事了不起！
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记优秀共产党员、木里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下篇）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田刚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一个人的长征，这条长征路上凝结着他全家人崇高的奉献

一提到家，王顺友总是说：“我有三个家，一个在山上，一个在路上，一个在江边。”

江边的家是他住在雅砻江边白碉乡老家的父母的家。这个家厚载着对他的养育之恩，他本当在父母的膝前尽忠尽孝，然而，老父亲在把马缰绳交给他的那一天告诉他：“你只有为政府和乡亲们把这件事做好了，做到底，才是我的好儿子！”一句话，交给了他如山的使命，也让他永远地负了一份做儿子的心债：是他的弟弟们在替他这个长子孝敬着老人，最疼他的老母亲活着没有得到他一天的照料，临病逝前，喊着他的名字，见不到他的身影。那一刻，他正在邮路上翻越雪山。从此，顶着蓝天的雪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山上的家是他和妻子儿女在木里城外一个叫绿音塘的山腰间建起的清贫小窝。他和妻子韩萨结婚那年，也正是他从父亲的手里接过马缰绳的那年。他们结婚20年，他在邮路上跑了20年，20年算下来在家的日子不到两年。三亩地，三头牛，十几只羊，四间土坯房，一双儿女——这个家全部是由妻子一个人苦苦撑起来的。韩萨说她自己是“进门门里没人，出门门外没人”，想得太苦了就拿出丈夫的照片看看。由于操劳过度，她的身体很坏，长年生病。而这样的时刻，王顺友总是在路上。

有一次，韩萨病了，因为没有钱，去不了医院。当时儿子在学校，女儿去了亲戚家，她只好一个人躺在家里苦熬着。不知道熬了几天几夜，当王顺友从邮路上回来时，她已经说不出话来，望着丈夫，只有眼泪一股股地往下流。王顺友向单位的工会借了1000元钱，把妻子送进了医院，服侍了她3天。3天后，妻子出院，他又要上路了。握着韩萨的手，他心头流泪，轻轻说：“人家还等我送信呢！”善良的女人点点头。

这样的记忆，又何止一次两次。那一次，是邻居发现了几天不吃不喝、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的韩萨，撒腿跑了两个多小时，赶到县邮政局报信，才保住了她一条命。而那时，王顺友离家还有3天的路程。

有人曾问韩萨，想不想让王顺友继续跑邮路？她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只要他天天在家，哪怕什么活也不干，我也高兴。可他送信送了20年，你要让他不送，他会受不了的。邮路是他的命，家是他的心哪！”

韩萨真的是最懂得王顺友的女人，这个家的确是他放不下的心。他有一本发了黄的皱巴巴的学生作业本，每一页上面都记满了他在邮路上唱的山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相思相盼的情歌。他说：“那是唱给韩萨的。”说这话时，他眼里有泪。

高山起云遮住山，

马尾缠住钓鱼竿，

藤儿缠住青岗树，

哥心缠住你心肝。

獐子下山山重山，

岩间烧火不见烟，

三天不见你的面，

当得不见几十天。

优美哀婉的歌词里，蕴满了多少离别之苦。

幸福因为稀少而珍贵。王顺友对家人的每一点细微处，都流淌着这个情重意重的苗族汉子的挚爱。邮路上乡亲们塞给他的好吃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果子，一颗糖，他从来舍不得吃一口，总是带回家，让妻子儿女品尝；每一趟出门，他总是把家里的事一件件安排好，把妻子要吃的药一片一片地数好，包好，千叮咛，万嘱咐。他对记者说：“每次从邮路上回来，当老远能看见半山腰的家时，心里就开始慌得不得了啦，巴不得一纵身就跳到家里，剩下的两小时的路，几乎是一路小跑……”

扁担挑水两头搁，顾得了一头，顾不了另一头。王顺友对家人的愧疚或许是他一辈子都无法释怀的。他说：“马班邮路总得有人去走，就像当年为了革命胜利总得有人去牺牲。为了能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为了能让更多的乡亲们高兴，我这个小家舍了！”小家舍了，路上的家却让他付出了几乎生命的全部。在这个家，马是他的最爱。他说：“这么多年，跟我度过最苦、最难、最多的日子都是马，我跟我妻子儿女在一起的日子还没有跟马在一起的多，我心里所有的话都跟马说过！”

20年里，王顺友先后有过30多匹马，他能说得出每一匹马的脾气性格，还都给他们起了好听的名字。其中有一匹叫青龙的马，一身雪白，跟上他的时候只有5岁，一直伴他走了13年。这匹特别有灵气的马，能记得王顺友在邮路上每一处习惯休息的地方，每当天色渐晚，看到主人因疲倦而放慢了脚步时，它就会用嘴咬咬他的肩头，意思是说快点走。然后，便会独自快步向前走去，等王顺友赶到休息的地方时，它早已安静地等候在那里了。

让王顺友最为刻骨铭心的是，这匹马救过他的命。

2005年1月6日，王顺友在倮波乡送完邮件后往回返，当他牵着马走到雅砻江边直奔吊桥时，不知怎的，青龙四个蹄子蹬地不肯走了。仅差十几米远，王顺友看到一队马帮上了吊桥，他想同他们搭个伴，便大声喊：“等一等……”可他的青龙一步不动。正当他急得又拉又扯时，一个景象让他惊呆了：吊桥一侧手臂粗的钢缆突然断裂，桥身瞬间翻成九十度，走在桥上的3个人、6匹马全部掉到江中，转眼间就被打着漩涡的江水吞没了。半天，他才回过神来，抱住他的青龙哭了。

这匹马现在已经18岁，他把它寄养在了一个农户家，隔上一些日子就会去看看。他说，平原上的马一般寿命30年，而天天走山路的马只能活20年。像青龙这样的好马，他还有过几匹，但有的老了，有的伤了，也有的已经死了。县上和省里的电视台拍了不少他和马在邮路上片子，他从来不看。因为一看到他的那些马，心头就会流泪。20年里，他给了马太多的爱。

在他每个月拿到手的800多元工资中，光买马料就要贴上200元。尽管单位每月发的70元马料费够吃草，可他还要给马吃很多苞谷。他常说，马只有吃得好，身上才有力气，走路才走得凶。

邮路上，即使走得再苦，他从来舍不得骑马，甚至当看到马太累时，他会把邮包从马背上卸下来，扛在自己身上。

马给了王顺友太多的安慰。

他最愿看的电视节目是赛马；他最愿去的地方是马市；他最感激的人是北京密云邮政局职工哈东梅和凉山州委书记吴靖平，还有几位他叫不出名字的捐赠者，他现在的两匹马就是他们送的。记得他第一次接过吴书记送的那匹马时，来不及说一句感谢的话，一把拉过马头，双手扳开马嘴看牙口，连声道：“好马！好马！”说完就流泪了。因为他没有想到，20年，他只是干了自己应该干的事，却得到了这样贴心的鼓励。他说：“只要能走得动，我就一直走下去！”

真的无法想象没有马的日子王顺友该怎么过。前不久，他作为全国劳模去北京开会的那几天，每天晚上躺在宾馆松软的床上，就是睡不好。他说，和马在一起睡惯了，有马在，心头就安稳，没马在，心头空落落的，即使眯一会儿，又梦见自己牵着马走邮路。

三个家，三重情，三份爱。王顺友因它们而流泪，也因它们而歌唱；因它们而痛苦，也因它们而幸福。有人问，这三个家哪个最重要？他说：“哪个都放不下。”放不下，是因为连得紧。三个家，家家都连着同一颗心，一颗为了马班邮路而燃烧的心！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高原上的彩虹，他就是绘织成这彩虹的索玛

王顺友牵着马一步一步专注地走着，从后面望过去，他的背驼得很厉害。

在一般的工作岗位上，40岁正是一个黄金年龄，但对马班邮路上的乡邮员来说，40岁已经老了。和其他的乡邮员一样，王顺友患有风湿，头痛，胃痛等各种病症，另外，他还患有癫痫病，现在每天要靠吃药控制病情。

这位在木里的马班邮路上走得年头最长的人，还能走多远呢？

他说：“走到走不动为止。”

记者问：“如果让你重新做一次选择，还会走马班邮路吗？”

“那不会变。”

“为什么？”

“马班邮路把我这一辈子的心打开了，为党和政府做事，为乡亲们做事，让我活得舒坦，敞亮！也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大山里是个少不得的人呢！”

“在一般人看来，一个牵着马送信的人能有多重要？”

“我们木里山太大，太穷，没有邮路，乡亲们就会觉得心头孤独了。现在我们有十几条马班邮路，十几个乡邮员，每个人跑一条路，不起眼，可所有这些路加起来，就把乡亲们和山外面的世界连在一起了，就把党与政府和木里连在一起了！”

记者的心被一种热辣辣的东西涨得满满的。

5月的凉山，漫山遍野盛开着一片一片火红的花儿，如彩虹洒落在高原，恣意烂漫。同行的一位藏族朋友告诉记者，这种花儿叫索玛，它只生长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原，矮小，根深，生命力极强，即使到了冬天，花儿没了，它紫红的枝干在太阳的照耀下，依然会像炭火一样通红。

噢，索玛花儿……
《公仆本色———追记湖南省委原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培民同志》，作者：新华社记者朱玉、人民日报记者　董宏君；编辑：吴恒权、马利；原载《人民日报》2002年10月14日；获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特等奖。
公仆本色
——追记湖南省委原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培民同志
　　2002年春节，一封特制的信寄到了湖南省委。一张剪裁过的红纸作为信纸，寄信人为它精心装饰了金边。
　　信中写道：“敬爱的首长，1990年你不辞劳苦亲自爬上了我们崇山峻岭上的苗寨视察，访贫问苦，你是第一个能深入到我们海拔1700米高山陡坡上的省委亲人……”
　　这封字迹不太工整的信发自湖南的西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米良乡叭仁村。
　　收信人：郑培民。
　　重任
　　1990年5月，湘潭市委书记郑培民被调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任州委书记。
　　湘潭和湘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湘潭是湖南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离省会长沙只有1小时车程；湘西，是全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去省城要坐14小时火车。去湘西工作，是只有硬肩膀才能挑起来的重担子。多年来，省委一直把湘西的脱贫致富放在突出位置。
　　领导与郑培民谈话。刚一谈起去艰苦地区工作的重要性，郑培民笑了：“请直说吧。”
　　调动的意向被和盘托出。准备做郑培民思想工作的话没有必要说了。
　　平级调动，又是“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十几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为他的痛快回答而敬佩。
　　郑培民一上任就问：“哪个村子最穷啊？”随后，就去了叭仁村。
　　“叭仁”是苗语，意思为山顶上。要到达这个三面悬崖一面山的村寨，首先要从湘西的首府坐车到乡里，然后，喘着粗气，手脚并用，徒步走上4个小时的12公里陡峭山路。苗族群众之所以十几年后还记得郑培民，是因为他是住过这里的最大的领导。在他之前，只有乡干部爬上过这个走起来累死人也吓死人的山头。
　　时隔多年，他在州干部大会上说过的8个字还像楔子一样钉在人们脑海里：来湘西“三生有幸”；在湘西“埋头苦干”。
　　郑培民接过前任的接力棒，率领全州干部群众继续围绕扶贫开发这根主线做文章。
　　湘西贫困。每逢青黄不接时，全州有三四成百姓断粮，政府不得不从外地调入大量返销粮。
　　自治州开始推行“双两大”地膜玉米新技术。这是一项弯着腰，在田中豆腐块大小方格周围摆两株苗的累活，郑培民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他带着机关干部下地，自己弯着腰在田里干活，给农民演示。1992年春，在田里示范劳作了几天的州委书记郑培民，一脚踩空，仰面摔下了三米多高的田坎，摔成了脑震荡。
　　书记的行动也是推行农业新技术的“科教示范”，从这一年起，全州的粮食开始自给。
　　学理工出身，又来自工业较发达的湘潭市，郑培民无疑比其他人更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理念，他看到的是湘西州未来10年后的发展前景。这个前景，又可能是当地干部群众在短期内不能理解的，这是考验郑培民耐心的过程。他用手比划过一个雁阵给干部们看：“大雁飞在天上，要有一个班长，就是领头雁。这个领头雁啊，不能飞得太快，脱离开雁阵，就起不到头雁的作用了；可也不能飞得太慢，混在雁阵里，就失去了头雁的作用。”
　　湘西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小水电，为自治州的发展起步奠定了基础。然而，小水电受着季节的制约，也制约着湘西的进一步发展。但在当时的观念和体制下，放弃了小水电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地方和一些部门的利益，因而阻力重重。郑培民这时起了“头雁”的作用，果断决策：引进大电网。
　　湘西州当时的湘泉酒厂，只是一个年上缴利税200多万元的小酒厂。郑培民在前任扩建湘泉酒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支持了这个酒厂的三期扩建。如今，壮大起来的湘泉酒厂已成为上市公司，自治州干部的工资中3元钱就有两元来自这个公司上缴的利税。
　　现在看来，郑培民十几年前在湘西做的，虽然没有把政绩摆在自治州首府的街面上，但却是为即将起飞的湘西州养壮身子骨，丰满羽翼而练的内功。这种打底子的事情，不太显山露水，但却是那种要咬紧牙关努力的沉重活计。
　　叭仁是个为水发愁的村庄。滴水贵如油，接济不上的时候，村民之间宁愿出借粮食，却不愿让邻居拎走一桶水。郑培民去调查后，政府为村子通了水，拉了电。村民们再不用走上8公里路，拎着重重的木桶，吃力地到山沟里去提水了。
　　两年多时间，郑培民跑遍了全州218个乡镇，住过30多个乡镇。这只是一个粗略到乡镇、尚不包括村寨的统计。除去在省里州里开会、办公需要的时间，在“开门见山”的湘西，这是一个没有喘息之机的数字。
　　妻子去湘西看他，一进屋，地上扔的是一双粘满泥巴的胶鞋，唯一一套出国时置办的西装，在柜子里已被虫子蛀满了洞。郑培民拦住要帮他刷鞋的妻子：天天都要穿，一出门，还是要粘泥的……
　　形象是干出来的。在湘西州委的选举中，郑培民全票当选州委委员，全票当选州委常委，全票当选州委书记。有的干部誉称他是“三个百分之百”，郑培民当即纠正说：“只有一个百分之百，那就是全州人民对共产党百分之百的信任和感情！”
　　火禾公路，这条在凤凰县地图上细得像根线的乡级公路，在火炉坪乡500多户群众的心中，大得像一片天。
　　修这条公路时，郑培民已经调到了省委，火炉坪乡依然是他的联系点。他领着技术人员，吃着缓解心脏病的药，晃晃悠悠地攀上悬崖峭壁去勘察。为这条路，郑培民十分少见地向自治州一个熟识的干部发了火：“你敢糊弄我？公路的配套资金为什么不到位？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十几公里的火禾公路打通了，是全州标准最高的乡级公路。山外的小贩开着车，直接停到山里人的门外，把一筐筐的猕猴桃搬上了车；高兴的苗族村民守着家门口卖西瓜，卖掉一个，就在西瓜上拍一下：“这是郑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火炉坪乡的苗族群众坚持要把剪彩的光荣留给郑培民，哪怕是为了郑培民繁忙的工作，把公路正式通车的日子一推再推。他们去年7月就写好了大红的标语，等着郑培民亲手把它们展开。他们想，郑书记虽然听不懂苗语，但是，老百姓欢天喜地的表情，他看得懂啊！
　　真情
　　在湖南，常常会听到人说：“培民书记是我的好朋友。培民书记像我的好兄长。”
　　说这话的人大都是普通百姓。该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和多么平等的关系，才能让他们自信地将一个省委副书记称为自己的朋友？
　　曾令超，一位司法干部，在一次维护社会治安的事件中受伤，双目失明，后来从事文学创作。他听说了兼任省残联名誉主席郑培民的名字，写信希望得到郑培民的题词。
　　犟犟的老曾打定主意只写一封信：如果郑培民不回信，那我也犯不上巴结他，管他是多大的官！
　　回信来了，曾家的电话也响了。
　　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里，郑培民详细询问了曾令超的各种情况。他怕在纸框子里摸索着记录的曾令超不方便，把自己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重复了三四遍。
　　最后，郑培民一定要等到曾令超放下电话后，自己才挂电话。老曾实在受不了这等“待遇”，坚持让郑书记先放电话，推来推去，还是老曾拗不过书记。以后，在他俩的交往中，这已成为习惯，也成了默契：每次，郑培民都要听到电话那边“咔嗒”一声，自己才轻轻挂上电话。
　　见了面，郑培民一把抱住了什么都看不见的曾令超：“你摸摸我，咱俩高矮胖瘦差不多！”他又摸摸曾令超脸上的伤疤：“阴天下雨会疼吗？”
　　热茶倒好，先放在一边。等到不烫了，郑培民才端到老曾手上，“现在可以喝了。”
　　湖南桃源县漳江镇有个川湘饭庄。说是饭庄，其实就是个灰头土脸的路边小店，小到只有两张桌子，走在路上一眨巴眼就可以略过它。郑培民偏偏与这家饭店的老板李德胜成了朋友。
　　李德胜身有残疾，虽为“老板”，日子仍显艰难。每次往来湘西州与长沙，只要是坐汽车，郑培民一行人准会到李老板的“鸡毛小店”吃饭。每次，郑培民都要从包里扯出一条特意带来的香烟：“给，拿着抽！”李老板也有礼物回赠：自家做的酸萝卜泡菜。
　　就是当上了省里的领导，只要路过，郑培民的笑脸还是不改，照样交钱吃饭。
　　其实，李德胜的小饭馆所处的位置并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饭菜手艺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郑培民的秘书、司机都明白，培民书记用这种办法既可了解民情，又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也照顾了李德胜一家的生计。可郑培民却又从不说破，他顾及的是残疾人既要养家糊口，又不轻易受人施舍的尊严。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这句话出自郑培民的心。即使当了大干部，郑培民还是像一棵永远不会离开大地的大树，枝桠扬得越高，根往泥土里扎得越深，他的根系牢牢地扎在“人民”二字上。
　　凡是群众写给他的信，郑培民总是坚持自己拆看。下农村，郑培民要到农民家去，掀开锅盖，瞧瞧吃的什么饭；看看猪圈牛栏的家畜，撩开蚊帐摸摸农民床上的被褥。郑书记还爱在农民家吃饭，筷子直奔油辣的农家菜，粗糙的饭食也嚼得津津有味。有时，他还会宿在农家。这个住宿的人家他会留意选一下。在湘西州永顺县高坪乡雨龙村，他每次去那儿，都住在一户孤寡老人家。郑培民心里明白，农村的孤老，没有子女照顾，精神上孤寂，有时也难免被不懂事的乡邻欺负，他要用自己的行动，为孤寡老人带来精神上的支持和尊重。
　　郑培民是个心细的人。他回湘西，有两件事必须做———陪老同志吃一顿饭，打一次扑克；他下乡，在乡镇和农民家吃饭，一定会把饭钱交上———“老百姓生活得不容易！”
　　一次，走进火炉坪村，郑培民发现一位老人在远处招手，村干部向他解释，这是村里的五保户，80多岁了，没见过省里的大干部，想看得清楚一些。
　　“那好，我和老人照张像，让老人家看个够！”郑培民笑着走了过去。
　　一天晚上，工作结束得早，郑培民兴致颇高，“走啊，咱们也去尝尝夜宵！”
　　趁司机停车，郑培民站在夜宵店门口，与摆槟榔摊的小贩聊起来。小贩告诉他，自己是下岗职工，父亲得了癌症，一天摆摊下来赚的钱刚刚可以供一家人糊口。
　　郑培民心里难受极了。他转身离开，“你看人家生活得多艰难！这夜宵怎么吃得下去！”
　　对郑培民来说，他与普通的百姓，压根是长在一起的，他的心为他们而快乐，为他们而疼痛。
　　砥柱
　　1998年，惊涛骇浪挑战常德。
　　湖南常德市安乡县，身受长江和澧水、沅水三大水系夹击，临洪大堤长达400公里，是历史悠久的“洪水走廊”。
　　1998年7月24日晚，安乡县安造垸溃垸。这个垸子里，有县城和5个乡镇、一个农场，共18万人，其中3/4的人口和财产，集中在安乡县城。如果县城不保，那么汹涌而来的洪水可以一直淹到三楼。当时的安乡县城，电力中断，一片漆黑，老百姓几乎都搬空了，就是没有离开家园的人，也搬到了相对安全的顶楼上。
　　正当人们惶惶不安，没有主心骨的时候，郑培民来了。他不是象征性地点个卯就走，而是安营扎寨，住进了黑洞洞的县委招待所。“指挥抗洪的省委副书记和百姓一起住进了‘水围子’”。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悬着的心，咕咚一声落了地。
　　身为省委领导的郑培民十分清楚这个时候冲上前线、指挥抗洪的分量。他多年来对水利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对战胜洪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郑培民在安乡指挥了三大战役：赶在洪水扑到之前，抢修了一条11公里的隔堤，保住了安乡县城；指挥堵塞书院洲溃口，用血肉之躯扼住了洪水之喉；湖北境内的黄金大垸溃决后，统帅抗洪大军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北大堤保卫战，拒千里洪峰于湖南重镇常德市之外……
　　就着堤外滚滚洪水，郑培民坐在堤上，吃着盒饭，静静地度过了自己的55岁生日。
　　雨过天晴，骄阳似火。居住在大堤上的4万灾民头顶烈日，衣食不足，缺少清洁的饮用水和药品，眼看疾病就要在大堤上流行。
　　路过大堤的郑培民告诉司机“绕道走”———他不忍看着灾民们一边让太阳晒着，一边还呼吸着他的车扬起的灰尘。但郑培民的心却没有绕着走，他拍板，要在3天的时间内，把几万灾民转移到可以吃上饭、喝上水的垸子里去。
　　命令一下，故土难离的灾民们落着泪，望着只露出屋顶的家园，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土地。指挥部及时调来育苗的蔬菜种子，衣食无忧后，灾民用最快速度恢复了生活和生产。
　　接着，开展防疫工作的省医疗队来了，帐篷学校搭起来了。堤外洪水滔滔，堤上书声琅琅，帐篷顶上，红旗飘飘。
水灾过后，郑培民提出，让老百姓从水窝子里搬出来，住到山上去。
　　中央提出移民建镇后，郑培民从方案到资金的落实都一一过问。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那是中央给农民的钱，不许坑农民的钱！
　　地方同志向郑培民表示，在抗洪中，当地政府连书记的生活也无法照顾，心里十分歉意，最后想送点礼物表示一下。
　　一句很重的话从素来温和的郑培民嘴里扔出来：“老百姓遭了那么大的灾，你们还要表示什么？！”
　　抗洪期间，郑培民平均一天只睡两个小时，情况紧急时甚至还要冲上去搬麻袋抢险，这对他这样一个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省委领导也牵挂着他的身体，下命令：每天要保证郑培民吃上两个鸡蛋！
　　然而，郑培民关心的还是他人。听说一位同志因为血压高住进医院了，他连忙去看望。
　　从医院出来，知道郑培民病情的同志心里酸酸的：人家低压高到了95就可以休息了，可低压已经升到105的郑书记，却天天还要在夜里两三点钟到大堤上查管涌！
　　郑培民深知身体的重要性，他说过，“身体是1，政绩、家庭、知识等是1后面的0，0越多，成绩越大，但没有了1，再多的0都是0”。但个人的身家幸福怎么能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相比？受命于危急之刻，面对重于泰山的责任，他已经做好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准备。
　　郑培民在大堤上，整整呆了60多天，400公里的长堤在他脚下踏过不止一遍。回到家里，掉了10多公斤肉的郑培民对妻子说了实话：“这次抗洪，是对我生命极限的挑战！”
　　其实，平时的郑培民不属于那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型的领导，哪怕是创新和开拓性的工作，他也是稳稳当当、扎扎实实地去做，从来不搞轰动效应。
　　郑培民曾经分管过湖南省的教育。搞减轻学生的负担，他去翻学生们的书包，看哪一种教材是必需的，哪些是额外负担。
　　全省中小学布局调整，郑培民亲自调查了两个月，走访了40多人，然后才做决定。他说：“稳健决策，决不能留下后遗症，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决策正确，是造福百姓；否则，是造祸百姓。”
　　正因为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在郑培民分管期间，湖南的基础教育工作更上层楼，全省教师的住房条件大大改善，素质教育的“汨罗经验”推广到全国；湖南广播电视节目在全国早早地上了卫星，无论是思路，还是行动，都走在全国同行的前面。
　　分管干部工作时，郑培民跟干部说话，不是暴风骤雨，而是春风化雨。和他有过接触的干部都反映，郑培民不居功，不诿过，敢于承担责任；他当面敢于批评人，背后却保护人；他表里如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他手下工作，觉得安全、踏实……
　　谈到自己曾经的副手郑培民，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很有感触：“一个领导干部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能做到有口皆碑，很不容易！”
　　考验
　　比起普通百姓，领导干部会更多地面对诱惑和考验。在领导岗位上真正做到固守操守，承受考验，比常人更难。
　　“考验”二字，力重千钧。
　　几年前，省委副书记郑培民的家蒙受了一次小偷的“考验”。两个小偷撬门进入没有装防盗门的郑家，把所有的抽屉全倒出来，连柜子里的衣服全都抖出来捏过了，也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翻腾到最后，他们只从郑家偷了4000元现钱和两条烟。
　　这4000元钱是郑培民女儿出差尚未来得及归还的公款。
　　几个月后，盗窃案告破，小偷的坦白与郑家报案的数字，完全吻合。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在老百姓眼里，郑培民就是个在廉政问题上一辈子干干净净、只做好事的人。
　　对于下级单位送的礼物，郑培民从来是能拒就拒，自己拒不了就让秘书去退。
　　集邮，可说是郑培民唯一的爱好。就是这个爱好，他也绝对保密，生怕有人投其所好。
　　无论是调离湘潭还是调离湘西，不喜张扬的郑培民总是挑选在早晨未上班之时悄悄离去，而且事先不告诉周围人，他不想惊扰大家，也怕可能送来的人情礼。
　　郑培民记日记的习惯是大学时养成的。走上领导岗位，这个一日三省其身的习惯细分为备忘录、工作笔记和日记。他收到的每一笔稿费，数额、收到的时间及发放单位都在工作笔记上有详细记录，稿费的出路只有一个：交秘书登记收存。
　　这是郑培民在湘西州工作时的一段日记：“这次回湘潭度春节，我谢绝了办公室派车送我的盛情，同时谢绝了办公室要为我报销路费的好意。坚持自费返家，往返火车票近80元，自己掏腰包。有人讲我太板，我想，宁肯自己吃亏，对自己严格要求，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做到的。”
　　还是一段日记：“在吉首给两个孩子分别订做了一件羽绒上衣，这是我给孩子们买东西中最大的一次，计247.61元。不占企业的一点便宜。”
　　从20世纪80年代起，郑培民就先后担任市委书记、州委书记、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又曾长期分管全省农业、文教、政法和党群工作，可谓位高权重。但他总强调，“情浓钱淡，永葆清白”，“君子之交淡如水”。
　　郑培民偶尔也会收下极少一部分礼物。但送礼物者必须符合两个前提，一是极为熟识的亲友，如同亲人一般的老部下、老同事；二是正常的人情往来，而不是有事求他而送礼。
　　今年春节，他十几年前的老秘书去看他，送的礼物是一篓水果和两桶瓜子，郑培民高兴地收下了，但转身又拎出两瓶酒，价值远高于送来的东西：“把这个拿去！”
　　“对待身外之物，要铁石心肠。”郑培民写得清楚，做得更明白。
　　家风
　　“手拉手，户外走，说说话，散散心，情切切，意绵绵，身体好，永相伴。”与妻子的一次散步，被郑培民在日记中诗意地记录下来。
　　他的家，是尽人皆知的美满家庭，郑培民很爱他的妻子和儿女。只是他从不用手中的职权来表达这份感情，他深知，权力是人民给的，是为人民做事的。
　　几十年中，郑培民的职位一直在变动，而他的妻子杨力求的工作单位只变动过一次，就是从湘潭市新华书店调到了省新华书店，职务仍然是一名普通职工。
　　调到长沙后，杨力求上班要走上40多分钟。她不会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也不方便，多年来，她一直走路上下班。郑培民托人为妻子买鞋，指明买那种柔软的、平底粘胶的鞋子，他要让妻子在风吹雨打的路上，走得舒服一些。但这个有情有意的丈夫却从不让妻子搭他的顺路车。
　　妻子敬重郑培民的为人，更注重维护丈夫的形象。杨力求有个“三不”：不帮人向郑培民带任何信，不传口信，不接受任何礼品。他们的儿子说：“在廉政问题上，爸爸把前门，妈妈守后门。”
　　郑培民的日记，折射出“后门”的坚固：“某某同志来家，我不在家，请我爱人转给我一封推荐信，并送了5000元，讲请力求旅游用。力求当即指出，这是送‘错误’给我们，绝对不能收。”
　　郑培民的儿子曾经有过被爸爸从车上赶下来的经历。他在湘潭大学读书时，有一次爸爸从长沙去六七十公里外的湘潭开会，正在家中休假的孩子，便想搭便车去学校。谁知郑培民一上车，看到已坐在车里的儿子，立即严辞厉色、毫不留情地把孩子从车上轰了下来。
　　郑培民曾这样鼓励自己的孩子读书上进，“与其我留给你们财富，不如给你们留下创造财富的能力。读书，就是创造财富的能力！”
　　孩子长大成人，每次出远门，郑培民从来不多说什么，他只是弯下胖胖的腰身，默默地帮儿女一件一件叠衣服，再一件一件放在箱子里。
　　只有一次郑培民的话很多，那是儿子代表大学生去台湾参加交流活动前：
　　“多给大家讲讲湖南吧！湖南的特点是三乡一地。鱼米之乡，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刘筠教授培育的湘云鲫是突出的代表；还是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之乡；一地，是旅游胜地，张家界、凤凰古城中外闻名！”
　　“湖南人会读书，‘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会种粮，还是古人的话，‘湖广熟，天下足’嘛！会打仗，从来就是无湘不成军！”
　　“湖南人有先忧后乐精神，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写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人有求索精神，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湖南人有牺牲精神，谭嗣同有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湖南人还有敢于革命的精神，毛主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多么豪迈！多有气势！”
　　……
　　郑培民做成的文化与精神的盛宴，足以使儿子品味一生。
　　呼唤
　　至今，谁都不忍告诉湘西凤凰县叭仁村的村民们，他们用金边框着的新春祝福，郑书记没有看到。当秘书含着眼泪打开它时，百姓爱戴的培民书记，已与他们天人永隔。
　　今年3月11日，郑培民被抽调到北京参加中央干部考察组，工作中，急性心肌梗塞突发。
　　连郑培民自己都不会相信，困扰了他多年的病魔，一转眼就会变成死神。在赶往北京医院的路上，他已无力地倒在秘书肩膀上，嘴里还在嘱咐司机，“别闯红灯”。
　　谁想得到，一棵生命的大树就这样倒下！
　　郑培民记了40多年的日记，终止在他去世的那一天。就在前一天，他还在电话中叮嘱妻子：“你也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也不是个铁砣，要注意一下身体。”临挂电话时，郑培民轻松地对妻子说：“别惦记我，愿你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可是，一贯为别人着想的培民书记，你可知道，你的离去，让多少人彻夜难眠，多少人泪飞如雨！他们怎么能有一个好心情！
　　湘潭市的老部下们最后一次看到你是今年春节。这次回湘潭拜年，你一反往常，从汽车里拿出几件礼物，在场的几个老部下人人有份。
　　回想此情此景，老部下们泪眼模糊了。培民书记呀，你是在向我们告别吗？要是工作没做好，你可以批评我们，你不能一甩手就走，而且一去不回头啊！
　　培民书记，你春节时看望知识分子，送去的花儿还没谢呢；苗族群众为你编的苗歌，他们准备了上千首，你还没听呢；叭仁村，那个一直系在你心尖尖上的湘西山村，通向它的盘山路快要修好了，还有火禾公路，这是两条让你操碎了心的路啊，还没有印过你的脚印呢，你怎么就走了？
　　培民书记，湘西凤凰县安坪村小学校的桌椅做成了，窗子安上玻璃，再不用稻草堵窗户了；安坪村山上一片绿色，再也不用砍树换钱了；火炉坪的张来富，那个你去看望过4次，送钱送母羊送蚊帐的中年男人，他和他的妻子正想告诉你，他们家盖了新房，买了彩电，5只母羊变成了20多只的羊群，他们的日子已经过得和别人一样好了。
　　这不就是你希望的吗？不就是你一直拼命工作的目标吗？灯红酒绿不迷眼，不义之财不伸手，在这样的自律下，你所期望的，不就是这样的报答吗？
　　东北大平原生育了你，三湘四水养育了你。尽管你生前低调宣传，但是，你做过的一切，党和人民都记在心里！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和近千人为你送行；在长沙，上千人涌到机场去等你；多少群众围在你省委大院的家门外，痛哭失声！他们想你呀，他们要再看看你！
　　听说你去世，火禾公路指挥部的8个成员坐在一起，两个小时，不闻人语，只闻人泣；听说你去世，你的扶贫点———湘西凤凰县安坪村，全村的男女老少汇聚在你站过的地坪上追悼你，百姓的泪和湘西的雨交织！
　　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啊，天若无情，为什么让你这样的好人来到人间？天若有情，为什么天不假寿，让你过早地离开人间！
　　湘西的老百姓要自己出路费，到北京和长沙来送你，他们是硬让州委和县委给劝回去的！当记者在凤凰县的几个村寨提到你的名字，老百姓的笑脸立即转为了抽泣，继而变成放声大哭！
　　哪里有比人民口头流传得更久的历史？哪里有比百姓心头更坚固的丰碑？你活得辛苦而操劳，你活得清白而坦荡，但你活得值啊，你离人们越远，人们觉得你越亲；你离这世界越远，百姓觉得你越真！你留给了人民一个共产党人无愧于天地、无愧于黎民的身影！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你去了以后，组织上派人整理你的办公室，清理出来的，只有一本本的工作笔记。上善若水。你的生前身后，都透明如水，洁净如水，经得起任何形式的翻检！
　　倒下的郑培民，擎起来的是精神上的火炬。你经常念叨的四句话：“大浪淘沙，警钟长鸣，不忘宗旨，永葆本色”，已经变成了你的精神遗产，时时地被人们享用着。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描述你，不需要更多的词藻雕琢你，郑培民，你让人们记住了：天地之间，曾经有过这样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作者：何平、朱幼棣、陈雁、陈维伟、魏武、王世亮；编辑：郭超人、张万象；新华社1995年4月6日；获第六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也许，岁月能改变山河，但历史将不断证明，有一种精神永远不会失落。崇高、忠诚和无私，将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绝不会忘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人格，他的情操，使千万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他，就是原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西藏高原。
两次进藏，历时十载。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生的选择中，他的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
１９９３年４月４日，孔繁森告别拉萨赴阿里上任。
越野车载着他，向西急驶而去。车窗外，油画般的高原景色一幕幕掠过：清澈的拉萨河，奔腾的雅鲁藏布江，高耸的雪山，明镜般的湖水……孔繁森热爱西藏的山山水水，但此时却顾不上欣赏这高原美景。伸向远方的莽莽苍苍的路，多么像人生之路。回顾过去的路，思谋未来的路，他的心早已飞向了阿里。
孔繁森先后两次进藏，这时已在高原工作６年。按说，他现在应该东进返乡。然而，他却接受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驱车向西，奔赴自然条件更恶劣的地区，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
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候恶劣，而阿里又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那里平均海拔４５００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最低气温零下４０多摄氏度。民主改革前，野蛮的封建农奴制严重束缚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藏族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长期处于原始状态。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阿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当地的经济发展仍比其他地区缓慢，群众生活仍比较贫困。那里更需要像孔繁森这样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自治区领导同志征求孔繁森的意见时，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
像这样的工作调动，孔繁森经历过多次。每一次，他都把党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唯一选择。
孔繁森１９４４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１９７９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他并非不知道西藏天高地远，并非不知道那里生活艰苦，并非不知道远离家乡和亲人意味着什么。但他更清楚地知道，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党的召唤。
从踏上西藏高原那天起，孔繁森就暗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这块神圣的土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孔繁森进藏本来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报到后，区党委见他年轻体壮、意气风发，决定改派他到海拔４７００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征询他的意见，回答仍很痛快：“我年纪轻，没问题，大不了多喘几口粗气。”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为了在农牧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他亲自到一个乡试点，又把经验在全县推广。在岗巴３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他骑马下乡，从马背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当地的藏族群众抬着他走了３０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很多藏族群众守护在身边。１９８１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离开岗巴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含泪为他送行。
在西藏工作３年，孔繁森深深爱上了这片壮丽、神奇的高原，深深爱上了这里的藏族人民。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当地群众要求改变贫穷面貌的迫切愿望。回到山东后，他曾表示：“我这条命，是藏族老百姓给捡回来的。如果有机会，我愿再次踏上那片令人终生难忘的土地，去工作，去奋斗！”
光阴似箭。１９８８年，工作几经调动的孔繁森已担任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这时，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摆在他面前。
这一年，山东省在选派进藏干部时，认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便准备让他带队。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还是那句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其实，孔繁森心里很清楚，家里确有不少困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年近九旬的老母，生活已不能自理；三个孩子尚未成年，需要有人照看；妻子动过几次大手术，体弱多病。自己一走，全家的生活重担又要压在妻子一人肩上。他不会忘记第一次进藏时家里的情景，里里外外都是妻子操劳。有一次，她去刨地瓜，五岁的儿子没人照看，掉进地窖里爬不上来……孔繁森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
一天，孔繁森对妻子王庆芝说：“我带你和孩子们到北京玩几天吧！”妻子感到很奇怪：别说是去北京，就是在聊城，繁森也从来没闲空陪自己和孩子们出过门，这一次是怎么了？带着疑惑的心情，王庆芝和孩子们跟着他到了北京，游览了天安门和长城。途中，孔繁森话里有话地对妻子说：“到了北京，就等于走遍了全国。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就像到北京一样，你和孩子们别牵挂。”听了这番话，王庆芝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从北京回到聊城后，孔繁森一直在想怎样对妻子开口。一天夜里，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庆芝，组织上又安排我进藏了……”话还没说完，王庆芝的眼泪已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看着妻子难过的样子，孔繁森的心里也一阵阵发酸。他动情地说：
“庆芝，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等从西藏回来，我一定会加倍地补偿。”
“你就放心去吧”，王庆芝抽泣着说，“一个人出门在外，好好保重身子。”在那些日子里，王庆芝一边为丈夫收拾行装，一边悄悄地抹泪。要走了，孔繁森默默地站在母亲面前，用手轻轻梳理着母亲那稀疏的白发，然后贴在老人的耳朵旁，声音颤抖地说：
“娘，儿又要出远门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翻好几座山，过好多条河。”
“不去不行吗？”年迈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舍不得地问。
“不行啊，娘，咱是党的人。”孔繁森的声音哽咽了。
“那就去吧，公家的事误了不行。多带些衣服、干粮，路上可别喝冷水……”
想到也许这是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孔繁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扑通”跪在母亲面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磕了一个头。
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党的事业，孔繁森把对家乡、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１９８８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职期间，他跑遍了全市８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虑。１９９１年，一次车祸把他摔成了严重的脑震荡，颅骨骨折，高烧昏迷。住院治疗期间，一天，他得知一所学校发生了问题时，便不顾高烧未退、眼睛充血，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现场处理。在他和全市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４５％提高到８０％。这一次，听说孔繁森要延长在藏时间到阿里工作，有的同志劝他：你是山东的干部，已经先后两次进藏，该吃的苦也吃了。凭你的政绩和能力，回去一定可以干得更好、进步得更快。听了这话，孔繁森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怎么能说我是山东的干部呢？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党的干部。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需要我们为之去拚搏、奋斗、付出，否则，就有愧于党，有愧于群众。”
从拉萨到阿里地委、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将近２０００公里坎坷不平的路程。孔繁森离开拉萨两天后，进入阿里地区措勤县境。藏北大草原那雄浑、壮美的景色展现在他面前：远方，绵延起伏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壮丽，广袤无垠的草原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天际。近旁，一座座用石块垒成的玛尼堆披挂着祈祷吉祥的五彩经幡，一堆堆高寒地带特有的红柳丛在阳光下像火一样耀眼。天空，时而白云朵朵，时而乌云密布；原野，时而大雪纷飞，时而风沙弥漫……
孔繁森是一个感情丰富、兴趣广泛的人，喜爱读书、写诗和摄影。眼前这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为了祖国西南边陲这神圣的土地，多少先辈曾在这里奋斗拚搏、流血牺牲。如今，党把自己派到这里，这是多么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进入阿里地界，孔繁森的调查研究也开始了。当天夜里，他风尘仆仆地到达措勤县委所在地。第二天上午，他不顾旅途劳累，召集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并结合贯彻党的十四大会议精神，商讨如何发挥当地优势，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途径。随后，他又去看望和慰问驻当地的武警部队官兵。
经过对沿途措勤、改则和革吉三个县的实地调查，孔繁森透过这些地方贫困落后的现状，看到了当地蕴藏的巨大优势，即：丰富的畜产品和矿产品资源。他兴奋地对同行的同志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对原材料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这对有着丰富资源的阿里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发展契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阿里经济发展的步伐。”
为了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全地区１０６个乡，他跑了９８个，雪域高原上留下了他的深深足迹。风雪中，他把自己的毛衣脱给一位藏族老阿妈……
孔繁森到阿里后，４０多封请求调离的报告摆在了他面前。这对人才奇缺的阿里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重重心事加上高山反应，使孔繁森彻夜难眠。他索性把住在近旁的地委秘书长叫了过来。没有电，两人就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聊了起来。
孔繁森说：“要求调走的那些同志在阿里工作了多年，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现在，他们申请调离，主要是对阿里的前途缺乏信心。我看，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阿里发展的突破口。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我们用发展这个硬道理来凝聚人心，调动干部们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就一定能把阿里的经济和各项事业搞上去。”
这一夜，他俩谈地区的工作，谈当地的优势，谈阿里的未来，越谈越兴奋。电池用完了再换上一节，炉火不旺了再添上几块焦炭，一直到曙光初露。
４月２５日，孔繁森主持召开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他给大家布置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寻找阿里发展的优势，从困难中寻找光明的前途。
会后，孔繁森和地委、行署其他领导成员分头带队到基层调查研究。
到阿里赴任前，孔繁森已把自治区的各有关部门跑了个遍，将阿里地区的自然概况和历年来经济统计数字都抄在笔记本上。为了进一步摸清阿里的情况，他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地跑。从措勤到札达，从普兰到日土，实地考察，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南方的边境口岸到藏北大草原，从班公湖到喜马拉雅山谷地，全地区１０６个乡，他跑了９８个，行程８万多公里。
阿里地广人稀，面积３０．５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只有６万多。有时，开着越野车在空旷的荒野上奔波一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一顶帐篷。饿了，他们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虽然艰苦，但孔繁森却风趣地对随行的同志说：“高原上的水绝对没有污染，是世界上最优质的矿泉水，等开发出来得用美元来买呢！”他那乐观的情绪，常常感染着周围的同志。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高原生活，一场严重的感冒有时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孔繁森恰恰一到阿里就感冒了，咳嗽不止。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就大剂量地服药。病情重了，就一边输液，一边工作。一个多月下来，体重减轻了１４公斤。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直肠纤维瘤复发，鲜血浸透内裤，可他一直瞒着别人。等大家都入睡后，他才把内裤换下，悄悄洗干净。
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里经济发展的思路在孔繁森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孔繁森列举了阿里发展的六大优势：畜产品优势、矿产品优势、旅游优势、边贸优势、政策优势、人口少的优势。
“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阿里虽说偏僻落后，但发展潜力也很大。关键是要带领群众真抓实干。我有信心和全地区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创业，共同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新阿里。”
孔繁森激情满怀的讲话，使在场的干部热血沸腾。
艰难困苦，对于弱者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坚强的共产党人来说，则往往是一种无声的召唤。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１９９４年初，正当孔繁森带领全地区人民为实现阿里发展的宏伟蓝图而奋斗时，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席卷了阿里高原。
漫天大雪，吞没了农田、牧场和村庄。凛冽的寒风，把各县受灾的消息传到狮泉河。
“立即行动起来！到灾区去，到群众中去，组织抗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孔繁森的带领下，地委、行署迅速组织了十多个工作组分赴各灾区。厚厚的积雪封死了道路，他们就用铁锹挖，用汽车碾。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灾区。
在革吉县和改则县，孔繁森目睹了暴风雪给牧民造成的严重危害：大片大片的牧草被冰雪覆盖，成群成群的牲畜因冻饿而死，许多群众陷入缺衣少粮的困境。
孔繁森的心在颤抖！
他挨家挨户地走访灾民，分发救济粮和救济款。风雪中，他高声地鼓励大家：“有党和政府在，再大的灾害也压不垮我们。我们一定能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２月２６日，孔繁森来到受灾最严重的革吉县亚热区曲仓乡。这里海拔５８００米，是阿里最高的一个牧业点。乡党委书记嘎玛钦尧愁眉不展地说：“大雪连续下了一个星期，最深的地方没到膝盖。全乡有８人被冻伤，牲畜大部分死亡。”
孔繁森心情沉重地把全乡每户牧民的损失情况一一记在笔记本上，然后用坚定的语气对嘎玛钦尧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人。先保人，再保畜，一定要把群众的情绪稳住，团结起来同灾害作斗争，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雪花在凛冽的寒风中狂飞乱舞。一会儿工夫，大家都变成了雪人。人们穿着大衣，还是感到阵阵发冷。脸、手和脚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孔繁森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把外衣脱给了在风雪中哀嚎的小羊羔，自己却在零下２０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手捂住脸，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猛地转身回到越野车上脱下自己的一套毛衣毛裤，递给那位老阿妈。老阿妈伸出已经冻僵的双手，接过那还带着体温的毛衣，嘴唇颤抖着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顶风冒雪，孔繁森背着他每次下乡都随身携带的小药箱，走村串户，慰问受灾群众，给被冻伤的牧民们看病。他早年在部队医院当过兵，粗通医术。来西藏工作后，为了解决当地缺医少药的困难，他做了大量工作。每次下乡前，他都要买上几百块钱的药，为农牧民看病治病。一次，有位７０多岁的藏族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了咽喉，危在旦夕。当时，没有其他医疗器械可用，孔繁森就将听诊器的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又对着胶管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然后又为老人打针服药，直到转危为安。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长时间的高山反应，持续不断的超负荷工作，使孔繁森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更加虚弱。他感到眼前阵阵发黑，身上不住地冒虚汗，但还是坚持着给冻伤的牧民一一做了检查。尔后，又把解决曲仓乡受灾牧民的搬迁、转场和买牛的资金及口粮、油料等问题一一研究落实，直忙到凌晨２点多钟，才躺下休息。
夜，很深很深了。狂风仍在不停地呼啸。奔波劳累了一天的孔繁森躺在帐篷里，剧烈的头疼使他怎么也睡不着。凌晨３时许，他感到心跳加快，胸闷气短，天旋地转。有高原生活经验和医学常识的孔繁森，预感到死神正向自己逼近……
对孔繁森来说，生与死早已置之度外。在赴藏前，他就请人写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进西藏后，他又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豪迈誓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那远在家乡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女。昏昏沉沉中，他默念着亲人的名字……想着，想着，泪水挂满了脸颊。他强支起虚弱的身体，打开手电筒，在笔记本上给同行的小梁写下了这样的交代：
小梁：
不知为什么我头痛得怎么也睡不着。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发生了不幸，千万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这一夜，孔繁森终于挺过来了。他，没有倒下。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阿里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在地委和行署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雪灾，全地区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但这场雪灾毕竟也给阿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雪灾和连续几年的旱灾、风灾，使孔繁森深深感到：光靠救济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然灾害的威胁，只有尽快建立起抗灾防灾基地，才能使群众具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他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这一想法，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这一年７月，孔繁森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没有立即返回，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当面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陈述想法，争取支持。当时，他母亲正卧病在床，水米不进，家里几次催他回去，可为了阿里地区６万多群众，他只好在心里默默地为母亲祈祷、祝福。
７、８月份的北京，正是酷暑季节，孔繁森顶着似火的烈日，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汇报灾情。中午实在热得不行，就到有空调的商店里避一避。饿了，就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碗面条。次数多了，随行的同志难免有些抱怨：在摊上吃，既不卫生，也太简单，而且有失地委书记的身份。孔繁森很动感情地说：“想想灾区那些还在饿肚子的群众，大鱼大肉咱能吃得下吗！”
在北京的２０多天里，孔繁森先后跑了十多个部门，每到一处，他都把记录阿里灾情的录像带放给有关同志看，一边放一边讲灾区群众的困难，说那里条件的艰苦，谈建设防灾抗灾基地对阿里的特殊意义，人们无不为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
阿里的灾情引起有关负责同志的重视，破例为阿里解决了一大笔救灾款和项目资金。资金落实后，孔繁森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西藏和平解放４０多年来，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和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２００多亿元。这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总投资２３．８亿元的６２个援藏项目。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中央对西藏这样关心和支持，如果自己做不好工作，怎能对得起党，对得起藏族群众？
返回阿里后，孔繁森向地委和行署干部迅速传达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四届六次全会的精神。他说：“中央关心西藏，全国人民支援西藏，我们怎么办？”他和地委、行署一班人提出，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工作思路，新的行动姿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开创阿里工作新局面”。
在孔繁森等地委、行署一班人的带领下，阿里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１９９４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１．８亿元，比１９９３年增长３７．５％；国民收入超过１．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８７％。一幅全面振兴阿里经济的宏伟蓝图，正在这雪域高原上成为现实：
———２０００千瓦的朗久地热电厂重新发电，高原的夜晚不再漆黑，明亮的灯光同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
———年产值可达上亿元的山羊绒梳绒厂和鱼骨粉加工厂、硼矿脱水厂、水泥厂等相继在空旷的荒原上拔地而起，隆隆的机器轰鸣声打破了千年的沉寂；
———随着普兰、什布奇口岸的开通，至边境强拉山口公路的竣工，阿里高原向世界进一步敞开了开放的大门……
三个藏族孤儿，９００毫升鲜血。他向人民奉献的是比血还浓的炽热情感，是博大、深沉和无私的爱
摆在记者面前的，是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一张献血证明，上面写着：
兹有孔繁森同志于１９９３年曾先后三次来我库自愿献血９００毫升，已按医院规定付给献血营养费９００元整。
在这张献血证明的背后，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１９９２年，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当时在拉萨任副市长的孔繁森立即赶赴灾区。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三个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曲尼、曲印和贡桑哭喊着扑到他的怀里。孔繁森抚慰着三个孩子：党，就是你们的亲人。一定会让你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还要送你们上学。他嘱咐当地干部务必要安置好这三个孩子。孔繁森紧张地忙于救灾，也一直牵挂着三个孩子。不久，他再次来到羊日岗乡，决定亲自承担起抚养这三个孤儿的责任。
一个人孤身在外，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晚上，工作了一天的孔繁森回到家，先要给孩子们做好饭菜，然后再教他们读书认字。夜里，就和孩子们挤在同一张床上。那时，曲尼１２岁，曲印７岁，贡桑只有５岁，睡觉时经常把尿撒在床上，他就不厌其烦地换洗床单。节假日，只要有空，他总要带孩子们去商店、逛公园，给他们买衣物，陪他们玩，就像对待他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
一天深夜，曲印突然肚子疼得“唉哟，唉哟”叫个不停。孔繁森从睡梦中被吵醒，他爬起来给曲印吃了药，可还是不行。孔繁森着急了，背起孩子直奔医院，整整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疲惫不堪地回来。
看到孔繁森一人抚养三个孩子负担太重，拉萨市市长洛桑顿珠领走了曲尼。
生活条件变了，曲印和贡桑吃东西也开始挑剔起来。孔繁森觉察到孩子的这一细微变化，就对办公室的小崔说：
“我想请你把孩子们带回羊日岗乡去看一看。”
“他们的父母都不在了，看个啥呀？”小崔不解地问。
“让孩子们走一走家乡的土路，看一看家乡的山水，再过几天家乡父老乡亲的生活。”说着，孔繁森把曲印和贡桑喊了过来，他抚摸着兄妹俩的头语重心长地说：“记住，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家乡，将来长大了，好好建设自己的家乡。”
兄妹俩回家乡生活了５天，回来后好像长大了许多。
尽管孔繁森自己的家庭负担比较重，但每次下乡，他总要把钱分给那些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往往刚过半个月，工资就花得所剩无几，有时连交伙食费的钱都不够了。收养孤儿后，经济上更加拮据。过去他一个人，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可他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
１９９３年春的一天，孔繁森悄悄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要求献血。护士看着他那已经斑白的鬓角，婉言劝道：“您这么大年纪了，不适合献血。”
孔繁森连忙恳求道：“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请帮个忙吧！”
护士见孔繁森如此恳切，只好同意他的请求。
殷红的鲜血，从孔繁森的体内缓缓流进针管。这是一位共产党员的鲜血，是从一位日夜操劳的领导干部的血管里流出来的血！
孔繁森生活极其节俭，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开水泡馒头和方便面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许多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每次去拉萨回阿里，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有地区差价，这样可以省点钱。孔繁森对自己，就是这样节俭、吝啬，而对他人、对藏族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１０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省下的工资，大部分花在藏族群众身上。为此，他曾多次流露出对家人的内疚之情。但为了帮助那些有困难的藏族同胞，他只好委屈自己的家人。
孔繁森是清贫的，同时也是富有的。他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最丰富的情感，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太阳和月亮有着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光明；汉族和藏族拥有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是孔繁森非常喜爱的一首歌。他曾多次对人这样讲，每当看到藏族的老人，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每当看到藏族的孩子，就仿佛见到自己的儿女。在拉萨当副市长期间，全市５６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过４８所，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孤寡老人和孩子们的心田。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里，有个叫琼宗的老人，至今保存着孔繁森送给她的一双棉鞋。老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隆冬的早晨，孔繁森副市长冒着寒风来到敬老院，发现老人的鞋子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便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自己的怀里。第二天，他又托人给老人送去了一双新棉鞋。不久，他又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半导体收音机。接过孔繁森自己掏钱买的收音机，老人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叫旺姆的老人激动地对孔繁森说：“还是新社会好哇！要是在解放前，像您这样的崩布拉（当官的）连见都见不到呀！”离开敬老院时，老人们自动站成一排，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
有一次，孔繁森到拉萨市林周县阿朗乡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走进一个房间，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爸的脚因烫伤溃烂发炎了，便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为老人擦洗涂药，然后用纱布把脚裹好，还把自己穿的灰色风衣脱下来披在老人身上。临走时，他又掏出身上仅有的３０多块钱塞到老人手里。老人感动得直掉眼泪，口中不住地念叨：“活菩萨，活菩萨！”
孔繁森在阿里工作时，一天，他到噶尔县门士区检查工作，看到草滩上有几间土坯房，听说那儿住着两位孤寡老人，便走了过去。他推开门，借着火塘的光亮，看见一位藏族老阿妈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阿妈啦，党派我看您老人家来了！”说着，他随手摸了摸放在地上的口袋，糌粑不多了；又摇了摇一旁的酥油茶壶，也快空了。原来，政府给老人的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花光了。孔繁森马上掏出２００元钱给随行的同志：“快去给老人买些茶叶、食盐、酥油和大米来。”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另一位孤寡老人的家，只见老人病着躺在一张破羊皮上。孔繁森心情沉重地对区里的干部说：“马上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看病，另外再买块床垫来，要厚，要暖和。”从那以后，只要有人去噶尔县，孔繁森必定要托人给这两位孤寡老人捎些钱、粮食和衣物。
没人能说得清，像这样的事孔繁森做了多少件。有人说，他做的好事就像盛开的邦锦花，洒满草原。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事太普通，太平凡了。然而，就像那奔腾浩荡的雅鲁藏布江，最初的源头不过是阿里高原上的一条小溪，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平凡小事，铸就了一个共产党员品格的崇高和伟大。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正如孔繁森在一首诗中所写，他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藏族同胞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就像高原上的蓝天一样，那样地纯洁，那样地深沉，那样地博大。他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 ＊ ＊
令人痛惜的意外事情发生了。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在一场车祸中不幸殉职，时年５０岁。噩耗传到阿里，传到拉萨，传到山东，人们简直不敢相信。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８．６元；一是他的“绝笔”———去世前４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１２条建议。
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雪山含悲，江河呜咽。
许多人站在孔繁森的遗像前泣不成声，泪如雨下。数不清的哈达敬献在他的灵前，堆得像洁白的雪山。
在阿里，在拉萨，在聊城……成千上万的人在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孔繁森。
“波拉，波拉（爷爷）！您不能走，我们舍不得您哪！”孔繁森收养的两个藏族孤儿，捧着他的遗像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喉咙。
“孔书记，我的好书记，让我替您去死吧！”孔繁森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双膝跪地，两手深深插进墓穴的黄土，嚎啕大哭，悲痛欲绝。
一位藏族老人匍匐在孔繁森的灵前，大声哭喊：“孔书记，您不该去呀！您对阿里恩重如山，我们不能没有您啊！”
阿里的一个画家虔诚地跪在孔繁森的遗像前，一边落泪，一边为他画像。画了一夜，也哭了一夜。当画稿完成后，他将画笔折成两截……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一幅幅低垂的挽联，诉说着人们的巨大悲痛，倾吐着人们的无限哀思和崇敬之情。
就像那许许多多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都献给了西藏高原的先辈那样，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也把他那高大的身躯融入这片壮丽、神奇的土地，在无数人的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战士义勇非凡 人民恩重如山——某红军团班长徐洪刚勇斗歹徒负重伤之后》作者:梁万魁；编辑：刘均孔；原载《解放军报》1993年12月31日；获第四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


战士义勇非凡 人民恩重如山
——某红军团班长徐洪刚勇斗歹徒负重伤之后
徐洪刚同志见义勇为的英雄行为，为我县为全社会树立了一个不畏强暴、舍己救人的光辉典型。是我们开展群防群治，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好榜样。
——四川省筠连县委书记李仲常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你见义勇为、不畏强暴、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在家乡传开后，全县各族人民深感骄傲和自豪。近两个月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活动正在城乡展开。你这种时代精神，对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家中的事有父老，不要分心，希望你保持英雄本色。
——云南省彝良县县长李龙贵写给徐洪刚的一段话
一
金秋时节，云贵高原边缘的川南筠连县。
县税务局占本方副局长率3名同事乘一辆小车下乡检查工作，车至本县巡司镇附近时，见一名浑身是血、步履踉跄的青年挡道拦车：“我是解放军，快抓歹徒!”曾是军人的占副局长和司机小杨，立即跳下车，将这位战士救上车。
战士名叫徐洪刚，云南省彝良县洛旺乡联合村人，1990年12月入伍，现在洛阳驻军任中士班长、党员，眼下他是从云南家乡探亲乘车归队。客车行至筠连县途中，一歹徒突然拔出刀子，逼同车的青年妇女吴某“把钱拿出来!”遭拒绝后，这家伙将吴某上衣和裤子撕破，恣意侮辱，车上40多名乘客没有一个敢吭声，坐在一旁的吴某丈夫，吓得浑身发抖。歹徒的猖獗使徐洪刚极为愤慨，他尽管没穿军装，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战士，负有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的责任。徐洪刚霍地站起，大声制止。歹徒的3名同伙拔出刀子一齐扑来。徐洪刚赤手空拳同4名车匪展开搏斗。车辆颠簸、空间狭小，一歹徒突然从身后抱住徐洪刚，向他胸腹连刺14刀，鲜血迸涌，肠子流出体外50厘米，徐洪刚一边用背心捂着肠子，一边从车窗跳下，招呼人们追赶逃脱的歹徒……
占副局长的小车疾驰追出1公里多，徐洪刚由于失血过多，昏了过去。车上的同志意识到抢救战士是当务之急，便迅速掉头，驱车就近向巡司镇医院驰去。院长和医生检查伤势后感到，医院的设备条件不能保证伤员的生命安全，决定把徐洪刚转以县人民医院。
二
筠连县人民医院手术室里，一场生与死的手术正在紧张进行。院长黄乾安、副院长庄
汉荣亲自到场指挥；人称筠连“一把刀”的钱明副院长亲自主刀，外科医生全部上阵。
伤势是严重的。受伤者身上被利器刺中14刀，胸部8刀，腹部一刀，受创裂口深达4厘米，肠子流出体外，失血性休克，呼吸困难，脉搏微弱，生命危在旦夕。
无影灯下，晶莹透亮的药液缓缓流入伤员体内，整个手术室里只有镊子、剪刀落入盘内轻微的碰撞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县委、县政府领导在医院召开紧急会议。
“要千方百计让英雄活下来，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活徐洪刚!”筠连县县长陈文彬斩钉截铁地说。
筠连县委书记李仲常满怀激情地讲了本文开头的那一段话。
钱副院长做好手术的最后一道工序，刚示意伤员离台，自己就瘫坐在椅子上，然而，他还不放心，一再叮嘱医生护士：解放军战士为别人命都舍得，我们对他的医护可要慎之又慎，优上加优啊!
由于县医院治疗条件有限，8月27日，地委行署决定将徐洪刚转到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陈启明副院长亲自主刀，成都军区总院的胸外科王教授到场指导，手术顺利。护士长孙道贵连续3个昼夜，几乎没离开病房一步，给病人吸痰、擦澡、洗衣裤……徐洪刚这位在手术中没吭过一声的硬汉子，却被医护工作者的精心服侍感动得泪水涟涟。
三
县政府会议室，坐满了政法委、宣传部、武装部、民政局、卫生局、公安局、广播局、筠连报社及县人民医院的领导，共同研究抢救徐洪刚的有关事宜，明确了各部门的责任：县卫生局、县人民医院全面负责医治和护理；县政法委、县公安局迅速缉拿罪犯归案；武装部，民政局作好军队来客和伤员亲属的接待工作；宣传部、报社、广播局运用一切宣传手段，大力宣传徐洪刚的英雄事迹，在全县掀起学习热潮。
吴开良副县长代表县委、县政府在电视台发表的向徐洪刚学习的讲话，在新闻节目里整整放了一个星期。
8月20日，县武装部长曹明银、民政局局长张军，带着筠连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的深情厚意，前往云南省彝良县，向当地党、政府汇报徐洪刚的英雄事迹，筠连县城的大街小巷里，到处张贴着“向英雄徐洪刚同志学习”的标语。
各行各业“学英雄，树正气、见行动"的活动在川南大地迅速展开。9月20日，宜宾地委、行署和筠连县召开表彰大会，授予徐洪刚“见义勇为标兵”称号和筠连县荣誉公民。
四
热情善良的筠连人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徐洪刚的安危。
通往县人民医院的大街上，探望者一批接一批，络绎不绝。为了让伤员休息好，医院特设接待室。探望的群众有年过八旬的老人，有三四岁的孩童，有城镇居民、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学生教师，还有偏远乡镇来的农民。50多岁的哑巴姐妹李云芝、李云芬，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心声，却再三恳请，站在徐洪刚床前连连鞠躬；73岁的五保老人汪向珍，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买来糖果点心，3次看望徐洪刚，并亲自喂他吃两口，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短短几天，前往医院探望者达4000多人次，捐钱8000多元。人们还纷纷为徐洪刚点播歌曲，表达美好祝愿。那激越动人的《血染的风采》、舞剧《沂蒙颂》中的“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立功劳，重返前方”的优美旋律，使人们心潮起伏。
宜宾地委高书记感动地说：解放军战士的正义之举，影响真大。民政局黄副局长介绍说：过去安排一个退伍战士指标，拜神求佛，徐洪刚的事迹宣扬后，全区500多个退伍战士，顺利地安排完毕，厂长们说，解放军的素质好，不要是傻子。
徐洪刚斗歹徒的事迹传回家乡彝良县，云南省《路通报》、昭通电视台及时报道徐洪刚的事迹，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向徐洪刚同志学习的决定》。县、乡分别给他家救济了1000元现金和600斤大米，乡政府组织民兵帮助徐洪刚家种上了3亩庄稼，修整了门前道路，把他家6间房屋粉刷一新，乡中学的学生们带给他家背去了4000公斤煤炭。徐洪刚荣立一等功的喜讯传回家乡，县、乡领导和当地群众打着彩旗，敲着锣鼓把立功喜报送到徐洪刚父母手中。
立即捉拿凶犯，惩治害群之马。人民怀着切齿的愤恨发出了强烈的呼声。公安干警们没有辜负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期望、历时7天6夜，足迹踏遍筠连、琪县两个县的9个乡镇，徒步行程数百公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当主犯任永林在筠连县双腾镇桐榜村被抓获的消息传开后，全县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五
徐洪刚继获得“见义勇为标兵”荣誉称号之后，又被彝良县和渑池县授予“爱民模范”、“人民卫士”荣誉称号。所在部队为他荣记等功。徐洪刚成了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
面对掌声荣誉，徐洪刚没有陶醉。事迹报告会上，他倾吐肺腑之言：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的人生支点不能失衡，价值观念不能移位，只有人人树正气，精神文明的新风才会扑面而来，邪恶才能变成“过街老鼠”，世界才能变成温暖的人间。
以正压邪，永远是战士的责任!
《杨叔的脱贫日记》作者：张辰、刁江岭；编辑：周维军、曹瑞；原载《陕西日报》2020年12月22日，获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文字通讯与深度报道一等奖。

杨叔的脱贫日记
杨叔的屋里，那新刷的箱柜就在窗前，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是杨叔最爱的红色。再过10天，就是2021年了。杨叔坐在炕上，慢慢翻看着之前的日记：“2020年农历三月十二，继宏放弃休假日，驱车亲临亲躬，自费（买来）床单，为我家整理了床铺；又腰系油布，以童年时初学之娴熟油漆活技术，执刷子刷新了垃圾堆似的两柜一箱，使之鲜红，焕然一新。”
在杨叔的眼里，这鲜红既是对贫困的作别，更是对焕然一新生活的迎接。
2016年农历三月初一 晴
帮扶干部来了，也重燃了希望
73岁的杨叔是宝鸡市金台区硖石镇车辙村五组村民杨思笃，宝鸡市金台区住建局扶贫干部朱继宏扶贫五年来，一直叫他杨叔。
杨叔身材单薄瘦小，但是腰板直挺，看着硬朗。他常着一身蓝色布衣，干农活时，手脚麻利，额头上的汗珠在黝黑皮肤的映衬下闪闪发光。只上过小学的杨叔还是个文学爱好者，村子里能沟通的人少，他就写日记。油盐酱醋、酸甜苦辣，都被他写进日记里，洋洋洒洒，竟也写了14本。
为了摆脱贫困，杨叔辛苦了一辈子：种粮食，他比别人流的汗多，每亩地总能多打一二百斤麦子，却卖不了几个钱；种苹果，他比别人精心，却遇到市场行情不好；养牛，辛辛苦苦养大一头牛，卖的时候却被贩子坑了；好不容易拉扯大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工地因工身亡，小儿子在打工时胳膊骨折……
“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别说脱贫了，一家人都养不活。”杨叔说。2014年12月，杨叔家被定为贫困户。
“2016年3月1日，帮扶干部朱继宏来到我家，先是核实家庭各项农副收入，后谈及脱贫措施……他拿起扫帚，清扫了庭院卫生。”这是杨叔的一页日记，他的生活从这一天开始改变。
初来乍到，如何帮扶杨叔，朱继宏心里也没底。但是，俩人喜欢文学和写作，能说到一块去，聊着聊着，朱继宏就说中了杨叔的心事：大儿子去世了，怎样才能尽到爷爷的责任把三个孙儿养大？
朱继宏受到触动，渐渐有了帮助杨叔发展产业来脱贫的想法。可是，杨叔夫妻年老体弱，能干什么呢？
“经过多次走访，我发现，车辙村耕地少、林地多，自然环境优美，经常有市民来郊游。杨叔老两口可以管护苗木、散养土鸡，向游客出售土特产。”朱继宏说。
杨叔采纳了这个建议。很快，帮扶项目启动，补助资金到位，仅个把月时间，他就在7亩地上种下了白皮松、花椒、核桃苗。金台区住建局还给车辙村每户贫困户赠送了20只乌鸡雏。
树苗和雏鸡让杨叔忙碌起来，他渐渐走出了老年丧子的悲痛和消沉，心中又燃起脱贫梦想。
不久，小儿子找到了稳定工作，村里安排大儿媳在公益性岗位就业，三个孙儿学费、保教费得到减免，全家入股了两个种植养殖合作社。
有了帮扶人，享受到好政策，杨叔的干劲越来越足。家里15亩地分散在8处，他不是种麦子就是栽树苗，没有一处撂荒；村里开展各种培训，他一场不落；只要听说哪里有活干，他和老伴都赶着去打零工。
人勤地不懒。杨叔家的地在全村务得最好：树苗下见不到杂草，花椒枝用小木棍撑开，接受光照多，长势好。夫妻俩精心饲养的乌鸡，一年多时间，光鸡蛋就卖了2000多元。
三年后，杨叔家的核桃、花椒已经挂果，1万多棵白皮松树苗翠绿一片，最高的也有1米多。“这是我的付出，我干了就有希望。”杨叔说。
2017年农历十一月十一 多云
请结束对我家的帮扶，改扶别人
翻开杨叔的日记，点点滴滴，都是感人的回忆：
金台区委书记来家里慰问，坐在炕上和他一笔一笔算收入账，随行人员还帮他理了发；
驻宝鸡某部队来村里扶贫，了解到他家的困难后，资助了杨叔大孙子5000元教育经费；
硖石镇第一盏路灯在车辙村亮了……
杨叔庆幸自己生活在好时代：“40多年前，我家5口人住十二三平方米的土坯危房……30多年前，扛着70多斤椽子，翻两架山，到县功镇集市只卖了3.5元……现在的精准扶贫，让我这个普通百姓感激涕零！”
2017年11月初，杨叔掐着指头算了一下，自己家庭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3406元。当年农历十一月十一，路过村委会时，见书记、村主任都在，杨叔就走进去说，家里人口多，得到经济、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扶助很大。“人常说，吃够了要知道摞碗，请结束对我家的帮扶，改扶别人。”
杨叔主动向村委会申请退出贫困户行列。然而，考虑到他家刚过贫困线，村委会没有通过他的申请。
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杨叔在日记里写道：“贫困户的扶持待遇，我已享受两年多，多种优惠项目，一项都没落下。我既感激又愧疚，无从报恩，只想有生之年，好好劳动，如遇公益事项，将奉献绵薄之力。”
从此，在村委会的大院、在村里的水泥路上，常会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在清扫垃圾。
2018年，车辙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杨叔家参与了光伏发电、中蜂养殖等6个产业项目，年底核算，人均收入7202元。杨叔再次提出脱贫申请，这次村委会通过了，他家从此摘掉了“穷帽子”。
为庆祝这一天，朱继宏和驻村工作队员把杨叔家盖了近30年的房屋墙壁粉刷一新，村里给他家赠送了沙发、茶几、电视机。朱继宏的妻子特意在网上买了一幅杨叔中意的山水画，挂在卧室墙上，整个房子窗明几净、生机勃勃。
杨叔难掩激动之情，将这一天写进日记，“如果老天眷恋我，不急于叫我离世，我倒衷心地还想再多活几年……”
2020年农历五月初九 小雨
希望子孙能记住历史，律己向上，感恩社会
杨叔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他也见证了车辙村的变迁。
八百里秦川自古就是富庶之地，杨叔家所在的六川河边的车辙村依山傍水，村民们祖祖辈辈过的却是穷日子。2012年全村325户，三分之一是贫困户。
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轰轰烈烈展开。金台区住建局包抓车辙村，帮扶干部来到村里，帮助开展移民搬迁工作，对全村环境面貌、产业布局进行规划设计。2015年起，宝鸡市委、市政府组织万名干部驻村帮扶，开展精准扶贫，朱继宏等14名干部帮扶车辙村54户贫困户。
村委会建了办公楼、休闲健身广场，村组互通硬化路，主街道装了电灯，山洪治理工程项目开工，河堤上栽了花种了树……杨叔高兴地把车辙村的变化写进了日记里。
5年扶贫经历，也影响着扶贫干部的人生。“山区家庭，没有劳动力，发展生产十分艰难。但是，杨叔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不畏艰难险阻，带领全家上阵，脱贫致富，是一位坚强的老人。”朱继宏说，“我帮扶了杨叔的物质生活，他‘帮扶’了我的精神世界。”
和朱继宏一起参与帮扶的其他13名干部，在和贫困户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深受感动。他们有的是80后、有的是90后，多数是城里娃。刚驻村时，听不懂方言，和贫困户交流都成问题，几年下来，个个都成长起来了，帮助村民争取项目，发展产业，对扶贫工作充满激情。
在他们的真情帮扶下，车辙村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林木、林下经济，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全村成立蛋鸡养殖、中蜂养殖、黑土猪养殖、山羊养殖等6个合作社，把贫困户全部嵌入产业链。2019年底，车辙村除6户7人五保户外，111户410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脱贫摘帽。
对于车辙村的扶贫工作，帮扶干部还有更长远的计划：发展1500亩柴胡产业园和13个蔬菜大棚，巩固全村脱贫成果，小康路上，大家一起走。
今年，杨叔家的苗木有了效益，小儿子的工资涨了，大孙子考上了大学……燕子在杨叔家明亮的厅堂内筑起了窝，雏燕的叫声悦耳，杨叔全家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忙碌了一天后，夜深人静时，杨叔坐在炕上，又一次专注地写着日记：“希望我的子孙日后偶然见此字迹，能记住历史，律己向上，感恩社会……”
山西日报802字的特写《矿工组长的551条短信》（作者：苏晓晨；编辑：焦玉强 段伟华）获评文字通讯与深度报道二等奖。

矿工组长的551条短信
山西日报记者苏晓晨，《山西日报》2018年3月1日4版
2月28日上午10时50分，阳煤集团一矿更衣室，刚刚散了班前会的综掘三队职工鱼贯而入。队里检修班电工组长梁林勇来到自己的衣柜前，脱下上衣，身旁的工友打趣着梁林勇：“过年吃得不错呀，又贴了新膘。”

大伙七手八脚地换起了衣服，脱下平日穿的衣裳，梁林勇用力紧了紧贴身的护腰：“井下风大，落下这么个毛病。”

内衫、马甲已黑得看不出原先的纹理图案。棉裤塞满胶鞋鞋筒才能不进砂石，厚重的棉裤有些潮湿僵硬，梁林勇用跪着的姿势，使尽全力把胶鞋拽到裤筒上。

梁林勇趁着下井前的一小段时间，赶紧给妻子发了条短信，因为从入井到升井差不多要14个小时，再发信息就要到明天了。系统显示这是他从去年1月以来，发给妻子的第550条短信。翻看内容，大致相同。

“我马上下井了，你早点睡别等我。”“刚上井，洗了澡就回去。”

“干活小心点，早回家。”“路上慢走，锅里留了饭。”

“下井，早睡。”

“上井平安。”

……

信息虽短，情意绵长。

开水房里，大伙排队灌满随身的保温壶。记者掏出相机按下快门，面前的师傅被闪光灯一惊，开水马上溢出水壶，师傅把手在身上擦擦，笑着朝井口走去。

地下300米深处的工作面上，机械的轰鸣填满了身边的每一寸空间，降尘喷雾把机头罩在一片朦胧中。

一双双明亮的眼睛在防尘面罩和安全帽间眨动着，记者无法辨认他们谁是谁，只知道远处那顶红色的安全帽是属于梁林勇的，那是党员先锋的象征，那里的活儿一定是最脏最重的。

每项操作前大伙都仔细确认着设备和身边的状况，显得有些呆笨、有些迟缓，但大伙知道，安全面前，再多的工作都不嫌多；安全面前，再繁琐的流程也得认真做。

晚上8点半，班中餐送到工作面上。大米过油肉，大伙吃得特别香。难得的休息时间，大伙嘴里说的、聊的，依然没有离开安全。此时的安全，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制度，更是家人的惦念。

午夜1点半，梁林勇坐倒在衣柜前，第一件事情就是掏出手机，输入熟悉的字眼——上井平安。

按下发送，梁林勇给妻子的第551条短信，飞跃在城市的夜空之巅。
在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中国新闻社作品《两岸夫妻“过年回谁家”？》获通讯二等奖。

推荐理由：一篇文章能否吸引人，关键是要讲感人的故事，讲“有温度、有热度、有深度”的故事。
这篇文章选择三个台商，讲述了三个小故事，都围绕一个主题：两岸夫妻“过年回谁家？”
其角度选择得好，而且时间把握得好，正值春节将临，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回家过年。文章最后一段突出了“两岸一家亲，有爱的地方就是家”这个主题，深化了这个主题，令读者从这篇文章中读出了“温情、亲情、两岸情”。

两岸夫妻“过年回谁家”？

贴财神画儿、挂灯笼、写对联…春节期间，台商褚富宥与大陆妻子精心布置了在浙江宁波的新家，他们正在“爱巢”迎来第一个农历春节。
自两岸恢复民间交往以来，年轻的足迹纷纷跨越浅浅的海峡，成就了一段段“海峡情缘”。但和大陆夫妻一样，“回谁家过年”也是两岸夫妻在春节期间的终极辩题。近年来，年味十足的新春氛围，红红火火的大陆事业……让愈来愈多的两岸夫妻，选择“留守”大陆过年。
今年是褚富宥结婚的第四个年头，他笑言“陆配魅力大”，为了方便妻子和父母团聚，今年夫妻俩“达成共识”，决定留在大陆过年。“以前几乎每次跨年守岁都在台湾，但我们平时都在大陆发展，妻子在台湾也没太多朋友，因此今年选择‘留守’。”
两岸相近的年俗、呼朋唤友的年夜饭、强烈的融入感……褚富宥觉得，在大陆过年“和在台湾没什么两样”。“我妻子是湖南人，本来还很担心，因为听不懂湖南话而无法融入家族聚会，但‘大家族’的聚会年味更浓，温情满满。”
他告诉记者：“在大陆过年时，年夜饭足足有三、四桌，非常热闹；而且过年期间，每天都要去各家拜年，早、中、晚饭都会在不同的亲戚家吃，年味‘超’足！”
而除了“暖心”照顾妻子需求，大陆事业的如日中天，也让很多台商选择在大陆度过春节。
“今年过年我们不回台湾，也没去太太的娘家广东。”在宁波开餐厅的台商丁志成告诉记者，因为事业发展顺利，今年便留在大陆过年。“年夜饭我们和员工一起吃，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很有年味。而且过年期间，留守大陆的台商朋友也非常多，可以互相‘串门’拜年。”
诚然，从“惯例”回台湾过年到选择陪妻子在“娘家”过年，不仅是“回谁家过年”这道“究极”选择题的答案变迁，也折射出“两岸跨海婚恋”的发展与融合。
台商施建全成为“绍兴女婿”已有20年，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上述变化。他感叹：“在早期，两岸婚姻多以陆配单方面流入台湾生活、定居为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两岸家庭留在大陆过年，甚至把在台湾的父母接来，一家人聚在大陆过团圆年。”
在施建全看来，这些变化都源于这两年大陆的迅猛发展。“近年来，大陆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互联网发展，都比在台湾生活还方便。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大陆的生活节奏，在大陆过年便成了越来越多‘两岸夫妻’的选择。”
“但不管是回台湾过年，还是接亲友到大陆过年，有爱的地方就是家。”施建全期冀道，希望未来两岸之间的融合能愈发深入，“两岸一家亲”的氛围亦能像这年味一样越来越浓。（中新社宁波2008年2月21日电；作者：李佳赟；编辑：王晓晖）
在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工人日报社作品《“见字如面”23年》获通讯一等奖。

《“见字如面”23年》是关于兰州客运段一对职工夫妇的“事儿”——由于乘务工作的特殊性，夫妻二人经常不能见面，于是自1995年开始，他们坚持在笔记本上写些家长里短的事。23年用了12个本子， 写下6820多条留言，超过24万字。正如报道中所说：“23 年，经历了传呼机、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不同的通信社交工具，但是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比不上‘见字如面’的纯情与质朴。”现在，他们的女儿也成了沪兰高铁列车上的一名“美丽动姐”，“最美家书”还会继续写下去…… 2018年春节前夕，中宣部、中央网信办、中国铁路总公司等部门，将这个报道推荐为“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的重点选题。
时任工人日报社社长孙德宏评价，《”见字如面“23年》事件独立且完整；小夫妻写留言算不上特别，但一写就是23年，令人惊奇；23年的家事公事，记者写得干净客观，对读者而言，读了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故事当然会有所感动。
这是一篇“匠心打磨”的报道。从2月14日获得采访线索，到3月18日见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记者多次采访，与夫妻二人说往事、话家常，翻阅留言本，一条条统计，努力挖掘每一条“留言”背后的生活琐事与亲情之美、家庭之美、人性之美，最终浓缩成1500字的新闻故事。
这篇报道，被收入多种新闻作品选本，有关研究论文刊登在《新闻战线》《新闻写作》《青年记者》等专业刊物上，被研究者称为是新闻战线深化“走转改”活动、落实“三贴近”要求、增强“四力”的精品。正因为记者“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才能通过平凡的小事和留言本上的只言片语、从或隽秀或潦草的字里行间，感悟和书写出人民的悲欢与幸福，是一篇落实“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要求，讲好中国工人故事的力作。

“见字如面”23年
“全忠，2月14日，咱们一家三口站台上见。”这是一本普通家庭日记本上的留言。这样的日记一写就是23年，用掉了12本日记本，留下6820多条只言片语，长达24万余字。
写下这段留言的妻子叫任亚娟，是兰州铁路局兰州客运段武威南车队队长。丈夫李全忠，是兰州客运段宁波车队副队长。虽然同在一个单位上班，但因为从事不同车次的客运管理工作，夫妻两人在家碰面的机会少之又少。1995年，两人步入婚姻殿堂不久，甜蜜的家庭生活就被忙碌的工作带走了——夫妻二人一个值乘北京列车，一个值乘乌鲁木齐列车，每隔3周才能相聚一次。
“那时候哪有手机、微信这么方便的沟通平台？我们就把家里需要办的事情都记在日记本上交代给对方，一来二去，日记本就成了我们两人之间最主要的沟通纽带。”任亚娟回忆说，他们出乘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日记本有没有留言。“看到了熟悉的文字，就像见到了本人一样。”丈夫李全忠这样形容。
翻开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夫妻二人23年来的点点滴滴。如今，这些留在家庭日记上的“微记录”，被同事们翻出来，赞为“最美留言”。
“亚娟，昨晚在列车上没合眼吧？一回来就趴在沙发上睡着了，看着好心疼。你最喜欢的冬果梨汤熬好了，在茶几上，醒来记得喝，我先出乘去了。”
“亲爱的，这两天武威温度下降得厉害，你的毛衣毛裤我洗好放在卧室第一个衣柜里了。记得穿上，保重！”
“全忠，女儿说什么时候咱们一家三口能坐在一起吃上你做的臊子面？我都不知道哪一天，心凉！”
“亚娟，你荣获全局十大‘最美贤内助’，真替你高兴。但我觉得这个奖，颁给我也合适呢，哈哈！”
……
“现在翻一下，23年的心酸与牵挂历历在目。”李全忠说。
23年，经历了传呼机、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不同的通讯工具，但是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比不上“见字如面”的纯情与质朴。随手写下的留言，笔笔写出的爱意，期待与牵挂，相知与守候，与子偕老的“家庭心灵史”尽在其中。

每到春运、暑运和黄金周，正是家家团圆或是休闲度假的时候，但对于这对夫妻来说，却是最繁忙的时候。女儿李卓蔚，已经21岁了，在她的记忆里，一家人却没有一起过过一次春节。
任亚娟的父母去世得早，公婆也在客运段上班，李卓蔚很小就没人带，平时只能将女儿寄放在邻居家，到了春节就送到陕西姨姥姥家。“别人家的小姑娘都是捧在手心里养，我们却是‘散养’，真是觉得对不住她。”一提到女儿，任亚娟的眼里总是泛起泪花。
懂事的女儿不仅没有埋怨过父母，还做起了他们情感的“联络员”。她在家庭日记本上识字、认字、写字，渐渐地也开始留字。
高三那年，学校开家长会，夫妻俩都在列车上值乘检查。李卓蔚既没打电话也没发短信，在家庭日记本上写下了一条留言：“爸妈，后天要开家长会，我英语竞赛考了全校第2名，想着让你们看看我的成绩！”
3天后，出乘回家的妻子任亚娟一进家门就发现这条留言。“觉得自己这父母当得太失职，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可我们参加家长会的次数却屈指可数。”任亚娟低头抚摸着家庭日记本，心里泛上一阵酸楚。
忙碌的工作依旧，但今年新年以来，家庭日记本上的内容更多了。
“爸，我跟着电视学，做了一盘您喜欢吃的红烧肉！您回来尝尝！”
“爸妈，我在网上给你们定了一款对戒，样子暂时保密，不过保证你们喜欢！”
……
2月14日，李全忠乘坐K1040从宁波返回兰州，妻子却要乘坐T6601次列车前往武威。女儿带上精心挑选的对戒，一家三口相聚在了兰州火车站站台上，而这次相聚只有短短的37分钟……
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一家三口仍旧在用“见字如面”的方式守护着纯情家风。浸润在字里行间的牵肠挂肚，还将在家庭日记本上延续。
（作者：记者康劲 通讯员黄贵彬 马勇强；原载《工人日报》2017年03月18日 06版）
《别了，白家庄矿》是山西日报历史上的首个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别了，白家庄矿

——两对父子矿工的煤炭情

12月21日凌晨4时，太原白家庄矿的祁彬茂从睡梦中醒来。他已不用早早起身赶往煤矿，但多年养成的习惯他一时还改不了。
上午8时，在白家庄矿300公里之外，柳林赵家庄矿的张彦和同事们陆续升井，换衣吃饭。当天是冬至，母亲专门给他捎来了饺子。
上午10时，天上飘起了雪花。祁彬茂走出白家庄矿二号井副井旁的检身房透透气。煤矿关闭后，53岁的他留下来看护停产的二号井。
白家庄矿的矿工，有的留下，像祁彬茂一样站最后一班岗，为工友们守护曾经相依为命的老矿井；有的转岗，像张彦一样奔赴新的工作岗位，融入中国煤炭火热的事业当中。
张彦和祁彬茂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告别白家庄矿，告别负重前行的过去，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
别了，白家庄矿。
今年10月，山西焦煤西山煤电白家庄矿，这座拥有82年历史的老矿，在全国煤炭去产能的大潮中第一批关闭，退出产能100万吨，圆满谢幕。2016年，在山西，像白家庄矿这样关闭的煤矿共有25座，退出产能2325万吨，居全国第一。
白家庄矿共有两口挖煤的井，一个叫南坑，一个叫二号井。
南坑是白家庄矿的主力井口，始建于1953年1月。坑口上方红色的“五角星”“红旗”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至今依然熠熠生辉，记录着时代的荣光。如今，南坑的5层办公大楼已人去楼空。南坑副井入口已用砖和水泥封死，墙面上张贴着告示：“井筒名称：南坑副斜井；关闭时间：2016年10月”。
在二号井副井处，青灰色的墙体、巷道口两旁的说明牌、井口右侧的检身房……每一处缝隙里都嵌着黑色的煤屑，无声地诉说着这些年的辛劳和付出。
“以前，这里坐人的小车一辆接着一辆。现在，拆得就剩下这一个铁杆了。”站在井口，顺着老矿工祁彬茂手指着的方向望去，是黑黢黢的巷道，深不见底。巷道宽7米多，上有钢梁，下有轨道。曾经，采煤工人坐车沿着巷道斜面向下700多米，再步行前往各个作业面，那里纵横交错，是黑色的煤的世界。
站在坑口，有风从巷道深处劲烈吹来，带着历史的呼啸，涌向外面的广阔天地。
别了，白家庄矿。
时间回到1962年，张彦的父亲张保艾19岁来到白家庄矿，当起一名采煤工人。
“那时候是人工采煤，打眼放炮挖煤全靠一双手，工人下井一黑夜，眼都不能眯一下。”回忆当年，张保艾老人感慨万千，“上世纪70年代提倡高采高产，目标是‘突破百万吨’。本来是3班倒，经常是一个班延长四五个小时，我们义务加班，家属也跟着下井帮忙。采出来的煤日夜不停地运出去，支援国家建设。”
今年73岁的张保艾，身材高大，精神矍铄，靠挖煤艰难地养大了张彦兄弟4人。张彦和父亲同为一线采煤工人。父一辈、子一辈，这样的情形在白家庄矿并不少见。“儿子当采煤队长，干活可拼命了，我们老两口心疼他。”张保艾老人对大儿子的工作非常支持。他知道，干活拼命是煤矿工人的一贯作风。
今年3月23日，在下井27个年头之后，张彦转岗到赵家庄矿上班。“离开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真是舍不得啊。我们那帮老兄弟各奔东西，说分就分了，有去马兰矿的、有去斜沟矿的、有去官地矿的，我们105人转到了赵家庄矿。出发前，领导嘱咐我们注意安全，继续好好采煤。”张彦觉得除了离家远点、生活有些单调外，工作环境和收入变化不大，“这是大势所趋，有国家号召，有政策支持，我们没有一个人下岗，都端上了新饭碗。”
截至12月底，白家庄矿已经分流安置职工1500余人，大部分人以对外劳务输出的方式，奔向新的工作岗位。山西有106万煤矿职工，2016年分流的共有20166人。未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煤炭去产能的进程中，分流的煤矿职工人数将达到11.8万人。
张保艾在白家庄矿干了31年，一说到煤矿关闭，他就很激动，眼含泪花：“我离开的时候，矿还在；到儿子张彦离开的时候，矿已经没了。和人一样，矿也有个生，有个死啊。现在，矿也关了，老张、小张也都走了。”
别了，白家庄矿。
“头顶的那盏矿灯哟，在漆黑的巷道中，像太阳一样神圣；脚下的那片乌金哟，通过他们的劳动，让人们感受到温暖的冬；像黑色的煤一样，投入祖国的熔炉中，发光发热，让人看到你心的火红。”
歌谣唱不尽煤矿工人对煤炭的热爱，唱不尽煤矿工人对家乡的深情，也唱不尽山西煤炭对全国发展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共挖了140亿吨煤炭，其中外调出省占到70%。在中国1/60的土地上，山西生产了全国1/4的煤炭。晋煤外运，山西为全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源。地上，运煤火车开向四面八方；地下，同一时间山西40万矿工正在挖煤。
“我们父子三代都在白家庄矿上班。我父亲在井下挖了40多年煤，我干了37年，我儿子刚刚工作3年。”祁彬茂个子不高，脸庞黝黑，笑容朴实，他指指坐在身边的小祁——祁杰。父子俩笑眯眯的，话都不多。
因为煤矿关闭，祁杰已经从井下的通风岗转到机关的劳资科工作。“以后可能还要转到新岗位，但我还年轻，我相信未来，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祁杰说。
白家庄矿从历史中走来，历经82年风雨洗礼，又转身走进历史的记忆深处。
别了，白家庄矿！但是，它永远不会被忘记，它的离开正是为了中国更美好的未来。
祁彬茂还有两年退休，年纪大了，他受到企业照顾，并没有转岗到其他单位。他尽心守护着完成历史使命的矿井，因为“二号井主井关闭了，副井规划为‘第二批国家矿山公园’，以后人们可以来参观、游玩，了解井下的煤炭世界。”祁师傅充满希望地说，“道路拓宽，绿化造林，拆迁改造……以后这里一定会大变样。”（原载山西日报2016年12月28日，作者：张临山、冷雪）
《老郭脱贫记》（作者：马跃峰；编辑：施娟、谢雨；原载《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5日）获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以下为原文：

老郭脱贫记
贫困户吃低保，别人争得面红耳赤，老郭却总想让出去：“脱贫靠劳动，不能躺在‘政策温床’上！”
老郭叫郭祖彬，今年56岁，是河南封丘县王村乡小城村农民。年轻时的老郭并不穷，开四轮，拉红砖，日子过得去。没成想，儿子3岁患病，摘除脾脏，手术费花了1万元。老郭把积蓄拿出来，勉强渡过难关。10年后，儿子再次病发，做心脏搭桥手术花了6万多元。这回，老郭借遍“村里一条街”，才凑够医药费。为了还钱，他到天津打工六七年，窟窿没补上，还落下脑梗病。乡邻们忧心地说：“老郭脱贫——猴年马月的事！”
封丘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建档立卡贫困户1.86万户，5.8万人。该县对因病、因残等7种致贫原因分门别类，采取“1+2+N”帮扶模式，即每户1名帮扶责任人，2项以上扶持政策，家庭成员每人1条帮扶措施。拿老郭来说，安排公益岗位，每月挣400元；孙子享受教育补助，每年1000元；儿媳转移就业卖手机，每月工资1500元。全家享受人身意外险、医疗补充险，阻断“因病致贫”。
政府“兜了底”，致富靠自己。封丘县实施产业扶贫项目81个，户均可享产业扶贫资金8000元。村支书郭祖良选定种植中药材，请来中医药大学教授，测土、配方。老郭一听，第一个报名。
4月，是种地黄的最佳季节。可这时麦子已长到腿窝，首批报名的50户农民看不到效益，谁也舍不得铲麦子。
老郭的老伴儿着急了：“万一出不来苗，地黄收不着，麦子也毁了。”
“村支书一心为咱，能把你带到沟里？”老郭坚持己见，并辞去公益岗，专心种药。
第一批10户，种了50亩，老郭种4.5亩。半月后，地黄没出芽。村民议论，老伴数落。老郭一天到地头转几遍，悉心照料。40天，地黄出齐，一地绿色。老郭长出一口气：“心里石头落了地，我瘦了18斤。”
村支书郭祖良压力更大：“万一种不成，咋有脸见乡亲？”他请专家“把脉”指导，成立种植合作社，与安徽企业达成协议，以优惠价回收药材，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12月，地黄叶枯，眼看就到收获的季节。为解销路之忧，村党支部组织贫困户到安徽找市场。见中药材需求旺盛，更多贫困户以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如今，合作社种3种药材，共计400多亩，明年将扩至1000亩。依托中药材产业，村里将建中药材展馆，开设中医疗养一条街，发展“养生小城”特色游。
挖出一根弯弯的地黄，老郭算了笔账：4.5亩药材，纯收入1.8万元。自己在合作社干工，月工资1500元；老伴在合作社除草、浇地，可挣500元；儿子开车耕地，也能收入3600元。加上养猪，全家年收入5.6万多元，家里6口人年人均纯收入9300多元。
《马氏“兄弟”跨越二十年的诚信》（作者：王国庆、阙爱民、童浩麟；编辑：赵铁军、李芳；原载《河南日报》2015年2月15日）获第二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原文如下：

马氏兄弟跨越二十年的诚信


　　河南马保东说：『还不了欠款这，事儿真成了我的心病！』

　　新疆马奋勇说：『失而复得的朋友比失而复得的金钱更珍贵。』

　　马氏『兄弟』跨越二十年的诚信

　　2月11日，农历小年，下午6点，河南开封。

　　马保东与马奋勇挤坐在一张沙发上，兴奋地规划着今后的合作。

　　二人都姓马，兄弟相称，但不是亲兄弟。哥哥马奋勇是汉族，新疆哈密人；弟弟马保东是回族，河南开封人。

　　过去的半年里，马保东一再约马奋勇来河南做事，马奋勇也打算在河南建立新疆名优产品展销中心，投资物流和生态农业。马年结束之前，马奋勇如约而至。

　　这“兄弟”二人是如何走到一起，又经历了些什么？故事还得从20年前说起。

　　1995年，马保东21岁，因做肠衣生意与长他一岁的同行马奋勇在河北省有一面之交。两人相互欣赏对方的实诚，一见如故。

　　河北分手不久，马保东只身赴新疆，去找当时在哈密地区牧工商联合总公司肠衣厂工作的马奋勇。马奋勇在生意和生活上给了马保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马保东到新疆进货，货款足时就在当地付；不够时，货到河南出手后再付，有时连个欠条都不用打。

　　1997年，马保东在新疆进了50多万元的货，资金缺口不小。马奋勇便拿出积蓄，又东拼西凑，借给马保东16万元。

　　没料想，货到河南，行情大变，肠衣价格狂跌不止，马保东顿时倾家荡产。此后的一年，马保东东挪西借，还了马奋勇近11万元，剩下的5.3万元再也无力偿还了。

　　在新疆，马奋勇的肠衣生意也陷入了瘫痪，父亲又重病卧床，家中债台高筑。

　　1998年，马奋勇曾到马保东在开封县杜良乡扫东村的家，“想看看保东弟能不能再还一点儿”。当看到马保东的窘境，他一个“钱”字未提，便转身踏上西行的列车，随后便到蒙古国寻求生意，一去就是13年。

　　两“兄弟”自此失联。

　　2003年，马保东东山再起。“生意是越做越大，但找不到马哥，还不了欠款，这事儿真成了我的心病！”马保东说。

　　他几乎托遍国内所认识的做肠衣生意的朋友，最后，总算知道马哥去了蒙古国，但就是联系不上。

　　“马奋勇”、“5万元”，成了马保东父子、兄弟那些年时常念叨的词儿。2008年，马保东的哥哥刚学会上网，便试着在网上寻人。当时他用“哈密马奋勇”搜到了3个“马奋勇”，虽然都不是他们要找的“马奋勇”，但也使他们看到希望。马保东的哥哥说，俺弟兄俩没事就在网上“敲”“马奋勇”，一“敲”就是近4年。

　　2011年底，已是蒙古国中国农牧畜产商会会长的马奋勇，受家乡邀请返乡创业。半年后，他注册成立了喀尔里克畜牧开发有限公司。没多久，作为公司总经理的马奋勇便被保东的哥哥在网上给“敲”了出来。

　　“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保东，欠你5万多元的保东啊……你让我找得好苦啊！”电话里的马保东激动得语无伦次。

　　“哥，我终于能还你钱了。我要还本钱！还利息！还要加感情！我要还你100万！”马保东一口气说了好几个“还”。

　　电话那头的马奋勇也十分激动，连说：“使不得，兄弟，使不得。说真的，失而复得的朋友比失而复得的金钱更珍贵。”

　　马保东告诉马奋勇，是他激励着自己奋斗了这些年，自己现在已是河南东信建设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东’是我的名字，‘信’就是诚信。”

　　“兄弟”通话的当天，马保东就往哈密汇了10万元。他告诉马奋勇，剩余的90万元一分不动放在那里，等马哥来河南做事时用。

　　小年的开封已有了浓浓的年味。

　　饭时已过，马氏“兄弟”谈兴未阑。马保东向马奋勇介绍了东信公司今年向物流和生态农业拓展的打算。

　　“这真是不谋而合！我们公司的展销中心上半年就要在河南18个市铺货。”马奋勇说。

　　“哥，开封这一块儿可得交给我呀。咱马氏‘兄弟’的合作可绝不止90万！”马保东说。

　　“有保东弟这样的朋友，我来河南发展就这样定了！”马奋勇说。

　　短评

　　20年前，马氏“兄弟”因“诚”结缘；20年后，哥俩又因“诚”重聚。两人用20年的时间，讲述了一个诚信的故事。马氏“兄弟”一个是回族、一个是汉族，一个居河南、一个住新疆，却都认一个理儿，那就是：做人和做事是划等号的。所以马奋勇能仗义疏财、急人所难，马保东能信守承诺、诚比金坚。由于做人实诚，两“兄弟”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如今又将携手并肩大干一场。

　　人无信不立。马氏“兄弟”的动人故事，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平凡人身上蕴藏的大美的力量。构建诚信社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记者 王国庆 阙爱民 童浩麟）


《车轮上的幸福》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车轮上的幸福
——福泉陆坪镇福兴村吴成德家换车记

在我国的行政体系里，福兴村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单位。改革开放以来，激情澎湃的大时代脉搏，始终牵动着这个地处西南的偏远小山村。
从自行车、摩托车到汽车，吴成德家的车轮丈量着时代变迁的年轮。
今年50岁的吴成德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四世同堂。他说:“一辈子忙忙碌碌，辛苦但觉得充实，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就是幸福。”
自行车
1992年，上海永久牌，价值308元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年轮刻度上，我国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集体主义“大锅饭”的束缚，农村经济的精灵被释放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家庭收入大幅增加，农村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1981年，吴成德家分到9亩多土地。从此，种烤烟和油菜成为吴家30多年操持不辍的家业。
1982年，吴成德初中毕业后，成为村小学的代课教师。“清早下地，十点上课，下午四点放学，回到地里忙活到天黑，晚上备课”成为吴成德的基本生活轨迹。
一晃10年，吴成德的工资从19.5元涨到110元。
1992年村委换届，吴成德当选为福兴村支书。
因为要经常到镇上开会，为方便开展工作，吴成德花308元钱买了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
到镇上7公里多山路，原来步行要走1小时40分钟，骑自行车40分钟就能到。吴成德说:“那个时候在崎岖的乡村路上能骑上自行车，真的觉得很幸福。”
在镇里的支持下，吴成德带领村民们忙活开了，修路、架设电杆电线、兴修引水管……一年多的时间，他骑坏了两辆自行车。
很快，村里通了电，通了水，通了能走汽车的公路。
摩托车
1994年，本田125型，价值1950元
1992年，邓小平南巡，新一轮改革开放启动，发展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欢欣鼓舞的人们传唱起脍炙人口的《春天的故事》。在地处西南的贵州山区，摩托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乡村公路上。
1994年，一次到镇上开会，吴成德弄丢了自行车。
骑惯了车，他嫌走路太麻烦，心里暗自琢磨着买辆摩托车，吃饭睡觉冷不丁就会冒出来一句:“没车上街不方便。”
当时要买一辆摩托车可不容易。多方打听，终于托朋友在都匀寻到一辆二手日本产本田125型摩托车，价格都谈好了，最终因为吴成德不会骑而作罢。几经周折，1994年年底，吴成德终于如愿以偿，花1950元买到了一辆梦寐以求的二手本田125型摩托车。
当时他感觉“洋气惨了”。
初次骑摩托车，吴成德就闯了祸。车冲进了竹林，手指粗的竹子压倒一大片。“我就想这东西咋这么凶，不敢骑了，第二天才找人骑回家。”那以后，吴成德用这辆“125”在家学了一年多。
后来，吴成德骑摩托车到镇上只要20分钟。
车越跑越快，日子越过越好。吴成德家的烤烟和油菜越种越好，收成好的时候每年能收油菜籽500多公斤，养几头猪和牛。
之后的20年里，吴成德先后换了4辆摩托车。现在骑的一辆“钱江”牌，是2001年花5800元买的。他说，时间一长和车也有感情了，舍不得换。
汽车
2012年，五菱宏光，价值80000元
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迎来又一个新的春天。
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福兴村大量土地闲置。2010年，当地政府鼓励流转土地实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吴成德一家看准时机，流转村里200亩土地种植烤烟，当年收成不错。接下来的两年，烤烟收购价格一路看涨，吴家的收入连年增加。
2012年，吴家添置了一辆“五菱红光”加长版9座面包车，价值将近80000元；2013年，又花60000元购买了一辆同品牌的7座面包车，吴成德的两个儿子一人开一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过，吴成德又开始谋划新的发展路子了。
“国家鼓励农村土地改革，三农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倡戒烟、禁烟，种烤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得想办法寻找一个替代产业。”吴成德把眼光瞄准了葡萄和茶叶种植，“这些都是健康产业喔。我想带领大家把我们村的葡萄和茶叶种植搞上规模，发展农业观光，让大家都富起来。”
2013年冬天，吴成德发起成立“福泉市成德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从外地购买了3000多株葡萄苗。刚一开春，3000株葡萄苗就全部种上了。
回忆几十年的奋斗时光，吴成德说时间过得太快，每天都忙忙碌碌地过，酸甜苦辣尝了个遍。他说，只要能吃苦，总觉得过得充实、幸福。吴成德乐呵呵地说:“我50岁了，还想学个汽车驾照，到那时再换个好车亲自开。”
记者手记：小故事　大时代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每一个普通家庭，吴成德家的变化是一个缩影。
见微知著。吴成德家几番换车的事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是像他家一样的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小故事，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都变成了现实。
车越换越好，路越走越宽，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作者：陈毓钊；原载《贵州日报》2014年6月26日）
《雪中穿着凉鞋上学 “火炉女孩”让人心疼》（作者：汪再兴、廖娴雅；编辑：赵郁松；原载《重庆商报》2009年12月9日）获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原文如下：
雪中穿着凉鞋上学 “火炉女孩”让人心疼
11月18日，位于云阳县最高点的云峰村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海拔1800米的小山村下雪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这场雪却让全国网友记住了一个特殊的小女孩，在大渝网转载的一个摄影师的照片中，这个小女孩穿着红色凉鞋、提着一个用旧油漆桶改制的小火炉，在雨雪中一蹦一跳地向学校走去，网友们亲切地将这个爱学习的山里女孩称为：火炉女孩。
前晚，本报记者赶到云阳县农坝镇云峰村小学，寻找那位穿红色凉鞋提着火炉的小女孩，而在村小学的办公室里，学校唯一的教师——23岁的陈波对着窗外下着的雨有点发愁:“天气还是这么冷！”
火炉女孩不再穿凉鞋了
昨日清晨7点，山里的温度接近零度，路上的雾大得看不见几米内的人。来上学的孩子们朝学校走来，他们的欢笑声和村民家中的狗被惊醒的叫声从远处传来，走近了，你才看到，他们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提着用锡盆或油漆桶改制的小火炉。
记者找到了那个网友们惦念的穿红凉鞋的小女孩，她叫刘兴敏，网友对这个小女孩的记忆停留在云峰村下雪当天，她穿着粉红色凉鞋，提着小火炉给同伴取暖的样子。网友们惦记，这个女孩是否还穿着那双破旧的红凉鞋？记者昨日高兴地见到，小兴敏的脚上已经换成了一双棕色的旧皮鞋。
早自习时，小兴敏将小火炉放到脚边，开始认真地读起了课文，火炉里的木炭是5点过妈妈给她烧好的，为防止小火炉中的炭火熄灭，她一路上都要对着桶里吹气，木炭灰将她脸蛋弄得黑乎乎的。
“面向初升的太阳，左边是北，右边是南”，读一年级的小兴敏背诵这篇叫《做操》的课文时语速极快，记者有时甚至听不清晰，陈波老师说:“山里的孩子读书是这样的。”上课的时候，小兴敏双眼一直跟着老师手里的粉笔在走，嘴里不时默默念几句黑板上的内容。一只被削得很短的铅笔握在她手里，只见头不见尾。
学生抡炭桶防止火苗熄灭
上午的课上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有一名学生提着火炉向外跑去，只见他跑到空地上，将火炉在空中使劲抡了几圈，陈波老师对记者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火炉中的炭火熄灭，他们这样抡是有技术的，没经验的人这样抡，肯定会被炉里的炭火烧到。”
小兴敏只有7岁，还在读一年级，无法将火炉在空中一圈一圈地抡，她课间休息时能做的就是摇一摇火炉里的炭。这时，小兴敏读二年级的哥哥看见了，走过来默默地将妹妹的炭桶抡热之后又还给了妹妹。
昨天，这所村小有十几名孩子带了自制的小火炉来，其中大部分是留在村里的老人们给他们做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多已远离家乡在外打工。
在这个冬天里，云峰村小的孩子们放学时，小手和小脸蛋永远是灰乎乎的，上面沾满了木炭烧完后飘向空中的灰烬。
女孩最爱惜课本和皮鞋
“兴敏的小皮鞋是我花二十多块钱从废品站给她买的，是娃娃身上最贵的一件东西。”兴敏爸爸刘永红说，兴敏的母亲是个聋哑人。记者见到，女孩最爱惜两样东西，除了书就是这双棕色的皮鞋，每次脏了之后她总是用纸张擦了又擦。在“火炉女孩”的家中，父亲刘永红介绍说，小兴敏很爱学习，每次回家之后都趴到桌子上写作业，做完作业后再帮妈妈做饭喂猪，此前穿着凉鞋是因为家里穷还没来得及给女孩买冬天穿的鞋。
兴敏的三伯说，去年女孩读幼儿班是在离村小5公里远的另一所学校，今年才转到了离家近的陈老师班上，“在陈老师这儿读，中午可以回来吃点饭，省下一元钱的饭钱。”
昨日傍晚，兴敏的父亲正在为女儿的小火炉修修补补，“这个小火炉还要继续用呢，云峰村最冷的时候还没来，明年一月份这里的温度可以到零下十度左右。”
这时，小兴敏把课本递给父亲，开始背诵课本上的内容。不识字的父亲望着课本，苦涩地笑了一下：“娃娃努力，我就是借钱也要供你读下去。”
这个冬天 唯一的老师想走
云峰村小只有4个年级，全部在一个教室里，分别是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只有陈波一名老师，4个年级如何上课？陈波说，他只能上完一年级的语文课后，再上二年级的语文课，上哪个年级的课，其余年级就休息，如此反复来完成教学。
陈波老师的妻子最近怀孕了，陈波说，这个冬天自己有点想走，离家太远了，既照顾不到父母也照顾不了怀孕的妻子。陈波又说，年关快到了，山里的很多村民已经邀请他到家里去吃杀猪饭，“他们的热情真是没法想象，他们只想让孩子有点文化”。所以每次看到这些善良的村民和可爱的孩子，这个23岁的小伙子又打住了想走的念头。
云峰村的老支书偷偷地把记者拉到一旁说：“你能不能给上面建议，把陈老师的婆娘调到我们这个村来代课，给点经费，这样学校缺老师的问题可以解决，陈老师也可以长期留在山上教书。”
《中国农家半世纪》，作者：徐永辉；编辑：项宁一、叶飞虹；原载《经济生活报》1999年2月2日；获第十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文字选自《中国新闻奖作品选（1999年·第十届）》,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人物名片：徐永辉，1930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杭州新闻学校，《浙江日报》高级记者，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分会名誉主席，浙江省新闻摄影学会会长等职。被誉为国内新闻界“跟踪摄影第一人”的徐永辉，在岗70余年，创作的《一户人家十年间》《陪嫁的“传家宝”》《一曲难忘三十年》《一户农家五十年》等长篇图文报道，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巨大变迁，作品曾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并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徐永辉也是新闻摄影界第一位在央视春晚亮相的新闻人物。（传媒评论微信公众号2021-08-24）

本报独家披露
跟踪摄影50年背后的故事——
中国农家半世纪
引子
1949年5月4日清晨，余杭县学稼村农民汪阿金和往常一样，推着一辆装满蔬菜的独轮车，到十几里路外的临平镇上叫卖，刚进镇口，遇上两个士兵问他：“这车菜卖吗?多少钱?”虽然他们挺和蔼，阿金还是吓得哆嗦地说：“卖，给多少算多少吧!”两个士兵帮阿金把菜车推到镇办的食堂里，照市面上的菜价付了钱。阿金喜悦地看看钱，一分也不少，正想抬腿回去，却被一个士兵拉住了，阿金心里想，今天肯定要倒霉了。却见另一个士兵端来一碗肉丝面，硬要叫阿金吃下去。阿金临走时，那个士兵又塞给他4只肉馒头。阿金推着独轮车直奔到家，一路上，逢人便说，他今天见到了打倒蒋介石的解放军了，他们待老百姓真好，买卖公平……阿金成了全村第一个见到解放军的义务宣传员。
不多天，解放军工作队开进了阿金他们的村子，阿金又第一个跑到村口去迎接。从此以后，这个忠厚、勤劳，在茅棚里长大的汪阿金，成了工作队得力的助手和向导。
50年采访9次
在我和余杭县学稼村农民汪阿金一家近50年的交往中，我到他家一共作客9次，其中3次是中秋节和国庆节。近半个世纪来，我亲眼看到这户普通农家在艰辛的劳动中一天比一天富了起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他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初期，这里很荒凉，没有几户人家，农民生活十分贫苦，住的都是茅草棚。从1982年开始至今，我到过此地7次，每次来，看到这个小村庄每次都在变。现在这里已经面目皆非了，茅草棚已经绝迹，新式楼房林立，室内家电俱全，进出都是自行车、摩托车，少数人家还有小汽车和面包车……我引用汪阿金的话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去年中秋节，我带着老伴去看望阿金的妻子沈阿三。这位值得我尊敬的农村妇女，热情、善良，也是一个好母亲，她教养的3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因为我们事先约定去做客的时间，所以沈阿三和媳妇们早已在门口等候迎接我们了。他们待我十分亲热，好像一家人，后辈们见到我就叫叔叔或爷爷。在闲谈中，阿金的妻子笑眯眯地对我说：“3个儿媳待我很孝顺，经常给我买好吃的东西孝敬我，说什么要我快乐健康，因此房里好吃的东西不少，也吃不完，现在我能过着这样好的生活，做梦也要笑出来。”“记得吗”，她问我：“你第一次来，我们住在阴暗的草棚，没有什么好吃的，阿金要我煎两只荷包蛋给拍照片的同志吃。那天中午，就是用咸菜、青菜和芋头，加上荷包蛋招待你的，如今不同了，大变了，孙子们鱼肉不要吃了，说太腻了，还是青菜芋艿头好吃。看，阿灿的楼房多好呀!他现在还有一辆面包车；老大和小儿子欢喜到城里买房子，这叫乡下人进城，你看这样大的变化，过去我们穷苦人家想也不敢想，全靠共产党领导好!”话音未落，围墙外面的汽车喇叭响了，原来是小儿子汪水法驾着小汽车来接母亲到杭州去过中秋节了。我看到这样欢乐的生动情景很感动，不禁回忆起48年前初次到汪阿金家的情景，感慨不已。
初识阿金一家
我认识汪阿金是杭州解放后的第二年。那天，我到临平镇去采访，经过乔司区，见到供销社门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便下了车。原来农民们卖掉络麻后，正在供销社里选购生活用品。有个农民特别引起我的关注，他一次买了四张彩色的毛主席画像，其中2张是小型的相片。我凑到他身边，问道：“你买了好几张毛主席像?“是呀!"他大声回答：“毛主席来了，我们农民分到了田和地。看，今年又是大丰收!”我连忙问他姓名。他说：“我叫汪阿金，住在大三乡学稼村，离这里只有二三公里路。有空，请到我家去玩!”我说：“行。”于是，阿金推着一辆装满肥料(豆饼)和生活用品的羊角车往前走，我在后面跟，约一个小时，到了阿金家。
阿金的大儿子水狗听父亲说买来了毛主席像，抢过一两张就跑到周围的小朋友们家大声地叫：“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阿金妻子手里抱着的小儿子水灿见哥哥抢走了毛主席像，就哭了起来。阿金忙从口袋里拿出50万元(旧币)存单给儿子玩。小儿子拿着存单手舞足蹈地对母亲说：“我有钱罗，我有钱罗!”阿金见此情景对妻子说：“这小子爱钱，将来叫他做生意去。大儿子热爱毛主席，以后叫他当工人做干部……”真是无巧不成书，过了40年，大儿子果真担任了国有工厂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弟弟当了承包厂长，果然有钱!
当时，我见到两个孩子十分有趣，立即在现场把他们的童年拍摄了下来。
拍好照，汪阿金走进草屋里，看到菜碗里是芋艿、咸菜和青菜等，忙叫妻子煎两个荷包蛋，留我吃饭。我坐在草棚外面一张小方桌上与他们共进午餐。从阿金的谈话中得知，他是当了26年长工的贫雇农。
分别时，他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以为我是区里的工作同志，热情地送我至村口。
30年后重逢
1979年9月，汪阿金见两个儿子都造了新房子，心花怒放之际，想到了一个曾给他们拍过照片的“钱”同志，便叫儿子出去打听寻找。
1981年11月间，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名叫水灿的来信，信上这样写着：
我父亲叫汪阿金，是乔司大三乡农民，他想念你多年，经常要我们弟兄3人到区乡部门寻找。世界那么大，到哪里去寻找?你姓钱姓徐我父亲当时没听清，也说不清楚。今天我冒昧碰运气，不知你是否就是我父亲要寻找的人……
我拿着水灿的来信，带了自己的儿子徐汇找到了大三乡学稼村，在村干部杨桂富陪同下，终于和阿金别后30年重逢，彼此都很激动。我走进一幢高大的瓦屋里坐下，环视四周，只见农具和家具摆设有致。哦，他们从此告别了阴暗、潮湿的草棚生活!阿金祖辈是萧山瓜沥人。他祖父认为穷乃是命中注定的，然而还是给儿子起了一个好口彩的名字——汪财洪，希望下一代能够财源滚滚。财洪38岁时住的还是茅屋，后得一子，面黄肌瘦，取名阿金，希望儿子像金子一样值钱。哪里知道，阿金19岁那年，钱塘江南岸塌堤，汪家的3间茅屋保不住了，全家8口只得背井离乡，漂泊到德清县新市镇。阿金和父亲做了3年的短工。到1933年，才迁到余杭县乔司大三乡，在草塘畔搭了3间茅草屋。阿金30岁那年，村里有首关于他的顺口溜：“汪阿五呀、汪阿五，年纪到了30多，穷得无钱讨老婆，想想老五真命苦。”一天，一个老妇带着一个17岁的姑娘来讨饭。阿金娘看看姑娘秀气，便让阿金攀上了这门穷亲。阿金妻子名叫沈阿三。她的嫁妆，左手一只马桶，右手一只脚桶，新房里一张旧床。
半个世纪巨变
去年国庆节，应汪阿金两个儿子的邀请，我又去学稼村作客。哇!眼前展示的是豪华型别墅式住宅，一幢一幢，五颜六色的外墙，铝合金门窗，落地大玻璃……令人看了傻眼。我以为摸错了地方，只好去找村支部书记沈十兴。他说：“你10多年没有到此地来，是弄不清楚了。现在我们这里是5年一小变，10年一大变，家家户户都在变。30年以前这里全是茅草棚，200户人家当中，住瓦房的只有10来家，现在全村有540多户人家，住的都是瓦房、楼房，马路口有几户人家还造了豪华型别墅，据说要花十几万二十万。至于电视机和自行车可以说家家都有，十分普及。全村2400多个人，平均两个人一辆自行车(其中包括摩托车)。目前农村青年最时髦的是骑摩托车进城，缝纫机在1985年以前就突破1000多台，现在农民拥有高速新型缝纫机200台左右，个别人家还有三卡和面包车。银行里的存款大家都有。像你所认识的汪阿金的两个儿子(汪水狗和汪水灿)的收人是属于一般的。他们造的房子也是中等水平。”
我从沈土兴家里出来，走了大约10分钟，到了汪水灿家门口。这是一个四开间二层楼大院，外面是水泥围墙大铁门。我敲了几下铁门，出来一个不熟悉的中年人，叫汪水法，他说水灿是他二哥，到临平买菜快要回来了。话音刚落，远处有摩托车声，水法说，“他们可能回来了。”我仔细一看，正是。他们见到我，叫声“徐伯伯”，我连忙给他们拍了一张骑摩托车的纪念照片。这时，我见到河边有一座小水桥，想起1982年我曾在此地给他父亲汪阿金拍过一张拉板车的照片，不禁触景生情。
那天，汪阿金忽然看到田里有一大堆番薯藤没有运回来，就一个人忙着拉了一辆板车把田里的东西运了回来。我赶到半途中给他拍了这张照片。现在这两张照片就在一起，对比一下，时代的变迁十分强烈，阿金当时推的是独轮车、拉的是牛板车，而他的儿子骑的是摩托车。
我的这些平凡的照片，虽然反映的只是民间常谈的“儿子、房子、车子”等等小事，但就是在这些小事的强烈对比中，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国家在这50年间的巨变，美景在前面，需要再奋斗！ 《种树“种到”联合国》，作者：李广华、孙亚辉，原载《内蒙古日报》1996年5月3日，获第七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

种树“种到”联合国
“王果香要去联合国了!”
消息在乡下传得特别快，时值年根儿，姐妹们像迎来一件了不起的喜事，有的送去钱，有的送衣服，有的去家看望。张铁营子村的杜花眼还特意到她家帮忙：收拾东西、洗衣服、做年糕……他们说，平时果香帮我们太多了，怎么着这次也要表表心意。别看是喜事，姐妹们还不无担忧，叮嘱道：“日内瓦那么远，可别走丢了！”
是啊，身为内蒙古达拉特旗治沙协会会长、树林召乡副乡长的王果香，为改变家乡沙化和贫困面貌，一心扑在工作上，没黑没白地干。与她家乡一河之隔的包头市她只去过两次，至今连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她都没去过，何况出国呢？
去年9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长迪亚罗和项目官员卡尔博马顿一行，在中国有关方面的陪同下，到达拉特旗树林召乡视察。地处库布齐沙漠边缘的树林召乡，过去大部分土地荒漠化严重，经多年的治沙造林，如今已随处可见成片的林网化良田，庭院经济，飞播造林，经济圈建设也已在沙区兴起。秘书长和项目官员对树林召人民在防治荒漠化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和那里农村妇女儿童长期坚持治沙，改变贫困面貌的做法，赞叹不已。
没过一个月，公约秘书处又派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电视部“防治荒漠化成就”拍摄小组，将树林召乡治沙造林的经验拍成专题片，计划于今年6月17日“第二个防治荒漠化和干旱世界日”期间，在143个公约签署国播出。今年1月17日，一纸传真再次飞到树林召。联合国国际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八次政府间谈判会议，将于2月5日~1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除各国政府代表外，还邀请25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王果香作为中国唯一一名非政府组织代表(也是我国首次被邀请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受到邀请。
生活在黄河南岸的树林召人惊诧了：“联合国对种树治沙这么感兴趣？”
“万国官”是联合国驻日内瓦机构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典雅别致，富丽堂皇。会议安排4位非政府组织代表发言，王果香被排在第一位。
坐在写有“CHINA”标牌的位置上， 王果香感到特别自豪， 她说：“我的家乡地处沙丘，长期靠天吃饭，村民生活贫困，前些年许多村民迁徙他乡，剩下的男人到外面打工，村里多是妇女和儿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号召妇女们联合起来，团结自救，没有别的路可走。经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在沙地上栽种防风固沙林，开发水浇地，发展果园，改造沙漠，改变了家乡面貌，沙地面积曾占80%的环境状况有了很大改观，森林覆盖率由过去的12%，提高到现在的21%，耕地也由过去的5万面增加到现在的近13万亩，粮食单产由原来的200公斤，提高到现在的400公斤，过去人均纯收入500元，现在提高到1800元。村民们盖起了新房，过去搬走的又陆续搬了回来。”
王果香的一番话，着实令在坐不同国籍和肤色的代表震惊，他们为这位来自基层的女干部和她家乡人民坚持不懈治沙治穷的精神深表敬佩。迪亚罗高兴地握住王果香的手鼓励说：“我们是老朋友，今后好好干，我还会去树林召的。”一位意大利教授表示一定要到树林召看看，搞些合作开发项目。
大会秘书处认为“树林召的做法对世界防治荒漠化工作具有新的认识作用”。公约秘书长和主管项目官员为支持王果香的工作，决定赞助一套计算机设备。考虑到眼下最缺乏的是资金，她提出可否换成资金形式，赞助乡里建立优质绒山羊基地和中小学生防治荒漠化教育试验林场。官员们看着这位有心计的中国女性，仿佛看到了防治荒漠化的新希望，当即同意捐款2万美元。
大会为她配备了一部轿车、一个翻译，180多平方米的住房。过惯了俭朴日子的王果香对大会秘书处的厚待深感不安，觉得自己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每天清晨，一束水灵灵的鲜花送到她床前，王果香总会摘下一片叶子夹在本子里，在她看来这是最好的纪念。眼下，她又带领全乡人民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植树活动，而那十几片来自日内瓦的花瓣还不时地散发出阵阵清香……
植树和治沙在王果香眼里原来是极平常的事儿，却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她还应邀坐到联合国的席位上，理想和现实像梦境一样叠映在脑际，绵延悠长。
今年43岁的王果香生长在树林召乡王贵村。过去那里沙化严重，人们生活贫困。她从小就跟爷爷在沙窝子里打井种树，改造土地，爷爷说过：“在鸣沙里种树，叶子掉下来变成肥料，土质就会改变。”老人种了一辈子树，也种下了一个绿色的梦。王果香告诉我们，爷爷给他们起名都和植树联系起来，哥哥叫王果绿，姐姐叫王果梨，她叫王果香。她从小就喜欢绿色，就想让家乡绿起来。
后来，她当上了乡里的妇联主任，她鼓励沙窝子里的穷困姐妹少生优生，治沙种树，还帮助她们搞规划，走致富之路。再后来，她又被选为乡里主抓林业的副乡长。从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她就盘算过，一家一户动起来，只能形成一抹绿色，只有全乡人动起来，才能形成片片绿洲。
她和林业专业技术人员一道，深入田间地头，制定近期和远景绿化规划，还两次组织村社干部和科技示范户到巴盟、包头等地参观学习，引进果树、葡萄、枸杞等栽培技术。农闲时，她又请来果树专家，举办培训班，先后培训3000多人，关辗房村要搞飞播，她带领几名工作人员，自备干粮和水，亲临现场作业，挥小旗、举标志，连续二十几个小时指挥飞播。夜里旷野寂静，上百米远站一个人，有的妇女吓得大吼大叫，声音传出很远，很远……
张铁营子村原来沙堆起伏，草木稀疏。1982年在王果香的扶持下，赵金马家率先在房前屋后开发50亩沙地，种起果树，搞林粮套种，如今全家收入5万元。在赵家的带动下，全村各户纷纷种起了果树，收入倍增，成了远近闻名的果树村。
作为一名基层女干部，她对自己工作的理解是：“乡里干部常年和老百姓打交道，绝对不能拿架子。”
她有个习惯，每到老乡家脱鞋就上炕，还要坐在他们正中间，她觉得这样一下子就和他们的距离拉近了。尽管这样，也有不顺的时候。新疆杨适宜北方寒冷条件下生长，但极易遭光肩星天牛虫害，目前还找不到彻底解决的办法，只能砍掉再栽，有的年份全乡要砍掉几十万棵树。
动员栽树，群众早已意识到好处，可动员砍树却不那么容易。一次王果香组织群众砍树，砍到一户村民家时，女人哭喊着抱住王果香的腿，说什么也不让砍；男的操起斧子就朝王果香劈去，并嚷道：“不等砍树，我先砍了你们。”
对吃苦她不在乎，每年栽树时，风里雨里，脸总被晒得黑黑的，脱掉几层皮。乡下的生活炼就了王果香许多“本事”，会吸烟，能喝酒，歌儿也唱得不错。她性格开朗，工作泼辣，人缘很好。她很少能照顾家，有时做一顿饭，要吃上几顿，衣服也多是孩子给洗，好在爱人和孩子们全力支持她，可作为女人，照顾不了家，她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她却认为这样做值得。
如今，树林召乡上至老人，下至儿童，对种树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它已远远超越了浅显概念上的理解，要生存就必须改造自然环境，植树使警醒的人们认识了过去，看到了未来，最终变为一种全民性的自觉行动。
湍急的黄河水日夜奔流，滋养着周围的土地和人民，也目睹了岸边所发生的一切。树林召人——一个让黄河永远记取的群体。
《京郊四胞胎应征记》（作者：乔林生，原载《解放军报》1990年11月23日）获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文如下：
“祖国养育我们长大，我们都想扛枪卫国”
京郊四胞胎应征记
在北京市50余万踊跃报名应征的适龄青年中，昌平县的一胞四胎兄弟格外引人注目。19年前他们呱呱坠地时，曾是北京市民议论的热门话题，报上都登了消息。今天，他们长大成人，争着抢着要参军，又成为一条新闻。
11月21日，记者在昌平县武装部见到了这哥几个。老大、老二像母亲，小小巧巧，爱说爱笑；老三、老四像父亲，高高大大，憨厚老实。哥几个站一块，谁瞅着都高兴。
因为出生在国庆前夕，父母分别给他们起名叫宋建迎、宋建接、宋建国、宋建庆。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一下添四丁，爹发愁，娘掉泪。可他们父母没想到，北京市政府发了话：每月发给宋家母子55元生活费，抚育四胞胎健康成长。一家老老小小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国家花钱一直把他们从出生养到了18岁。
孩子们没有忘记祖国的养育之恩。刚听说今年要征兵，便一齐跑到乡武装部长陶连旺家里，坚持要求报名参军，报效祖国。您瞧老二建接是怎么对记者说的：“祖国养育我们长大，我们都想扛枪卫国。”
建接告诉记者，到长陵乡体检站初检那天，他起得最早，先叫醒哥哥建迎，又叫醒弟弟建国、建庆，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出发了，没想到两个弟弟体检合格；他和哥哥别的关口都过了，就是身高差了一厘米。今天（21日），他们又来到县体检站复检。
听说哥几个目前有的跑运输、有的管仓库，都有活干，每个月给家里交上千元，记者问：“你们四个人就是走两个，经济损失也不小啊！”
四胞胎的父亲宋玉祥——一位参加过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老复员军人，对记者说：“钱算个啥？如果国家需要，让他们哥四个都走我才高兴，咱这时候不报答党，什么时候报答党？！”
真是有其父才有其子。
李杨 新疆日报社时政新闻部重点报道组负责人

《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获得第29届中国新闻奖文字通讯与深度报道二等奖。

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60年前，库尔班大叔上北京表达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无限热爱；60年后，库尔班大叔后人走上“代表通道”向总书记汇报——“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我家有两个‘传家宝’，一个是毛主席接见曾外祖父库尔班的那张照片，另一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我们要把这两个‘传家宝’一代代地传下去，永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一位身穿绚丽艾德莱斯裙的维吾尔族女孩面对众多记者，正在讲述“传家宝”的故事。
“咔”，一位新华社记者捕捉下这个镜头，就像60年前，新华社女记者侯波轻按快门，记录下毛主席与库尔班大叔握手的珍贵瞬间一样，全神贯注，迅速抓拍。
这个女孩名叫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她是上个世纪50年代多次想要骑着毛驴去北京的库尔班大叔——库尔班·吐鲁木的曾外孙女。本文开头的一幕，发生在3月20日清晨。这一天，举世瞩目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在闭幕会前，全国人大代表如克亚木·麦提赛地亮相“代表通道”，接受中外媒体采访。
时钟回拨，7时50分，如克亚木·麦提赛地步入人民大会堂。来到“代表通道”附近等候，她显得有些紧张：“我不知道一会儿记者会提什么问题。”她局促地拉了一下裙角，“不过，我也有一肚子心里话想说。我要把新疆各族儿女对习近平总书记、对党中央的感恩之情大声说出来。”
8时17分，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和同组的其他两名代表一同走上“代表通道”。
5分钟后，前一位代表发言完毕。一位央视记者向如克亚木·麦提赛地提问：“去年，您曾经替奶奶给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总书记也给你们全家回了信。请问现在库尔班大叔的后人们生活得怎么样？你们一家人是如何继承弘扬库尔班大叔的精神的？”
略微沉吟，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回答道：“60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在几天前的开幕大会上，我见到了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我感到特别激动、特别光荣。”如克亚木·麦提赛地不由得提高了音调。
　　“我们的大家庭有100多口人，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大家都发自内心地说，习近平总书记亚克西！党的政策亚克西！”说到动情处，如克亚木·麦提赛地的声音有些颤抖。她终于说出了临行前乡亲们嘱咐她一定要捎给总书记的话。
2013年，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圆了一家四代人的军人梦，成为登上“辽宁舰”的少数民族女兵。退役后，她成为于田县兰干乡民政社会保障事务所的一名干部。2016年底，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年近90岁的奶奶托乎提汗·库尔班，让孙女代为写信，向总书记汇报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表达于田各族群众对党的感恩之情。2017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托乎提汗·库尔班回信，嘱咐他们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如今，老人家每天都要拿出信看一看、摸一摸，让人读上几遍。
在“代表通道”，如克亚木·麦提赛地还向记者们介绍了新疆大地上红红火火开展的“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各级干部与少数民族群众结成了亲戚，定期来到亲戚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和问题；我们也经常到汉族亲戚家里去，大家就像一家人。请总书记放心，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一定永远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这声音，传入现场记者的录音设备中，传入电视镜头中，传向全世界。
就在如克亚木·麦提赛地接受采访时，正逢参加闭幕会的代表们入场。不少代表纷纷驻足，为她的讲述点赞。
走过“代表通道”，如克亚木·麦提赛地既兴奋又有些遗憾：“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呢。”她想告诉记者们，在库尔班大叔的家乡，如今，乡亲们一年免费体检一次，看病能报销，党和政府还帮助大家提高技能，并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乡亲们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采访结束，一位记者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出这样的文字：有一种情怀，穿越了时光，穿越了地域，永不磨灭，历久弥新。
当年，库尔班大叔告诉乡亲们：“新疆离北京虽然远，但只要我的毛驴不倒下去，总能走到。”
今天，如克亚木·麦提赛地说，她想告诉全世界，新疆距离首都北京虽远，但新疆各族人民的心始终与习近平总书记、与党中央紧紧贴在一起、紧紧连在一起！

在第25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新京报2014年3月6日刊发的《起草报告 总理要求做不到的不写》（作者：宋识径；编辑：余亚仕）获评通讯二等奖，全文如下：
起草报告 总理要求做不到的不写
昨天，李克强作了任职总理后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是如何出炉的，李克强是怎么参与的？对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向东告诉记者，总理自始至终参加起草，要求“做不到的不要写”。报告每一句话都是千锤百炼的，背后都有比较深的含义，可有可无的话基 本上都拿掉了。
【起草揭秘】
总理自始至终参与起草
新京报：很多人看了这份报告，感觉这是一份充满李克强风格的报告。
向东：报告中有很多带有“李氏风格”的语言，这些话是他平常说过的。比如“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继续向贫困宣战，绝不让贫困代代相传”，就是他去陕西调研时说的，体现了他的语言风格。
新京报：“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舌尖上的安全”，这些话是一开始起草的时候就写进去了，还是后来总理审稿时才加上去的？
向东：总理自始至终都在参与报告的起草，有很多话确实是他加进去的。
新京报：总理对报告起草提了什么要求？
向东：总理强调一点：“做不到的不要写”。
新京报：这份报告在结构和写法上有什么新特点？
向东：报告常规的写法，无非是条状或块状，今年是条块结合。
报告分三个部分，都是非常简练，有话就长无话则短。这些也都是总理明确提出的要求。
新京报：报告起草过程中，哪些内容是总理特别关注，并且反复斟酌修改的？
向东：这是李克强总理的第一份报告，他对此高度重视。报告的起草工作自始至终是在总理亲自主持下进行的。
不论是总结工作还是部署工作，涉及的每一项措施，都经过反复推敲，跟有关部门反复认证，最后经总理同意才写进去的。
可以说，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从头至尾总理都亲自修改，到最后一段时间，在提交大会审议前，总理也一直在修改。
可有可无的话基本拿掉
新京报：这个报告起草历时多长时间？
向东：从去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就开始了，整个起草历时两个多月。
新京报：起草小组有什么人参与？
向东：主要是以国务院研究室的同志为主，吸收了各主要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的人士。
新京报：报告起草中，听取了哪些方面的意见？
向东：在起草过程中听取的意见和建议非常多。国务院起草组本身有调研、学习和开会，之后国务院开常务会讨论，根据常务会的意见再修改，再报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审议，之后国务院再开全体会议审议，还要面向全国征求意见稿，发到全国党、政、军100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把上千条的意见收集整理以后还要提交中 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审议。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总理是怎么听取意见的？
向东：总理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分别听取了专家、学者、企业界民主党派、群众代表的意见。总理强调，所有提出的意见，起草组都必须分门别类地进行吸纳。实在不能吸纳的，都要做出说明。
新京报：从你个人来讲，报告里的哪些地方是你觉得最费心思的？
向东：这个不好说，因为报告中间的每一个字都费尽了心思，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反复琢磨。因为篇幅有限，所以每一句话都是千锤百炼的，背后都有比较深的含义，可有可无的话基本上都拿掉了。
【报告亮点】
“改革”出现的频率最高
新京报：从报告上看，你认为总理的总体思路是怎么样的？
向东：报告既反映了本届政府的思路，也融进去总理个人的思路和施政风格。整个报告最突出的亮点是改革，这个词在报告中间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在谈到过去一年工作时，他先谈改革，本届政府开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简政放权就是当头炮，这个当头炮打得很响，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的活力。
在部署今年工作的时候，第一条就是要推进重要领域改革取得突破，主要的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主要是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该放给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都要坚决下放。
这些方面都反映出，本届政府敢于担当，是个干事儿的政府，它也能干事儿。
新京报：这份报告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向东：我觉得报告最想表达的就是对今年的工作部署部分。它的一条主线就是：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总理在报告中提到，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着力提质增效升级，持续改善民生。
对今年的重点工作，报告提到9项重点工作，后面还讲到政府自身改革建设。这些举措非常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在每一项工作的部署前面，都有一两句讲道理的话。
这些工作，实际上都紧扣总理讲的三句话：以改革为强大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
“7.5%左右”发出稳定信号
新京报：大家很关注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报告写的是“7.5%左右”。总理解释说，这个目标经过了认真比较，反复权衡。在起草过程中，是怎么比较和权衡的？
向东：这个目标是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来的，现在这个预期目标还在请代表审议。
之前也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淡化这个指标，或者提一个区间。有的人说按照十二五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方针目标，只要定7%就行了，速度可以慢一点。
我觉得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对目前中国来说，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速，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现在的7.5%，跟过去30多年9.8%的高速增长相比，是放慢了一些，但是对于全世界来讲，还算是高速的。
另一个考虑，主要是要保就业。明年光大学毕业生就727万人，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7.5%的增速同时也给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继续保持7.5%左右的增速，可以给世界一个稳定预期。
新京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划一个增长幅度区间，这种意见是怎么被舍弃的？
向东：现在的这个表述“7.5%左右”，实际上是兼顾了这些想法，“左右”可能是7.7%，甚至7.8%，也可能是7.4%、7.3%，并不是最终的目标一定是7.5%。
新京报：报告在治理雾霾问题上，篇幅不小。上个月长时间持续雾霾，有没有给报告的起草一些启发？
向东：报告写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跟有最近那场雾霾关系不大，因为一直以来总理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中国发展到今天，大家的收入提高了，国家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如果最后连呼吸空气都困难了，我想这是所有人都不同意的。总理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他说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向污染宣战，这表明了他的态度。
我记得以前PM2.5的监测，全国有100多个城市有监测结果，问题是这个数据报不报。总理说，既然有监测设备了，为什么不能向群众公开呢？要跟群众交实底，要让大家来监督政府工作。虽然这个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但是必须要让群众看到希望。
焦 点
总理什么时候决定脱稿讲话
新京报：总理在讲到“社会治理创新”时，提到“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活动”，这句话是不是在3月1日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才加的内容？
向东：原来也有类似的表述，但是总理确实脱稿讲了几句话，这些没写在报告里。这几句话表明了我们对恐怖暴力犯罪行为的严正立场，也把大家想说而又没说出来的，表达出来了。
政府工作报告脱稿讲的时候不多，但是这几句话讲了以后,引起了大家深深的共鸣。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这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新京报：总理脱稿讲的这些内容，是什么时候才决定？
向东：那可能他上台前才决定的吧，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原载《浙江日报》2004年7月16日的《习近平告诫领导干部——要算一算“三笔账”》（作者：周咏南；编辑：胡冠平、施扬）获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原文如下：

习近平告诫领导干部——
要算一算“三笔账”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两个《条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代表省委常委向全省人民作出六条廉政承诺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每个领导干部，用权要讲“官德”，交往要讲原则，当好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表率。他给每一位领导干部算了“三笔账”——
一是算一算“经济账”。现在领导干部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从工作考虑组织上还给你许多必要的待遇，退休时又可以享受医疗、养老等保障。细细算起来，奉献与得到相比，得到的已经是很多了。如果贪赃枉法，到头来锒铛入狱，一辈子毁掉了，这值得吗？
二是算一算“法纪账”。领导干部在张口的时候要想一想这句话该不该说，迈腿的时候要想一想这个地方该不该去，伸手的时候要想一想这些东西该不该拿。千万不要以为吃一点、玩一下、拿一些没关系。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事物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是谁，只要你犯罪，终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是算一算“良心账”。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很不容易，结果你却自己把自己打倒了，这怎么对得起组织，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家人！有的腐败分子即便隐藏一时，没有暴露，但作贼终究心虚，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每时每刻受道德和良心的审判，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习近平说，这“三笔账”，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算清楚，想明白。浙江市场取向的改革比较早，我们要在重商、安商、亲商的同时，慎独、慎初、慎微，做到两袖清风，“君子之交淡如水”。 新华社2000年3月15日播发的《赤子心 赤子情——朱镕基总理中外记者招待会侧记》（作者：刘刚、唐卫彬、王雷鸣；编辑：何平、朱承修、吴锦才）获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以下为原文：
赤子心 赤子情
——朱镕基总理中外记者招待会侧记
“我将恪尽职守，奋力拼搏，以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今天下午，朱镕基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语，赢得了600多名中外记者的热烈掌声。人们再次强烈感受到这位共和国总理的赤子情怀。
朱镕基接着又深情地道出心声：“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话音未落，大厅里又一次响起如潮的掌声。
这是今天朱镕基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感人至深的一幕。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青竹翠绿，鲜花绽放，座无虚席。两年前的3月，也是在这个大厅，刚刚当选为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面对中外记者，庄严宣誓：“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那以后的两年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特别是去年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国内三场政治斗争的严峻考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把握大局，开拓进取，破解难题，取得了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就在刚刚闭幕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2713位人大代表对朱镕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投下神圣的赞成票，代表全国人民对本届政府的工作表示出高度的赞扬和充分的信任。
下午4时30分，中外记者用热烈的掌声，迎接刚刚从闭幕大会会场走来的朱镕基总理，闪光灯如闪电交织辉映。身着深蓝色西装的朱镕基总理向大家拱手致意。
在1小时40分钟的记者招待会中，朱镕基自信坦诚，激情洋溢，先后回答了16位记者的提问。由于台湾领导人变更在即，两岸关系成为关注焦点，涉及台湾问题的就有6个。朱镕基总理神色凝重，严正地指出：“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话语掷地有声，震撼人心。
他深情地说：“回想当年，中国是何等的贫穷积弱，但是，我们还是喊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并且为此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这时，全场的人们都看到他眼里的泪光。全场中国人的心，都在和他的心一起怦然跳动。
“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话音刚落，总理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桌上。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爱国主义的热情，维护祖国统一的信念，使人们心潮激荡。
记者招待会高潮迭起，扣人心弦。对一个个问题的答问，关乎国家改革发展大业，关乎21世纪中华民族走向全面振兴，关乎维护世界和平，也向全世界传递着许多重要的信息。
招待会结束后，俄罗斯劳动报记者普里瓦洛夫感慨地说：“有这样一位爱国爱民的总理，中国政府一定会在新的世纪开创更加伟大的事业。”
《开封缘何不“开封”？》（作者：詹国枢、庹震、刘海法；原载《经济日报》1994年3月4日；获第五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开封缘何不“开封”？
在开封采访，记者遇见一位复员军人。当问到如何看待市领导提出的“破釜沉舟，大干五年，深化改革，实现翻番”指导思想时，这位年轻人说：“但愿这次是真下了决心。以前，市里也多次跟市民表决心，可结果让人心由热变凉了。我参军前就听市领导说要三年变个样，复员回来一看，开封还是老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说得很坦率，表达了开封人急于改变开封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追根究底，开封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领导班子换得太勤，是开封多年搞不上去的重要原因。”座谈会上，街头采访，人们几乎要谈到开封市的领导班子。
一个城市，在10年中，连续换5任市委书记，5任市长，平均两年就换班子，确属罕见。对此，开封市的干部群众心里憋了一肚子话。一位企业家说：改变落后面貌，每届领导都表示了极大的决心，每一届领导也都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是，始终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没从思想解放、观念转变这个根本上“动手术”，旧框框还在，老习惯不改，光喊口号、发文件怎么行？二是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潜力加快经济发展的路子没找准，一会儿重点是农业为主，一会儿旅游业为主，一会儿是搞活流通。一届一个方针，一届一个说法，干部换得勤，经济如何稳定发展？
一位在开封工作多年的干部分析说：从了解的情况看，来开封工作过的干部，大多数都有很强的事业心，都有能力，但不知为啥就在开封施展不开？在开封干不长？粗算了一下，这10年里，市委书记最短的只任职20个月，市长最短的只任职12个月？这么短时间，连情况也没熟悉，又调走了，有多大本事也表现不出来。可以说，有的领导同志调走时，群众很留恋，依依不舍。开封群众就盼有能力的领导好好干上一段，明确发展思路，一步一个脚印，每走一步，每取得一个成绩，都会使全市人民树立信心，看到希望！
记者曾采访一位个体户，他谈了不少有独到见解的想法。当记者问他姓名时，他说：“别问我姓甚名谁。开封这地方，思想观念落后，人情网、关系网复杂，不一定哪句话没说好得罪了谁。发展经济是硬道理，我真赞成。可要是思想观念落后，硬道理就硬不起来了。”这席话说得很实在，发人深思。
“思想观念落后、封闭，是开封多年落后的根本原因。”话是一句，但具体表现是什么呢？记者与开封干部群众一起摆事实，找根源。大家的话说得很尖锐，也很中肯。
——“开封的干部，也经常去先进地区参观，走广东，去山东，但往往是兴奋一番，感慨一番，议论一番，就是落实功夫差，结果兴奋归兴奋，感慨归感慨，议论归议论，声势不少，效果不好”。
——“开封有的干部只会算小帐，不会算大帐；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只想局部，不想宏观。这样，经济发展上就会‘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落后的大格局总变不过来，自己的优势也往往看不清楚。改革开放中，稍有困难，就往回走，一次又一次，丢失了一个又一个时不再来的机会”。
——“开封有的干部老是怕这怕那，具体说，是几个不敢干。一是上头没文件，不敢干，二是别人没干的不敢干，三是领导没点头的不敢干。怕的结果，该干的、合乎政策法规的事情也不敢干了。改革开放事业，许多是前所未有的实践，缩手缩脚，怎么开拓前进？”
——“安于现状的小市民意识比较普遍，大家也知道外地经济发展快，可是过惯了平平静静、慢慢悠悠的古都生活，墙外的世界虽然很精彩，离市区也不远，可是很多人都不愿离开老区去过另一种现代生活，上班挤，住房挤，习惯了，无所谓了。”
——归总一句话，开封市一些干部总喜欢按计划经济的旧框框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在全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自然就跟不上趟，就要落伍。重点项目为什么上得少？吸引外资为什么不多？非国有经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都可以从这里去找到原因……
种种议论，议论种种，开封人在坦诚地反思过去，深刻地剖析自己。
通过接触开封的干部群众，记者有这么一种预感：开封摆脱落后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开封人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思想观念落后，经济必然落后。
在经济发展上落后了一大截子之后，开封还有没有希望赶上去?这是开封人思索的又一个问题。
有的同志说：“当距离拉大之后，后进赶先进，比当初难度大了。”还有的同志说：“落后之后赶超别人困难很大，但是，落后之后的压力变了动力，思想观念真的转变过来，希望也很大。”开封市常务副市长梁绪兴说：“开封的希望，在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落后，已经逐渐明白了不兴即衰的道理，现在正形成人心思变、人心思上的有利气氛。”
“不管这理由那理由，不干或干不上去就没有半点理由。”开封市领导已亮明了态度：“谁英雄，谁好汉，要在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上比比看？”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作者：陈锡添；编辑：区汇文；原载《深圳特区报》1992年3月26日；获第三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

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南国春早。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
　　跨进新年，深圳正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各族人民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到深圳来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小平同志的到来，是对深圳特区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是对深圳人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
　　（一）
　　1月19日上午8时许，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在来回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
　　来了！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时钟正指9时，列车停在月台旁边。
　　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
　　不一会，邓小平同志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同志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
　　握手时，谢非说：“我们非常想念您。”
　　李灏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
　　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
　　简洁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全省、全市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想念和崇敬之情。
　　邓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同小平同志握手并向他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
　　但是，小平同志却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早在1979年4月，他在听取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次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就这样诞生了。深圳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开辟的最早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之一。它的发展情况，小平同志当然十分关注。1984年1月，小平同志曾到深圳视察过。一晃，8年过去了。深圳的面貌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人家急不及待要亲自目睹一番。
　　随行人员说，小平同志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
　　在桂园休息约10分钟，小平同志和谢非等同志在迎宾馆内散步。
　　散步时，邓楠向小平同志提起他在1984年1月26日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同志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1984年，特区建设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有些人对办特区持怀疑观望态度。是年1月24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同志，同王震、杨尚昆同志在中顾委委员刘田夫和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陪同下，到深圳视察，给深圳特区题了词，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肯定了办特区的方针是正确的，给了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坚定了人们办特区的决心和信心，使特区的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散步后，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的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小平同志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分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小平同志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小平同志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小平同志笑了起来。
　　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小平同志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停了一会，他补充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车子不知不觉到了皇岗口岸。皇岗边防检查站、海关、动植物检疫所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欢迎小平同志的到来。
　　小平同志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深情地眺望对岸的香港，然后察看皇岗口岸的情况。
　　皇岗边检站站长熊长根向小平同志介绍说，皇岗口岸是1987年初筹建，1989年12月29日开通的。占地一平方公里，有180条通道，最高流量可达5万辆次和5万人次，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最近每天约通过7000辆车次和2000人次。小平同志听了很高兴，不断点头，露出满意的笑容。
　 （二）
　　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城市的景色。
　　1月20日上午9时35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国贸大厦参观，该大厦的女职工，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小平同志，并齐喊“邓爷爷好！”，小平同志高兴地向她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在53层的旋转餐厅，小平同志俯瞰深圳市容。他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
　　坐下来后，他先看一张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接着，李灏向小平同志汇报深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李灏说，深圳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4年，人均收入为600元，现在是2000元。改革开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他还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同步发展的。深圳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并且充满信心……
　　听了汇报后，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
　　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小平同志又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小平同志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不时还插上三几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
　　小平同志侃侃而谈。他还谈到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要注意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等重大问题。
　　在谈话中，小平同志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老人家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小平同志精神健旺，谈兴甚浓。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老人家谈话约谈了三十多分钟，使在场的人深受教育和鼓舞。
　　当小平同志离开旋转餐厅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秩序井然。人人心花怒放，个个喜笑颜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人们为有幸能一睹小平同志的风采而激动万分，也为小平同志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无比高兴。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国贸大厦。这掌声，表达了群众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崇敬；反映了群众对身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信和拥护。
　　小平同志非常高兴，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整个场面十分热烈，呈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人民群众融洽无间的动人情景。
（三）
　　离开国贸大厦后，小平同志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
　　先科激光公司，是一间高科技企业，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是我国目前唯一的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江泽民、李鹏、王震、田纪云、刘华清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曾先后到过这里视察。
　　车子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迎上前去，和小平同志热烈握手。
　　有人介绍说，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
　　小平同志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
　　“不是，我是老四”，叶华明伸出四只手指回答说。
　　“呵，我们快40年没见面了。”小平同志深情地说。
　　“是的，我那时是小孩，现在50多岁了。”
　　“你弟弟叶正光在哪里工作？”小平同志对革命家的后代十分关心。
　　叶华明说：“在海南岛。”
　　原来，叶挺将军于1946年不幸飞机失事遇难后，叶华明于当年5月离开延安直到1953年，叶正光于1952年到1960年，都是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里。小平同志同聂帅常有往来，所以那时见过他们兄弟俩。
　　在公司贵宾厅，小平同志听取了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先科激光公司于去年10月12日正式投产，使我国继荷兰、日本、美国之后，成为第四个能够生产激光视、唱盘的国家。该公司可年产激光唱片500万张，视盘150万张，激光视、唱盘放送机各5万台。
　　邓楠拿起一块闪光锃亮的激光视盘给小平同志观看。这种恍如镜子般的盘片，能储存10.8万帧色彩逼真的清晰图像，可长久保存，永不磨损。小平同志听了，十分感兴趣，问：“是什么材料？”公司的同志答：“塑料上面镀一层银。”
　　他又兴味盎然地看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当他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身旁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我今年88岁，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年，都是1904年生的。我是8月出生，她比我约大半岁。”
　　小平同志出生于1904年8月22日，家乡是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小平同志接着说：“邓颖超同志是河南人。”他女儿邓楠说：“不，她是广西人。”小平同志纠正说：“她的原籍是河南。广西是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小平同志对邓大姐十分熟悉。
　　接着，公司一位四川籍的业余歌手赵敏，为小平同志演唱了一首卡拉OK《在希望的田野上》。小平同志对他这位老乡的歌喉及音响效果十分赞赏。听完后带头鼓掌。一边起身，一边说：“很好，我听得很清楚，不走调，音响效果不错。”
　　从贵宾厅出来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经过30米长的过道，许多职工在过道侧热烈鼓掌欢迎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问：“这些职工多大年纪？”
　　叶华明答：“大多数是25岁到30岁，由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
　　小平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在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他们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小平同志问：“版权怎么解决？”
　　叶华明回答说：“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
　　小平同志对此表示满意：“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小平同志边走边问，对公司的情况问得很仔细，他还问及原材料是否进口？我国目前能否生产？产品质量怎样保证等等，公司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
　　当小平同志看到几位女工正在擦拭刚生产出来的激光视盘时，便停下来问：“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女工们回答：“汕头人”。小平同志笑着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广东人”，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临离开车间前，小平同志问到公司今年的生产目标。叶华明说：“今年要生产50万张激光视盘，250部激光视盘电影，国产片和外国片一样多，其中还有科教片和一部分卡拉OK。总产值可达3亿多元，利润8000万元。”小平同志高兴地说，很好，希望你们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小平同志到先科激光公司参观，给了该公司的职工以极大的鼓舞。公司董事长叶华明对记者说：“我是一直在党内老同志关怀抚养下成长的，见到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健康，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决心在深圳第二个十年建设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
　 （四）
　　1月21日，是华侨城建设者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小平同志到这里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
　　“锦绣中华”，是集中国名胜古迹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是中国民俗艺术的荟萃之地，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
　　上午9时50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来到中国民俗文化村东大门广场。民俗文化村顿时沸腾起来了。广场上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迎接小平同志的到来。
　　在广场西侧，小平同志登上电瓶车，由徽州街西行，缓缓驶经各个民族村寨。所到之处，各少数民族的演员都在尽情地跳舞欢歌，敲鼓击乐，充满欢乐祥和的气氛。小平同志一行在这里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欣赏了古朴纯美的民间歌舞。而那别具一格的徽州石牌坊群，富有民族特色的贵州鼓楼、风雨桥，云南藤桥，金碧辉煌的西藏喇嘛寺等，又把小平同志一行带进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长河中。
　　正在这里游览的群众、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纷纷驻足道旁，鼓掌向小平同志致意。小平同志亦频频向他们招手。
　　到新疆维吾尔族民居，小平同志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舞蹈。这时，小平同志的小孙子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昵地吻了一下小平同志的面颊，小平同志十分开心。
　　小平同志接着到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天安门”前，小平同志下电瓶车观赏了“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很感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
　　在“布达拉宫”前，小平同志分别同家人及亲属、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在驱车回迎宾馆途中，小平同志和陪同的负责同志亲切谈话。
　　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他接着说，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当深圳市长郑良玉汇报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时，小平同志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搞上去。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
　　小平同志还谈到要尽快把经济建设抓上去。他说，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五）
　　1月22日，边城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然。今天，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上午9时45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仙湖植物园。随同来的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儿邓林、邓榕和小孙子。随后，邓朴方同志也来了。
　　先到这里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小平同志热烈握手。接着步入展览厅，观看仙湖植物园模型。小平同志听了关于植物园的情况介绍后，高兴地说：“植物园大有可为。”
　　杨尚昆主席是1月21日到深圳视察的。小平同志和杨主席两位老战友在仙湖植物园相逢，自然高兴万分。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啰。”小平同志深情地说。
　　“我们是1932年认识的。”杨主席说着扳起指头数起来，“42、52、62……92，六十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邓伯伯，新年好！”
　　邓榕说：“他是全国摄影协会副主席呀！”
　　小平同志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啰！”全场大笑起来。
　　接着，小平同志和杨主席一同步入室内观赏植物区。这是一个大温室，培育着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珍稀植物，林林总总，使人目不暇给。
　　他们首先观看据说距今有一亿五千万年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桫椤。
　　小平同志说：“还有一种古代树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了。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说着，他还用手比划一下。
　　植物园负责人陈覃清说：“是的。水杉树种距今约7500万年，是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境内发现的。”在场的人都很佩服小平同志丰富的知识和记忆力。
　　小平同志说的那棵很大的水杉，是1946年薛纪茹先生发现的，他采集了标本。1948年，由胡先胡先骕、郑万钧先生定名为水杉，公开发表，轰动了当时国际植物界。人们称此树种为活化石。这棵树胸径2.4米，高35米，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利川县谋道这个地方。
　　接着，小平同志和杨主席仔细观赏其他植物，兴味极浓。
　　看到一种叫“发财树”的植物，邓榕风趣地对小平同志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
　　小平同志指着“光棍树”问：“为什么叫光棍树？”植物园负责人回答：“因为它不长叶子。”
　　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小平同志伫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很久以前，一个妃子逃难到九嶷山，哭得很伤心，一滴滴泪水滴在竹子上，就成为现在的湘妃竹。
　　小平同志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植物园负责人说：“成都的望江公园各种竹子都有。”在场有人说：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小平同志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周围的人全都笑起来。观赏植物区里笑语声喧。
　　小平同志被这些珍稀植物吸引住了，他观赏得很仔细，注意听介绍，还不断提问。他指着一棵天鹅绒竹芋问：“它长不长芋头？”植物园负责人答：“不长，只供观赏。”邓榕接着说：“爸爸很喜欢吃芋头。”植物园的同志说，这种竹芋的叶子，摸上去象绒布。小平同志听了，好奇地摸了一下。杨主席随手捡起一片叶子，风趣地说：“带着留个纪念。”
　　杨主席也在以极大的兴趣，观赏着各种奇花异草。他观看猪笼草、鸟巢蕨时，鸟巢蕨那活象鸟巢的模样令他十分开心。他问这植物开不开花？靠什么繁殖？植物园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
　　这里有一种兰花，很奇特，叫“跳舞兰”。植物园负责人指着一朵兰花给小平同志介绍：“这兰花样子象个姑娘。这是头、身子、裙、腿。它在跳的士科哩。”小平同志笑着说：“是，很象个姑娘在跳舞。”
　　从观赏植物区出来，小平同志和杨主席等人向大草坪走去。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中，满眼是青山绿水，茂林修竹，小平同志感到心旷神怡。他高兴地同家人在这里合影留念。
　　这里，绿色主宰了大自然的风光，使人流连忘返。小平同志说：“这里的环境真优美。”杨主席赞叹道：“真是天上人间，世外桃源。”
　　10时10分，小平同志和杨主席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种下一棵长青树－－高山榕。小平同志和杨主席挥锹培土。接着，小平同志的家人也拿起铁锹，使劲地将土铲到树根上。邓朴方在旁人的帮助下，也培了几锹土。然后，小平同志和小孙子一齐端起个红色的小水桶浇水。
　　杨主席同小平同志一家栽好树后，又领着自己一家在不远处种下另一棵高山榕。杨主席和家人一道培土、浇水，动作非常敏捷。
　　高山榕是一种亚热带植物，桑科榕属，是广东省的代表树种之一。生长快，树冠大，四季长青。
　　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在这里种下长青树，给深圳增添了无边春色，也将为子孙后代造福遮阴。深圳人民一定会记住这个日子，记住他们为建立新中国、为改革开放所作的卓越贡献，记住他们对深圳特区的关怀和支持，记住他们那长久而深厚的情谊。
　　种完树后，小平同志和家人在湖边散步，一家人乐也融融，尽情享受这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欣赏这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
　　小平同志精神奕奕地迈着步，表现出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摄影记者们纷纷按下快门，拍下这令人高兴的镜头。
　　（六）
　　1月22日下午3时10分，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
　　接着，小平同志和杨主席同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人合影。合影时，坐在前排的有：小平同志、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市委副书记厉有为。
　　合影后，人们都围拢过来，同小平同志握手，小平同志亲切地和大家交谈。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握着小平同志的手，向他问好，并邀请他1997年访问香港。小平同志连声说：好，好。
　　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中将向小平同志敬礼、问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向小平同志介绍说：“朱敦法同志在淮海战役中是个连长。”小平同志笑笑说：“那时还是个娃子哩。”在淮海战役这场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中，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
　　今天，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的谈话。
　　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
　　小平同志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
　　小平同志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在谈话中，小平同志还谈到了：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等等。
　　（七）
　　时间过得真快，小平同志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1月23日，小平同志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去珠海特区。
　　上午8时30分，深圳市负责人以及警卫、服务人员，在市迎宾馆热烈欢送小平同志。人们都依依不舍，多么希望小平同志能在深圳多住几天啊。
　　小平同志和市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
　　同车前往蛇口送行的有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
　　车子在宽阔的笋岗路向蛇口驶去。在车上，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李灏向小平同志简要地汇报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把深圳特区建成第二关税区；加强法制，依法治市，加强立法执法工作；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三个郊区等等。
　　小平同志听了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李灏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小平同志说：“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
　　谈着谈着，车子到了蛇口。李灏说，南山区管蛇口这一片，南山区发展势头非常好，南山的荔枝很有名。全世界荔枝最好是中国，中国荔枝最好是广东，广东荔枝最好是东莞、增城、深圳等地方。
　　这时，邓榕插话：“那么，全世界的柚子哪儿最好呢？”车子里爆发一阵哄堂大笑。
　　原来，小平同志平时在家里，常对孩子们夸耀四川的柚子最好。孩子们都不同意，认为沙田柚子最好。
　　笑声过后，小平同志说，四川柚子最好，但认识统一不起来。
　　邓榕说，“说沙田柚子好的人多，说四川柚子好的人少”。
　　车子在蛇口一个地方停了几秒钟，邓榕指着远处“海上世界”对小平同志说：“这是海上世界，是您给题的名。”
　　车子接着到赤湾港，缓慢地行驶。小平同志坐在车上察看赤湾港码头。
　　李灏介绍说，赤湾港在蛇口里面，可停3.5万吨的船，准备建成停5万吨船的码头。妈湾港在蛇口外面，可停5万吨的。深圳东部、西部都有港口，去年吞吐量达1400万吨，将来要达到上亿吨。
　　车子到达蛇口港码头。下车前，李灏对小平同志说：“您这次来，深圳人民非常高兴。我们希望您不久再来，明年冬天来这儿过春节。”
　　小平同志下车后，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
　　然后，小平同志同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别。
　　小平同志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把握时机，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抓上去，这是小平同志对深圳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小平同志心头的一件大事。
　　李灏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上午9时40分，小平同志乘坐的轮船离开蛇口港。

　　1992年1月19日到23日，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这段日子，是极不寻常的日子，它将永远记载在深圳建设的史册上，永远记忆在深圳人民的心坎里。
　　“东方风来满眼春”。小平同志来到深圳，使深圳进一步涌起改革开放的春潮。小平同志在这里发表的许多重要谈话，对深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敬爱的小平同志，我们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深圳人民一定沿着您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醒来，铜陵！》作者：龚声；编辑：刘宇飞；原载1991年11月14日《铜陵报》；获第二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

醒来，铜陵！

——谨以此文参加“理思路、抓落实、奔小康”大讨论

当历史的脚步匆匆跨入本世纪最后十年的时候，每一个铜陵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十年磨“剑”锋自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铜陵人以“开山取宝、凿石求金”这一锲而不舍的精神，为铜陵生存、发展开拓出颇为辉煌的新天地：
——1990年与1978年相比，全市社会总产值增长3.5倍，国民收入增长2.6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7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3倍。1990年与1985年相比，在省辖九市中，我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分别居第5位、第2位和第2位，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也居第3位。统计数字证明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铜陵在前进；
——“铜陵特区”已早为人们所淡忘，而淡忘的又岂止是这一名称：工业持续22年“单打一”采冶铜已被有色、化工、纺织、电子、建材五业并举、齐头奋进所取代；农业也不再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农、林、牧、渔、工、商、运、建综合发展的大农业；铜官山下、天井湖畔，水、电、气管线密如蛛网，成片的厂房、住宅楼各呈风姿……这一切都寓示着一个新的工业港口城市正在孕育之中。
每一个铜陵人、每一个熟悉铜陵的四方宾客，都会为铜陵的飞速发展而自豪。人们知道，这10多年是铜陵建市以来最辉煌的时期，经济发展最快，城市居民受惠最多……
江南古铜都，地灵人杰多。雄风今乍起，英姿自成歌！
同处一江景不同
然而，当我们拿起理性的放大镜，回顾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履痕时，便会在辉煌中看到不足、看到令人震惊之处：
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值增长了31.9%，但销售收入利税率却下降2.85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下降2.2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产值率下降16.89个百分点，留利水平下降22%。无情的数字告诉了人们一个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即在“六五”末期效益水平已经很低的基础上，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我市的主要经济指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惊人地下降了。
高速度为什么没有带来高效益？而就这令一些人自豪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沿江地市县相比，也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与邻近的繁昌县作比较：1985年该县与铜陵县还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而如今他们的工农业产值已超出铜陵县1倍。即使剔除一些不可比因素，我们也难以和他们平起平坐。一江春水向东流，同处一江景不同。这是为什么？！
我市是皖江开发开放四市之一，但与其它三市相比，差距又何等之大!1989年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值利税率、资金利税率、销售收入利税率，芜湖分别是32.3%、33.4%和21.2%，马鞍山分别是34%、21.2%和，19.8%，安庆分别是21.1%、22.8%和14.1%，而铜陵分别是14.5%、9.4%和9.2%。1989年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人均创利税，全国是3851元，全省是2501元，而铜陵仅有1741元。在全省9个地级市中，我们“铜老八”的帽子为什么长期摘不掉？
我们还常常为铜陵“七五”的高投入而沾沾自喜，但殊不知，投入像一根“魔棍”，变化多端，既可以变为“宁馨儿”，又能够化为“丑八怪”。截至90年底，市属地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债务总额已高达8.23亿元，其中外债3058万美元。这些债务的61.2%（5.03亿元）要在1992年以前还清。而1990年实际只还了0.4亿元，其中还有0.15亿元是靠免税还的。按照现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推算，我市每年的债务利息都难以全部偿还。高投入为什么没有带来高产出？
除此之外，不足和差距还有很多很多：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品的结构层次和质量档次仍然偏低；农业的保障体系相当脆弱，生产力水平亟待提高；各项事业的发展很不平衡……
对这些，一些有识之士心中充满了困惑与焦虑。铜陵为什么不能发展的更快一些？（注：“的”应为“得”）为什么不能解决别人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边，倾听着大江东去拍岸的涛声的时候，不能不深深地思索：怎样才能医治好我们身上的“疾患”，以健壮的体魄，去创造铜陵更辉煌的明天？！
剔肤见骨找病根
透视铜陵这个既健康又染疾的肌体，不同识见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诊断”。但是，一个最准确的诊断，已经由历史老人作出了，这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未及时更新，精神还不够振奋，商品经济意识淡薄。这些“病源”互相渗透，彼此诱发，产生了阻碍我们前进的一个又一个“病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不强：有些部门和单位，以“自我”为中心，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办，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推。外地进城劳动力的管理，与此沾点关系的部门都抢着伸手揽，而集资修路建桥等，有关单位就拼命往后退。企业兴旺的时候，各个部门都想去捞一把；企业困难的时候，不少部门都撒手不管。还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处理工作以文件为中心，以条条为标准。有个企业为了优化生产布局，曾经打算将企业的内部结构作适当调整，但有关部门却从条条出发，不给配套政策，使企业调整无法进行。一个外商很有兴趣的微波炉项目，本应在铜陵落户，但这个说资金不落实，不能批立项，那个说没有立项不能给资金。各用各的文件，各持各的道理，扯皮扯了一年半无结果，外商一气之下跑到大连，人家半天就立了项。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表现在其他工作与经济工作两张皮上。文化、教育、卫生、宣传、组织、统战等部门部署工作，有不少可以也应当与经济工作相结合而没有结合，就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影响了经济建设。某厂党委一位领导，在一次和主管部门干部交谈时，竟说“生产上的事我们一概不管”。在这样的干部心中，哪还有“中心”的地位？
商品经济观念薄弱：在商品经济已占很大比重的今天，我们相当多的厂长和经理至今仍在迷恋产品经济的“温床”：争保护、要计划有门，闯市场、搞经营无术，全然没有效益观念。麻纺产品严重积压，就是不能进行有效地推销和处理。有些企业，舍得花钱搞基建、盖办公楼，却不愿花钱抓技改，与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就是抓技改，也是无头苍蝇瞎忙乎。某厂搞技改，投资几百万，试车几个月，产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报捷之声犹在耳边，却停止了生产。一查，原来是工艺、技术早已落后的项目。在农村，则有相当一部分人“种树怕吃亏、养鱼怕偷、办工厂怕倒、做生意怕骗”。这怕那怕，就是不怕挨穷受苦。商品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我们的一些企业，愿意花钱买轿车、搞装潢，就是不愿花钱培养人才，不愿接收大学生。现有的人才不敢用、不会用，外面的人才不给进，企业靠什么求生存、图发展？今年5月，《经济消息报》提供专版，要免费为铜陵介绍一批企业和产品，但所涉及到的大多数部门和企业，并没有将此作为做广告、搞公关的好机会，反而草草应付，或避而远之，或胡乱凑合。且不说在中央、省级的广播、电视、报纸上，难见到铜陵的商品广告，就在本市街头，广告也属凤毛麟角，直至第三届花卉博览会前夕，市府用行政命令的办法，铜陵才竖起了第一批永久性广告牌。多数企业的销售工作十分薄弱，中央的政策不敢用，省里的政策不会用，市里的政策不知道用。市府（90）50号文件对处理积压产品等问题，规定得很宽、很明确，可就是有那么一些经营者不学习、不研究，任其产品涨库积压。我市拥有的销售队伍数量，不说与江浙比，就同桐城县的10万销售大军比，也相距甚远。
精神状态不振作：从机关到企业，都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目标不明，任务不清，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在今后三年应该实现什么目标，今后五年能达到什么水平，采取哪些办法和措施，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心中无数，却泰然处之。什么共产党人的理想，什么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都统统抛在脑后，束之高阁。一些干部“过糊涂日子当太平官”：坐机关的，不知道要研究哪些问题，搞好哪些服务；办企业的，不了解市场如何变幻，不懂得新品种怎样开发；搞农业的，讲不清粮食产量多少，水利设施如何，多少人温饱没解决。有一些干部，整天长吁短叹，畏首畏尾：处理积压产品怕亏损，开发新产品怕没市场，进行技改怕缺资金，处理不合格工人怕遭报复。还有极少数干部，或浑浑噩噩，或谋私钻营，有的竟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改革意识不浓：经济社会工作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但我们的不少同志，仅仅把改革叫在口中、写在纸上。大家都赞成住房制度改革，但适当提高房租、多住房子多拿钱，一些人就大叫大嚷受不了。公费医疗的漏洞众人有目共睹，但不少人又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在居民区进行安装有线电视的试点，受益者都说是件大好事，但一提要自己掏点钱，又说“这不能算是办好事”。都说分配不合理，但在企业实行质量工资制，又有人说技术低的工人吃了亏。“铁饭碗”都说要打破，但让违纪工人下岗，或作出处理，就有人四处说情。在他们的眼里，改革都必须对自己有利，个人不能作出任何一点牺牲。
对外开放观念差：铜陵位于长江黄金水道之旁，又是皖江开发开放四城市之一。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职工又是怎样对待开发开放呢？今年初，当南京市一位副市长率团来铜考察时，在城外转了一个多小时方才摸进城，其原因就是本市入口处连个起码的标记也没有！一位外商结束访问离铜时，要用美钞兑换人民币去结账，但有关人员正在学习，还说：“对不起，业务暂不办理！”一位意大利商人来铜陵住旅馆，面对积满灰尘的窗户、掉了螺栓的马桶盖和污迹点点的被套，他问道：“这象做生意的吗？”（注：“象”应为“像”）我市第一个较大的中外合资项目——金光延压加工有限公司，从立项到审查，从筹资到审批，前后费时近两年，盖了几十个公章，才得以上马。如果不是外商有耐心，这个项目早就告吹了。
以上形形色色的问题虽然挂一漏万，却展露了相当一部分铜陵人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上的丑陋之处。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存在这些丑陋之处，而我们又没有及时正视它、解决它，才导致铜陵过去某些方面的落伍和现在某些事业发展上的裹足不前。
解放思想是先导
思想的解放常常是正确行动的先导。1978年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赢得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赢得了全国十多年的大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经济要开放，首先思想要解放。开展“理思路、抓落实、奔小康”的大讨论，意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此，每一个铜陵人都应积极参与。当然，思想的解放往往需要进行痛苦的反省。鲁迅说过：“我常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铜陵人，在大讨论中，都不应讳疾忌医，而应当勇敢地拿起时代的解剖刀，割除自己灵魂深处的一切毒瘤和病根。如果我们继续抱着僵化的思想、陈腐的观念、封闭的意识、萎靡的士气，那么，不是危言耸听，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十年接力赛中，我们铜陵将被别人抛得更远！
改革大潮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环顾神州，时不待人：沿海经济上去了，山东经济上去了，省内各城市也在你追我赶。每个有志的铜陵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怎样才能无愧于脚下这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
醒来，铜陵！
（《真正的“秘密武器”——齐鲁纪行之一》作者：范敬宜；原载《经济日报》1991年3月19日；获第二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真正的“秘密武器”
——齐鲁纪行之一
站在从威海驶往刘公岛的轮船甲板上，披襟当风，遥望甲午鏖战的海面，回首碧树红瓦的新城，心旷神怡，不禁轻轻吟出杜甫的诗句：“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
一个“稳”字，惹出无数联想。
从2月下旬到3月上旬，记者在山东进行了半个月的采访，行程三千里，涉足九市地，
深深被这里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景象所激动。所见所闻，印证了一句过去不甚相信的评价：山东在悄悄地崛起。
络绎不绝地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者，都在这块土地上研究、思索：这个历史上曾经哀鸿遍野、温饱难继的省份，如今不动声色地走到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究竟靠的是什么？它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
答案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山东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山东发挥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山东的干部、群众吃苦耐劳，富有实干精神，等等。无疑，这些答案都完全正确，但是，记者印象最深的还是在省政府有关部门座谈会上听到的一句话：“山东只有‘常规武器’，没有‘秘密武器’。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秘密武器’，那就是：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折腾，不翻烧饼，不忽左忽右、大起大落。没有这一条做保证，经济建设、改革开放都不可能按照既定目标稳步发展。”
这，也许说中了问题的实质。
“这里没有断层”
“政策的稳定，来自班子的稳定，班子的稳定，又来自班子的团结。山东政策之所以稳定，关键在于上上下下没有断层！”莱芜市的一位干部列出这样一个“公式”。
对这个“公式”如何理解？记者在同省委书记姜春云、省长赵志浩的谈话中，得到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保持政策稳定，首先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有了连续性，才有严肃性、权威性，才能取信于民，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群众不怕大干，就怕白干，尤其怕领导班子一届否定一届，“一个和尚一个磬，一个将军一道令”。从基层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姜春云、赵志浩，十分了解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心情，因此，他们一上任，就规定一条：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历届省委班子制订的政策、规划、措施，凡是符合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现在还适用的，都要加以肯定、继承，并在原有基础上完善和发展，决不能割断历史，另起炉灶。这样做，为的是尊重历史，尊重党的传统，也为了尊重和保护群众的积极性，避免不必要的震荡和波折。
看得出来，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在与记者交谈中，姜春云、赵志浩很少谈到自己的功绩，总是谦虚、诚恳地说：没有历届领导同志艰苦创业打下的基础，就没有山东的今天。他们举例说，“科教兴鲁”的方针，“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西结合，共同发展”的战略，就是上届省委提出来的；今天的“八五”规划，也是在前几届省委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定的。对省委的前几任老书记，对那些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新班子至今还经常向他们登门请教。
在山东，经常听到“五世同堂，和平交接”的说法，指的是60年代以来的五任省委书记，都定居在济南，尽管他们原籍并非都是山东。对此，山东的干部群众颇有几分自豪。泰安市委书记王建功对记者说：“这种少见的特殊现象，说明这里有一个非常团结、祥和、温暖的环境。我这个外省调来的干部，体会尤为深刻。唯其如此，当新班子遇到麻烦困难的时候，老将们纷纷主动出马做工作，为他们排难解纷，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新老班子如此，现任班子的关系如何呢?赵志浩的回答非常动人：“春云同志和我可以说是亲密无间，亲如兄弟。”当我们向姜春云“核实”情况时，他的回答更幽默：“完全属实，毫不夸张。”据熟悉内情的同志介绍，他俩确实彼此尊重，彼此理解，互相通气，互相商量，达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
在济南开往烟台的夜行车上，一位富有齐鲁豪爽率直性格的干部、滔滔不绝地向记者倾谈自己的感受：
“一个省委班子是否团结，从常委开会的气氛就可以看得明白。由于常委们思想统一，配合默契，常委会总是气氛和谐，效率很高，即使讨论最复杂的人事问题，也从来没有面红耳赤、议而不决的时候……
“不仅省委、省政府的核心领导这般融洽，省顾委、纪委、人大、政协、济南军区、省军区以及各人民团体，也都齐心协力，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捏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上行下效，下面的班子谁还闹摩擦？这样就形成了一股以团结为重、以团结为荣的正气，上面的政策在各级领导班子中也就畅通无阻、没有断层。古语说，政通人和，其实应该说是人和政通……”
勇气，来自稳固的后方
坚持稳定的政策，不仅需要和谐的环境，还需要坚持唯物主义的勇气。
提起几年来山东省为什么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干部、群众总是津津乐道两件事情：
——1989年6、7月间，社会上纷纷谣传农村家庭承包制和企业厂长负责制要变了，原来下放给基层的权力要收了，城乡人心惶惶，议论纷纷，眼看就要影响生产。就在这节骨眼上，山东省委、省政府连续召开会议，明确宣布“两不变、一不收”，一下子使动荡的人心稳定了下来。
——同年10月，有些地方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偏颇，造成了极少数人误伤，有些厂长作了坐牢的准备，不少工厂采购人员都不敢出差了，生产受到威胁。省委、省政府及时发现情况，当机立断，马上召开紧急电话会议，郑重表态：必须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对确实贪污犯罪的一定要坚决依法查处；对由于政策界限不清而发生的某些问题，一概由省里承担责任，决不追究厂长经理的个人责任；对真正的改革者则一定要保护。此言一出，厂长经理们如释重负，激动万分，重新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去抓工作。
对于省委、省政府在关键时刻的两次表态，人们比喻为大旱中的两场“及时雨”。近两年来山东省的改革开放能够持续发展，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后来的事实证明，山东省委、省政府的表态，完全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
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省委、省政府能够这样头脑清醒、态度明朗，反映了领导者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对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有很强的自觉性。当时也有人“好心”地劝告他们：现在正是强调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时候，你们这样强调抓经济工作，弄不好会犯错误的。他们毫不含糊地回答：“克服一手硬、一手软，为的是让软的一手硬起来，而不是让硬的一手软下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根本方针，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番话在基层干部中流传很广，印象很深，成为他们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主心骨。
但是，认识是一回事，真正做到却要冒一定的风险。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敢于冒这个风险，勇气也来自班子的团结，全省上下的团结，在重大问题上的认识统一。有的同志说得很深刻，如果没有稳固的“后方”，一个班子里有人搞内耗，老踩你脚后跟，你得老防背后的暗箭，有天大的勇气也不济，执行政策非“扭秧歌”不可。
“看到省里这样团结一致，这样勇于承担责任，我们下面工作就有一种安全感，像走路一样，不用绕弯子，不用侧身子，尽走直线，速度就快了。”泰安市的领导这么说，烟台市的领导这么说，威海市的领导也这么说。
为8400万山东人民的利益负责
山东省的领导班子为什么能这样团结?团结靠的是什么?下面干部的回答也许更有说服力：“他们确实亲密无间，但决不是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的酒肉朋友，他们的团结是建立在党的原则基础上的。”
记者曾问赵志浩：你在工作中难道从来没有遇到过不愉快的事情?他笑了，坦率地说：“山东不是与世隔绝的真空地带，社会上的矛盾同样会反映到各级班子里来，我们当书记、省长的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当然也有烦恼、生气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出发点：要为8400万山东人民的利益负责。党把你派到这里来，不是让你来搞‘窝里斗’的，而是让你为8400万人民造福的。山东是革命老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解放这块土地洒下了鲜血，可是建国几十年，山东还很穷，每年有大批农民为生活所迫闯关东，你不去带领他们发展经济，改变面貌，还称得上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么考虑问题，一种历史责任感和迫切感就上来了，压倒了个人恩怨和个人义气。”
新闻记者的眼光总是挑剔的。当听到一片赞美团结之声的时候，我们往往怀疑自己所获情况是否全面。在采访烟台市长杜世成的时候，记者不揣冒昧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位年轻的市长听了哈哈大笑：“我们在省里领导面前可从来不讲这些哟!他们来了，我们不但不夸他们，还经常跟他们吵，要项目，要材料，要资金，有时还吵得厉害呢!”
“不过，这是不甘落后的吵，敢为人先的吵，团结进取的吵!”旁边省里干部的一句插话，引起一屋欢快的笑声!
我们起身告辞，继续驱车前进。这是难忘的1991年3月8日下午，去冬以来第一场好雪，正纷纷扬扬地洒向那一片新绿、但亟待灌返青水的麦田……
新华社1990年7月8日电；获首届中国新闻奖荣誉奖

人民呼唤焦裕禄

作者：穆青、冯键、周原；

进入九十年代，在中华大地兴起学雷锋新潮的同时，人们深情地呼唤着另一个名字——焦裕禄。
在这声声呼唤中，我们三个当年采写焦裕禄事迹的老记者重访兰考，专程到焦裕禄墓前敬献花圈。花圈的挽带上写着“焦裕禄精神永存”七个字，表达了我们对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的好儿子的崇敬和思念。
焦裕禄去世已经26年了。兰考人民在明末黄河故堤的一个沙丘上，修建了焦裕禄烈士陵园。陵园里，参天的泡桐绿荫蔽日，蓊郁的松柏密密环绕。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墓地上竖立着一面屏壁，上面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我们默默地站在墓前，望着那高大的墓碑，环顾兰考大地，思前想后，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一）
２４年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兰考这块苦难的土地，兰考的“三害”——内涝、风沙、盐碱还在猖獗地为害人民。一年３６５天，多一半漫天黄沙飞扬。我们住在县委招待所，清晨起床，被裤总是蒙着一层黄尘。白色的盐碱每年不仅要碱死几万几十万亩禾苗，还浸蚀着千家万户的墙脚和锅台。内涝渍死了大片庄稼，有幸捉住苗的，一亩地打下几十或上百斤粮食就是上好年景。
今天，兰考１８００平方公里大地和９８万亩耕地，大变样了。
“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这是传唱在兰考的一首新民歌。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２０多年过去，兰考全境的飞沙地、老洼窝、盐碱滩，都已经长起大片大片纵横成网的泡桐林了。１９６３年焦裕禄亲手栽下的那棵麻秆粗的幼桐，已经长成双人合抱的大树，人们亲切地叫它“焦桐”。全县半数以上的耕地实行了农桐间作，一亩地每年仅桐树就可以增值２００到２４０元。我们一路所见，不仅在兰考，而且在豫东平原，在中州大地，在千里公路沿线，在雄伟的黄河大堤，到处都是亭亭的泡桐英姿，到处都是绿色的海洋。
东坝头是黄河下游一个最险要的地段，从三门峡、花园口奔泻而来的黄河激流，在这里按照人们的意志，回旋了一个马蹄形，从巍峨的石坝脚下乖乖地折向东北，奔向大海。滔滔黄河历史上多次泛滥，给这一带留下了２７１个大大小小的沙堆。每当刮起５级以上大风，黄沙蔽日，天昏地暗，一夜之间沙丘就能搬家。２４年前，我们来这里采访，举目黄沙茫茫，不见树木。这次，我们再访东坝头一带，茫茫黄沙已经不见踪影，眼底尽是一望无际的麦海。农民开着汽车、拖拉机，赶着牛车，正忙着收割麦子。微风起处，漾起层层金色的麦浪，一个个旧日的沙堆，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刺槐林，极目望去，宛如飘浮在金色麦海里的一个个绿岛。
我们沿着曲径登上名叫“九米九”的大沙丘。头上绿叶盖顶，脚下青草铺地，林子里阵阵凉风宜人。盛夏的阳光从华盖般的槐叶缝里流泄下来，像撒下一条条金色丝线。２４年前，我们曾吃力地爬上这个沙丘，流沙灌满了我们的鞋袜。那时，沙丘顶上刚刚种上稀疏的刺槐苗，迎着寒风有气无力地摇曳着。
邻近“九米九”的下马台，原是临大路的一个村庄。因为沙丘移动，村舍、水井被淹没，村民弃家外逃，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方圆５０亩的大沙丘。焦裕禄从１９６３年春天开始，组织农民在这里挖泥封沙，栽种刺槐，如今也早已成林了。
７２岁的护林老人王心茂告诉我们：“下马台大沙丘今天变成了‘元宝垛’，全靠老焦当年领着大伙种树治沙。”王心茂一家人就住在林中小屋里，年年月月守护着这片焦书记留下的林子。他爱树如命，说：“谁要砍死一棵树，就是砍我一条腿；谁要撅折一根树枝，就是断我一个指头，我决不答应！”这句话，表达了老人对党、对他心目中的焦书记多么深沉的感情呵！
当年受到焦裕禄称赞的“四杆旗”之一的韩村，也许是兰考农村今昔变迁的一个缩影。
韩村周围是洼地，常年渍水，土地碱化。２４年前我们来这个村访问时，饥寒交迫的农民含着泪告诉我们：１９６２年全村２７户人家，每人只分得老秤１２两高粱穗。贫穷像蛇一样缠着这个村庄。在那许多人感到沮丧的年代，他们人穷志不短，硬是不要国家的救济粮和救济款，自力更生，到老洼窝里割草卖草，换来三头毛驴和农具，忍饥挨饿，坚持生产。就在这个时刻，焦裕禄来到韩村，他从韩村人身上看到了千斤重担不弯腰的志气，深深地感动了。他把韩村的代表请上表彰大会的主席台，号召全县学习他们的精神。这次我们又到韩村，看到人们引来的黄河水把洼地淤高了，低洼地的荒草窝长出了一坡好麦子、好花生，昔日的盐碱地也种上了棉花。当年的茅屋都换成了一色的砖瓦房。全村５１户，有２２户买了拖拉机。
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兰考火车站。２０多年前，这里的一切令人触目心酸。那时冬春季节，有多少兰考的灾民在这里啼哭饮泣，有多少家庭在这里骨肉离散。站台上堆着从全国各地运来的救灾粮，站内站外，货运列车的棚顶上，都坐着衣衫褴褛的灾民。这一切，仿佛是我们昨日所见，依稀历历在目。而眼前，车站的一切完全变了。整洁的站台修了花坛，东来西去的客货列车井然运行。７５０００平方米新建的货场可以同时装卸１００多个车皮。最近５年，兰考火车站每年平均装车外运的粮食、棉花、桐材、油料等有１亿多公斤。焦裕禄深夜到火车站含泪看望农民弟兄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凄苦场景，已经作为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
焦裕禄临终前曾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党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多年来，兰考的党和政府抱定“一张蓝图画到底”的决心，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焦裕禄用生命绘制的那张蓝图，今天已经成为兰考大地的现实。
兰考人深情地说：“咱焦书记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二）
曲曲折折的历史没有磨灭刻在人民内心深处对焦裕禄的思念。随着时光的流逝，一种呼唤焦裕禄的激越之情，像江河大海的波涛，在共产党员心中，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更加激荡不已。
今年以来，已经有３０多万人来到焦裕禄墓前凭吊。
当年那个大雪封门的日子，焦裕禄去梁孙庄推开柴门访问过的那位老人梁俊才已经去世，双目失明的张晴老大娘还健在，已经８９岁了。她还记得，那天她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问：“你是谁？”焦裕禄说：“我是你的儿子！”去年，张晴大娘家里收获１０００公斤小麦，７５０公斤花生。今年清明节，她要人拉着架子车专程送她到焦裕禄坟前，按照农村古老的习俗烧了一堆“纸钱”，她说：“如今俺富了，老焦有钱花吗？”
一个又一个农村妇女，从家里带来新蒸的白面馒头，摆在焦裕禄墓前，哭着喊着，要他们的焦书记走出墓来尝尝味道。他们永远忘不了，焦裕禄和他们一起吃糠咽菜的艰难日子；永远忘不了焦裕禄端起大家凑来的“百家饭”，眼泪簌簌滚下来的情景。如今家家过上了好日子，焦书记却不回来了。
堌阳乡刁楼村７０多岁的老农马全修，身患关节炎，走路靠双拐。今年清明节，他披着老羊皮，艰难地走了十几公里路，来到墓前，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礼。他对陵园工作人员说：“老焦是万里挑一的好人呀！我怕活不久了，趁还能走动，赶来看看他。说不定啥时候死了，想来也来不了啦！”
从葡萄架村来的一位６０来岁的妇女，在墓前哭得很伤心。工作人员问她：“有什么为难事？”她说：“我只有一个儿子，自从娶了媳妇，再也不肯管我了。我生他时，生活多么艰难啊！焦书记关心我，救济过我，还送我一块喜庆的红布。那时候，吃不上，喝不上。如今吃喝都有了，儿大心变了。一生孩子的气，我便想起老焦，想起那块红布。唉，要是老焦在，这种事他能不管吗？”
陵园工作人员还对我们谈了一件事：清明节前，陵园松林里一位来自民权县的老农踽踽独行。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来看看。问他的姓名，他不肯说。工作人员又问：“你心里有什么事？”老农哭了。他说：“我心里有话，没有地方诉呀，来跟老焦说说……”
群众过上了好日子，思念焦裕禄；群众有了困难，想起焦裕禄；群众心里感到有了委屈，也要到焦裕禄墓前来哭诉。
兰考人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农村饭场，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
广大群众呼唤焦裕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们是在呼唤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党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
（三）
焦裕禄去世２６年了。期间，人民共和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走过洒满阳光的坦途，也经历过阴云满天的坎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伟大的里程碑，开始了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从北京到河南的千里农村，我们看到处处绿树成荫，一派生机勃勃。昔日低矮的茅屋，很少见了，少数富裕的农民又拆去刚住了几年的砖瓦房，盖起了独家独院的小楼。强大的电流给广大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农业生产插上了翅膀，乡镇企业有如雨后春笋，家用电器飞进了寻常百姓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固守传统的耕作习惯，发出了向科学技术要产量要效益的呼唤。前几年，他们是从城里“抢财神”下乡；近年来，那些先进的农民在庭院在承包田里试验深层开发，自己开始走向农业科学殿堂了。２０多年前连捉苗都很困难的黄河故道农村，现在已有成片农田三种三熟、四种四熟了。
特别令人兴奋的是，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干部，相继走上了县委书记、县长的领导岗位。他们同千百万农村基层干部一起，常年累月，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默默地工作着。祖国大地山河巨变，无不凝聚着他们的辛劳和汗水。这些８０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有从农村基层提拔上来的，更多的是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在党的哺育下，他们有较高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经过实践的磨练，身上也闪现着６０年代县委书记焦裕禄的精神风貌。
他们是新时代大潮中的中流砥柱！
但是，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也有少数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受到不正之风的影响和腐朽思想的侵蚀。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了九霄云外，背离人民，违法乱纪，成为大潮奔泻中的泥沙。
当前，值得严重注意的是，在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干部作风不正，官僚主义严重，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甚至滋长了腐败现象。
有的人随意侵犯群众利益，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一切向钱看。群众气愤地把这“三乱”比做新的“三害”。
有的人挥霍公款大吃海喝，群众指着他们的脊梁骨说：“你们把酒杯捏扁了，把筷子吃短了，把椅子坐散了。”
有的人不为群众办事，只顾自己“窝里斗”，对群众疾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有的人弄虚作假，文过饰非，还向上邀功请赏，争名争利。
有的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不止自己侵吞公款公物盖私房，还为亲朋故旧、七姑八姨谋私利、捞便宜……
有一个老贫困县，十年九灾，被称为“洪水招待所”。全县１２８万亩耕地，有１２３万亩旱不能浇，涝不能排；人均收入２００元以下，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农民形容自己的苦日子是：“泥巴房子泥巴床，除了泥巴没家当。”这样一个长期贫困的老灾区，那里的干部本该发扬焦裕禄精神，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它几年，领导群众摆脱贫困。但令人痛心的是，１９８８和１９８９两年，这个县一面吃着国家救济粮，用着国家救济款，一面竟然作出决定，让下级机关给领导干部“送红包”；而全县得“红包”金额最多的是原县委书记。
这些腐败现象，使广大群众心不平，气不顺，在干群之间、党群之间无形中筑起一道高墙，它隔断了党与群众的联系，玷污了党的形象，造成了许多不安定因素。
６０年代初，我国外有压力，内有经济困难。焦裕禄那种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气概，“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情怀，不啻是黑云压顶时一道耀眼的闪电。正是这种气概和情怀，我们的党克服了历史上的一个个危难而一往无前。现在，我们国家也面临着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形势，依然需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精神，需要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这就是成千上万人一往情深地怀念焦裕禄、呼唤焦裕禄的真正原因。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决定郑重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决定谆谆告诫全党：“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共产党员更加需要自觉保持清正廉洁，坚决反对腐败行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
这历史性的决定，像警钟长鸣！
（四）
我们在河南农村访问，同地委、县委的许多干部交谈。他们在学习焦裕禄的活动中，有深切的感受，有各自的经验体会，内心也有些隐忧。
许多干部尖锐地指出，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学习焦裕禄，重点是领导干部学，不能只领导别人学、自己不学。人民怀念焦裕禄，表现了群众对党的干部的殷切期望。绝不能辜负群众的期望！当“班长”，要事事、处处与焦裕禄相比，在自己身上找差距；要像焦裕禄那样善于团结“一班人”。搞“窝里斗”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学不了焦裕禄。
６０年代，焦裕禄领导群众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让兰考群众吃饱穿暖。今天，新的任务、新的困难正考验着我们的干部，学习焦裕禄不仅要领导群众同自然作斗争，还要同侵入自己肌体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斗争比起同自然灾害的斗争还要艰苦得多。县委书记们谈到这一点时，强调说，学习焦裕禄，一定要从世界观上学，要付出代价，作出某种牺牲，经历思想上痛苦的磨练。不能摆花架子，不能搞形式主义。
书记们谈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时，都很动情。他们举出许多事例说，只要与群众心连心，处处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群众就信任你、拥护你，工作就会一呼百应；国家有什么困难，群众也会支持国家度过难关，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如果你心里没有群众，和群众离心离德，违背群众利益，再大的好事，就是干部喊破嗓子，群众也是百呼不应。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真理。
“千金易求，人心难得。”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箴言，也是关系我们党盛衰兴亡的一个大问题。
从兰考到开封，我们瞻仰了曾任开封府府尹，近千年来一直活在人民心中，为人们敬仰传诵的包拯的塑像。这座新建的包公祠里，有一块古石碑，上面铭刻着开封府历届府尹的名字。人们纪念包拯，崇敬包拯，前来参观的人都要站在石碑前抚摸一下他的名字。年深日久，石碑上“包拯”二字被摸出了一片很深的亮光光的凹痕。
我们从包拯又想起了焦裕禄。焦裕禄不是封建社会的“包大人”，他自称是“人民的儿子”。包拯在开封府为官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但这位妇孺皆知的“包青天”，留给后人的是几天也讲不完的清正廉明的传奇故事。焦裕禄在兰考实际上也只是工作了一年零几个月，而他却给人民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和许多无价的精神财富。
“我是你的儿子。”焦裕禄的这句话，表达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这是一个震撼历史的声音。他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全部忠诚。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人民的儿子的英名。
《“我在中国社区矫正的日子”》作者：作者：何百林；编辑：蒋晓明；原载《金华日报》2017年6月5日；获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

“我在中国社区矫正的日子”
义乌是我省接收境外社区服刑人员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接收境外社区服刑人员最多的县级市。经过10多年探索，义乌的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最近两个月，记者与公益律师、社工一起，多次对义乌的境外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走访，听他们讲述自己在中国接受社区矫正的经历和感悟。严肃、公正，又不乏人性化关怀，是他们对中国司法的一致评价。
故事一：古斯的两个困惑
“为什么有人那样做了没有受到惩罚，我那样做了却被判刑？”上周四下午，在义乌城区一幢商务楼，前来走访的公益律师陶旭明刚落座，一旁的古斯就小心翼翼地发问。
古斯是伊拉克人，已在义乌经商10多年。他的妻子是中国人，目前和他一起在义乌做生意。
2014年10月，古斯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买卖报关单），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之后，他在义乌接受社区矫正。
对于判决结果，古斯有些不解：当时并非他一个人买卖报关单，为什么一定要抓他？
古斯的另一个困惑是社区矫正期间不能离开义乌，这给他的生意带来一些不便。
前几天，一名外地客户要与古斯当面谈生意。本来应该古斯去见客户，由于他不能离开义乌，只好请客户来义乌。
“我愿意接受社区矫正，但为什么不能离开义乌？我认为自己不离开中国就行了。”古斯说。
对于古斯的两个疑问，陶旭明作了耐心解答。他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触犯中国的法律，都会受到惩罚，暂时没有被司法机关发现的犯罪行为不等于不会受到惩罚。至于社区矫正期间不能自行离开义乌，这是对所有社区矫正人员的统一要求，不存在国籍歧视。如果确实有事需要临时离开义乌，经社区矫正执法部门批准后，可以离开。
对于陶旭明的解答，古斯非常满意，表示自己会安心矫正，争取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记者从义乌市司法局获悉，在社区矫正期间，相关部门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多次对古斯给予人性化关怀。
比如，社区矫正人员原本要佩戴具有定位功能的电子腕带。后来古斯提出，自己经常同客户见面，佩戴电子腕带会让客户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能否不佩戴电子腕带，改为增加当面报告的次数。出于人性化考虑，相关部门同意了他的请求。
今年5月底，古斯的儿子生病要去杭州就诊，相关部门及时批了5天假。儿子病愈后，古斯按时回到义乌。
【画外音】
义乌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大队长骆跃军：在义乌接受社区矫正的境外社区服刑人员中，古斯的两个疑问有一定的代表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在中国接受社区矫正的境外社区服刑人员来说，首先要端正态度，自觉遵守中国法律。
故事二：佳奇的心愿实现了
去年6月，印度客商佳奇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缓刑二年零六个月。去年7月，他开始接受社区矫正。
像古斯一样，因为平时不能自行离开义乌，佳奇的生意也受到一定影响。
“不过，与在监狱服刑相比，社区矫正自由多了。对此，我已经很满足了。”佳奇说。
在社区矫正期间，佳奇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印度的妻子和3个孩子（大的5岁，另外一对双胞胎3岁）。今年4月初，记者和社工第一次上门走访时，佳奇说得最多的是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
佳奇被判刑后不久，妻子和孩子因签证到期回到印度。尽管后来可以再次办理签证，但每次的来华时间只有一个月，且往返一次要花数万元。为了节约开支，他只能每天通过微信视频与家人聊天，以慰藉自己的思念之情。
“刚回印度时，3个孩子经常在视频里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总是开玩笑说：‘你们给爸爸寄一张飞机票，我就回家了。’后来，孩子们又问：‘那我们什么时候能来义乌？’我说：‘等爸爸有钱给你们买飞机票了，你们就来义乌。’后来，妻子怕我伤心，就不让孩子们问这些问题了。”佳奇说。
说到动情处，他强忍住自己的情绪，但神色黯然。
4月初的那次走访后，佳奇的心愿被及时转达给义乌相关部门。之后，义乌市司法局、出入境管理局结合佳奇社区矫正的表现，积极为他的妻子、孩子来义乌提供便利。
上周，当记者再次随公益律师、社工到佳奇家里走访时，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已到义乌。
“这次妻子和孩子来义乌，除了正常的一个月时间，还可延期一个月。非常感谢中国的司法、外交等部门给予的帮助。”佳奇说。
【画外音】
义乌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大队长骆跃军：在社区矫正期间，佳奇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思想认识到位。接下去，义乌市司法局将会同相关部门，为佳奇的妻子、孩子继续留在义乌提供便利。
故事三：欧力的中国“海淘梦”
目前，在义乌接受社区矫正的5名境外社区服刑人员中，来自土耳其的欧力最年轻。
欧力今年28岁。5年前，他第一次来中国。刚开始，他在杭州、台州等地。后来，他觉得在义乌做生意机会更多，就一直留在义乌。
2015年3月，欧力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之后，他开始接受社区矫正。
对于判刑这件事，欧力已能坦然面对。“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勇敢地承认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欧力说。
欧力在土耳其有一名合伙人，主要负责销售；他负责在义乌采购，每月的采购额只有两三万元，商品通过国际邮件的方式运到土耳其。
用欧力自己的话说，其实他是一名中国“海淘”。由于是小生意，他在中国的“海淘”生活过得并不宽裕。
欧力父亲的身体不好，弟弟妹妹还在上学，一家人的经济压力很大。欧力出事后，需要一些钱处理案件。由于家人和亲友帮不上忙，他只好卖掉土耳其的唯一一套房子。
现在，欧力每天都在努力工作。白天，他到义乌市场采购产品；晚上，他到一家餐厅打工。如今，他每月收入稳定，还经常给家人寄一些钱。
欧力接受社区矫正后，父亲很担心。每次欧力打电话回家，父亲都会问：“有没有人欺负你？有没有受到不公正待遇……”
“每次父亲问问题，我都会笑起来。因为来中国后，从来没有中国朋友欺负我。即使在我出事后，从进看守所到法院审判，再到现在的社区矫正，中国的相关部门既做到了严肃、公正，又坚持文明执法，在生活上很关心我。”欧力说。
欧力告诉记者，等社区矫正期满后，他打算在义乌开一家外贸公司，继续在中国创业。
“我喜欢义乌、喜欢中国。我打算再奋斗三五年，在义乌买一套房子。如果有缘分，我还希望娶一个中国姑娘，把家安在中国。”记者离开欧力的住处前，他有些腼腆地说出自己的梦想。
【画外音】
义乌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大队长骆跃军：针对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语言沟通、文化差异、法律背景等特殊情况，义乌大胆实践，成功探索出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的义乌模式，并得到司法部、外交部的充分肯定。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总结义乌的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经验。
（出于人性化考虑，文中3名境外社区服刑人员均使用化名）
《共享单车停放难倒13条热线》（作者:刘冕;编辑:赵中鹏,刘昊）获评通讯二等奖。
共享单车停放难倒13条热线
　“共享单车停到哪儿才合适？”市民张先生算是共享单车的忠实用户，手机里下载了4款共享单车软件，他说，“最近半年，我几乎每周骑车六七次，都是用手机扫码，骑上就走，图的就是随时租还的便捷。可除了收费的停车场，自行车停哪儿才算合法，谁能说清楚？在哪儿能查到？”
　　昨日，记者带着他的疑问先后拨打了13个不同部门的热线电话咨询，回复五花八门，但“不知道”和“没有相关信息”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两句话。到底正规的自行车公共停车场都施划在哪儿，谁也没说清。
　　乱停可举报 停哪儿不知道
　　自行车停车场在哪儿？
　　记者最先拨通了北京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接线员805号听完问题，给出答案：“建议您咨询一下122，我这边没有自行车停车的信息。”
　　随后，记者拨打了122。一遍语音提示听完，直到听筒里传来“您未选择，等候超时，请您挂机”的提示，也没有找到符合自行车停车场咨询的选项。第二遍拨打122后，记者选择了3号菜单，因为这里包括相关政策咨询，其他选项是事故和紧急报警、拥堵报警等。可最终，还是找不到任何关于自行车的信息。
　　96310“城管热线”的接线员挺痛快，直言：“我们这儿只负责接听举报电话，但是没有停车信息。”
　　哪儿禁停公布了 停哪儿说不清
　　本周一，西城区市政市容委发布“西城10条大街将禁止停放共享单车”的消息。其中涉及灵境胡同和西安门大街沿线、西黄城根南街、南北长街、府右街、大会堂西侧路、长安街沿线、太仆寺街、兵部洼胡同、石碑胡同。
　　发“禁令”的部门是否知道车应该停在哪儿呢？
　　记者先拨打了北京市非紧急救助热线12345，12937号接线员查询后表示，“没有登记（自行车）停车信息”。随后记者希望要到西城区热线电话继续咨询。话务员给出了“您是想要联系电话，还是想要我们去继续核实这个问题”的询问。记者表示两者都需要，并挂机等待回复。
　　期间，记者通过114查询到北京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这是西城的事儿，我们不是一个单位。”根据她提供的西城区市政市容委办公电话，记者联系到一位工作人员，对方很坦诚地说：“除了10条大街，其他地方就能停。具体哪儿有停车位，可以问问所属的街道。但是施划车位也得有一个过程。”
　　隔了20分钟，12345回复：已经分别咨询了12328、12341和96156三个热线，给出可能了解信息的西城区交通委联系电话。
　　单车软件只提示“禁停区”
　　对于共享单车应该停到哪儿，各企业也大多采取了划“禁区”的方式来描述。比如打开摩拜单车的APP，会跳出“文明北京，绿色出行”的对话框，里面提到请勿将车停在长安街及其街道两侧的胡同、景区、公共设施和机关单位等区域。同时，这款软件给出的正确停车方式是：路边白线、停车圈或单车聚集区域。ofo对于停车的描述是：无固定停车点，结束使用后，将车辆停放至道路两旁的安全区域，方便他人取用。
　　“禁止是一种管理手段，但更多的应该是疏导，并广而告之哪里可以停车。”市民张先生说。
　　采访手记
　　规划好的自行车车位应该亮出来
　　最近一段时间，不仅对共享单车说“禁”的信息多，给共享单车找地儿的信息也不少。比如广内街道的长椿街北口，街道利用治理“开墙打洞”后腾退出的空间，施划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域；丰台区西罗园街道也在街道重点地区规划出40个共享单车停放点。
　　可是这些停车位置都在哪儿？却没有哪个部门汇总并公开发布。即使是平日里我们用惯的电子地图，也不会推荐附近的自行车停车区。
　　一辆自行车，随便一放。这事儿听上去不大。但北京各类的共享单车数量已经突破了30万辆。如果成百上千辆的自行车都由着性子乱放，这事儿就成了大事儿。
　　俗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给自行车立规矩。一方面要施划禁停区，一方面是找合理停车场。同时，到底在哪儿施划了停车位，自行车停车场能否也有诱导标牌，能否也加到电子地图上去？这事儿确实需要有人站出来、管起来。
《三问焦三牛——一个清华毕业生的人生选择》作者：姜洁；编辑：盛若蔚；原载 《 人民日报 》 2012年02月13日 4 版；获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三问焦三牛
——一个清华毕业生的人生选择
“1989年出生，2011年7月工作，2012年1月副县，牛呀！”前不久，当刚工作半年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焦三牛的名字出现在甘肃武威市公选的副县级领导公示名单中，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引来一些质疑的声音。日前，记者专赴武威调查采访，还原事情的真相。
初春的甘肃武威乡村，大抵只有黄与白两种颜色：白色是尚未消融的积雪，除了主要的公路之外，许多道路仍被冰雪覆盖着；黄色是沿路光秃秃的荒山，以及土坯结构为主的平房，似乎倾诉着这里的贫困与落后。
在凉州区清水乡菖蒲村村委会矮旧的平房里，我们见到了已经成为“网络名人”的焦三牛：黝黑的皮肤，瘦高的个子，一件朴素的黑色羽绒服，如果不是戴了一副眼镜，他和普通的村民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两样。2011年7月，焦三牛作为甘肃省委组织部在清华大学选拔的14名选调生之一，来到了武威清水乡这块贫瘠的土地，成为一名普通的乡干部。在2011年底武威面向全国公开选拔（选聘）31名县级领导职位人选的过程中，他从报考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的12名人选中脱颖而出，以各环节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最终被公示任命人选，却也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与质疑：堂堂清华大学高材生为何要跑到落后的甘肃去工作？是不是冲着副县级的待遇才去的？为什么他刚工作半年就可以参加副县级岗位的公选？23岁的年轻人能否胜任副县级的岗位？
当我们真正走近这个朴实的年轻人，走进他的精神家园，这些疑问就都有了答案。
一问：清华毕业生为何主动去西部工作？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人们常常把责任心理解为是义务，是外部强加的东西。但是责任心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是一件完全自觉的行动，是我对另一个生命表达出来或尚未表达出来的愿望的答复。‘有责任’意味着有能力并准备对这些愿望给予回答。”——弗洛姆《爱的艺术》（摘自焦三牛网上个人空间）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一直悬挂在清华大学南北主干道上的横幅。然而，具体到焦三牛身上，要实现这句话，不仅要坦然面对周围人的怀疑，还面临着家人反对的巨大压力。
焦三牛所在的清华大学2011届英语系72班共有24名学生，其中20人选择了在国内名校或出国继续深造，1人选择到重庆做选调生，另有2人留京工作，月薪过万。事实上，毕业时他已获得了留京的工作机会，但当他最终下定决心告诉父母去甘肃工作的消息后，父亲陷入了沉默，母亲则表示坚决反对。
当年，焦三牛不仅是山西新绛县的文科状元，更是全县十几年以来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我能理解父母的想法，当初那么风风光光地考上清华，敲锣打鼓地把我送出去，原本指望我能留在北京出人头地，没想到我却跑到了比家乡更穷的西部农村，他们的确很难接受。”焦三牛坦言，到甘肃之初，母亲依然不能完全原谅他，连他的电话都不接，直到春节回家过年，一提起他去甘肃工作的事儿，母亲还忍不住一个劲地抹眼泪。
究竟是什么促使名校毕业生焦三牛作出去甘肃工作的决定？
“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家里曾经有一段特别穷困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我深切地感受到，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失去了改变贫穷的希望，抓不住改变贫穷的机遇。”2008年，正在读大学的焦三牛曾随水利系同学到甘肃武威参加一项节水宣传活动，在被当地自然风光深深吸引的同时，他也感受到西部与中东部地区贫富差距的鸿沟：“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村里都剩下老弱病残；生态不断恶化，农业经济缺乏竞争力，如果没有人来支援西部，西部改变贫穷的希望将会越来越渺茫，我感觉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焦三牛的父母都是年过六旬的农民，两个哥哥也是靠卖饼维持生计，家境至今并不富裕。在一般人看来，对“贫穷”有着深刻认识的焦三牛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穷则独善其身”；而焦三牛却宁愿选择“兼济天下”，把自己融入让西部更多的人早日脱贫的时代洪流中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问：到基层去是为“镀金”？
“褪去理想的热度，直面现实干事创业”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凯鲁亚克《在路上》（摘自焦三牛网上个人空间）
从焦三牛这段写在个人博客上的文字，颇能看出他初到武威工作时充沛的热情。比焦三牛早一年到武威的清华选调生康石清楚地记得，2011年的选调生在省委组织部培训完之后，离下乡正式工作还有一个月的空当。其他人都选择回家，只有焦三牛留在了武威，主动要求提前开始工作，于是组织上就把他安排到了康石当时工作所在的凉州区武南镇见习。
一个月后，焦三牛被分配到了清水乡政府工作，同时还负责联系菖蒲村的工作。清水乡党委书记李晓燕还记得，为了让焦三牛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最初安排他在项目办工作，如武威市城乡融合发展核心区总体规划清水乡实施方案等，都交给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其实许多交办给焦三牛的工作，他都并不是特别了解，但他从来没抱怨过，总是虚心向周围人求教，圆满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和焦三牛一批到武威工作的清华大学选调生蔡程程举了个例子：“我是学法律的，有一次乡里让三牛起草一个乡村公路建设的合同，他就打电话让我帮忙修改，我们在电话里沟通了好久，直到凌晨一点他才放下电话。”
新奇和兴奋过后，热情逐渐褪去，焦三牛在工作中也开始遇到问题和困难，并且不断地思索着。他在个人空间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城镇化之后的乡村文明该怎样向现代文明过渡？文明的连贯性、多样性该得到怎样的展现？党的理论在新形势下该怎样重构社会成员的伦理、道德体系？”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每逢周末他就骑着自行车到村里转悠，一边帮村民收土豆，一边和他们拉家常了解民情；他还组织乡里9名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成立了政策信息搜集整理小组，利用工作闲暇时间从国家部委官方网站、省市政府网站等处获取对西部特别是武威发展有利的政策，为乡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政策支撑。
“和三牛相处，大家从来没觉得他以清华毕业生自居、高高在上，连村里负责卫生的老郭头都夸他打扫卫生最认真。”2011年到菖蒲村任大学生村官的王宗敏感慨，“但他做的事又让大家感到，清华毕业生的能力的确高出一筹，不服不行！”
三问：考上副县级干部有特殊原因？
抓住机遇在公选中脱颖而出
“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汪国真《我喜欢出发》（摘自焦三牛网上个人空间）
“网上有人质疑，我是冲着副县级的岗位才来武威的。事实上，我们当初来的时候根本没想到武威会搞公选。我们只是碰到了这个机遇，正好又抓住了。”焦三牛告诉记者，他报考市外事侨务办副主任的时候，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对自己最终能考上也感觉有点意外。
而武威市有关领导对于这次公选介绍了更多深层次的背景：近年来，武威的GDP和财政收入在全省一直位列倒数，人才严重匮乏。2010年，全市800多名县级干部中，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136人，仅占16.2％。2000年以来，全市考入全日制本科院校学生56031人，回武威的只有5573人，不到10%。
2010年，武威曾面向全国公开选聘11名工业园区领导职位，方案规定按10∶1选任，但报名的只有20人，资格审查后符合条件的仅12人，最终选聘的5名人选里还有1人放弃了任职。为了避免重蹈前一年的覆辙，2011年该市在面向全国公选时适当放宽了报考资格和条件，规定“211”大学毕业、在武威工作2年以上和清华大学毕业、在武威工作的可直接报考副县级领导职位。而之所以“优待”清华大学，是因为甘肃与清华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自2010年以来分两批引进了21名选调生，其中有7名在武威工作。
“我们只是放低了报考的门槛，但并没有说来武威工作的清华毕业生就一定能成为副县级干部。”这名负责人解释，“这次公选中，这7名清华毕业生都报考了，但最后有3名没考上，而考上这4位都是通过了资格审查、知识测试、面试、差额考察、差额推荐、差额票决六个环节最终脱颖而出的，在这些环节他们和来自全国各地其他符合报考资格的报名者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不存在任何照顾。他们能考得上，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据武威市委组织部介绍，这次报考市外事侨务办副主任职位的共12人，经过资格审查，符合条件并参加知识测试的10人，焦三牛的知识测试成绩71.67分，在该职位列第一；面试成绩91.64分，在该职位列第一；按照知识测试成绩、面试成绩分别按40％、60%的比例折算，他的综合成绩83.65分，仍列第一；该职位共差额考察3人，考察组排序焦三牛列第一；市委全委会差额推荐，该职位有效票49票，焦三牛得了48票，列第一；市委常委会差额票决，实到常委8人，焦三牛得票8张。由此可见，焦三牛的选拔过程严格遵循了公选方案的程序和条件。
武威市工信委纪委书记祁成源是市外事侨务办副主任人选的考察组组长。他解释了为何将焦三牛在差额考察中列在第一位：“武威公务员中懂外语的太少，近两年来武威洽谈的外商外企增多，每次都要花高薪从外地聘请翻译。考察的3个人选中，焦三牛通过了国家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是英语水平最高的一个；从综合素质看，他虽然只参加工作不到半年，但工作态度、责任心、对群众感情方面都比另外两位更优秀，在交谈中我感觉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更强。”
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社会上对焦三牛的拟任有一些质疑。对此，焦三牛抱着一颗平常心：“尽管我对自己能胜任新的岗位充满了信心，但我认为有质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踏踏实实在岗位上干好每一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我。”

《八卦话题“打败”抗日老兵》（作者：赵文侠、白鸥；编辑：徐雪梅）获评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原文如下：
八卦话题“打败”抗日老兵
《滇西1944》首播式上，一边是92岁中国远征军老战士蹒跚步出会场的孤独背影，另一边是媒体追着王学兵孙宁夫妇抖落私生活。
没有人走过去搀扶一把专程赶到现场的92岁中国远征军老战士鲍直才，老人缓缓从座位上站起身，戴上红围巾，穿上外衣，蹒跚地向场外走去。
十多米开外的地方，扮演中国远征军的演员王学兵和他妻子孙宁却被拿着摄像机、照相机的记者们团团围住。因为手中拿了太多的话筒，以至于孙宁情不自禁说了声“太密了”。随后的提问，没人聚焦“中国远征军”这一神圣的话题，全部是两个人的私生活。
这一幕发生在前天举行的36集电视连续剧《滇西1944》首播式上的媒体自由采访环节。
将于今晚央视8套播出的《滇西1944》是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战场为大背景，讲述在广大滇西民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支持下，中国远征军驱逐日寇于国门之外的故事。但，首播式上“中国远征军”被八卦话题打败的场景，让人不免有些尴尬。
当天，在主持人主持环节，中国远征军老战士鲍直才被请到台上。讲起当年远征军的故事，老人的脸因激动变得通红。也许是口音太重，老人台上讲，娱记们却在台下聊闲天。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主持人设置的王学兵、孙宁夫妇互送礼物的环节却得到了热捧。主持人一个劲儿地说，“抱着妻子送的小老虎，怎么也得表示一下感情吧！”鼓动王学兵做出亲密的动作。见到王学兵依然木然地呆在台上，主持人于是更加不遗余力地忽悠，“瞧，台下的媒体都等着呢，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呀”，无奈中的王学兵硬着头皮当众把妻子孙宁抱得老高，此时闪光灯闪成一片。
不娱乐，似乎就缺少了关注度，《滇西1944》这样一部题材凝重的电视剧也难逃这一定式。
媒体自由采访环节，这种所谓的娱乐化更被推到了极致。在被冷落的远征军老兵留下孤独背影的同时，王学兵、孙宁则被八卦彻底包围。
“当时拍戏的时候，剧组知道你们的关系吗？”“这是你们以什么关系拍的一部戏？”“夫妻俩拍感情戏什么感觉？”……王学兵、孙宁只言片语地应付着这些问题。
“虎年到了，有没有打算生个虎宝宝？”王学兵简而言之：“一切顺其自然吧。”娱记们不解渴，“听说孙宁因为家里是姐妹，所以想要男孩，那你呢？”王学兵敷衍着，“我无所谓，男孩女孩都可以。”娱记们继续穷追猛打，“究竟打算什么时候要个宝宝啊？”王学兵眉头紧皱，不耐烦了，“都说了，一切顺其自然。”孙宁的回答更是带着不满，“你们总不能让我们说‘我们要什么什么时候生这种话吧。’要是没生，你们又该说我们骗人了。”八卦话题持续了近20分钟。
眼看着娱记们将探求明星私生活作为“己任”乐此不疲，而民族历史中真正有价值的片段却只能从背影里看到，这是何等悲哀。

《文汇报》2008年12月29日刊发的《“文化包工头”垄断舞台剧制作》（作者：张裕；编辑：郑逸文）获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以下为原文：
“文化包工头”垄断舞台剧制作
天价制作正泛滥于各地文艺舞台。前不久去美琪大戏院观摩外地来沪的一台民族舞剧，中场休息时，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别看这戏艺术水准一般，编剧费却高达50万元，导演的开价是——100万元！”听后，不禁咋舌。
最近结束的一次全国性戏曲汇演，37台参演剧目中，某位导演独揽了13台，而11台新戏的作曲皆由同一作曲家捉刀。业内这样的事情已成公开的秘密：一位名气颇响的导演如遇上一届大型“汇演”，从四面八方得到的创作经费竟能达到一两千万元！文化评论家毛时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舞台剧创作，已逐渐形成了“创作垄断群体”，某些导演和他们的“御用团队”一起编织着“利润流水线”，把新戏的成本节节推高。
制作成本 屡创天价
一位“著名”的舞台剧导演，跑到西部去执导一部民族歌剧，一开口就要了60万元导演费，最后，这部民族歌剧总投资达到500万元。一位电影导演，带着他的创作团队执导一部音乐剧，拿了200万元的创作费用，其中作曲就收取了110 万元。如今国内一些大牌作曲家的天价稿酬已远远超过欧美大作曲家；有名导演出马的新戏，主创人员揽走的费用，往往要占到一台新戏总投入的60%—70%。
60万元的天价导演费，对一个文艺院团意味着什么？有个例子可以参照说明：像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这样的名团，至少要演50场，才能收回这60万元的“导演成本”。今年，红楼剧团演出122 场，收入340 万元，平均每场收入不到3万元。而这3万元中，除去50%发给演职员的演出费，以及10%的设备折旧费，只剩40%即1.2万元可以用来抵补排戏成本。事实上，国内演一场戏，很多还不到3万元收入。以500万元的投入，要全部收回成本，需演出2500场。上海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演了48年，场次才积累到1500场。这就是说，如今的原创舞台剧动辄投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根本赚不回来，当然，恐怕也没想过要收回本钱。
押宝“大牌” 助长“垄断”
有人问，既然“名导演”“名作曲”等等如此漫天要价，文艺院团能不能不请他们？事实是，很多院团做不到。
现在有些院团搞创作上新戏，主要目的就是“搏奖”。戏得了奖，又拿奖金又得好评，皆大欢喜。而是否能得奖，与能否请到大牌编导等主创人员有直接关系。为此，文艺院团只要一排新戏，都怀揣高额报酬，削尖脑袋找“名家”。如今投资排戏动辄数百万元，院团长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把“宝”押在“大牌”身上，期盼好运当头抱得大奖归。
在采访中，一些演员告诉记者，现在某些名导演说得好听点是“文化商人”；说严重点，就是一群“文化包工头”。
他们手下都有舞美设计、服装设计、灯光设计等相对固定的创作人员——“分包工头”。名导演自己或用家人的名义，开办一个“艺术工作室”。你要排戏？那就先打钱进来吧。舞美、服装、灯光，我全给你包了。这些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师们，也往往各有自己的加工厂，揽下活，全拿到自己厂里加工。一位文艺院团团长告诉记者，以前文艺院团搞创作，都是设计师拿出设计稿，院团自己制作，现在这一套早就行不通了。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石俊一针见血地说，“院团自己做，导演和设计师的‘额外收入’又从哪里来？”
成本推高 水准下降
“垄断”了舞台，导演们自然更忙，常常手里捏着几个戏，同时在各地开排，他们打着“飞的”，在空中穿梭。
一位名导演排演一台大戏，舞美、道具做好了，他轻飘飘一句话，就给“否”了。重做！还是这个舞美设计师来设计，还是放在他的厂子里加工，“双倍利润”就这样赚出来。
一位从日本回来的服装设计师，给新戏设计服装，言必称“我要用日本面料”。这“东洋面料”一用，成本直线上升。文艺院团的当家人心疼，可谁叫自己请了名家呢？不请“名家”得奖无望，请了“名家”，便由不得剧团自己“当家”了。
居高不下的创作成本背后的危机也是看得见的：艺术创作无法真正用心，台上“团体操”屡见不鲜，用“宏大场面”唬外行是最常见的一招。一台新戏，常常调用一二百人，把个舞台挤得满满当当。有评论家说：“这样一来，台上精妙的表演没有了，人物命运的精细刻画没有了，人物复杂人格的塑造也没有了，留下一堆看似热闹的舞台‘烟火’，等烟雾散去，便什么也没有了。”
《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老百姓大药房杭城奇遇记》（作者：秦军；编辑：朱仁华、王纲），获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文如下：
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
——老百姓大药房杭城奇遇记
日前，在新开张不久的杭州“老百姓”大药房内，一位来自哈尔滨某药厂的医药代表面对满屋人，竟痛哭流涕地向药店采购部部长下跪。
是他想求“老百姓”大药房买他的药吗？不是。恰恰相反，他是想求“老百姓”大药房别再卖他的药了！
作为医药代表，药品销售越多，利润无疑越丰厚。他为何会为了把药拿下柜而“屈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老百姓”大药房从哈尔滨某药厂购进了一批“牛黄消炎片”，每盒进价0.8元，经核算后销售价定为1.2元。应该说，50%的毛利非常可观了，没想到这个价位却引起了该厂驻浙江医药代表的恐慌。且听听这位医药代表的哭诉：“人家都卖4.8元，最低也在3.5元以上，你们只卖1.2元，还让不让人活了?”
原来是嫌卖得太低！
事实上，这位医药代表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苦衷：老百姓大药房从外地购回的“牛黄消炎片”是0.8元一盒，而杭州许多医药批发公司从他那里拿的却高达2.8元。“老百姓”大药房大幅降价、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已严重影响了他的收入，威胁到了他的生存。据悉，该代表已多次到“老百姓”大药房哀求，希望能停售这种药，或至少将价格提高到2.8元以上，否则，他每天都要到“老百姓”大药房来下跪。
“老百姓”大药房是去年底在杭州开张的一家平价药店，一开张该店便以“比国家核定价格平均低45%”的举动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短短两个月来，该店因为“低价”竞争，打破了医药零售业的暴利行为，遭到了数不胜数的“围攻”。这里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温柔一跪”外，还有疯狂抢购、闯店威胁等层出不穷的硬招。
如开张伊始，该店便因将上海强生公司的“泰诺”感冒片从12元多降到9元而引起轩然大波，强生公司驻浙江医药代表干脆派人驻守“老百姓”大药房，一看见“泰诺”上柜，便抢购一空，“老百姓”大药房根本来不及进货。
嵊州某制药厂生产的盐酸左氧氟沙星是我省患者常用的一种药品，已被列入医保目录，在杭州许多医院零售价为20多元，而在“老百姓”大药房，每小瓶只卖7.8元。400%的毛利陡然降到了16%，这引起了有关店家的恼怒，作为“急先锋”的医药代表遂屡屡找到“老百姓”大药房，要求提价，否则，将用一切手段切断“老百姓”的供货渠道。
还有，新昌某制药厂的维生素E、广西某厂的“金嗓子喉宝”、杭州某制药厂的“百令胶囊”在“老百姓”大药房的售价都远远低于市场价……
毫无疑问，“老百姓”大药房的平价销售损害了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包括医疗机构、药店同行、大批医药代表，甚至还有医药批发公司。这些人是高价药的牢固捍卫者，谁要是想打破牢不可破的药价体系，必然会受到强烈攻击。
据悉，开张两个月来，“老百姓”大药房受到的围攻已不下数十起，有求情、威胁，也有釜底抽薪的动作。据了解，自开张后，“老百姓”大药房在浙江的进货渠道已被全面封杀，至今还没有从杭州乃至浙江全省的医药批发公司那里进过一次货。
《尴尬的阻击战——双汇市场遭遇解析》作者：熊家余、姜平；编辑：雷刚；原载《湖北日报》2003年7月17日；获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尴尬的阻击战
——双汇市场遭遇解析
“到底还是被我们逮着了！”这声音划破深夜的宁静，从黄石市的一条小巷中传出。
车刚停稳，王细花紧张的脚还未落地，就被“埋伏”在这里的市肉食稽查队7名队员团团围住。
尴尬和无奈写满这位女老板的脸。车上2吨双汇冷鲜肉成了稽查队的“战利品”。
鲜花背后的尴尬
2002年4月28日，河南双汇集团掷资入鄂，宜昌双汇破土动工。
双汇冷鲜产品开始进入湖北市场。风波骤然而起。去年6月至12月，双汇冷鲜产品在武汉和黄石先后5次被扣。
今年3月8日，黄石“双汇专卖店”开业，第二天就接到《责令整改通知书》，被要求“立即停止营业”。
11日，发往鄂州的双汇冷鲜车被该市肉食稽查队扣押，直到17日交6000元“罚金”后才被放行。
25日，双汇冷鲜产品在十堰被扣。交涉时，一名稽查人员警告说，“再有一盒双汇产品进入十堰，我让你横着出去。”
4月16日，一批双汇生鲜肉在宜昌市汇腾路市场被没收，执法人员明说：这是针对双汇的。
王细花自去年9月始，在黄石专营双汇冷鲜产品。双汇冷鲜车被扣后，她心生一“计”，改用自己的车，到鄂州高速路口深夜倒运。此“计”虽妙，不想被“明察秋毫”的稽查队识破，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作为三峡工程对口支援项目，我们用鲜花迎接双汇。
然而，当它的产品出现在市场时，却遭遇数不清的尴尬。
11个图章组成的阻击大军
双汇冷鲜肉在湖北市场为何遭遇尴尬，从记者得到的一份材料中，大约可以看出些许眉目。
这份材料的标题由4行字组成———
一个亟待省委、省政府领导重视的紧迫问题：
救救我省生猪生产、救救农民减收、救救税费流失、救救定点屠宰、救救万名下岗职工
河南双汇集团施展不平等竞争
导致鄂东地区生猪定点屠宰灭顶之灾
材料说，双汇进入湖北，“短短几个月，鄂东地区肉类经营企业出现全线亏损，大多定点屠宰厂因宰销量急剧下降面临停产，鄂东11个市县绝大部分市场被其部分占领。”
材料举例说明：黄石正常年份肉联厂日屠宰量在600头以上，现在已锐减至200头左右。鄂州正常年份日屠宰销量350头，现在已锐减至80头左右。
后果怎样呢？材料用对比的方法写道：1996年，鄂东地区开展生猪定点屠宰，并基本实现各市县机械化生产，下岗近8年的职工重新上岗，不少人热泪盈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屠宰厂生产不足，工人只好“轮岗”上班。今年情况更加恶化，发展下去，将有近万名员工不得不另谋生路。想当年，鄂东11市县先后投资2亿元资金改造设备，如今再次面临闲置。这是鄂东食品人的悲哀！
这份材料，可说是“言之凿凿，情之切切”，读来满嘴苦涩。
材料最后一页，整齐地排列着鄂东11个市县食品公司（或肉联厂）的图章，犹如一支“同仇敌忾”的阻击大军。他们所要保卫的，是来之不易的“饭碗”。
其实，这只是阻击队伍中的一个方面军。
“狼来了！狼真的来了！”黄石食品公司董事长黄学湖的这一声惊呼，道出了全省肉食加工企业共有的恐慌。
小政府与大政府的较量
对这场进入和阻击的冲突，省领导持什么态度呢？
今年元月19日，在有关宜昌双汇生鲜肉进入武汉市销售的一份报告上，省委书记俞正声明确批示：只有打开大门，鼓励竞争，才能更好地发展企业。
4月10日，俞正声和省长罗清泉等14位省领导到宜昌双汇现场办公，决定由副省长刘友凡组织专班，负责解决双汇生鲜产品进入湖北市场遇到的困难。
18日，刘友凡就此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22日，省政府办公厅就支持宜昌双汇在全省大中城市设立肉食品连锁专卖店发出37号文件。文件明确写道：积极支持宜昌双汇集团在全省设立肉食品连锁专卖店，其经营品种与全省各大中城市屠宰企业经营的肉食品（包括白条肉）一视同仁，一样不受限制。
这个文件，为双汇进入湖北市场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然而，“红灯”仍然在各个地方频频亮起。
4月23日，黄冈市生猪畜禽屠宰检疫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黄州区政府肉食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据说是“经市政府、区政府同意”，联合发出一份通告，规定在黄冈城区范围内，市方兴肉联厂、区食品公司屠宰场为定点屠宰场，各单位、学校食堂及招待所、宾馆、酒楼等社会餐饮业必须购买城区内定点屠宰场合格的生猪产品。
好一个“必须购买”，犹如一堵墙，挡住了消费者伸向双汇生鲜的手。
5月13日，黄石市畜禽屠宰管理办公室“根据鄂政办发（2003）37号文件精神”，作出如下规定：宜昌双汇猪肉产品进入我市销售，只能在自建的双汇专卖店零售，不能批发，不得在超市和集贸市场销售，不得脱离冷链环节，不准搞低价倾销，不准销售非宜昌双汇集团加工的生鲜肉品。否则，按私屠滥宰查处。
好家伙！一连串的“不能”、“不得”、“不准”。省政府要求“开门”，这个“小政府”却在慌忙火急地“关门”。
在应城市，第一家“双汇专卖店”开业后，第二家就怎么也批不下来了。双汇方面拿着37号文到市政府交涉，市里一位官员说：我们有我们的实际，执行省里的文件也得打点折扣呀！
大政府的决策，就是“如此这般”地被小政府的行为梗阻着。
记者还了解到，本该作为市场“裁判”的各地屠宰管理办和肉食市场稽查队，因为大都“吃”的是当地肉食加工企业的“饭”，这就不得不使他们变为专吹“黑哨”的“裁判”，或者干脆“进场”当“守门员”。
听听市场怎么说
有形的手，不一定能管住无形的手。
尽管遭遇重重阻击，但双汇生鲜的市场销量却在迅速增长。
武汉麦德龙超市，将其他生鲜肉全部清场，只允许双汇冷鲜肉一家进入。
黄石“双汇专卖店”开业当天，营业额就达2万余元。据该市食品协会人士估计，双汇在当地肉食市场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武汉、黄石、鄂州等地经销商反映，“双汇专卖店”开业不久，就拥有了一批较为固定的消费者。
有一个情节意味深长。5月22日，黄石永安里农贸市场个体户集体歇市，并组成人墙围住市场一侧的“双汇专卖店”。即使如此，仍有不少消费者隔着人墙，打着手势，从专卖店购买生鲜。有人愤然质问：凭什么堵人家的门，不就是因为双汇肉质好吗？
6月上旬，记者到这个市场采访，看到不大的“专卖店”里，细分的产品整齐摆放在冷柜中，店员统一着装，手隔着保鲜袋，客气地为顾客选取商品。而不远的个体肉摊，地上血水一片，摊主们有的赤着上身，有的搭一条发黑的毛巾，两只油腻腻的手，在鲜肉上捏来捏去。
一位消费者对记者说：你把两边对比一下，哪边叫人放心，哪边叫人不放心，不是一目了然吗！
谁该为之尴尬
看到这里，读者一定想见识一下双汇真面目了。
6月9日，记者来到宜昌双汇。看了整个生产流程，我们不能不信服，这里的确是我省目前规模最大、生产工艺水平最高、产品质量最好的肉食加工厂；也不能不服气，双汇生鲜被国家经贸委认定为“安全食品”，的确不虚此誉。
几乎叫人难以相信，记者在这个占地105亩的“杀猪厂”行走，竟然没有发现一只苍蝇。
这情景、以及双汇遭遇的一切，叫人沉思良久。
一些人，口口声声讲“放心肉”。“放心肉”真的来了，为何又将其拒之门外呢？
一些人，口口声声讲“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成果来到面前，为何又视若天敌呢？
一些人，口口声声讲“开放市场”，为何又总在自己的“地盘”上筑起一道道的“篱笆墙”呢？
还有那似乎永远打不完的啤酒大战、化肥大战、农药大战……到底意味着什么？
双汇带来的冲击，是新型工业化对落后生产方式的冲击，是开放意识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双汇遭遇的尴尬，是我省发展环境改善不够的尴尬，是我们的思想解放不够的尴尬。
难道不是吗？！
《这是在宣扬一种什么文化？——走进“京西灵水第二届举人金榜文化节”》作者：张显峰、张文天；编辑：陈泉涌；原载《科技日报》2003年8月9日；获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这是在宣扬一种什么文化？
——走进“京西灵水第二届举人金榜文化节”
鼓乐喧天。24位“举人”、“进士”骑着高头大马,6位“状元”压着四抬花轿次第而来。随后被请上主席台。
在台上，被介绍为:“上海状元”的尹国炯的表情似乎有点尴尬又像是无所谓。他右手拿着主持人刚刚发给的大碗自然下垂,左手别在裤兜里,站在其他5位“状元”中间,目光游离不定。
主持人唱道:“上举人酒!”6位“状元”和他们身后就座的嘉宾、领导、学者们还有刚刚骑马上场的“举人”们的大碗便纷纷溅出豪爽的“酒”花。
主持人又高声唱道:“请主席台上的各位嘉宾、领导、学者与‘举人'、‘状元'共饮举人酒!”各位双手捧碗,作豪爽状。尹匡炯似笑非笑,他品出来了,此“酒”乃矿泉水。
今天上午,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村委会脚下的一片空地上挤满了人,靠近公路的一边临时支起了四五口大锅,锅里熬着“举人粥”。十几名警察在场子周围维持着秩序。“京西灵水第二届举人金榜节”在这里开幕。
“状元”都是谁?
此前,从这里传出消息称,8月8日将在这里举行“中国‘金榜'文化节”揭晓仪式。“届时,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63名、外籍2名、港澳台6名高考状元一道,身骑高头大马,胸佩红花缓带,接受与会领导的检阅,他们的名字将被造册铭记、刻石碑传,珍藏在中国科考文化展览馆内”。
事实上,今天与会的“状元”只有6名。主持人介绍,这6名“状元”中有“上海高考状元尹国炯、四川状元宋波……”其余4位是门头沟区的“状元”和灵水村的“现代学子”。
尹国炯花轿落定,与记者进行了简单对话。
“你是怎么被邀请到的?”
“他们是通过我的校友联系到我的。”
“参加这种活动,你觉得怎么样?”
“说实话,这种活动我根本不想来。后来他们很热情,我想反正到时候也得到北京报到,提前来看看也挺好的,就来了。”
“你是今年上海的状元?”
“不是,不是,那是他们那么炒作的。”
谈到这里,尹国炯似乎有所顾忌,钻出记者的“包围圈”,匆匆走上主席台。
而所说的那位“四川高考状元”事实上也应是四川宜宾的理科“状元”。
是商业炒作还是弘扬教育?
主办方对外界一直表示,举办这一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激发青少年学生刻苦钻研、奋发进取的学习精神,以此来促进斋堂地区特色民俗旅游业的发展,达到繁荣地方经济,加快社会进步的目的。”该镇党委书记谭杰在讲话时也是这么讲的。
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举人文化”、“举人经济”、“举人产业”。之所以提举人文化,是因为,据说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历史上,该村就出现过22名举人,2名进士。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科举制度和北京乡村文化的渊源,因此被誉为“举人村”。而现在每年也能保证考上三四个大学生。
在主办方提供的“京西灵水第二届金榜节策划方案”中,记者注意到,其战略目标第一点就是“以灵水金榜文化活动为切入点……从而推动灵水旅游市场,使其形成运作平台,以达到招商引资、旅游开发之目的,成为经商者的热选地。”
是所谓举人经济。事实上,这也是活动的根本目的。实质上,是一种吸引投资的商业行为,只不过打着有上千年历史的科举招牌罢了。
举人文化是什么文化?
谭在讲话中还说:“今天我们大力开发灵水村的举人文化,打造举人经济,是为了让世人全面了解1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倡导科教兴国……灵水举人村的开发符合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弘扬培育民族传统文化'的要求……”
门头沟区委副书记黎晶充满真诚地说:“您想上大学吗?就到灵水村吧。”
从主席台上的阵容似乎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灵水的“举人文化”的推崇。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国务院参事杨士基等专家和领导和蔼地坐在主席台上。
年事已高的吴院士显得比较激动,当众记者在主席台上围住他的时候,他的讲话缓慢而声音颤抖。
“您觉得把高考状元和古代举人相提并论可以吗?”
“也可以,过去在农村来讲,考上大学也就是状元了。”
“您觉得将现在的高考状元和古代举人的素质相比如何?”
“状元意思就是你在竞争中取胜了。”
“您觉得有必要举办这样的活动吗?”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在农村能举办这样一个大型的文化节还是很好的,可以激发大家学习。”
“科举制度是一种没落的科考制度,有必要这样大张旗鼓地宣扬吗?”
“应按历史的观点来看:过去是通过这个选拔人才的,它也有它进步的一面。”
“说是要给他们刻碑立传,您觉得合适吗?”
“哈哈,我认为从广义来讲也未尝不可。”
就在吴老与记者谈话的时候,主席台右侧一群着装艳丽而时髦的姑娘们早早等候着上台献艺。站在台下的两位充做“轿夫”的高中生,当记者问他们愿不愿意成为“轿中人”而非“轿夫”时,他们茫然地摇了摇头
（《菜价追踪》作者：苏会志、王进业；编辑：南振中、陈芸；新华社1994年4月12日；获第五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
菜价追踪
近一个时期，京城菜价上涨，有些细菜比肉还贵。
为了搞清菜价上涨的原因，记者来到北京的大“菜园子”——山东寿光市，从源头开始，行程千余里，对蔬菜价格的变化作了一次全过程追踪。
产地菜价比去年没贵多少，菜农收入增加不多
4月2日凌晨，寿光蔬菜批发市场。
这是全国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每天早晨5时开秤交易，交易之前，这里就被运菜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记者抄录了当日每公斤蔬菜的批发价：菜花1.06元，小辣椒4.4元，洋白菜1.8元，韭菜0.6元，黄瓜2元，西葫芦2元，香菜1.3元。据介绍，上述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虽有提高，但涨幅不大。
上午10时，文家镇文家村。刚卖菜回来的菜农贾兴孝告诉记者：“这两年产地菜价涨了一点，但种菜所需的复合肥、农药、水、电的价格也不断上涨，算起来，今年种菜、卖菜挣的钱比去年多不了多少。”旁边几户种洋白菜、西红柿的菜农收入变化同贾兴孝的情况差不多。一位种小辣椒的姓贾的农民告诉记者：今年小辣椒当地收购价比去年低三成，光这一项，一季就少收入500多元。
长途贩运，一公斤菜净赚一两角，挣的是“辛苦钱”
4月2日下午3时，记者搭乘寿光市云生蔬菜购销公司的一辆运菜卡车上了路。次日凌晨3时，当这辆卡车风尘仆仆地进入北京市的大钟寺时，这里已挤满来自各地的运菜车辆，菜贩开始讨价还价。
5点多钟，寿光市云生蔬菜公司运进京城的9吨洋白菜、黄瓜等顺利成交，每公斤成交价比产地收购价高0.4元。
货主给记者算了一笔帐：这车菜，扣除给购销公司的代购费180元钱，刨去1400元的租车费，一公斤菜也就赚一两角钱。
常往这里运菜的一个菜贩说，一般说来，我们赚的就是这个数。
相距4公里，菜价陡涨80%以上
4月3日早7时，记者随一辆刚从大钟寺批发完菜的三轮车，来到北京西城区新文化街农贸市场。千里迢迢运进京城的各种新鲜蔬菜，到了这条小街上身价倍增，每公斤菜花2.2元，小辣椒9元，洋白菜4元，韭菜1.4元，黄瓜3.2元，西葫芦4元，香菜3.6元，一般涨幅在80%左右，最高涨幅达125%，而大钟寺和新文化街这两个市场相距仅4公里。
一位来自河北沧州姓李的摊主对记者说：“只要有人买，我就敢要价。”到中午11点，来文化街买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这位摊主又把香菜价格提到每公斤3.8元。
4日，记者跟着两辆三轮车，从大钟寺来到位于亚运村南侧的土城早市，两地相距也是4公里，但每公斤1.6元批发来的蘑菇卖到3.6元，每公斤2.2元批发来的洋白菜卖至3元。
6日，记者又到了盛产蔬菜的顺义县北务乡，随运菜车进城，发现水萝卜的产区与销区的价格差竟达250%。
五里一“炒”，十里一“倒”，蔬菜“批发”环节多达五六道
记者追踪菜价，听到“炒菜”一说：从产地到菜摊，一般要经过三四道批发环节，有的要炒五六道。在西直门农贸市场，记者遇到一位河南省光山县的贩菜农民。他自称是“三道贩子”。这位农民把批发来的蒜苗批发给他在大钟寺的老乡，老乡又批发给零售摊贩。几经倒卖，每公斤不到两元钱的蒜苗，到零售时价格就涨到六七元了。
来自四川的一个菜贩，不久前在大兴县前大营村以每公斤1元钱的价格收购了8筐韭菜，他把菜运到石景山古城批发，每公斤1.6元；古城地区的菜贩又把韭菜零售价提到每公斤2元左右。也就是说，“二道贩子”、“三道贩子”联手把韭菜价格炒涨了一倍。难怪菜农说：“有的菜贩子太‘黑’，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他们‘倒’几天。”
手续繁杂，菜霸横行，农民进城直销几多难
郊区菜农直接进城卖菜，环节少，价格低，不仅菜农的收入可以增加，居民的开支也可以减少，两全齐美。记者同一些菜农谈起进城直销的问题时，他们诉说了一些苦衷：一是种菜费工，家里活儿忙，很难挤出时间进城卖菜；二是有些市场上的商贩结伙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农民惹不起；三是进城卖菜手续繁杂，这个税，那个费，名目繁多，到集市上找个摊位也很困难。
大兴县西芦村农民郭宝来对记者说：“我们这些种菜的都想早点卖完，早点回家，也不想把价格抬得那么高，可市霸不让。”
在海淀区四季青乡小煤厂村的塑料大棚旁，一个正在收购洋白菜的青年对记者说：“我们在附近的西黄庄卖菜，市场上谁的洋白菜价格定得比我低，我就立刻把他们打走。那些外地人，谁敢惹咱。”
当然，即便是上述问题都解决了，农民直销的数量也有限。因此搞好搞活蔬菜流通，正当的蔬菜运销商贩是不可缺少的，只是不能允许胡倒乱倒，想涨多少涨多少。
“菜价落差”提出新课题：如何建立一套新的价格调控机制
记者采访商业行家时了解到，在市场机制较健全的国家，一般商品批发和零售环节的合理利润应是10%左右。蔬菜属于鲜货，损耗较大，差价在20%还算正常，30%就算是高利润了。但目前北京蔬菜从第一次批发至零售，差价多在100%左右，这就成为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追踪中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已对“菜园子”、“菜摊子”、“菜贩子”等诸多环节齐抓共管，并有了良好开端：专门组织从外地调运一批蔬菜充实到各个市场。市政府还拿出9500万元生产基金，在去年53万亩菜地的基础上再发展10万亩；工商、物价、公安等部门已携起手来打击“菜霸”；物价部门在有些农贸市场每天公布主要蔬菜品种的批发引导价格，同时公布零售参考价格；反暴利的有关法规的研究制定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北京市工商局市场处处长张建设说，目前北京城中蔬菜销售网点偏少，500多个农贸市场的分布也极不合理。一般情况下，蔬菜销售网点的密度同菜价成反比，如石景山一带蔬菜销售网点较少，菜价就高；西直门一带农贸市场多，又有蔬菜批发市场，菜价就低得多。为此，北京市正通过新建一批市场，使网点布局渐趋合理。
随着综合管理措施逐步实施到位，特别是市场供给的增加，近两天，北京城区蔬菜价格已有所回落。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建立一种随时可以调控的，使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都能承受又都能得益的菜价宏观管理机制，尚需艰苦的努力和探索。
《这28项治疗我都没做过》作者：田珍祥；编辑：游婕；原载《中国消费者报》2017年12月1日；获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调查性报道二等奖。

这28项治疗我都没做过

天津市南开区咸阳路52号大院是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所在地。86岁的离休老人李天祥已经在医院住了4年。“运动疗法”“心电监护”“醒脑开窍针刺”“微波治疗”，这些总额高达几千元的治疗项目，每月都会出现在李天祥的住院费用清单上，但这些治疗项目他几乎都没有做过。
近日，《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赴天津进行采访调查，发现李天祥的遭遇在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并非个例。
无中生有的“治疗”
11月20日，《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第二住院楼见到正在接受住院治疗的李天祥。说起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他用了一句话“心情非常复杂”。
让李天祥觉得心情复杂的原因是 2013年 11月以来的遭遇。这位入住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的离休老人，在医院提供的“天津市医疗机构住院费用清单”上，偶然发现一些治疗项目是自己根本没有做过的。
“比如心电监护，病房里没有仪器，怎么会有2000多元的收费？”细心的李天祥开始搜集每月的住院费用清单，有时候还会找医院的收费处多打印一份原件出来。
李天祥向记者提供的近50份住院费用清单，记载了从2013年11月至2017年10月他在该医院住院的治疗项目名称和详细费用。
老人拿着一份单据对记者说，2016年1月至2月，他由于治疗需要，从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转院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从当年1月20日至2月19日没有在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住院。然而，该医院在这期间给他开具了一张住院费用清单，包括治疗项目7项，共计6443元。
据李天祥介绍，对于医院的行为他一直隐忍不言。没想到，医院虚开的治疗项目越来越多，治疗费用也水涨船高。“有时候一个月就虚开治疗项目20多种，收费达近万元”。
近两年，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开出的治疗项目里新增了一项运动疗法。李天祥曾向医生质疑给老人开运动疗法不符合实际，医生却称“下次可以开一些保健、拔罐之类的治疗项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月虚开的高额治疗费用让李天祥心里不安。“这些心电监护、运动疗法、电脑中频+药透等项目，这些年我没做过。”
记者对李天祥提供的一部分2013年以来在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住院的费用清单进行了梳理，经李天祥确认，虚开的治疗项目共分为28种，金额近20万元。其中，仅2016年就达8万余元。
公开的秘密
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与天津市养老院同在一个大院，这座医保定点的二级公立医院一直被作为天津市医养结合的典型，共有床位120余张。
在老年病医院三楼东西走向的病房内，从301房间到317房间，住着多名离休老人。据了解，在虚开治疗项目上，他们的遭遇与李天祥几乎一样。
88岁的离休老人梁永平（化名）住在其中一个房间。如今，老人语言表达能力已经出现障碍，但得知记者前来调查医院虚开治疗项目问题，老人拉着记者的手，努力地说“谢谢”。
梁永平的老伴陈荣（化名）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入住医院7年多了。7年的时间里，对于医院虚开治疗项目，他们早已心知肚明。
与李天祥一样，陈荣也保留了梁永平一部分医院住院费用清单。在这些住院费用清单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详细的治疗项目和费用，陈荣甚至在每张清单背后标注了日期和金额，并对清单上那些自己没有做过的治疗项目打勾备注。
记者梳理陈荣提供的住院费用清单发现，从2012年至今，老年病医院虚开的治疗费用少则3000元，多的高达9000余元。陈荣说，她始终陪伴在老伴身边，可以证明，医院开具的多项治疗项目从来没有做过。
在今年10月最新一期的住院费用清单上，梁永平的治疗项目包括心电监护、血氧饱和度检测、微波治疗、运动疗法等8个项目，共收费5196元。“你看，哪里有什么心电监护？哪里有微波治疗？”陈荣指着病房说，“这里什么也没有，住院费用清单上的病床紫外线消毒也没有做过。”
事实上，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虚开治疗费，在住院的离休老人眼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据一名知情的医生透露，在没有开药的情况下，医院一般会每月给住院离休干部开出5000元至1万元的治疗项目和费用，这样他们才能保留床位。
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虚开治疗费，正是抓住了老人想“保留床位”的软肋。
医院承认虚开治疗项目
针对一些离休老人住院被虚开治疗项目收费的情况，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副院长回金凯向记者坦言，在该院的离休老人中，确有这种情况。
回金凯称，按照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要求以及医院的规定，离休老人在老年病医院的住院费用可以报销，但没有接受治疗的老人不允许住院。按照该说法，老人想住院报销，就得有治疗项目，这是一个前提条件。“要开（报销单据）必须按我的做，否则别住我这儿。”回金凯说。
回金凯还说，如果医院只是开药，也不符合公立医院药品占比不能高于30%的规定。
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科马科长说，按照目前的规定，确实有一个药占比的问题，也就是医院的药品收入不能超过总收入的30%。“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药占比必须降到30%以下，这是医改的考核硬指标。这样的话，治疗费肯定会多开一点，医院为了满足条件，会把分母做大一些。”
马科长说，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隶属天津市民政局。“我们只是行业监管，出现这样的事情并不好办，老人和医院容易出现扯皮现象。”但他认为，如果情况属实，就是属于“欺骗”。
针对该情况，回金凯也表示，医院会开始自查，进一步规范收费。
11月29日，记者就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存在的上述问题采访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称，将把情况汇总上报后反馈。
被套取的财政资金
　　天津民政局老年病医院虚开的治疗费为什么可以通过层层审核？离休老人报销又是什么样的流程？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离休干部的医疗报销，一般是先自己垫付，然后将医院的票据上交原单位，原单位转交至老干部局后，上交天津市财政局报销。
　　在中共天津市委老干部局生活待遇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目前的规定，离休干部的医疗报销走的是财政渠道。
就这样，虚假的治疗费票据被医院开出来后，通过层层申报，最终由财政资金买单。“医院以离休老人治疗费为幌子，套取财政资金，这种行为不能容忍。”李天祥对记者说，“许多住院老人及家属对此都有意见，但出于自身利益或者各种顾虑，不敢也不愿站出来抵制。”
11月29日，记者就离休人员财政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医院报销单据审核问题向天津市财政局进行求证，几个业务部门均以需要走流程拒绝表态。《中国消费者报》将继续关注此事进展。
《北京北海地坛公园暗藏高端会所 园方称"曝光也没用"》作者：王文志、肖波；编辑：王迎晖、王国辰；原载 《经济参考报》 2013年11月29日 ；获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北京北海地坛公园暗藏高端会所 园方称"曝光也没用"
北海公园、地坛公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北京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暗访却发现，一家名为“乙十六商务会所”(以下简称乙十六会所)的餐饮企业，以私密、高端作为卖点，将会所开到了上述著名公园内。对此，市民议论纷纷，而一公园管理人员却告诫记者：别报道了，曝光也没用。会所隐身国宝级公园占据绝佳位置住建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园建设管理的意见》明确要求，严禁在公园内设立为少数人服务的会所、高档餐馆等，对出租公园房屋及设施给私人经营等问题进行整改。《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经营性活动管理规定(试行)》也要求，不得将文物保护单位设施对外租赁、承包用于商业开发。而藏身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海和地坛公园内的乙十六会所，均占据园内绝佳位置，令人疑惑不解。在地坛公园一隅，有一处名为“集芳囿”的皇家别院，占地近万平方米。这座昔日皇家祈福的行宫，如今已变身高端会所，在“乙十六”三个烫金大字下迎来送往。这里是乙十六地坛总店，记者推开朱漆金钉大门，只见园内殿室、廊亭、池榭、爬廊、假山等错落有致，园内的遗迹正光殿、正和殿和北侧坛内墙的“盛世堂”，均变成了乙十六会所的包房和办公用房。记者看到，店内食客盈门，专用停车场豪车云集。该店一位服务部经理称，他们处在地坛公园最好的位置之一，“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记者随后驱车来到北海公园，西门入口处有标牌提示：所有车辆禁止入内。记者称是乙十六的客人，门卫随即予以放行，被引导至门内右侧的停车场。记者以“老顾客”身份拨通乙十六北海店电话，不一会儿店方的电瓶摆渡车就疾驰而至，上车后一路喇叭开道，沿湖行进约两公里，到达九龙壁前一处藏在深宅古院中的食府。走进乙十六北海店，记者看到，这里鎏金绘彩，斗角瓦檐。庭院两侧设有七个雅间，厅内装饰均以龙凤为主题，饰以大型彩绘宫灯、配以明黄色的台布、餐巾、椅套，餐具采用仿清宫瓷器或银器，处处体现出浓郁的宫廷气派。
　　“我们处在北海公园的核心区。”服务人员介绍说，会所占用的御膳堂始建于清乾隆八年，是专供帝后们拈香祈福用膳之所，位于太液池北岸，九龙壁南面，西邻浴澜轩、阐福寺等著名景点，与园内标志性景点之一的永安寺白塔遥遥相望，步步都是景致，用餐后还可免费游园。“如此优雅尊贵的用餐环境，在国内很难找到第二家了。”乙十六会所红领巾公园店同样也占据国家3A级景区红领巾公园的绝佳位置，该店距离公园核心景点人工湖不足20米，并辟有专用停车场。
突出高端私密 一桌五六万元很常见
　　“大厅套餐有每位500元、800元两种，一直以来只提供套餐。前段时间风声紧，临时推出了单点。现在基本回暖了，准备取消单点。”乙十六北海御膳堂店工作人员介绍，“包厢内价格不含酒水最低每人800元，外加收15%服务费；比较受顾客青睐的是具有皇家气派的大房间。”
记者在菜单上看到，该店单价百元以下的菜品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价位在四五百元，特别推荐的一款“宫廷秘汁扣花胶公”，每位14480元。所有菜品加收15%服务费。服务人员称，他们主打特色宫廷膳食，除了少量婚宴，来用餐的客人中政商界人士占主流，一桌消费五六万元很常见。记者以办理会员卡为由，联系上乙十六红领巾公园店一销售经理，他表示，这里入门会费五万元，最高50万元，会员能享受更多尊贵服务，30万元以上的乙十六会员卡是很时尚的送礼佳品“前段时间是有些影响，现在缓过气了，一些大机关、大型国企的客源开始回流，来京的地方官员也不少，第二天的豪华包间已订满，只剩几个小包间。”据乙十六地坛总店一销售经理介绍，突出“私密性”，体现客人的尊贵，是他们区别于其他消费场所的特殊之处。他表示，这里每天最多接待26桌左右，跟朋友聊天，绝不用担心会被邻桌客人听到。他向记者承诺：店里最重要的一项规定是“保护隐私”，绝不公开客户任何信息，大额消费的可对菜单和消费记录做“无痕化”的特殊处理。乙十六北海御膳堂店一位服务部经理告诉记者“停车场在公园门口，就算是公务宴请，也看不出是来游园还是来吃饭的。重点客人还享有径直开车到食府并提供停车场地的特别待遇。同时食府南侧设有隐秘出入口直通包间，走此通道能避免遇到熟人。”她表示，这里主要采取会员制，客户大都是朋友介绍，极少有顾客主动进店，基本上都是相互介绍而来。“光顾这里的多是政界人士和商界精英、名人，会所设有专门入口，预订餐位时隐去单位名称，只留姓氏或电话号码，店方可以为客人提供遮盖车牌的‘特殊服务’”。乙十六红领巾公园店一位营业经理对记者表示，工作人员都经过了严格培训，任何外来人员都不可能查会员的任何信息。据介绍，乙十六地坛总店、北海店每半天的场地费分别是十万、六万，尽管价格不菲，但因为高端私密特点突出，仍很抢手。服务人员称2013年年会场地服务已经预订出去不少。公开的报道称，在商业网站组织的“2012北京最牛年会场地评选”中，乙十六会所再度蝉联第一。专家市民诟病 园方称“曝光也没用”
乙十六会所对外宣传称，其经营策略是主打景致文化，打造皇家风范，并宣称国内“真正依托园林景致把餐饮做出规模和特色的，只有乙十六”。“乙十六会所占用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场所开高档会所，商业资本如此集中地挤占、侵蚀优质稀缺公共资源，不论是在公共管理领域还是商业运作领域，都实属罕见。”北京市文物系统一位专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开会所必然会有供水、供电、供气、排水、消防等改变和破坏原貌的设施改造，这样势必危害北海、地坛的完整性和延续性。他举例说，北海公园里的仿膳饭庄长年烟熏火燎，后院21棵生长了几百年的松柏树被熏死，几百年不倒的廊厅突然倾斜坍塌，就是深刻教训。记者随机采访了多名常在上述三大公园活动的游人，他们均为附近居民，没有人表示在乙十六会所用过餐。家住地坛公园附近的陈先生说，没想到古坛墙内竟有这处只属于少数人的奢华场所。他感叹这里“只见豪车进，不见游人出”。经常到北海公园散步的刘先生告诉记者，公园里的高档会所引来很多车辆出入、停留，不仅占用公共资源，乙十六在公园里疾驰的电瓶摆渡车也对来园休闲的市民形成安全隐患。一些市民对记者感叹，公园本属于市民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现在成了酒旗飘扬、烟火气十足的私人享乐场，“闲人免进”“游客禁行”的牌子，硬生生将普通民众拒之于好山好水之外，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正沦为权势和资本的附属品，原汁原味的北海公园、地坛公园正渐行渐远。是谁赋予了乙十六会所无视文物整体风貌，侵占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权？是什么导致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价值和公益价值的商业化“变现”？记者来到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采访，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张姓工作人员称，领导和相关负责人都不在，记者可留下联系电话，等领导方便时再联系记者介绍情况。截至发稿，记者未得到该中心的音讯。此后，记者多次联系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均未获得回应。记者曾与地坛公园管理处联系，要求了解相关情况，该处一位姓曹的女性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这事儿媒体以前报道过，不也没咋地吗？”她要记者回去告诉领导“这点事没新闻价值，别报道了，曝光也没用。”
《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作者：简光洲；编辑：宁希巍；原载《东方早报》2008年9月11日；获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

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不知是否冒牌产品 豫赣鄂等也有同样病例 样本已送国家鉴定机构
■三鹿集团称产品“没质量问题” 甘肃省卫生厅今天介绍调查进展
9月8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又接收了一名8个月大，来自该省岷县的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的婴儿，这是该院三个多月来接受的第14名患有同样疾病病例。
到目前为止，对于婴儿患病的原因还没有调查清楚，但是这些家长们反映孩子们出生后一直都在吃名为“三鹿”牌的奶粉。患病婴儿的家长们怀疑说：“或许和当年安徽阜阳的空壳奶粉致婴儿成为大头娃娃一样，这次的罪魁祸首也可能是奶粉。”
记者昨日还了解到，10天前湖北省同济医院小儿科也接收了三名患有肾病的婴儿。这三名分别来自河南、江西和湖北的患儿家长也反映婴儿食用的是“三鹿”牌奶粉。
目前尚不知患儿所使用的奶粉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河北三鹿集团传媒部对早报记者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赴甘肃调查，当地质检部门对该集团奶粉的检验显示没有质量问题。
不排除出院还有后遗症
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已经接受了14名患肾结石的婴儿，到昨日为止，有6名在手术后康复出院，其余8名仍在医院治疗。
该院泌尿科首席医生李文辉介绍说，该科是在6月28日收到第一例婴儿患“肾结石”的病例。在3个月时间里，陆续共有14名婴儿因患同样的疾病住院。
据了解，这些婴儿进院时病症基本上都到了中晚期，有的甚至有生命危险。他们共同的病理特征表现为都是一岁以内的婴儿，且症状表现为双肾多发性结石，刚来的时候都是急性肾衰竭。”
经紧急治疗后，目前8名婴儿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仍需住院两到三周进行观察治疗。至于婴儿出院后会不会有后遗症？李文辉说，目前时间比较短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要经过以后的随访和两三个月复查后才能确定。
　　罪魁指向“三鹿”奶粉
据李文辉介绍，经过检查后发现，这14名婴儿中有90%以上为尿酸胺结石，这种情况在结石中非常少见，一般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多见于儿童和老人的膀胱结石。而经过进一步检测，医院推测这14名婴儿是由于摄入的脂肪和蛋白含量比例失调，引起体内嘌呤碱代谢异常，继而产生尿酸和尿酸盐结晶，在上尿路梗阻后形成肾结石，导致肾衰竭。
医生们注意到，这些患病婴儿在没有母乳之后，都使用了品牌为“三鹿”的奶粉。李文辉分析说，因为这些婴儿最主要的食品来源就是奶粉，且都是长时间使用同一品牌的奶粉，“因此不排除与奶粉有直接的关系。”
小李8个月大的儿子也是患婴之一。小李说，儿子自从出生后因为没有母乳就一直吃“三鹿”奶粉，每400克一包卖18元，但奶粉具体什么品种记不得了。孩子七八个月时每4天就要吃一包。“一直这么吃，也没有想到会出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就发现孩子尿不出来。”据小李介绍，在他家附近也有几名婴儿和他儿子患同样的病。
目前有7名患儿的父母联名写下了申请书，上书甘肃省卫生厅，要求彻查病因。
“正规超市买的老牌奶粉”
昨日，记者从甘肃省卫生厅及该省食品药品卫生监督局了解到，前一段时间他们就已接到相关情况的汇报，正在联合多个部门调查。9日下午，由卫生厅牵头的调查人员曾到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了解情况。
甘肃卫生厅办公室的杨敬科主任介绍，卫生厅已把病理及病因样本送到国家相关的鉴定中心进行检验。鉴定结果尚未出来。
杨敬科认为，这次甘肃婴儿患病的情况根本没有当年安徽阜阳空壳奶粉严重，但因为媒体经常询问，所以决定1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说明调查的进展。
南京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日前也接诊了5名吃同一品牌奶粉患上肾病的患儿。病情严重的已转至上海治疗。其中一患儿母亲说：“这个牌子（奶粉）是在正规超市里买的，价廉物美，牌子也比较老了，吃了放心。”
此前，还有山东、甘肃、安徽、湖南等地的家长告诉湖北的记者，称自己孩子也吃该品牌奶粉，出现类似症状。
◇ 厂方回应
无证据证明婴儿
因吃三鹿奶粉致病
对于患病婴儿使用的都是同一品牌的奶粉，且婴儿最主要的食品也是奶粉，因此家长及医生们都怀疑婴儿肾病的罪魁祸首是奶粉。
昨日下午，记者和河北省三鹿集团取得了联系。该集团传媒部的工作人员杨爱称已经获悉甘肃有婴儿患病的情况，并且已经派出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了解。
杨爱向记者介绍，三鹿是奶粉行业品牌产品，有很多年的历史。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患病婴儿是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相信质检部门会查个水落石出。
此后，杨爱又致电早报记者称，已经委托了甘肃当地权威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质量是合格的。
《贫困县刮起奢侈风——河南濮阳干部建豪宅机关盖大楼》作者：新华社记者李钧德；编辑：陈芸、孙杰；新华社郑州2007年2月27日电 ；获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

【相关阅读】李钧德：一名优秀的记者要有悟性、血性、韧性


贫困县刮起奢侈风
——河南濮阳干部建豪宅机关盖大楼
河南省濮阳县是省扶贫开发重点县。然而，近几年来，这个县却刮起了一股奢侈风:县委县政府及一些县直机关竞相建起豪华办公楼，这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也纷纷搬进高档住宅。
濮阳县刮起的这股奢侈之风，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满。知情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上级反映，有人干脆上网发帖揭露此事。
东挪西借 党政机关比建豪华办公楼
濮阳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全县22个乡镇中，有7个乡镇30余万人地处沿黄滩区，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统计数字显示，濮阳县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42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居第75位。全县1035个行政村，仅有251个村能看上有线电视。
就是这样一个人均财政收入仅200余元、尚有数十万人未解决温饱的财政穷县，在办公楼建设方面却屡出大手笔:
2002年9月，在没有按规定程序报批的情况下，濮阳县开工建设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暨公务员培训楼。该项目设计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975万元。2004年6月工程竣工，不仅面积增加到近2万平方米，工程总造价也达3200多万元。这座办公大楼已竣工两年多，除了变卖老办公院、财政拨款、企业支持、东挪西借支付一部分外，至今仍拖欠工程款134.31万元。
县委县政府带头，县纪委也不甘落后。2004年7月，濮阳县纪委以建纪检干部培训暨党风廉政教育中心为由申请立项，建起了占地面积达23.35亩的县纪委办公大楼。该楼预算投资400.6万元，实际筹集基建资金723.7万元。其中除一部分财政拨款外，濮阳县纪委还要求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和一些县直单位“支持”了106万元。
上行下效。濮阳县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机关也各寻门路，建起了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大楼于2005年开工，2006年交付使用。该楼共7层，总支出800多万元，其中300万元系挪用该县化肥厂“4050”人员的生活费和养老金。
巧立名目 领导干部搬进高档住宅
在一座座豪华办公楼拔地而起的同时，濮阳县领导及各局委的头头们还各找借口，为自己建起了漂亮的别墅式住宅。这些被县国土局负责人称为“独立的低层住宅”有独栋的，有联排的，最大的一户建筑面积达600平方米。
据了解，2004年8月，濮阳县纪委未经建设和国土部门批准，将批准建设纪检干部培训暨党风廉政教育中心的一部分国有划拨土地，擅自改变用途，在所谓的“培训中心”后面建起了职工住宅。其中，建二层别墅10套，每套280平方米，分给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居住。
2005年6月，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办公楼南边不能再建高层建筑，否则将影响办公楼通风、采光为借口，在办公楼南边建起9套高档低层住宅，分给局领导班子成员及副科级以上干部。这9套住宅中，建筑面积最小的398平方米，最大的498平方米。
濮阳县房产局则以改善城镇困难职工居住条件为由，向县政府申请划拨经济适用房用地35亩，实际却用于建设本单位干部职工住宅。其中建二层住宅楼8套，面积最大达600平方米，除了房管局领导自住一部分外，还将其中一套送给县人大一位领导。
不仅县直各机关领导纷纷住进高档住宅，濮阳县四大班子领导也开始筹建县级干部集中住宅区。2004年10月，因为“一些县领导从外地调来没有房子住，县里也没有招待所”，经濮阳县四大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由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开发建设一个县级干部集中住宅区。该住宅区占地50多亩，户型为二层连体楼，设计61户，每户280平方米。
为了降低用地成本，濮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竟然在地上附着物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出动警察和保安，驱赶并殴打租赁该地块的民营金凌花园职工，强拉围墙将大部分花园圈占，致使金凌花园价值200余万元的花木被毁、盗一空。2005年12月，因户型面积过大、地上附着物补偿不到位、动用警力强行占地等问题，该小区被有关部门叫停。
虽然县级干部集中住宅区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濮阳县领导干部建豪华住宅的积极性。经纪检部门调查，已确定濮阳县县直局委负责人和个别县级干部已建成高档低层住宅100多套，涉及县国土局、计生委、社保局、建工局、纪检委等十余个单位，其中至少有79套不同程度地违反了有关规定。
讲的是排场 失的是民心
2月中旬，按知情群众提供的《濮阳县领导干部豪宅分布图》，记者实地察看了一些被群众称为“腐败楼”的干部豪宅。
在濮阳县国税局办公楼后边不远，有一片气派的高档别墅群。这个别墅群共四排28户，每户都是单家独院，前院大宅门可开进小轿车。记者粗略丈量了一下，每栋楼房的占地面积都在200平方米上下。住宅的外部装修也十分讲究，红宅门、高院墙、豪华瓷砖、欧式风格的阳台，十足的现代豪门。小区看门的师傅告诉记者，这些房子的主人一部分是县国土局的领导，也有一部分卖给了其他局委的干部。
在濮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为离退休县级干部建设的一个高档别墅小区里，记者走进了其中一户人家的院子。小楼只有二层，白墙蓝瓦，楼房前墙面的很大部分是用玻璃镶嵌而成。借和主人搭话的机会，记者留心观察，院子的左半部分由水泥铺就，右半部分是一块不大的菜地，绿油油的蔬菜长势不错。
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像这样带独立小院的低层住宅，每套造价至少在20万元以上。在濮阳县，正科级干部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千元左右，要想住这样的房子，至少得不吃不喝20年。
说起为局领导班子建设豪华住宅的决策经过，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董随钦这样告诉记者:局办公楼后面有一块空地，建高楼可能会影响到办公楼采光，局里决定建几幢低层住宅。当时并没有说一定给局领导，只是说领导优先购买。“当领导的，谁不想住大点，住得排场点？最后，我们领导班子成员包括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都要了一套。”
董随钦说，当时也知道这房子有点大，面积超标，但想着机会难得。濮阳县同样的商品房每平方米都达到1500元了，这房才卖620元一平方米。别看是别墅，实际价格与市内150平方米商品房的价格差不多，这好事上哪找？再说，其他局委和县领导都弄了，自己不弄，说不定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别墅是住上了，但民心却失掉了。村民宋西林告诉记者，当时县里征他们宋村和陈拐村的耕地，每亩地连青苗和附着物总共才补5万多元。群众有意见到县里上访，要求公布征地批文和具体补偿标准。县里领导解释说，征地是因为县纪委要建干部培训和党风廉政教育中心，希望大家支持国家的廉政建设。工程建好后，群众发现所谓的党风廉政教育中心竟然是县纪委的豪华办公楼和县纪委领导的高档别墅时，心都凉了！
濮阳市纪检委副书记、监察局长王际元介绍，春节前，濮阳县纪委已将部分违规别墅查封，拟于节后公开拍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直机关负责人说，濮阳县刮起的奢侈风，县委县政府应负主要责任。这就像汽车闯了红灯，应该处罚掌握方向盘的司机，而不能仅仅处罚乘车人就草草了事。
《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作者：高山；编辑：潘圆、戴长澜）获通讯二等奖。以下为原文：
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

10名员工　36套住宅　9辆公车
人均办公面积达到200平方米


山西省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最近两年“财气”暴涨。
几年前，忻州煤矿安监局还叫忻州煤炭安全监察站的时候，四处租房办公，常为房租与房东发生不快，工作人员也大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现在，忻州煤矿安监局仅有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的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
与此同时，近两年，每年都有一两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发生在忻州。
2005年7月2日14时20分，忻州市宁武县阳方口镇贾家堡煤矿接替井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煤尘爆炸事故，造成36人死亡，1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矿主和有关部门瞒报事故死亡人数，转移藏匿遇难者尸体。
2005年10月31日16时50分，忻州市原平市长梁沟镇坟合峁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5人死亡，1人受伤。
2006年11月5日11时45分，大同煤矿集团轩岗煤电公司焦家寨矿（地处忻州市原平县境内）发生瓦斯爆炸事故，47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
忻州煤矿安监局的办公楼和住宅楼及正在兴建的宾馆，位于忻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靠近（五）台忻（州）公路的是该局正在建设的宾馆（正式名称是：忻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职工培训中心），地下1层，地面已经建起5层，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培训中心”后边的一幢欧式建筑，是该局的办公大楼。在办公大楼的后边，是一幢6层的住宅楼。住宅楼共3个单元36套房，房间面积最小的140平方米，大的180平方米。该局有10名正式职工、五六名临时工，记者在忻州市车管所调查得知，共有9辆公车挂在该局名下。
忻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刘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局办公楼在2003年由山西煤炭安全监察局后勤处负责动工兴建，直至今年秋天才启用。由于一些配套工程还未完工，大楼的一些设施还未完善。他强调说，整个办公楼的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只比朔州的（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楼）大一点儿，全省11市除运城外，条件算是最差的。目前，大楼的装修装饰工程还未完工。完工后，“条件会改善一些”。
对于职工住宅楼，刘副局长说共有36套住房，但“那是由局里职工和其他单位的一些工作人员集资兴建的”。至于每平方米1100元的房价，是由于该地“地处荒郊野外，那时候（2003年）忻州的房价还没涨起来时制定的”。住宅楼后共有22间私家车库，刘副局长说：“分给住户后，想做车库做车库，不想做车库安上门窗可以当住房，放杂物也可以。”统一包了塑钢阳台，是为了使单位的建筑显得整齐、美观。
刘副局长是今年才被提拔的，所以他对办公大楼资金来源、投资多少、装修花费、购置办公设备和职工住房补贴等问题都“不太清楚”。
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建设资金中有小部分是向部分乡镇和煤矿“借的”，忻州市宁武县某乡镇就“借给”该局5万元。而被该局监管的宁武县的一煤矿，则花了35万元购买了该局的一些旧的办公设备。
《郧西县“石头标语”劳民伤财》（作者：胡成、杨宏斌、余秀武；编辑：王新》获评通讯二等奖，以下为原文：
一个字两个半篮球场大　一条标语长达5公里
郧西县“石头标语”劳民伤财
在国家级贫困县郧西县的农村采访，沿途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标语。最令人惊奇的，是出现在半山腰上的巨幅“石头标语”。
10月16日，记者在郧西县店子镇姜家沟村一个名叫太平寨的山上，赫然看到“封禁治理”4个石头大字。据介绍，标语内容指的是封山、禁伐、治理荒山。
姜家沟村三组农民刘礼东说：“这条标语是1999年4月至5月做的，5个村的1200多农民，辛苦了1个多月才做成。越泗河村离太平寨25公里远，那里的农民带着被子和粮食到这里建标语，一般都是从早晨7点做到晚上7点，中午休息两个半小时。”
他说，做“石头标语”要先在半山腰上挖40厘米的槽子，再埋入石头，水泥抹平，涂上白色涂料。所有这些石头、水泥、沙、水等都是从山下运去的，从河中挑一桶水到最近的“封”字要40多分钟，从另一条路挑到最远的“理”字要50多分钟。姜家沟村三组有一个农妇挑一担水到“封”字时，因为山高坡陡，两个铁桶滚下山，她又累又气，放声大哭。
60岁的汪封国在1999年建“石头标语”时任姜家沟村会计。他说：“如果将这些功夫用在植树上，太平寨这座山都可以绿化了。”
记者爬上陡峭的山坡，对其中一个“禁”字进行了实测，发现它竟有930平方米大小，其中“封”字中的一“点”有45平方米大小。我们知道，一个国内标准的篮球场是364平方米，“封禁治理”每个字是一个篮球场的2.55倍。
有的农民说，“石头标语”做好3年多了，连太平寨都没治理好，还是光秃秃的。有人说，“造林运动”成为“造字运动”。
夹河镇也有两条“石头标语”，据该镇一位知情的干部介绍说，一条在金銮山村的3座山上，“封禁治理，美化汉江”8个大字，跨越两公里，1999年4个村2000多农民前后干了两个多月才完成；另一条在腰滩河山上，“做好水土文章，绿化湖北山川”12个大字，据目测，跨越5公里，也是在1999年动用4个村2000多农民前后干了两个多月。
原泥沟乡(现景阳乡)的汉江边上有一个名叫羊皮滩的群山，山上的“泥沟乡退耕还林示范区”的“石头标语”，跨越约3.5公里，每个字约1亩大小。10月18日，该乡官亭村二组58岁的农民赵隆明告诉记者说，他一家6口人，平均每天上两个劳力，干了一个多月。不去的农民被村里罚款，一天罚10元。
他说：“这10个大字都是挖50厘米的深槽用白石头砌起来的。汉江边上主要是灰色、褐色的石头，农民们就在汉江对岸的陕西省白河县的汉江边到处挖、到处找，一块石头运到河对岸的半山腰上约三四个小时。江边上没有白石头了，有的农民就自己掏钱，到5公里之外的陕西省白河县月儿潭乡麒麟沟购买，一块石头运到山上要大半天时间。”
官亭村的农民把建“石头标语”叫做“抠字”。该村二组农民李景星说：“官亭村1700多人住在汉江边上，走不出大山，我们盼了10多年想修通泥沟口至茨沟口的10公里断头路。乡里每一任领导上任时都许诺要修通这条路，但总是让农民失望。1998年乡里组织农民‘抠字’时，农民们都说，要先修路再‘抠字’，乡里领导说，要先‘抠字’再修路。农民们辛辛苦苦把标语建好，可4年过去了，路还没影子。”
李景星说：“如果用‘抠字’的功夫，可以修通5公里的路，两加一把劲就可以修通这条断头路了。”
郧县某乡镇一个同志说：“郧西是我省生态环境最恶劣的之一，通过一些传手段唤起人们对封山治理、植树造林的重视是完全应该的，但不应该用这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石头标语'的方式。我们完全可以用很少的钱买些涂料在农房上刷标语，同样有宣传效果。这些标语都是农民大量投入“义务工’建成的，我们干部不要以为农民投入的‘义务工'是‘不花钱'的就不珍惜，我们可以用‘义务工’来修路、改田、种树，不能用来做这种‘瞎子点灯――白费蜡’的事情。”
店子镇的一个农民说：“这还不是给领导来视察看的，植树造林靠的是苦干，不是靠搞形式主义。”
《曹县一中：高考替考已成公开秘密》，作者：郑琳、蒋韡薇、杜涌涛；编辑：张坤、刘存学；原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7月10日；获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曹县一中：高考替考已成公开秘密
刘强（化名）是某重点高校大一的高才生，但今年7月7日，他又出现在山东曹县高考的考场上。不过，此时的刘强已更名为张健行（化名），他的学籍档案上的学历也变成了高二，当然，这份学籍档案也是伪造的。
刘强是被有关领导主动找上门的。找他的人只有一个动机：顶替张健行参加高考；而刘强的目的也很单一：一旦考上，从中可以赚取一笔不菲的酬劳。
　　像刘强这样的高考替考事例，在今年曹县一中参加高考的学生中不是一例两例。无论是学生、老师、家长，对此无不知晓，甚至连路边的三轮车夫也向记者拍胸脯，称可以帮助推荐老师联系替考。
一位学生说：高考替考在曹县已是公开的秘密。
举报信说：替考奇风刮得太大了
6月中旬，本报接到一封来自山东曹县的举报信。举报信中说：“我是曹县一中高三理科班的学生，一些家长想法儿让去年考上大学的尖子生来替他们的孩子考试，俗称替考。方法是一切档案都是被替考考生的，只有相片是大学一年级回来的学生的。”
“这股奇风刮得太大了。照相报名正好在‘五一’放假期间进行，这一次就有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回来照相。”
“为什么考上大学的学生会冒险呢？条件是优厚的。先给1000元生活费，又称定钱，即确定回来考试，考上本科再给1．5万元到两万元。”
“当然这里缺少不了得好处的介绍人，就是学校的老师。从春节到‘五一’期间，他们以慰问学生、家访的名义去游说。”
“本县大学的学生（来自本县的大学生———记者注）找完，找外县的及外省的。这都找完了，把‘黑手’又伸向在校高二的学生，让他们来替考。今年曹县一中在校毕业生（包括往届生）2600人，（而高考）报名人数达3200人。”
信中最后呼吁：“我面对十几年的奋斗就有可能付之东流，希望能有一个公道的说法，扼制住这股社会的暗流。”
接信之后，本报先后两次派记者赶赴曹县明察暗访。
学生说：替考好几年来都有
在曹县，记者随机走访了几十名高三应届学生及补习班学生，被采访的学生无一例外证实，替考现象十分普遍。“不是今年一年，好几年来都有。以前少，后来越来越多。因为山东高考从明年开始实行‘3＋X’，为赶末班车，今年替考的人数大大超过往年。”
一位高三补习班的学生这样对记者说：“我们也很生气，但更多的是无奈。如果我们把这事向上汇报，学校能让我们上不了大学。”
另一位同学说：“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被采访的学生都非常熟悉替考程序：“一般都是班主任帮助联系。班主任知道自己的学生哪个学习好，哪个考上了好大学，就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回来替考。”
“如果是赵姓学生替李姓学生考，在办准考证的时候，赵姓学生就以李姓学生的名义去照照片，最后以李姓学生的身份参加高考。这次‘五一’放假，就回来了好多大学生来照相。而李姓学生，仍姓李，再换一个名字也参加考试。”
“再一个办法就是请高二学习好的学生，他们也愿意有个机会试一次。如果他们考上了大学，百分之百自己是不会上的。高二都能考上大学，明年当然能考上更好的学校，卖给别人，又赚了钱，又多了一次锻炼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还有一些是考完以后直接买卖录取通知书。张三考上大学，或因考得不理想，或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把录取通知书卖给李四。到大学报到的还是张三，因为要核对照片和本人的身份，可大学开学后，就是李四去了。从此，李四就一辈子叫张三的名字，或以后再想办法改过来。”
学生们告诉记者，改名字、改年龄在这里非常容易，“只要花200元就行”。
“现在的替考实际上就是从以前的买卖录取通知书发展来的。有老师帮忙，风险很小，学籍档案都可以伪造。”
还有许多学生向记者证实，高考替考这种现象不是曹县一中一所学校有，也不是今年一年才有。“我们这里别的学校也有，只是一中学生多，所以替考的也多。”一些学生甚至说，在整个菏泽地区，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菏泽某中学，今年高考也有不少学生替考。”
老师说：只要有钱，学习再差，我也能帮他上大学
高考前夕，记者假扮生意人，私下分别找到曹县一中的几位老师，称想找人替考。几位老师都表现得极为热情，满口答应：“没问题，只要有钱，就是学习再差，也能找人替考上大学。钱多，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
某位老师告诉我们，想上大学有两种办法，一是提前预订已上大一的学生或高二的尖子生，交几百元定金。“我可以帮你先提前预订，免得订得晚了，好学生都被订光了。”二是等考完大学后再买别人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候谁考得好买谁的。
他还给记者讲了具体价钱：本科一万元，重点一万五或两万元。“前两年一个孩子花了4万元，找人替考上了×大（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记者注）。”“专科便宜，6000元就可以了，但专科毕业找工作难，没什么人买。”
另一位老师甚至非常“好心”地告诉记者：“这事也有风险，就像赌博一样。如果你个人操作，就很难换档案，容易被高校发现。但要通过老师，我们就能做好一切工作。当然也有极个别被高校发现的，那时候就看你能不能买通高校了。”
校长说的最多的是：我不清楚
7月6日，记者暗访的消息在部分学生中传开后，校方立即找到有关学生进行询问，并带领学生，暗中到记者所住的宾馆指认记者。随后，曹县有关人员每天频繁登门主动与记者“沟通”。而学生们暗自向记者通风报信：好多替考的大学生已于7月5日回来了，更多的将在7月6日回来。
7月7日，记者在县委宣传部有关领导的陪同下，直接采访了曹县一中校长汪洪祥。汪说，今年高考毕业生数目（包括应届生和往届生）是2976或2978人，“具体我没过问。”“有没有替考，我不清楚。但我在班主任会议上说了‘谁的班出替考，我处理班主任’。”“要有个别学生无视纪律，自己操作，我管不了。”
汪说：“学生买分的现象去年有，也有报纸登过，我们不回避。有的学生考上后，上不起，就卖了。还有的是因为自己考得不理想想明年再考，也卖。这是私下交易，学校不知道。至于怎样操作，我不知道。”
“也有的家长有钱，孩子又考不上，就想买分。但有没有预定，我不知道。”
“高三补习班的人数多，我也管不过来，具体情况不清楚。”
“照理说不应该有大一的学生回来替考，要不就是考的学校不理想。只要拿着去年的毕业证，就可以来报名。只要不是在以前的班主任处报，别人不认识他，就行。”
据悉，1996年，曹县一中高考大幅度滑坡，在菏泽市排名倒数第二。现任校长汪洪祥在这种情况下接手出任校长，高考成绩一年止跌，第二年大幅回升，到第三年，高考成绩便跃居全市第一名。
县里的“紧急会议”强调：今天的会议要保密
记者在汪校长的笔记本上，看到一个最新的会议记录：
紧急会议，7月6日。
地点：招待所西楼会议室。
主持人：曾庆诗（主管教育的副县长———记者注）。
李安现书记（分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记者注）讲话：高考成败，取决于我们在座的各位。
1.提高认识，增强做好此项工作的认识，把高考工作提到重要日程上来。把此项工作提高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性的高度。对我们曹县而言，（高考）如果出了事，就会影响我们曹县的形象。
2.要求各位领导认真分析和排查一下参加高考的考生是否有替考现象。有，你学校的班主任最清楚。有者，明天坚决不能再考。哪个学校出了问题，处理哪个学校的校长。私立学校出了问题，考虑你的办学资格问题。哪个班出了问题，考虑班主任的问题。
3.今天的会议要保密，要做到内紧外松，该传达的传达，但不该说的绝对不说。
王玲部长（县委宣传部部长———记者注）在会上讲了为什么召开这次紧急会议，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上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
曾副县长强调：今晚（指7月6日，高考前夜———记者注）无论如何要落实好会议精神，开好班主任会议。把李书记的讲话迅速传达到班主任中去。办学秩序比较混乱，长期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7月8日，县委副书记李安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玲以及副县长曾庆诗主动找到记者驻地。他们表示，欢迎新闻单位进行舆论监督。为不影响高考正常进行，待高考结束，县委、县政府将组织班子，对此进行严肃调查。
曾副县长说：“县里的态度是一不保护、二不回避、三要查出结果严肃查处。”
究竟有多少毕业生？
在曹县一中提供的花名册上，应届生和往届生人数共有2534人（教导主任称还有两个班近200人的名单没有提供给），而准考证名单上的人数则是3125人。多出591人。但校长说的毕业生人数则为2976人或2978人，与这两个名单均对不上。
对此，校方的解释是，多出来的部分有些是社会青年参加高考，有些是往届生虽然想在一中补习，但为了逃避交补习费，就混在班里上课，也有部分是高二的学生。而学生则说，这些人都是临考前才多出来的，从未和他们一起上过课。“如果是觉得一中补习效果好，现在才来有什么用”。“再说，学校把升学率看得比命都重要，根本不会让一般社会青年来考，这会把升学率拽下来的。”
在暗访中，学生告诉记者，高考前夕，每个补习班突然多出了一些学生，每个班多几个到十几二十几个不等。学生们断言：“这些人都是回来替考的”。
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他们班拍准考证照片的时候，班主任隔几个人就塞进来一两个陌生面孔，“这些人我们从来不认识，怎么就成了我们班的？这里面肯定有鬼”。
此外，“还突然多出了理（科）补（习）11班和12班（一中理科补习班为10个———记者注），每个班人数都在100人以上。这一年都没有这两个班，突然多出来，肯定也是替考的。”“这两个班很神秘，在高考体检时，也是排在最后，但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们体检。”
记者与校长核实此事时，汪校长说：不知道有理（科）补（习）11班和12班。
学生们还给记者指认了部分替考学生名字，本名和准考证上的名字根本不一样。“他们不是替考的就是被替考的”。
究竟有多少考生临阵缺考？
7月7日，高考第一天，记者在曹县三中考场看到，有公安车辆停在门前。
7月7日晚，记者向曹县教委副主任贾金海询问缺考情况，贾告诉记者，头一天缺考人数是199人，“但没有具体名单，只有缺考学生的考号”。
7月8日晨，记者再次与贾主任联系希望提供缺考考生名单，得到的回答是：只有人数，没有考号。
7月8日中午，经第三次交涉，得到的回答是：人数不太清楚，也不能给，需请示市招办。记者与市招办有关领导联系，回答是还需请示省招办。
直至记者发稿，曹县今年高考究竟有多少人缺考，缺考的原因是什么，仍是一个谜。
仿佛一切迹象都显示，大批替考的学生临时退出了今年的高考。但7月8日晚，先后有数位学生向记者证实，退出的只是少数，他们都在考场内见到过大一学生的面孔。一位大一的替考生向他的同学说，他们（指记者）无法查清我，因为我既不是用的真名，又不是用的往届生的身份参加考试。
“我本来以为学校是块净土，但现在看到学校的种种黑幕，真叫人失望。”说到这儿，这位提供情况的学生声音有点哽咽。他坦承，“我家里生活也很困难，如果不是你们这次来采访，我也会把自己的考分卖掉”。 《治病？骗钱？——发生在哈传染病医院的怪事》（作者：萧芷茁；编辑：戚泥莲、张长虹）获评通讯一等奖。以下为原文：
治病？骗钱？
——发生在哈传染病医院的怪事
如果不是微机打印的几张化验单摆在面前，记者说什么也不敢相信，堂堂正规医院的医生，竟会做出如此胆大妄为、医德沦丧之事——将正常的化验结果偷偷改为异常，然后收留“患者”住院；花上几千元住院医疗费后，再拿出真实的化验结果，打发“患者”出院。
这件令人气愤的怪事发生在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的六病房。
三位病人的化验单
今年3月初，“患者”刘存安住院38天将要出院，他与好多患者一样，从医生那里要来自己的化验单，想复印一份化验单给自己备案。这时发现入院时的第一张生化检验报告单(化验单)的第一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以下简称转氨酶）的检验结果有改动的痕迹。他很怀疑，立即到医院化验室要求在微机里重出一份原始报告单。结果证实，从医生那里拿来的化验单果然被改动过了。
1月26日，刘存安来医院看病的第一张打印报告单转氨酶检验的真实结果是：21.30(正常人为0—40)，他从医生那里拿来准备去复印的报告单，转氨酶21.30的前面不知被谁用笔添了一竖，成为121.30，在此栏最后部分还添加上了代表异常的向上箭头；而2月28日他出院前最后一份报告单上的转氨酶检验结果是42.6，比入院时未改动的第一份报告单转氨酶上升了许多，原本没有箭头的部分，真的打印出了向上的箭头，正常变成了异常。
刘存安当然不干了，他这一闹惊动全院。几位医生拿到确凿的证据后，走进了报社，向记者讲述了前面的“故事”。于是，记者又看到了另外两张同样被改动过的检验报告单。
高立彬，23岁，双城人。1999年11月3日入院时的检验报告单上转氨酶结果是30.50，可以看出数字前和标有箭头的部分，有明显被改动过的刮痕，1999年11月24日(出院前)的报告单上，转氨酶的检验结果是：82.80，打印出向上箭头，也是由正常变异常(后来高立彬对记者说：“我是偷看了病案，发现化验单有被改动的痕迹，才闹着强行出院的，和我一个病房姓王的病人也发现自己的化验单被改动。”)。
王荣波，37岁，哈市人。1999年10月18日入院时的检验报告单上，转氨酶的结果是：23.50，与高立彬一样，数字前和标有箭头的部分也能看出有明显改动过的刮痕；王荣波后来又做了两次检验，11月10日和11月24日的报告单上，转氨酶检验结果分别是15.00和16.20，都没有代表异常的箭头。
医生的奇怪遭遇
从这三位“患者”的检验报告单和住院病案上看，除了刘存安的临床医师是N大夫外，另两位的临床医师都是六病房的主任王xx。据他们讲，刘存安是王xx春节前收住院的，N大夫负责临床治疗时，发现检验报告单有改动，曾向王xx反映过“转氨酶前面不知被谁加了一竖，改高了”，可王却说：“改高了还不好？”N对面的医生悄悄告诉N：别吱声了。后来刘存安复印时发现改动跑来质问过N，N让他去问王主任。再后来刘找到过医院领导，院领导要六病房自己处理，N开始还在主任的派遣下参与过赔偿“病人”的讨价还价，从1万元讲到6000元后让她退出。N大夫3月7日下夜班后，莫名其妙地就被调进了病案室。
为什么要改写转氨酶
“为什么要改写转氨酶?”用反映问题医生的话说，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利益驱动，为承包病房多创“效益”。所以，当别的病房每月只能收治30多病人时，王xx的六病房却可以连续几个月、月月收治80多位“病人”。王成了医院的“创收”高手。
根据三位“患者”住院病案上记载，王荣波在传染病院住了40天，住院费用为4592.61元；刘存安住院38天，费用2798.74元；高立彬住院24天，费用1829.12元。
《夜探“虎”穴》（作者：顾伟；编辑：潘文森、乔梅）获评通讯二等奖。以下为全文：
夜探“虎”穴
连日来，不少读者向本报反映，我市已明令禁止的有奖电子游戏机最近在一些娱乐场所竞相上马。11月18日晚，记者暗访了部分电子游戏机娱乐场所。
18日21：10，记者首先来到五四路成龙大酒店。二楼游戏厅铁门紧闭，经过询问，记者穿过三楼红苹果自酿啤酒城，拐了好几个弯，才找到游戏厅另一个门。厅内“魔术帽机”“跑马机”“数字机”“滚球机”等生意兴隆，聚集了不少“赌”客，除了少数人外，多数人的“赌”资在500元以上。记者问服务员：“假使游戏赢了能不能换现金？”服务员答道：“可以换钱，不换钱傻瓜才到这儿来。”
21：40，记者来到永德信游戏机厅，厅内玩的人不是很多，记者穿过用衣柜围成的档板，发现内厅烟雾缭绕，人满为患。记者向一位中年人询问：“‘魔术帽机’怎么玩?”这位中年人一脸愁容，他从衣袋里掏出几张代用券说：“你千万别再介入，我在这儿已输了六七万元，我现在是为了还钱翻本才到这儿来，每次下注我手都会抖。”
22：00，记者来到海山宾馆地下层游戏机厅，看到一些有奖机上贴着“本机纯属娱乐，每台机每小时收费15元”的字条。记者假装天真，拿出15元请服务小姐开机，小姐直言道：“15元想玩一小时？想得美！我们这儿对客人免费送茶水和快餐，假使每小时15元，我们吃啥？这字条是为了应付那些不懂行情的人的检查。”
22：25，记者登上东街口百货大厦6楼，这儿没电梯，走台阶走了5分钟。这儿的有奖游戏机是记者当晚见到数量最多、机种最全的，包括“不倒翁”“快乐小丑”“仙桃乐园”“猫女郎香烟坊”等。一服务员介绍，这儿大厅小赌，小厅大赌。记者走进小厅，看到一年轻人正上“炸机”，一下子赢了16000分（8000元人民币）。记者上前“道喜”，他说：“我是输了十几万元才遇上一次好运，喜从何来？”
22：50，记者来到双福楼娱乐厅，服务员对记者说：“这几天我们被有关部门点名了，赌机全收起来了，要避避风头。”
23：10，记者来到长冠娱乐厅，这儿有十几台电脑在赌数字，每次下注最少20元，最高3000元，几十秒间定胜负。查访中，有的游戏厅正遇上有关部门检查或点名，昔日生意红火的赌博机为避风头已经关机或暂时收起来了。
两个多小时的暗访，记者虽不能走完榕城所有有赌博行为的电子游戏机场所，但可以看出，福州的“赌”风已盛，到坚决查禁的时候了！ 中新社成都2008年5月18日电 第19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

中新社记者　李安江　郭晋嘉　杜远

“我的孩子已被埋了10小时了”、“你们快点想办法啊……”

5月12日，我们作为中新社报道灾情的第一梯队在行至绵竹汉旺镇时，第一时间目击到东方汽轮机厂中学垮塌校舍的惨状。“救救我！” 垮塌的房屋中，不时透出被埋学生凄惨的呼救声。天一直飘着小雨，焦急的家长无助地围在废墟前，哭成一片。

前来采访的我们，面对那一张张泪脸，面对他们哀求的目光，一时不知所措。采访还是救人？这个新闻课堂上的道德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来得如此突然。我们放下了手中的相机，此时任何的采访行为都和这里的气氛格格不入。“救人，十万火急”，但在坍塌的钢筋水泥面前，我们也束手无策。

“快点救人，快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出去”，有人向我们喊着，我们一路狂奔，终于走到了一个有手机信号的地方，立即用已经拨得发烫手机发出了求救信息。

一夜折腾，已近黎明，我们这时却找不到返回的路，盲目前行中又遇一灾民安置点，我们正准备下车采访，一对焦急的夫妇直扑过来，“救救我们的孩子，求求你们”，急切的话语近乎哀求。窝在妈妈怀中的小孩满脸是血、双眼微闭，只能喃喃发出不明呓语。情况紧急刻不容缓，顾不得采访任务，我们又即刻开车送他们前往绵竹市区寻找医院。

副驾驶座的记者不停催促司机“快点，再快点”，坐在后座的女记者一只手紧握男孩母亲发抖的手，一只手轻抚男孩的额头：“坚持住，会好的。”三公里路程，我们知道，这是在和死神赛跑。

已经停电的绵竹市内一片漆黑，我们将男孩送到当地一个医疗点门前，司机打开汽车大灯照亮进入医疗点的道路。此时，我们突然发现，刚才忙着救人，把我们的一个同事丢在了路上。

经过近一小时寻找，终于在绵竹市人民医院门口一条躺满伤者的街道上看到了同事熟悉的身影，此时的他，已将相机和笔记本放在一旁，正和几名护士将一名满身是血的重伤者抬上救护车。

那一夜，我们没有感到孤单，我们搭车的的士司机，就是来自绵竹的前往灾区献血队伍中的一员。

这一夜，我们几乎没有完成一个采访。（完） 在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中国新闻社2007年4月25日的500多字的特写作品《夫人奈娜最后吻别叶利钦》（作者：田冰；编辑：张明新）获评通讯二等奖。全文如下：
夫人奈娜最后吻别叶利钦
莫斯科时间4月25日下午，俄罗斯首位总统叶利钦的葬礼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夫人和俄国内外政要参加了葬礼。　　
当地时间下午4时30分左右，覆盖着俄罗斯三色旗的叶利钦灵柩在一辆装甲车的牵引下，在叶利钦遗孀奈娜和两个女儿的陪同下，在普京总统夫妇和俄国内外政要的护送下，在总统卫队仪仗队的护卫下，缓缓驶过铺满红色鲜花的街道，向新圣女修道院墓地驶去。　　
从救世主大教堂到新圣女墓地沿途，处处摆放着人们敬献的红色康乃馨。街道两旁，挤满了自发前来送行的俄罗斯民众，有妇女忍不住悲痛，流下了眼泪。　
在墓地，一袭黑衣，头戴黑色围巾的俄罗斯前第一夫人奈娜忍着悲伤走上前去，把一方白手帕塞在相伴五十余年的丈夫枕下，轻柔地整理了逝者发型，她双手颤抖着再次轻抚丈夫的脸颊，轻轻亲吻丈夫的额头，仿佛怕惊扰了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　　
熟悉叶利钦一家的人都说，身为建筑工程师的奈娜低调、谦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丈夫、孩子和家庭，退休后更是默默而又贴心地支持和陪伴在丈夫身边。　　
叶利钦的两个女儿伏在即将远去的父亲身上，轻轻抽泣，久久不愿起来。　　伴随着送行的礼炮声，俄罗斯首位总统的遗体缓缓沉入墓穴。　　
按照俄罗斯民族传统，当去世者入土时，先由神职人员诵念特殊的祈祷文，然后才向棺木洒上泥土。这象征着人的身体来自泥土最后又重归大地，而灵魂永生。
何平与刘思扬（现任新华社副社长）共同采写的《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在1997年度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获评特别奖（等同于一等奖）。

评委评价新华社记者的这篇通讯，以诗一般的语言将一代伟人的赤子之情传递于众，将共产党人伟大本色诠释于世，再次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民的事业是永恒的！”

2021年新华社建社90周年之际，新华社编辑推出《新华通讯社90年90篇精品选》，其中就包括这篇《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并同时配发了“作者附语”。

【稿件原文】
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
何 平 刘思扬
一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中华民族崭新历史的伟人，今天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
1997年3月2日上午。
银色的专机，离开西郊机场，在首都上空低低地、缓缓地绕飞一周，然后穿过云层，飞向祖国的辽阔大海……
机舱内安放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邓小平同志的骨灰。
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骨灰盒上。
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一位93岁的老共产党员的最高荣誉。
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同志的遗愿，也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一份珍贵遗产，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高尚情怀。
今天，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等亲属一起，以最朴素、最庄严的方式完成邓小平同志生前的这一嘱托。
穿云破雾，专机向大海上空飞去，飞向这位一生波澜壮阔的伟人最迷恋的地方。也许是苍天为之动容，当专机飞临大海时，天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
11时25分，专机飞至1800米高空。强忍着悲痛，81岁的卓琳眼含热泪、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邓小平同志的骨灰久久不忍松开。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小平同志的名字，许久才将骨灰和五彩缤纷的花瓣缓缓撒向大海。
骨灰撒大海，鲜花送伟人。
1939年8月，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的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爱并结为革命伴侣。那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两人共同走过了58年的人生历程。如今，面对自己深爱的丈夫的骨灰，她怎能不肝肠寸断，悲痛欲绝。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
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胡锦涛同志缓缓地将骨灰和花瓣撒入大海。
随后，邓小平同志的子女邓林、邓朴方、邓楠、邓榕、邓质方和孙辈眠子、萌子、羊羊、小弟，悲痛地跪在机舱里，撒放骨灰与花瓣，完成他们敬爱的父亲、爷爷的遗愿。邓榕哽咽道：“爸爸，您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您的遗愿得到了实现，您安息吧！”
跟随邓小平同志多年的卫士孙勇、张宝忠一身戎装，忠实地守卫在他的骨灰盒前。
泪水涟涟，哀思绵绵。
第一次见到海洋，邓小平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那是1920年，他远渡重洋，到欧洲大陆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那些日子里，美丽而苦难的祖国，时常越过海洋，沉入他的梦中……
大海，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922年，18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大海，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挥师西南，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
大海，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早在莫斯科学习时，他就“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60多年后，他在退休之前，依然深情地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与波峰浪谷有着不解之缘。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大海的无垠，开阔了他博大的胸襟；
浪涛的汹涌，塑造了他顽强的性格。
潮涨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三落三起。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虽历经风险，但他始终百折不挠，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挽狂澜于既倒，在沧海横流中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
历史不会忘记，1978年12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揭开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序幕，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他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改革大潮汹涌澎湃。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改革，以神奇般的魔力，使古老的中华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正如一首歌颂小平同志的诗所写：“于是才有了凤阳花鼓，敲响农民走向市场的节拍；才有了深圳神话，十年完成一个世纪的跨越……”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次来到海边，像一位舵手，又一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程。
——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以他大海般的气魄，又一次在中国大地掀起改革开放的巨澜。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不会忘记，1979年大年初一，邓小平最后一次越洋过海访问美国。这次出国距他少年时飘洋过海勤工俭学，整整59年。
风风雨雨，沧海桑田。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磨砺，太多的坎坷，太多的苦难。闭关自守，必然带来停滞、贫穷、愚昧和落后。
—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邓小平以巨人之手，将封闭的国门打开。
位于南海边上的深圳、珠海，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道风景线。1979年4月，他提出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鼓励创业者“杀出一条血路来”。国门打开了！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的大格局已经形成，古老的中国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博大的胸怀。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海天相接，碧波相连。
小平同志心系各族人民，心系港澳台同胞，心系海外侨胞……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祖国的万里海疆。小平回眸应笑慰。他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处处气象万千，后继有人，大有希望。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香港、澳门。小平回眸应笑慰。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即将成为现实。香港回归即在眼前，澳门回归指日可待。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台湾。小平回眸应笑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他也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心愿，骨肉同胞终有一天会团圆。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小平回眸应笑慰。海外侨胞为祖国在改革开放中腾飞而骄傲；各国政要和人民盛赞小平：“二十世纪罕见的杰出人物”、“本世纪公认的世界级领袖”、“邓小平的影响超时代超国界”……邓小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骨灰撒大海，鲜花送伟人。
11时50分，专机盘旋着向大海告别。
透过舷窗望去，水天一色，波翻浪涌。从那永不停息的涛声中，人们仿佛又听到了震撼过无数人心灵的声音：“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民的事业是永恒的。
如同一朵浪花，他从故乡的山溪流入嘉陵江、长江，然后穿云雾，过三峡，奔腾而下，经过九曲十八折，最终汇入浩瀚的大海……漫长的征程，昭示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敢向时代潮头立，沧海一粟也永恒。
邓—小—平
——一个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不朽的名字，他在大海中得到永生。（新华社北京1997年3月2日电）
【作者附语】
1997年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按照小平同志的遗愿，他的骨灰于3月2日撒进大海。仪式是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完成的，真正撒骨灰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这极为简朴的瞬间，举世瞩目，牵动人心。记录这一令人难忘的时刻，展现小平同志崇高的思想情操和波澜壮阔的一生，抒发各族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深厚感情，是记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根据有关部门要求，新华社是负责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仪式文字报道的唯一一家新闻单位。这一重任落到了我们二人肩上。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已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和江泽民同志所致的悼词中，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如何通过骨灰撒放这一特定场景，写出邓小平光彩照人的一生，抒发人民对小平的情感，是我们颇费思量的。
查阅资料得知，早在1920年，邓小平16岁就越洋过海，到欧洲大陆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我们的思路豁然开朗:从走上革命道路到骨灰撒入大海，邓小平和大海有不解之缘。由此我们想到邓小平喜欢游泳，他说，我喜欢在大海中搏击；想到邓小平的三落三起，就像大海的潮涨潮落;想到 1979 年大年初一，邓小平越洋访美，将封闭的国门打开。邓小平的一生和大海紧紧相连。
思路明确了:以大海为主线，以撒骨灰为切入点，写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突出他对改革的贡献，对开放的贡献，对“一国两制”的贡献，体现邓小平与大海同在，与祖国同在，与人民同在的主题。在写作中我们注意了纪实、政论与抒情的结合，注意了排比、对偶、象征、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通讯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通讯采写成功，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是邓小平同志的伟绩、风范深深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只有把这篇通讯采写好，才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二是多年的采访积累，使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伟大一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因而落笔能够做到胸有成竹，得心应手。-
通讯发表后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许多人是含着热泪读完这篇通讯的。1997年4月8日，北京音乐厅还以《在大海中永生》为题，举行了悼念小平同志的音乐朗诵会，著名配音演员乔榛、丁建华含泪朗诵了《在大海中永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和观众一起出席音乐会，并对这篇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写出了亿万人民对小平的感情。这篇通讯荣获 1997 年度中国新闻奖特别奖。
何平 刘思扬 1999 年11月
《寻找时传祥》，作者：孙德宏，编辑：张宏遵，原载《工人日报》1995年5月17日，获第六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
寻找时传祥
（一）
36年前，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握了一次手。
26年前，另一个人连真名也不能说地去了；这一个人后来知道后，精神便有些失常，不久便也去了。
他们死于同一场名叫“文化”的“革命”。
这一个人是个北京掏粪工人，叫时传祥。
另一个人是共和国的主席，叫刘少奇。
（二）
今天，循着那渐被淡忘了的历史，记者去重访时传祥的足迹，探寻他的生前身后。
偌大京城，人海茫茫，人事沧桑。
问起时传祥，一些中学生便摇头，几位大学生也双眼漠然。在崇文门路边，遇到几位老师傅，“时传祥?!”惊讶中便有些激动，接着，就像是述说自己的光荣一样，“知道吗？那时咱这北京也有一种‘热’，那叫‘义务掏粪热’！”
“万里、崔月犁副市长跟时传祥背过粪，万里还说自己是时传祥的‘第一大弟子’；当官的、大中学校师生、作家、记者、演员都争着来时传祥清洁队参加义务劳动，连到北京出差的人也以同时传祥一起背回粪为光荣……知道吗？那会儿来背粪得预约!”可是，很快，老人们就又有些愤愤地，“嘿!现如今儿叫什么?谁还理会个背粪的……”
在后来的采访中，大凡了解些时传祥的，谈话多是这么“转折”……
50年代，掏粪是纯体力活。背在肩上那半人多高的粪桶有10多公斤重，装满了粪便就有50多公斤。时传祥每天掏完了再背，一天的总重量得有5吨。解放后，他基本上没休过节假日地掏了十七八年粪，右肩磨出了巴掌大一块黑黑硬硬的老茧！
他觉得这没什么：“不干好，人家不方便。”
花市下四条胡同耿大爷家厕所墙倒了，砖块掉进厕坑。时传祥卷起袖子，用手把砖一块块捞出来，用水冲干净，再把墙头垒好，把厕所清扫干净。
1958年，运粪改用汽车了。时传祥说：“咱要人不等车、车不等人、加快周转、分秒必争。”在他的带动下，原来每人每天平均背粪50桶，一下子增加到93桶。刮风下雨也是一样。
1959年10月26日，时传祥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了代表们。刘少奇紧紧握着他的手：“你们干劲可真足啊!再加把劲，把全市的清洁工人都带动起来嘛。”刘少奇从自己口袋里摘下一支“英雄”牌金笔，送给时传祥，“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很快，一张国家主席与掏粪工诚挚握手交谈的照片传遍了大江南北。于是就有了“掏粪热”。
1964年12月，时传祥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国庆，时传祥推选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解放前也背了十几年粪，经常挨打挨骂吃不饱的时传祥动情了。至今，他的儿女们还清楚地记得爸爸当年给他们讲周恩来总理给他夹菜劝饭时的口气和眼神……
（三）
后来，便赶上了那个动荡的年月。
背了大半辈子粪的时传祥因与被污蔑为“工贼”的共和国主席握过手，便也成了“工贼”。
挨打、挨骂、吃不饱又成了时传祥的生活。1971年，他带着一身病痛被遣送回解放前他揣着7块糠饼子、步行13天来京的山东农村老家。
纯朴的乡亲不认为他是什么“工贼”。几十年后，老家的农民大爷还记忆犹新：“那才叫真正的好人啊!五六十年代，哪天早晨起来看到村里大道被扫得干干净净，乡亲们就知道，准是传祥回家了。”
可是，这次回家时传祥却扫不动了。
1972年10月26日，一直半昏迷的时传祥竟变得很激动。他让老伴把院门、屋门都插上，又让做几样“好菜”，翻箱倒柜找出半瓶薯干酒。他要敬13年前这一天握着他的手鼓励他的刘主席一杯：“就冲他能看得起俺这个掏大粪的，俺就到死也不信他是个坏人!”
正直、朴实的人格没能战胜那个劳动有罪、正直有罪的年代。
1973年春节，时传祥听到刘主席已逝世，便精神失常了.两年后的5月19日，他也走了，时年60岁。
（四）
若干年后，一个“文革”中曾踢打过时传祥的徒弟，带着妻儿在师傅的遗像前泪流满面…
又过了若干年，记者循着那渐被快节奏的人们淡忘了的历史，去寻访时传祥，寻找今天还动荡不定的精神家园。
在《工人日报》那已经发黄发脆了的两大本剪报资料中，在北京市和崇文区的环卫局，在时传祥清洁班，在时传祥家，在偶尔随便的路边……人们诉说了以上的历史，同时也说了如下的现实：
1990年，北京环卫系统招工，应招278名，实招181名；1991年又一次招工，办的是“专场”，计划招200名，只有67人报名，实招32人；1992年“专场”取消名额限制，多多益善，结果报名15人，实招3人!待到1994年，前两届招的213人走的走，调的调：只剩下24人……
某幼儿园老师指着一名环卫工人的孩子教育其他小朋友说：“你们若不听话，将来也得像他父母一样去扫大街、掏厕所!”
北京市环卫局一位干部给记者一大叠材料：“小伤不算，仅1994年，我们环卫工人被打事件就多达78起!”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一天不搞卫生谁受得了?今天，人怎么这样?!”
今年65岁，曾与时传祥一同背过粪现已退休的任华亭老师傅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大伙看不起老时那样的，受害的还是大伙!”
就是这个任华亭，5年前退休后，还背着粪桶避着板车去那些吸粪汽车进不去的胡同里，义务地陶了3年粪!如今，他孤身一人，家里一件电器也没有，只有两只许多年前的旧木箱和两把刚添置的木椅。然而，却几年来向亚运会、希望工程捐了近万元人民币。“我过得挺好。现在有的人比我过得差。能帮就帮一把。”他这么说。
因为“没有城市小姐肯嫁掏粪工”，娶了农村户口的妻子至今没有工作的现任时传祥清洁班班长王立冬告诉记者，他所在的那个队，1978年在京城招了他们那一拨工人后，基本就再没来过新人——断了线了：干点什么不比这体面？
“预约”采访之外，记者几次在街上随机采访。一些人说，时传祥是环卫系统的榜样，环卫工人们该好好地学。有的环卫工人则说，光让我们学能顶什么用?
……这世界，变化真大!
不过，时传祥的儿女们却认这个理：“时代变是应该的，但干活做人的道理不能变。”今天，时传祥的四个儿女全都工作在环卫系统：
长子时纯庭，在使馆清洁处当工人。
长女时俊英，在崇文区环卫三队当工人。
次子时纯利，在当了十几年清洁工后于1993年底当上了市环卫局纪检委书记。
次女时玉华，在市清洁一厂行政科当科员。
（五）
采访时传祥老伴崔秀庭老人时是一天傍晚。住着挺宽敞的三居室的老人指着去年春节时73岁的王光美来家看她的合影，便说起了李瑞环、倪志福等时常来看她的事，然后就一定要记者在她家吃饭。家里除一台电视机外，再也看不出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位解放前因老板不让时传祥回家，便抱着大公鸡“拜堂”的老人头脑极清楚，但也说不出什么“闪光”的话，多是看着儿女们与记者谈。可儿女们也多是一味地让菜……当听到要写时传祥时，老人就挺激动，同时也有些黯然：“现在实实在在干活，本本分分做人还时兴吗？你写劳模还有人看吗？”
记者默然。
几天前，记者与几位挺有身份的人士聊天。有人问“忙什么？”“在写时传祥。”大家就笑。后来其中一人单独对记者说：“现在赚钱再多的人内心深处也都有一种感慨——大家都能像时传祥那样正直、敬业、实在，该多好！” （《批评报道未见报 说情电话铃不停——记者采访日记五则》作者：倪伟龄；编辑：李志远；原载《辽宁日报》1994年7月18日；获第五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批评报道未见报 说情电话铃不停
——记者采访日记五则

6月28日 星期二 晴 气温32℃
溽暑炙热，郁闷煎胸。
记者正在办公桌上翻阅厚厚一沓居民小区住宅楼质量差的上访信，什么漏的、渗的、堵的，什么门窗翘曲变形的，什么地面天棚空、鼓、裂的，忿詈之余心中琢磨着写一篇怎样解决居民小区住宅楼质量差的文章，忽听有人敲门，进来的两名建昌民工特来举报，他们在沈阳打工的大东区天后宫路“可久巷”住宅小区7号楼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隐患，发现“柱筋”、“现浇板带”的螺纹钢被割去，有严重断裂口子的“楼板”已经封顶等现象。闻罢，记者当场拔通电话，与省、市工程质量监察部门联系采访事宜，准备披露这一事件的真相。
6月29日 星期三 阴有阵雨 气温34℃
上午9时许，记者与举报人会同大东区质量检查站的检查人员来到“可久巷”小区7号楼施工现场查劣，但见“立木”、“跳板”支楞八翘，碎砖、落地灰遍地，正给楼罩面儿抹的“金钢吵”透过安全网“唰唰”落下，直打脸。承建该楼的沈阳市农垦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王和安恰巧也在工地，包工队长张崎等10余人围簇在一起，这时，王经理逼问举报人：“砸开楼要是没有问题，你敢不敢负责?”有人跟着起哄嚷道：“那得赔偿呗!”举报人有点局促为不安，记者接过话茬：“这跟举报人没有关系，要是没问题我负责赔偿!”“好哇，那咱们走吧!”
这是提心吊胆的一刻。“砸!”随着检查站杜良伟站长的一声令下，两名小工用錾子和手锤在上一层楼地面开始砸楼板。众目睽，记者的心随着“叮咣”山响的锤声跳得愈来愈重，一些性子急的人来回窜动着，有的人竟偷偷地点着了香烟。
豁口越砸越大，砸到了脸盆般大小时，杜站长喊道：“停！按质量要求，这么大面积应放3根钢筋，现在看根本没有钢筋，这就说明举报人反映的问题真实，其它地方的隐患你们承认不？要不承认再砸开看看。”“行了，行了!”铁的事实摆在眼前，对方只得认帐。杜站长宣布罚款3000元，其它隐患限期整改……
6月30日 星期四 多云 气温35℃
也不知咋这么“赶点儿”，回到编辑部不到10分钟记者就接到3个说情电话，有同行打来的，有建筑部门朋友打来的，都让给留点面子，别批评了，要办点儿什么事儿都“好使”。我兜着圈子应酬着：“你们管这事儿干啥，就说没找着我，这事儿实在太可气了，楼板要是住人后塌了怎么办？这不无异于图财害命吗！”记者凭着义愤，直率地把心曲亮给了说情人。“唉，别傻了，现在谁还管这闲事呀！你抬抬手放他一码，有什么事还不都好办？”声情并茂的说情电话似乎有一种特殊“意思”...
撂下电话，我把采访经过和说情电话的事跟两位部主任讲了，他们感到问题严重，认为应该见报批评，并要和我一起顶住说情电话干扰，领导的支持让我真受感动啊！
7月1日 星期五 多云 气温35℃
今天我来得挺早，正在编辑部赶写着《可久巷查劣记》这篇现场短新闻，耳畔又响起了“嘟嘟”的电话铃声，“喂，哪位？”“喂，伟龄啊！听不出我是谁了吗？”是我原来的一位老领导打来的。“……我有个亲戚在农垦建筑公司，看在我的面子上别见报了，啊！那边说了要表示表示，甩点都行，拉倒算了。”放下电话不到半小时，记者又接了两个说情电话，看来这稿是没法写下去了。电话一个是公安局打来的，一个竟是工程质量监察部门打来的，公安局的朋友带有那么点儿职业性的劝告：“那些人也都是在社会上混出来的，认识人也不少，不好惹呀！”搞质量的朋友给我“点步儿”：“现在不少居民小区住房质量都这样，怎么的啦，不照样吗？得了，人家服软就行了呗，唉，咱们在一起撮它一顿行不？……”
晚上回家，见来了五六个亲戚，围着一桌丰盛的筵席，在等我回来，他们一提醒儿，我才猛然想起，忙忙乎乎的把老父的寿辰给忘了。老父似想起了什么，把打到家里的6个说情电话的记录条子拿给我看，我心里翻腾起来，老半天没吃下一口东西，亲戚们见状问起了缘由，我将说情电话的事原原本本地道来，没想到竟也遭到一片责怪声：“净显你，别把人都得罪了，”“像这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那么较真儿有啥好处呢?”……
今晚这顿饭我巴嗒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儿。
7月2日 星期六 晴 气温28℃
今天早晨我没上班，干脆把自己关在家里，默默地想着说情电话的事儿，怎么也写不下去一个字，连日来采访奔波的劳顿、感触倏地涌上心头，各种面孔在闪现，各种感情在交织、碰撞，“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珍惜友情，更珍惜其中的真诚！摆在我面前实实在在的事实，让我须用真诚对待，还有昨晚惊魂煞魄的梦魇怎么也忘不掉；那楼板真的“哗啦”一下塌了，砸着了人，惨不忍睹。为了不让这梦变成现实，付出记者的一腔真诚，既无愧于我为之奋斗的新闻事业，也是最大的对得起朋友!
我隐约感到说情电话后面有一张无形的潜网在包围着我，要批评一个部门，触及一点儿痛处，竟惹出这么多人来说情，瞄得又是那么准，这说明了什么?
记者深切地感到，搞舆论监督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写批评稿采访难，发稿难，闯过人情关更难！
猛然我脑海中涌出一个比批评劣质楼更重要的问题，在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中“碰软”比“碰硬”更难。
我又想到，现实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人们似乎司空见惯了。居民住宅楼质量差，劣质工程造成致死致伤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可是为什么治不住，为什么有很多败坏党风、贻害社会的事情揭露不出来呢？
想到这，记者毅然拿起了这支既轻又沉的笔。
《9·24，我们一起升国旗》（作者：刘海涛、马明洁；编辑：何春龙、陈娉舒）获通讯二等奖。以下为原文：
9·24，我们一起升国旗
9·24，一个平平常常的黎明。
9·24，一个与众不同的黎明。
凌晨2:36，人们从电视从广播里，听到萨翁吐出那个亿万人期待的名字。
那个亿万人期待的名字不是北京。
4:30，记者来到长安街。
长安街汇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流中，有背着大包小包远道而来的游客，也有骑着自行车的北京人；有霓虹灯光里步履蹒跚的老人，也有双手被父母牵引着的儿童；有三三五五肩并肩的一群，也有急匆匆的单行者。
这些同是来观看升旗的人们，有的已经知道了来自蒙特卡洛的消息，有的也许还在期待着蒙特卡洛的消息。
在人民大会堂北侧，记者见到一位自称刚从澳大利亚回国的女士。“我一知道结果就来了。当时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真的，我睡不着，心里堵得难受。我突然有一股强烈的冲动，只想到广场看一次升国旗，听一听国歌。”她说，作为老北京，我最清楚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也见过悉尼。尽管明白北京未必是幸运者，可当这一切真正成为现实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无法接受。
一位身穿单衣、背着行李的小伙子话未出口，看了眼记者的证件，便哽咽了。他告诉记者，他才下火车不久，本来是要转车去东北的。可他听说了北京没有成功的消息，立刻就哭了。“我从来就没想过北京会输，有老半天，心里都空空落落的。我想不能这样就走（离开北京），我得去看看升旗，哪怕到广场站站也行。”
一位操着老北京口音的年轻人说：“我把电视抱到院儿里看的，一听没戏，我蹬车子就奔天安门。我不看升旗，只是想到这儿来找人聊聊，不聊不行，我能憋死。您想想，下回，不还得等四年吗？”
5:30，晨曦微露。
越来越多的人们从四面向那高高的旗杆下汇聚。广场静悄悄的，人们默默地等待那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在金水桥前的铁栅栏边，站着三个9月初才考入北京化工学院的大学生。晨光中，他们脸上的倦意依稀可辨。为了赶上这个不同寻常的黎明，他们在广场守候了整整一夜。三个多小时前，他们从广场布置花坛的工人师傅带的收音机里得到消息。他们每人手里提着一袋面包，那是前一天晚上为驱赶后半夜的秋寒而准备的。可谁都没吃。
5:50，东方的天空现出一抹云霞。
一声声汽笛自广场东南北京站方向传来。
人民大会堂的身后响起军人嘹亮的歌声和口号声，那是守卫祖国心脏的武警战士在操练。
人们在东南西三面围住旗杆基座，注视着被云霞唤醒的天安门。
6:02，那个熟悉的方队从天安门城楼中走出来，咔，咔，咔，迈过金水桥，穿过长安街。
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回旋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晨风中徐徐展开。
人群中突然有一个女声随着旋律唱起来。记者扭头看去，认出来了，那是我们的同行，一位中央级报纸的记者。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好运北京，把太阳揽进怀中。
在首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原载《人民日报》1990年5月7日的《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作者：艾丰）获通讯二等奖。以下为原文：
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
早晨，从东京市区的新大谷饭店出发，奔千叶县，参观“佳斯科”属下的大型购物中心。接待我们的日本朋友林信太郎先生，知道我是搞经济报道的，就特意邀我同他坐一辆汽车，趁路上一个钟头时间谈谈。
林信太郎先生是一位热心于日中友好交流的人士。他在日本通产省担任机械局长多年，对日本机械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年纪大了之后，他退了下来，现在担任“佳斯科”的顾问，同时，兼任日中人才交流协会理事长。
汽车高速行驶，车窗外迅速闪过各色各样的高大建筑物。我首先引出了话题。我说，1988年11月由《人民日报》和《日本经济新闻》联合发起，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会上，有的中方代表提出这样的看法，日本在对中国输出技术方面过于保守。
对这个问题，他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于是侃侃而谈。
他说，在50年代以至60年代，日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时，日本要从美国引进一流的技术，美国不给，甚至引进二流、三流技术也都相当困难。于是他们就引进四流、五流技术，然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把水平提高到三四流；这时再引进二三流技术，再经过自己努力，把水平再提高一步……正是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办法，日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不仅赶上了美国的技术水平，而且在若干领域超过了美国。
他认为，引进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他讲了日本汽车行业的例子。日本有7家大的汽车公司，排列顺序大体是：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还有另外的两家。其中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有日产和最后那两家，而名列榜首的丰田，并没有引进技术，主要是靠自己的研制开发。它后来还兼并了最后那两家引进过技术的企业。“看来，最重要的是企业的整体素质，特别是企业人员的素质”。
对他的看法，我表示了同感。企业和人员的基本素质是“本木”，本木不好，品种再优良的枝芽也很难嫁接上去。中国也有“不要在麻袋上绣花”的说法。
林信先生多次到过中国，对中国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他以挚友的口气，讲了他在中国的一段亲身经历。在60年代，日本制造手表的技术，还远远赶不上瑞士，当时曾经向瑞士洽谈购买对方的先进设备，但瑞士拒绝了。后来林信先生访问中国，他在北京的一家手表厂，竟然发现，中国当时已经买进了1000台瑞士的先进设备！他大吃一惊。
怀着新奇的心情，他仔细观察中国这家手表厂生产的零件，发现元件切削得不错，但上面粘有油污。他建议工人把油污清洗掉，工人清洗了，原来的油污也没有了，可另外的地方又粘上了油污。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技术员，但技术员不以为然。谈到这里，他仍然是这样一句话：人的素质不提高，先进的技术是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他说，中国许多企业设备是第一流的，问题出在管理和人员的素质上。
汽车飞速前进，年近70岁的林信先生，精神抖擞，谈兴很浓。他的心情是急切的，语言是温和的。老实说，我被他的真诚态度感动了。他的见解很值得我们参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无疑在引进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急于求成的思想在引进技术方面有没有反映呢？总想把人家最好的东西一下子就现成地拿过来，不考虑自己的现实水平，不更多地在消化和创造上下功夫，以致重复引进、引进来的设备闲置、使用新技术也没有达到理想的经济效益，如此等等，不是屡见不鲜吗？
看来，应该沉下心，沉住气，多在企业的基础工作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技术引进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作者：陈芸；新华社1990年9月11日电；获首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
商业部长胡平买了双皮鞋，穿上脚不到24小时，后跟就掉了一块。这件事最近在商业部机关大楼里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痛斥伪劣商品的话题。
7月12日下午，胡平在湖北省调查研究，逛了逛武汉百货商场。在皮鞋柜台前，胡平看中了一双带网眼的棕色牛皮鞋，试了一双，号不合适；又试了一双；正好；于是付款49.5元，买下了这双鞋，并当场穿上新鞋，继续参观。
之后，胡平穿着这双鞋走访了粮库、肉联厂和服装学院，13日下午回到北京，谁知到家一脱鞋，就发现右脚一只鞋的后跟已掉了一块。翻过来、调过去，细看才发现这双鞋既没有商标，也没标明产地和生产厂家，只是鞋底上有“上海”两个字。
17日，在11城市一商局长会上，胡平不点名地讲了这件事，又深有感触地说，劣质产品泛滥，太可恶了。这个问题，生产者有责任，商业企业进货把关不严，也有责任。
会后，武汉市商委的同志主动向胡平要回了那双鞋，经查：鞋底是上海的，鞋是武汉制作的。
21日，轻工部长曾宪林约见胡平，听说胡平买了双“一日鞋”，便说“鞋的质量问题是当前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轻工部已打算专门举办一个假冒伪劣鞋的展览会。”
胡平当即表示；“我支持，如果你搞这个展览会，我希望我买的那双鞋也能作为一件展品，曝曝光。”
如今，胡平已经穿上了武汉百货商场为他换的新鞋，可是他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他说：“我是一个部长，买了劣质鞋能及时退换。但要是普通消费者呢?”

痛心！协和专家：
在兴趣班学的这个动作已致1000多名中国孩子瘫痪

　　
2月16日，是武汉市中小学春季开学的日子。
上午7时53分，租住在汉口一个老旧小区的王兰（化名）将轮椅和书包搬到楼下后，再反身上楼把女儿清清背下来安放在轮椅上，让她自己抱着书包。
4月份满10岁的清清正读小学四年级，5岁半的时候她因为在舞蹈训练中做下腰动作时受伤截瘫，胸以下完全没有知觉。
几乎是同时，家住光谷的茵茵坐上妈妈的电动自行车去上学。8岁的她腰腹部还戴着护具——今年1月3日，她在舞蹈训练做下腰动作时摔倒在地，脊髓受伤，因父母及时送医，救治得当，成为医生口中“恢复得最好的孩子”。

武汉某舞蹈教育培训机构内，家长正在教室外看着孩子练习舞蹈。记者胡九思 摄
清清和茵茵都曾经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简称“武汉协和医院”）骨科郭晓东教授的病人。这位研究脊髓损伤的专家和他的团队刚刚完成了对中国儿童因练习舞蹈下腰动作导致截瘫问题的10年回顾性研究。他们发现，舞蹈下腰训练已经成为导致中国儿童脊髓损伤的第一位原因。
孩子因练舞下腰而瘫痪不是孤例
王兰推着轮椅朝50米开外的学校走去。从家到学校，是216步。这样的路，王兰推着清清走了4年。
小区的居民都知道王兰和她的女儿。4年前，小区边的小学同意接收清清上学后，王兰一家就租住在这个小区里。
清清截瘫，大小便失禁，在家用导尿管，上学要戴尿不湿。上午第三节课间、下午第二节课间，王兰要抱清清上两次厕所，换尿不湿。
教室随着年级提升，会调到高一层楼，但因清清行动不便，清清班的教室一直留在二楼。但音乐教室在三楼、电脑教室在五楼，当清清上音乐课和电脑课的时候，也需要妈妈背去上课。
5岁时的清清有点小胖，王兰就想送她去学习跳舞。“动一下会瘦点，跳舞还可练练气质。”他们租住的那栋楼，四楼有两个舞蹈培训班，一个教拉丁舞，一个教民族舞。王兰没有什么选择标准，最后在咨询的时候，因为“教民族舞的老师说话好听点”就选择了民族舞。每周跳两次，晚上7时到9时。
清清跳了半年后的一天，王兰照例把清清送到舞蹈班。下课前半小时，王兰去接女儿时，清清在哭，喊腰痛。这时，老师告诉王兰，清清下腰的时候摔倒了。
到了深夜，清清闹得越来越厉害，而且站不起来了。王兰连夜把孩子送到了武汉儿童医院，诊断为“脊髓损伤”。郭晓东教授被连夜请来给清清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治疗。
守着病床上的清清，耳边响着医生的话：“孩子不一定能完全恢复正常，靠自己单独站起来的可能性不是太大。”王兰崩溃了：“孩子的一生毁了，我咋这么倒霉？”

武汉协和医院骨科专家郭晓东教授正在讲解下腰瘫的发病原因。记者胡九思 摄
在医院里，王兰碰到另外两个妈妈，她们的女儿也是因为跳舞下腰而瘫痪，一个来自黄陂，一个来自江夏。这两个孩子正在医院做康复训练。在她们的帮助下，王兰进了一个群，群里聚集了4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他们的孩子都是因为练舞下腰而瘫痪，在寻医问药时走到一起。
王兰这才知道，像清清这样的不幸孩子不是孤例。受伤后，清清的泌尿系统感染等各种并发症不断，频繁住院治疗，后来又发生小腿自发性骨折和严重脊柱侧弯，至今也需要戴支具才能支起上半身。
这种灾难性疾病通俗名字叫下腰瘫
清清不是郭晓东教授接触到的第一个因下腰导致脊髓损伤的小病人。引起他关注到这种疾病的，是一个3岁半的孩子。孩子下腰瘫痪后，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大腿股骨自发性骨折了。这个孩子因为瘫痪发生了严重的骨质疏松。
郭晓东教授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儿童下腰时导致的截瘫是世界难题，目前损伤机制尚不清楚。
20世纪60年代医学专家在新生儿尸检中发现：儿童脊柱能够延长5—6厘米，而脊髓只能够牵拉0.6厘米，这说明儿童脊柱延展性很强，而脊髓延展性差。同时，反复下腰时，可能导致脊髓的小血管损伤或栓塞等，引起脊髓缺血性损伤、静脉高压。因此，发病儿童在下腰时直接就是脊髓损伤，而没有明显的脊柱骨折和脱位。这是儿童脊髓损伤的显著特征。
郭晓东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受伤儿童在下腰运动过程中，脊柱纵向牵拉损伤脊髓，神经轴突、神经细胞和小血管的钝性损伤，医学上叫“急性过伸性脊髓损伤”，直接原因就是舞蹈练习中的下腰。
郭晓东教授的研究团队在检索资料时发现，2005年之前中国医学期刊的文章几乎没有报道儿童下腰后脊髓损伤的病例，2005年之后逐渐开始少量报道，最近这几年才开始迅速增多。从2005年至今，中国医生在论文中报道了200多个这样的病例。国外鲜有这方面的文献报道。
郭晓东教授在加拿大留学时，师从国际著名的脊髓损伤专家Tator CH和Micheal Fehlings教授。2007年他回国后，脊髓损伤成为他专注的研究领域之一。“那个时候，我在临床上见到的这种小病人还很少，一年难得碰到一个，近几年一年总会有五六个。”
下腰导致瘫痪的病例比较分散，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数据统计，但这些孩子的家长到处寻医问药，并建立了多个微信群。通过随访和打电话，郭晓东研究团队初步统计，这样的孩子在中国超过了1000人，这只是目前在坚持治疗和康复的孩子，不包括误诊和弃诊的孩子。
郭晓东教授研究团队在资料检索中发现，1992年至2002年舞蹈下腰训练导致脊髓损伤患儿在所有儿童脊髓损伤中仅占4.0%，2015年至2019年已高达33.9%，在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中占比为64.1%。
在临床上，儿童下腰导致的脊髓损伤，有的会诊断为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脊髓损伤或者误诊为脊髓炎。为了引起社会公众警惕，郭晓东教授研究团队在完成研究后，给这种灾难性疾病取了一个通俗的名字——下腰瘫，并写入论文中。
郭晓东教授研究团队找到了2010年9月至2020年9月在武汉协和医院诊断及治疗的共44例儿童下腰瘫患者的资料。44个孩子，女孩有42例，占95.5%，男孩2例，占4.5%。44个小患者年龄在3岁到10岁之间，8岁及8岁以下的有41例，占比95.3%。他们患病前参加舞蹈训练的时间在2个月到2年之间。
郭晓东教授研究团队将纳入研究的44名儿童下腰瘫患者分为两组：
A组即完全性脊髓损伤，孩子肢体无任何感觉或运动，大小便失禁，后期神经功能恢复的可能性很小，有26例，占比59.1%；
B组即不完全性脊髓损伤，B组中只有22%的患儿治疗后恢复正常，22%的患儿无任何改善，56%的孩子部分恢复，但和正常儿童相比仍有部分神经功能障碍（如下肢力量不正常，行走易跌倒，也有部分小便障碍，易尿床等）。
从颈部到骶尾的脊柱是人体最大的支撑，脊柱的椎管包裹并保护着的脊髓是人体中枢神经之一（另一个中枢神经是大脑）。由于具体的发病机制不清楚，和其他类型的脊髓损伤一样，儿童下腰瘫的治疗和康复也是一个世界难题。
郭晓东教授介绍，下腰瘫的孩子会发生脊柱侧弯、严重骨质疏松、反复泌尿系统感染、褥疮、心理障碍等各种并发症，“都是灾难性的”。
王兰为给清清治疗花费已高达数十万元。郭晓东教授说，在清清漫长的一生中，随之出现的各种并发症治疗费用会很昂贵。
孩子练舞下腰摔倒应立即停止训练
茵茵下腰倒下前的两个月，她的爸爸缪先生刷视频时看到了一个自己前所未闻的疾病——下腰导致的截瘫。当天晚上，他认真地跟8岁的女儿讲：“如果跳舞受伤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跟爸爸妈妈讲！”

郭晓东教授提供的影像学资料显示，下腰瘫痪后的孩子脊柱弯成了这样。
1月3日那天上午，茵茵来到培训机构的舞蹈房，由于晚到半小时，老师没有帮茵茵做热身运动就直接让她下腰。茵茵因为下腰倒下，起来又跳了40多分钟舒缓一些的舞蹈之后，就感到腿没有力气了，在一边坐下。40多分钟后，茵茵妈妈接到电话，急忙赶到培训机构，将女儿送到最近的医院——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通过核磁共振检查初步显示，茵茵脊髓受伤。
随后的21天，医生要求茵茵躺在床上，不能动，妈妈在医院里寸步不离地守着她，甚至孩子去做核磁共振，妈妈也进去陪着。事后，缪先生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这就是对急性脊髓损伤的通用治疗方法。
茵茵的脚尖能慢慢动了，到春节前，她能站起来了。开学后，她能戴着腰腹护具去上学。但医生告诫，再也不能做下腰等导致脊髓过度牵拉的动作了。
郭晓东教授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脊髓损伤黄金救治时间在8个小时内。这就要求孩子在舞蹈下腰摔倒时，如果感到腰腿部任何不适，就应该立即停止训练，平躺观察至少4小时，有问题及时就医。但在现场教舞的老师们并没有多少人拥有这样的知识。
回顾性研究发现，纳入研究的44名儿童，发病后有29例腰痛，16例下肢疼痛，13例下肢麻木或者乏力。这44个孩子出现症状后有27例继续下腰或者做其他训练项目及活动，有12例在一旁休息（但是仍在随意活动），有4例即刻出现下肢不能站立、不能活动并哭闹，才被迫停止活动。
这些孩子在随后的10分钟到8小时内神经症状进行性加重并出现截瘫，尿潴留及大便障碍。
“这些活动无疑造成了二次损伤，加重了损伤程度。”郭晓东教授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年轻一代家长将舞蹈训练当作女孩培养的必选项目，因此，中国儿童尤其是女性儿童练习舞蹈的人群庞大。脊髓损伤目前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措施，提前预防是减少下腰瘫唯一的途径。
（长江日报出品 采写：记者田巧萍 实习生赵心瑜 视频：记者田巧萍 胡九思 审看寇鹏 封面图片：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生死五号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 见习记者 焦晶娴 实习生 卢思薇 林子璐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07月22日 01 版）

　　郑州地铁5号线是这个城市最长的地铁线。它在郑州地图的中间圈出一块近似长方形的区域，东侧多是工作单位密集的地方，西侧是住宅区，中间有辽阔的CBD。人流潮汐般日复一日地在这里轮转。7月20日下班时分，这种日常流动在长方形的西北角停滞了。因为一场暴雨，500名乘客被困5号线。
　　7月21日凌晨4时，悲伤的消息传来，12名乘客死于这座现代城市的地下交通工具中，另有5人受伤。郑州地铁网站首页呈黑白色。
　　乘客轮流举起陌生人的小孩
　　直到出公司前，成杰都觉得这只是一场“正常的大雨”。7月20日下午，成杰坐在东区龙子湖商圈的办公楼里往下看，道路还没有积水。上午同事群里还在讨论巩义、荥阳的雨情，“那时候我们还在为他们操心，根本没想到郑州市区会有什么影响”。
　　那个时候，在这座常住人口1260万的特大城市，街道车灯闪烁，外卖员赶着时间，白领正常通勤。都市生活里，很少有人对一场雨表露出过分的担忧。
　　成杰穿上拖鞋，提前下班，走进地铁里。他没想到，平时一个半小时的通勤路程，这一次要用掉整个夜晚。
　　20日下午，李静从5号线的中央商务区上车，准备回家。许是因为雨天，地铁上的人不如往常多。更多的异常开始出现，她和1号线上的成杰，都描述了列车的走走停停。
　　5号线的主色调是绿色，日客流量50万人次。在海滩寺站与沙口路站之间，列车又一次停了。海滩寺是郑州的一座古寺，民国时期被军阀冯玉祥拆掉。正如其名字一样，建寺时，因为位于水边，类似“海滩”，又地势低洼，所以起名海滩寺。后来被批准为5号线的车站正式名称。
　　李静从刷着绿色条纹的车厢往外看，雨水正急速上涌。列车长匆匆走过，试图与地面联系。此时地铁已经停止前行，雨水开始灌进车厢。
　　起初是脚脖、小腿、膝盖，然后水位到了半人高。人们站上座椅，有人把包挂在脖子上，包也湿了。
　　21时，窗外的水足足有一人高，下沉的后半截车厢内部，水已到顶，人们聚集在前三节车厢，水追上了脖子。氧气越来越少，李静看到周围人开始发抖、大喘气、干呕。车厢里还有孕妇、老人和孩子。
　　孩子只能被托举着。乘客轮流举起陌生人的小孩，有的年轻女士没经验，慌乱地哄着哭闹的孩子。
　　李静哭了，努力控制自己不发出声音。同车厢的人有的焦躁，有的在安抚别人。一个姑娘一直在维持秩序，大家约定好，不说丧气话。再到后来，车厢里越来越安静，大多数人用沉默来保存体力。
　　同在5号线的乘客张谈想起了父亲。父亲得了老年痴呆，张谈两个月没见他了，在呼吸困难时，他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像交代遗言”一样说着话。父亲似乎很清醒，问他在哪，要给他送伞。张谈全身浸泡在水里，流下眼泪，在快要进入不清醒的状态之前，他回忆着小时候父亲把他放在肩膀上，撑着伞的样子。
　　这种激动“像身处贫困的人突然中了彩票”
　　求助的电话一直从5号线的车厢里往外拨打，但他们似乎与外界隔绝了。水不停地涨，有效的救援却迟迟难以联系上。
　　李静的手机还剩不到30%的电量，她关闭了所有程序，只用微信给家人朋友发信息。她不敢告诉父母，只联系了表哥表姐。21时之前，她还拜托他们联系救援，但随着水位越涨越高，她开始交代身后事，还把社交账号密码发给了同学。
　　恐惧的情绪随着水位升高而增长，在车厢内外水位差最明显的时候，有人想直接砸开车厢的玻璃门，另一个人制止了他。“真的十分感谢这位大叔，考虑到当时车内外的水位差，如果不是他来制止，车窗一旦贸然砸开，水必然会涌进来，车内外的水压差肯定也会压得人无法逃生。”李静说。
　　在车厢外水位达到最高值时，转机出现了。车厢已被水流冲击得一边高、一边低。有人用灭火器砸开了高处的车窗，空气瞬间涌入，救命的氧气来了。同一时间，车厢外的水不再紧紧相逼，停在了一个稳定的高度。
　　就在这时，李静看到救援人员出现在车厢外。
　　张谈形容这种激动“像身处贫困的人突然中了彩票”。他看见消防员有递绳子的、有背人的，“反正只要能把人弄出来，他们都做。”
　　后来的信息显示，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于20日18时许接到乘客被困的报警，随即紧急调拨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现场的救援并不容易，因隧道内部分检修道路已无法通行，消防人员用救援绳索搭建绳桥引导群众转移。
　　幸存者看到，最先被救出去的是两三名孕妇，因为长时间泡在冷水里，她们看上去很虚弱。之后被救出去的是孩子，再之后是女士，最后才是男人。张谈看到一对情侣，男士让女朋友先走，再把路让给其他女士。
　　从车厢和激流中脱身后，李静走了大约十来米，水位就退到小腿以下。在通向出站口的约200米的距离中，乘客相互搀扶，能走的搀着不能走的，跟着前面指引的救援队员。
　　到了出站口，救援人员正挡着洪水，指引乘客踩着线行走。“出站的时候能见到很多人在和你逆着方向走，有救援人员，有医护人员，有地铁员工，还有很多我不太能辨别职业的人，在往车厢那边去。”李静说，她还看到指挥人员焦灼地打电话，穿着地铁制服的员工询问人们是否有不适，通道一旁架起安置用的椅子和床。
　　“以前（对人性）总有负面揣测，最后一刻发现人心里面想的只有家人、只有爱。”张谈说。
　　李静还见到了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孩子，孩子没什么事，母亲则呈现明显的缺氧状态，十分虚弱，“可能因为一直在护着孩子”。
　　从开始被困到撤离至安全区域，李静在5号线度过了生死4小时。
　　乘客大多就近下车，也有人没能走出5号线
　　20日傍晚，危机不止在地铁5号线出现。18时，成杰乘坐的1号线在绿城广场站停车，所有人都被要求下车。直到次日凌晨5时，他才真正走出地铁站。这位都市白领在站台上度过了暴雨的夏夜。
　　当他试图出站时，看到一米深的浑水“像河一样往上涌”。他不得不和其他乘客一起退回到地铁站的负二层。由于担心积水，只过了一小时，乘务人员就引导他们到负一层等候。厕所在负二层，出于安全起见，人们自发两两结伴去方便。
　　成杰一夜没睡，每隔一个小时走到地铁口查看。眼前总是漆黑一片，只能偶尔看见清障车的红灯、抛锚的公交车和水里漂浮的私家车。乘务员一直在搬运沙袋，防止水从换乘通道涌入。等待的乘客静静靠墙坐成一排。
　　数据显示，这一天，郑州一小时降雨量达到201.9毫米，刷新了中国陆地小时降雨量极值。当晚18时郑州地铁宣布全线停运。郑州地铁公司安全部门主任郑玉堂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对于市民而言，地铁是恶劣天气下回家的唯一希望，“我们一直在撑，一直在撑，直到下午六点，实在撑不住了”。
　　根据后来的官方通报，地铁宣布停运时，积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墙进入正线区间，雨水倒灌入地下隧道和5号线列车内，乘客困于车厢中。
　　李东岳是百度郑州地铁吧的吧主，日常爱好研究地铁设计。他说，列车进入正线隧道运营，必然要从停车场（地面）开行到隧道（地下）。每条地铁一般配备两个停车场，郑州5号线出事的是五龙口停车场，位置在郑州市区的西偏北。列车通过专用线进入地下隧道正线，专用线的挡水墙出了问题，所以雨水“精确制导”，通过这条全封闭的隧道灌入地下隧道，也就是地铁列车的轨行区，进入地下后，水先到了沙口路站。
　　李东岳分析，雨水进入隧道后，水往低处流，向东沿着正线往沙口路方向去。由于海滩寺所在的南阳路和黄河路口是一处低洼地带，水流继续往东，正好在沙口路海滩寺区间迎面遇到列车。
　　全线停运前，15：40到17：58的两个小时里，郑州地铁陆续发布了20条微博，起初是部分出入口临时关闭，后来是整个站暂停运营。
　　乘客大多就近下车，也有人没能走出5号线。有家属发布了寻人启事，一位35岁的高个子女士昨天下午在5号线失联。今天下午，失踪者亲属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证实，这位女士已不幸遇难，留下即将上小学的孩子。
　　（文中成杰、李静、张谈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 见习记者 焦晶娴 实习生 卢思薇 林子璐 来源：中国青年报 《四名领诵员是如何被选上的？看看他们都是谁》作者：叶晓彦、张楠、孙延安、蔡代征；编辑：杨萌、杨滨、巩峥；原载北京日报客户端2021年7月1日；获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四名领诵员是如何被选上的？看看他们都是谁

记者：叶晓彦、张楠、孙延安、蔡代征；编辑：杨萌、杨滨、巩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天安门城楼前的千人献词团备受瞩目。而在献词方阵的最前面，是四位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领诵员。他们都是谁？是如何选拔出来的？
彭友馨
为了准确表达一句话，到处喊“妈妈”

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六年级学生彭友馨3岁开始练习舞蹈，目前是学校金帆舞蹈团的团长。挺拔的体态成了她入选领诵员的加分项，但因为从未接触过朗诵，她在入选后经常大呼“压力山大”。
其实，在选拔领诵员的时候，专家们在面试时看中的，是彭友馨纯净的声音、阳光的性格、大方的举止。没有技巧的修饰，能表达出青少年最真挚的情感。
但先天条件再好，也需要大量的学习和练习，来展现最佳的朗诵状态。学习词语背后的含义、掌握朗诵的技巧……入选领诵员预备队以来，这个小姑娘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养分。可毕竟才有短短3个多月的训练时间，她经常会遇到困难。
献词里有一句话：“妈妈对我说，在每个人心中，中国共产党都是光荣的模样。”这句话开头的“妈妈”二字，发音既不能太实，又不能太虚，还不能用生硬而夸张的朗诵腔，得让听众有一种画面感。彭友馨总是找不对感觉，每次练习，老师就会指出，她这句“妈妈”说得不好。
“老师说，这句里的‘妈妈’要有亲切自然的感觉，让听众觉得妈妈真的就站在你面前。”一直练不好，彭友馨急得直哭，甚至哭得想妈妈了。跟妈妈视频的时候，她把难过的情绪一股脑倒出来之后，还不忘问妈妈：“妈妈，我以前都是怎么喊你的啊。”
这个练过9年舞蹈的小姑娘深知，只有不断地练习才能达标。从那天起，她反复练习，逮着同学老师就喊“妈妈”，请大家帮她指导，预备队的老师同学几乎都被她叫过“妈”了。最后，彭友馨不仅通过了老师的考核，还给队员们做了示范。
参与领诵员的过程，让彭友馨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团队，虽然最后站在最前方的只有4个人，但都会带着另外6个人的支持完成任务，我们是一个集体。”
冯琳
“红船”故里的姑娘向党抒发最真挚情感

“特别巧！10年前，五年级的我就在学校组织的建党90周年庆祝活动上，参加了向党献词的朗诵表演。没想到，10年后，我竟然能站在天安门广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朗诵！”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大三学生冯琳，连呼自己“太幸运了”。
与其他一起入选的同伴相比，“科班出身”的冯琳，显然在朗诵技巧和能力上更有优势。“背下一篇800多字的朗诵稿是件很轻松的事。”
但很快，她就发现了问题，背稿虽易，但朗诵可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轻松。
过去朗诵，自己仅依靠技巧就能“撑全场”，对朗诵稿并不用有多么深入的理解。“用那些从学校学到的技巧，依靠声音的高低、虚实、气息变化、韵律节奏，就能够传递出不同的情感变化。”但这种“技巧派”，最多只能算是读稿子，读的次数多了，自己也会产生“疲劳感”，远达不到在广场上朗诵的要求。
为了让孩子们增加对朗诵稿的理解，朗诵稿的原作者特意来到培训基地，为大家讲解稿件的创作历程。培训老师们为孩子们安排了党史学习课、心理辅导，课余时间，则安排孩子们观看《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电影，让孩子们通过影视作品重温光辉党史。
“我是浙江嘉兴人，从小就知道，我的家乡是革命圣地，是红船破浪启航之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时，冯琳听着老师讲述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看着革命将士们浴血奋战的复原场景、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冯琳对朗诵稿的理解已不再简单浮于纸面。
当她第一次以朗诵者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广场，张开口，说出第一句献词，真挚的感情层层递进，喷薄而出。当冯琳说出“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荣光，见证如他们所愿的梦想”这样的语句时，她的眼中盈满泪水，她的声音微微颤抖。
姚牧晨
“这个夏天，注定会让我铭记终生”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懵的，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被选中的。”来自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六年级的姚牧晨说，他从海选的一开始，就有运气的加持。
3月份海选的时候，姚牧晨正在上数学课，突然就有几位老师推门而入，挑选出几位同学让做自我介绍。姚牧晨原本不在其中，就在老师们即将离开之际，一位女老师再次环顾教室四周，将他叫了起来。
这位女老师就是后来领诵预备队的指导老师刘鹏。直到现在，刘鹏还清楚地记得，姚牧晨坐在靠窗位置的倒数第三排，穿着深蓝色的衣服，形象气质俱佳。不过，由于坐的位置较偏，姚牧晨起初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捡”回来之后，发现是个可塑之才。
虽然之前参加过“曹灿杯”全国朗诵大会、人民大会堂的迎宾等活动，但是作为团队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姚牧晨觉得自己对稿件的快速理解能力不够，为此他没少跟在哥哥姐姐的后面学习。“还有语言的表达，表情的变化，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
多次的集训，让姚牧晨不得不放弃了一些东西，这也一度导致他的情绪波动比较大。比如，因为时间冲突，他错过了一所中学的特长生考试，还错过了一场自己本应该担当主力的全国篮球联赛。经过老师的心理疏导，姚牧晨慢慢释怀了，“篮球今后我可以再打，但是这次献词意义重大，我的肩上担着的是中国青少年的时代使命，绝对不能退缩。”
姚牧晨已经计划好，在参加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之后，他马上就要准备7月6日举行的小学期间最后一场考试。另外，由于队友们给力，球队的篮球赛之旅颇为顺利，他已经憧憬着和队友一起冲击7月10日的总决赛了。“这个夏天，注定会让我铭记终生。”
赵建铭
非科班“黑马”的逆袭路

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大四学生赵建铭，是献词的领诵员之一。因为非播音主持专业出身，在集训的最初阶段，他还是略显吃劲。
虽然也曾在大学期间主持过不少活动，但毕竟之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赵建铭对朗诵的热爱完全来源于兴趣。集训练习时，对发声气息的把控是他要面对的首要难题。“有时候找不准发声位置，感觉自己声音会发虚，老师也经常指出我气息不足的问题。”除此之外，他对身体的控制感一开始也很难拿捏准确。虽然指导老师一直强调说，在进行语言表达的时候要做到有“容”有“形”，但赵建铭对面部表情的控制却没有那么容易。眼睛不够亮、笑容不够灿烂，让老师也一度替他担忧。
为提高基本功，弥补不足，赵建铭平时没少下工夫。
在集体练习之外，赵建铭一直有针对性地给自己加练。对于气息不足的问题，他反复练习腹式呼吸，一点点地体会在发声的时候，腹腔该怎样去用力，怎样用气来托声；对于表情控制的问题，他对着镜子练，注视着自己的脸，想着开心的事，代入一种情绪感逼着自己笑。
赵建铭慢慢找到了感觉。
在基本功得到很大提升之后，赵建铭发现，自己在朗诵稿件的时候，传递出来的情感不够饱满。“情感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不是单纯练练气息、对着镜子笑笑就能解决的，可能主要是自己对历史了解较少，脑海里所包含的画面不够丰富。”为此，《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经典电影及一些红色歌曲都进了他刷剧听歌的清单。“积累得多了，慢慢也就有了画面感，朗诵的时候也就能声情并茂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再去看我面试时候的视频，我真的感觉变化很大，现在的我有一种由内而外的热烈。”赵建铭说。
11年前那位感动中国的“春运母亲”，找到了！
作者：周科、李思佳；编辑：强晓玲、刘梦妮、刘小草；原载《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2月2日；获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典型报道二等奖。
2010年1月30日，新华社记者周科在南昌火车站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年轻母亲被巨大的行囊压弯了身躯，她手里的背包眼看拖地，但揽在右臂中的婴孩整洁而温暖

11年来，在网民和关注者不断发来的相关信息里，周科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寻找。最近，周科终于与11年前自己镜头里的年轻母亲见面了



首发：2月2日《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
记者：新华每日电讯周科、李思佳
视频：新华每日电讯李思佳、张博令


这是一次11年的寻找。

2010年1月30日，当天全国进入春运的第一天。新华社记者周科在南昌火车站广场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一位年轻的母亲，背上巨大的行囊压弯了她的身躯，手里的背包眼看拖地，但揽在右臂中的婴孩整洁而温暖。抬头前行的年轻母亲面色红润，一双大眼睛坚定有力。


2010年1月30日，巴木玉布木背着大包、抱着孩子在南昌火车站匆忙赶车。周科摄

就是在那一天，这张名为《孩子，妈妈带你回家》的照片被新华社摄影部的编辑含泪编发，在当晚海量春运照片中直击人心，被数百家网站和报纸选用。

2011年，该照片获得年度中国新闻摄影金奖和第21届中国新闻奖。
　　
“一张震撼人心却又让人深思的照片！”
　　
“肩上扛的是生活，怀里搂的是希望。”
　　
“当妈之后就看不得这类图了，看了就忍不住眼泪。”
　　
……
　　
11年来，这张照片不断在网络和社交平台流传，不断被各大媒体引用、转发，并成为“春运表情”。每到春运，人们总会想到这位中国母亲；每逢母亲节，网友便会发布这张照片来颂扬母爱。

11年来，众多的询问和反馈，让记者开始后悔当年“没有留下那位母亲的联系方式”。在众多网民和关注者不断发来的相关信息里，也让周科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寻找。

随着信息一点点地拼凑，照片一张张地对比，不久前，当年那位母亲，轮廓越来越清晰：巴木玉布木，32岁，彝族人。
　　
2021年春节前夕，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瓦岩乡桃园村，围坐在火塘旁，伴随着跳动的火苗，周科终于结束了寻找，与11年前那名自己镜头里的年轻母亲相遇了。

1月20日拍摄的通往巴木玉布木家的乡村公路。周科摄
　　
“一次喧闹车站的陌生偶遇，到远隔数千里之外的重逢，苦苦寻找了11年的一名没有只言片语的陌生人啊。”周科感慨，这些年自己带着相机走过更多的陌生城市，然而，这名曾在自己镜头里出现的陌生人却成了11年的牵挂。

“住上不漏雨的房子
是我儿时的梦想”

　　
见到巴木玉布木时，她笑得灿烂，看不出岁月的沧桑。与11年前照片中一样，她盘起头发、背着孩子迎面走来，除了略显瘦削，依旧是那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
　　
1月22日，巴木玉布木在接受采访。周科摄

她的身后，是刚刚建好的新房，钢筋水泥结构，结实的板材门窗。“住上这栋大雨漏不进去、寒风吹不进来的房子，小时候做梦都想。”曾在土坯房住了30年的巴木玉布木，童年的家在半山腰，出嫁后家在山脚下，变的是海拔，不变的是土坯房。
　　
住进新房，巴木玉布木偶尔还会做噩梦：害怕孩子们冻醒，更担心房子塌下来。
　　
曾经，每到雨季，屋外大雨，巴木玉布木的土坯房里便是小雨。雨水落在地面不打紧，可时常会滴落在床上打湿被子，一家人都睡不了觉。脸盆放在床上接雨，一个不够，再加另一个，还不行就用木桶……
　　
巴木玉布木回忆，那时候家里没有通电，漆黑的夜里，夫妻俩就在屋里摸来摸去，凭着感觉找漏点接雨水。整个晚上，就这样抱着熟睡中的孩子盼天亮。


1月20日，上图是大女儿巫其拉布木在介绍自己曾经住过的房间；下图是她在自己的新房间整理衣物。周科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屋顶的瓦片不知被翻弄了多少次，雨中的不眠之夜又过了多少回。
　　
在未拆除的旧房前，记者推开几块木板拼成的房门，简陋的木板床，补了又补的被褥。从柜中翻出几件黑色的彝族察尔瓦（披衫），巴木玉布木说，“这些白天当衣服穿，晚上就是被子。”她说自己偶尔去集镇上淘衣服，2块钱一件，也有5块钱一件的，但家里人很少买，“更多是别人穿旧了不要的就捡回来。”


1月22日拍摄的身着彝族服饰的巴木玉布木。周科摄
　　
10年前，位于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的桃园村，苦日子并非巴木玉布木一家。
　　
从她家门口放眼望去，村庄周围，一道道山梁、一级级梯田清晰可见，山上草枯叶黄。远处，一座座大石山高耸入云，根本望不见外面的世界。


1月22日，上图是巴木玉布木童年住过的村庄；下图是她现在居住的桃园村。李思佳摄
　　
“不外出打工，光靠几亩地能吃饱就算不错了。”桃园村第一书记刘剑说，“村里土地贫瘠，不少还悬在半山腰上，播下一颗种子不见得能长出一粒粮食。要是遇上洪涝干旱，一年的收成就没了。”
　　
巴木玉布木家有6亩旱地，祖上一直以种植玉米、荞麦和土豆为主，每年的收成勉强维持一家人填饱肚子。想吃大米要到集镇上买，但家里根本没有钱。2007年大女儿出生，巴木玉布木偶尔会用节省下来的零钱去买几斤大米，与玉米粉混在一起，给女儿“加餐”长身体。
　　
2009年，二女儿出生，嗷嗷待哺中，巴木玉布木感觉看到了自己重复的童年，她害怕孩子们会像自己一样永远走不出这座大山。
　　
就这样，巴木玉布木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去打工！

“打工一个月能挣五六百块钱
比家里种地要强”

　　
2010年1月30日，记者在南昌火车站拍摄的那位背负大包、怀抱婴孩匆忙赶车的年轻的母亲，正是巴木玉布木。她说，那是她结束在南昌5个月打工生涯，赶着返回大凉山老家的一幕。
　　
她记得很清楚，那天一早，自己扛着大包小包，带着女儿从住处赶到南昌火车站，再乘坐两天一夜的火车抵达成都。在成都，她花了15元钱在一家小旅馆休息了一晚，又搭乘14个小时的火车抵达越西县，从县城回到大凉山的家里，已是深夜。这趟行程，巴木玉布木花了三天两夜。
　　
如今，从南昌坐高铁到成都，最快只需要8个多小时，而从成都乘火车到越西，6个多小时就能抵达。


1月22日，巴木玉布木和孩子们在家门口。周科摄

记者翻开那张曾震撼人心的“春运表情”照时，巴木玉布木惊讶又感慨。她告诉记者，当年自己背包中装满被子、衣物，手拎的双肩包里是一路需要的方便面、面包、尿不湿。她说，那一次，自己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也引得不少好心人上前帮忙。
　　
10余年过去了，中国的长足进步其实从旅客行李背囊的变化都能看出来。如今在车站码头，已经很难拍到像巴木玉布木满荷大包小包这样的“经典镜头”了。
　　
在巴木玉布木的记忆里，那是她第一次走出大凉山，第一份工作便是在南昌一家烧砖厂搬砖。
　　
“砖厂打工一个月能挣五六百块钱，不多，但比家里种地要强。”巴木玉布木说，白天上班，她就背着女儿一起搬运石砖。女儿在肩头睡着了，就把她放在一旁，自己一边干活一边看着她。
　　
巴木玉布木没念过一天书，更不会讲普通话，连火车票也是同村人代买。霓虹灯下的招牌、路边的标识等，周边的一切对她来说都视而不见。在砖厂，她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班、带孩子和睡觉，砖厂就是她的全部。
　　
巴木玉布木告诉记者，自己的童年是在高山上度过的。山下虽然有学校，但山高坡陡，下山的路要走上两个小时。像当地女孩子没有上学的习俗一样，巴木玉布木从没走进过学校。


1月22日，巴木玉布木和孩子们行走在集镇上。周科摄
　　
童年的大多时光，放牛，照顾弟妹，日出日落，每天恒定。对于巴木玉布木来说，每天最开心的事情是等着父母干活归来。再大些，她便加入其中，学着种地。
　　
初到南昌，巴木玉布木一边搬砖，一边练习普通话，努力融入陌生的社会。
　　
此前，她从没见过奶粉和尿不湿。外面的世界，对巴木玉布木来说总是很新鲜。

在砖厂打工期间，巴木玉布木最头疼的事是二女儿经常生病。在老家遇到这种情况，她会带孩子去镇上医院看病。但只身在外，她不知道医院怎么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家。
　　
“那张照片，正是我带二女儿回家的时候。”巴木玉布木说。
　　
不幸的是，二女儿回家后不到半年就因病去世。自此，她再也没有外出打工。2011年，她的第三个孩子在出生后10天也不幸离世。
　　
“那个年代，桃园村只有一条泥巴路通往外界，出行靠马车，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不少孕妇都是在家里生产，小孩子生病很难得到及时救治。”巴木玉布木说。

1月22日拍摄的通往巴木玉布木家的乡村公路。李思佳摄
“无论生活有多难
我们都要勇敢向前”

　　
正当巴木玉布木和丈夫打算重新外出打工的时候，村干部反复提及的“精准扶贫”让夫妻俩看到了希望。
　　
起初，巴木玉布木并不懂什么叫精准扶贫。但她看到，桃园村的土地上“长”出了许多烟叶大棚，不少村民忙前忙后。
　　
从几亩地试种，到大面积铺开，桃园村一改往年习惯，开始种植烟叶、果树等经济作物。
　　
巴木玉布木一打听，一亩烟叶能挣好几千块钱，这不比在外打工差。于是，她与丈夫把家里的6亩地全部改种了烟叶。
　　
第一年，因技术不好、经验不足，夫妻俩仅挣了五六千元，但他们看到了增收的希望。第二年，扶贫干部上门摸底，送来一张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联系卡，巴木玉布木一家被列为扶贫对象。

1月22日，巴木玉布木在家中整理脱贫材料。周科摄　　

随后，从县级联系领导到驻村农技员，再到具体帮扶责任人，大家为巴木玉布木搭建了脱贫平台。对口帮扶干部刘勇，隔三岔五往巴木玉布木家里跑，将烟叶苗送到田间地头、协调技术员手把手指导……
　　
通过学习，巴木玉布木夫妇种植的烟叶产量成倍增加，年收入从几千元增加到几万元，种植面积也从当初的6亩增加到15亩。
　　
与此同时，巴木玉布木还到半山腰上找荒地，在石头缝中辟出一块块试种地。她高兴地看到，烟叶从半山腰的石头堆里露出头来。
　　
2020年，巴木玉布木家年收入达到10万元，其中工资性收入3万元、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7万元，成功实现脱贫。


1月22日，巴木玉布木和孩子们行走在村里修建好的水泥路上。周科摄
　　
作为扶贫对象，巴木玉布木2018年获得国家4万元的建房补贴，她自筹7万元在宅基地旁盖起了一栋钢筋水泥结构的新房。三室一厅的房屋粉刷一新，干净明亮，还贴上了地板砖，电饭煲、冰箱、洗衣机等家电齐全。按照彝族风俗，新居落成，要邀请亲朋好友来家做客，巴木玉布木夫妇一口气宰了两头牛。

依照国家政策，巴木玉布木还享受到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资助。2013年以来，她又生育了三个孩子，全部在县城医院免费出生。目前，大女儿巫其拉布木上初一，次女王雪医读小学一年级，儿子巫其布吉上幼儿园。


1月22日，大女儿巫其拉布木（左）、次女王雪医（中）、儿子巫其布吉分别在学校的画面。周科摄
　　
几个孩子很懂事，尤其是次女王雪医，成绩优异，还当上了班长。每当村民夸奖女儿，巴木玉布木总是咧开了嘴。
　　
记者了解到，作为越西县北部的一所初级中学，新民中学学生人数已从2015年的873人增加到现在的2425人，其中女学生比例由15%增长到51%。在国家的援建下，学校不仅新建了几栋教学楼，还正在动工建设一个标准的运动场。


1月22日，上图是巫其拉布木就读的越西县新民中学；下图是该校正在建设的足球场。李思佳摄
　　
2018年，桃园村修建了乡村公路，电力、通信、自来水都通了，村口常遭水冲毁的那座小桥也修葺一新。曾经的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走在宽阔平坦的水泥路上，桃园村孩子们的上学路已经缩短到十几分钟。


1月22日，大女儿巫其拉布木在学校课堂上。周科摄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巴木玉布木夫妇还利用农闲时节外出打工。如今，顿顿都有大米饭，有蔬菜也有肉吃。看着孩子们一张张可爱的面孔，巴木玉布木说，“希望他们好好读书，平平安安。无论是生活的贫困，还是遭遇的不幸，我们都要勇敢向前！”
　　
看着巴木玉布木甜美的笑容，记者已然看到了11年前镜头里年轻母亲笃定的目光。


1月21日，新华社记者周科（左）和巴木玉布木的合影。李思佳摄

记者手记

她脸上的笑容始终灿烂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周科
　　
见到巴木玉布木前，我紧张得像个孩子。
　　
11年来，我在脑海中把她刻画成无数个形象，如今真要见面，心里依然忐忑。
　　
1月21日，我拿出那张名为《孩子，妈妈带你回家》的照片问她：“还记得这个时候的样子吗？”
　　
“记得记得，这是我在南昌打工的时候。”她仔细看了看，笑了。
　　
我告诉她：“因为这张照片，我找了你11年。”
　　
她一脸惊讶。
　　
巴木玉布木个头不高，第一眼看上去有些腼腆，等我前前后后介绍完，她笑得很开心，瘦削的面孔显得比11年前更加年轻。
　　
当她从家里翻出照片中那床披在肩上的黄色毛毯时，一种久违的情愫涌上我心头。

大女儿巫其拉布木披着母亲披过的黄色毛毯。周科摄


11年前，因为一次偶然的邂逅，我和这位年轻的母亲有了不解之缘，她也给初出茅庐的我留下了11年的牵挂。
　　
2010年1月30日，一大早，我背着相机来到南昌火车站采访。这是我第二年报道春运。按照惯例，拍完车站启动仪式上的一些活动后，我便打算返回单位发稿，但多少心有不甘。
　　
春运第一天，全国每个火车站都是千篇一律的仪式，镜头画面大同小异，发到新华社稿库很容易就被淹没。于是，我换上70-200MM长焦镜头，打算抓拍旅客返家的各类表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春运。
　　
相机斜挎在肩上，我漫步在南昌火车站广场。没过多久，一位年轻的母亲出现在远方，并朝进站口方向走来。她肩扛着超大行囊，左手拎着一个破旧的双肩包，右手抱着襁褓中的孩子，特别显眼。
　　
那一刻，我被这一形象深深震撼，丝毫没有犹豫便拿起相机，蹲下身来，在她距离我十几米远的时候把镜头推了上去。巧合的是，这位母亲原本一直低着头走路，当我按下快门的瞬间，她突然抬起头望向前方，眼神刚毅坚定。我抓紧连按了几下快门，抓拍到这位年轻母亲一瞬间的形象和坚定的眼神。
　　
就在这时，不少摄影记者也追了过来。
　　
拍摄完成后，我跑到这位母亲面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同时了解了她的基本情况，并表明想继续采访。但她只是摇了摇头，向进站口方向走去。
　　
这一别，就是11年……


1月22日，新华社记者周科（后左）和巴木玉布木及其孩子们的合影。李思佳摄
　　
随后，我回到单位，选取其中一张照片发到新华社总社。当天，新华社摄影部将这张照片取名为《孩子，妈妈带你回家》播发通稿后，被数百家网站和报纸选用，在当年海量春运照片中独树一帜。
　　
时隔10天，2010年第6期《人民摄影》报在头版以巨幅照片的形式刊发了这张摄影作品，更加奠定了它在春运报道中的地位。摄影评论员王永午点评道：“向常态要精致很难，这幅作品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同类题材的地标，不是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拼毅力拼体力就能追得上的，这是一个从练到炼的蜕变。”
　　
2011年，《孩子，妈妈带你回家》获得年度中国新闻摄影日常生活类金奖和第21届中国新闻奖。
　　
11年来，这张照片不断在网络和社交平台流传，这位年轻母亲的形象还走进了画家的笔下，也被博士生写进论文。
　　
这些年，每每想起这对母女，我心中总有遗憾，虽然离开了江西，多年来，我始终放不下她们，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她们。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之年，我要找到这位母亲的心情更加急切。根据近期网民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在四川大凉山深处见面了。


1月22日，新华社记者周科（左）和巴木玉布木的合影。李思佳摄
　　
不认识汉字的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3天时间里，她跟我聊了11年来家庭和生活的变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与巴木玉布木一样，过去8年，我国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巴木玉布木是我国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她与命运较劲的奋斗故事令人感动。
　
与11年前的照片相比，在经历种种人生磨难后，巴木玉布木明显多了一份奋斗的富足、岁月的沉淀、生活的从容。

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河南日报刊发在头版的774 字通讯《一万个馕 九千里路》拟获三等奖。

一万个馕 九千里路
九千里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比目前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连霍高速还要长，超过地球直径的三分之一……
7月27日凌晨5点，一辆来自新疆喀什的面包车驶入河南扶沟境内，车上载着的1万个烤馕历时两天三夜，远行约9000里路，终于抵达目的地，完成了这场牵动千百人的爱心“急行军”。
“急行军”的发起人伊敏江·库尔班是维吾尔族同胞，家住新疆疏勒县草湖镇。7月23日，他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了扶沟县红十字会发出的求援信息，一直密切关注河南暴雨灾情的他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我以前做小工一天才挣20多元，是汉族朋友教了我开货车的本事，我的月收入‘蹿’到了1.5万多元。我们镇是在河南援疆干部的帮助下，发展得越来越好。救援设备我送不了，吃的用的多少能送一点，不管多远，我一定要亲手送到他们手中！”第二天一早，伊敏江开始联系物资。
“原计划是带1万个烤馕下午出发。可时间紧、数量又多，我联系的4家合作社连续干了8个小时，才在晚上10点赶完订单。”伊敏江告诉记者，这1万个馕是180名维吾尔族打馕人加班加点做出来的。
听到伊敏江准备援助河南灾区的消息，当地的河南老乡既感动又钦佩，纷纷捐款捐物，拜托伊敏江帮忙一同捐给受灾人民。24日晚11时许，带着1万个烤馕、140条被子和3万多元捐款，带着维吾尔族同胞和河南老乡的祝福，伊敏江启程了。
一行3人两天三夜赶了9000里路，终于在27日凌晨抵达扶沟。在短暂休息后，载着爱心物资的车辆在扶沟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驶进崔桥镇一中安置点。
“这里转移安置了曹里乡10个村的村民，共1200多人。”崔桥镇镇长王广军对伊敏江说，“感谢你们不顾辛劳，在最短时间内将物资送给我们。维吾尔族同胞的祝福我们收到了，河南老乡的关心我们也收到了，谢谢你们！”
烤馕从车上卸下，直接发到了人们手里，现场立刻热闹了起来。“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新疆烤馕。”“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欢迎你们到崔桥做客。”
看到安置群众热情地向自己道谢，伊敏江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许多来支援河南的车辆，相信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河南必将战胜灾情，重建美好家园！” 第二十届中国新闻二等奖
“就业奇人”皇晓东

大学生就业难，众所周知。
但是，只要你是湖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生辅导员皇晓东的学生，只要你被皇晓东“惦记”上了，你的就业也许就不再是难事——从1998年自主择业开始，10年来他已累计为3000多名学生找到了较满意的工作，他所在的土木工程学院，连续多年一次性就业率都在90%以上，其中2003年、2004年分别高达100％、99％。就在记者采访时的2008年12月中旬，土木工程学院的657名应届毕业生，已经正式签约的有200多人。“班上27人，除两个考研的同学外，全签了。”路桥2班学生程文彬高兴地说，他自己已经签下了广西路桥集团。
10年帮助3000多名学生就业，皇晓东何许人也？
有了副高职称，他却主动申请当辅导员
28年前从中国矿业大学毕业的皇晓东，走进原湘潭工学院的时候，担任的工作是专职教师，“作为一个教学名师，评教授应该没什么问题。”同事们这样评价皇晓东。
但是1998年，已经做了10年班主任、有了副高职称并已44岁的皇晓东，主动申请当学生辅导员。“这么大年纪了，还当什么辅导员？学生事无巨细都会找你，很麻烦的。”有人劝他。“没办法，就是喜欢学生。”皇晓东说。
因为喜欢学生，皇晓东的家，成了学生们的“公共食堂”，皇晓东的钱包，也成了大家的“小金库”。学生们对皇晓东的称呼也由“老师”“哥们儿”，变为“父亲”。“大学里您一直像父亲一样关心着我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以后您有机会一定要来女儿家里住住，让我尽点做女儿的孝吧！”有学生这样留言。
只要有用人单位信息，他都会不顾一切找上门
关注学生就业，始于1995年皇晓东担任地质专业班主任时。考虑到学地质工作难找，皇晓东给他们加开了“市政工程”和“计算机”两门选修课，没想到大多数学生就是凭借这两门辅修课找到了工作。
担任辅导员后，帮助学生就业就更顺理成章地成为皇晓东最重要的职责。
“只要听到有任何用人单位的信息，我都会不顾一切地带着学生或学生的资料找上门。”皇晓东说。他递给记者几大本厚厚的名片夹，里面有上千个单位的相关负责人联系方式，“经常联系的有五六百家单位，保持最佳关系的有100多家。”几年下来，皇晓东跑遍了除新疆、西藏、宁夏、黑龙江、吉林之外的全国各地，来回辗转参加了上千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走访了四五百家用人单位。2008年11月30日，他去广西参加校友会，在会上就想方设法动员几位老总校友，让他们“帮助学弟学妹们就业”。记者采访时，皇晓东推荐去应聘的6名学生，已有5人应聘成功，当天还有3名学生前往广西应聘。仅2008年，他就联系用人单位到学校进行了40多场招聘会，这还不包括他用电话、邮件等方式联系到的就业岗位。中铁五局2008年原计划在湖南科技大学招10多名学生，通过皇晓东现场进行恰当的推荐和耐心的说服，增招到29个。
皇晓东说，最开始是通过信件，后来是通过电话联系，在家里，他常常是手机、小灵通、座机3个电话同时用，只要出门就随身携带3块手机电池备用，“逢年过节，接电话接得嗓子哑手臂酸。”他打开手机，记者看到，里面储存的电话号码有2000多个，收到的短信记录是4479条，回复的是1845条。“这还是最近一年多的记录。”他说。他还让学生帮着申请了3个QQ号，“加为好友的有3000多个”，这些好友，既有学生，又有用人单位的，当然，更多的是学生与用人单位合二为一。每天只要一上网，要人的，要工作的，众多信息滚滚而来。“我就像个二传手，这么传一下，彼此都满意。”
“天天为学生奔波，自己的职称论文都没顾及，后悔不？”采访中，记者问1994年就已是高级工程师的皇晓东，他说“毫无悔意”，“高校多一名教授，和多一名一心帮助学生就业的辅导员，我不认为后者的价值就小一些。”
“五心”换回用人单位信任，也了却家长一大心病
一名普通的高校辅导员，用什么赢得了用人单位的信任？
“凭的是‘五心’。”皇晓东说，热心，爱心，细心，诚心，责任心。“五心”可以换回“五赢”：学生找到工作，家长了却一大心病，用人单位招到合适的人，学校就业率提高，自己心情舒畅有成就感。
最开始找用人单位，皇晓东主要靠学生，可学生资源毕竟有限，“关键还是靠自己以诚待人。”皇晓东说。多少年来，只要一听到有招聘会的信息，皇晓东就会像弹簧一样地弹起来。在几乎每一场招聘会上，他都会将学校的资料、学生们的简历攥在手里，展台前、电梯口、饭桌上，都是他推荐学生的场所。“有的单位说我们学校没有名气，有的说不要女生。我一听就着急。他们要喝酒，我就陪他们喝。其实我喝不得酒，但是为了学生，有时我也不得不违例。”
有一次，解放军二炮在湖南师范大学开招聘会，二炮原本没有在湖南科大要人的计划，但闻讯赶去的皇晓东软磨硬泡，又在门外足足等了一下午，终于赢得招聘人员的信任，他们最后请示上级更改招聘计划。
后来二炮一行23人来到湖南科技大学组织了一场专场招聘会，录取了近百名学生。一位参与招生的军官动容地说：“老师这样辛苦为学生找工作，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我代表部队和学生感谢您！”
知道皇晓东专注于学弟学妹们的就业工作，那些毕业后的学生都主动与老师联系。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学生们，只要知道哪个单位出来招人，都会以各种方式第一时间把信息告诉皇晓东，直接或间接帮助老师找用人单位，或做用人单位的工作。长此以往，以皇晓东为原点，形成了一个由校友广泛参与的潜在就业信息资源网。
“即便有用人信息，但学生中总有差生或能力不太强的，这些学生怎么帮他找到工作呢？”
“总有适合他的岗位。”皇晓东这样介绍自己的学生，他说这并不是王婆卖瓜，他熟悉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喜好和习惯，所以他能因材推荐，给每个孩子找到合适的岗位。就在记者采访时，他还成功地推荐了一个学生就业。本来这个学生成绩不好，文笔也不行，离对方所要的“文秘”差距较大。“他计算机不错，人也勤快。公司的网站做得比较简单，不正好需要这样一个人吗？”企业采纳了他的建议，这名学生的就业协议就真的签下了。
皇晓东的人格魅力，和他推荐的学生在各个单位的优秀表现，使他和许多单位建立起深厚的互信关系。有时学生的推荐表和就业协议书来不及盖公章，只要有皇晓东的签字确认，就能被用人单位认可生效。他每年要给用人单位发信函200余封，给自己的校友、毕业生打电话数以千计，并通过电子邮件、QQ、短信等各种方式，密切关注着就业动向，收集就业信息。
“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听到学生们就业了、干出成绩来的消息。”皇晓东翻着那些通讯录、留言本、合影，像个孩子似的开心。他说，自己这样帮学生，也有回报：身无分文，可以走遍全国。“哪里都有学生接待，哪里都有我的儿女。这就是我的追求所在，就是我快乐和幸福的源泉。”
“如今高校一些教师追求的是科研和职称，像皇晓东这样十年如一日，在坚持教学、当好班主任和学生辅导员之余，一门心思为学生找工作，精神确实可贵。”湖南科技大学校长田银华说。

评价：
90%以上就业率，储存2000多个电话号码，3000多个QQ好友，上千次毕业生见面会，走访四五百家用人单位，10年帮3千多学生找到工作……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这位优秀辅导员的做法颇具可操作性和借鉴价值。 第十八届中国新闻三等奖

"轮椅上的天使"陈海新
作者：鲁雁南;蒲欣
身患重疾无药可医，爱己及人，14年来，她用唯一能动的右手，开出便宜的方子，治好无数的病人-- "轮椅上的天使"陈海新
本报记者 鲁雁南 特约通讯员 蒲欣
"伲陈医生真的走了？伊老是关照伲要当心身体，伊自家有介严重的毛病伲都不晓得……"昨天中午，77岁的周美芳阿姨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
周阿姨惦记的"陈医生"，是周家渡社区卫生中心的中医师陈海新。先天性小脑扁桃体疝和颈髓空洞症使她大半身瘫痪，她却用唯一能动的右手搭脉、开方，14年如一日。上周五，严重的并发症夺去了她年仅37岁的生命。
许多老病人都无法相信她真的走了，因为在他们面前，她永远是脸上带着淡淡笑容，话虽不多却句句关切，开方不贵却药到病除的好医生。只有每天要为她花一个小时穿衣服、推着轮椅送她上下班的父母知道，好强的女儿是怎样撑起那一身白大褂的。
水：喝与不喝
在病人印象中，陈海新不爱喝水，哪怕天再热，嘴再干。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中医的多是老年人，一大早就会赶来排队。每天早上7时半准时到医院，陈海新就牢牢地坐定在椅子上，一个接一个地给病人望、闻、问、切。不喝水，为的是不上厕所，不耽误病人时间。医院特地给陈海新派了一个小护士，但陈海新从来不在这件事上麻烦她，"我行动不便，上一个厕所的时间能看好几个病人呢。"就这样，陈海新平均每天要看五六十个病人，最多的一天看了118个病人。
病人们不会想到，"不爱喝水"的陈医生每天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一口气喝下几大杯妈妈凉好的白开水，有时候因为喝得太急心脏都受不了。"她是太渴了"，妈妈胡银超哽咽了。她忘不了，女儿临终前几天躺在床上的"撒娇"："囡囡要喝水……"
药：用与不用
左手搁在桌上撑住严重歪斜的身体，右手搭脉、开方……周美芳阿姨第一次听同楼一个老姐妹介绍来找"陈医生"看肾病时，见到瘦小又有残疾的陈海新多少有点不放心。但听说陈海新是正宗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又对这位年轻的中医师多了一份敬意。照着陈医生开的方子吃了两个星期，人有力气了，各项指标也下降了。
"陈医生从来不给我们开很贵的药，总想着减轻我们的负担"，54岁的叶忠祥心里有本账：自己的胃窦炎看西医做胃镜、吃西药，一个月下来好几百块，但还总是感到胃胀；到了陈医生这儿，几十块钱的方子吃一个礼拜，情况就大为好转。细心的病人统计过，陈医生开的方子平均药价只有五六十块，第一次去药量最多只开一个星期，等病人来复诊后再看效果按需逐步加量。
周美芳阿姨佩服的是，陈医生在轻声细语的问诊中"搭"出了自己的"心病"：是因为大儿子得肝癌过世才积郁成病，每次给周阿姨开方时，她都不忘心理疏导："您儿子没有了，还有女儿、外孙，她们肯定不愿意看到您现在这样，您年纪大了，凡事都要想得开……"
痛：说与不说
对病人这样那样的问题，陈海新总会不厌其烦地耐心解释。从饮食控制、用药禁忌到"心理按摩"，她对每位病人总会多关照两句，但却从未在他们面前说起过自己的痛。
只有父母知道陈海新的痛，连续3次大手术都没能让她的病好起来。到了生命最后几个月，她连睡觉、起身都要父母帮忙。每天早上5时30分起床，所有的衣服、鞋袜都需要妈妈帮着穿好，70岁的老父亲用轮椅推着她到医院，再把她背上楼、背到座位上。
"妈妈，我痛死了，浑身像刀割一样！"，这是陈海新在家才会忍不住说出来的话。在医院自制的员工格言手册上，陈海新写下的是这样8个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妈妈胡银超最了解女儿的心思：读书的时候陈海新也自卑过，选读中医时甚至还怀揣着一个天真的想法--有一天能治好自己的病。但最终，她不得不面对现实--自己的病基本上无药可医，生命注定短暂。
看到父母为自己病情日益恶化却还坚持每天上班而担忧，陈海新这样安慰他们："我知道自己的病，但为病人看病，是我活着的价值。"2006年的最后一天，陈海新发现自己眼睛不能聚光了，开方子的手也拿不住笔了，便悄悄让妈妈代她向院长请辞："再坚持上班就是对病人不负责了！"
人：留与不留
陈海新父母随身带着的一只录音机，录下了女儿最后的声音："我要把自己的角膜和遗体捐献出来，你们要支持我……"
她在最后的日子里这样说服父母："我得的这个病很罕见，很痛苦，如果把遗体捐献出来供医学研究，说不定以后得了这个病的人就会有救，我的角膜也还有用，为什么不留下来给有需要的人呢？"
在新落成的周家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楼中医科，还留着陈海新的位子，一大摞的奖状、表扬信和锦旗告诉我们她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同事们原以为，医院新开张的那一天，一定能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院长江继强还特意找人帮陈海新定制了一张舒适的靠背椅；周边社区甚至是外省市那些不知情的老病人还盼着陈医生回来给他们看病。
第二十届中国新闻三等奖

“三把尺子”量政绩
——寿光人眼中的老县委书记王伯祥

编者按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离开寿光18年了，这里的老百姓还对他念念不忘，寿光大地上还涌动着一股"王伯祥热"。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秉持了正确的政绩观，做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纪念党的88岁生日之际，本报推出介绍王伯祥事迹的长篇通讯和评论员文章，他的感人事迹，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对于推动当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开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报还将陆续刊发介绍王伯祥感人事迹的系列报道，并约请有关方面人士进行笔谈。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如今的寿光格外引人注目：它是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时的联系点，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三十年18个重点调研典型之一，综合实力山东第七，全国百强县排24位……

寿光人谈起这些成就与荣誉，总提起一个名字：王伯祥。 两位老村支书和一位退休教师正自发为他“立传”——他们用3 年时间，采访了300 多人，报告文学初稿已写成近40万字。

王伯祥，1986 年至1991 年任寿光县委书记。离开寿光18年了，为什么老百姓依然对他念念不忘？

因为他做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这“三把尺子”检验的实绩。

6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66岁的王伯祥作了典型发言。

“为让百姓富起来，我们怕什么”

全国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坐落在寿光城西南，从早到晚，成千上万装满蔬菜的车辆从大江南北汇集到这里，又从这里驶向全国各地。市场管理所原所长孙玉祥说，这么些年来，伯祥书记只要经过这里，总要进来转一转。这个市场，是他一手抱大的“孩子”。

寿光农民素有种菜传统，解决温饱后，他们便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菜上。1983年，大家一股脑儿地种白菜，秋后卖不掉，2500万公斤烂在地里。

“白菜悲剧”让王伯祥痛定思痛：蔬菜卖出去是宝，卖不出去不如草！他担任县委书记后，抓的头一件事就是蔬菜批发市场建设。

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万庆回忆说，当初，市场姓“资”姓“社”还在争论着，伯祥书记给我们鼓劲：“批发市场是咱寿光人的命根子，为让百姓富起来，我们怕什么？”

实践是政绩最客观的检验者：从占地20亩到现在的650亩，从交易本地菜到“买全国、卖全国”，从摆摊叫卖到电子拍卖，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年销售额已达240 多亿元，每天有8 万人为之服务。蔬菜批发市场派生出全国最大的毛竹、蔬菜良种等农资市场，带起了经销、运输、包装等上千个服务体，不光菜农，无数的城里人也因“菜”发了财。

“全县听我的，我听王乐义和韩师傅的”

大田菜催生了寿光蔬菜批发市场，让它名扬全国的却是大棚菜。

今年4月7 日，冬暖式大棚创建成功20周年纪念活动在寿光市三元朱村举行。被称为“冬暖式大棚蔬菜之父”的村支书王乐义对来自全国的嘉宾说：“没有伯祥书记，寿光菜和我的名气哪有这么大！”

1989年底，王伯祥听到三元朱村17个冬暖式大棚种出了反季节黄瓜、每公斤卖到20 元的消息，兴奋得饭都顾不上吃，连夜赶到三元朱，动员王乐义把技术传给全县农民。王乐义为难地说：“老少爷们嘱咐我，咱这个宝贝技术起码得捂三年。”王伯祥说：“你当村支书为全村人着想没错，我是县委书记，得为全县农民着想啊！”

回想当年推广冬暖式大棚的经历，王乐义激动难抑：伯祥书记通过我，以3万元年薪从辽宁瓦房店请来早期冬暖大棚发明人韩永山，那时伯祥书记的月工资才107元；韩师傅全家四口人一来就农转非，而伯祥书记的爱人还是农业户口；他坐的是一部旧吉普，却给我和韩师傅配了辆新的；三级干部会上，伯祥书记大声说：“全县听我的，我听王乐义和韩师傅的！”

寿光的蔬菜大棚由17 个变成了1991年的 3.3 万个，现在到了46 万个，并以燎原之势向全国蔓延。当年最早试种者之一的王友德向记者介绍：我们的大棚技术已经发展到第五代，能够在零下25度生长，1亩大棚纯收入超过6万元。

“有这样的县委书记，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人民群众是政绩最权威的评判者。

今年5月16日，王伯祥重访寿光北部。车刚停在东岔河村头，四五百口人闻讯一下子围了上来。村民郭成贵挤到王伯祥跟前：“王书记，没有你领导的寿北大开发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村支书郭孔让告诉王伯祥，现在村里年产原盐30多万吨，村民不分老少每年分 6000 到 8000 元，全村有轿车400多辆、别墅583幢。

寿光毗邻渤海，北部全是盐碱地，早年以外出讨饭者多而“出名”。直到上世纪 80年代，这里的20万农民虽解决了温饱，但因生产条件没有根本改善，“钱袋子”一直鼓不起来。

“遇到困难绕着走，困难一直摆在那里，是给党抹黑，是我们当领导的耻辱！”在县委常委会上，王伯祥动情地说。很快，以20万民工为主力的寿北开发壮阔画卷，于1987年10月8日在1200平方公里的盐碱地上铺开。

这场“战役”持续了45天，王伯祥日夜盯在工地上。国家农业部原部长林乎加到寿光考察，向一位从窝棚里钻出来、满腿泥巴、光脚穿着一双胶鞋的人打听：“王伯祥在哪里？”这个人爽快答道：“我就是！”林乎加紧握王伯祥的手良久，感慨地说：“一个县有这样的县委书记，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给多数人干的，不是给少数人看的”

弥河纵贯寿光全境，历史上三五年一决口。在开发寿北的第二年，王伯祥决定彻底整治河道。有人向他谏言：“治理弥河工程量太大，能不能先干县城周围这 10公里，搞得精致好看些。 上级领导来寿光都走这里。” 王伯祥虎起脸来：“ 咱干工作是给多数人干的，不是给少数人看的！”

1988年10月5 日，13万治河大军在弥河两岸摆开，奋战25 天，两条70 公里长的大坝横空出世。

记者问王伯祥当时的秘书董向荣：为什么那么多百姓肯跟着他吃苦受累？老董说：“因为伯祥书记心里时刻装着百姓啊！”弥河治理修坝顶公路的时候，他一再嘱咐：经过村口的地方要修上“坝腿子”，让老百姓的拖拉机、小推车能上得去；县城修路的时候，他又一再提醒：十字路口要修成“ 喇叭口” ，叫老百姓的自行车好拐弯；下乡查看小麦长势，看到浇地的水冲开了麦畦，他挽起裤腿就下田，用手捧土堵好……

“万丈高楼平地起，总得有人打地基”

历史如镜，照出政绩的虚实。

晨鸣纸业集团是当今世界纸业二十强之一。谁能想到，它的前身竟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县造纸厂。

王伯祥上任的时候，正是全国乡镇企业风起云涌之际，而当时的寿光工业在全潍坊市12个县市区中倒数第三。“无工不富”，王伯祥敏锐地意识到：以工强县的时机来了！有人提醒：摆弄企业风险大，干好了也得三五年才见效，你可是说走就走，这不是养了鸡让别人吃蛋么？王伯祥回答：“万丈高楼平地起，总得有人打地基。错失了机遇，耽误了寿光将来发展，我就是罪人！”

县里很快出台一系列措施：从全县选拔100 名有事业心的能人作为企业的后备厂长经理；免除企业3 年的上缴利税，全部用于技术改造或新上项目；企业人事管理厂长经理说了算……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个意外——上级召开的会议上，当寿光发言讲到全县已把工作重点转到抓工业上时，有人当场质问：“中央强调县级一把手重点抓农业，你们这不是跟中央唱对台戏吗？”犹如当头一棒，王伯祥紧张了。他担心的不是个人政治前途，而是刚刚启动的工业攻坚会不会因此停滞。他找到潍坊市领导，反复申明大搞工业的原委。市领导最终点头认可了寿光的做法。

寿光人的创业热情被点燃了！53岁的陈永兴被派往县造纸厂，仅4 个月就扭亏为盈，如今已发展成拥有总资产178 亿元、销售收入连续10年居全国同行业榜首的晨鸣纸业集团；

当年24岁的田其祥是选任企业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后来接任县供电公司总经理，靠多种经营将公司打造成跻身全国最具竞争力500强的企业集团，其下属的巨能金玉米公司2007年在香港上市；

寿光市政府公布的“2008年度50强企业”名单上，前十位中有9家是王伯祥任县委书记时培植起来的，这些企业去年实现利税56亿元，占全市工业的75% ……

这样的政绩，谁不竖大拇指！

这样的县委书记，历史怎能忘记？


评价：
本通讯真实再现了一个“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之际刊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示范意义。作品通过纵贯18年的生动事例透析“王伯祥热”，向人们昭示：身为党的领导干部，如何使自己的政治作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三把尺子”的检验，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看待政绩、怎样干出政绩、怎样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课题，为党员干部熔铸了一面镜子、竖起了一个金质标杆。

大众日报率先发现、深入发掘了王伯祥这一全国重大典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对其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这篇稿件是代表作。稿件角度选得准，时空处理巧妙，叙事结构严谨，采用事迹震撼人心，行文流畅、饱含激情，使典型人物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第十八届中国新闻一等奖



方永刚：真情传播真理



撰文/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题记

要说，这并非名副其实的“‘近’距离”——3月13日上午，北京。海军大院的会议室刚刚消过毒，经历三次化疗、体质孱弱的方永刚，在医护人员陪护下来到这里，脱下厚厚的防寒服、帽子、口罩，在十米开外接受我们采访团的集体采访。军姿威武依旧，嗓门洪亮如昔，绰号“方大炮”的他一开始说话，只需两三分钟，“我就不是我了”。与三尺讲台相伴20多年，他总能将看似枯燥的政策理论讲解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被“点燃”的听众主动放弃间休，要求延时，直呼“解渴”。此刻，他将我们带入同样的境界，只是病不由人，他那耳侧贴着的胶布和额头豆大的汗滴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受访时间被主持人叮嘱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惯性使然，谈兴正浓的他没能及时“刹车”，但多“赚”来的10分钟，冲淡不了脸庞上写满的“意犹未尽”。即便如此，我们又怎能硬得下心肠去商约任何的专访？当他再次“全副武装”离开会场的时候，疲惫的步履踩疼了我们的视线。

然而，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的“‘近’距离”——3月18日至22日，短短几天，我辗转辽宁的大连、旅顺、沈阳和本溪四地，每天都有几十个发自肺腑的声音，念叨方永刚的好，有他穷山村的乡亲，有他的亲朋好友、领导同事、同学学生，有聆听过他讲课的基层官兵、干部群众，有竭尽全力诊治的医生护士。当他们讲起与方教授相遇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当他们或敬佩或唏嘘或泪眼婆娑，我便一步步走进博大的磁场，分明可以感知方永刚虎虎生威的鼻息、奔涌沸腾的热血和铿锵有力的心跳。于是，我的笔端也就倾注了某种使命，要去谱写送给他的赞歌和祝福，祈愿他那经历严寒的生命之树，在这明媚的早春能够顽强地吐露新生的绿芽。

喜欢每一堂课都出新出彩的他，却总有一句话时时提起、时时动情：“我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直接受益者。”于是，他带着真挚的信仰，真情传播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他的讲台流动于北国的漠河边防，南疆的海防边哨，高校的讲堂，幼儿园的课桌，街道的活动室，厂房车间，田间地头……我无法丈量他热爱的每一寸土地，却可以用我的所看、所听、所思，去掂量他那每一寸沉甸甸的感恩。



方永刚其人

◆人生履历◆

1963年4月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1985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同年参军，到海军政治学院（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前身）担任政治理论教员。中共党员，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国防大学军事学博士。

现为大连舰艇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科带头人、政治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沈阳军区联勤部客座教授、大连市讲师团成员等。

◆成果一览◆

20多年孜孜以求、刻苦钻研，注重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解答现实问题。先后出版《党的创新理论专题研究》等16部专著，完成10多项政治理论研究课题，在国家和军队核心期刊发表40多篇学术论文，在学院率先提出让科学发展观进入课堂并编写出科学发展观教学读本等教材，荣获“全军院校育才银奖”、首届“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近10年间，除200%完成教学任务外，为部队和地方讲课辅导1000多场次。其真心学习、真挚信仰、真情宣传、真诚实践党的创新理论的先进事迹，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病中素描◆

2005年3月以后，时断时续出现腹泻症状，因自恃强壮及工作繁忙等原因未作彻底检查，直至2006年10月23日前往大连210医院就诊，11月8日确诊为结肠癌晚期，11月17日进行手术。2007年1月，躺在病床上完成对3名研究生的学期教学和毕业论文辅导任务，并利用化疗间隙返回学院，为本科生讲完本学期最后课程，为大连市地税局进行讲座。目前，已转往北京301医院继续治疗。



如期如盼的生命之约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每天升起的太阳牵出感慨

当方永刚的博士生导师黄金声去看他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他正好对着阳光，口中喃喃道：“我现在看太阳，和过去看太阳大不一样，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但若有所思的神情又在顷刻间荡然无存，他轻描淡写地转换话题：“导师，这阵肠子不太痛快，堵得慌。”

一如既往的乐观。在接受集体采访的那天，他也和我们来了点幽默：“在301医院和210医院的治疗和精心护理下，我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你们今天看到的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吃得下、睡得香，请大家放心。”

面对受尽病魔摧残的他，我们的安慰总是不自觉地泄露伤感；他却大大咧咧地笑着，没有丝毫的牵强。一瞬间，你或许会怀疑是否角色错位，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这样的硬汉，任何时候，他都愿意用积极的情绪感染周围的人，是学院教研室公认的“开心果”。他那精神抖擞的模样，在我的眼底过滤不出任何的伪装，我只能在内心期冀：看到的就是真相。

他也在用这么一股子精神给自己打气：“说实在的，我从没考虑假如自己战胜不了癌症怎么办，我干什么都是全力以赴。在这方面，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是我的榜样。”

他甚至还要感谢上天让他得了这个说小不小、说大但不是一下子就要命的病。“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却一年到头至少有300天是凌晨2点以后才睡的，是个拼命三郎。这个病把我强行按在病床上反思：我天天讲科学发展观，自己的身体却没有做到科学发展。如果仅仅是一个断胳膊断腿的病，我是不会反思的。”

3月13日这天早上，他看到窗外沐着晨曦吐露的柳芽儿，心里一动，许下几个心愿：“我和春天有约，春暖花开的时候，我要走下病床，走出病房；我和夏天有约，艳阳高照的时候，我要和全军战友一起庆祝人民军队的80岁生日；我和秋天有约，枫叶红了的时候，我要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接党的十七大；我和冬天有约，白雪皑皑的时候，我要再次走上我心爱的讲台……我还算了一下，当我要退休的时候，是党的二十大召开，我还要宣传党的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大。当召开的时候，我已经84岁了，我期待到那个时候，能和同志们一起歌颂祖国，迎接朝阳从东方升起，看到我们祖国发展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看到我们军队建设成为一支信息化的军队。”这是一首生命的歌，那种情怀，叫人落泪。

方永刚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下午打一个小时乒乓球，夏秋季节还天天到海边游泳。但自恃身体强壮、肌肉发达的他，却总是生病，而且都是大病。有人给他总结叫“四落四起”：1988年阑尾炎；1993年休克性贫血；1997年车祸；这次又是结肠癌晚期。

此次患病之前，1997年5月8日下午的那场车祸最为凶险。回忆起当时的细节，方永刚用了调侃的口吻：“我骑自行车外出，过马路时撞上汽车，我没把它撞飞，它倒把我撞飞了，脖子当场撞断，存活机会仅为1%。”在医院里，方永刚的脑袋用电钻钻了两个眼，套了两个钩，吊上16磅的秤砣作牵引，整整吊了108天。每天仰头不得动弹的方永刚至今依旧记得当时天花板的样子，却没见过一茬又一茬的病友的模样。

如此性命攸关，方永刚还在病床上给同事交代工作：课怎么上，关于香港回归的文章怎么写，讲座怎样通过口授让别的老师顶替。他还坚持学习，用手举着看书，从一开始举3分钟不到就得休息，到后来一口气看几个小时手都不哆嗦。住院期间，他总共看了43本书，等到能坐起来，一本30万字的专著《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便出手了。

这次，他依然不闲着。今年2月1日前去北京治疗之前，他还利用在大连210医院化疗间隙，两次拖着病体走上讲台。

——1月15日上午，坐落于山腰的教学楼前，那110级台阶再一次承载了他那异常沉重的步履。他来到教室，为政治系学员3队的学员们上完本学期的最后两节课。事前，已经了解方教授病情的学员们被叮嘱课间休息时不要围着方教授问这问那，让他歇一歇，更不能谈及病情。休息铃一响，学员们都很乖巧地躲避方教授的目光，反倒是方教授把大伙叫到自己的身边，问：“我讲课的声音你们都听得清楚吗？”学员们点点头。方教授解开衣襟，露出身上插着的导流管，一脸的歉然：“我病了，讲话有点费劲。不然，我会讲得更好更响亮的。”两节课上完，方永刚一字一顿地说：“祝你们成功！”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教室里的空气，凝重而悲怆。

——大连市地税局第三稽查局的吕莹讲起方教授于今年1月22日前去该局讲课的前后。“我是一月初跟方教授联系上课时间的，他对患病之事只字未提，爽快答应22日前来讲课。”多次登上地税局讲台的方教授，过去一讲就是半天，但这一回，在讲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他逐渐大汗淋漓，体力不支，只能来个急刹车，愧疚地说：“看来只能坚持到这儿了。我得了结肠癌晚期，正在化疗。”听众十分震惊：“病得那么重就别来了，等病好了再讲。”他回答：“我喜欢给大家讲课，在讲台上，我感觉不到自己是个病人。”说完敬了一个军礼，平静地离开教室。吕莹说：“我们自发地站起来，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方教授道别，这在我局政治教育的课堂上是从来没有的情景。”

如今，正在北京301医院治疗的方永刚暂时离开了最钟爱的三尺讲台，但对讲台的牵挂却一刻都没有停止。他说：“我要把这次生病当作行军途中的一次‘稍息’，一次精力和体力的集中‘充电’。只待养精蓄锐之后，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创新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去，这是我的生命之约。”





无怨无悔的人生选择

男儿如果有泪，不因惧怕，不因疼痛，只因触碰了那根最柔软的心弦
采访的那天，有那么一瞬，我看到他喉头凸动，泪要涌出眼眶。他很利索地把食指探入镜片后面的眼角，轻轻一揉，复归常态。至于那类似于京剧花脸的嗓音，则一刻都没有哽咽甚至停顿，仿佛刚刚弹去的，只是眼角的一粒尘埃。
这个举重若轻又举轻若重的动作，是谈及含辛茹苦养育之恩的情难自禁：“1985年，当我穿上军装、光荣证送到老家的时候，全家都哭了；当我把第一个月工资100元钱寄回去的时候，我的父母急不可待地去取，抢着看……”
小时候食不果腹的穷苦时光，至今都在他的梦境中浮现。他的儿子方舟在大连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我问：“你父亲希望你以后考什么大学？”“复旦大学。”“为什么？”“他说那里的伙食不错。”——方永刚，这个曾经的苦孩子，用一种几近原始本能的感觉在诠释着之所以这样选择的理由。
我从辽宁带回了一叠他讲课时的影像资料。随手可拾的画面，竟然也是同样的男儿泪！热泪肆流时，他正念及党的恩重如山。正是改革开放，他成就了上大学、参军入伍、成为军队政治理论教员等原本无法实现的梦想。“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能选择三尺讲台，也是出于另一种几近本能的报恩。恰如他的肺腑之言：“我一直把党的创新理论当成自己的灵魂，把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当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生命的激情、生活的乐趣都在于此！”如今，患结肠癌晚期的他仿佛惊涛骇浪里一叶飘摇的扁舟，内心却风平浪静、无怨无悔，他说：“我已经把生命中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状态，都用在了钟爱的事业上，这样的人生选择没有遗憾。”
在土改中被定为富农的老方家，在永刚的父辈们手里分了家。十年九旱、异常贫瘠的三垧土地，即使是最乐观的收成，也会让母亲一到做饭就拍着大腿哭：“7个孩子咋吃得饱？”
排行老六的小永刚弄不明白：贫下中农的孩子可以当兵当工人，为什么哥哥们却不可以，甚至娶不到媳妇；全家人都在拼命干活，为什么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的学习比别人好，为什么无望上大学、当老师……随着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所有的疑惑有了答案。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擦亮了党、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也让年幼的方永刚看到了通过考大学改变自身命运的曙光。
1981年的那个夏天，上海的月台。细瘦的方永刚背着一包被褥，迈下绿皮火车，也迈开了前往复旦大学的求学之路。接站的老师和同学问他：“行李呢？皮箱呢？”他憨憨地笑笑：“都没有。上海是亚热带，不会冻坏人的。”大伙也笑了：“这里冬天没有暖气，非常寒冷。”
复旦的救济被和每月23.5元的助学金渐渐洗褪了方永刚的寒酸，当初因肚里没有油水而每月50公斤的骇人饭量，随着副食的增加逐步回落到20公斤的正常水平。当然，变化远远不止这些。“党和国家供我念书，我一定要好好念。”于是，这个从偏僻山沟里出来的“啥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子，把自己置身于书的海洋：大一读了上百本中西文学作品；大二读了中西哲学史、思想史；到了大三的时候，已经可以和班里的任何一个同学公开辩论。徜徉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印象派、功能主义等林林总总的思想流派，他最终将主攻方向放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并通读了马恩四卷、列宁四卷和毛泽东四卷选集。方永刚把在复旦大学的求学时光看作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从思想史的高度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当代史的发展的问题，养成了理论思维的习惯。”
1985年，从象牙塔里走出的方永刚选择到海军政治学院（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前身）任教，同时圆了他两个儿时的梦想：当军人，当老师。在这里，他倾20余年之力，研究当初改变他个人、家族和国家命运的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如何将这些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党的创新理论从书本变成活生生的实践？如何让理论一经群众掌握而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些思考早已从原始的冲动，升华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说：“我不信宿命信使命。”
就是这样一位坚信党的创新理论的年轻教官，却差点因为扛不住生活的重压而离开三尺讲台。父母兄弟节衣缩食，供出了唯一的大学生；他工作10年却无法给家人更多回报。咬牙之下，他于1995年相继4次提出转业，打算下海经商。惜才的学院领导真心挽留，他最终选择留下。
差一点就这样抛却自己的挚爱，这段“小插曲”过后，方永刚对工作更是倾注了失而复得般的热忱和激情，当年即获得教学奖、科研奖，并荣立三等功。对于他的亲人，他虽然无法以更多的金钱去报恩，但他用孝心送走了自己的父母，用舐犊之情陪伴儿子成长，用相濡以沫之爱给妻子最体贴的呵护，用手足之谊给家族最热心的帮扶。在亲人眼里，他是一位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好兄弟。
他的人生这般精彩！当他向我们讲述他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的矛盾，脸上带着骄傲：“我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达到了一种和谐。”是的，他没有遗憾。“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之钟停摆了，我愿意把他定格在自己的岗位上，永远保持一个思想理论战线英勇战士的冲锋姿态，让有限的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而燃烧！”

至真至情的理论之光

你能想象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每年花上5000元用以购买书籍吗？方永刚恰恰做了
在大连采访时，我来到他家那间小三居。自打被家人称为“永刚广播电台”的方永刚住院治疗以后，这个热闹的家庭安静了很多。岳父和儿子正在家里，他们将我迎进每一间房间。这些年来，方永刚倾囊救治长期患病的父母直至为他们送终，自称“家族精神支柱”的他也不曾间断对众多兄弟及家族晚辈的接济。负担很重的这个家，经济状况近两年才稍稍好转，但还没来得及添置任何一件新家具。不过，他的书房，光从“软件”的角度，不可不谓之“豪华”。六个规格一致的书橱以顶天立地的姿态占据了书房的整整一面墙，里面的书籍塞得满满当当。更有一些塞不下的，成堆成摞地码放于书桌以及屋角。同样，在他的办公室，最抢眼的还是书橱。这成千上万册的书，他果真都会去看吗？我随手翻开几本，无一不是圈圈点点。
最烂熟于胸的一本书，一定就是我在大连舰艇学院“方永刚先进事迹展”上看到的那本《邓小平文选》，1983年版。书旧得不能再旧，翻开来，满眼都是红道道、蓝杠杠，旁边还有许多注解和心得。同事车跃丽说：“方大哥都成了大家的工具书了。我们想找邓小平同志的某句话，他会告诉我们在哪一章哪一篇甚至哪一页。”
方永刚喜欢理论工作。“常说理论是灰色的，但在我的眼里，理论是非常鲜活的，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对实践及时做出反应的理论，是来自实践、指导实践的理论。”如果你有幸听过他的课，你也会相信，理论有着亲和而美丽的色彩。
方永刚讲课有三个条件：准备一条毛巾用来擦汗，准备白开水随时要喝，了解听众的年龄层次。除此无它。
每一堂课，不管听众是十几人还是上千人，他都激情四射，达到忘我境界。知道方教授讲课精彩，部队和地方总是争着请他。这5年来光是时事讲座就作了不下500场。
——最晚的一堂课。1998年10月，前去长山要塞进行函授辅导的他在晚上9点钟讲完课，战士们都赖着不想走，要求方永刚再给他们讲国际局势，一直讲到晚上11点半。战士们没有一个离开，外面还围了一群抱着孩子的家属。他们入迷了。
——时效性最强的一堂课。北京时间1999年3月25日凌晨3时，科索沃战争发动首轮空袭。前往石城岛要塞函授辅导的方永刚一早打开电视，得知这个消息。吃早饭时，要塞区政委试探性地提议，能不能把上午的辅导课程调到下午，先给官兵讲一讲科索沃战争。长期关注和追踪科索沃战争的方永刚二话没说，就开始整理讲课思路。8时30分——战争打响5个半小时之后，方永刚几乎是第一时间把战况分析和中国政府的态度传递到了战士们那里。他一连讲了3个半小时。
——不得不暂停的一堂课。2001年暑假期间，他在小龙街讲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时，用身边大量的生动事例进行阐述。一位老人听到他的讲解，触景生情，竟然失声痛哭。老人心脏不好，讲课不得不暂停了5分钟。
……
驻沈阳铁路局军事代表办事处政治部原副主任佟小侠向我回忆起他最早聆听方教授讲课时的情景：“那是2001年夏天，方教授围绕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为我们作辅导。我本来就是搞政治理论的，已经学习了讲话精神，不认为他能谈出新东西来。于是，我带上一张《参考消息》，打算在听课过程中看。但结果是，这张报纸所有能写字的空白的地方，都被我当作临时笔记本，记录下了方教授精辟、独到的阐述。”
在不少人眼里，理论是相对枯燥的，而方永刚是如何在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中架起一座桥梁的呢？他告诉我们：“我党的创新理论来自实践，集合了党的智慧。但它毕竟是理论，是抽象的、逻辑化的理论，必须用形象生动的表述进行传播，才能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这就要求我要真学、真信、真用，还要掌握真情传播的方法。”
“大家之所以喜欢听我讲课，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方永刚说，“第一是抓住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不回避问题；二是紧紧把握主旋律，不是散布一家之言、歪理邪说；三是因人制宜，听我讲课的人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大学生、干部、军人、工人、农民，一定要用他们习惯的语言去讲，考虑他们的接受能力；另外就是知识性、趣味性、前沿性。”比如，在阐述构建和谐社会的含义时，他说：“‘和’就是人人张嘴有饭吃，‘谐’就是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力。”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说文解字，一下子把和谐的道理说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这就是“方氏”讲解法。

后记
北国的早春，寒气沁骨。方永刚的办公室里，椅子上那一方不合时宜的凉垫儿，将记忆拉回去年的夏季——把新调整好的排课表压在台玻璃底下，他兴冲冲地背上行囊前往北京，参加国防大学的短期培训。本打算“充电”后继续大干一场，回程时旋即袭上的难忍疼痛却将他送上病床。
我坐在那把电脑椅上，凉意一点一点弥散全身。难道说真的天妒英才，吝啬给予他更多的时间？就连他的博士生导师黄金声，也只能眼泪和着叹息：“我今年62了，可他，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啊！我们的党，我们的百姓，那么需要他……”
我突然间记起他的生命之约，“我和冬天有约，白雪皑皑的时候，我要再次走上我心爱的讲台……”如果这样，那么，那一方凉垫儿，不过多了一年的等待。
我还想起他的儿子，和父亲如出一辙的乐观和坚强：“得癌症去世的人，很多是吓死的。我爸爸不怕，而且得到了最好的医治，我相信他能挺过难关。”
这样想着，心头渐渐回暖。我在给他的留言簿上留下我的暖意：“但愿上帝只是和您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用一点点的皮肉之痛，让您知道张弛有度。期待您的音容笑貌，依旧在三尺讲台绽放如花。”但愿我们的这股暖意流淌进他那春光明媚的心田。
他不寒冷，也不孤单。
第二十届中国新闻三等奖

好记者陈中华的“三不”情怀

编者按：
伟大的时代,呼唤杰出的记录者。新闻工作者,就要做时代的记录者。今年夏天,山东省媒体和本报先后集中报道了《大众日报》社高级记者、一级作家陈中华的感人事迹。他像一棵从新闻实践中长出来的大树,为同行者标示了前行的方向。读罢陈中华的事迹,有人赞叹不已,有人热泪盈眶。他的确是当代记者的好榜样，是我们身边优秀新闻工作者的代表。11月8日中国记者节将至,本报今天特刊登陈中华的后续报道,意在提倡为人民而写、与时代同行的精神。
陈中华,山东大众报业集团高级记者、一级作家、共产党员。一名“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一个“三贴近”精神成就的新闻工作者,一位怀有“三不”情怀的好记者。
不能浅不能粗不能浮
陈中华有个采访原则,叫“从下而上”。作为省级党报的记者,他总是通过农民来信来电时提供的联系地址,一下到地头,先采访当事人、查验资料,然后找村干部核实,最后再找地方政府或有关职能部门了解情况。大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总编辑傅绍万这样说:“陈中华不到现场不写稿,要写稿必到现场。”
鱼台县古亭镇姜庄村农民马宜场与陈中华结识于2002年。当年,村民因为当地土地承包问题意见很大,想请党报记者过来采访。陈中华先坐长途车、再坐农用车,最后步行穿过几百亩苇子地来到村里,到时已然天黑。“也不吃你的饭,也不喝你的水,也不抽你的烟”,马上就开始采访。
一次采访完成、一篇报道刊发,并不代表事情的解决。陈中华一直关注着事情的进程。2003年“非典”期间,陈中华照旧来该村采访,由于有人误传他从疫区来,险些被当地医务人员“强行隔离”。可是当医务人员报出陈中华“体温正常”时,早已等在旁边的上百位村民欣喜不已,“哗”地一下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足足持续了两三分钟。
在陈中华报道的影响下,姜庄村的很多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马宜场还带领农民成立了农民合作社农资服务站。今年八月,他和村民在站里订的《光明日报》上看到了报道《当代好记者陈中华》,激动不已,说:“好人一定有好报,好记者社会一定会认可。”
了解的人都知道,陈中华采访,不浮光掠影,不浅尝辄止,一定要有立场、有深度,引起反思甚至提出建设性意见。2003年到2005年,他在《大众日报》政教部工作,负责民政系统的新闻报道,救助站、福利院、信访办、殡仪馆成了陈中华的采访基地。两年间,他先后写出了《少年儿童流浪乞讨现象透视》、《关注城市乞讨》、《市领导公开接访记》、《农民朱树然上访息访始末》等一系列深度重大报道。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还给相关部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史本军对此深有感触,“陈中华的报道中有句话——‘流浪儿童是社会犯罪的预科班’,一语破的,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不畏难不畏险不畏苦
陈中华采访不畏苦。搞农村土地承包调查,坐长途车、搭农用车,辗转近二十个县、区,走访三十多个村庄;写高中教育系列报道,奔赴济南、青岛、枣庄、平度、寿光等八九个市县,采访十几所学校。在济南某著名高中采访时,陈中华在校长室门外的走廊上站着等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得到了一次珍贵的采访机会。
陈中华采访不畏险。搞舆论监督,遭遇“村霸”抡铁锨;写打假报道,赶上“李鬼”放恶狗。在一次鲁中某村的采访中,陈中华被二十多个不明就里的农民团团围住,情况几近失控。他冷静自若,向村民们耐心解释采访动机,终于有惊无险。
在陈中华眼里,这些都不难,都不险。正如同事徐少林所说,因为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他把所有的苦都变成了乐”。真正的难和险是2006年的一场生死考验。
那一年,正在采编一线干劲十足的陈中华忽然被查出患了鼻咽癌。一天呕吐十几次,屡次在放疗机上晕厥,陈中华仍没放下手中的笔。癌病房里观察、体验到的一切,时时向他提示着一个新闻人的责任与担当。在那段与疾病角力的艰难时期里,陈中华采访本上出现的是这样的题目:《提高癌症治愈率,基层医院急需规范》、《专业的医疗陪护需要大量增加》。他在鬼门关上站着,社会意识和责任意识却仍然清晰,“我要活着,哪怕做个残疾人也好——只要能继续写稿”。
2007年初,劫后重生的陈中华回到了报社,体重下降了四十斤,很多人都认为,老陈会因为身体的问题退居较为清闲的岗位。事实恰恰相反,2007年中,陈中华通过积极竞岗,又回到了工作繁重、任务重大的《大众日报》特派记者组。
2007年11月底,他开始调查报道济南社区供暖问题。济南市供热办、黄台电厂、各个居民小区,他骑着电动车跑了上百公里。天寒地冻,又在癌症康复期,采访第一天,陈中华就开始发烧了。重症之后身体有恙,这是非常让人悬心的事情。陈中华却把心一横:“就是真复发了也不差这两天,先把稿子交上再说。”到底是交了稿才去打吊针,而这场感冒足足持续了两个月才好。
陈中华在工作中度过了他的两年癌症康复期,仍然三天两头地下乡镇、访社区。病后恢复的第二年,他就因为稿件数量和质量名列前茅,力拔大众报业集团“十佳记者”头筹。
不迷官不贪财不媚俗
陈中华是资深记者,但不是“官”,在他眼里,新闻写作才是他的“命”。
陈中华曾任山东省《作家报》副总编辑,是一级作家,文学作品已经有广泛的社会影响。1999年报刊整合,他进入了大众报业集团。由于职务问题不易协调,陈中华以42岁“超龄”记者的身份,重返了新闻报道第一线。
以普通记者身份回到采编一线,他不急不恼,不要官、不跑官、不抱怨。特别是进入负责重大、深度报道的《大众日报》特派记者组之后,他就更加如鱼得水、乐在其中了。组内五六个同事,他年龄最长,写稿数量和质量却总是数一数二。组内同事宋弢说:“我们特派记者组很早就以陈中华为榜样了,他开拓了《大众日报》更深的、更新的报道领域。”
这更深的、更新的报道领域,不仅仅指那些来自于地头、来自于基层的民生报道,也指那些具有前瞻性的、富有建设性意见的经济类、社会发展类报道。陈中华的调查性报道囊括房地产、股市、民间借贷、国企重组、中小企业生存等等主题,报道刊发屡屡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出台相伴随,极富思想性。2004年起,陈中华就开始关注山东省的“浙商现象”,跟踪报道浙商的投资、经营情况。山东浙江商会对老记者非常信任,一有线索或活动总要提前通知他。由于这层关系,有人托他向采访对象拉广告、搞投资、要内部价的房子,全被他拒绝了。
陈中华深怀党性原则、群众立场、责任意识,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发展,这些都被他看成自己的使命。
(另参见8月24日本报通讯《当代好记者陈中华》等报道) 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三等奖
李黎明：丰碑树立在人民心上

新学期开学前夕,8月24日中元节这一天,旭日跃出山头,湖南省宜章县迎春镇学校的师生围在山下一座坟茔前。
大家手捧鲜花,忘不了长眠在这里的校长李黎明:扎根山区教育、呕心沥血27载,在贫困乡镇办出了先进教育。2009年9月14日,因疲劳过度诱发心脏病,李黎明与世长辞,年仅46岁。
师生们噙着泪水吟唱他们为校长作的歌曲《黎明要远行》:“昨夜蜡烛泪涟涟,今朝春蚕丝已尽,摘朵山花送黎明……”
“怎么没有立碑?”有学生焦急地问。老师告诉孩子,按照当地风俗,入土三年后才能立碑。“如果立碑,碑文上要写什么话呢?”人们在掂量，在追忆……小学部校长李祥斌说,碑文要写上李黎明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学生的安全比天大”
李祥斌现任迎春镇学校小学部校长。作为李黎明多年的副手,他对黎明校长牵挂学生安全印象深刻。
李黎明1983年开始走上讲台,2006年下学期担任迎春镇中心小学校长。开学不久,由于工程欠款纠纷,承建畔头村小学的包工头身捆炸药冲进正在上课的教室,扬言不付清欠款就与师生同归于尽。紧急关头,李黎明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去做人质。他对镇领导说:“这里是我的岗位,要死,应该我去死!”
李黎明只身从容地走进校园,与包工头谈判,达成由个人担保的还款协议,并换回被挟持的40多名师生,成功化解危机。
冒着暴风雨骑摩托车赶20多里路,转移在危房上课的师生;冒着被甲肝传染的危险,骑摩托车送患病学生就医、逐一探访患病师生一百多名;身背柴刀,骑着摩托车在上学路上巡查,爬上大树砍掉接近高压线的枝丫……
李黎明在大会上强调:“学生的安全比天大。抓学生安全要天天讲、时时抓、秒秒防”。学校制定了门卫、值班、环境卫生、疾病预防等各种安全管理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只要有学生在校,李黎明无论多晚都要赶回学校宿舍住。他坚持做到升旗、降旗、吃饭、放学和两操“六到场”,坚持每天晚上10点以后单独对学生寝室进行巡查。2007年7月的一天晚上,他在巡查时发现4年级学生廖利香摔倒在女寝室楼梯口,这名学生患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靠双拐行走。李黎明扶起她,见她小便失禁,又及时将她送到医院。3年间,李黎明只有两晚因出差没在学校住宿,先后护送120多名学生到医院就医,消除各种安全隐患60多起。
宜章是革命老区,又是省级贫困县,在李黎明任校长之初,全镇有三成多学校设施被鉴定为D级危房。他东奔西跑争取到300多万元建设资金。李黎明精打细算,天天守在工地上。一些建筑老板被他感动,自愿零利润承建学校工程。3年中,有13个教学点添了新教学楼,新增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
近5年，李黎明找学生谈话3000多人次,家访2000多次，资助学生390多人次。李黎明和妻子月工资合计只有4000多元,自己过着清贫的日子。一次,李黎明母亲生病住院,只好借了2000多元应急。
迎春镇的青壮劳力大多外出务工,学校有八成学生是留守儿童。李黎明认为心理健康是保障学生安全的重要因素。他安排教师与留守儿童结对担任“临时父母”。他预备了一张饭卡,一日三餐守候在学生食堂,随时准备为饿肚子的贫困学生打饭。李黎明逝世后,人们从他口袋里翻出一元面值的钞票共19张,因为有时食堂没饭了,他只能给学生买面包吃,那是他专为学生预备的零钱。朱兰德、朱兰双两姊妹家庭困难面临失学,他一帮就是三年。有13个七八岁的留守儿童生活不能自理,被李黎明安排住进自己的宿舍。李黎明悉心照顾他们3年,直到李黎明去世。 翻开13个孩子的学生档案,家长联系电话，填的全是李黎明的号码！
教师陈娟说,碑文要记上李黎明所做的——
为教师掏出一颗心
5个特岗教师哭得伤心。
她们是去年9月分配到迎春镇的,李黎明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将她们感动。易芬老师记得她曾给黎明校长发短信:“您的热情和温暖让我们感觉回到了家,让我们坚定了留下来的信心!”
李黎明上任之初,迎春镇教师缺编57人,106名在职教师人均年龄超过51.8岁。除了工资,学校没有能力发一分钱补助。李黎明实施以“相信人、鼓励人、成就人”为内涵的“爱师工程”,通过感情留人、事业留人,激发教师潜力。他推心置腹地说:“我们都是当教师的,我深知教师清苦。我做校长的手里没有多少钱,为搞好迎春的教育事业,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掏出我的这颗心。”
李黎明有个本子,详细记录教师情况。逢年过节登门慰问,婚丧嫁娶抽空参加;教师生病住院,他安排人轮流探视;教师有困难,他召集大伙一起想办法。李云标老师的儿子因车祸身亡,李黎明经常陪伴着李云标,安慰他,帮助他走出人生低谷。在李黎明感召下,校领导欧贵明说服妻子,克服困难,主动请缨到山上村任教;周友才等5名教师退休后,仍然坚持在教学一线……
李黎明采取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选送教师参加培训,广泛与兄弟学校开展交流。年轻教师陈娟是2006年参加工作的。李黎明经常听她的课,安排她参加培训,推荐她代表学校参加教学比武,使她迅速成长为骨干教师。近3年,李黎明听课达230多节。他在笔记本上写道:“促进教师教好课是一个校长最根本的事、最骄傲的事。”
李黎明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注重师德修养。针对个别教师“上班不敬业,留下时间搞副业,上课讲一半留一半,留下学生开小灶”现象,他找人谈话严厉批评。有部门来校强行推销不合适的教辅资料,他强调不能增加家长负担,硬是顶了回去。
几年下来,素质教育观念在迎春深入人心,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第十届全国中小学生电脑制作优秀组织单位、学生电脑绘画湖南省一等奖、郴州市新童谣吟诵比赛三等奖、县教学常规管理先进单位、县教育教学督导评估三等奖、全县科学实验创新课比武一等奖……2009年,全校有32名教师受市、县、乡表彰。迎春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连续保持100%,穷乡镇办出了先进教育。
镇党委书记李智勇说,碑文要刻上李黎明的格言——
“我是农民儿子的老师,我更是农民的儿子”
迎春镇党委书记李智勇告诉记者:最忘不了的是黎明校长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是农民儿子的老师,我更是农民的儿子。”
村民李玉兵迷上打牌赌博,李黎明教育他戒掉陋习,资助他开发了500多亩经济林。青年李克涛性格偏执,放火烧毁自家房屋,李黎明开导他走上正路。李黎明鼓励儿子、媳妇回农村创业,开垦荒山种油茶,建设新农村。
2008年,大坪村村干部换届选举,李黎明提醒大家:一定要选能力强、作风正,为老百姓办事的人。7个村干部当选,李黎明自己掏钱买来7个崭新的公文包一一赠送。村干部接过公文包,感到沉甸甸的期望。
李黎明有一次与李智勇谈心:“我庆幸我是一个教育者,有机会思考一些问题。虽然我的思考微不足道,我的影响更是小得可怜,但我要用我的努力去影响我的学生、我的同事、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懂得真诚懂得爱,学会做人,比学会知识更重要。”
乡村马路通车了,李黎明组织学校教师义务帮忙主持庆典仪式;经常组织师生参与农村文化活动,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哪户村民吵架闹矛盾,李黎明就到哪户登门调解;发现特困村民和五保老人遇到困难,他嘘寒问暖,送吃送穿。仅在大坪村,受过李黎明资助的村民就有30多人。他是迎春镇老百姓最信赖的镇人大代表。
2009年9月14日凌晨,也就是他获得“湖南省优秀教师”称号的第3天,李黎明心脏病突发,睡下不再醒来。
数千名干部群众赶来为李黎明送行,场面悲壮,感天动地。
宜章县委书记向曙光对记者说:“李黎明的精神内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值得全社会学习。”
李黎明走了,3年后才能树碑,但是一座精神丰碑,已经树立在上学路上,人民心中。

评价：
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下，教育界屡屡曝出各种负面新闻，甚至是丑闻，如学生安全问题，素质问题，教师唯利是图，学术不端，教德滑坡等等。一个看似是常识，却具时代性的命题在拷问：一个人民教师应肩负怎样的职业操守？一名教育管理者应担负怎样的教育使命？
作品以丰碑相串，从学生、教师、社会三个层面立体地反映了李黎明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难能可贵的师德和为师之道。用大量的数据和感人的细节，呈现了一个闪耀着人格光芒的有血有肉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的高大形象。李黎明重视人格教育，做到言传身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他扎根贫困地区，践行先进的素质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在“穷乡镇办出了先进教育”。
作品感人至深，耐人寻味。作为一个德才兼备，献身教育的典范，李黎明传承了中华文明敢于担当，勇于坚守，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作者采访扎实，细节挖掘深入，数据运用精当，结构精巧清晰，语言简练，富感染力。
另外，作品也间接地反映了当前贫困地区亟需改善的教育环境、留守儿童教育等诸多需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作品之外的意义。 第二十届中国新闻三等奖

好医生王争艳，从医25年，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

上医之境

文/记者 谢东星 田巧萍 鲁珊 彭学明 通讯员 袁英红 李京

图/记者 蔡晓智

昨日，武汉市汉口医院医生王争艳在社区医生岗位上正式退休。

9月25日，经过36000多市民无记名投票，她从20000多名医生中当选“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

最后一天

2009年12月22日清晨。王争艳起床，简单的早餐后，骑着自行车出门。

天蒙蒙亮，已有病人在汉口金桥社区卫生中心外等候，王争艳裹着一身寒气到达。55岁的王争艳，头发花白，脚上是一双已不多见的翻毛皮鞋。她在那件旧旧的黑色棉衣上罩上白大褂，习惯性摸了一下装备：左上口袋里的小电筒，左下口袋里的棉签，右下口袋里的听诊器。一天开始。

王争艳说话语速快，音量大，常伴手势，这是长期在嘈杂诊室里工作养成的。不过，她有个习惯——从不打断病人讲述，始终微笑着注视对方。接下来，她用双手为病人做检查。这是一双关节粗大、皮肤粗糙的手，多年来，这双手已像一台精密仪器，可以在病人就诊的几分钟里，基本锁定病源。

不敢喝水，以免如厕。一直到中午12点半，病人稀少，她才敢在微波炉里热一下中饭——那是家里头天晚上吃剩的饭菜。没有午休，王争艳始终呆在诊室，重复着上午的繁杂。没有下班时间，最后一个病人离开，王争艳才能善后：收好一天的病历资料，脱下白大褂，检查一下小灵通是否通畅——她的小灵通号码就贴在诊室里。

冬日的太阳已落下，很冷，王争艳走出大门，深呼吸。这是医生王争艳重复了25年的普通一天。这是医生王争艳的最后一天。从这一天起，她正式退休，25年的医生生涯，在岁月的流逝中划上句号。

9月25日，她成为30名“江城好医生”中的一名。这是她医生生涯中最后一个荣誉，也是她最看重的一个荣誉——她视之为老百姓为她送别的歌声。

上医之境

1984年，30岁的王争艳从同济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前30年，她随南下军医的父亲和在医院做护士的母亲在洪湖市长大。少年时最清晰的记忆来自母亲。这位在手术室工作的护士是O型血，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挽袖子为手术台上的病人献血。23岁考上大学，途中因严重的肺结核休学。这段病人生涯，为王争艳的人生规划完成最后一笔：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30岁的王争艳在武汉市汉口医院（原汉口铁路医院）开始了医生生涯。做了11年的内科住院医师后，在医院下设的四个门诊站点担任全科医生，最后成为一名社区医生。

一代名医裘法祖，曾给王争艳上过大课。裘老仙逝时，王争艳自觉没资格以弟子名义送行。但是，25年后，王争艳依然能背出裘老师在大课上说的一段话：“先看病人，再看片子，最后看检查报告，是为上医；同时看片子和报告，是为中医，只看报告，提笔开药，是为下医。”

王争艳自认是个合格的学生。她对每个病人都严格的执行教科书所教“视、触、叩、听”原则。因此，她自信的说，病人走进诊室10分钟，她心里就有谱了。黄陂农民刘耀东深有体会。他因持续消瘦四处求医，做过上千元的检查仍无果。王争艳用双手为他“摸”了10分钟，问“您是不是得过血吸虫病？”刘耀东惊讶：“几十年前的事，您怎么晓得？”——谜底揭晓。

患者王荣华患有世界罕见的“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理论上应长期住院。但王荣华穷得连医保中自己支付的部分都拿不出来，王妻说，丈夫将不死于病，就死于钱。王争艳的方案是，抢救一缓过劲就回家，她来根据病情调整药物，王妻拿处方去药店买药。这一方案，已维持一个罕见疾病患者的生命十余年。王妻说，没有王大夫，就没有我丈夫的命，我这个家就完了。

王争艳曾不好意思的说，做医生，对治病是有瘾的。不久前，有个甲流病人就诊，久治不愈。王争艳观察后说，可能合并支原体感染，要抽血。久病之人怒气一触即发：久治不愈，又不能出门，不来医院。王争艳说，你不来，我亲自到家里替你抽，你不愿付费，我出钱替你付，血一定要抽。检查结果出来——支原体阳性，需要疗程治疗。

大爱无疆

能治好病，是合格的医生，能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才是好医生。25年来，王争艳只有这么一个心得。

50岁的王爹爹是高血压病人，在顶级大医院领到了每月800元的处方单——超过他每月退休金的一半。王争艳为他调整处方，每月只需80元药费。王争艳说，没有诀窍，任何一种病，都有可开可不开的药，都有高中低价位的药物，就看医生一支笔。

王争艳从医25年，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至今还常开两毛钱的处方。她解释，阿托品，调节心率，就只两毛钱。

有病友如此推荐王争艳参评“好医生”：她时刻为病人着想，是个干干净净的医生。

王争艳笑道，我不是为病人着想，我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王争艳所在的医院，服务辖区内多是经济能力不高的居民。王争艳本人，现在每月收入两千元左右，丈夫是车工，每月扣除三金的净收入约六百元。一家三口18年来住的房子不足50平方米，读大学的儿子，至今还睡在阁楼上。洪湖市老家的老人到汉，一家三口要挤儿子的阁楼，把床让给老人。

王争艳说，我是怎么过日子，我的病人就是怎么过日子；高一点贵一点的药，我下不了手。25年来，最初的不忍逐渐成为习惯，她的处方，就像海绵里的水，越挤越干。她的生活，也形成了习惯，一分钱一角钱都会攒起来放在小盒子里留着买菜用。一家人很少上餐馆，家里的电视还是17吋的老古董。

然而，今年3月，几个同事突然上门，逼着借钱给她，要她到隔壁新区买房，房子都替她看好了——此时金融危机，房价便宜。王争艳最后招架不住，借款36万元，买下一套46万的一楼住房。“逼着借钱”的同事只有一句解释，这么好的医生，不该住这样的房子。

王争艳不觉得苦。她先后呆过4个门诊站点，每到一处，既有老病人辗转追随，又有新病人聚少成多。她说，医生怎么样，其实同行和老百姓心里明镜似的，只看人家说不说，怎么说。

因为病人经济条件普遍较差，王争艳有替人垫钱的习惯。几块钱的挂号费，十几块钱的药费，她常垫，但是多年来，却保持着一个纪录：垫出去的钱，从来没有不回来的。一个农民工在工地摔伤，连缝合带药费30元，病人只有20元，王争艳垫了10元钱，木讷的民工连个谢字也没有。第二天，一瘸一拐的病人却捏着10元钱回来了。

王争艳常说，她只是尽医生的职责，病人回报的却是更加的良善和信任，他们的爱更大。此次评选“江城好医生”，可以上网和电话投票，但很多人，搭着公汽，辗转半个江城，来投她一票。

一件制服

王争艳的母校同济医科大学，是全国有名的医科学府。她的79级同学们，大都比她小十岁，如今正是各大医院顶梁柱。与她一同分到汉口医院的3名同学，一名高飞，一名南下，一名已是科主任；只有她，越做越“沉”，起初是本院住院医师，后来到门诊站点，最后做了一名社区医生。

汉口医院的负责人说，没有办法，王争艳就是一剂药，放她到哪里，哪里的门诊就能“活”。她到金桥社区3个月，这个门诊就扭亏为盈。“处方廉价，何能盈利？”局外人不解。内行解释，说俗一点，就是薄利多销。

2009年，王争艳第一次参加了同学聚会，这是79级同学入学30年纪念。10年、20年纪念时，她没去。她的同学大都住着高档小区，开着名牌小车，而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她不好意思。30年聚会时，有同学出妙招，每人发一件制服，大家穿着同样的衣服去参加，她答应了。

回来时，她带回一本30年纪念相册和一件制服。相册上，当初的青涩少年，而今神态各异，但制服却是一统的。儿子笑，不如都穿白大褂去好了。她正色道，白大褂是对病人穿的，制服是对同学穿的，要是年年碰头，都穿同一件制服，她还是愿意经常去与同学、同行、同道们相会。

评价：
①主题重大。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百姓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25年，王争艳坚持“花最少的钱治好病”，用处处为病人着想的真心和一个个小处方化解了无数个市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大难题。新华时评：“王争艳的事迹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找供了一个现实的蓝本，让人们看到了医疗服务行业纠偏的希望”。
②采访深入。4名记者蹲守式采访三个月，挖掘出王争艳至今还开两毛钱的“小处方”；找到了王争艳用最基本的医疗手段救活的王荣华等患者；深入到了王争艳宽厚的内心和她蜗居的不足50平米的陋室。
③细节真实。记者还原了王争艳行医“视、触、扣、听”的生动画面；一个个细节，诠释了医者的价值和人性的光辉。 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三等奖
沈战东：永远走在青春的路上

青春年华，在他28岁生日这一天，戛然而止。
爱与梦想，在他疲累至极酣然入睡的一瞬间，也突然止步。
1月30日零时30分许，年仅28岁的郑州援疆特警沈战东，一个工作起来可以用“拼命三郎”来形容的英俊小伙，连续工作24小时后，在乌鲁木齐驻地备勤岗上，猝然离世。
医生开出的诊断书上写着：劳累过度，猝死。
那一天，是沈战东和战友们援疆的第206天，也是他和新婚妻子婚礼后的第55天。
沈战东，河南省新郑市人，1982年1月30日出生，郑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特警四大队民警，三级警司警衔。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愿意停下脚步，今生为祖国放哨站岗。———摘自沈战东2010年1月20日日记
生命在维稳一线停转
1月29日晚至1月30日凌晨，对于沈战东的亲人和战友来说，是此生难以承受的一夜。
沈战东的爱人王晖和往常一样，在郑州家中，等待着沈战东的短信或来电。2009年12月6日，谈了4年恋爱的他俩，刚刚在沈战东的家乡新郑市办完婚礼。 1月13日，沈战东就到郑州市特警支队请命，再赴援疆前线。
29日晚，沈战东给王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自己正在备勤。两人聊了会儿新装修的房子，沈战东还乐呵呵地给不知何时才会有的孩子起了个名字。过了一会儿，沈战东说：“你先睡吧，早点休息，我累了。”
王晖答应了，可她睡不着。按惯例，每天战东在临睡前还会给自己发个短信。她等啊等啊，这条短信一直没发过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王晖忍不住拨打沈战东的手机，可一直没人接。她坐起身来，给沈战东发了条短信：“老公，你平常那么爱说话，现在怎么不理我了。你不是说过年让我来新疆吗”。
王晖不知道，这条短信，沈战东永远也看不见了。
就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沈战东的宿舍里，正在经历着一场生死营救。
从2005年起与沈战东一起入伍、一起参加援疆任务，又住在同一宿舍的郑州援疆特警申晓飞，清楚地记得当晚发生的一切。
“战东那一晚上不停地和我说话，好像一辈子的话，都想一个晚上说完一样。”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申晓飞点燃一根烟，猛吸两口。
他说，白天大家连续巡逻、训练已经整整一天，而沈战东加上头一天的轮值，已经有24小时没休息了。
申晓飞半开玩笑地催沈战东：“你不累吗，烦不烦啊？快睡吧。”
沈战东干干脆脆地答了句：“好”。倒在床上后，他就再也没了声息。
“其实战东爱人的电话打来时，抢救医生告诉我们，战东……已经走了。”申晓飞眼泪再也忍不住，冲出眼眶，“当时手机铃声不停地响着，可中队长和战友们痛哭失声，谁也不敢去接那个电话。”
1月31日，王晖和沈战东的父母、妹妹，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乌鲁木齐。
在郑州特警乌鲁木齐驻地沈战东的遗像前，曾是军人的王晖潸然泪下：“战东，你是在一线牺牲的，身为妻子，我为你自豪。你的青春永远定格在28岁，一路走好！”
有一种责任叫做义无反顾，每当任务来临我们都没有退却。
———摘自沈战东2009年7月7日日记
四次执行重大任务
沈战东身高1.70米，体重60公斤，在警务训练中，与大多人高马大的特警队员相比，他的身材条件属于“弱势”。可是，在郑州市特巡警支队1000多名警员中，他是仅有的5名全能队员之一。
“他身体太好了，所有郑州援疆特警中，就数他最好动，身手也最灵活。”郑州特巡警支队四大队四中队队长赵利杰说。
2008年3月以来，中国经历了西藏“3﹒14”事件、“5﹒12”汶川大地震、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
沈战东和四中队里的大部分战友们，作为支队骨干成员，参与了维稳、救援、安保等重大任务。
赵利杰清楚地记得，2008年3月22日，在青海藏区执行维稳任务中，沈战东和战友们乘车行驶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路上，路面积雪在5厘米以上，车辆打滑、行驶困难。
沈战东第一个跳下车，将自己的棉被、褥子和防寒服铺在打滑的车轮下面，在高原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奋力推车。在他的带动下，大家踩着冰雪、喘着粗气推车数公里，终于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5月15日，沈战东和7名队员急行军38公里到达汶川漩口镇。发现断水断电后，他们又徒步返回都江堰，把发电机绑在钢钎上，爬陡坡，踏乱石，翻山越岭，冒着不断的余震，用一整天时间，硬是把100多公斤重的发电机抬到漩口镇，解决了受灾群众的燃眉之急。
“7﹒5”事件发生后，沈战东和战友们作为第一批援疆特警来到乌鲁木齐。在200多天的执勤维稳工作中，沈战东和战友每天背着20多公斤重的装备，在大街小巷日夜巡逻。
沈战东在7月20日的日记里这样写着：“太阳像灼灼的烈焰，狠狠地烧着我们，抬头就是一阵眩晕，可我们没有丝毫退却，我们坚信每一次步巡，甚至每一次迈出，就是一个安全的信号，这信号将驱散乌鲁木齐市市民心头的恐惧、不安和阴霾，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不论哪个民族，他们都在渴望和平，渴望噩梦不再重现。”
战东走了，中队的柱子倒了一根。
———郑州特巡警支队四大队四中队队长赵利杰这样评价沈战东
他是集训队的开心果
2月1日，26岁的邢旭强在郑州特警乌鲁木齐驻地为沈战东设的灵堂内，声泪俱下地念着自己连夜写成的悼文：“这种在最纯真年代里，并肩战斗、经过血与火洗礼后的兄弟情谊，值得我们一生铭记。”
邢旭强回忆，在郑州集训时，战友们每天从早到晚进行训练，100米冲刺跑、400米加速跑、5000米耐力跑，再加上手枪的应用射击，训练强度之大，让所有战士们累得连话都不想说。
“可是战东在车上一嗓子‘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豫剧《朝阳沟》选段），把一车人都笑翻了。”邢旭强说，有了沈战东这个开心果，“一路上，车里都是欢歌笑语。等下车时，其他车的集训队员们累得像丢了半条命，可是，俺们这个队的人，个个朝气篷勃，开心得不行。”
“那时候，战东甚至建议把《嘻唰唰》当做我们中队的队歌。”想起这事，申晓飞不由得微笑起来。
“有种”，“胆子大”，“心细”，“敢冲敢打敢拼”，“就没见他怕过啥”，这些短句，是战友们评价沈战东的一致用语。
现在互相理解一下，等有时间了，一定好好陪陪她任她打骂……———摘自沈战东2009年11月18日日记
重任在肩四次推婚期
沈战东的婚期，随着他的四次重大任务，也推迟了四次。
西藏“3﹒14”事件、“5﹒12”汶川大地震已经让沈战东两次推迟婚期。2008年8月，沈战东在双方父母的多次催促下，与相爱多年的王晖登记结婚。这场婚礼本来定于8月8日举行。
当接到赴京执行奥运安保任务的命令后，沈战东毫不犹豫地再一次推迟了婚期。结果一拖又是一年多。
2009年7月，正在筹办婚礼的沈战东，又接到援疆维稳的命令，他带着对未婚妻的爱和愧疚，毫无怨言地奔赴前线。
郑州市特警巡警支队领导终于知道了这件事，命令沈战东返回家乡举行婚礼。2009年12月6日，这场迟到的婚礼终于举行了。
婚假仅仅休了7天，沈战东就返回郑州执勤。2010年1月13日特警队员换防时，他又找到支队领导再次请战，再次奔赴乌鲁木齐。
“我们谈了四年恋爱，他陪我的时间不到一年，我们俩互相想念的时候，就发短信解闷儿。”1月31日，王晖对记者说：“我不怨他，从一开始跟他谈恋爱到现在我都很骄傲。”
直到2月1日，沈战东牺牲后两天王晖仍然给沈战东的手机发出一条短信：“老公，你还在睡觉吗？我来新疆了你不是说带我去玩吗？我等你醒了带我出去玩呢，我等你老公，你说话要算数啊，我等你。”

沈战东维稳日记
10月11日/2009年星期日
今天偶尔看到一期电视节目，又一次被人按年龄段划作为一类人———“80后”，又被冠以各种不堪的词语，我们真的是那样吗？不尽然吧，我的同事大部分都是这一类人，但我没从我们身上看到一点垮掉的信息，无论是骄阳似火，还是数九寒天，我们都在努力学习各种警务技能和业务知识，从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逐渐成长为警营中的精英。
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身影第一时间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场合。2008年的3月，在青海维稳一线，有我们战斗的身影，同年5月的四川汶川岷江渡口边，有我们抗震救灾救助受灾群众打开生命通道的身影，8月的北京奥运五棵松篮球馆里，有我们保卫外国元首维护场馆安全的身影。而就在今年的7月，我们又来到了乌鲁木齐。在这儿我们用不知疲倦的巡逻让乌市的街道重现繁荣，用辛勤的汗水叩开了一家家商铺的大门，用热情和正义的笑容让市民们走出家门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这段时间正是我们这一类人的人生的最美好时光。有的即将步入结婚的殿堂却不得不一再推迟婚期，有的孩子才刚刚呱呱坠地却不能体会初为人父的喜悦，有的父母已经年迈体弱多病却不能尽孝床前。他们已经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但家里的事却指望不上我们。我们穿上了警服，顶起了国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个称呼正名。请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再谈论这一类话题的时候，全面一点吧，听一听我们的声音……


评价：
“7•5”事件结束后，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国援疆特警的大力协助下，乌鲁木齐社会面整体平稳，社会经济秩序快速恢复正常。在这一大背景下，郑州援疆特警沈战东，因连日持续执勤，疲劳过度，在岗位上不幸牺牲。该篇稿件运用倒叙手法，以穿插沈战东日记的方式，用朴素动情的文字，对沈战东生前生活点滴、执行的各项重任进行了再现，同时紧紧抓住沈战东在其短暂的青春年华里，即活力四射又责任感极强的“80后”特征，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让读者看到一个血肉丰满而非简单“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并为之深深打动。 第二十届中国新闻三等奖

世间大爱写就人性回归
——大义母亲与杀儿凶手演绎“千古绝唱”

2009年3月8日，承德县上板城监狱的服刑犯宋晓明，特意在服装监区挑选了一对粉色小花的枕套，委托狱警张海波寄给让他重获新生的大义母亲梁建红。
粉色，是宋晓明最喜欢的颜色。此前，宋晓明一直觉得自己就像山间的野草，自由疯长，没有人愿意给自己修枝剪叶。母爱的雨露，让他重新看到了生命的颜色。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送给人东西，是妈妈让我学会了宽容，我祝愿妈妈节日快乐。”在同时寄给梁妈妈的信中，宋晓明这样写着。
他们，是一对特殊的母子。
25岁的宋晓明，因为500元工资，挥刀捅死了梁建红惟一的儿子，让她哭干了眼泪。但这位52岁的农家妇女却以德报怨，泯仇为爱，在法庭上为凶手求情，宋晓明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2年。
这是中国司法史上最动情的一幕：在庄严的法庭上，宋晓明当庭跪倒，从心底喊出的一声“妈——”，让在场人员无不泪下。
厚德扬善，宽容大义。人性之美彰显的力量，不仅能让人们止恶从善，它所达到的效果有时是法律无法做到的。
特殊母子演绎的千古绝唱，感天动地。

Ａ大爱唤醒凶手人性回归

这些天，每晚在睡觉前，宋晓明总要从枕头底下掏出梁妈妈送他的那本《弟子规》，读上几页。由于翻得勤，书都有些毛边了。
“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书中“信”章节中的这几句话，宋晓明已经读了不下十几遍。这是他最爱读的几句话。
“要是在犯事儿头天晚上看到这几句话，第二天就没这事儿了。”3月5日，在上板城监狱会见室内，宋晓明说这话时，眼泪有点转眼圈儿。
坐在记者面前的宋晓明，瘦小的个头和他的实际年龄似乎有些不相称。他曾用刀子自残过的左手一直缩在袖管里，这让左手的皮肤，明显地比右手白。
由于左手残疾，去年10月底从北京监狱转调上板城监狱后，宋晓明被分配到二监区毛衣车间，负责打扫1000多平方米范围内的卫生。
“他干活相当卖力气，基本不歇着，偏激心理在逐渐减弱。”二监区教导员石玉柱说。
宋晓明刚到监狱时，二监区管教干警张海波在摸排时，曾把他定为重点观察对像。“现在他改变很多，原来恨弃他而去的亲生母亲，现在也理解母亲了；监舍里有犯人太偏激，他用自己的经历开导他们。”
“以前我谁都不相信，觉得这社会上没好人，原来那是我没碰上。”宋晓明说，是梁妈妈让他改变了对人生的态度。“周围的犯人都羡慕我，说我可遇到贵人了。”
过去从不看报纸的宋晓明，现在开始在监狱里看报了。他对报纸上的电脑和经济方面的内容，看得格外仔细。对电视节目，他爱挑新闻联播和法制节目看。逮着空儿，他就在车间里认真地瞅编织毛衣的工艺流程。
回报宽容大义的梁妈妈，这是宋晓明力量的来源。他现在最想学会一技之长，多些报答的“资本”。
梁建红的宽容美德，也深深拨动了上板城监狱服刑人员的心弦。
服刑人员赵某说，自己原来在服刑过程中经常和别人因小事发生争执，争强好胜，违反监规，梁建红的感人事迹，对自己触动太深了，在今后的改造和生活中一定学会友善做人，冷静处事。
和宋晓明同监的在押犯王晓旭，因盗窃罪锒铛入狱。梁建红也送给过他一本《弟子规》。在监狱开展的“宽容使我重生”感恩教育活动中，他这样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梁妈妈的事迹使我感动，她的宽容、仁爱给了我改造的信心和动力，为我的新生指引了道路，我为自己曾犯的错误感到羞愧、自责，我一定好好改造，争取减刑，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梁妈妈。”
现在，宋晓明和王晓旭在学习中还互相交流体会，他们俩要比着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
其实，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法律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道德的教化，在其中彰显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才能使社会出现文明、和谐的态势。

Ｂ中国司法史最动情一幕

2008年6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庭。
站在被告席上的宋晓明，低着头听着原告方的陈述，大脑里一片空白。
“2008年1月8日，因为500元工资纠纷，在北京打工的邯郸峰峰矿区义井镇北侯村农民马刚，被工友宋晓明刺死。”
宋晓明没什么要辩解的，事实就是如此。
他只是觉得脚底冒凉气。看来，自己的一条命算是搁这儿了。
在民事赔偿部分的法庭辩论阶段，宋晓明突然听到从原告席上传来了哭声，并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话语：“我今天想跟法庭说，能够轻判他就轻判他吧。都是父母养的，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就是判他死刑，我儿子也活不了了。宋晓明还年轻，我就当是行好了，不要求严惩他……”
说这话的正是马刚的母亲。
她不仅痛失了还有十天就要举行新婚大典的儿子，怀有两个月身孕的儿媳妇，也不得不做掉了胎儿。她痛哭，是这个宋晓明让家里一下子少了三口人。
但这位一夜哭白了头的母亲，还是说了上面的话。
当时，宋晓明还不知道，这位可敬的母亲，是顶着家里的压力，特意千里赴京要来为自己求情的。
“胸口压着一块冰，忽然来了一股暖流，把冰化了。”宋晓明这样形容自己当时受到的震撼 。
“妈——”宋晓明扑通跪地，给梁建红磕了个头，一声妈喊得撕心裂肺。
在这一刻，宋晓明身上的人性，终于开始复苏。
2008年7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判决宋晓明刺杀马刚案。
法亦容情。
梁建红的求情成了法庭对宋晓明量刑的重要因素。被告宋晓明被从轻判罚，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宋晓明再次长跪不起。
合议庭有感于此案，当庭宣读了一份千余字的“判后寄语”。
“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为人不齿，唯其如此，中华美德方能传承，社会和谐方可实现。”
这一举动，在北京法院尚属首次。

Ｃ让他像俺这样对待别人

虽然时隔一年，梁建红心灵的伤口仍没有愈合。现在，她看到儿子的照片，还会泪流不止。
3月15日，梁建红收到了宋晓明从承德给自己寄来的枕套，不禁百感交集。
“给他求情，我没后悔。”梁建红说。
“在殡仪馆里，瞅着儿子身上的血窟窿，当时我心里恨死了宋晓明。”
“后来我了解到，宋晓明是在单亲家庭长大，3岁时，母亲改嫁，脾气暴躁的父亲经常把他往死里打。”在善良的梁建红心中，宋晓明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确实，不幸的家庭遭遇，导致了宋晓明偏激乖戾的性格。他的左手，就是一次奶奶阻止他看亲生妈妈时，自己挥刀砍的。
“在北京给儿子处理后事时，我听说事发时宋晓明后悔了，并求路人叫来了120车。”
善良的梁建红心软了。“我的儿子死了，不能再搭一个。”
虽然丈夫反对，亲戚朋友不理解，梁建红还是踏上了进京为宋晓明求情的路。
梁建红的大义之举，让她高票当选2008年感动河北十大人物。
“在法庭上，宋晓明管我叫妈，开始我也接受不了。但宋晓明知道错了，喊妈妈，我不能不接受。”这就是这位农家妇女，朴实无华的心声。
母子的情缘在延续。牵挂在彼此的心中增长。
今年春节前，宋晓明给梁建红发出了第一封忏悔信。信中一句“妈妈，我要做您的儿子，出狱后在您的身边服侍您，回报您，回报社会……”的话，让梁建红潸然泪下。
10天后，宋晓明就接到了梁妈妈的回信。
“只要你真心悔改，只要你真心真意，我什么都能接受。”梁妈妈的回信，让宋晓明的心中倍感温暖。
为了这份特殊的牵挂，2009年2月17日，梁建红奔波千里，赴承探望宋晓明。
在会见室里，母子俩手拉手坐在长条椅上，梁妈妈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苹果，塞到宋晓明手中。
梁建红泪眼婆娑地望着宋晓明，“看到你就想到了俺马刚，可你冤枉了他 ，不是他没给你500元钱工钱，是他跟老板没要回来。”
在梁妈妈跟前，宋晓明长跪不起，悔恨的泪水流满双颊。
临走时，梁妈妈给宋晓明留下了200元钱，送给了他一本《弟子规》。
“你出去后好好孝敬你妈，我不需要你报答，只希望你向我对你一样对别人。”梁妈妈嘱咐着宋晓明。
“他们就像一对真正的母子。”在场的监区教导员石玉柱说。
要走了，宋晓明挽着梁妈妈的手，依依不舍。
监区上空的天很晴，阳光打在宋晓明的背上，暖洋洋的。
最重要的是，他的心中升起了一轮太阳。

评价：
宽恕一个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并为其在法庭上求情，对农村妇女梁建红来说，不仅仅是勇气，更是旷世少见的人间大爱。由此，她被评为2008年度“感动河北十大新闻人物”。
这个故事在2009年依然在延续。失去爱子的梁建红并没有放弃感化杀死她儿子的宋晓明，而是在这个因逞一时之强而铸下大罪的青年人身上继续倾注着母爱。在承德服刑的宋晓明，面对这久违的情感，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
记者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性，捕捉到了梁建红以德报怨泯仇为爱的人间大爱，并以在监狱服刑的凶手宋晓明“三八”节为“母亲”梁建红“寄深情”的新闻为由头，向读者讲述了一对特殊母子感天动地的故事。文章不仅弘扬了人性之美，更写出了人性之美彰显出的止恶扬善的社会力量。 第十七届中国新闻二等奖
求学艰难，仍把患病父亲接到海南照料
名扬校园，在欠费后却婉拒老师资助，主动申请休学打工挣学费
休学在外，却精心撰写如何救助更多贫困生的建议
张九精：自立自强感动校园
本报记者 陈成智
4月12日上午，阳光明媚。
23岁的张九精走进了久违的学校图书馆，开始准备毕业论文。
在昨天之前，这位海师政法系2002级经济学本科二班学生，这位"海南师范大学首届校园十大感动人物"，这位如曾经感动中国的洪战辉一样自强自立的贫困大学生，现在是一家建材公司的临时雇佣人员，每天奔忙于公司和建筑工地之间。
因为欠学校6000多元学费，张九精主动申请了休学。他的休学给同学们带来了心灵震撼，在他们看来，以孝心、爱心感动校园的张九精，完全有充足的理由申请缓缴学费。
"学生欠费太多了，我不想给学校、给系里老师添麻烦。我自己有能力攒足了学费再复学。"张九精一脸自信地对记者说。
这是一个怎样倔强的大学生？！
初三时母亲意外去世，大二伊始，揣着家教挣来的第一笔钱，他决定把患病父亲接到海南照顾
张九精老家在河南新蔡县韩集乡天庙村，家境贫寒。
尽管从小生活困难，但对于张九精来说，真正对生活苦难的理解，始于初三开学的第一天：母亲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不幸遇难。
受此打击，张九精的成绩直线下降。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又慢慢地缓过劲来，考取了海南师范大学。
张九精大一的学费是凑出来的：父亲出一点，哥哥拿一点。但是随着父亲患上糖尿病和哥哥结婚，张九精的求学境况更加艰难。张九精既希望自己有能力照料父亲，又不想给哥哥拮据的家庭带去麻烦。于是，从大一开始，张九精开始到电器公司做促销员，开始在大英天桥上举起了家教牌……
在和父亲的电话联系中，张九精强烈地感觉到：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父亲的情况都非常糟糕，打个电话，张九精使尽力气喊，但父亲却听不见。2003年8月，拿到暑假做家教挣来的2000元后，张九精说服父亲来到海南。
课余时间，张九精就跑到父亲租住的小屋中，给父亲洗衣做饭，沏上一壶苦丁茶，捶捶背；天气冷的时候，张九精把学校发的厚被让给父亲盖……尽管无钱就医，但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父亲的状态开始好转，体重也开始增加了。
同学给他家攒废品，他把同学无偿给父亲的废品卖成钱后纳入班会费
看到儿子求学这么辛苦，父亲张玉美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到海南的第七天，张玉美就决定"找点事做"---捡破烂。
"刚开始，我很担心这样会给儿子丢脸。"年过六旬的张玉美说到自己给儿子带来诸多难处时，几度落泪。
张玉美最初收破烂是"偷偷摸摸"的：因为租的房子就在海师旁边，怕同学看见，给儿子丢脸，所以晚上才出来捡。
张九精察觉到父亲的顾虑后，于是抽空陪父亲一起捡破烂："咱们用双手劳动挣钱，有什么丢人的？！"在捡破烂的路上，张九精遇上同学也不躲避，父亲弯不下腰时他就帮着捡。父亲从此也终于敢光明正大捡破烂了。
同学们知道张九精带着父亲上学的事情后，都帮这位班长一把。同学李颖告诉记者，全班50多位同学，每个宿舍，都开始收自己平时随手丢掉的废品，如矿泉水瓶、旧书报等，先在宿舍集中，再由生活委员统一收起来，交给张九精的父亲。
"我们没想到，九精和伯父把废品卖掉后，把钱打到了班会费里。"李颖说。
张九精说，大二那年，通过这样的形式，班里同学收集的废品卖了200多元。
他有丰富的勤工俭学渠道，为了院系的学生工作，却放弃了许多这样挣学费的机会
大学读到第四年，张九精涉足的勤工俭学岗位实在太多：电器促销、床上用品促销、文具促销、建筑防水工程、家教……
"干一天的电器促销，我们一人能挣35元，现在好像已经涨到45元一天。"张九精对"行情"非常熟悉。
大一、大二，是张九精勤工俭学比较频繁的时期。和一些电器企业销售方混熟以后，他干脆负责起招募节假日电器促销员的活儿，最多的一次，他领着海师三四十位同学，美美地挣了一回钱，好不爽快。
同学赵瑞强家境也十分窘迫，他还记得，大一时他和张九精一起去找家教，两人在大英天桥上举了半天牌，七位家长过来打听，最后只谈成了一份家教工作，张九精毫不犹豫地把机会让给了他。
到了大三，张九精的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政法系和校团委的赏识，他先后担任了校团委组织部学生部长、政法系第二学生党支部副书记，他需要组织协调参与许多活动，这样一来，勤工俭学的时间就大大减少了，但张九精舍不得、也不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社会事务繁忙，张九精的学习成绩依然很好，多次获国家奖学金、省"优秀大学生奖学金"、校"李兴福优秀贫困大学生奖学金"。
然而，对于从不指望他人资助的张九精来说，奖学金依然不能解决他的全部学费，国家助学贷款一时没有着落。至2005年底，张九精已经欠下海师学费6000多元。
学费危机，已经笼罩在他的头上。
作为"校园感动人物"，他谢绝了各方资助，毅然申请休学打工
2005年底，海师举行首届"校园十大感动人物"评选，张九精和他的故事，感动了许许多多海师师生。2005年12月20日晚上，他以高票获颁"校园十大感动人物"。
而此时，海师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欠费风波"，在校生仅2005年一年时间就欠下学校1700多万元，其中不少属于恶意欠费。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师要求凡在学校就读学生必须在缴清所欠学费、住宿费后方可办理注册手续。学校申明每个系3％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可以缓缴，但不包括大四学生。张九精恰恰是大四学生。
再三思考后，张九精向学校提出了休学。获悉张九精申请休学后，校团委书记杨海、政法系第二学生党支部副书记王华均表示，可以个人帮助张九精先缴上学费完成学业，但倔强的张九精婉言谢绝。
"我们刚开始觉得'校园十大感动人物'休学不太好，但后来觉得九精自强自立的想法也有他的道理，再说学校实行的弹性学分制也允许学生休学后再复学。感受最深的是，在欠费这么多的情况下，九精的作法给了学校充分的理解。"
休学后，张九精到一家建材公司打工，公司老板获悉他因为贫困休学后提出先帮他缴费，也被他婉拒。
休学期间，面对海师庞大的贫困生群体，张九精草拟了《关于做好贫困生帮扶工作的几点建议》，并于4月11日正式交到校领导手中，系统地向学校提出建立解决贫困生问题的长效机制，比如统一回收随处可见的矿泉水空瓶、发动毕业生捐出废旧书籍、办公部门统一回收废旧报纸杂志，将所得用于帮助贫困生，等等。
海师"爱心助学基金"启动，校领导得悉张九精休学后说："把张九精找回来！"
在清缴恶意欠费的同时，海师也同时启动了另一项旨在帮助像张九精这样的贫困生的项目--建立"爱心助学基金"。
迄今为止，全校师生员工捐款已超过20万元，加上社会捐助，总款额已经超过30万元。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学校和社会捐款，把爱心助学基金累积到100万元以上，而后每年挑选优秀的贫困大学生，每年给他们提供一般来说最高不超过3000元的无息爱心借款，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这笔借款，学生和学校签订协议，毕业后两年内还给学校就行了。"4月11日上午接受记者采访时，校党委书记林北平说。
曾经亲手给张九精颁发"校园十大感动人物"的林北平，获悉他因为缴不起学费休学后，马上告知有关部门人员："把张九精找回来！我们通过爱心助学基金帮助他，爱心借款的金额可以提高，决不能让这样优秀的贫困生休学！
一位到任仅3年的公安局长，因公殉职后，14万群众自发为她送行
百姓心中的丰碑——追记公安局长的楷模任长霞
本报记者　戴鹏　徐运平
　　任长霞，1964年2月8日生于郑州；1983年10月从河南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工作，先后任预审科民警、预审科副科长、法制室主任；1996年10月任郑州市公安局法制室副主任，1998年11月任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2001年4月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　　
细雨绵绵，如泣如诉，灵堂已撤，诗墙依旧。　　
尽管当初万人恸哭、挽幛如云的场景已经隐去，宽敞的嵩岳大街、少林大道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隐约中，那悲痛凝重的氛围依然笼罩着这座著名的山城。　　
5月22日，在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不幸因公殉职一个多月后，我们来到登封追寻英雄的足迹，听百姓们含泪讲述长霞的故事，真情似颍水清澈，朴实如嵩岳无华，像追忆逝去的亲人。从那悲痛凝重的氛围里，我们真切地感悟到，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好官”、“好公安局长”与百姓的血肉联系，感悟到“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的朴素哲理。　　

1

　　其实，百姓的眼泪很金贵，也很慷慨，就看是对谁。她抹亮了嵩岳一片蓝天，还给了登封一方平安，百姓就把泪洒给她，把心掏给她，用口为她铸碑　　
嵩岳无言，颍水低徊。雨像泪一样飘洒，泪如雨一般倾诉。面对每一位受访者的泪眼，记者视线模糊，无法拍照，无法笔记。　　
4月14日20时40分，当任长霞为侦破“1·30”案件从郑州返回登封途中突遇车祸因公殉职后，登封“黑幛白花漫嵩山”，“城巷尽闻嚎啕声”，仿佛一夜之间出了无数诗人，使整个山城涌动着诗的潮水，哀的旋律。4月17日，14万群众自发为她送行，其哀其痛，其悲其壮，撼天动地，千年历史的古城登封前所未有。　　
一个眉清目秀的柔弱女子，一个到任仅3年的公安局长，何以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赢得60多万百姓的如此爱戴、如此尊崇？！　　
“她才40岁，叫这么好的人走恁早，苍天它真的没长眼呐！”发出这声哀怨的是当地“王松涉黑团伙”的受害者、告成镇农民冯长庚。伴着窗外的细雨，他含泪向记者讲述任长霞如何除掉这个社会毒瘤，为民伸张正义的故事。　　
登封位于郑州、洛阳、平顶山的结合部，多年来，治安形势严峻，大案积案较多，群众对公安工作意见很大。以登封避暑山庄老板王松为首的涉黑团伙，就是一个没人敢碰的毒瘤恶疮。他纠集家族成员、两劳释放人员组成黑恶势力团伙，私买枪械，私设刑堂，在白沙湖一带为非作歹，伤人过百，命案累累。冯长庚就因为在水库边洗脚，被王松手下诬为偷鱼而被刺一刀、打断5根肋骨。　　
在一个局长接待日里，冯长庚试探着向任长霞诉说了自己的冤情，倾吐了不敢明告状，却又不甘心的苦衷，引起了任长霞的高度重视。在派人密访暗查掌握基本案情后，任长霞决心打掉这个背景复杂、组织严密、危害极大的犯罪团伙。经过专案组几个月的艰苦侦查，“王松涉黑团伙”所有成员全部被捉拿归案。作为全国十大打黑案件之一的典型案例，登封市公安局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彰。消息传开，老百姓奔走相告，称颂任长霞敢于打黑碰硬，为民除害。　　
“像这样棘手的案件，她可以找一千个借口搪塞，找一万个理由推脱，可她没有，她情愿为咱百姓当靠山！”冯长庚的话也说出了君召乡海渚村村民陈振章的心声。2002年4月16日，陈振章被涉黑团伙“砍刀帮”的成员砍了两刀，一直上访告状，是任长霞组织干警，端掉了这个以李新建为首的犯罪团伙，为百姓除了害，也为他讨回了公道。　　
“任局长是真心为咱百姓办事的官儿。老天爷啊，咋不让我这个老婆子替她去死哩？”满头白发的韩素珍说起任局长老泪纵横。　　
1990年9月8日晚，君召乡韩素珍的女儿和另一名女孩儿被犯罪分子强奸杀害，由于种种原因，案件长期未破。2001年5月，任长霞在“局长接待日”上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心拿下这一陈年积案。2002年8月26日，犯罪嫌疑人赵占义被抓获归案，11年的悬案有了结果。　　
“要是嵩山搬得动，我就用它为任局长立碑！”韩素珍为表达对任长霞这位“女神警”的崇敬之情，筹措1000元钱，为她铭刻了一块正面镌刻着“有为而威邪恶畏，为民得民万民颂”14个大字的“功德碑”。2003年4月10日，她带领君召乡郭岭村的村民们敲锣打鼓，来公安局给任长霞立碑。任长霞坚辞不让，村民们说啥也非立不可。任长霞最终没有拗过，同意让大家把碑立在公安局后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乡亲们离去后，任长霞立即让民警把碑拆了。村民们事后感叹：“任局长能拆掉石碑，可她拆不掉俺老百姓的心碑！”

　　在回放4月17日任长霞葬礼的录像资料中，一幅写有“痛悼亲人任长霞”，落款为“上访老户”的巨幅挽幛格外引人注意，一头挂着的那包药来回晃动，尤为显眼。“来路短，去路长啊！长霞闺女为我们落下了一身毛病，带上点儿药也好御个风寒，免灾祛病。”老上访户张生林老汉未语泪流，泣不成声。　　
作为村民代表，张生林向上级反映村里财务混乱问题，受到报复，被打成重伤，颅骨至今塌陷。由于案子长期得不到公正处理，无奈之下，他常年上访，历尽艰辛。对他的申诉，任长霞极为重视，很快使案情获得重大突破。每次见他，总是问寒问暖，逢年过节，多有体恤。就在任局长牺牲前的4月12日晚，他应约来到任长霞的办公室，向她汇报一名打人凶手潜逃回村的重要线索。当任长霞得知张生林连小病都没钱看时，抓起电话就向市民政局长“说情”求援，为他申请救济。接着，她又把自己的常用药给张生林老汉挑了一大包，并约定15日她从郑州开会回来再说案情，弄准了立即抓人。　　
“可在4月14日她就走了，走时啥也没带……”送行那天，张生林约了另外6位“上访老户”凑钱为任长霞做了挽幛，早早来到了她的灵前。　　
登封街头卖冰糕的老汉王青山，与长霞非亲非故，素昧平生。“每逢星期六控申接待日，总能见到任局长耐心接待上访群众，倾听他们陈情，为他们主持公道。有一次碰面，她主动与我拉家常，问我生意咋样，收入够不够生活用，叫人心里热乎乎的。为了给任长霞送行，王青山老汉主动去帮助搭了3天灵棚。“就是沾亲带故，白发人送黑发人，也没有叩首跪拜行大礼的，可我是身不由己，腿不由心呐！”

　　2

　　莫道尽铁血，英雄也流泪。她的泪流淌着女人的天性，天性的慈悲，慈悲的纯真，闪耀着彩霞般的丽晖，映照出一位公安局长执法为民、关爱百姓的深切情怀　　
嵩岳无言，颍水低回。雨像泪一样飘洒，泪如雨一般倾诉。　　
面对每一位受访者的泪眼，记者视线模糊，无法拍照，无法笔记。　　
“我娘死我都没有这么伤心，没磕这么多头，没跪这么久。”5月24日上午，在陈秀英家的堂屋门前，陈秀英将任长霞的遗像双手捧在怀里，泪流满面：“我每天都要看看任局长，咋也看不够啊。在灵堂送行那天，我排了两次队，转了两圈，只为多看任局长一眼。”

　　2000年9月16日，中岳区任村村民陈秀英在一起纠纷中被打成重伤，事发后犯罪嫌疑人潜逃外地。陈秀英在医院做了两次手术，头上留下小碗口大的塌陷伤痕。由于案件迟迟未破，陈秀英踏上了上访告状之路。　　
“2001年5月的一个局长接待日，我到市公安局去申诉。那天的情景我到死都忘不了。任局长拉着我的手，问我啥事儿？我把告状材料递给她，她看了材料后，轻轻地摸了一遍我头上那块去掉颅骨仅剩头皮包着的软坑，她惊讶地说了声‘咦！咋打成这样！’她的泪水一下流了下来，双手扶住我的肩问：‘人呢？’我说‘跑了’。任局长说：‘你放心，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他抓回来！’当时在场的100多个告状乡亲中许多人都哭出了声。”“任局长的心咋与咱老百姓的心贴得这么近，对咱这么亲！她也不嫌弃俺农村妇女蓬头垢面身上脏，在我头上摸了一遍又一遍。你知道，就这一摸，把俺的心都摸暖啦！”从公安局出来，陈秀英抑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经过两年多的艰苦侦查，今年2月，任长霞指挥民警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从那以后，陈秀英每次进城看病买药办事情，都要到公安局门口转转，总想看看任局长。　　
“任姐走了这么多天，这个画面还老是在我眼前晃动。”登封市电视台记者任俊杰眼含泪水，为我们讲述了又一段任长霞流泪的感人故事。　　
2003年12月18日，是一起重大案件告破的日子。在石坡爻村召开的公捕大会现场，囚车缓缓开动。一个小姑娘抱着一个小孩死命地追赶着囚车。小孩一声声哭喊着“爸爸”、“爸爸”！撕人心肺。小姑娘是犯罪嫌疑人王小伟的侄女，孩子就是他刚满3岁的儿子。因为家里穷，前两年他老婆跟他离婚了，家里还有一个年近古稀的老母亲。听到孩子的叫声，犯罪嫌疑人眼睛紧闭，牙关紧咬，痛苦地将头埋在怀里。见到这个情景，任长霞走过去让民警把犯罪嫌疑人从囚车上押下来，说：“打开手铐，让他们父子再见上一面。”犯罪嫌疑人看到还不懂事的儿子时，露出了人性的一面，抱着儿子嚎啕大哭。这时，任长霞蹲了下来，用双手轻抚着孩子的脸，从衣兜里摸出100元钱，递给一位邻居说：“给孩子买点吃的，以后孩子有啥困难就去公安局找我，我叫任长霞。”说完扭头就走了。　　
当时在现场采访的任俊杰回忆说：“当我过一会儿再见到任局长时，发现她在悄悄抹泪。”“任姐，你哭了？”她对我说：“唉，孩子真可怜！女人泪窝浅啊！”

　　高墙电网，厚门铁窗。5月25日下午，记者在登封市看守所见到了犯罪嫌疑人王小伟。第一次听到任局长遇难的消息，王小伟抱头痛哭：“她可是个好人啊，不该走这么早！”好大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孩子。如果有机会出去，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坟上看看任局长，给她烧香磕头。”临了，王小伟哽咽着小声问记者：“任局长埋到哪儿啦？”

　　女性的慈悲是博大的。因为博大才显得伟大。　　
“任妈妈这一走，我又成了没妈的孩子！”登封市直二中初一女生刘春雨还没开口就失声痛哭，泪滴像断了线的珠子洒落在她手中的作文簿上———《我心中一盏不灭的灯》。窗外，风摇月季，雨打花蕾。小春雨断断续续讲述着她被“任妈妈”收养的一段情缘。　　
2001年5月，大冶镇西施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刘春雨的父亲不幸遇难。两年前失去母亲的刘春雨成了一名孤儿。任长霞在处理这起事故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眼含热泪拉过小春雨的手：“孩子，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闺女！”自此，任长霞独自承担了小春雨生活和学习的全部费用。　　
“任妈妈要是活着，她一定会给我送来生日礼物！”5月24日，记者采访小春雨时，这天正巧是她14岁的生日。她说，前年她过生日，任妈妈给她穿鞋的那一幕总是出现在眼前。　　
“2002年深秋的一天，任妈妈到我家来看我，给我带来一双运动鞋和一件粉红色棉袄。她蹲在地上给我穿鞋，见到我的袜子破了一个窟窿，就说，‘这咋穿哪，给你点儿钱去买双新的’。我的眼泪刷一下掉了下来，要不是当时旁边站着别人，我真想搂住她亲她一口，叫一声‘妈妈’。”
　　按当地习俗，披麻带孝摔老盆，是亲生长子为父母送葬时才能行的最重的大孝礼仪，可在5月17日送别任妈妈那天，小春雨披麻带孝，在任长霞的遗体旁久跪不起，哭成泪人。她告诉记者：“当时我真想把躺在那里的任妈妈拉出来。要不，她就会被灵车拉走，再也见不到了。”“以前任妈妈工作忙得总顾不上回家，我宁愿她的骨灰放回家中，好让她再享受多一点家的温馨。要是放在陵园里，她太孤独了，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
 怀有这种感情的又何止一个小春雨？2002年1月，任长霞为了使更多的孩子得到救助，向民警发出倡议，在全局开展了“百名民警救助百名贫困学生”的活动。全市有126名贫困学生得到了干警们的救助，重返校园。在为任长霞送行的那天，孩子们哪一个不是手扶灵柩，声声哭喊着他们敬爱的任妈妈！　　

3
　　她是个优秀的公安局长，却不是一个优秀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她把有限的生命时光几乎全都用到了事业上，留给家人亲友的唯有痛惜的泪水　　
嵩岳无言，颍水低徊。雨像泪一样飘洒，泪如雨一般倾诉。　　
面对每一位受访者的泪眼，记者视线模糊，无法拍照，无法笔记。　　
“说不生她的气是假的！几个月见不了她一面，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几句话，一顿饭就走了。我就是再想她，也不敢给患有脑溢血的老伴说，只有独自落泪，一哭半夜。我给邻居说，我算是给公安局生了个闺女。说实话，她心里很少有家的概念、父母的位置。”任长霞的母亲抹了一把泪：“再想，她也对，家人再亲就这几口儿，那登封可有60多万人呐，不这样真的不中啊！”

　　“她的时间就像桶里的豆子，抓给事业上的多了，剩给家人的就少了。在这方面她固执得很，必须按她的原则办。说白了，工作上的事，群众的事不能挤，唯一能挤的就是给家人的时间。”任长霞的丈夫卫春晓律师说。“当初，我下班早了，给她倒杯水；她下班早了，给我倒杯水。多少回，她小鸟依人般偎在我怀里。随着她肩上的担子逐步加重，这些慢慢都没有了。她偶尔回家一次，也是不停地打电话说工作，或者倒头就睡，叫都叫不醒。‘春晓，咱老夫老妻了，我真的太累，顾不了家，你多担待点儿’。”看似刚烈的卫春晓泪花闪闪……

　　“其实，妈妈很爱我，就是因为她太忙，很少有时间回家陪我。今年3月16日，我患病在医院动手术，痛得全身流汗，特别想妈妈，忍不住就给她拨通了电话。妈妈说，工作忙完了就来陪我。我听到妈妈在电话那头哭：‘卯卯，好孩子，妈妈腾开手，一定去看你，一定！’为了让妈妈到医院来看我，也好让她借机休息一下，我故意在医院里多呆了几天，可直到我出院，妈妈也没顾上来看我一回。妈妈从来说话算数，可这次却永远地失信了……”任长霞的儿子卫辰尧一边讲述一边痛哭。　　
“要用百分比打分，你给妈妈多少分？”卯卯沉思了片刻：“顶多80分，因为她陪我的时间太少了！”

　　又一个80分！面对同样的问题，长霞的丈夫给了她同样的分数！　　
记者的泪水夺眶而出……是的，只有完美的神，没有完美的人！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女人，如果说任长霞也有她的不足和缺陷，那无疑是一种英雄的残缺，残缺的美丽，美丽的崇高！　　
“说实话，姐姐人长得很美，也很爱美。除了警服，还特别喜爱红衣服———红夹克、红毛衣、红衬衫、红围巾。她自己就说，‘爱红装又爱武装’。说真的，不管啥衣服，姐姐咋穿都好看。”任长霞的妹妹任丽娟翻看着姐姐的照片，眼里闪着酸楚的泪光。　　
她的话印证了长霞的美与爱美。记者在任长霞局长办公室的洗面台上发现，她的玉照下也有不少女人化妆用的必需品，一瓶忘记拧盖的化妆品仍散发着淡淡的芳香。　　
“这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任长霞穿着红色的夹克衫格外醒目，格外妩媚。丽娟说，2002年春节，妈妈提议让姐姐回来，团圆一次，顺便照张全家福。可她说要值班，没空。我们全家就不期而至，“突袭”登封，硬是“逮”住她照了这张相。“她终究还是走了，撇下我们大家，留下一个残缺的家！”任丽娟镜片里的两窝泪水在盈盈晃动。　　
还有一张长霞身着警服，手持手机正在通话的照片。她一脸坚毅，显得特别飒爽。“其实，全家都习惯了，都理解她，支持她，包括至今仍被蒙在鼓里的瘫痪的父亲，从来都不给姐姐添麻烦。”

　　指着这张照片，丽娟说：“去殡仪馆为姐姐送行那天，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让我给姐姐‘捎’去个手机，说我姐离不开手机，为那工作上的事，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不能临走连个手机都没有！”

　　 姐姐，带好你的手机，可别丢了！
说到舍小家为大家的任长霞，她曾经的搭档、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全国优秀刑警队长杨玉章说：“干公安局长这一角儿，别说是女同志，就是大老爷们儿也得咬牙硬挺，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过，一个身子分成仨。长霞就是再优秀，登封治安状况那么复杂，她既要破案、扫黑、带队伍，还要接访、调研、顾群众，她能有多少时间来顾及家人？！”这位剽悍的铁血汉子硬是半分钟没说话，生生把将要流出的泪水憋了回去。　　
“闻讣沈阳已吞声，泪水随机过百城。此后无计可问谁，九躬难尽战友情。”闻知噩耗时，任长霞的战友、登封市公安局政委刘丛德正在沈阳出差，在火速赶往登封的途中挥泪写下了这首小诗。　　
3年来的并肩战斗，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长霞逢事总是想别人的多，想自己的少。她到登封后的3个春节，都因为事情多，是在局里过的。2004年大年三十，长霞又坚持让我回家过年，她值班。我知道，她爹因脑溢血半瘫痪，娘的身体也不好。让我回家，老婆孩子围着，我怎么安心吃得下饺子？那天晚上，我带着爱人一起去看望了她的父母。”

　　刘丛德把头埋入双手，声音哽咽：“今年的春节她真的回不去了！长霞，你是顾不上了，就让我们替你尽孝吧，你放心走好！”

　　嵩岳无言，颍水低徊。雨像泪一样飘洒，泪如雨一般倾诉。　　
面对每一位受访者的泪眼，面对照片上英雄的微笑，记者视线模糊。
　　大德无碑，大道无形。谁心里装着百姓，百姓就把你刻上心碑！历史就这么公道！　　《人民日报》 2004年06月03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