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蠡测（31）断句之争

吼吼

提起标点符号，我们每天读书看报刷手机都能遇到，它可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书面语言辅助工具，其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通过断句帮助我们准确表达思想、理解书面语言。

但在我国古代，文章典籍中一般没有通用的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由于功能上的差距，于是经常出现歧义误解，也给普通民众阅读书籍文章设置了实质性障碍。这或许也是一种统治的需要吧。一直到1920年北洋政府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新式标点符号才真正诞生。同年，上海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加注标点和分段的《水浒传》。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

正是因为古代断句的先天不足，导致后世对一些前代古籍的理解产生不少困惑和争议，即如《论语》亦不能幸免。其中，泰伯篇里就有这么一句（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断句问题，导致千百年来对它的争论甚嚣尘上。

孔子说的这句话仅10个字，却硬生生被古人和今人读出了18种可能的意思。当然，自汉代以来主流注疏一直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余17种句读，据专家说，大多是在近一百多年里冒出来的解读。如果把这18种可能端到当年的孔夫子前面，到底如何句读，不知他老人家会不会搔首踟躇、头晕眼花啊？

其实，不论怎么句读，每一种都是有一定自身逻辑的。我们不能说哪一种就是错误的，历史文献虽然客观存在，但解读却是当下人们干的事，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

不过，如想深入解读这句话，一定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毕竟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他的阶级立场决定了这句话的最可能解释。

如果孔子是站在奴隶主贵族阶层的角度说的这句话，那断句基本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奴隶主贵族眼里，老百姓是用来指挥而非用来教育的，是用来愚弄而非用来启发智慧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好像赞成此观点，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以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这又说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不过，从孔子的阶级出身和地位，同时结合儒家为政理念分析看，他大概率是不会如此说话的。

如果孔子是站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士”阶层的角度说的这句话，那断句可能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必须注意，《论语》里有一对出现频次很多的人物关系，就是“君子”和“小人”。如果“君子”是孔子理想中的新兴地主和“士”阶层，那么“小人”可能就是孔子眼中的“民”。正是由于“小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所以在对待此类“民”时，才会有两种不同的纠正策略和施政方法，主导思想就是要开化民智、有效治民，而非一味地压榨于民。

如何治？遵守秩序。

不知道？教化。

啥秩序？礼。

这正是孔子一以贯之“仁”“礼”理念的表现。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治理思维和方式也在趋变，压迫虽还存在，但野蛮逐渐在向文明过渡。孔子思想的进步性正体现于此。

对这句话，郭沫若也曾有过精辟的分析。要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不仅和孔子教民的基本原则不符，而且在文字本身解释上也有问题。“可”和“不可”本有两重意义，一是应该不应该，二是能够不能够。假如原意是应该不应该，那便是愚民政策。假如仅是能够不能够，那只是一个事实问题。人民在奴隶制时代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故对于普通的事只能照做而不能明其所以然，高级的事理自不用说了。原语的涵义无疑是指后者，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意思。旧时的注家也多采取这种解释，这是比较妥当的。孟子有几句话也恰好是这句话的解释：“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就因为有这样的事实，故对于人民便发生出两种政治态度：一种是以不能知为正好，便是闭塞民智；另一种是要使他们能够知才行，便是开发民智。孔子的态度无疑是属于后者。

看，郭老的分析直指阶级立场和历史发展的本质，透着浓浓的历史唯物主义气息。至于如何开发民智，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强调的是文化；立于礼，强调的是秩序；成于乐，强调的是素养。对于这三样，孔子历来主张有教无类，如果民众掌握了，那就好好地去运用；如果没掌握，那就好好地去教化。

文字组合，本来就千变万化，断不断句，如何断句，其实全在写文之人一念之间。后人阅之，把握好其时代脉络和历史主流即可，因为没人知道先人们不经意的一句话到底是不是在逗我们玩。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