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我的父亲（上）

杜医生

　　父亲生于农历1927年12月26日，逝于2018年1月7日，享年九十二岁。

有关父亲在我记事前的身世，只能从他零零星星的叙述中，拼凑出一个轮廓，从我三四岁记事后，他的经历我基本上能记得下来。

我出生于1950年5月，父亲于1956年6月来新疆，童年和他相处这段时间的年龄，很容易就能推断出来。

　　父亲兄妹三人，他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姑姑。

父亲读过五年私塾，从十三四岁起就成了家里的主劳力，19岁和母亲结婚以后，他和母亲一起撑起了这个家。

父亲一生勤劳吃苦，脑子灵活，勤俭持家，在他的操持下，一家人家的生活，让他经营得风生水起。

　　父亲有多能吃苦，听他给我说的一段话便知，他说：“每年从春耕开始到秋收结束，身上的汗没有干过，夏天在地里干活，汗水更是顺腿往下流，裤腿都能浸透”。

　　父亲不仅能吃苦，还会巧干，那时家里有十五六亩旱地，种的是小麦，谷子，红薯，花生，供一家几口人的日常生活吃饭，还有四五亩菜园，赚钱可以零花。

　　我的家乡人多地少，解放前生产力低下，粮食亩产很低，不少人家粮食都不够吃，所以土地基本上都来用来种吃的，很少有人种菜。

父亲把四五亩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黄瓜、茄子、山药、藕，辣椒、韭菜、豆角、蒜 ，把家乡人常吃的菜品都种上了。

父亲的菜不仅种得好，销路也好，俗话说：“一亩园，十亩田”，菜园种好了，产出的蔬菜价值是旱地庄稼的好几倍。

那时很多人家没有钱，都是拿粮食来换，一斤黄瓜换一斤麦，若是茄子，辣椒，山药，藕等这些细菜，需要的粮食还要多，父亲往往是早上推出去一车菜，晚上回来就是一车粮食，麦子，玉米，黄豆，谷子。

　　1963年来新疆第一张全家福，那时还没有三弟。

　　冬天农闲了，别人家的男人整天都在一起喷空（家乡话：闲聊天），打扑克，父亲则买了芝麻做小磨香油，然后由爷爷挑着去卖。

仅香油就能赚回本钱外，还有利润，剩下的油渣是纯赚的。芝麻油渣是一种非常可口的食材，吃不完的油渣还可以上到地里当肥料，土地就更肥沃，粮食也比别人家产的多。

这样弄下来，里外里，家里的粮食比其他人家多了不少，每年三四月份青黄不接时，很多人家都断了顿，我们家的粮食还剩余。

　　1946年春，黄河决口发大水，一直冲到离我们村不到二里地的东杜庄，村里的土地大部分被水淹没，一片汪洋。

我们村东几百米处有一条高高的河堤，黄河水没有冲到我们村，所以那年我们村没有受灾。

　　东杜庄的人只能逃荒活命，逃荒前把土地卖了，筹集盘缠钱。

因为田地被水淹，大家又同时在卖地，所以土地很便宜，一亩地只要一块大洋。

　　那时的庄稼人对土地特别亲，爷爷也不例外。他一看这是个好机会，立即拿出家里多年省吃俭用、苦扒苦作挣来的两百块大洋，买了200亩地。

买地要找保人，要请人写地契，按着当地习俗，还要请卖地的一家人吃一顿饭 ，每件事都要花钱。这200亩地又不是一家的，每买一家的田地，上述流程都要走一遍，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花销，等200亩地到手后，已经掏空了家底。

　　买地的喜悦没能持续多久，倒霉的事情接踵而来。

到了年底，县衙派人来收土地税。

爷爷买地时，地里的水有一尺多深，到秋天收土地税时，地里还没干透，一年没种庄稼，哪来的收成？爷爷买地时已经掏空了家底，现在根本没钱交土地税，可是，抗税是要吃官司的，弄不好还要坐牢，爷爷和父亲愁得不行。

这时村里有人给出了个主意：把土地捐给杜家祠堂，祠堂里的地是免土地税的。

这样一来，为了这200亩地，爷爷花尽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却只是过了一下手，然后成了杜家祠堂的公有地。

　　200亩田地成了杜家祠堂的公有地，这件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否则解放后土改时，就坐实了我们家的地主成份，这是后话。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这次家庭变故，对一个家庭来说，几乎是塌了天，却没有打倒父亲，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经营着家里的十几亩旱地和几亩菜园，很快，家里又有了积蓄。

我们家乡有个习惯，家里的当家人，每到吃饭时，都会用一个馍筐，放上几个馍馍，端一碗面条或者糊糊，一碟炒菜，到一个固定的空地（家乡人称之为饭场）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聊着家常，天南地北胡侃，同时也能通过饭菜，了解到各家的生活状况，谁端的饭好，谁家的日子就过得好。

爷爷端的饭一般是饭场里最好的。

因为爷爷每次端的饭，都是家里单独为他做的，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给他吃。

爷爷是个大喷（家乡话：爱吹牛的人），为了脸面向外人炫耀：“我们家的人吃的都是这样的饭”，其实家里的人吃的都是杂粮，白面馒是专门为他一个人做的。

这让同村很多人都羡慕嫉妒恨。

　　所以，1950年年底土地改革时划成份，我堂伯领着一帮人想尽办法要把我们家成份划成地主时，有不少人跟着他一起响应，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又是后话。

　　爷爷有多不靠谱，说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你便对他略知一二。

有一天，趁家里没人时进了贼，什么东西也没被偷走。第二天爷爷在饭场吃饭时向人炫耀：“我们家昨天进贼了，啥东西也没偷走，我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放在屋顶的棚子上，一般人根本找不到。”

结果过了几天，小偷第二次光顾我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偷的一干二净。

　　父亲和他的曾孙。

　　这个世界上盼着你过得好的人，只有父母，而其他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人，也不想让你的生活超过他，“你可以过得好，但不能过得比我好”。

大爷一家的日子过得没有我们家好，因为大爷没有像我爹这样勤劳能干的儿子。

　　1950年年底，为了配合各地的土地改革，农村开始了划成份。

大爷的大儿子开始咬我们家，他带着几个羡慕嫉妒恨我们家的人，找到工作组说，他四叔（我爷爷在家排行老四）家有钱，有粮，有家产，应该划成地主。

土改工作组的人说，按老窝（爷爷的小名）家的人口，二十亩地，五间草房，且没有雇过长工和短工，够不上地主的标准。

这时候看来，当年爷爷把200亩土地捐给杜家祠堂，应该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我堂伯不死心，找了几个人，三番五次的找工作组，并说他儿子傻侃儿常年帮我们家干活，应该算是长工，剥削过他们，我们家必须要划为地主。

傻侃儿在农忙季节帮我们家干活，确有其事。我们家里20亩地，每年农忙季节忙不过来时，曾经请过傻侃儿来帮忙，这种亲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到了堂伯的嘴里就变成了长工。

有了这些人的证词和啃咬，我们家最终被划成地主。

　　被划成地主后，土地没动，房子没动，只是把家里的粮食、家产，除了留下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外，其他全部没收了。

　　我们家的情况，充其量也只是个上中农，按当时的政策，上中农的家产是不能没收的。

过了几个月，上面下来人复查，发现我们家的成份划得不对，但已无法更改，因为没收的东西已经分下去了，无法再追回来，所以就把我们家的地主成份改成为富农。

富农的家产也可以没收。

被划成富农，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并非全是坏事，这又是另一个后话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人做恶事是要遭天谴的，否则老百姓怎么会常说：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

1951年，大爷的大儿子被人告发，解放前在一次家庭纠纷中，他掐死了自己的媳妇，身负命案，公审后被枪决；大儿子傻侃儿，成立高级合作社时，打死了集体的一头牛，被判刑五年；二儿子杜奉，1957年因胡说八道被划为右派。

　　小时候听大人说过，我们杜家庄有三个人名不符实：傻侃儿不傻，赖孩不赖，精焕不精，至于这三不符的来由，父亲没说过，我也没问过，如今再无法追寻。

　　父母和唯一的孙子的合影。

　　第二次的家庭变故，依然没有把父亲击倒，他再次振作精神，要用他那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劲头，重振家业。

　　解放后，父亲不再做小磨香油，只把精力重点放在几亩菜园子上。

种菜离不了水，家人在菜园子中间打了一口井用来浇地。

感觉我三四岁时就已经记事，经常跟着父亲到菜园子里玩，每次进菜园子，父亲就反复叮嘱让我不要到井边去。

我在菜园里玩时，有时候也帮父亲干点活，他用汲水吊杆汲水浇菜时，我会按照父亲的指教，拿着小铲子把浇好的菜畦子堵起来，再把水改到没浇的菜地里，父亲就可以不停的汲水，不用反复过来改水。

大蒜长薹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大人一块儿在蒜地里抽蒜薹。

秋天挖藕时，父亲在藕塘里挖，我在岸边把藕接过来码成堆，把藕上附着的大块泥巴抠下来，有些大的藕拿不动，就硬生生把它拖到藕堆边。

这是我小时候非常难得、非常少有地和父亲在一块儿的温馨场景。

　　经过父亲的不辍劳作，家里的日子又慢慢地好起来。

　　（该图片下载于网络）

　　‌1952年，农村开始了互助组运动。

互助组就是几个家庭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

互助组时，生产资料还是私有的，农民以自愿互利为原则，实行劳动和生产工具之间的互换，不涉及农户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更。

1953年，父亲参加了互助组。

　　1955年，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是初级社，只是几个互助组联合在一起，土地和生产资料还是私有的，父亲对此尚能接受。

1956年，农村又开始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要全部归集体所有，即：社员的土地转为合作社公有，取消土地报酬，改为年底集体分红，社员可以保留一定数量的自留地‌，社员的耕畜和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也要归合作社公有。

成立农业高级合作社，应该是在为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做准备。

　　成立高级合作社时，我5岁多了，已经记事，每次看到爷爷和父亲参加完村里的会议后，回来商量着入不入高级合作社的问题，爷爷和父亲都非常纠结：入了，这几年辛苦劳作挣来的家产又要归公；不入，成立合作社的潮流是社会大势所趋，个人是无法违背的。

经过反复权衡后，父亲和爷爷还是同意加入了高级合作社。

　　成立了高级合作社以后，父亲要参加合作社的集体劳动，和村里的人接触比以往多了不少。

本来因划成分问题父亲心中就不愉快，如今又因成份问题，经常会遭到村里人的白眼和奚落，父亲受不了，更因集体劳动时有些人的偷懒耍滑让父亲看不惯，1956年，父亲在春耕忙完之后就外出谋生了。

　　父亲从家乡出来，最初在西安打工，后来听人说兰州不错就来到兰州，干了几个月后，又听人说新疆缺人，且工资高，又和一块儿打工的几个人来到新疆。

就这样，父亲打工的步伐离家乡越来越远。

来新疆后，父亲先在哈密公路段工作了一段时间，一月120块钱。不知何故，1957年年底又辗转来到乌鲁木齐市，到农六师工程处在乌市的建筑工地上工作，月薪78块钱，从此安定下来。

眼看着新疆的生活环境比家乡好很多，1958年年底，又写信让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一块儿来到新疆，从此一家人便在新疆扎下了根。

　　这是现存人员最多的一张全家福。

　　父亲带领一家人在新疆开启了新的生活，新疆的生活环境，比家乡好，收入也比家乡多，一生吃苦耐劳、持家有方的父亲，让一家人的生活节节升高。

有关他在新疆生活经历，咱们在下一集接着说。

谢谢你的观看。🙏🙏

2025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