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寄蚕桑 惠贻四方 ——生物学家蔡堡的遵义蚕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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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遵义的蚕桑养植、丝织业发展，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遵义知府陈玉壂。是他三次派人前往山东学习养蚕技术，购入柞蚕种，教百姓养蚕；是他着力兴办丝织作坊，四处延聘缫丝、织绸人才，使遵义的丝绸业跃居全省之冠，“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遵义府志》语）。
其次是清朝末年，又一个遵义知府袁玉锡在创建百艺厂的同时，创办遵义养蚕学堂，聘请东渡日本专习家桑的留学生任教，并向养蚕户供应桑叶，力图使遵义的丝绸业得以振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遵义城区就有丝织作坊60余家，规模较大的义安公司雇工达200多人，城中心丁字口一带更是商铺林立，且以绸缎铺居多。修建于晚清、名号为“源远长”的余家丝行就是其典型代表。其后，又有刘芷庄所开的“协记”绸缎铺，在遵义文化老人田兴咏儿时的记忆里，“一到夜晚，行至丁字口，便见白炽的电器灯光下，各色丝绸绚丽夺目，五光十色，佳艳炫目。可见遵义丝绸的媚力。”
然而，人们偏偏忽略了四十年代中国蚕桑研究所曾落脚遵义，为遵义乃至全国的丝织业的生存、发展作出了贡献，可谓功莫大焉。其创办人就是著名的生物学医学家、生物学教育家，我国近代生物学、动物学、组织胚胎学奠基人之一的蔡堡先生。
蔡堡（1897-1986），字作屏，浙江余杭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两年预科，四年本科。其间，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1923年北大地质系毕业以后赴美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生物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学成回国，任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副教授。1927年转任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医预科主任、理学院院长。1933年再度赴美深造，任耶鲁大学名誉研究员。一年后返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先后任生物系教授、主任、文理学院院长。抗战军兴，随浙大西迁。

1939年10月，蔡堡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建议，辞去在浙大的行政职务，只保留兼职教授的身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筹建中国蚕桑研究所。经过实地考察，他把遵义当作建所的首善之地。他认为：“遵义历史悠久，人民纯朴，农业有江南之胜，地形则四面群山，峰峦起伏，敌机不敢飞来”。在他眼中：“养蚕缫丝，并非江南才有，遵义同样可养，且产丝，茧也极丰”。为此，蔡堡还写了一首题为《入黔.39年冬在遵义创办中国蚕桑研究所》的七绝，直抒胸臆：
再事蚕桑心不灰，研求探讨应重来。
庭前一样团圆月，只少梅花带雪开。
1937年春创办浙江省蚕桑研究所于杭州，以抗战事起，关闭，故云。（作者自注）

刚到遵义时，研究所的筹办处，设在新城丁字口寰球旅社旁边一座三进小楼竹木结构的老屋里。那时的遵义城，地处抗战后方，沦陷区的学校、工厂和大量难民蜂拥而至。单是学校就有陆军大学在金狮山下的较场坝（今梅岭化工厂），军官外语训练班在县党部旁边的文庙（今中医院一侧），浙大则是由江公祠沿何家巷向子弹库延伸才得以落脚的。武汉气象测候所原本租定老城煤市街（今法院街一带）25号作为办公处的，也因房舍难求，不得已迁往湄潭。
蔡堡矢志不渝、锲而不舍，顶着凛冽的寒风在遵义的大街小巷不懈地奔走、寻觅，最终决定将中国蚕桑研究所建立在湘江河边、南坛对岸（今遵义三中一带）的百艺厂旧址。按他的想法，一来是此处曾由袁玉锡知府办过养蚕学堂；二来经费本来就紧张，大多数款项都要用于图书购置、仪器设备添置，至于房屋，只能用最经济的办法。据蔡堡长子、其时在浙大农学院园艺系就读的蔡壬侯回忆：
中国蚕桑研究所的房子，适合当时抗战艰苦朴素的条件，包括两座工作及实验室。每座分十大间，为中式平房。一座所长及行政人员办公室兼图书室，是中式二楼，楼上下各三间，一座大养蚕室及一座小养蚕室；一座研究人员的宿舍，亦约计十大间；另外厨房、饭堂、厕所等应有尽有。还有一大间荫棚，可供栽桑组施行嫁接、插条等试验之用。所以在当时看起来，还很不错，有点田园风味，且切实用。
对蚕桑研究所在遵义的这个“新居”蔡堡非常满意，他在作于1941年春天的一首“七律”中这样写道：
新居寂静事无哗，半作农家半作衙。
听鼓非同常吏有，弹冠不欲他人夸。
园中历历桑成树，簇上团团茧作花。
慢道江南多宜此，今年丝出已如麻。
在人员配备方面，蔡堡聘请了生物学界颇有造诣的许骧、顾青虹两位教授做研究员，招收了蒋天鹤、吴长春、陈士怡、王祖农、蒋天骥、邓思洺、周绍曾、马秀权、蒋根尧、鲍范志、宋慕法、庄雍熙、陈容光、王锦心等后学俊彦为研究人员。其中的鲍范志、宋慕法是1940年分别从浙大农化系、生物系毕业后，直接去了蚕桑研究所就业，蔡壬侯1941年从浙大毕业后，亦列身其间。或许是研究所与丰子恺寓居的“星汉楼”近在咫尺的缘故吧，一年后，宋慕法被丰子恺招为“东床”，与其次女丰林先喜结连理，成就一段佳话。
与数十位研究人员的强大阵容相比，行政人员就只有会计、出纳、事务、图书管理四人，可真有点相形见拙了。但研究所不养闲人，行政人员数量虽少，效率却很高。照蔡堡的用人原则，必须才德兼备。研究所筹办时被聘用作事务员的遵义人魏汝为，就是因为“年仅二十余岁，办事干练，心地忠厚”而入得蔡堡法眼，长期录用的。关于魏汝为其人，笔者从遵义文史专家田兴咏老人那里得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田老就读于老城紫荆街火神庙旁（今遵义四初中校园内）的遵义二中初中时，魏汝为是该校教师，并服务于教务处。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还写得一手好板书（粉笔字）。
蚕桑研究所共分养蚕、栽桑、化学分析、细菌等四个研究室，在研究所周围遍植数十亩桑树。除在蔡堡、许骧、顾青虹等专家带领下，由年轻的研究人员采集各种数据、分析茧丝质量、辨别蚕种优劣外，还就地取材，招收了不少遵义当地的初、高中毕业生到研究所来，作为练习生，通过培训、实习后上岗，协助研究人员工作。久而久之，他们也从研究人员的得力助手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至于几十亩桑树的栽培，则得益于研究所雇请的十余名技术熟练的农民工。
四十余年后，蔡堡回忆起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时，深有感触。他在1981年4月4日发表于《浙江日报》上的《八十五个春秋的见证》一文中这样写道：“为了保存我国的一点一滴科研事业，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办起了中国蚕桑研究所。我们用桐油灯在夜间照明读书，用木炭加温消毒器，药品、仪器、图书都残缺不全而又稀少”。
每年春天，是养蚕的旺季，也是研究所最忙的时候。全所上下都不分昼夜，遑论尊卑。大家轮班饲蚕、采茧，忙得不亦乐乎。细心的同人们经常看见蔡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手捧着一盏桐油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养蚕室，在蚕宝宝噬食桑叶的沙沙声里认真地察看蚕情、茧情、丝情。而他和研究人员们采集记录的数据、作出的判断、分析，都作为研究成果，刊登在蚕桑研究所编辑的刊物《汇报》（此刊物共刊出四期）上，在战时几乎是万马齐喑的科技界造成很大的影响。
1944年10月2 1日，英国剑桥大学学者、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博士来到遵义，对浙江大学进行考察。李约瑟此行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代表中英庚款董事会视察蔡堡领办的中国蚕桑研究所。22日下午，李约瑟来到蚕桑研究所。一番参观、走访、察看下来，他既履行了监督庚款使用的职责，又深入了解了蚕桑研究所的运行情况。他对研究所在艰苦环境下艰难办所、秩序井然、成就显著的状况，十分满意，大加赞赏。后来，他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遵义还有一所中国蚕桑研究所，在蔡堡博士主持下，做了非常实质性的研究工作。”
蔡堡虽然辞去了他在浙大的职务，但并没有了断与浙大的联系。是他，向竺可桢陈述中国从事研究所定点遵义的理由后，建议浙大亦可以在遵义重建，促成了浙大驻足遵义办学。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41年2月5日“上午十一时，余至蚕桑研究所晤蔡作屏，遇顾青虹、吴学溥及李述明。”竺可桢校长对蔡堡和蚕桑研究所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从蔡恒胜对竺可桢西迁日记的数据分析中得知，1940年至1946年六年中，蔡堡在竺可桢日记中出现的次数为57次。其中：1940年11次，1941年4次，1942年5次，1943年9次，1944年6次，1945年10次，1946年12次。这就从一个侧面解读了蔡堡和他的蚕桑研究所与浙大、与竺可桢之间存在着的较多联系。
对于遵义这座战时避难的小山城，蔡堡倾注了很深的感情。他在游览了位于高坪河与喇叭河交汇处、观音阁和纯阳阁之间的唐氏先祖长奶夫人陵墓（今三阁公园内）后，曾吟诵一首“七绝”：
纯阳楼对观音阁，二水中分长奶坟。
不断清流入洗马，滩前仍作旧波纹。
抗战胜利消息传来的1945年8月10日深夜，寓居老城碓窝井九号的竺可桢校长被蜂拥而至的四五十个学生高高抬起，欢呼得来不易的胜利。蔡堡则是随不分老幼贵贱的遵义官民，走上街头，狂欢游行，归来即写下被其长子蔡壬侯认为最佳杰作的七律《胜利.1945年8月10日夜作》：
八年抗战一朝成，巨跃狂欢不夜城。
爆竹响声彻云上，通街燎火候天明。
忽然铜鼓金锣出，到处千门万户迎。
心痒欲抓抓不着，呼童且把酒来斟。
字里行间，颇有杜甫“回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若狂”的况味，让人感奋不已。
正是由于蔡堡和他的团队在困厄中的坚守，在逆境中的苦斗，才为我国蚕桑丝织业的延续和发展保存了蚕种，保留了技术，更是为后来遵义丝织厂、民族商品厂在丝织产业上持续发展、长足进步奠定了扎实基础。用遵义文史界前辈谢尊修老人的话来说：“遵义蚕桑业，在蔡堡先生的现代科学知识支撑下，上了一个新台阶，是一次历史性转折。”
1946年春，蔡堡和他的中国蚕桑研究所一起，离开遵义，奉命迁至浙江杭州，落脚华家池，与随后迁回的浙大农学院为邻。其间，蔡堡还创办了湖州蚕丝职业学校，兼任校长。直到1949年，临近杭州解放，蔡堡先后违抗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要他去台的命令，谢绝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请他赴台的邀请。新政权建立之初，他就义无反顾地将苦心经营的中国蚕桑研究所，完整地交给浙江省人民政府，他自己则安心地留任浙大医学院（后改为浙江医科大学）教授。

1954年5月，蔡堡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9年起，蔡堡分别代表医药卫生界、民盟成为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主席团成员；历任浙江省政协委员、常委、，第四、五届副主席；曾任民盟浙江省委委员、顾问。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的编委，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动物学会发起人之一、名誉理事，浙江省动物学会名誉理事长。
蔡堡毕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培育出了包括著名学者童第周在内的大量科技人才；他主编的《东方蝾螈胚胎发育图谱》，凝聚了他三十年默默耕耘的心血，于1978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生物科学研究上的一项空白，引起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蔡堡作为具有三十余年盟龄的老盟员，坚决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他始终为人正直、襟怀坦白，矢志不渝地追求光明和进步。他积极参政议政，总是仗义执言，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崇高的荣誉。1979年10月，他就光荣出席全国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受到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7年，蔡堡诞辰100周年之际，浙江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兰娟、民盟浙江省委名誉副主委倪宝珊、民盟浙江省委秘书长陈绍宝等不约而同地在题词中称蔡堡为“党的诤友”。

　　
　　
　　


　　

虽然时过境迁，斯人已作古近四十年。抗战期间，蔡堡让中国蚕桑研究所落脚遵义，情之所依、意之所托，且惠贻四方，余韵绵绵。他真的属于我们遵义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么一位学者。
2024.10.3草成
2024.10. 28改定
主要参考文献：
浙江医科大学编印《蔡堡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1997年12月出版。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蔡恒胜著《求是之行——重走浙大西迁路》，201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