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太庙（八）：太庙历史文化专题展（1）

布衣

太庙中轴：太庙历史文化专题展

太庙概述

太庙，又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位于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天安门东侧，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太庙不仅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祖的地方，也是旧时北京城“五坛八庙”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建筑布局与结构

太庙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约19.7万平方米（2240平方米一说），南北长475米，东西宽294米，整体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建筑群以享殿（前殿）、寝殿（中殿）、祧庙（后殿）为主体，主体建筑均坐北朝南，三重围墙环绕，均为黄琉璃瓦顶红墙身，彰显出皇家的尊严和权威。

享殿：又称前殿或大殿，坐落在高3.46米的三层汉白玉须弥座上，殿高32.46米，面阔十一间，进深六间，采用最高等级的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九龙贴金题额，满汉双文书写“太庙”大字，内部装饰精美，68根金丝楠木巨柱矗立，最高达13.32米，直径最大的达1.2米，殿顶用片金沥粉彩画装饰，地面铺满金砖，极具震撼力。

寝殿：位于享殿的北面，是供奉历代皇帝、皇后牌位的地方，建筑同样宏伟壮观。

祧庙：又称后殿，位于二重院落的最北侧，供奉追封的清前四代帝后神牌位，建筑风格与享殿、寝殿保持一致，体现了古代宫殿建筑的严谨与辉煌。

《左传》曰：“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则古代之重祭祀礼仪，可见一斑。而帝王宗庙制度，更是各种祭祀礼仪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宗庙制度繁缛琐碎、纷繁杂乱，现代人对宗庙制度的唯一印象恐怕只剩下皇帝的庙号了。

本文试图就中国古代的宗庙制度进行一些浅显的说明，鉴于本人的水平，其中定然多有舛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一同探讨。

一、名词解释

1、宗庙：从狭义上讲，宗庙就是庙号为“×宗”的那些帝王的庙。同理，庙号为“×祖”的帝王，其庙自然就是“祖庙”了，而非祖非宗的帝王，其庙叫做亲庙。

从广义上来说，宗庙是古代天子、诸侯、乃至大夫、士所修建的祭祀祖先的建筑。东汉之前，每位享受祭祀的祖先都各有其庙，故而有多少享受祭祀的祖先即有多少庙，这就是所谓的庙数。庙数的多少，是宗庙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庙中藏神主，庙后为寝，寝以藏衣冠，所谓前庙后寝是也。自东汉后，逐渐形成了一庙多室的格局，所有神主全部藏于一庙之中，而不另外建庙。庙中分室，各安神主。

2、庙号：祖先们在宗庙中立宣奉祀时，由后人所追尊的名号。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代，商有太宗（太甲）、中宗（太戊）、高宗（武丁），此外汤在甲骨卜辞中称作高祖乙，是知汤之庙号为高祖也。

庙号或称祖、或称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是故始封之君称太祖，而有功之君亦称祖。而有德之君称宗。简而言之，就是“祖有功而宗有德”，所谓功者，指的是开创之功，所谓德者，指的是守成之德。唐朝之前，有祖宗庙号的帝王，其庙世世不毁，永远奉祀。自唐朝之后，所有帝王均有庙号，非祖即宗，故而称宗者其庙大多迁毁，只有少数人百世不迁，如唐太宗。

3、始祖和太祖：宗庙的建立是为了祭祀祖宗，可我们如果把祖宗一直推算上去，祖又有宗，宗又有祖，则祖祖宗宗无穷尽焉。因此宗庙祭祀需要一个确定的血亲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始祖。那么如何确定谁是始祖呢？有个原则，即所谓“始封之君”。

关于太祖，一说即是始祖。如《旧唐书·礼仪志五》云：“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

然而又有异说，《白虎通义》则云“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郑玄注《诗·雍》序云“太祖谓文王”，如此，则汉儒以为始祖与太祖不同，对于这一观点，《旧唐书》以为“其义不然”，因为“彼以礼‘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谓文王为太祖耳，非袷祭群主合食之太祖。”由此说来，所谓文王之“太祖”，并不是庙号意义上的太祖。

而宋人又以唐人之说为不然，以为始祖与太祖不同，所谓“庙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宋史·礼志九》），从而爆发了一场关于赵匡胤高祖父赵朓（僖祖）是否为宋始祖的大争论，辩论自嘉佑年间至熙宁，持续十余年，最终确定僖祖为始祖，匡胤为太祖。

4、昭穆：宗庙或宗庙中神主的排列次序。太祖居中，其后代各自排列两边，左边的称昭，右边的称穆。譬如倘若祖父居中，则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孙又居左，为昭；重孙居右，为穆。

5、祧庙：迁主所藏之庙，一般而言，宗庙之内所列先祖是有名额限制的，或五或七或九，当人数超过定额时，就将除始祖外最远的那位祖先神位迁出宗庙，移入祧庙。又一说远祖之庙，第五世、第六世祖先（即高祖父之父，高祖父之祖）称祧。

6、祧迁：将先祖神位迁出宗庙，移入祧庙的过程，称作祧迁。

二、汉代以前宗庙制度

1、商代宗庙制度

宗庙制度由来已久，究其渊源，貌似已经杳不可考。当今我们所能够肯定的，是至少在商代之时，就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宗庙制度，——我们都知道“庙号”就是产生在商朝。周兴之后，一方面继承了商朝的制度，另一方面又根据周人自身文化加以改造，此即孔子所谓“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

由于商代年数久远，所留存的文献也寥寥无几，虽然后世书籍中记载有商代宗庙的一些情况，而又自相矛盾，或说七庙者，或说五庙者，或说六庙者，令人难以分辨取信。不过后世基本上都采信“夏五庙，殷六庙，周七庙”的说法，认为商朝祭四亲庙（父、祖、曾祖、高祖），以及契、汤二祖庙。但真实情况直到殷墟甲骨发掘之后，我们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王国维先生认为商朝宗庙无定数，而是有多少祖先，即建多少庙，不存在亲尽而毁的情况。他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到：“商人祭法见于卜辞所纪者，至为繁复。自帝喾以下，至于先公先王先妣，皆有专祭，祭各以其名之日，无亲疏远迩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与不在位者祀典略同，无尊卑之差也。其合祭也，则或自上甲至于大甲九世，或自上甲至于武乙二十世，或自大丁至于祖丁八世，或自大庚至于中丁三世，或自帝甲至于祖丁二世，或自小乙至于武乙五世，或自武丁至于武乙四世。又数言‘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此于卜辞屡见，必非周人三年一袷、五年一禘之大祭，是无毁庙之制也。”

2、周代宗庙制度

周人的制度与商代有明显不同，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曰：“周人祭法，《诗》、《书》、《礼经》皆无明文。据礼家言，乃有七庙、四庙之说。此虽不可视为宗周旧制，然礼家所言庙制，必已萌芽于周初，固无可疑也。”可知周代庙数，虽说法各有不同，然其有定数则无疑也。

事实上，无论是先秦之时形成的文献资料，抑或是后世儒家对其进行的各种诠释，基本上都大致认为周代实行天子七庙制度。但在七庙组成上，却依旧是纷纷扰扰，杂说纷呈。

一种看法认为，周代虽然是七庙，然而其中后稷为始祖庙，文王和武王则相当于后世有庙号的“×宗”，因此后稷、文王、武王庙万世不迁，其余四庙则为四亲庙，供奉天子的父、祖、曾祖、高祖四代祖先。当天子崩后，神主移入宗庙时，原高祖庙毁弃，倘若该高祖是文、武以前的人物，则神主迁入后稷庙，倘若是文武以后的人物，则按照昭穆序列，昭者迁入文王庙，穆者迁入武王庙。文武二庙即曰祧庙。这一观点为西汉时韦玄成提出，得到了后汉时经学大家郑玄的支持，在历史上影响极大。可概括为“一祖二宗四亲庙”模式。其本质是认为周代虽号称七庙，实则四庙，天子祭祀，只上溯四代。如无称“宗”者，则庙数为五，若有称“宗”者，则庙数为六或为七。

另一种看法认为，周代的的确确是七庙，其中始祖庙供后稷，其余六庙全为亲庙，供奉天子的六世祖一下直至父亲的六代祖先。五世祖、六世祖之庙曰祧庙。文、武王为宗，其庙不算在七庙之中，且“宗”数量无定。这一观点。由西汉刘歆提出，在魏晋之际得到了经学大师王肃的支持，可概括为“一祖六亲宗无数”模式

这两种观点相互对峙，其核心分歧为两点：1、韦郑认为亲不过四，四代以上不再祭祀；而刘王认为亲不过六，六代以上才废止祭祀。2、韦郑认为“宗”的数量在0到2之间，最多不超过二宗；刘、王认为“宗”的数量不定，想要多少就多少。

后世学者或宗韦郑，或宗刘王，在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譬如：王派问郑派：你说周代七庙是一祖二宗四亲庙，但是《礼记·礼器》、《荀子》等文献上都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照你的说法，天子和诸侯实质都是不过是立四亲庙，这岂不是没有了尊卑贵贱？而且，《礼记·祭法》中明明说天子有二祧，你现在说文王之前的神主迁入后稷庙，文武之后的神主迁入文、武庙，这岂不是有了三祧不成？

郑派回答：《礼记·丧服小记》中明明有“王者立四庙”的记载，那我说周天子立四庙有什么不对？而按照《礼器》的说法，周一共有七庙，可照你的说法，七庙加上文武二庙，岂不成九庙了？何况你把文王、武王单独摘出来，祭祀的时候不能同时享受祭祀，这算什么礼法？至于二祧的问题，二祧就是文武，后稷庙不算祧庙。再说了，天子有七庙，那是被祭祀的人多了就是七，不够就是五，而诸侯无论有多少应该祭祀的人，都不能超过五。这又怎么没有尊卑贵贱了？

如此这般，争吵不休。

因为周代是儒家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所以周代的宗庙制度也就成了后世历朝历代宗庙制度的范本和模板。而郑王两家关于周代宗庙的争论，也就成为了后世各朝代掐架的依据。

从宋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以动态的眼光开审视周代宗庙制度，认为周代宗庙制度经历了从五庙到六庙到七庙，或从七庙到八庙到九庙的一个发展过程。若周初时，只祭祀后稷与四世祖先，共有五庙；则穆王时，文王庙不毁，变为六庙，共王时，武王庙不毁，最后发展为七庙。若周初时，祭祀后稷与六世祖先，共有七庙，则懿王时不毁文王庙，变成八庙，孝王时不毁武王庙，变成九庙。

至于周代宗庙的真实情况如何，恐怕还得等更多新的史料和考古成果的出现吧。

3、秦代宗庙制度

当宗周镐京的陵庙楼台在褒美女银铃般的笑声中化为灰烬之后，中国迎来了一场五百年之久的大动荡时代，一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春秋战国，王纲驰废，礼坏乐崩。从西周时期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乃至“礼乐征伐自家臣出”，在这500年的动荡中，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而原有的礼乐仪式，也在这乱世之中凋零、毁灭。

中国在动荡500年之后，被秦始皇所统一，但秦国偏处西鄙，本无甚文化可言，而其民风彪悍尚武，与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的周礼大异其趣。而其在统一之后，又改正朔、易服色，废封建、置郡县，几乎和周文化做了彻底的割裂。加之周代礼乐文化在500年的动荡之中，本来就已经鲜有孑遗，因此秦代宗庙制度也远不如周代之完善。

秦始皇时，虽然必有宗庙，但其制度已经不得而知，而在二世即位后，即进行了宗庙制度的改革，依古礼建立了七庙，“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史记·秦始皇本纪》），由此可知，七庙中有襄公庙和始皇庙，其中襄公为秦国始封之君。而始皇庙则被尊为祖庙，也就是说，秦朝是奉始皇为太祖的。以功业而确定太祖，这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汉代宗庙制度

1、汉初宗庙制度

据史记记载，汉二年刘邦还定三秦后，即于栎阳立宗庙。但此时刘太公尚在人世，而刘邦世系不明，其父母尚只有姓而无名，遑论高、曾、祖。实在不知道此时其宗庙中所供奉者为何人。此后数十年间，太上皇、高帝、惠帝驾崩，于长安城内分别建立太上皇庙、高庙、惠帝庙，这应该是汉朝宗庙制度之始。

但经过了春秋战国长达500年的动荡，以及秦朝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之后，周代宗庙制度恐怕已经无人了解。因此“汉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知周礼，每帝即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续汉书·祭祀志下》注）。其的宗庙制度还处于极为原始的状态。这种原始性还表现在刘邦庙号的称呼上。

《史记·高祖本纪》：“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汉书》的记载与此略同。由此可知，在汉代宗庙系统中，刘邦为太祖，这是没有疑意的。但在《史记》记载中，或称刘邦为“高帝”，或称其为“高祖”，而从未以庙号“太祖”称之，这似乎是表示刘邦虽然拥有了“太祖”的庙号，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与祭祀活动中，都并未使用，而依旧以其谥号称之为“高”，这才有了民间“高祖”的习称。而在流传至今的汉瓦当中，还有“高庙万世”文字的瓦当，据信是刘邦庙的遗物，若如此说来，刘邦庙在官方正式称呼中，亦是以谥号称为“高庙”，而非以庙号称为“太祖庙”。

此后，文、景、武、昭诸帝崩，依旧例建庙于长安。

昭帝崩，无后，霍光乃自民间立戾太子孙刘病己，是为宣帝。宣帝即位，除了立昭帝庙之外，还为自己的生父立庙，是为皇考庙。及宣帝崩，元帝即位，又立宣帝庙。

2、元帝永平改制

至元帝时，汉所立宗庙，自太上皇庙、高庙、文帝庙，直至皇考庙、宣帝庙，共九庙，既无迭毁，又无昭穆。此时儒术大盛，儒学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意识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而国家宗庙制度却与儒家经典上所记载的大相径庭，多为当世学者所讥。于是元帝诏令议皇帝宗庙迭毁制度。

丞相韦玄成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高帝乃是始受封、始受命之君，为汉太祖，其庙万世不迁。而太上皇、惠、文、景庙亲尽，当祧迁毁庙，只保留武、昭、宣、皇考四庙。加上太祖高帝庙，也就是说，韦玄成所提方案为五庙。但这一方案并未将太宗文帝、世宗武帝视同周文、武二王，而是依旧按照亲尽而祧的原则依次毁庙，这其实也相当于褫夺了文、武二帝的庙号。同时，又将并未称帝的皇考纳入了帝王宗庙体系，与武、昭、宣等皇帝相提并论，同序昭穆。因此方案一出，就受到了各方的质疑

儒家重周礼，因此确立制度无不以周代制度为蓝本，而当时社会上所公认的周代宗庙制度为“一祖二宗四亲庙”模式，而且韦玄成本身就是这一理论的坚定支持者，那么他为什么在为本朝制定制度时，却要违背周代制度，而定为五庙呢？

原来，韦玄成认为，周代虽然是“一祖二宗四亲庙”，但其中二宗并不是必须的。只是因为周文、武王上承天命，父子相继，灭商立周，乃是周朝始受命之君，所以才为万世不迁之宗。此后周成王也是功业显赫，依旧亲尽而祧。试问文帝、武帝功业再广大，能超过周成王吗？既然周成王庙都迁毁了，凭什么文帝、武帝就不能迁？

至于将皇考与诸帝同序昭穆，我推测这主要是由于宣帝和昭帝之间隔辈造成的。从血缘亲统上讲，宣帝为戾太子孙，昭帝侄孙。但从帝王君统上讲，宣帝继承昭帝，应当为昭帝子。在这里亲统和君统之间出现了分歧，为了弥合这个分歧，于是韦玄成便把昭帝父亲的庙列入了宗庙系统。但如此一来，明显违背礼制，因此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

在经过一年的考虑之后，元帝自己拿出了一套方案，试图敉平争论：高帝为太祖，无异议。承认文帝的太宗地位，其庙万世不迁。而宣帝继承昭帝，即是昭帝之子，“为人后者不复顾私亲”，太上皇、惠帝、景帝、皇考庙全部迁毁。按照这一方案，则汉宗庙共有五庙：高、文、武、宣、昭庙。而其中高帝、文帝二庙万世不迁，则事实上只有三亲庙。

元帝这一方案，一祖一宗三亲庙，非但不合于礼制，而且以宣帝为昭帝子，也不合乎人情。因此理所当然遭到朝臣反对。于是韦玄成又提出了自己新的方案：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其庙世世不毁。其余诸帝各序昭穆，其中景帝为昭，武帝为穆，昭帝、宣帝同为昭。保留皇考庙，但不序昭穆。太上皇、惠帝亲尽祧迁，其神主藏于太庙。

如此一来，则汉宗庙共有七庙：高、文、景、武、昭、皇考、宣。其中高帝与文帝庙万世不迁，其余五庙依次亲尽则祧。貌似是和周代制度相似，但实质不同。韦玄成的这套方案，其实是糅杂了君统和亲统，若论君统，则是高、文、景、武、昭、宣，共是六庙，若论亲统，则是高、文、景、武、皇考、宣，也是六庙。这套名为七庙实则六庙方案，在各方面妥协之下顺利通过，于是下诏施行。

汉初除在长安建立宗庙外，还在各地建立郡国庙，祭太上皇、高帝、文帝、武帝。此次改制中，郡国庙也一律罢毁。

这一制度施行未几，元帝于建昭三年，“梦祖宗谴罢郡国庙，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汉书·韦贤传》），紧接着就病倒了。于是元帝恐惧，于建昭五年又回复了所罢毁的宗庙和郡国庙，同时承认武帝庙号为“世宗”。但这并未能治好他的病，几年之后，元帝崩。

成帝即位后，在丞相匡衡的主持下，又开始施行永光改制的方案，再一次迁毁惠帝庙，同时由于元帝神主祔庙，景帝亲尽迁毁。至此汉代宗庙制度形成了“一祖”（高庙）、“二宗”（文帝、武帝）、“四亲庙”（昭帝、皇考、宣帝、元帝），基本上和传说中周代制度相吻合了。

哀帝即位，诏令群臣讨论宗庙之礼。光禄勋彭宣等人再次请求取迁毁武帝庙，从而再次引发了关于宗庙制度的大讨论。刘歆反驳彭宣等人观点，说：“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太甲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为《毋逸》之戒，举殷三宗以劝成王。繇是言之，宗无数也”（《汉书·韦贤传》），明确提出了“宗无数”的观点。又说：“或说天子五庙无见文，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同上）。奏上，哀帝认可，遂照此执行。

按照刘歆的方案，则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其庙不算在皇帝宗庙体系之内，且永不迁毁，而哀帝所祭祀先祖，应该在排出文、武二帝的前提下上溯六代，故此时汉宗庙除了高、文、武一祖二宗三庙之外，其亲庙为惠、景、昭、宣、元、成六庙，加上宣帝父皇考庙，哀帝父共皇庙（哀帝即位后，追尊其父为共皇），达到了11庙。

3、王莽九庙

哀帝崩，平帝立，王莽执政，以“两统贰父，违于礼制”（《汉书·韦贤传》）为由，毁弃皇考庙与共皇庙。元始四年，王莽追尊宣帝为中宗，元帝为高宗，平帝崩后，又追尊成帝为统宗，平帝为元宗。至此，西汉皇帝除了此前惠、景、昭及哀帝外，所有皇帝都拥有了庙号。此时汉究竟是继续执行刘歆六亲庙制，抑或王莽另有制度，史无记载。不过从王莽成帝后，为自己先祖立四亲庙的举动来看，或许他是不同意刘歆六亲庙说而暂停韦玄成四亲庙说的。若真如此，则此时惠、景二帝亲尽当迁，而汉庙应为高、文、武、宣、元、成、平一祖六宗，亲庙则只有哀帝一庙。

王莽成帝后，为了平定四方盗贼，遂于地皇元年建立九庙，“欲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汉书·王莽传》），其中五庙为其远祖之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同上），为祖庙；四庙为其高、曾、祖、父之庙，为亲庙。

王莽宗庙虽为九庙，然而其中五庙为祖庙，依据刘歆祖、宗庙不在七庙常数中的说法，王莽九庙实质为五庙。它是韦玄成“一祖二宗四亲庙”与刘歆“一祖六亲宗无数”两种观点的混合体，既保留了四亲庙，又坚持了宗无数。

4、东汉初期宗庙制度

刘秀称帝后，最初仅仅祭祀高、文、武三帝，建武元年定都洛阳后，遂于二年在洛阳修建高庙，置高帝至平帝十一帝神主于其中。同时，又在洛阳修建四亲庙，祭祀其高、曾、祖、父。

由于刘秀为汉室旁系，若以宗法制而言之，是为小宗。而帝系为大宗，刘秀称帝，即是以小宗继大宗。按照大宗万世不绝的理论，刘秀应以元、成、哀、平等西汉诸帝为先祖，而对于亲生父母等私亲所执之礼应当减弱，此即宗法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是也。

但现在刘秀一方面置西汉十一帝神主于高庙，另一方面为自己小宗私亲各起亲庙，明显有以四亲庙取代西汉诸帝宗庙的趋势，因此理所当然招致了儒学士人的反对。

建武19年，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上书，要求光武撤销为自己高祖父之下四世亲庙，而代之以西汉帝室大宗四庙：“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礼之设施，不授之与自得之异意。当除今亲庙四。孝宣皇帝以孙后祖，为父立庙于奉明，曰皇考庙，独众臣侍祠。愿下有司议先帝四庙当代亲庙者及皇考庙事。”（《续汉书·祭祀志》）

光武从之，于是：1、承认王莽为宣帝所加“中宗”庙号，而废除元、成、平帝的“高宗”、“统宗”、“元宗”庙号；2、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取代四亲庙；3、因为按行辈，光武应当为元帝子辈，与成帝同辈，为哀、平叔父辈。因此尊宣帝为祖、元帝为父，与高、文、武三帝神主一同供于洛阳高庙，由光武亲自奉祀，成、哀、平三帝神主供于长安高庙，由朝廷官员代为祭祀。4、为生父南顿君另立皇考庙，由群臣奉祀。

此时，光武所奉宗庙，除太祖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外，其余为宣、元、成、哀、平五庙。其中宣帝为中宗，亦为百世不迁之庙，而元、成、哀、平四庙为亲庙，庙数达到八庙。按照刘歆“宗无数”理论，将称宗者三庙去除，其实质依旧是“一祖四亲庙”的五庙制。

5、同堂异室制的确立

光武时，不再为每位皇帝各自立庙，而是分别在长安和洛阳建立两座高庙，将其他皇帝神主藏于两座高庙之中，这可以看作是“同堂异室”制度的雏形。

光武崩后，明帝即位，为其上庙号曰“世祖”，同时在洛阳建立世祖庙。明帝崩，“遗诏无起寑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后汉书·明帝纪》）。因此章帝即位后，仅藏明帝神主与世祖庙而已。而章帝崩后，亦遗命藏神主与世祖庙。此后形成传统，东汉皇帝再无单独立庙者，仅仅藏神主于世祖庙。由此而形成了皇帝宗庙“同堂异室”制度，为之后历朝历代所沿用。

6、献帝初平改制

自光武至灵帝共九帝，除殇、冲、质三帝早亡不列宗庙而无庙号外，其余藏于宗庙者皆为“×宗”，因有庙号者其庙世世不毁，所以此时“亲尽毁庙”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废弃不用了。灵帝崩，洛阳大乱，董卓入京，立献帝。时左中郎将蔡邕上奏，提议改革宗庙制度：“今圣朝尊古复礼，以求厥中，诚合事宜。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为考庙，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毁。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以遵先典。”（《续汉书·祭祀志》注引《袁山松书》载蔡邕议）

于是“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续汉书·祭祀志》）。由此可知，蔡邕所议宗庙制度，仍旧为“一祖二宗四亲庙”模式。

然而由于史料记载的模糊，后世学者对于所谓“近帝四”的理解各有差池。前引《续汉书》，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之语，因此多有认为是和、安、顺、桓四帝被迁毁，而所为“近帝四”指的是光武、明、章、灵四帝（见《文献通考》），不过这种说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倘若献帝以光武、明、章、灵四庙为亲庙，等若以章帝为祖父、而以明帝为曾祖父，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所谓“近帝四”，是指安、顺、桓、灵四帝，《续汉书》中所谓“和帝以下，……不应为宗，……皆奏毁之”之语，仅仅是指褫夺和帝以下四帝庙号，待其亲尽后逐一迁毁，而非立刻毁之。

如此，则此时东汉宗庙中所供奉的，当是高、文、武、安、顺、桓、灵七帝，是为一祖二宗四亲庙是也。

但在若真如此，则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除此一祖二宗之外。其余有庙号的各位，如中宗宣帝、世祖光武等，尽管称祖称宗，却已经不再是百世不祧了，而依旧被迁毁。宣帝且不论，世祖光武乃是东汉开国之君，中兴之主，是东汉诸帝的直系先祖，倘若真将他迁毁，真是情何以堪。

因此也有学者提出所谓“一祖二宗”，乃是世祖光武、显宗明帝、肃宗章帝，即这“一祖二宗”仅仅是东汉帝系，而与西汉无涉。西汉有庙号高、文、武、宣的四帝，依旧供奉于高庙之中，而东汉“一祖二宗四亲”，则供奉于世祖庙中。如此，在事实上此时宗庙共为11庙，西汉四，东汉七。

四、总结

中国宗庙制度虽然源远流长由来已久，但夏商周三代制度并无人亲见，记载周代制度的《礼记》等书，是战国人所撰，其中内容自然较真实情况有较大偏差。因此真正将宗庙制度予以实施，是从汉朝开始的。

两汉的宗庙制度并不稳定，经历了许多次大规模的改革和修正。这一方面是由于儒学的发展，使学者对周代宗庙制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两汉宗庙的历次争议中所提出的各种观点，都对后世制度产生着重大影响。因此了解周代和汉代宗庙制度，是了解中国古代宗庙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不可不察也。

明代宗庙制度

宗庙制度，简称庙制，是指为已故祖先建立灵魂依归之所的次序和祭祀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祀祖先既是一种民间信仰，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它体现了社会身份等级。明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其宗庙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一、宗庙制度的等级划分

明代的宗庙制度严格遵循儒家传统，按照亲疏贵贱来区分祭祀的等级。根据规定，天子可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士立一庙，而庶人则无庙，只能在家中祭祀祖先。这一制度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在宗庙内，神主的排列次序也极为讲究。始祖居中，左昭右穆，即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一世为昭，二世为穆，以此类推，单数世为昭，双数世为穆。这种排列方式既体现了辈分的尊卑，也便于后代子孙对祖先的祭祀和缅怀。

二、明代宗庙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为了巩固政权，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其中就包括宗庙制度。他仿照太庙格局，建立了帝王庙来祭祀先贤。最初，帝王庙祭祀的帝王有17位，后来隋文帝杨坚被移出，降为16位。此后100多年里，帝王庙一直是这个祭祀格局，直到嘉靖年间，元世祖忽必烈被移出。

朱元璋在南京初建太庙时，采用的是“都宫别殿”制度，即一帝一庙。然而，这一制度在后来被“同堂异室”制度所取代。洪武九年（1376年），新太庙建成，中室奉德祖，东一室奉懿祖，西一室奉熙祖，东二室奉仁祖，皆南向。这一布局体现了朱元璋对宗庙制度的重视和严谨。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即位后，对太庙格局进行了调整。他将兴宗朱标踢出太庙，形成了五室的格局：德祖朱百六居中，懿祖朱四九居左（东）第一室，熙祖朱初一居右（西）第一室，仁祖朱五四居左（东）第二室，太祖朱元璋居右（西）第二室。后来，随着明朝迁都北京，太庙也随之迁往北京，并形成了七室、九室的格局。

三、藩王宗庙制度

明代分封宗室为王，封藩建国。藩王的地位等同于古之诸侯，因此也引入了诸侯宗庙制度。洪武四年（1371年），礼部受命制定了一套藩王宗庙制度，规定藩王可立五庙，以始封之王为始祖，供奉始祖和二昭、二穆，组成藩王五庙。这一制度体现了“支子不祭”的原则，即小宗不可祭祀大宗先祖。

藩王宗庙的祭祀仪式也十分隆重。祭祀时，使用舞生七十二人，文舞三十六人执羽籥，武舞三十六人执干戚，以诸侯的六佾典礼祭祀先王。这种祭祀仪式不仅体现了藩王的尊贵地位，也加强了他们对祖先的敬仰和缅怀之情。

四、宗庙制度的演变与改革

明代宗庙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演变和改革。嘉靖十五年（1536年），由于“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了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允许庶民祭祀始祖，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同时，这也反映了明代社会对宗祠祭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此外，明代宗庙制度还面临着迁祧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庙内的神主越来越多，而宗庙的空间有限，因此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迁祧。迁祧的过程包括将位于昭位的第一代先祖的神主请出（称为“祧”），以及将其余各代昭穆之主的神主按序抬升一位（称为“祔”），以腾出位置安放最新去世的先王神主。

五、结论

明代宗庙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和祭祀文化的重要体现。它不仅体现了儒家传统思想对古代社会的影响，也反映了明代统治者对祖先祭祀的重视和严谨。通过明代宗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祭祀文化以及统治者对祖先的敬仰和缅怀之情。同时，明代宗庙制度的演变和改革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线索。

清代宗庙制度

清代宗庙制度是中国古代宗庙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继承并发展了前代的宗庙祭祀传统，形成了具有清代特色的宗庙体系。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清代统治者对祖先的崇敬之情，也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观念。

一、清代宗庙制度的建立

清代宗庙制度的建立始于皇太极时期。皇太极在建立大清后，效法中原王朝敬天法祖的传统，于崇德元年（1636年）在盛京（今沈阳）建立了太庙。这座太庙分前后两进院落，前殿五室，后殿三室，用于奉祀清朝的始祖及历代先祖。皇太极追尊始祖孟特穆为泽王，高祖父福满为庆王，曾祖父觉昌安为昌王，祖父塔克世为福王，父亲努尔哈赤为太祖皇帝，庙号太祖，陵曰福陵。母亲叶赫那拉·孟古哲哲则被尊为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这一系列的追尊和建庙活动，为清代宗庙制度奠定了基础。

顺治帝入关后，继承了明朝的太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扩建。顺治元年（1644年），北京太庙设立，用于奉祀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顺治五年（1648年），太庙进行了改造，太祖、太宗的神牌被奉祀于中殿，而追尊的“四王”（肇祖、兴祖、景祖、显祖）则被奉祀于后殿。至此，清代太庙制度基本定型。

二、清代宗庙制度的结构

清代宗庙主要由太庙和奉先殿组成。太庙是封建国家的国庙，位于紫禁城正门午门之左，与《周礼》所载的“右社稷左宗庙”一致。太庙共有三殿，由南而北前后排列，分别是前殿、中殿和后殿。前殿为享殿，用于大享时祭祀中殿神主以及岁暮大祫时合祭后殿、中殿神主。中殿为寝殿，奉藏太祖而下各代帝后神主。后殿则用于奉祀清朝的始祖及历代先祖。

奉先殿则是皇帝的家庙，位于内廷部分景运门外，分前后两殿，中间以穿堂相连。前殿为享殿，后殿为寝宫，用于供奉太祖而下各代帝后的神主。与太庙相比，奉先殿的祭祀活动更为频繁和日常化。

三、清代宗庙制度的祭祀与尊号

清代宗庙制度的祭祀活动非常隆重和繁琐。在祭祀时，神主会被奉至前殿进行祭祀，祭祀完毕后再送回中殿或后殿。祭祀过程中会使用各种祭器和供品，如簋、簠、笾、豆等盛放食品，以及金匕、金箸、玉爵等用于奠酒和放福胙。此外，清代宗庙制度还规定了各种祭祀礼仪和仪式，如大享、大袷等，以确保祭祀活动的庄严和神圣。

在尊号方面，清代皇帝在去世后会被赐予庙号和谥号。庙号是皇帝在宗庙中的称号，如太祖、太宗、世祖等，用于区分不同皇帝的世系和地位。谥号则是对皇帝一生功绩和品德的总结和评价。清代皇帝的庙号和谥号通常由皇帝本人或其后继者确定，并经过朝廷大臣的商议和讨论。这些尊号不仅体现了对皇帝的尊崇和敬仰，也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观念。

四、清代宗庙制度的特点

清代宗庙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等级分明：清代宗庙制度严格区分了皇帝、亲王、郡王等不同等级的贵族在宗庙中的地位和待遇。皇帝的神主被奉祀在太庙和奉先殿的显著位置，而亲王、郡王等贵族的神主则只能被奉祀在各自家族的祠堂中。

昭穆有序：清代宗庙制度遵循昭穆之制，即始祖居中，左昭右穆。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这一制度确保了清代宗庙中神主的排列有序且不乱。

尊祖敬宗：清代宗庙制度体现了尊祖敬宗的传统观念。通过祭祀祖先的活动，清代统治者不仅表达了对祖先的崇敬之情，也加强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文化丰富：清代宗庙制度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祭祀活动、祭器使用、礼仪仪式等方面的规定和实践，清代宗庙制度不仅传承了古代中国的祭祀传统，还融入了满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代宗庙文化。

五、清代宗庙制度的影响

清代宗庙制度对清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强化了皇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通过祭祀祖先的活动，清代统治者不仅表达了对祖先的崇敬之情，还借此加强了皇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使皇权在民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

其次，清代宗庙制度也促进了家族观念的强化和家族制度的完善。在清代宗庙制度的影响下，家族成员更加重视家族荣誉和家族责任，纷纷努力为家族争光添彩。同时，家族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如家族祠堂的建设、族谱的编纂等，都成为了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清代宗庙制度还对清代的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清代宗庙制度的推动下，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得以产生和传承，如精美的祭器、华丽的礼服、庄重的礼仪仪式等，都成为了清代文化艺术的重要代表。

六、清代宗庙制度的衰落与变革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清代宗庙制度也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和不足。到了清末民初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民主思想的兴起，清代宗庙制度开始受到冲击和质疑。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改革宗庙制度，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

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清代宗庙制度逐渐被废除和取代。虽然在一些地区和文化中，仍然保留着对祖先的崇敬和祭祀传统，但清代宗庙制度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符号，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清代宗庙制度是中国古代宗庙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体现了清代统治者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和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观念。虽然清代宗庙制度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对清代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仍然深远而持久。通过对清代宗庙制度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可以为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和价值观塑造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