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熊克明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散文/熊克明

英名万古传飞将，

正气千秋壮国魂。

在风含玉润、蔚然深秀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紫金山北麓的一座山坡上，有一座深幽肃静、典雅古朴的建筑群，它就是举世闻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今南京市蒋王庙街289号）。

时光回溯到百余年前，人类发生的战争无论有多么残酷无情，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无论有多么严重，但都只局限于地球表面的争斗与掠夺。广袤无垠的天空仍是澄澈一碧，丝毫没有受到战火的污染。然而，自从美国发明家“莱特兄弟”(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于1903年12月17日的清晨驾驶着自己研制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取名为“飞行者1号”带动力的双翼飞机，摇晃着飞上天空后，碧蓝如洗、神秘寂静的穹宇从此就再无安宁之日。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种名为“有动力驱动的固定翼飞行器”（简称飞机）开始参与军事战争。从此，人类的战争从“二维平面空间”上升到了“三维立体空间”。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第二次世界大战率先在亚洲爆发。至1945年9月2日第二次世界结束，侵华日军战败投降为止，侵华日军空军先后出动了3000多架作战飞机入侵中国领空。

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编辑的《航空杂志》记载，在中华民族长达14年（1937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2日）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空军为捍卫祖国的领空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一共有6164名国军空军飞行员和空、地勤技术人员阵亡或殉职，7897名空军将士负伤或致残，损失作战飞机2468架。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2月，为了安葬在抗日战争初期陈亡的国军空军将士，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向社会各界筹募了26000银元（其中包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捐赠的3000银元）后，于同年8月在首都南京紫金山北麓一座山坡上，开工修建“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据史料记载，由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系邱德孝教授设计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以航空烈士公墓入口处的四柱三间牌坊为中轴线，自北向南拾级而上，分别是左右庑‌、碑亭、祭堂、纪念亭、墓茔‌（衣冠冢）和烈士纪念塔等。

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高8.35米的四柱三间牌坊正面中间横梁上镌刻着“航空烈士公墓”六个大字。中间立柱上镌刻着何应钦（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战区司令长官）题写的楹联：“捍国骋长空，伟绩光昭青史册；凯旋埋烈骨，丰碑美媲黄花岗。”

四柱三间牌坊背面中间立柱上镌刻的楹联：“英名万古传飞将；正气千秋壮国魂。”和中间横梁上阴刻的“精忠报国”四个字为蒋中正手迹。

上述镌刻在四柱三间牌坊上的两幅楹联，不仅表达了国家对航空英烈们的深切缅怀和敬意‌，也寄托了对民族未来的期望和祝福。

沿着四柱三间牌坊中轴线拾级而上约10米处，建有一座四角飞檐的碑亭，亭子中央竖有一块2.65米高的青石碑，碑匾上镌刻着“航空救国”四个大字，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文先生，于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为中华民国广州大元帅府航空局研制出的第一架军用飞机“乐士文”号试飞成功而题写。后这块题匾被移至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首批安葬在占地面积33000多平方米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172名航空烈士，是在1932年1月28日中日“松沪会战”中阵亡的国军空军将士。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随即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左右庑、祭堂、纪念亭、墓茔‌和纪念塔均被日军炸毀。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9月2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5月5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年秋天，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委员会对南京航空烈士公墓进行了大规模修葺，重修后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基本恢复原貌。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国防部空军总司令部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衣冠冢）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并同时将散葬在中国各地的4290余名中外抗日航空烈士（飞行员）的遗骸或遗物迁葬于此。让英烈们长眠于青山翠柏之间。可谓是：青山埋忠骨，翠柏勉英魂。

　　据史料记载，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国民革命军空军飞行员只有500余人和600架飞机，而能参与作战的飞机仅有300架，且大部分飞机都是从英、美、法、德等国购买的，型号杂乱，国产飞机极少。相较侵华日军的空军，在战机性能和训练条件上都存在显著差距。因此，在当年被称为“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的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校园一隅的石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条誓死报国且令无数国人泪目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在首都“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设“航空班”。

1930年1月，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班迁往杭州笕桥镇横塘村，并正式更名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简称笕桥中央航校）。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当时中国第一所专注于培养空军士官的军事学校。创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不仅标志着中国空军教育从此启始，更对中国空军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笕桥中央航空学校被迫数次迁移校址。

1937年7月，笕桥中央航校迁往云南昆明，并易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

1943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冬季，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迁往印度拉合尔（今巴基斯坦拉合尔市）盟军空军基地。

1945年9月，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笕桥中央航空学校）迁回笕桥原校址。

几经迁址的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期间，不屈不挠和英勇抗战的精神‌。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4月15日，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迁往台湾省高雄市冈山。

2006年5月25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11月，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旧址入选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名录。

从1928年11月至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2月，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一共举办了16期（科目包括飞行、航炸、领航、通讯、侦察、地勤机械等）航空人员培训班，其中飞行科培育了1672名飞行员。当年，对于报考笕桥中央航校的学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有适合飞行的强健体魄和崇高的飞行志愿；第二，必须具有高级中学以上的学历；第三，年龄必须在18岁至24岁之间。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报考者，再经过严格的层层考试、筛选，成绩优异者方可入学。

据当年的《航空杂志》记载，当年，毕业于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1672名空军飞行员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他们当中有名门望族的后代，有高官富贾子弟，有归国华侨，有投笔从戎的大学生等，他们原本可以设法躲避战乱，选择“苟且偷生”，但是在祖国危难之际，他们却以英勇无畏的血性胆魄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毅然决择冲上云天，抗击日本侵略者。

　　据不完全统计，毕业于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1672名空军飞行员，其中有550人在与侵华日军空军的战斗中壮烈殉国，他们殉国时的平均年龄仅23岁。其中有的人甚至是同年毕业，同年便在对日军的空战中阵亡。其战况之惨烈可见一斑！从昔日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委员会公布的长长的航空烈士名单中，便可清晰地窥见到在抗日战争时期，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全体学员遵循校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情怀。名单中不仅记录了烈士们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等信息，还详细记录了年轻的国军空军勇士们不畏强敌，在战斗机的数量、性能、航速等方面都远不如日军空军战斗机的情况下，与日军在空中展开殊死搏斗的悲壮又惨烈的过程。仅举几例如下：

例一，刘粹刚（1913年至1937年10月25日），男，汉族，辽宁昌图县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科第2期学员。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2月2日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空军第5航空驱逐大队第24中队少尉飞行员、中尉分队长、上尉中队长。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刘粹刚奉命率第5航空驱逐大队第24中队驻防江西南昌。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爆发。刘粹刚随国军空军第5航空驱逐大队飞往上海，协助国军陆军攻击上海虹口日军兵营，以及阻止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吴淞口登陆。

1937年8月22日，刘粹刚奉命率领第5航空驱逐大队第24中队移驻首都南京空军大校场机场，负责首都空防任务。仅在8月22日至10月12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刘粹刚在首都上空多次与日军的空战中，常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先后独自驾机击落9架敌机，另外还与队友袁葆康共同击落2架敌机，且其从未有被击落或受伤的纪录。成为在抗日战争中击落敌机数量最多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为此，战功卓著的刘粹刚荣获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委员会颁发的“七星星序奖章”及“二等宣威奖章”各1枚。

1937年10月26日，刘粹刚奉命在掩护国军陆军攻占山西娘子关的战役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殁年24岁。

刘粹刚壮烈殉国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为表彰其奋勇杀敌，以身许国的精神，特追授予其国民革命军空军少校军衔。此外，为了纪念这位已经远逝的“空中战神”，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委员会特将迁往昆明的“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子弟小学”更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粹刚小学”，并任命刘粹刚的新婚妻子许希麟女士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粹刚小学”第一任校长。

2015年8月24日，抗日英烈刘粹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例二，李桂丹（1913年12月1日至1938年2月18日）， 男，满族，辽宁新民县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科第2期学员。1934年2月2日毕业。历任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少尉飞行教官、飞行科驱逐组组长、国民革命军空军第4航空驱逐大队第21中队中尉队长、第4航空驱逐大队上尉副大队长、大队长。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爆发。李桂丹奉命率领国军空军第4航空驱逐大队第21、22、23中队由河南周口飞往杭州笕桥，配合国军陆军与日军空军展开激战。在此次空战中，李桂丹独自击落3架敌机。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委员会授予李桂丹“二级云麾勋章”和“三星星序勋章”各1枚，以奖励他的作战功绩。同年2月18日，李桂丹率领空军第4航空驱逐大队飞赴武汉，与日军空军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战。此战中国空军共击落12架敌机，其中李桂丹击落了3架敌机。但中国空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年仅24岁的大队长李桂丹与队友吕基淳、巴清正、王怡、李鹏祥均在此次空战中壮烈殉国。

1938年2月21日，武汉市各界人士在汉口总商会举行“庆祝空捷及追悼国殇”大会，纪念在3天前武汉空战中为国捐躯的4位国军空军将士。大会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亲自主祭。蒋中正与夫人宋美龄（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送挽联：“武汉居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绩；滂沱挥同胞之泪，丧我良士，九霄风云招英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送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会后两万余武汉市民为英烈们执绨送葬。

李桂丹壮烈殉国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特追授予其国民革命军空军少校军衔。

2015年8月24日，抗日英烈李桂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例三，乐以琴（1914年11月11日至1937年12月3日），男，汉族，四川省芦山县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科第2期学员。1934年2月2日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空军第3航空驱逐大队第8中队少尉飞行员、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中尉飞行教官、第4航空驱逐大队第22中队中尉队长、第4航空驱逐大队上尉副大队长。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0月，因战时需要，乐以琴由笕桥中央航校调任国军空军第4航空驱逐大队第22中队中尉队长。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抗战爆发。当天，国军空军第4航空驱逐大队奉命紧急调往杭州笕桥机场驻勤备战。8月14 日，侵华日军第701海军航空队（又称木更津航空队）派出34架三菱97式重型轰炸机，准备偷袭中国空军的杭州笕桥机场，妄图一举摧毁中国空军主力。此时，驻勤笕桥机场的乐以琴立即驾驶 2204号美制霍克-3型战斗机，率领中国空军第4航空驱逐大队第 22中队起飞迎战。训练有素的乐以琴把握时机，占具有利的空中位置，一连击落4架日军三菱97式重型轰炸机。此后，他又在8月21日对日军的空战中，击落2架日军的三菱96式舰载战斗机，并对登陆浙江杭州湾的日军地面部队猛烈扫射，狠狠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仅在短短的7天内，乐以琴一人就击落6架敌机，可谓战功卓著！为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委员会授予他1枚“五星星序奖章”。并同时授予他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称号。从此，日军空军飞行员只要一见中国空军编号2204号霍克-3型战斗机，便望风而逃。

1937年9月初，乐以琴奉命率领国军空军第4航空驱逐大队第22中队移驻首都南京空军大校场机场，负责首都空防任务。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乐以琴率领的第4航空驱逐大队第22中队与刘粹刚率领的第5航空驱逐大队第24中队联合作战，在保卫首都南京异常惨烈的空战中，最终将号称日本空军精锐的第701航空队全部歼灭。当然中国空军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乐以琴因在保卫首都南京的系列空战中，功勋卓著，被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空军第4航空大队上尉副大队长。

1937年12月 3日，侵华日军空军再次出动了30多架96式舰载战斗机，飞至南京上空与中国空军对决。由于中国空军在对日军的历次空战中，损毁的战机和需更换的零部件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和更换，导致了包括乐以琴所驾驶的战机在内的许多战机无法及时起飞迎战。在此万分危机的时刻，乐以琴只得临时改驾一款性能相对落后的意大利制造的“菲亚特CR-32”战斗机，升空迎战日军。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劣势空战中，孤胆英雄乐以琴毫无惧色，拼死血战，就在他击落1架敌机之时，突然从高空云层中俯冲下来几架敌机，从不同方向一起对他的座机开火，被击中了机身和油箱的座机，瞬间冒出了长长的浓烟，并迅速向下坠落，此时，乐以琴虽然被迫无奈地选择了弃机跳伞，但不幸的是，还没等他打开降落伞，他的身体已重重地坠落在坚硬的地面上，壮烈成仁。时年仅23岁。

乐以琴为国捐躯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为表彰其英勇无畏、致命遂志的精神，特追授予其国民革命军空军少校军衔。

2014年9月1日，抗日英烈乐以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列入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例四，阎海文（1916年6月21日至1937年8月17日），男，满族，辽宁北镇县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科第6期学员。1936年10月12日毕业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空军第5航空驱逐大队第24中队担任少尉飞行员。

1937年8月13日，中日凇沪抗战爆发。由于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存在巨大差异，守卫上海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便频频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电请求空军支援。为此，从8月14日起，阎海文所属的国军空军第5航空驱逐大队第24中队奉命从江苏扬州空军机场起飞前往上海，从空中火力支援国军陆军第88师，轰炸驻上海虹口的“日军陆军司令部”。曾多次遭到中国空军轰炸的日军陆军司令部，这次采取了措施，在司令部楼顶和周围布满了防空火力。但中国空军第5航空驱逐大队第24中队的将士，还是顶着日军密集的防空炮火，最终炸毁了这个日军陆军司令部。8月16日，阎海文在完成轰炸任务返航途中，其座机不幸被日军的高射炮击中着火，危机时刻，阎海文被迫选择了离机跳伞，但因风向变化不幸落入日军阵地中，被一群暴戾恣睢的日军团团围住，并叫嚣着要他举起双手投降。宁死也不愿投降的阎海文立即拔出手枪，一连击毙、击伤了冲向他的数名日军士兵。日军没有想到年轻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居然有如此精准的枪法，只得趴在掩体后面，用蹩脚的中文继续向阎海文喊话劝降。过了好一阵子，见一直没有动静，日军断定阎海文没有子弹了。于是，一群日军士兵一边喊话，一边向阎海文冲过来，临危不惧的阎海文双目怒视着冲过来的日军士兵，声嘶力竭地发出一声怒吼：“中国没有被俘的空军！”然后，将只剩下最后一发子弹的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颅，扣动扳机，一声枪响，一股殷红的鲜血像一道彩虹，伴随着英雄洒落在脚下深情的土地上。此时的阎海文离21岁生日仅差一天。

阎海文自戕后，惊得围剿他的日军士兵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在他们狭隘与偏执的想象中，中国人都是贪生怕死的“东亚病夫”，可眼前这位年轻的中国空军勇士，从空中跳伞落地后，从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临危不俱，大义凛然的英雄本色。直至其舍身存义，饮弹自尽。日军士兵大惑不解？可这一切是那么的真实，真实得令人不容置疑！一名日军少佐立即将围剿劝降阎海文未果的情况，如实地上报给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向来以“武士道精神”自居的白川义则，竟然一反常态地被年轻的中国空军勇士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所折服。他不无感慨道：“过去日俄战争之时，大和民族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安在？现在已被年轻的中国空军勇士阎海文夺去了，这值得我们钦佩呀！”当天下午，白川义则下令将阎海文就地葬殓，并在他的坟墓上插了一块木牌，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白川义则还亲自率领日军士兵列队在阎海文坟墓前，垂首恭敬而立。对于不可一世的白川义则来说，为敌人、也为勇士举行葬礼，这在他是生平第一次。同年9月11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报刊战地特派记者木村毅从上海发回日本国内一则新闻，新闻中讲述了年轻的中国空军勇士阎海文为国損躯的故事，木村毅记者在文章未尾感佩至极地写道：“我将士本拟生擒，但对此悲壮之最后，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殓……此少年空军勇士之亡，虽如苞蕾摧残，遗香不允，然此多情多恨，深情向往之心情，虽为敌军，亦不能不令我全军将士一掬同情之泪也。”木村毅记者如此客观理性的报道，不仅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也间接地戳穿了日本国内主战派们吹嘘的“皇军无敌”的谬论。同年10月下旬，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报社在首都东京举办了标题为《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的公展，岂料，这次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国民前来观展。为期一个月的公展现场，每天人头攒动，观者络绎不绝。一向崇尚武威、崇拜强者的日本人，此刻似乎全然忘记了英雄阎海文的国籍、身份，所有的参观者无不满怀敬意、感佩连连，甚至有不少参欢者还为他扼腕叹息、怆然落泪。

阎海文大义凛然、慷慨捐躯的壮举，不仅用生命诠释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民族尊严的勇敢捍卫，也深深震撼了敌对国的人们，更激励了中华同胞的抗日热情，

阎海文壮烈殉国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特追授予其国民革命军空军中尉军衔。

2014年9月1日，抗日英烈阎海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列入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例五，陈怀民（1916年12月25日至1938年4月29日），男，汉族，江苏镇江市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科第5期学员。1936年1月27日毕业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空军第4航空驱逐大队第23中队担任少尉飞行员。

1937年9月19日，侵华日军海军航空队出动了45架三菱97式重型轰炸机飞往南京，企图炸毁设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又称金陵兵工厂）和其它重要军事目标。陈怀民所属的空军第4航空驱逐大队第23中队，奉命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飞迎战。虽然陈怀民驾驶的美制霍克-3型战机在飞行速度和火力配备上，远不及日军的三菱97式重型轰炸机，但英勇无畏的陈怀民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术, 迅速升空后，以一已之力与4架敌机展开激战，在长达40分钟的空战中，陈怀民先后击落2架敌机，不过自己的座机也不幸中弹起火，从高空急速下降。为了保住这架战机，陈怀民关闭发动机，采用滑翔迫降……不幸的是战机一头撞在南京浦口高旺镇外的一棵大树上，陈怀民被弹出座舱，夹在了树丫上，巨大的撞击力，导致他全身多处骨折，身负重伤。当地的乡民纷纷赶来把陈怀民从大树上救下来，送往南京中央医院紧急救治。南京沦陷前夕，陈怀民被转往武汉战地（协和）医院继续治疗。

1938年1月，陈怀民伤愈归队。同年4月29日下午，日军海军第二航空队出动了36架三菱97式重型轰炸机，在12架三菱96式舰载战斗机的掩护下，以多层雁阵式编队，企图偷袭武汉三镇。获悉敌情后，中国空军第3、第4、第5航空驱逐大队的19架战机，立即从汉口机场升空与敌机展开激战。在此次空战中，陈怀民驾驶的是一架性能优越的苏制伊尔-152型双翼战斗机，开战不到5分钟，陈怀民便占居有利的空中位置，咬住一架敌机连续开火，刹那间，敌机中弹起火，伴随着一团浓烟旋转着坠落地面。就在陈怀民一拨机头，又盯住了另一架敌机时，突然从云层中窜出5架敌机，一起疯狂地向陈怀民的座机扫射，来不及躲闪的陈怀民首先胸部中弹，接着座机也多处中弹起火，冒起一长串浓浓的烟雾。在此危机时刻，陈怀民完全可以弃机跳伞逃生。但他却作出了一个令敌人心惊胆寒的抉择，他强忍着巨大的伤痛，拼尽全力紧紧地握住战机操纵杆，然后拉起机头，猛然加速迎头撞向一架敌机。顷刻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两架飞机在空中爆炸，浓浓的黑烟久久的弥漫着武汉的天空。遭遇巨大的撞击力挤压后，陈怀民连同座椅被弹出战机座舱外，直接从数千米的高空坠落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中，壮烈殉国。殁年22岁。

陈怀民坠落长江后，武汉当地民众立即组织船只和打捞人员，沿江搜寻陈怀民的遗体，但一无所获。一个月后，一位渔民在长江阳逻段江滩的淤泥中，发现了许多飞机残骸碎片和两具身着飞行服但已面目全非的尸体。人们将两具尸体打捞上来后，经过仔细辨认，发现一具尸体的手腕上戴着的手表背面，赫然刻着“陈怀民”三个字。在另一具尸体的身上，人们找到了一封用日文书写的信件，以及信中夹着一张年轻女子照片。经过翻译后知晓，这是一位名叫“美惠子”的女子写给丈夫“高桥宪一”的家书。由此确定，这两具尸体正是在武汉“4.29”空战中，从高空坠落长江的中国空军英雄陈怀民，和被他驾机撞击后同归于尽的日军海军第12航空队、被日军称为空中“红武士”的二等航空兵“高桥宪一”。

陈怀民壮烈殉国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特追授予其国民革命军空军中尉军衔。

1938年6月5日，在武汉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举行“空军殉国烈士”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包括陈怀民在内的4位空军烈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携夫人宋美龄到场致祭。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为烈士们题写挽联：“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向他们敬献花圈并题写挽词：“捐躯报国”。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向烈士们敬献花圈并题写挽词：“精忠神勇”。

武汉市政府为了表达对抗日英烈陈怀民的纪念与缅怀，决定将位于汉口原日租界的“上小路”改名为“陈怀民路。”

陈怀民的家乡，江苏镇江市政府也将其岀生地，命名为“怀民村”。让家乡人永远铭记这位抗日英雄的名字。

　　拙文写到这儿，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烈陈怀民的胞妹“陈天乐”（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贴身警卫）在得知哥哥壮烈殉国后，为记念哥哥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崇高精神 ，逐将原名“陈天乐”改名叫“陈难”。

1938年5月31日，时年20岁的陈难在打捞哥哥陈怀民遗体的现场，看到美惠子写给丈夫高桥宪一的那封充满着思念和厌战情绪的家书（美惠子在信中说：做了飞行员的妻子，总是过着孤凄的日子。所以我时而快乐，时而悲痛，内心深处尽是在哀泣着。许多人无辜牺牲.....家里人无限挂念你。）之后，强忍着内心巨大的悲痛，以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大爱之情，含着热泪写下了一封《致美惠子的公开信》，陈难在信中这样写道：“怀着痛失胞兄的心境，使我设身处地地想到你失去丈夫的心境，想到中日人民竟如此凄惨地牺牲于日本军阀的错误政策下。怀民哥和高桥君同归于尽，并不是发泄对高桥君的私仇，他们并没有私人的仇恨，他们只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粉碎了他们自己……我决不会仇恨你，我深深了解你们被疯狂军阀压迫的痛苦。我还得告诉你，我是厌恶战争的，但我们中国为了抵抗侵略而战，这种战争是维护正义和人道的战争……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更强化的斗争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绝没有一人会屈服……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友爱地握着，心和心相映着，沉浸在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里。我们有理由为这个信念而努力……。”

写完这封信后，陈难拜托自己的德文老师程运将这封信转交给正在武汉工作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希望他能帮助修改润色一下。

郁达夫认真地看完这封《致美惠子的公开信》后，回复陈难说：“心灵之作，不必修改。”不久，这封信便刊登在《武汉日报》上，并翻译成多国文字向全世界传播。随后，香港《读者文摘》也将这封《致美惠子的公开信》和美惠子写给高桥宪一的那封家书，一并转载刊登出来。

不言而喻，陈难写的这封《致美惠子的公开信》，既严厉地谴责了侵华日军的罪恶行径，也对善良的美惠子寄予了深切同情，更彰显出中华民族的正义与博爱！

2015年8月24日，抗日英烈陈怀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以上例举的5位抗日航空烈士，他们的遗骸或遗物，于1947年由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委员会分别从各自的散葬地，移葬至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由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负责维护与管理。

1966年，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因故遭到了严重破坏。

1985年，南京市人民政府拨款按原设计图纸对南京航空烈士公墓进行了全面修缮。

1991年3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正式批准，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墓莹（（衣冠冢）前，新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1992年，南京航空烈士公墓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95年9月3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由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组织施工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正式落成。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在建造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的过程中，得到了海外华人和台湾省高雄市“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的积极响应与资助。

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的建成，不仅是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外航空烈士们的纪念和敬仰，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一种回顾和缅怀，更是对未来的一种警示，提醒人们永远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据说，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建成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外社会名界人士慕名前往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祭扫、缅怀抗日航空英烈，向长眠于此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人们也感觉仅有一座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并不能将当年抗日航空英烈们的英勇事迹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由此，筹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成为人们的共同心愿和选择。

2008年4月4日 ，在中国和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等多国民间爱好和平人士的“慷慨解囊”下，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西侧，举行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奠基仪式。

2009年9月26日，建筑总面积约2200平方米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当天，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接待了第一批中外抗日航空英烈们的亲属前来参观拜祭。

随着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建成，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形成了以“航空烈士公墓”、“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三位一体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建筑群，从而可以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美、韩4国空军将士，在中国大地上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历史，成为中华民族与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民并肩战斗、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重要纪念场所。

据说，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是中国乃至国际上唯一的一座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2014年9月1日，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2019年8月14日，由台湾省“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办、南京孙中山（孙文）纪念馆协办的“孙中山与航空救国”专题图片展在台北市开展，此次展会展出的大量史料图片均由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提供。这些史料图片不仅生动展现了为正义与和平而战的中外航空英烈的英雄事迹，也激发了海峡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未来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2020年12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入选第四批国家三级博物馆名单。

2024年2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举办的《抗战记忆英烈永存——文物史料征集专题展》与公众见面。

2024年8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入选第五批国家二级博物馆名单。.

　　说起来真是惭愧，作为土生土长于南京的笔者，曾多次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四柱三间牌坊旁经过，有时只是默默地站在四柱三间牌坊下，抬头行一会儿注目礼，却从未进去到山坡上的墓莹前，恭敬虔诚地向抗日航空英烈们祭拜过。于是，在甲辰年丹桂飘香的时节，笔者怀揣对抗日航空英烈们的敬畏，前往南京航空烈士公墓，拾级而上来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前，向英烈们献上洁白的菊花，然后低头默哀，再深深三鞠躬。

如前所述，占地面积40000多平方米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由三大部分组成：即1932年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部分

建筑（四柱三间牌坊、碑亭、航空烈士衣冠冢等）、1995年建成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2009年建成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矗立在航空烈士公墓（衣冠冢）前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由1座主碑和30座英烈碑（亦称附碑）组成。采用花岗岩石材质，建筑造型似飞机双机翼形状，高度达15米的主碑，由两块呈“V”字（英文Victory第一个字母，象征胜利之意)形状的石碑组合而成，V字形主碑的一面上镌刻题额：“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九个大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另一面上镌刻的是张爱萍将军题额的英文（Monument to the Anti-Japanese Aviation Martyrs）。

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下方，还镌刻有四幅栩栩如生的浮雕，呈现的是当年中、苏、美等国空军将士与日军在空中激战的震撼场面。

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两侧，各竖有1尊石雕塑像，分别为中国与美国空军将士、中国与前苏联空军将士并肩战斗造型的塑像，象征着中、苏、美等国空军将士在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铁血并肩、生死与共，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起的彪炳日月的战斗友谊。

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背面，是一个仿如降落伞形状的纪念碑广场，广场上呈扇形排列着30座黑色花岗石英烈碑，每座英烈碑上，正反两面都满满地镌刻着中国、前苏联、美国、大韩民国的抗日航空烈士的姓名、军衔、生卒年月等，一共有4296名。其中中国空军将士1468名、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队员236名、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队员2590名（其中包括在驼峰空运中牺牲的飞行员）、大韩民国光复军航空队队员2名。

笔者默默地凝视着镌刻在英烈碑上烈士们的名字，特别是那些远涉重洋、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外国英烈们，令人陷入了久久地沉思……遥想当年他们都还是一个个热血青年，本可以在自己的祖国过着宁静安逸的生活，但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抵御外辱，捍卫国土！他们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中华这片热土上。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性！这是多么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啊！

　　祭拜了抗日航空英烈们之后，笔者随后来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参观。

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入口处的广场上，竖有一尊象征中、苏、美三国空军将士团结一心，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之神”铜雕塑像。这尊骑在飞天虎上“三头六臂”弯弓搭箭、蓄势待发，且尽显抽象主义艺术色彩和雄浑之美的金色塑像，令人过目难忘，啧啧称奇。

在“正义之神”雕像一侧的一座平台上，停放着一架按1：1比例仿制的“霍克-3型”战斗机模型。这款型号的战斗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和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使用的主要战斗机型。

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颇为引人注目。总建筑面积2200多平方米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分为4个独立的室内展览厅。

建筑外形设计呈多角几何造型，采用钢结构框架与透明钢化玻璃覆盖多斜面屋顶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4座展览厅，远看犹如四把直刺长空的利剑，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倘若从高处俯瞰这4座展览厅，其外形又像是现代超高音速战斗机的双三角翼。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4个展览厅，分别由主题《奋勇抗敌》、《国际援华》、《壮志凌云》和《缅怀先烈》组成，通过实物（烈士遗物）、文字、图片、文物史料、多媒体影像等形式，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现中国空军和国际援华志愿航空队共同抗击侵华日军的英雄事迹。

在《奋勇抗敌》展览厅的展览柜里，陈列着一双黄色的“航空皮手套”和一件纯银“毕业手链” ，这是国民革命军空军英烈陈怀民，在参加1938年中日武汉“4.29空战”前夕，留给其胞妹陈天乐（后改名陈难）的。陈怀民在武汉“4.29空战”中壮烈殉国后，妹妹陈难一直将这双航空手套和毕业手链珍藏在身边。

1986年，身居湖南长沙、年近七旬的陈难女士得悉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正在对南京航空烈士公墓进行全面修缮，便从千里之外的长沙来到南京，将哥哥陈怀民留给她的航空手套和毕业手链，一起捐赠给了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

据说，陈怀民烈士的这两件遗物，不仅是后来建成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征集到的首件烈士遗物，也是南京抗日烈士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在《奋勇抗敌》展览厅的展览柜里，还存放着几张陈旧泛黄的信笺，这是国民革命军空军英烈刘粹刚生前写给妻子许希麟女士的家书。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工作非常忙迫，从早上四点钟到晚上八点钟都在飞机场里，身体虽稍受些痛苦，但是我们精神上却很愉快。……假如我要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读着这封字里行间饱含了对亲人太多的不舍与牵挂，然而为了祖国不受外辱，只有选择杀身报国的绝笔家书，令笔者禁不住鼻子一酸，两行泪水夺眶而出。抗日英雄刘粹刚这一“为赴国难身先去”的爱国精神，深深地震撼着笔者的心灵，久久难以释怀…… 这是一种何等无私无畏的品格和勇气，这是一种何等朴实而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蕴含着多么神圣的民族情结。英雄远去了，化作了清风，化作了彩云，留给中华后人的是永远的敬仰与缅怀！

在《奋勇抗敌》展览厅一层的一座平台上，停放着一架按1：2缩小比例仿造苏制“伊尔-15型”战斗机模型。由前苏联制造的这款型号的战斗机，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被作为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之一。

在《奋勇抗敌》展览厅负一层设有一个美制B-29重型轰炸机模拟驾驶舱，在这个虚拟的驾驶舱内装有一个互动操纵杆，參观者可以坐在驾驶舱内，模拟体验驾驶B-29型型轰炸机的感觉。当年，堪称“超级空中堡垒”的美制B-29重型轰炸机，最高可以升至10250米上空，最大航程7300公里，每次可装载8至9吨炸弹。这款重型轰炸机于1943年投入中国抗日战场后，曾对日本本土实施过战略性轰炸，对日本侵略者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在《国际援华》展览厅的一面展板上，用大量图片和文字介绍了前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援华抗战的事迹。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政府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请求，秘密组建了一支空军志愿航空队来华参加抗日战争。同年10月下旬，一个由254名飞行员和空、地勤技术人员组成的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到中国战场。苏联志愿航空队下辖1个轰炸机大队和1个战斗机大队。此后，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䃼充，最高峰时，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

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的队员采取轮换的形式，所以先后来华参战的志愿航空队队员达到3665人次，特别像日加列夫、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宁、特霍尔、赫留金、布拉戈维申斯基等苏联著名空军将领，都先后来华与日军空军作战。

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来华参战，对中国空军而言，真可谓是雪中送炭。当时，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在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几乎拼光，急需补充。正是在这关键时刻，苏联提供的伊尔-15型、伊尔-153型战斗机和SB-2轻型、TB-2重型轰炸机不断地飞往中国战场，及时弥补了中国空军的大量消耗。至1938年2月为止，苏联为中国空军提供了230架战斗机，160架轰炸机。在得到苏联的及时援助后，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得到明显提高。此后，中、苏两国空军联合作战，大大地削弱了侵华日军空军的战斗实力。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先后参加了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等地空战。

1939年8月15日，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轰炸机大队大队长“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少校率队完成轰炸日军驻武汉的汉口机场后，在返航途中遭遇多架日军战斗机的围攻拦截，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的座机左翼发动机被击中，但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驾驶着仅有单翼发动机的轰炸机突出重围，沿长江航道向重庆方向飞行，当飞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突然失去了控制，在此紧急关头，为了保障两名机组人员（轰炸员和机枪手）的生命安全，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决定将飞机迫降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

飞机迫降在长江水面上后，并未立即下沉。于是，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立即命令两名机组人员迅速脱下飞行服，离开飞机，朝长江岸边游去，他并特别嘱咐两名机组人员记得在岸边作个标记，以便日后设法打捞飞机。

看到两名机组人员已顺利地游向岸边，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下沉的飞机，但此时他却因几天连续作战，体力消耗过大，已无力泅渡向岸边，最终被汹涌的波涛卷入江底。虽然万县当地的民众迅速地展开搜救打捞，遗憾的是只到20多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的一处江滩边找到他的遗体。这一年，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少校年仅36岁。

1939年11月3日，万县当地民众将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的遗体安葬在万县“太白岩书院”旁边的山岗上，并在他的墓碑上刻了一个小飞机标记，表明这位佚名的外国籍烈士是一名飞行员。

据说，当年在万县太白岩书院附近居住着一对善良的母子（母亲名叫谭忠惠、儿子名叫魏映祥），自愿无悔地为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守陵达半个多世纪。母子俩这种质朴无华且持之以恒的大善之举，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2014年9月，前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队员、抗日英烈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马尔克-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涅日丹诺夫-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拉赫曼诺夫等4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列入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全面爆发。当天，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被迫撤离中国战场，回国参加卫国战争。

　　在《国际援华》展览厅中央，竖有一尊栩栩如生的铸铜人物雕像，他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名闻天下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俗称飞虎队）队长、美国退役空军上尉克莱尔-李-陈纳德。

在《国际援华》展览厅的展览柜里，还存放着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克莱尔-李-陈纳德的夫人陈香梅（美籍华裔）女士，捐赠给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克莱尔-李-陈纳德的日记本，以及他荣获的勋章等一批珍贵文物。

1941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美国航空人员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赴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后，克莱尔-李-陈纳德上尉便以中华民国中央飞机制造厂的名义，在美国招募了200多名飞行员和空、地勤技术人员。同年8月1日，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在缅甸的同古空军训练基地（中国租用）成立，克莱尔-李-陈纳德任指挥官。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下辖3个战斗机中队，列入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空军序列。

由于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队徽标志是一只带翼的“飞老虎”，故人们俗称“飞虎队”。

1942年7月4日，因战时需要，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被改编为“美国陆军航空队驻华特遣队”（亦称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列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正式编制。克莱尔-李-陈纳德也由退役转为现役，美国陆军司令部授予他准将军衔，并正式任命他为美国陆军航空队驻华特遣队指挥官。

1943年3月10日，因战绩赫赫，美国陆军航空队驻华特遣队被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继续由克莱尔-李-陈纳德担任指挥官，美国陆军司令部并授予他少将军衔。

从1941年4月至1945年9月，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不仅协助中国军队抵抗侵华日军，还肩负着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将美国援助给中国的战略物资运输到昆明的重任。这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空中运输航线，史称"驼峰航线"。亦称“驼峰空运”。

1942年3月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缅甸。同年5月，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至使美国援华战略物资无法到达中国。为了突破日军的封锁，支援中国坚持抗日战争，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飞虎队）共计投入了2100架运输机，专门开辟了“驼峰航线”，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之后，中国航空公司也投入了100架运输机，参与驼峰空运。

　　驼峰航线全长800多公里，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沿线山地海拔均在4500至5500米，最高海拔甚至达到7000米。由于当时的运输机飞行高度被限制在海拔6000米以下，所以当飞机装满物资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只能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陡峻起伏的峡中飞行。由于陡峻起伏的峡谷酷似骆驼的峰背，故而这条空中航线俗称“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起点是印度汀江机场，终点为中国昆明机场，途径高山雪峰、峡谷冰川、寒带原始森林、热带丛林和中缅边境日军占领区，加之这一地区强气流、低气压、冰雹、霜冻等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以及时常遭遇日军战斗机的拦截等诸多原因，从而至使中、美两国的运输机在运输过程中随时面临坠毁、撞山和被击落的危险。可以说，飞行员们时刻处在生死边缘，即使在遇到意外时，飞行员选择弃机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之中而难以生还。

据参加过驼峰空运幸存的飞行员们回忆：“天气晴朗时，我们可以借助队友坠机残骸碎片的反光来导航飞行。所以，我们给这条撒满了坠机残骸的山谷，取名叫“铝谷”。读完这段话，才突然让人意识到，难怪人们要将“驼峰航线”，这条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悲壮的空中航线，称作“死亡航线”。

尽管中、美两国为“驼峰空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运输资源与消耗的比例也严重失衡，但其战略意义重大。在此期间，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和中国航空公司不仅运送物资，还分批将43000多名中国陆军将士，运送至印度兰姆伽军事基地进行整训，然后这43000多将士再与驻扎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一举消灭了缅甸北部的日军，收复滇西南边境失地并打通滇缅公路。

从1942年至1945年的3年时间里，驼峰航线几乎成为美国战略物资运入中国的唯一通道。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和中国航空公司，一共向中国战区运送了85万吨急需的战略物资。但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和中国航空公司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在驼峰空运中，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损失了563架飞机，中国航空公司损失了46架飞机，有1579名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飞行员和168名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长眠在了雪山深谷之中。虽然损失极其惨重，但是驼峰航线的开通事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它是在滇缅公路暂时性关闭后唯一的空中运输线，且极大地保障了中国抗战战略物资的供应。故此，驼峰航线被称之为维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空中生命线”。

在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后，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指挥官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曾饱含深情地说：“我热切地希望飞虎队的标志永远高悬！请永远记住：她是太平洋两岸两个伟大民族在战争和和平时期向共同目标奋进的象征。”这段发自于肺腑的殷殷寄语，至今仍回荡在中美两国后辈人的耳边。.

　　在《壮志凌云》展览厅里，主要展示了国民革命军空军的历史。国军空军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其发展分为起步、成军、发展和抗战等4个阶段。

起步阶段：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南苑成立了“南苑航空学校”，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标志着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的开始‌.。

成军阶段：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由孙文先生领导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航空局，这是中国空军的滥觞。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将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改组为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标志着国民革命军空军正式成军‌。

发展阶段：1934年，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航空委员会，加大了军事航空建设的力度。

1937年初，国民革命军军空军部队正式独立于陆军总司令部，成为独立军种‌。

抗战阶段：国民革命军空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空军参与了所有的重要战役，包括攻击长江沿岸的日本联合舰队军舰以及支援淞沪会战等。

在《缅怀先烈》展览厅里，主要展示了由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于2024年征集到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的实战史料、影像视频和许多航空烈士的亲属捐赠的烈士个人遗物。

为了铭记历史，缅怀英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曾于2023年向社会发布“全球征集令”，全面开展抗战史料征集和航空烈士寻访活动。这一征集活动得到了中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迄今共征集到了各类文物史料及电子影像资料449件/套。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精选出部分史料，及时在《缅怀先烈》展览厅展出，从而让每一位到访者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抗日航空英烈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领略到他们至死不渝的坚定品质。

在《缅怀先烈》展览厅的展览柜里，还展出了一把象征着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由当年侵华日军投降时呈缴的指挥刀。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空军使用过的所有作战飞机模型。

　　2024年4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通过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因特网站首次对外公布了包括中国、前苏联、美国、韩国在内抗日航空英烈名单，名单详细地记录了英烈的姓名、职务、牺牲时间等。

2024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纪念日，当日上午《铭记英雄一一飞虎队主题历史图片展巡展》开展仪式暨征集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信息发布仪式，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举行，此次巡展展出了约180张珍贵历史图片和70余件文物史料。与此同时，还举行了美国籍在华牺牲的飞行员杰克-哈梅尔中尉的补名仪式，并将他的名字补刻在了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英烈碑上。

如今，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不仅是一处凭吊抗日航空烈士的墓地，同时也是中国、前苏联、美国、韩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共同浴血奋战的最好的历史见证。

英魂昭日月，浩气贯长虹。抗日航空英烈长眠于此，其志不灭、其名永存、其神不朽，其事迹已刻石为语，传之数百甚于千年而不摧。中华民间亦有赞为证：

“中苏美韩抗日兵，

此留飞将国功名。

青山有幸埋忠骨，

碧汉无惭挽素英。”

2024年10月29日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