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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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4号下午，我们专程到位于琼海的“南海博物馆”参观，这是我们内定的项目，一个下午时间很紧、站的也累，但收获满满，值得一游。

前言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南海位于中国大陆南面，东与太平洋相连，西与印度洋相通，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半闭海。南海北靠中国大陆和台湾岛，南接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东临菲律宾群岛，西接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

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

唐宋以来，中国政府将南海诸岛纳入版图，设府管辖；设置水师，巡海守卫；拟定地名，持续管理。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非法侵占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进一步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实施管辖，南海建设日新月异。

南海人文历史陈列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在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生活和从事生产活动，早在公元前 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其中“崎头”是中国先民对南海中礁屿和浅滩的称谓，“涨海”是中国先民对南海最早的命名。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220-589年），称南海为“涨海”，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有关情况的记录在文献中大量出现，如《外国杂传》《吴录》《南越志》《武帝诛》《芜城赋》等历史文献或记载了“涨海”的地理，或记载了“涨海”的物产等。

西汉（公元前202一公元8年）以来，随着造船技术提高，中国人民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活动日渐增加，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黄金水道。

两汉时期（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中国的行政、军事活动延伸至南海海域。

（三国•吴）谢承《后汉书》记载：“汝南陈茂，尝为交趾别驾。旧刺史行部，不渡涨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风，船欲覆没。茂拔剑诃骂神，风即止息。”，表明东汉时期政府官员已涉足南海海域。

（东晋）谢灵运《武帝诛》记载：宋武帝刘裕“虎骑骛（wu）隰(xi)，舟师涨海”，与卢循展开一场战斗，其主战场即在南海海域。

隋唐-宋元时期（581-1368年），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有了进一步认识，对南海不同地区、不同群岛加以区别，分别命名。

唐贞元元年（785年），聘国使杨良瑶携带国书，经海路出使南亚和中东国家，最远到达黑衣大食。

陕西泾阳出土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碑文中记载“……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廉，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说明此次出使从南海（今广州）出海，经海路前往各国。

唐代（618-907年）地理学家贾耽(730—805年）《广州通海夷道》记述了广州通往东南亚、印度至阿拉伯的航程：“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

《宋会要》：“欲至中国者，自其国放洋，五日抵波斯兰，次昆仑洋，经真腊国，数日至宾达椰国，数日至占城，十日过洋，傍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礁多，舟覆溺者十七八，绝无山岸，方抵交趾界，五日至钦廉州。”

（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但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亦深五十余丈……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

（宋）《琼管志》记述：“吉阳，地多高山…，其外则乌里苏密吉浪之洲，而与占城相对，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这是较早命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为“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的文献。

随着航海技术进步、海外贸易兴盛以及渔业范围扩展，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日益活跃，明清时期的史料对南海诸岛的记载更为详尽，反映出中国古人对南海的认知日趋深化。

明代《顺风相送》：“昔者上古先贤通行海道，全在地罗经上二十四位，变通使用。……其正路若七州洋中，上不离艮，下不离坤。”“七州洋：一百二十托水。往回三牲酒醴祭孤，贪东鸟多，贪西鱼多。交趾洋低西有草屿流水紧，有芦荻柴多。贪东有飞鱼，贪西有拜风鱼。打水四十五托。贪东七更船有万里石塘。外罗山：远看成三个门，近看东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老古石。行船近西过，四十五托水。往回可近西，东恐犯石栏。”

明代地理学家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记载：“真腊国，或称占腊……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

（明）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七州山、七州洋（琼州志日：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俗传古是七州，沉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崇，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

清康熙末年的《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记录了我国到东南亚国家的航线：“凡船到七洲洋及外罗，遇涨水退数，乃须当斟酌。初一至初六、十五至二十，水俱涨，涨时流西。初八至十三、念二至念九，水退，退时流东。亦要至细审看。风看大小，流水顺逆,可准正路。慎勿贪东贪西，西则流水扯过东，东则无流水扯西。西则海水澄清，朽木漂流，多见拜风鱼。贪东则水色黑青，鸭头鸟成队。

惟箭鸟是正路。若过七洲，贪东七更，则见万里长沙，远似肛帆,近看二三个船帆，可宜牵舵。使（驶）一日，见外罗，对开，东七更,便是万里石塘，内有红石屿，不高，如是看见肛身低水，可防。”其中“七洲洋”指今西沙群岛洋面；“万里长沙”即今南沙群岛，万里石塘指西沙群岛，“红石屿”指今西沙群岛石岛。

“外罗山，东高西低，内有椰子塘。近山有老古，打水四十五托。贪东，恐见万里石塘……”

“南澳气。南澳有一条水屿，俱各有树木。东边有一个屿仔，有沙湾托尾，看似万里长沙样。近看南势有一湾，可抛肛，是泥地,若遇此山可防。西南边流界甚急,其中门后急可过肛。西北边有沉礁，东北边有沙坡，看似万里长沙，托尾在东势，流水尽皆托东，可记可记。若见此山，用乾戌使陇，是大星。” 其中 “南澳气”即今东沙群岛。

108兄弟公崇拜是南海诸岛独有的民间海洋信仰。渔民中流传着一段古老的传说：远在明朝的时候，海南岛有108位渔民到西沙群岛捕鱼生产，在海上不幸遇难。后来又有渔民在去西沙群岛途中遭遇狂风巨浪，他们祈求遇难的108位渔民兄弟显灵保佑，获救后的渔民就在永兴岛等岛礁上立庙祭祀，庙用当地的珊瑚石建造，供奉108兄弟等。渔民在出海前，都要祭拜108兄弟公，称为“做福”，以祈求出海平安，鱼获丰收。

元初测影所分布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太史院同知郭守敬在全国选取了27个观测点，进行天文测量。

《元史》中记载四海测验范围。据考证，“二十七所”均在中国疆域内，“南逾朱崖”的南海观测点即在南海诸岛，表明南海诸岛在中国疆域四至范围内。

唐宋时期（618-1276年），中国政府将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纳入版图，在行政区划上明确其隶属关系。唐设岭南节度使、宋置琼管安抚司，巡辖海南岛及南海海域。

宋代之后，中国人民在南海航行更加频繁，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认识有了新发展。史书中对南海海流特点、海底地形特征、潮汐规律等各类记载大量出现，反映出航海者对南海海洋地理状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以“长沙” “石塘”或“干里长沙” “万里石塘”等相对统一的名称，命名南海诸岛中的不同岛礁；明确指出“长沙”和“石塘”位于南海海上危险区，以及南海海域的中外之界。

宋代沿袭唐代设置，南海诸岛隶属于广南西路琼管吉阳军管辖范围。

从宋代开始，中央政府设立巡海制度，以水师巡视海疆，南海纳入中国海防范围。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刘伥后，建立了巡海水师，巡视南海海面。

成书于宋庆历四年（1040年）由曾公亮编写的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武经总要》记载：“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又三日至不出劳山，又南三日至陵山东。其西南至大食、佛、狮子、天竺诸国，不可计程”。

元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石塘之骨，由潮洲而生，迤逦如长蛇，橫亘海中。越海诸国俗

云万里石塘。……”其中“万里石塘”，即指南海诸岛。

“古者昆仑山，又名军屯山。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截然乎瀛海之中，与占城西竺鼎峙而相望，下有昆仑洋，因是名也。船贩西洋者，必掠之，顺风七昼夜可渡。谴云：上有七洲，下有昆仑。”

石构件发现于西沙群岛的珊瑚岛，据水下考古调查研究，目前在珊瑚岛遗址附近发现大小石构件近300件，种类有八棱石柱、狮顶方柱、龙柱、石板、石条、石飞檐、石柱础等，其特征与文化来源说法不一。此次展出的即为狮顶方柱，分桩首、桩颈、桩身三部分，桩首部分相似，桩身多数雕刻为花草纹，在雕刻风格上与明清时期拴马桩的桩颈特征相近。从石雕器物的组合特征和技术风格来看，可能是清代福建惠安或广东潮州地区工匠所生产，应是当时移居东南亚的华侨运往海外修建寺庙宗祠或某种大型建筑物所用的材料。

明清时期（1368-1911年），大量方志等官修史书、地图、海防图等，均将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纳入中国疆域管理。

（明）唐胄《正德琼台志》记载：“夷诸国多在西南海中，逶迤而至崖南、占蜡、暹刺哇、佛泥诸，而琼之东，则匝大海，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是即地所不满之处”

清雍正九年（1731年）广东总督郝玉麟等修纂《广东通志》记载：“琼以海为界，地饶食货，黎峒介峙，郡邑环之。……万州三曲水环泮宫，六连山障，州治干里长沙、万里石塘，烟波隐见。” 将“干里长沙，万里石塘”明确置于万州州治之下。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明谊修、张岳崧纂的《琼州府志》万州海防条，把“干里长沙、万里石塘”作为明确的山川单位列入广东省琼州府万州辖下：“昔传万州有干里石塘、万里长沙，为琼洋最险之处。

清代政区地图多系官方绘制，把南海诸岛绘入中国版图之内。

这是嘉庆十五年（1810年）印行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局部）。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印行的陶晋《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局部）

图审号：GS（2018）1634号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印行的陶晋《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局部）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印行的《古今地舆全图》（局部）

1904年印行的《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州县厅地理全图》（局部）。图上绘有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其中该图将“万里石塘”用双线方格图例标绘，是一个“府”的标志，图例与潮州府、琼州府和广州府相同，表示为广东辖区内的府级政区单位。

海防重地

1822年（道光二年）两广总督阮元总裁、广东巡抚李鸿宾等监修的《广东通志》记载：“长沙海、石塘海：俱在城东海外洋。古志云：万州有干里长沙、万里石塘。”

1828年（道光八年）万州知事胡端书等续修《万州志》“长沙海、石塘海，俱在城东海外洋。古志云：‘万州有干里长沙，万里石塘。然俱在外海，海舟触沙立碎，入塘无出理。”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严如煜《洋防辑要》卷一《直省海洋总图》（局部），绘有“万里长沙”和“沙”，作为海防要地列入海防图。

《海南岛图说》彩色舆图（局部）。绘制于嘉庆年间，约为1820年。

规格184厘米×93厘米，比例1：20万。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俞昌会《防海辑要》卷首《直省海洋总图》（局部），绘有“万里长沙”和“沙”，置于海防之列。

清乾隆《琼州府志》卷五十六载：广东水师副将吴巡治“七洲洋”，“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

《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五·志一百十，兵六》说明了沿海各省水师官兵定期巡缉会哨的“巡洋”制度，并对其职责、编制、安排等做了详尽规定，这在肃清寇匪，安定海疆，治辖南海及南海诸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张雟、邢定纶、赵以谦纂修《崖州志·卷十二·海防志一》记载：“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西接儋州营洋界，东接海口营洋界。”

清宣统元年（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及林国祥、吴敬荣等率队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舰查勘西沙群岛。

李准等在西沙群岛勘探，测绘地图，登临西沙岛礁，立碑志记，升黄龙旗，宣示主权。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非法侵入东沙岛，盗采我国矿产和渔业资源。清政府闻知后，立即展开对日交涉，迫使日本人撤出东沙岛。

1907年，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派飞鹰舰管带黄钟英率舰两艘前往东沙群岛实地勘察，证实“该岛上昔有中国渔民所居住，并建有天后庙、大王庙；常年住岛者, 有新泗和渔船船主梁应元，率有我国渔户、渔船捕鱼为业”。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航行指南，是海南渔民在南海生产、航海实践的经验记录，是研究中国人民开发经营、和平利用南海的珍贵文献。

《更路薄》盛行于明中叶至民国初年，现存于世，有据可考的《更路簿》有30余种，最早为清康熙年间所撰。目前，《南海航道更路经》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更路簿》中的“更”是航时，根据航速折算成航程，一般以顺风计，一“更”约为十海里。“路”是航海罗盘所显示的针路，即指针的方向，指示航向。“更路”二字合起来，表示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之间的航向、距离以及航行所需的大致时间。“簿”即纸质小册子。

海南琼海潭门、文昌清澜渔民最早到西、南、中沙捕捞作业，因出海需要而逐渐在民间流传“更路”，最晚到明代初年成手抄形式的《更路簿》或口传形的“更路经”、“更路传”，学术界般统称为“更路簿”

航海罗盘

民国时期（1912-1949）王路先生捐赠

木质外盒，子母口，弧面盖，直筒腹，平底。中间玻璃罩下为指南针，外圈用十天干（因戊、己代表中央方位，故不用）、十二地支和八卦中的乾、坤、艮、巽组成二十四山，每一方位字代表一个指向，合15度。行船时，必须紧盯罗盘，灵活运用更路簿中的信息，结合帆船的特点、海流、潮汐、风向、风速，及途中的岛礁障碍等因素，把握航向。

驶船更流簿手抄本

清代 黄家礼处征集

此簿更路按条文书写，毛笔小楷竖行墨书，每一条记载两个地点之间的针路和更数。行文格式多为：自甲地往（上、下、至、去、回）乙地驶（用）某某针路多少更收，或是自甲地驶（用）某某针路至乙地多少更收。其中，自是从某地出发的意思，回上返回的意思，收是指到达，以前帆船到达目的地后，要降帆，叫做落帆，收帆后再抛锚泊船。

驶船更流簿手抄本（复制品）

清代 黄家礼处征集

琼人俗名

随着南海开发的不断深入，为航海和生产的方便，渔民把对西南沙岛礁约定俗成的命名，记载于《更路簿》，世代相传。据统计，《更路簿》中共有海南渔民对南海中各岛、礁、滩、沙、洲的命名近200个，或以岛礁特色植被和动物命名，或以岛礁附近的水产命名，或以岛礁排列顺序及数目、大小、颜色等命名，以海南话命名各岛、礁、滩、沙、洲，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岛礁所在的地域特征。

航海线路

《更路簿》对海南渔民的生产作业线做了详细记载，各抄本《更路簿》所记载的作业线路及贸易线路一共有400余条。反映了海南渔民从琼海潭门港和文昌清澜港出发，经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海域航行至东南亚地区的航向和航程。



南海诸岛气候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每年5月到9月盛行西南季风，11月至翌年3月盛行东北季风，在帆船航行时代，熟悉季风规律的海南渔民乘东北风，顺风而下，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从事生产活动。因此，海南渔民取东北风的“东”，称先到的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为“东海”；取东北风的“北”，称后到的南沙群岛附近海域为“北海”。

西沙更路

从海南潭门、铜鼓、牙砻头、乌头和铁炉港至西沙北礁、七连屿等岛屿。渔民主要进行潜水捕捞作业，有些渔民长期在岛礁上居住。

南沙更路

渔船在西沙永兴岛、东岛添加生活补给后，再起航至南沙双子群礁、中业群岛、道明群礁，而后分为东头线、南头线和西头线作业，主要捕捞马蹄螺、海参、鱼类等海产品。从南沙航行，渔民还开辟了多条海外更路，通往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清代宝星勋章，正式名称为双龙宝星。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诞生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勋章，最初双龙宝星勋章仅用于清政府颁于外国重要来宾。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外务部奏准双龙宝星不再限制于颁发给国外来宾，设为专门性或临时性奖章。

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中国政府制定在东沙岛《招募渔人试办渔业章程》，对中国渔民前往东沙岛进行渔业生产的有关事项，如人员组成、所需办理的手续、资金费用和税收、所获海产的验收统计、渔民在岛上的生活管理等做出明确规定，从而将东沙群岛的开发、经营和管理纳入中国政府组织之下，强化我国在南海的管辖权。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法国和日本先后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九小岛和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中国人民奋力抗争，捍卫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根据包括《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在内的国际法文件，收复一度被日本侵占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军帽

民国时期

肩章

民国时期

1930年4月12日，法国派遣“麦里休士”（Malicieuse)号炮舰强行占领南威岛。

1933年4月7日至12日，法舰《亚斯脱洛拉布》(Astrolabe）号、《亚列原特》（Alerta）号及调查船《达勒逊》（Denanessan）号，先后开赴南沙群岛，先后占领太平岛、安波沙洲、北子岛、南子岛、南钥岛、中业岛、鸿庥岛、西月岛，连同先前所占南威岛, 共计九小岛。

1925年中国政府决定在东沙岛建立气象台、无线电和灯塔，并交由海军部筹办。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曾多次审批华商开采南海岛礁鸟粪、水产的申请，在东沙岛建立气象台、无线电和灯塔。在191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发布“招商接办东沙岛渔业”后，广东香山县人叶养珍呈书实业部，请求赴东沙岛进行磷矿和渔业生产。实业部核准叶养珍开展渔业生产，此后1918年、1926年、1927年、1936年先后有南洋侨商陈武烈、广东商人刘兆铭、福建商人周骏烈、广东商人陈荷朝和冯德安等，分别呈书实业部或广东省实业厅，要求前往东沙岛开采磷酸或海草或云母壳海产，大都获得批准。实业部就“招商接办东沙岛渔业”发布通告，开展渔业生产。

1928年广东省政府出台《招商承采西沙群岛鸟粪简章》等条例，同时，批准由中山大学管理西沙群岛矿产。据此，中山大学与有关部门联合审议了广东协济公司、益农公司赴西沙群岛开采矿产和鸟粪的申请。

1930年行政院就建设西沙群岛气象台等事给广东省政府下达训令，对此做出周密安排。

1934年至1936年中国政府在西沙群岛建成气象台、无线电台与灯塔，建立与岛外各地的联络，并保障航经船舶的航行安全。

1947年，广东省建设厅决定开发东沙岛海产，交南方渔业公司承办，经中央政府批准开采期为5年。

1947年3月，国民政府在太平岛设立南沙群岛管理处，隶属广东省。在太平岛设立气象台和电台，自6月起对外广播气象信息

1949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把“海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他附属岛屿”划入海南特区。

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初，正值“二战”期间，中国政府向美国要求援舰参战。美国同意首批借给中国护航驱逐舰2艘、巡逻舰2艘、扫雷舰4艘。1946年7月21日，美援8艘军舰抵达南京，编入海防舰队。

1946年9月2日，中国政府发布接收西南沙群岛的训令，同年11月，任命海军上校林遵为西南沙接收工作指挥官，姚汝钰上校为副指挥官，林遵率“太平”号军舰（舰长麦士尧）、“中业”号军舰（舰长李敦谦）开赴南沙群岛执行接收任务；姚汝钰率“永兴”号军舰（舰长刘宜敏）、“中建”号军舰（舰长张连瑞）开赴西沙群岛执行接收任务。

1946年11月29日，完成接收西沙群岛；12月15日,完成接收南沙群岛。

1947年2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完成西沙、南沙群岛接收的公报。3月27日，中国政府命令由海军总部设立南沙管理处。

林遵（1905-1979）别名林准，福建福州人，曾任国民党海军军舰航海官、副舰长。1946年7月，林遵奉命作为西南沙接收工作指挥官，率领舰队收复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

在对南海诸岛重新进行地理测绘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于1947年组织编写《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审定《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重新核定南海诸岛及其组成部分172个群体和个体地名，其中南沙群岛102个，绘制标有南海断续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

1948年2月，中国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其中包括《南海诸岛位置图》。

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在内的国际法，于1946年9月组织舰艇编队协助广东省政府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海诸岛。

1946年11月23日，舰队副指挥官姚汝钰和参谋张君然率“永兴”、“中建”两舰进驻西沙永兴岛，设立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碑的正面刻“南海屏藩”，背面刻“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旁署“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君然立”。

帆影归处现华光

华光礁1号沉船的发现与出水

1996年，中国渔民在西沙群岛华光礁礁盘内作业时发现一艘沉船；1998-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工作研究室和海南省文物部门对该沉船遗址进行调查与试掘，定名为华光礁1号沉船，出水文物1800余件；2007-200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和海南省文体厅汇集众多省市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开展两次抢救性发掘，出水船板511块，出水文物逾万件。西沙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发掘项目是中国水下考古由近海向远海的重要迈进。

1998年12月，水下考古调查队租用两艘渔船，携带多种潜水装备和水下作业器材，自海南省琼海潭门港起航，按预定方案开赴西沙群岛北礁，因出航后遇大风，到达北礁后船只无法停泊，故改变原定计划，转向琛航岛避风。

考古调查队听取当地渔民的建议，决定利用大风间隙先行前往华光礁进行调查，对沉船遗址进行试掘。此次试掘工作历时13天，共出水文物1800余件。

正式发掘

2007年，经国家文物局和有关部门批准由国家博物馆和海南省文体厅共同承担西沙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发掘，调集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组建西沙群岛水下考古工作队，实施西沙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发掘项目。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的发掘，是中国水下考古从近海走向远海的成功探索，为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华光礁1号沉船出水文物逾万余件，以陶瓷器为主，另有铁器、木质船板以及少量铜器残片。

陶瓷器中以青白瓷居多，青瓷次之，酱釉器最少。器型主要有碗、盏、盘、碟、盒、执壶、瓶、罐、瓮、壶、钵、军持等，87%为产自闽南民窑的产品。

瓷器窑口集中在福建、江西等地，主要有闽清义窑、磁灶窑、德化窑和松溪窑、罗东窑以及景德镇湖田窑等。其在工艺、装饰手法等上各有特色，种类多、品种杂、包装成摞，这些器物的所属年代为南宋中期，并由此确定华光礁1号沉船年代为南宋中期。

磁灶窑

磁灶窑位于福建晋江市西北部，始烧于南朝晚期，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在南宋至元代达到了鼎盛，并一直延烧至明清时期。

宋元时期，磁灶窑烧制的产品有绿釉、黄釉、酱釉等，多用于外销，产品在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印度、斯里兰卡、埃及、肯尼亚等地都有发现。

遇林亭窑

遇林亭窑址位于武夷山市星村东北面约五公里的三座山岗上，烧造黑瓷较多，还有青瓷、青白瓷等，器型有碗、盏、碟、洗、杯等。

黑釉盏与建窑的产品相似。一部分黑釉盏中有金银彩纹饰遗痕，这类产品在同类窑址中属首次发现。

她的胸中燃烧着怎样的狂喜？

为何她的眼中又充满惆怅的憔悴？

每当她令我欢喜的眼神从我身边扫过，

我是多么幸福，多么快乐！

可是新的疑惑和恐惧在我内心挣扎,

难道有什么样的情敌在我旁边？

一个中国瓷罐。

瓷器就是她灵魂的热情，

一尊杯，一只盘，一片碟，一个碗,

就能点燃她心中的希望,

就能点燃她的欢欣，或打碎她的宁静。

——1725年，英国戏剧家与诗人约翰·盖伊《致挚爱古老瓷器的夫人》。

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人类水下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有着重要意义。

上世纪 80年代，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沿海地区开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同时，国家文物部门十分重视南海考古，上世纪90 年代起组织实施西沙群岛文物普查和水下考古调查，发现一批古代沉船遗址和水下文化遗存，出水了大量陶瓷器、历代铜钱及石雕制品等遗物。

21世纪初，在南海海域对宋代“南海 1号”、“华光礁1号”和明代“南澳1号”等沉船开展水下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出水了十分丰富的文物，取得了重大成果。

水下考古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才兴起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它是田野考古在海洋、江河湖泊水域的一个延伸。

它和田野考古最大的区别在于工作环境截然不同，因为需要考古学家到海洋、江河湖泊水域里进行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调查工作。

人不同于鱼类，无法在水里自由地呼吸，考古队员要完全依靠设备，借助特殊的工具、特殊的技术和特殊的方法来维持生命，保持良好的中性浮力，使身体悬浮在水中，这样才能顺利的进行工作。

1987年，中国水下考古的创始人俞伟超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1987年6月15日，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张威同志（前排穿黑色潜服者）、国家文物局杨林同志（前排穿蓝色潜服者）赴荷兰学习水下考古。

1988年国家文物局王军同志赴日本学习水下考古

1989年，第一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合影。

1998年，第二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合影

2004年，“世界水下考古之父”美国乔治·巴斯教授给第三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授课。

2007年，第四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合影。

2009年，第五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福建平潭大练岛沉船遗址进行水下考古实习。

2011年首届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培训班结业典礼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座谈会

2011年，首届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培训班合影。

2011年，中国水下考古第三期技术潜水培训班技术装备。

2015年，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培训班。

水下考古学主要是对现存于江河湖海内的古代人类遗迹和遗物进行考古调查、勘测、发掘与研究。

因水下文化遗存的埋藏介质与陆地文化遗存不同，所以水下考古工作的环境比较特殊。为了解决在水下开展考古调查、发掘、记录、文物提取以及出水文物保护等相关问题，需要采用有别于传统田野考古的方法、技术和设备，其中，涉及潜水、海洋勘测、遥感与空间技术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利用。随着技术的提高和装备的进步，推动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这对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水下绘图纸

水下摄像机

水下摄像机照明灯

西沙群岛水下文物调查

1996年，在西沙群岛文物普查中，于北礁、华光礁、浪花礁、羚羊礁及珊瑚岛、金银岛附近海域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发现9处遗物点，打捞出水文物近400件，主要有陶瓷器及少量石器、石雕构件、铁器等。

201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海南省文物局联合组成西沙水下考古队，对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诸岛礁进行水下文物普查。

其中,新发现水下文化遗存32处，复查10处，出水一批瓷器、碇石、石建筑构件、铜钱等遗物。瓷器主要为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漳州窑、广东潮州窑、西村窑等民窑产品。

西沙珊瑚岛礁盘上发现的石构件

西沙北礁礁盘上发现的碗石

西沙北礁水下遗物点发现的象牙

西沙海域出水的陶瓷器

“华光礁1号”沉船

1998-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水下考古研究室与海南、广东等省市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组成西沙水下考古队，在西沙群岛进行水下考古调查中，于华光礁礁盘内用抢拽搜寻和自由接寻两种方法发现了沉船造址。沉船表面胶落有大量陶瓷器残片，经过试据，出水一些瓷器，可分为青釉、青白釉和得釉器等，器形有碗、翩、盘、瓶、壶、粉盒等。

“华光确1号”沉船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完成了沉船进址的全面揭蹈，还层清理股内迪物和船体全面

目前，已整理6380件瓷器，修复瓷器1433件和铁器100余件，并对511块木船船板进行溶盐脱除技术处理,经对船板做漫泡液和木材标本的定期取样分析，船板上的疏铁化合物已基本脱除，即梅对能板进行木材填充和加固处理的第二期保护工作。

“南海1号”沉船

200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整体打捞方案，即将一特制钢沉井压入海底泥土中，将沉船船体和船载文物与其周围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其中；然后将底托梁穿过钢沉井底部从而将沉船整体包裹起来；最后将钢沉箱连同其内的沉船吊起并运到岸上进行考古发掘。

直至2009年8月，文物管理部门组织考古队员在水晶言内对“南海1号”进行了第一阶段试发掘工作，最大限度地完成了船体及陶瓷器、凝结物等各类出水文物的安全提取及稳定性保护。

2007年12月，随着亚洲第一吊“华天龙”号二十几层楼高的巨臂微微上扬，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后，举世瞩目的“南海1号”终于重见天日。在一个庞大的船队的护送下，“南海1号”顺利入住位于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

2013年11月，正式启动“南海1号”全面保护发掘。

经过两年多的发掘和保护，初步揭示该船系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船体保存较好。根据出水铜钱、金叶、银挺铭文和瓷器等文物特征判断，沉船年代应在南宋中晚期。

至2016年1月，共提取14000余件套文物、2575件标本、55 吨凝结物，并进行了分类保护处理。

青釉碗

凝结物

宋-南海1号出水

2010年，启动明代“南澳1号”沉船水下考古抢救发掘项目，打捞出水 2.7万多件文物。对沉船采取原址保护方法,为防止人为潜水偷盗和渔船拖锚对沉船遗址的刚性破坏，专门设计了水下探方金属框架整体罩住沉船，并安装牺牲阳极的腐蚀锌块，每年调查评估其保护效果。

2015年，进行文物信息提取及文物清理、脱盐等保护工作，并对“南澳1号”沉船出水文物365件（套）进行修复。

“南澳1号”沉船遗址位于广东南澳县东南的三点金海域。

2007年被发现后，先后进行前期搜寻和潜水调查。

2010-2012年，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开展沉船水下抢救性发掘工作，出水文物达2.7万多件，包括瓷器、陶器、金属器、木器、石器等。其中瓷器为明代漳州窑、景德镇窑及闽南粤北周边窑址产品，釉色主要有青、白釉等，器形包括盘、碗、钵、杯、罐、瓶等。

“南澳1号”沉船出水凝结物进行喷淋脱盐。

“南澳1号”沉船保护修复后的出水凝结物。

中国水下考古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由近海走向远海，由浅海潜入深海，南海海域是水下考古工作者关注的重点海域。

目前已发现的南海水下遗存大都位于40米以浅海域，更深海域人工潜水作业难度大，深海考古需要与深海技术携手而行。

2018年4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联合开展了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调查，为中国深海考古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依托深海技术的逐步发展，考古学家对以沉船为代表的深海考古领域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这与科学意义上水下考古的起源几乎同步发生。

1960～70年代为起源与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个阶段，所谓“深海考古”的深度不过100米左右，饱和潜水、载人潜器都有应用。

1981~2000年代为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个阶段深海考古的工作频率、工作深度都有大幅增加，深达3800多米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也已做过多次考古工作。

1964年5月，因延长海底停留时间及水下沉船立体摄影测量的需要，考古学家与技术人员合作设计具有180米潜水能力的载人潜器Asherah号，标志着深海考古工作的正式开始。

2001至今为调整深化期，除了技术的持续进步外，这个阶段的重要变化是考古学家对深海考古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最新体现是法国水下考古学家“奔向月球”计划的提出和实践。

2017年5月12日，国家文物局在海口召开了“南海和水下考古工作会议”，专门探讨南海水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问题。

2017年9月1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2018年1月27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成立“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

2018年4月18日至26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在西沙北礁海域组织实施了“2018年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调查”项目。

上图：调查项目全体工作人员

下图：2018年1月27日“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

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调查具有较强的探索性。迄今为止，西沙海域共登记有106处水下遗存，是南海海域水下文物资源的密集区域，而北礁占比三分之一，其中又以北礁东北边缘数量最多。因此，2018年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调查选定北礁东北缘所在的深海区域作为首次深海考古作业的实验海域。

在实验海域内，调查人员根据海洋地球物理探测数据的研判结果，兼顾海底地形的多种状态，进一步缩小工作范围并事先规划调查路线。搭乘国产大深度载人潜器“深海勇士”号执行调查任务，同时结合机载超短基线定位系统（USBL）以表格、影像等方式进行考古记录。

北礁海域水深环境基本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主要指礁盘内外，水深多不及10米；围绕礁盘，水深在10～20多米之间的海域，此后水深降至 70 米级；围绕礁盘，水深在 100 米左右的海域，此后水深降至400米级；水深超过400米，后逐渐降至1000米级。

作为中国深海考古的首潜，我多少有些兴奋，也感到有压力。淩晨4点，我就早早醒来，想象着即将进入的深海世界，期待有惊喜的发现。海底世界并不像平时想象的那样美丽多彩，我看到的海底世界十分荒凉，好似沙漠、戈壁、乱石滩。

——宋建忠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这里的能见度得有20米！要知道，以前我工作过的海域能见度都很低很低，好的时候也不过2、3米。

只是，狭小空间里长达8小时的水下作业确实有些疲惫。

——丁见祥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探索一号”科考船模型

2016年6月22日至8月12日，中国科学院“探索一号”船TSO1-1航次,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开展了我国第一次综合性万米级深科考活动，执行了84项装备试验及科考任务。

其中，三型万米级装备 5次超过万米深度，取得一大批珍贵样品和数据。这是我国海洋科技史上第一次万米级深海科考，标志着我国深海科考进入万米时代。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是国家863计划支持研制的深海装备，是以实现国产化、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可靠性和可维护性为目标而研制的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长9.3米，宽3米，高4米，重20吨,有效载荷为220千克，最大水下工作时间为10小时，最大工作深度为4500米，可容纳1名潜航员及2名科学家。其国产化率为95%，与国际上同类型载人潜水器相比在电能、潜浮速度、声学通信和自动控制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水下考古事业从单一的水下考古学科发展到现在的水下考古、水下文物保护、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从二三十米水深的人工潜水，到搭乘载人潜器走向1003米的深海考古；从远赴荷兰、日本学习水下考古技术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水下考古队员。中国水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工作范围不断拓展，内容不断丰富。

在中国，深海考古是个新生事物。2018年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调查是中国深潜技术与中国水下考古的首次联袂，是中国水下考古的历史突破，迈出这一步对中国水下考古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做海-南海渔家文化展

南海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为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安全的栖息、繁殖场所，是天然的渔场。海南岛沿海渔民因海而生，世代滨海而居，靠海吃海，对他们而言，南海是“祖宗海”、“祖宗地”。

勤劳勇敢的海南渔民，乘风破浪，以拓荒者的气概，绕过暗礁，战胜激流，扬帆万里海域；他们遇礁“行盘”、遇岛驻岛，巧用智慧制造各种各样的远海捕捞工具，练就本领入二、三十米深的海水，捞取海产品。“耕海”的技能代代相传，生产作业的智慧世世相承，渔船从小变大，由风帆变机船,载着无数渔民，向海而出，不断驶向无垠疆海。

南海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每年五月到九月盛行西南季风，十一月至翌年三月盛行东北季风。帆船时代，熟悉季风规律的渔民，通常会在每年冬至之后，驾船乘风南下，到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从事捕捞生产活动，至第二年的清明、谷雨期间乘西南风而归。

住岛站峙

“站”在海南方言中表示驻扎或者居住的意思；“峙”俗指岛屿。站峙就是渔民在南海诸岛的岛屿上，长期驻扎居住并从事生产与生活活动。

兄弟公庙

在永兴岛、石岛、东岛、赵述岛、南岛、北岛、晋卿岛、琛航岛、广金岛、珊瑚岛、甘泉岛等处，现在仍有多座明、清时期的小庙遗存。

帆船时代，自渤海湾到北部湾，再到西沙、中沙、南沙的各个海域，各地的渔民经过千百年的渔业生产与贸易实践，出现各种《水路经》

《更路簿》、《海道针经》、《顺风相送》等口头及纸质航海记录。

聪明智慧的海南渔民，通过《更路簿》，记录了航行的方向、时间、距离,以及沿途所看到的岛屿、暗礁、海流变化等信息，记载了渔民日积月累的“做海”经验，对中国航海史有着重要的贡献。

目前已知的《更路簿》中，对南海诸岛俗语命名有一百多个。海南渔民把南海中的岛屿和沙洲统称为“峙”，把礁称为“铲”、“线”、“沙”，把环礁称为“圈”、“匡”、“塘”，把暗沙称为“线排”等。

海南渔民在长期劳作中，根据岛礁的外貌特征、岛礁特色植被和动物、岛礁附近的水产、岛礁在历史上发生的特殊事件、岛礁所处位置和开往该岛礁的航向、岛礁排列倾序及数目、大小、颜色等对岛礁进行命名，历代沿用。

红草一、红草岛即南沙洲

因沙洲上有红色草木生长而得名。

红草二

即中沙洲。

三峙

即南岛，因在北、中、南三岛中排名第三，南海渔民称其为“三峙”。中岛称之为“石峙”、“石岛”，北岛称之为“长峙”、“长岛”。

树岛、船暗岛

即赵述岛，因船只天黑后可到此避风歇息，渔民习惯称呼为“船暗岛”。岛呈琵琶状，东、北、南三面发育了海滩岩。岛上遍布草海桐等植物，绿树葱茏,有利于海鸟栖息。

大筐、大塘、大圈即华光礁，因地貌形似一筐得名。

圆峙、圆岛即甘泉岛

因近似椭圆形地貌得名。

南海博物馆建筑造型新颖，风格独特，更有专业特长和展品丰富，非常值得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