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事】我身边的故事

老几

　　人的一生中，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有很多，但真正能让你铭记于心，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故事却寥寥可数，下面我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小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隔壁的县属第五中学，有一位姓盛的高中教师。据村里长辈们说，这位年轻的老师曾在上海求学，大学毕业后本打算赴苏联继续深造，却因中苏关系恶化未能成行。许是命运弄人，他最终被分配到这座偏远的古镇中学任教。

在我的记忆里，盛老师中等身材，头发三七开，带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智商过人，情商近乎为零，甚至连五谷杂粮都分不清的书呆子。

　　1968年，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三个年头。那一年，因停课闹革命，我小学毕业后便一直在家。

闲暇之余，我时常前往学校观看造反派举办的批斗大会。每次批斗大会上，盛老师被人用麻绳反绑着双手、头戴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白色尖顶高帽，跪在台上接受大会的批判。

批斗大会，台上戴着红袖章的发言者慷慨激昂，台下红卫兵的口号震天响，而那些挨批的“老右派”虽面无表情，却目光坚定，唯有年轻的盛老师脸色苍白，大汗淋漓，显得格外无助。

批斗大会结束后，盛老师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黑屋里，那间小黑屋原本是学生宿舍一间杂物房，距离我家屋后厕所不过数米之遥。

每当盛老师关进小黑屋，我便会偷偷来到小黑屋后墙，垫起脚尖，透过一扇小窗户，朝屋内好奇地打量一番，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黑屋里，除了铺在稻草上的旧被子外，没有任何生活用品，每次挨批后的盛老师坐在稻草上，那表情显得无比绝望。

　　一天上午，我刚上完厕所，忽然听到小黑屋传来阵阵呕吐声，我急忙来到小黑屋的后窗下，垫起脚尖往里面一瞧，只见盛老师用手指不停地抠着喉咙，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正当我疑惑不解时，突然见到盛老师身旁一只小碗里装着几个生芋头。我不禁暗想，这个书呆子，生芋头怎么能吃呢？一定是那些造反派故意捉弄他，欺负他分不清五谷杂粮。

回到家里，我揭开锅盖，见锅里还留有不少焖熟的红薯，便满满装了一碗，悄悄来到小黑屋后窗下，由于窗棂间的缝隙大窄，整碗红薯无法递进去。盛老师见我送来红薯，起身来到窗前，接过我一砣一砣递进来的红薯，或许是饿极了，竟当着我的面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每顿饭后，我都会趁父母不在家的机会，用一只小布袋装满红薯，通过小后窗送进小黑屋，盛老师每次接过小布袋，眼中总会充满着感激的目光，却从未开口对我说声谢谢。但我并不在意，见他吃得津津有味时，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日子久了，这件事还是被母亲发现了。母亲担心全家会因此受到牵连，便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不仅没有责备我，反而表扬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并对造反派欺负一个外地人感到愤愤不平，他还特意嘱咐我今后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被造反派发现，以免连累盛老师。

有了父亲的支持，母亲再不害怕了。每顿饭前，母亲都会拿着小布袋装满红薯和米饭，然后加些青菜或坛子菜，让我偷偷送到小黑屋。然而，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当我提着小布袋来到小黑屋窗下，却发现屋里空无一人。

后经打听，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只听说盛老师涉嫌台湾特务案，被公安机关抓走了。尽管镇上的人都不相信这个偏远的农村能藏有台湾特务，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十分难过。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盛老师。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1983年，我回家过春节，母亲告诉我八月暑假期间，盛老师突然来到村里，寻找当年那个给他送红薯的小男孩。

母亲说那天上午，盛老师提着一个旅行袋，里面装满了纸包糖粒子，足足有十斤重，说是来答谢那个曾经帮助过他的小男孩。母亲告诉他，当年那个小孩早已长大成人，现在外地工作。

盛老师听后，一脸遗憾的样子，他打开旅行袋抓起糖粒子，分给母亲一大半，剩下的则分给了村里的小孩们。临别时，他给我留下一封信，还特意向母亲要了几个红薯。

从盛老师写给我的信里，我获知他1980年平反后，返回母校安排在大学任教。信中，他回忆起我给他送红薯的情景，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激之情，还说他不远千里重回古镇，就是为了向我当面说一声“谢谢”。读到这里，我感到十分欣慰，经历了人生风雨的盛老师，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

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已从当年那个懵懂少年变成了古稀老人，但在我的认知里不变的是，做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善待社会，善待身边每个人，行好事莫问前程。

文章：老几

图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