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军区干休一所六十年（续三十四）老红军罗仁全的故事（之五）

张文琪

九死一生万般苦，只为主义真（之四）

（回忆父亲罗仁全）

原创：罗江平（罗仁全之子）

文字：罗江平，在水一方，秋水

制作：在水一方

罗仁全将军

第四篇 抗战峰火

峰火余生百练钢，高歌抗日纪沧桑

如闻铁马金戈勇，似见英雄斗志昂

回沃神州书壮伟，泉滋大地泪苍茫

篇篇铭刻征程迹，字字鸣钟警示长

1. 抗大学习及窑洞脱险

红军西征失败后，组织营救父亲回到了延安。经过短期的身体上的休养和政治上的甄别、厘清后，刘伯承同志代表组织找父亲谈话，关心了父亲的身体恢复情况后讲到：“仁全同志，当初是我点将让你去四方面军工作的，对你的政治立场和战场指挥能力我们是清楚的，组织是相信你的！” 之后肯定了父亲在西路军的工作和对党的忠诚，希望继续努力为党的事业多做工作。父亲听了这番话后非常激动，眼泪止不住地喷湧而出，感觉像一个失散了的孩子回到温暖的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谈话后，组织安排父亲到红军大学学习，任干部营营长（学员都是营、团职干部）。1937年7月，中国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父亲任抗大总校第五大队大队长兼军事教员。

父亲从小没读过书，虽然参加红军后是一边打仗一边学习，但对很多问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来到抗大后，除了队务管理和准备军事课程外，父亲把全部时间、精力放在对知识的吸收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

在抗大期间，父亲非常有幸地聆听了毛主席讲演的《实践论》和《予盾论》，以及其它中央首长讲的课程。学习中对所学到的课程父亲都认真做了笔记，共记录了7本笔记，并将这些资料视为珍宝，爱不释手。

通过两年的学习，父亲学到许多理论知识，开拓了视野，思想灵魂受到了洗涤，由衷地感受到：只有思想强大才能使人真正强大起来。

　　在抗大学习期间，抗日战争正在艰苦地进行，各种前方战斗的消息不断传来，父亲终于按捺不住求战的渴望，向上级递交了去前线的申请。半个月后组织批准了父亲的申请。抗大总教育长罗瑞卿找父亲谈话时说：“申请就是申请，还说什么不批准就要自己跑到前线去的屁话，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你想要挟组织啊？” 说完笑着拍了拍父亲的肩膀：“了解你的心情，前方需要你，快去准备一下吧，这回你随队去山东冀鲁豫军区报道，仗有得你打。”

谈完话后，父亲兴冲冲地赶回窑洞准备行装，同屋的战友正坐在土坑上说话，听说父亲要上前线打鬼子都羡慕的不行。他们四人住一间窑洞，建在半山坡上，父亲的位置在最里面，相互涚了一些离别的话语后父亲开始整理行装。由于几天来连降大雨，突然“轰隆隆”一声巨响，整个窑洞塌了下来，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压在父亲身上喘不过气来，眼前一片漆黑，被压的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清醒过来，感到头顶墙角处一有一点空隙可以呼吸，就挣扎着往墙角爬去，又隐约看见窑洞上方露出一絲光亮，父亲感到了生的希望就拼命扒开身上的泥土，向上钻过去。

罗瑞卿等同志听说窑洞塌了，立即召集几十个人赶过来救援，正在大家紧张的挖土救人时，父亲的从窑洞一角钻了出来，有人喊道“看啊，还有活着的，钻出来了！” 大家手忙脚乱的把父亲拽了出来，抬到平地上擦掉了脸上和身上的泥土，父亲慢慢地坐了起来，罗瑞卿高兴地说“这个老罗就是命大。”令人惋惜的是，父亲的室友因窒息时间过长牺牲了。

2. 湖西干校办学

告别延安后，父亲来到冀鲁豫军区，任冀鲁豫军区湖西军政干校校长。当时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与父亲谈话时说“ 欢迎你呀老罗！现在抗日战争打得很艰苦， 咱们目前什么都缺，可算起来，最缺的还是人才啊！所以准备在湖西地区办一所抗大分校。这次办学校任务很艰巨，条件差，没有经验，形势也很复杂，又没有可靠安全的根据地来安心办学，随时都要防止敌伪的袭击，难度很大。考虑你是从＇红大＇和＇抗大＇过来的，熟悉抗大教学的形式，而且在抗大总校干过队长兼军事教员，管理和教学都有经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相信你能挑起这副担子来。”看着父亲皱着眉头沉吟不语，苏振华又说“虽然我们财力物力有困难，但你提出的想法我们尽全力支持。” 父亲考虑了一下提了两条，一是要选有文化素质高、有过实战经验的教员，二是申请拔付一批枪支彈药，把学员武装起来，在学中战、战中学。这样父亲来到湖西干校。

在湖西干校的日子里，父亲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威胁最大的是日、伪随时可能的突袭和扫荡。为便于转移，决定干校不宜过大，按班、排、连编制，200人为基准，白天按课程上课之外，还要进行紧急集合、急行军或战术及格斗训练，晚上设置了三层警戒哨，并要求学员们衣不解带，抱枪而眠，随时准备战斗。这样的学习虽然很艰苦，但学员们受到了实战锻炼，学校很快走上正轨，向部队和地方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骨干人才。

学校设在抗日游击区，转移、搬迁是家常饭，也免不了经常与敌人短兵相接。一次接到军区通知，敌人将分三路向我军进行“扫荡”，命父亲转移到豫北、鲁西地区。接到通知后天己黑，侦察员报告说这次敌人可能就是冲着干校来的，中路的六百多敌伪军一路急行插进很快，已经离学校不到二十里的距离。父亲果断进行布署，全校师生紧急集合，要求学员做好战斗准备，所有用具都肩扛手抬，悄无声息，行进有序。一夜的急行军父亲和所有学员己在八十多里之外，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第二天遇到亲自带部队来接应的杨得志司令员，看到秩序井然，接踵行进的队伍，杨司令员高兴地握着父亲的手说：“好，好，全体毫发无伤，这比什么都宝贵，你个老罗真是了不起。”

3. 抗日战场

离开湖西干校后，父亲先后担任冀鲁豫军区第六分区教导四旅十团团长、第一军分区一团团长和独立一旅副旅长、第六军分区及运东军分区司令员。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基本都是在山东的鲁西、鲁中和豫北地区活动，先后参加了上百次战斗。

在十团时，在当地党组织的工作下准备接收一支国民党溃退下来，留在豫北打游击的队伍，大约有200多人。改编前他们提出要和八路军首长见面，在和地方党组织研究后，父亲带着一个排就赶过去了。

双方见面后，对方已在一座打麦场上列队等候。这时父亲发现他们是有所准备的，只见靠近一家住户院子的墙旁摆了两张桌子，上面各插了三支小手指般粗的香，烟雾缭绕，显然是想比试一下，给父亲一个下马威，也为他们改编争点讨价还价的筹码，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父亲见到这种情况后心里很平静，与他们晓之以理，讲明抗日大义，不计前嫌和抗日不分先后的道理，欢迎他们加入八路军打鬼子。他们带队的是个营长，对父亲傲慢地说：“听说长官是红军出身，身经百战，现在就给我们露一手，让我们开开眼界。” 说完摆摆手指了一下桌子，双手抱拳，退后了两步。父亲扫视了一圈，看到不少人怀着期待的眼光，也有人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面对这种局面父亲冷静地思考了一下，感到只有针锋相对，打击他们少数人的嚣张气焰，才能更好地改造这支队伍。便严肃地对这位营长说：“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打鬼子的，不是来表演的！更不搞江湖比武的那一套！不过既然来了，也别扫大家的兴，来，我们一起来！” 说完出手一让和那位营长一起走过去。

在距香案约十五步远的距离，父亲说道：“既然是你提出的规矩，还是你先打吧。” 那位营长看到父亲正气凛然的态度心里有些紧张，端起枪来瞄了好一会，打了三枪打灭了一支香头，队伍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看到父亲不动声色的样子，他的气熖顿时消了下去，喏喏地说：“还是请长官来吧。”

说到射击，这是一位军人的基本要素，父亲从参军那天起就揣摩着怎样才能打得快、打得准，酷爱射击，出枪要快、射击要准，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多留一分活的希望，加上抗大期间接受的正规训练，这时父亲信心满满地往后又退了五步，掏出缴获的德国造的“勃朗宁” 来，这款手枪在当时并不多见，亮出枪来，立即引起一片感叹声。父亲屏住呼吸，用点式射击“叭、叭、叭” 三声清脆的响声过后，三只香头应声掉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这时父亲兴起，又取过随行的战士背上插着的大刀，一招一式地挥舞起来，风声呼呼作响，连续一套刀法打下来，气定神闲，不喘粗气。彻底震服了对方，也鼓舞了我方的士气，使这支部队顺利改编。

　　说起这支勃朗宁，是父亲最钟爱的，而它也曾救过父亲的命。在担任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时，那是194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父亲去十团检查秋季作战的战备情况。军分区所在地离十团驻地仅有几里地，因此父亲没带警卫员，独自一人顺着小路岀发了。当时正值秋季，道路两边长滿了一人多高的玉米，当行进至一半路程时，左侧是一条小河沟，右侧是一片玉米地，父亲发现河沟的沟沿上坐着七、八个农民打扮的人在闲聊，神态却左顾右盼，右侧路旁也有三、四个同样装扮的人手里拿着锄头或站或蹲着。这一反常引起了父亲的警觉：现在还不到秋收时节怎么会有这些人聚在一起？看似农民装束但衣服为什么这么整洁？看面孔也没有熟悉的老乡，并以年轻人居多。父亲突然想起军区保卫部的同志曾经汇报，在缴获的敌伪资料中，对我方领导人员的姓名、特点、行动规律掌握得非常详细，并制定了不同的抓捕方案。一霎间父亲掏出手枪来并扣开了保险，这时离这群人已十几米开外，他们看到父亲识破了他们，便一拥而上向父亲扑来，道路右侧拿着锄头的人抡起锄头就向父亲砸过来，父亲退后两步，抄起枪来就是两枪，这两人应声倒地。父亲感到敌人人多，不可力敌，一转身就顺着来路快速往回跑（当时感觉可能玉米地里也有敌人接应），大约跑了几十米远，赶到一处拐弯处就一个侧翻滚钻进了玉米地。这时后面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由于父亲地形熟悉，从青纱帐里左穿右插安全回到了军分区。事后回想起起来父亲感到万幸，如果敌人从两边设伏，前后堵截，父亲脱险就要困难得多。

事后查清，这是以吴化文为头子的伪军策划的暗杀活动。这起事件引起组织的警觉，制定和采取了多种警戒措施，之后，敌人的阴谋再也没有得逞。

罗仁全将军简介：

罗仁全，江西省吉水县人,1911年生。1929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游击队战士、班长,红一方面军赣江独立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公略独立营营长,红五军团营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七十三团参谋长、团长。

他参加了红军五次反“围剿”、四渡赤水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五大队大队长、干部营副营长,冀鲁豫军区湖西军政干校校长,教导四旅副团长、团长,冀鲁豫军区一分区一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六分区参谋长、六分区独立旅副旅长、六分区司令员、江西军区上饶军分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常德军分区司令员、湘南军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他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4年1月因身体原因离职修养（副兵团职待遇）。

1993年6月4日在济南逝世，享年82岁。

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