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想起当年陈云同志的话“瓜皮帽 水烟袋 踱方步”》

《石记》

[前言] 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10月18日发布的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94974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三季度增长4.6%。

怎样看待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怎样客观冷静坚定信心努力提升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我想起陈云在多次讲话提到“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经常踱方步”旧时代一些有谋略的商人。

　全国解放前后，陈云同志都是党内经济工作的专家，他提醒领导干部中要有考虑战略问题“瓜皮帽”式的人。必须遵循唯物辩证的认识规律，运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方法，切实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笔者石记编辑于2024年10月27日.深圳）

附：文章《陈云 向"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商人学习思考战略性问题》

《陈云 向“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商人学习思考战略性问题》---陈云反复强调和倡导的一个领导方法有感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尤其是在长期领导财政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他特别善于从战略高度观察问题，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他不仅自己擅长思考战略性问题，而且在工作中反复阐述、强调和倡导，号召领导干部要向过去“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商人学习，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

据目前查到的文献资料，陈云第一次讲到这个领导方法，是1955年1月25日在中共中央上海局会议上的讲话。他就批发商的改造问题语重心长地对与会人员说：“我劝你们不要嫌人多，现在嫌多，弄出去了，将来人少时又会后悔的。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一看一级批发站。小辫子、转业军人是需要的，他们是骨干，光有瓜皮帽、水烟袋不行，但是瓜皮帽、水烟袋有经验，可以利用。”充分肯定了“瓜皮帽、水烟袋”在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1956年7月21日，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陈云对“瓜皮帽、水烟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我们县商店的经理一天忙得要死，晚上还要算账到十二点，要货时，再开夜车临时凑。看来，我们的县商店，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商店的买卖与国家的建设，尽管在规模大小、环节多少等方面不可等量齐观，但在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是相通的。1982年1月25日，在同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同志座谈时，陈云强调指出：“计委管全国大的计划，经委管各个部门的协调。有些事情可以包给企业，哪些包，哪些不包，规定要具体、恰当。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我过去讲，‘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计委就是要管这样的事情，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这些问题计委要考虑。”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即：像国家计委这样的综合协调部门，管辖着很多各负其责的具体工作部门，不考虑清楚“战略性问题”，就难以统筹全局，实现方方面面“大的合理”，这就如同“瓜皮帽、水烟袋”全盘考虑商店的进进出出一样。陈云的这番话，使与会者感触很深。

1990年6月6日，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这个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性：“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我国已经同13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63个政党有交往。一年只有365天，如果对来访者都要安排你们去会见，恐怕谁也受不了。现在的会议很多，如果每会必到，恐怕也办不成大事。你们现在的工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做。而且，有许多紧急事情要处理。你们都是60开外的人了，还是一句老话，开会不要开死人。”

上述几次谈话，各有不同，但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战略思维，能够从战略高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这是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他做好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所有工作的一个重要经验，可以看作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导工作原则。

知易行难。在现实中，提到这个领导方法，很多人都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要像陈云那样勤于和善于考虑“战略性问题”，还必须狠下功夫，尤其要牢牢抓住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搞清楚什么是“战略性问题”。一般来说，战略是相对战术而言的。战略是指为达到战略目标及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的总体谋划，而战术是指为达到战略目标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战略性问题”就是关系到事物发展的方向并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领导干部向过去“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商人学习考虑“战略性问题”，就是要着眼于全局，增强全局观念，树立大局意识，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等关系，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开动脑筋考虑要紧的问题，而不是事无巨细，终日陷入千头万绪的琐碎工作之中。

少时练得一手好珠算的陈云，在主持财经工作时喜欢说打“算盘”和“算账”。他曾戏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对于工作中的“战略性问题”，他也形象生动地将之比喻为打“大算盘”、算“大账”。所谓的“大算盘”、“大账”，就是谋大局、谋大事，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沉得住气，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症结，游刃有余地加以解决，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瞎忙活，一团糟。

陈云是打“大算盘”、算“大账”的高手。比如，建设规模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大局，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不顾客观实际，一味大干快上，有人害怕风险，往往患得患失，陈云则紧紧抓住“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这一条，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始终强调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他指出，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经济建设必须做到综合平衡，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健康发展。他还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等等。这些意见和观点， 对我们今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正因为陈云的“大算盘”打得好、“大账”算得精明，毛泽东多次赞赏“他看问题很有眼光”，比较“能干”。

其次要重视思考“战略性问题”。相对于马不停蹄、埋头干活的工作状态，“踱方步”总给人一种优哉游哉的感觉，甚至被看成偷懒、不务正业。殊不知，在任何一个行业、领域和一个地方、部门里，总要既有做日常工作的人，也有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这是一种分工合作。如果能把这两方面结合好，就可以找准工作的正确方向，少走弯路，少做无用功，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无论工作怎么繁忙复杂，也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立于不败之地。对此，陈云曾风趣地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

毛泽东也一贯重视领导干部的“务虚”工作。1958年1月，他专门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文，其中说道：“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那很危险。”同年11月，他又专门给县级以上的各级党校写信，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告诫领导干部“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因此，“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所谓“冷一下”，就是“务虚”，就是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陈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思考“战略性问题”。比如，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我国历史性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喜悦之中。陈云深知“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任重而道远。所以，他在高兴之余，对如何使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根据对这个“战略性问题”的思考，他认识到：“苏联十月革命后，市场完全死了。我们今天也把市场搞得很死。若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天下就会大乱。”于是，他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充分印证了重视思考“战略性问题”的必要性。

再次要善于思考“战略性问题”。学习知识和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培养和提高思考“战略性问题”的能力，同样如此，但要求更高。为此，毛泽东经常要求领导干部多读书，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938年10月，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刻，他强调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从1942年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消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从而使领导干部学会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

陈云是根据毛泽东的要求练就战略思维能力的楷模。1937年11月，陈云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随后不久，他和毛泽东作了三次长谈，并检讨自己过去因为经验少，犯过错误。毛泽东对他说，问题不是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毛泽东建议他学点哲学，不仅自己学，而且要组织学习小组，并给他们派去了教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 以及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的研读，陈云体会到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经过反复琢磨，他总结出一个“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成为陈云认识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法宝，对他一生尤其是在一些重要历史关头的思想和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解决1953年全国粮食供应紧张问题时，陈云根据实际情况，先后设想了八种方案。最后，通过全面地比较优劣、权衡利弊，他选定“统购统销”这一弊端和危险最小、效果最显著的办法。基于此，陈云也和毛泽东一样，经常提倡大家学哲学，说：“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领导干部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除了不断增强理论水平，还要崇尚实践，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实践是一切真知的最终来源，也是提高领导干部战略思维能力的根本基础。战略思维水平是否提高或提高到什么程度，也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曾经有过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空头理论家，脱离中国实际领导中国革命，结果是把党的事业引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毛泽东讽刺他们说：“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不同于这些人，陈云是脚踏实地的理论家，是具有非凡气魄和胆略的实践家、实干家。比如，新中国成立伊始，如何治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经济烂摊子，考验着初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对艰难困苦，陈云没有畏缩不前，也没有生搬硬套书本中的知识，而是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精心谋划，统揽全局，指挥了没有硝烟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迅速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了多年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市场混乱。毛泽东认为这场斗争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猖狂一时的投机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不仅擅长军事和政治，在经济工作上也是有奇才的。

总之，领导干部要向过去“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商人学习，勤于和善于考虑 “战略性问题”。这样，才能把考察现实情况与研究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把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把务虚与务实结合起来，把局部与全局、具体与根本、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进而做到深谋远虑、胸怀大略、稳操胜筹，切实发挥和担当起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本文背景音乐“宁静放松纯净安静”源于酷我，本篇文章源于人民网，作者是中共党史出版社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