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之患 大明之癣

孤独的老狼

　　翻开一部《明史》我们不难发现，篡权夺位、皇帝怠政、宦官之祸、党派之争、官员贪腐、外寇入侵、天灾频发、农民起义等几乎所有导致亡国的因素都经历了一个遍，却偏偏还能延续国祚二百七十六年，让人不由得为这个神奇的王朝充满了慨叹。这其中对明朝及后世影响至深的，却是当时看似对王朝统治稳固最不足道的倭患。

　　从历史轴向对比的角度来看，明朝初期的洪武、永乐年间，大明王朝国力之强、兵威之盛、对周边国家影响之深，丝毫不逊色于强汉和盛唐的“八方齐贺”、“万国来朝”。然而，自从明朝中后期沿海一带倭患的出现，却使得这个终结了蒙古铁骑的强悍王朝、这个曾经七度扬帆西洋的大明帝国却如同患上了瘙痒难耐的疥癣一般，产生了从“远航西洋”到“片板不下海”巨大转变，几乎中断了本土资本主义的萌芽，以至于严重地影响到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终结了华夏民族对海洋的探索，最终引发了明、清两朝长达近三百年闭关锁国的严重后果。

　　明代的倭患在于元末明初时已经显露端倪。元朝末年，日本进入南北朝时期，不同的武士集团之间战争频繁，在内战中失败的残兵败将、被权贵驱逐的失业武士和破产的无业游民纠集在一起下海谋生，成为游荡在中国及朝鲜半岛周边的海贼。最初这帮海贼对于强大的元朝仍然心怀畏惧，只敢在高丽附近作乱。后来随着实力的增强，这些倭寇渐渐和明朝沿海一带的海匪勾结在一起，成为吸附在大明王朝身上的疥癣。

　　明洪武二年、三年，倭寇侵袭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朱元璋闻讯大怒，一度动了远征日本平息倭患的念头，但当时北元残余尚存，明王朝的北方边境并不完全安稳，权衡利弊之后派遣使臣前往日本南朝进行交涉，要求其管束武士停止对明朝的袭扰。洪武四年，明王朝颁布禁令，断绝与日本的一切经济往来和贸易，在经济上对其进行封锁；同时制止沿海渔民私自出海，在军事上对其严加防范。建文帝在位时，日本足利幕府统一了南北朝后向明朝称臣，对流浪的武士进行约束和打击，建文帝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双方恢复了正常邦交和贸易往来。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期和日本建立了“勘合贸易”，日本向大明进贡的时候也能获得丰厚的利益，因此对永乐大帝非常顺从，积极配合明朝打击倭寇的政策，甚至还会将抓到的倭寇送到中国让明朝处罚。其后的百余年里，倭寇侵袭沿海一带的现象很少发生。

　　明成化三年（1467），日本爆发“应仁之乱”，足利幕府失去了对政局的掌控，进入了更加混乱的战国时代。在日本国内混不下去的各种人员相继沦为海贼，盘踞在茫茫大海中的岛屿上威胁过往商船、侵扰周边沿海，倭寇现象再度猖獗起来。嘉靖二年（1523），日本封建贵族大内氏和细川氏分别派出使臣向明朝进贡，双方为了争夺与明朝的贸易权发生了内斗。大内氏使团在追杀细川氏使团的过程中一路烧杀抢掠，从绍兴到宁波大量无辜民众遭其毒手，前来执行抓捕任务的明军都指挥刘锦和千户张镗等也被日本武士杀害。嘉靖年间《宁波府志》记载：“两夷仇杀，毒流廛市”，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争贡之役”。

　　震怒的明廷对于日本使团的行为厌恶至极，采取了海禁政策，废除了福建、浙江市舶司断绝了和日本的贸易。日本武士集团获利渠道被彻底掐断，开始以走私和抢劫获取财富，倭寇侵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倭寇盘踞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岛屿上，以刀法纯熟的武士为核心，内部组织严密、行踪飘忽不定，聚如一股污流散如一盘碎沙，很难掌握其动向，给明朝军队的围剿带来极大的障碍。当时在东南沿海一带，有多支日本倭寇团伙在活动，日本国内的大名政府为这些倭寇提供大量武器和物资，使得倭寇具有了强大的机动性和很强的战斗力，成为困扰嘉靖一朝的巨大祸患。嘉靖在位的45年里，明朝东南沿海发生的倭寇入侵事件竟然高达628次。

　　嘉靖三十四年，一股战斗力极其强悍的倭寇从绍兴上虞登陆一路烧杀抢掠，在浙江、安徽、江苏三省的20余个县横行80多天，给明朝官军带来了数千人的伤亡，甚至一度逼近大明留都南京城下，迫使南京城门关闭两天。虽然这股倭寇最后被明军追击到无锡全歼，但其危害之大可见一斑。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大肆烧杀掳劫，民众被杀者高达数十万人，如同溃烂之癣严重地影响到江南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激起大明王朝和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

　　嘉靖二十六年，浙江巡抚朱纨集结一支庞大的舰队攻打倭寇位于双屿港的巢穴，将其彻底夷为平地，但失去基地的倭寇并没有消失，而是分散在明朝南部沿海继续作恶；嘉靖三十五年，明朝任命胡宗宪巡按浙江解决倭寇问题。胡宗宪巧妙利用倭寇集团的矛盾先后诱杀徐海、汪直等倭寇团伙，沉重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浙江参将戚继光针对倭寇武功高强难以剿灭的特点，招募乡勇组建新军利用狼筅、镗耙、长矛、盾牌等组成鸳鸯阵，形成一个分工明确、配合严密的整体，在与倭寇的战斗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嘉靖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全歼入寇台州之敌；嘉靖四十一年，倭寇在福建大规模入侵，戚继光和福建巡抚谭纶联手重创倭寇，不仅收复了平海卫和兴化府，还将倭寇在福建沿海的基地全部摧毁；嘉靖四十四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寇据点被全部铲除。

　　庆隆元年，明穆宗采纳福建巡抚徐泽民的建议取消海禁，准许人们出海前往东洋、西洋进行贸易，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压力，靠走私和劫掠谋生的倭寇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不久之后，日本战国阶段结束，获得政权的丰臣秀吉颁布海贼停止令，倭寇现象逐渐绝迹。万历年间，日本进入高度集权的江户时代，禁止一切日本人出国，违者斩杀，使得日本完全与海外隔离，关于倭寇的记载就很少再出现在明朝的史书里。

　　明朝中后期倭患横行就如同皮肤上瘙痒难忍的疥癣，并没有动摇王朝统治的根基，然而对明朝及其后清朝的对外政策却影响深远。明朝恰逢世界大航海运动蓬勃兴起，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欣欣向荣，明朝发达的航海技术和江南织造及轻工业发展既早于同时期的欧洲，也领先于欧洲。由于抵御倭寇侵袭不得不采取的海禁政策不仅打断了本土资本主义的萌芽，阻断了宋元以来繁盛的海外国际贸易，打断了明朝参与大航海运动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更加令人痛心的是“闭关锁国”为后来的满清政府做出了错误的示范，影响到其后二百多年的对外经济政策，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落后和衰落。

　　日本，我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我们强盛的时候总是一副谦恭卑微的模样，但当我们虚弱动乱的时候总是会化身为险恶的豺狼，“倭寇”也许只是明朝对海盗的特定称呼，但对于严重危害健康的疥癣，却不能不警醒。无数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看似不足为虑的肌肤之患，如果不及时加以铲除，最终往往会可危及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