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九九）“尽瘁未能”，“血染宗周”之何腾蛟、瞿式耜

平民

俗语常言，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身处危境时，人们总要作出各种各样的选择，人之优劣高低，寻常看不见的人性人品，总会在这一关头袒露无遗。公元一六四四年的“甲申之变”，虽意味着明王朝的终结，但大明江山并没有因此而尽落敌手，中原及以南的大半国土依然在明政府势力掌控之中，弘光、隆武、绍武、永历，先后出现的这四个南明政权，存世时间，虽短的如昙花一现，只有四十一日，但长的亦有偏寓大西南的永历政权，高举“抗清复明”旗帜，苦苦坚持十四年。这些政权，虽然最终都在外忧重压之下毁于内患，但也留下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和辉煌篇章，其中最具正面意义的典型，当属“崎岖危难之中，介然以艰贞自守”的“百折不回者”何腾蛟、瞿式耜，就连《明史》编撰者也对他们另眼相待，给予联袂立卷的特殊待遇。

算起来，何腾蛟与瞿式耜俱是前朝旧臣，待到南明，何腾蛟已是右佥都御史、湖广巡抚，瞿式耜则官至户科给事中，遭掌权佞臣排挤，赋闲在野，却声名卓著。二十余年的仕途历练和功业积累，为他们在风云激荡的南明岁月担纲一线，效命社稷，提供了可能和机遇。

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卫人。其祖父、父亲俱为贡生和州县衙门官吏，有着良好的家风传承和文化底蕴。天启元年，何腾蛟家道中落，无从筹措科考旅途盘缠，年近三十，方在一位书店老板资助下，跨省应试，乡闱中举。随即被任命为山西榆次教谕，历任山西介休、汾阳、河南南阳和陕西大兴等地县令，有着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和相当不错的政绩。在南阳时，“地四达，贼出没其间，数被挫去。已，从巡抚陈必谦破贼安皋山，斩首四百馀级，又讨平土寇，益知名”，因都与领军有关，便在崇祯十一年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晋升员外郎后，出任怀来兵备佥事，再调山西口北兵备道。“才谞精敏，所在见称”，以廉明、勤政、爱民见长。“遭母忧，巡抚刘永祚荐其贤，乞夺情任事。腾蛟不可，固辞归。服除，起淮徐兵备佥事”。任内讨平义军数万，辖区宴然，时任兵部尚书史可法“奇其才”，“大器之”，于是在十六年冬，经史可法极力推荐，何腾蛟超拜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而此时的湖广，最靠近御敌前线的部分，即今之湖北大部沦没，仅存的治所武昌亦为拥兵自重、骄横跋扈的左良玉把控。廷臣皆视湖广为危途，何腾蛟身边亲近之人也多劝他拒不领命，可何腾蛟断然以“国家养仕设官，原以救倾危之急，当立千万年不朽之功;今日偷生畏死，岂人臣之责乎”的君子情怀，毅然赴任。到了武昌，无有兵卒的他只得寄身左良玉军中，过起与虎为伴的艰难岁月。到任之后，何腾蛟一心奉公，勤于政事，与左良玉坦诚相处，尽瘁边事，不问利害，赢得左良玉信服接纳，二者竟相安无事。次年春，何腾蛟遣湖广将惠登相，毛宪文恢复德安府及随州，武昌局势得以安稳。三个月后，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自缢煤山，随即清兵入关，立世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大一统政权归于灭亡，历史从此进入了南北对峙的过渡期。当年，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朝廷在留都南京建立，诏至武昌，左良玉军中诸将“不欲开读”，出于忠诚，何腾蛟以“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以死殉之”的豪迈胆气，“抵良玉所”，与其一拍即合，“开读如礼”，维持了大局稳定。

旋即，弘光帝亦因何腾蛟拥戴诚意，加之以兵部右侍郎，兼抚湖南，再以故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辖区范围囊括长江中游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弘光倚重如此，可何腾蛟实际掌握的军队寥寥无几。次年三月，左良玉与朝中马士英集团决裂，以“清君侧”名义挥师东下，邀何腾蛟同行，何腾蛟拒绝，左良玉遂以纵兵杀戮相胁迫，将何腾蛟挟持至军中。左良玉欲持何腾蛟同船而行，何腾蛟坚决不从，左良玉无奈，只得“置之别舟，以副将四人守之”。当所乘之船行至汉阳门时，何腾蛟寻机“跌入江水”逃逸。江中漂泊十余里，被一叶扁舟救起，岸边即为蜀汉前将军关壮缪侯庙（关羽庙），巧的是，前在兵乱中解印托带离武昌的家人，亦同时到达这里，人、印合一，相视大惊，再回头寻觅小舟，已全无踪影。于是在民间留下各种神奇传说，众人皆谓，何腾蛟忠君之诚感天动地，得到关老爷神灵护佑，“益归心焉”。这些传说，虽有牵强，却为何腾蛟日后作为起到了巨大作用。

而瞿式耜，则是与何腾蛟殊途同归的另一类仕途经历，同是科举文臣，何腾蛟成名于军务功劳，而瞿式耜则以清正刚正，勇于抗逆而扬名于朝。

瞿式耜，字起田，号稼轩、耘野，南直隶常熟人。他出自世宦之家，祖父官至礼部侍郎，父亦为湖广参议（通政使佐官），早年师从东林学者钱谦益，二十七岁时中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次年授吉安永丰知县，“有惠政”，深得民心。“天启元年调江陵，永丰民乞留，命再任”。两年后“丁父忧返里”。崇祯元年，重起升任户部给事中。意气风发的他，上任七个月，便呈二十多疏，辨官吏正邪，建驱邪扶正之策，多有建树。见事敏锐，对关外后金的崛起早有警觉，多次上疏建议朝廷早作准备，整顿军务，增储粮草，练兵备战。这些主张，广为崇祯帝采纳，因而“矫矫立名”，声名鹊起。然而，亦因其言论“搏击权豪，大臣多畏其口”。在会推阁臣时，同为“言事蒙眷”的钱谦益与周延儒相争，瞿式耜极推恩师钱谦益而“摈延儒弗推”，周延儒及其同党温体仁遂发难，攻讦钱谦益、瞿式耜结党营私，结果，“谦益夺官闲住，式耜坐贬谪”。其后，周、温二人又借荐人有失，株连推荐人瞿式耜，再施打击，“贬二秩”，“废于家”。事至于此，温体仁犹未停手，接着又指使钱谦益、瞿式耜常熟同乡奸民，诬陷钱、瞿二人“贪肆不法”，温体仁主审其案，“下法司逮治”入狱，终以钱谦益“削籍”，瞿式耜“赎徒”告结。此后，终崇祯朝，瞿式耜便再无出头之日。祸福相依，如此坎坷的经历，因施害之人周延儒、温体仁俱为当朝千夫所指的大奸臣，负负得正，瞿式耜得到了朝野格外尊重，亦为后来为南明政权信任重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何腾蛟从左良玉军中逃脱，即趋宁州，转浏阳，抵长沙，以五省总督行事，召集属下失散官员，盟约起誓，效忠弘光帝。然后将士马舟舰糗粮分成数支，安排主要将官各领其一，就在准备赴南京勤王时，左良玉病死军中，随即南京被清兵攻破，弘光政权归于寂寞。同样在弘光朝，赋闲常熟的瞿式耜奉召入朝，先为应天府丞，时间不长，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南明进入“隆武”时期，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然而就在这短暂一年，何腾蛟和瞿式耜各自完成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情。

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仅四十的李自成则在差不多前后，在湖北九宫山遇害身亡。余部群龙无首，其将刘体仁、郝摇旂等人，遂以何腾蛟素有仁义宽容美誉，“议归腾蛟，率四五万人骤入湘阴，距长沙百余里”。在一贯以剿寇与抗清并重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对待前来依附的李自成旧部，无疑是一个非常敏感、处置棘手的重大难题。面对突然而来的“国仇”“宿敌”，“城中人不知其求归也，惧甚”，身在长沙的何腾蛟，起初也不知如何应对是好，部下将领纷纷劝他“出避”。但以天下为重、颇具战略眼光的何腾蛟，在综合权衡内忧外患利弊得失之后，以左良玉作乱为对照，断然决定，“死于左，死于贼，一也，何避焉”，坚持不离长沙。为了解对方意图，“长沙知府周二南请往侦之。贼谓其迎敌也，射杀之，从行者尽死”。信息不通的误判恶果，引得“城中益惧，士女悉窜”。为了解对方实情，何腾蛟再派两员部将“往抚”，对方“见止二骑，迎入演武场，饮之酒”。觥筹交错中，明军部将先是“以湘阴褊小，不足容大军，请即移长沙”的善意试探究竟，知其持归附之心，便拿出何腾蛟招抚手书，见书中“公等归朝，誓永保富贵”等挚诚话语，郝摇旂等人大喜，遂随来使进入长沙，何腾蛟亦“开诚抚慰”，郝摇旂一应部众由此归附，之后又“招其党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皆来归，骤增兵十余万，声威大震”。后来，李自成余部“李锦、高必正拥众数十万逼常德”，何腾蛟也以同样诚意“抚降之，置之荆州”。按《明史》说法，“自成乱天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庙社”，本应不共戴天，但何腾蛟在上疏隆武时，却以“元凶已除，稍泄神人愤”为言，主张“不必拘于旧仇”，时过境迁，吸纳一切有益力量抗清复明，才是最佳选择。得知疏意，隆武帝大喜，立拜何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师。正因为何腾蛟对李自成余部，采取化敌为友的招抚政策，南明政权才得以从二面受敌更加不利环境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因为李自成余部的加入，方才使之后的南明政权有实力与清军周旋十四年。

瞿式耜做的，则是另一类大事情。初到梧州，瞿式耜一面经营民生，劝民耕种；一面招募士兵，修筑城堡，加强防守，社会秩序和民心渐趋安定。可就在这时，分封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不服唐王称帝，企图自立，召瞿式耜共谋，被瞿式耜拒绝。为阻断朱亨嘉坏心思，瞿式耜预作军事部署，“止狼兵（土司武装），勿应亨嘉调”。朱亨嘉恼羞成怒，领兵直取梧州，“劫式耜，幽之桂林，遣人取其敕印”。一直未公开表态支持唐王称帝的瞿式耜，随即派部臣向隆武帝上表称贺，同时联络两广总督丁魁楚共同出兵平反，丁魁楚响应，朱亨嘉“势窘，乃释式耜”。瞿式耜借机里应外合，“共执亨嘉，乱遂定”，阻止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南明内部政治分裂。事后，隆武帝“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之前的差事交给别人打理。不知何故，瞿式耜并未如命入朝，离开湖广治所，“退居广东”，似乎在等待更大的风暴袭来。果不其然，时间不长，隆武帝即在汀州城破人亡。瞿式耜便与丁魁楚等人合议拥立明神宗嫡孙、永明王朱由榔，并将他从广西梧州迎至广东肇庆，建立永历朝。瞿式耜因拥立功，进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兼掌吏部。荏苒一年，瞿式耜在国祚延续上一破一立，灿然生辉。可叹的是，他一心拥立的朱由榔，却是标准的“扶不起的阿斗”，就像朱由榔的母亲说的那样，“儿非治世才，何苦以一朝虚号，涂炭生民”。匪夷所思的是，偏偏这样一个庸碌无能的皇帝，却生生将朱姓王朝的寿命拉长了十六年。仅此，瞿式耜此番作为，亦善莫大焉。

南明政权永历前期，文有瞿式耜，武有何腾蛟，声势远在弘光、隆武及短命的绍武之上。但瞿式耜和何腾蛟的实际才能，文韬不如张居正，武略更在南宋岳武穆之下，单凭一身正气和满腔赤诚，自然成不了太大的气候。

永历即位，“寻以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而此时何腾蛟的兵势已现极盛而衰端倪。盛时的何腾蛟，广纳降军溃卒，“掺沙子”，将旧军与新伍混编，题授将领，开镇湖南湖北，有十三镇之威。然而，来自不同方面的将领军士实际上却是貌合神离，各有打算，以拥兵自重者居多。何腾蛟对此却乏治军之严，没有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虽有军镇名号，却未形成令行禁止的整体战斗力。隆武时，锐意东下的他，调集兵力，筹划组织岳州会战，进而收复湖广全境。计划丰满，实施起来却很“骨感”，数量上绝对占优的阵势，因各路镇兵有人“逗溜”、有人“观望”，一部受挫，便是“诸镇兵遂罢”。会战失败，不仅导致何腾蛟“威望由此损”，更严重的是十三镇收容的降兵溃卒，由此丧失对军纪的敬畏，重现骄横贪残恶习，“劫人而剥其皮”，“杀民无虚日”，“腾蛟不能禁”，本应是驱逐来犯清兵的虎狼之师，却变成了荼毒百姓的虎豹豺狼。作为“督师”，治军如此，何腾蛟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岳州会战失败，何腾蛟再也无心北伐，力所能及的只剩“历兵保境”。见湖广南明军战力疲弱，清兵遂集中力量先取浙闽，得手便兵分两路，北路从岳州一线南压，东路入广东西进，与南明最后一个政权进行最后决战。支撑北面战事的何腾蛟，此时面对的最大威胁，竟不是汹汹而来的清兵，而是帐下为非作歹的各路镇兵。颇得何腾蛟信任、从左良玉军归附的总兵王进才，镇守益阳，闻清兵进逼便退守长沙，并与友军争夺地盘，“扬言乏饷，大掠，并及湘阴”，而当清军进至长沙，王进才则领兵避走湖北。固守城中的何腾蛟“不能守”，只得“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并失”。在衡州，又遇部将内讧，何腾蛟被其中一方挟持，寻机间道逃脱进入永州。清兵追随而至，衡州、永州陷落。之后，又是他一手提拔重用、封侯拜将的旧部将刘承胤在武冈降清，逼得永历帝惶惶而走，先至靖州，再到柳州，狼狈不堪，最后回到桂林。知桂林守备空虚，何腾蛟从永宁领军增援，与城中守军焦琏以及来援的郝永忠（即郝摇旂）、卢鼎会合，统一部署，五将分控兴安、灵川、永宁、义宁诸州县，拱卫桂林。次年二月，清兵攻破全州，进至兴安，驻守这一方向的郝永忠兵败溃逃，回桂林，“逼王西，纵兵大掠”，清军闻讯，挥兵直抵桂林北门。幸得何腾蛟从永福赶回，组织城中焦琏、胡一青诸部拒守，击破清军攻势，孤军深入的清军退回全州。而这时，本已降清的原明军金声桓、李成栋部反正归附，进犯湖南的清军遂退缩，何腾蛟乘势组织反攻，先取全州，“复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卢鼎、新兴侯焦琏、新宁侯赵印选攻永州，围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战，十一月朔克之”，并乘胜收复湖南宝庆、常德等大部失地，成就了何腾蛟戎马生涯最辉煌的战绩。

然而，好景不常，再至来年，何腾蛟又一次为部众内斗所累，在湘潭陷入空城为清军俘获，以身殉国。

在永历帝身边的瞿式耜，本欲佐辅君王重整朝纲，抗清复明，可现实中的永历却昏庸无能，被阉竖把控，每遇危急，便胆怯躲避，一走了之，全然丧失朱氏君王“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基因气概。君主“走之不歇”的漂移，带来的是愈演愈烈的人心浮动和军无固志，导致彼时的南明军一遇强敌，非避即溃，已无多少战斗力可言。瞿式耜殚精竭虑出谋划策，苦口婆心讲遍道理也无济于事。无奈何，只能亲自上阵，由一介文官，转身变成沙场点兵的一线统帅，三保桂林，战绩辉煌。

“一保桂林”在永历元年，即清顺治四年。彼年正月，清兵“破肇庆，逼梧州，巡抚曹晔迎降。王欲走依何腾蛟于湖广，丁魁楚、吕大器、王化澄皆弃王去”，只有瞿式耜等大臣随帝行，至平乐折返桂林。二月，清兵“袭平乐，分兵趋桂林”，永历帝又“将走全州”，瞿式耜劝阻无果，便声称“人咸以桂林为稷下（泛指首都）”，自请留守，永历帝答应了他，并授职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赐剑，许便宜从事。而此时“平乐、浔州相继破，桂林危甚”。三月，清军“薄桂林，以骑数十突入文昌门，登城楼瞰式耜公署。式耜急令援将焦琏拒战”，瞿式耜“身立矢石中，与士卒同甘苦。积雨城坏，吏士无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无叛志”，“援军索饷而哗，式耜括库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最严重时，守城主力焦琏部下竟因“主客不和，噪而去”，“城几破者数矣”，全赖瞿式耜沉着冷静，身先士卒，调度指挥，又逢广东陈邦彦起兵攻打广州，围城清兵撤兵东援，桂林保卫战才得以据守获胜。

“二保桂林”在同年五月。事件起因竟来自南明军内部，奉命驻防桂林的刘承胤部和焦琏部发生摩擦，刘部大掠桂林而去，焦部出驻白石潭，桂林城内再现空虚危局。清军遂再次乘虚而入，满以为胜算在握，没想到瞿式耜早有预判部署，调焦琏回城，整修城池，作好了迎敌准备。清军一到城下，就遭到了分门防守的南明军迎头炮击，一天下来，火力不减，打得清军矇头转向。来日清晨，焦琏又率军冒雨出击，打了清军一个措手不及。清军丢盔弃甲，四处逃窜，再遭瞿式耜预设伏军的隔江炮铳打击，“二保桂林”以全胜收兵。可这一场绝对的胜仗，在《明史·瞿式耜传》中，却连一丝痕迹都找不到，只不知，笔削褒贬如此黑厚，该让何人不堪？

再有“三保桂林”，已是次年三月。这一次诱因又是南明军内乱兵变。“南安侯郝永忠驻桂林，恶城外团练兵，尽破水东十八村，杀戮无算，与式耜构难。式耜力调剂，永忠乃驻兴安”。从象州回桂林仅一月有余的永历帝，见此情形又急着离开桂林，瞿式耜力争不听，执意西走。“王甫行，永忠即大掠”，就连瞿式耜自己的家室也未能幸免。日中，总兵“赵印选诸营自灵川至，亦大掠，城内外如洗”。纵兵洗劫当日，受命驻守桂林的郝永忠去了柳州，而来援的赵印选去了永宁。瞿式耜只得亲自出面收拾残局，“息城中余烬，安抚远近”。随着包括何腾蛟在内的诸镇人马陆陆续续来援，保卫桂林的军事部署才落到实处。三月，清兵乘桂林兵乱，故伎重演，再次闪击桂林。然而，这次进攻，在强强联手的何腾蛟、瞿式耜面前，结果可想而知，“诸将拒战，城获全”。

可是，这样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挽救日渐陨落王朝命运，在日益强劲的清军攻势面前，南明永历政权除了纷争内乱、争权夺利、节节败退，已无再兴之路可走，回天无力的瞿式耜，到此也心灰意冷，像何腾蛟一样，选择在一年三创胜绩的桂林，以身殉国。

古人有言，“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能如此者，往往名垂青史，千古飘香，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仁人志士在功败垂成时殉国殉职殉志的普遍选择之一。何腾蛟、瞿式耜也是如此，明明有机会从危险境地脱身，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必陷敌手、万劫不复的“空城”，何腾蛟在湘潭，瞿式耜在桂林，将自己送上绝命之途。何腾蛟独守湘潭，自投罗网，为其降清的部将徐勇俘获，徐勇“率其卒罗拜，劝腾蛟降”，何腾蛟“大叱”拒绝，“遂拥之去”。何腾蛟“绝食七日，乃杀之”。视死如归的气概够“硬”，而瞿式耜视死如归的过程，则多了不少戏曲色彩。他自请留守桂林，清军至，四面守军皆畏敌而去，城中守军开门迎降，唯有瞿式耜端坐署府，身边亲兵劝其“上马速走”，被喝退，决意与桂林共存亡。就在城中无兵，家人尽散之时，张居正曾孙、总督张同敞“涸水过江”，来到瞿式耜府中，“誓偕死，乃相对饮酒，一老兵侍”，二人秉烛危坐，直待黎明。之后情形，瞿式耜在自己的《临难遗表》曾有备述，天明之后，“忽数骑持弓腰矣，突至臣前，执臣与同敞而去。臣语之曰，吾等坐待一夕矣，毋庸执！遂与偕行。时大雨如注，臣与同敞从泥淖中踔跚数时，始至靖江府之后门。时大清定南王孔有德已坐王府矣”，“惟见甲仗如云，武士如林，少之，引见定南，臣等以必死之身不拜，定南亦不强。臣与同敌立而语曰：城已陷矣！惟求速死，夫复何言。定南霁色温慰曰，吾在湖南，己知有留守在城中，吾至此，即知有两公不怕死而不去，吾断不杀忠臣，何必求死！甲申闯贼之变，大清国为先帝复仇，且葬祭成礼，固人人所当感激者，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臣与同敞复定南，吾两人昨已办一死，其不死于兵未至之前，正以死于一室，诚不若死于大廷耳！定南随遣人安置一所。臣不剃发，亦不强”。坚贞不屈如此，令人感动。其后四十天，瞿式耜与张同敞隔室“赋诗倡和，得百余首”，临刑时，“天大雷电，空中震击者三，远近称异，遂与同敞俱死”。

何腾蛟、瞿式耜蹈节死义，惊天动地，其之衷曲，可从二人的《绝命诗》觅得端倪。何腾蛟诗云，“天乎人世苦难留，眉锁湘江水不流。炼石有心嗟一木，凌云无计慰三洲。河山赤地风悲角，社稷怀人雨溢秋。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宗周”。七律之中，弥漫的是壮志未酬的苦楚、自责、不甘和死而不已。 而瞿式耜的五绝，“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更多的则是义薄云天的气宇轩昂。难怪乎，《明史》在二人纪传卷末，罕见地以重叠句式，振聋发聩地向现实和未来发问，“明代二百七十馀年养士之报，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在”与“不在”，都值得从他们身上细品深酌，觅得为人之本，立命之根。

2024.10.26.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