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微笑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上是指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人，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特定的历史时期，“知青”就定格在，从城市初中或高中毕业，到农村务农的这一庞大的群体。整整一代人啊，把自己的青春和理想，毫无选择的，播种在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

一、听党召唤，落户张乡屯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一时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潮席卷全国。

1975年5月，我十八岁，中学还没毕业，怀着青春的激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插队落户到，黑龙江省肇东县姜家公社胜利大队--父亲的老家张乡屯。那个年代，也是毕业后唯一的去向。

1936年，父亲的曾祖父，从河北省卢龙县逃荒到东北兰西县。我的爷爷袁成山，出生于兰西县许文山屯，20岁结婚，和奶奶生育了12个孩子，存活下兄妹五人，大伯、二大伯、大姑、老姑和父亲，后来都定居在张乡屯。

张乡屯，这个并不陌生的村子， 小时候，曾和父亲多次来过，看望爷爷和亲戚们。这是个典型的东北穷村子，村西头直接连着通往县城的国道，下了国道往村里望去，灰暗破旧的草坯房，错落无序的点缀着这片贫瘠的土地。村子从东到西是一条不算窄的主干道，完全的土道。道两边很难看到树木，偶见一光秃秃的树杈，孤零零的立在那，也不知有几年未曾吐绿。大队部就在主干道的北面，几间草房朝南坐北，算是张乡屯的中心吧。

我的大姑，比父亲长六岁，那年刚刚五十多岁，瓜子脸红面颊，张嘴说话会露出镶着的假牙，齐肩的短发梳到耳后，显得干净利落。大姑一辈子没生育，快四十岁了从外乡人手里领养了一个女儿，和大姑父俩人视为掌上明珠，取名桂珠，小我一岁。因家里孩子少，大姑夫妻俩又勤快能干，日子过得挺好，比起其他兄妹，生活要富足得多。这样，父亲就让我住到了大姑家。

大姑家在大队部西边，两间不大的草房，旁边有一个放旧物的仓房，那时的农村，房子基本都是这种结构。进门就是厨房，一个大铁锅用来煮饭，烧水，炒菜，贴玉米饼子。旁边还有一个小锅灶，用来煮猪食和存放泔水。里间屋对着门放着一个低柜，摆放着小镜子等梳洗用品，南面是一铺大炕。因为我来，大姑父特意靠北面兼并出一个小屋，盘了一铺火炕给我住。就这样，我在张乡屯落户安家了。

张乡屯虽贫穷，却是父亲的老家，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情。我下乡那年，爷爷还健在，82岁，和大伯住在一起，奶奶在父亲10岁时就去世了。爷爷炕上有个小木盒子，里面总装着一把粉条，一包白糖等舍不得吃的新鲜东西。有时大伯去县城办事，给他买回个麻花馒头什么的，爷爷舍不得一下子吃完，也会放到他的小木盒子里，这可是爷爷的珍宝箱啊。

紧挨着大姑家的旁边，住着二伯父一家五口，二伯父，二娘和三个孩子。二伯父一直给生产队放羊，我每次去他家，一进门一股膻味便扑鼻而来，因他家做菜用的是羊油。二伯父不善言谈，家里大事小情好像都是二娘做主。二娘个子高高的，宽肩大脚，能说会干，就是有点小自私，爱占小便宜。路过别人家菜地，有南瓜熟了，一定会偷偷地摘下一个抱回家。下乡那两年，我虽然没在二伯家吃过饭，但有一次我胃疼，二娘给我煮了三个鹅蛋，让我沾白矾吃，吃了一个，不但没好，胃疼倒厉害了。八十年代，回过一次张乡屯，给二伯买了四瓶水果罐头，再以后就没见过二伯，直到他去世。二伯去世后，听说二娘又改嫁了，没有音信。

大姑父邢贵发，曾是1946年土改时期张乡屯的老支书。大姑父性格极好，为人和气，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好人。大姑父没事也爱喝点小酒，喝多了就扶着门框，像孩子刚吃完糖果一样满足的哈哈大笑，样子很可爱。大姑夫妻俩都是二婚，却过得很幸福。大姑，大姑父对我很好，我最爱吃大姑炒的土豆片，还有溜大豆腐，大铁锅放上猪油，土豆煎出了黄嘎巴，这种菜，我一顿能吃三碗玉米碴子粥。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没有多少人能享受到这样的生活待遇。

这张图片是1992年7月，我的父亲带着大弟和他的孩子回到张乡屯看望我的大姑、大姑父。左二是我的父亲，左三、左四是我的大姑和大姑父，右一是我的老姑。身后的土房就是大姑家，我当年住过的房子。 二、首次下农田，旗开得胜
春回大地，冬雪慢慢地融化了冬眠的农田，滋润着乡亲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春耕备耕开始了。
五十年前的东北农村耕作，无机械化可言，完全靠手工操作。这天，四小队召集女劳力去玉米地拔茬子。秋天，成片的玉米成熟后，农民要用镰刀将整棵玉米砍下来，装到车上运到生产队场院，根子就留在农田里，待来年开春解冻后拔出，翻松农田后才能播种。前一天晚上，大姑父笑呵呵地跟我说，薇呀，拔茬子可是个又苦又累的活，农村长大的小青年都打怵这活，不行就别去了，回家都得拽着猫尾巴上炕。意思是累的连炕都上不去了。听大姑父这么一说，我也有些犹豫，但争强好胜的自尊心支撑着我，心想不能刚到乡下就被别人瞧不起。大姑父看说不通我，只好找了双线手套让我带着，又教我好多拔茬子又快又省力的小窍门。
吃过早饭，二三十人说说笑笑的跟着队长来到田间。大伙按队长的吩咐，横着一字排开，站在各自的地垄沟里，任务是要把垄台上的玉米茬子从半尺深的土里拔出来，敲掉泥土再放回垄台上。大姑父头天晚上告诉我，一定尽可能的赶在前面，如果动作慢，拉到后面，前面的人敲打的土就会飘落到你的头上，脸上，弄不好还会眯眼睛呢。在路上我没好意思拿出手套，怕别人笑话我城里的姑娘娇气，大家走着走着，都掏出手套戴在手上，我也跟着戴上了手套。队长分工完毕，乡亲们像起跑线上的运动健儿，鱼贯而出，向前奔去。我运足了力气，弯下腰，双手同时拔起两个玉米茬子，对着敲掉泥土，快速地扔到地上，一对、两对、三对，不一会儿就跑出了好远，一群大姑娘小媳妇竟都被我甩到了后面。没想到的是，最后我第一个到达了终点。收工了，腰背酸痛的直不起来，手上虽戴着手套，还是被茬子扎破了好几处，也不知是疼是痒。回头看看，一眼望不到头的玉米地，整齐的摆放着一堆堆的劳动成果，休眠了一冬的玉米茬子，终于重见了天日。
回家的路上，村民们一起给我竖起了大拇指，说这城里的丫头还真行啊。我虽然累得腰酸背痛，心里却喜滋滋的，充满了小小的自豪感。
一年之际在于春，在农村，春播是一年之中的重头戏。种子、水、肥，播种时机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四点钟不到，天刚蒙蒙亮，各家主妇们就起来抱柴点火烧饭。黎明时分，寂静的村子里，弥漫着炊烟。在昏暗的灯光下，准备下田的劳力们，匆匆的吃完早饭，拿着工具到队部集合，不多时，大队人马已来到田间地头。
　　农活中打头的，相当于城市建筑工地的工头，但要比工头身先士卒，不能脱产，一般要身体强壮，农活娴熟，能吃苦有号召力才可担当。打头的指挥布阵，村民们各就各位，今天要播种玉米。站在最前面的是划杠的人，该人手持长杆，从左到右在垄台上等距离的画上线，后面的人在线上刨坑、撒种、培土。刨坑最吃力，一般都是男劳力干，这些活除了刨坑，其它我都干过。撒种的人紧跟在刨坑的后面，左手提着盛着玉米种子的小罐子，右手抓取种子点在坑里。当年，是一坑点四个种子，上下各两个分散开来，待出苗后一坑留两颗，其它的拔除。培土人要穿高腰农田鞋，避免土进到鞋子里。这就是五十年前纯手工的春播。
　　太阳升起来了，金灿灿的阳光洒向大地，洒向黑黝黝的田野，沐浴着这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民们。
三、背上小药箱，当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出现的名词，一般指农村中没有固定编制，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或指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略懂医护常识者。其中，有很多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挑选出来后，到县、乡卫生机构接受短期培训，即成为赤脚医生。
1975年，我是第一个来张乡屯插队的知青，又是祖辈生活在这里的直系后生，因此，被荣幸的选为做赤脚医生。带着乡亲们的重托，我落户后返回省城，在哈尔滨南岗区文景街的一个小卫生院，历时几个月时间，学习了针灸、拔火罐、肌肉注射及简单的医疗护理知识，返回张乡屯，当上了亦农亦医的赤脚医生。
其实，在我来之前，村里已经设有一个卫生所，有三个人在此工作。吴大夫，三十多岁，中等个头，瘦瘦的，懂点基础的中医理论和一般的诊脉，能开一些简单的草药方子，平时话语不多，没事总捧着中医书看，一看就不是务农的。那个年代在农村，有这种身份就是贵族了。卫生室里面靠墙有一排草药柜子，主要是吴大夫使用。因为我喜欢中医药，所以对吴大夫很崇拜，经常向他请教中医中药方面的知识。吴大夫还送了本中药一百首的小册子，当时，我真是如获至宝，每天一有时间就熟读背诵，至今，这本书还保存在我老家的书架里。张大夫，女，年龄和吴大夫相仿。她会使用听诊器，打肌肉针，能处理村民简单的常见病。开药，记账，卫生室的药品收支都由张大夫负责。她是外乡人，每天要骑自行车到张乡屯上班。刘文学，比我大两岁，他爸是大队的会计，有这层关系被安排到卫生室。刘文学个子不高，团团脸，总穿一件蓝色上衣，烟色裤子经常挽着裤脚，一说话就脸红。那年，他马上要做爸爸了，而他的丈母娘和他媳妇的预产期差不了几天，大家故意逗他说，你媳妇的娘家妈能来伺候月子吗，每到这时，刘文学的脸就会涨的通红。这几个人中，我和刘文学年龄相仿，他有什么事经常和我说说，我们相处的很好。
村里的卫生所，实际上也是个小药店，我们要定期到县城药材公司进药，一些常见病的药品都要备齐。这一天，吃过早饭，我和张大夫，刘文学三人每人骑着自行车，离开村去县城进药。肇东县城距张乡屯二十五里地，从村西头上国道，一直通到县城。那个年代，路上交通很不规范，国道上行人、自行车、牛马车、机动车都在一起行驶。那天，风很大，我们计划要在中午之前从县城返回，所以骑的很快。这时，突然从我身后开过来一辆小三轮车，我猛地往道路中间骑过去，试图躲过三轮车，没注意到对过一辆大货车疾驶而过，差那么一点点把我卷到货车下。好险啊!我停下自行车，冒出一身冷汗。后来，张大夫让我在她和刘文学中间骑，保护我别再有事，真是有惊无险啊。
七十年代中期，贫穷的农村缺医少药，村里来了个知根知底的小大夫，乡亲们奔走相告，高兴又新奇。孩子拉肚子了找我去针灸，老人头疼头晕了找我去针灸，在乡亲们眼里，针灸既能治百病又不用花一分钱。当年的我，青春年少，一腔热血，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雄心大志，立志在这一里地不见树，两里地不见砖的穷村屯干出一番事业。当年的极左口号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心智。凭着对中医药的热爱，就那么一点点一知半解的基本医疗常识，也成了我施展“才华“的资本。就这样，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乡亲们有求必应随叫随到。从书本上找理论依据，在实际诊疗中摸索效果。我经常在自己身上扎针，寻找针刺感觉。以达到最佳的酸麻胀，得到理想的针灸治疗效果。
这天夜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和大姑一家都惊醒了。接着，窗外传来急切地叫声：小薇，快去给我爹扎针，他快不行了。我急忙翻身起来，披上衣服，拎起药箱冲出家门。赶到他们家，只见老人一动不动的躺在炕上。见我来了，他的家人投来求救的目光，像来了救星一样等着我救治。我先用手掐了半天人中穴，就开始在老人的太阳穴、百会穴、合谷、内关等扎针。针扎下去好一会，人一点反应也没有。实际上老人家已经没了生命征兆。年轻的我，太缺乏经验了，还指望老人能起死回生呢。后来想想还真有点后怕。
在乡下当赤脚医生的几年中，我不管酷暑严寒，身不离药箱，走街串巷，有求必应，随叫随到，和乡亲们成了贴心的朋友，已经全身心的融入了那个贫穷落后的村屯。

四、村里进驻工作组，吃上油饼面条
1976年底，县政府派工作组正式进驻张乡屯。因为张乡屯是周围十里八村出了名的贫困村。工作组共有三个人，一个是县民政局的同志，四十多岁，大块头，长得满脸络腮胡子。因张乡屯就我一个知青，又是赤脚医生，接触的人多，所以进村没几天，就被他们找到大队部，了解村里情况。屯子里，谁家最穷，做晚饭没米下锅，端着盆子前院后院的借玉米面，谁家有钱，日子过得宽绰，不愁吃喝。大队部左邻右舍都是谁家，各小队长、打头的都是谁，我家长里短的，每天都有新鲜事跟他们讲，打那以后“大胡子就送了我一个张乡屯活字典的小名。那时，我还真觉得洋洋得意呢。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城公安厅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处长，个头不高，长得挺漂亮。还有一个是公安厅的职员，二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七十年代，这个年龄的女人，特别是在农村人眼里，就是老大姑娘了。她姓王，我称她王姐。王姐长得膀大腰圆，公安制服紧绷在身上，白白净净的却也不难看。工作组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王姐，可能是我们年龄接近，又来自同一城市，而且，省城她的单位就在我家附近。我一有时间就去王姐那，我们很能谈得来。王姐写得一手好字，我非常羡慕。工作组离开张乡屯时，王姐送了一个精致的笔记本给我，并写了两行鼓励我的话。那个本本我保留了好多年，遗憾的是没有留到现在。
　　村里来了扶贫工作组，似乎给贫穷的张乡屯带来一线希望。工作组有时会走到村子里，找村民唠唠家常，偶尔也会到各小队看看，但更多的是坐在大队部开会，研究怎样脱贫。工作组一进村时，大队干部就找了专人为他们开伙做饭，每天都有米有面有鸡蛋。那段时间，我成了他们共同的好朋友，民事指南小拐棍。他们遇到大事小情先来找我了解情况，因为，我会和他们毫不保留的说实情。最让我开心的是，每次赶在饭时，我都被他们热情的留下一起吃饭。闻到香喷喷的饭菜，馋虫都给勾出来了，这里的伙食，在大姑家是很少吃到的。给工作组做饭的，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阿姨。她的拿手好菜就是擀面条，烙油饼，面条软中带硬有嚼头，油饼金灿灿软糯喷香，再卷上炒鸡蛋，那叫一个好吃。阿姨不但手巧，人也长得标致、干净，会说话会办事。记得，家在县城的年轻大队书记生病，阿姨给他做病号饭，煮面条就一次打了四个荷包蛋，因为书记一米八五的个头，又高又膀，能吃着呢。
　　多少年过后，想起工作组进村的那段日子，我记忆最多的是，跟着他们吃了好多面条、油饼、炒鸡蛋。

五、哈站青年点，结识好友小韩
我插队不久，哈尔滨铁路青年点落户到了张乡屯。村子西边的空地上，盖了好多房子，圈成一个大院，时间不长，二三十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知青住了进来。他们的到来 ，给冷清的村庄带来了些许生机。青春的笑脸，城市的穿着打扮，使老人，孩子特别是同龄的小青年们投以好奇、羡慕的目光。七十年代的城乡差别，从人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上，就体现着各种差异。
青年点的出现，比起当地的小青年，我更加开心和喜悦。农闲时，我会经常去青年点大院，和女孩子们聊天。青年点里，和我最要好的就是小韩。这个哈尔滨火车站家属院长大的姑娘，个子不高，胖胖呼呼的，大眼睛双眼皮，皮肤黑黑的，头发有点自然卷，两根又粗又黑的辫子垂在肩头，一看上去，正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原型。小韩性格直率，为人正派，在青年点，影响团结的话不说，伤害别人的事不做。她爱学习有上进心，干活泼辣肯吃苦。相处中，我和小韩在好多事情上有共同的认知，相同的看法，一来二去，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1977年春，我和小韩一起被大队送到公社卫生院培训班，学习医疗护理。张乡屯到姜家公社走小路也有八里地，每天早上，我和小韩吃好早饭，早早的就一起出发了。为了赶路，我们一大半时间是行走在农田的垄沟垄台上，能去公社参加培训班，我们感到很荣幸，很满足，说说笑笑的倒也不觉累。中午，花上几毛钱，就在公社食堂用餐，有时，还能吃到大白馒头，那时就是改善伙食了。
在大队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我和小韩都是主力队员，我们一起唱样板戏，演李铁梅。青春的喜悦溢于言表。
自从结识了哈站青年点的知青们，我从省城家里，到县城回张乡屯乘坐的火车，就没再买过票。每次进出站台，就按照知青们告诉的样子，很自信的说，我是哈站青年点的，铁路工作人员就会顺理成章的予以放行。那个年代，在车站看来，青年点的知青是他们的子弟，坐火车不用买票，是理所当然的。
知青们刚进村那会儿，大家从城里到乡村，换了环境觉得很新奇，慢慢地，干活脏累，伙食不好，都开始想家了。知青们三天两头就请假回省城家里。小韩只要同寝室有人回家，她就约我去青年点。我们睡在一个被窝里，叽叽喳喳的总有说不完的话。小韩的家境并不如意，他们姊妹四人，她是老大，下边有三个妹妹。妈妈好像没有工作，她爸当家做主。她爸爸抽烟喝酒，在外面搞女人，经常很晚回家，这时，小韩总会宁可不睡觉也要等她爸回来，他爸一进门，小韩就气愤地一口痰吐到地上，说一句：不要脸！为的是给她软弱可怜的妈妈出口气。小韩的为人正直，做事认真，干活吃苦耐劳也得到了当地村民的喜爱。当时，大队民兵队长看好了小韩，托我从中做媒，让小韩留在张乡屯，嫁给他弟弟。结果是肯定的，小韩一笑了之，当然不会同意。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小韩和我一起参加了考试，但却落榜了。我1978年2月上大学，离开张乡屯，就再也没见到过小韩。不知她返城去哪工作了，生活过得好不好。那些年，也曾想过找找小韩，但终究还是没能如愿。

六、写入党申请，彻夜未眠
我1957年出生，那时，爸爸已是在任的县委书记，妈妈也是党员干部，应该算是生长在革命干部家庭。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党的话，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理想，深深扎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从小喜欢读书，小学四年级开始看小说，记忆中曾读了小说《欧阳海之歌》，《红岩》，《铜板英雄》等长篇小说，并被书中的英雄人物、事迹所感动。记得上初中时，老师命题写一篇读后感，我写的“再读欧阳海之歌”，被评为全学年范文，读后感的开头语我至今不忘：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再读了小说欧阳海之歌，那英雄的事迹，鼓励我学习，激励我奋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字里行间虽充满了文革年代的夸张词汇，却从侧面反映记录了青少年时代的我，力求上进，不甘落后的理想和信念。
下乡插队以后，我决心在这片充满乡土乡亲的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来。干农活不怕累，当医生不嫌烦，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6年底，腊月里的东北农村，冰天雪地格外寒冷。这天，吃过晚饭，大姑一家早早的上炕休息了。我在自己的小火炕上，披着大姐从兵团回来时送给我的大黄棉袄，拿出纸笔，开始写入党申请书。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党的发展史，写到为什么要入党。从怎么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写到要在张乡屯这片土地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每一天的实际工作中，都要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那个年代，要求入党，必须定时把自己的思想动态，所作所为写成书面的思想汇报，上交党组织。这份入党申请书连同思想汇报，从晚上写到深夜，从深夜写到黎明，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个初入社会的知青，对党深深地爱，对未来美好前途的憧憬和渴望。那时，虽是个理论脱离现实的务虚年代，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1977年7月，由大队党支部讨论通过，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我年满二十周岁，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时任大队书记的张永华，县委下派的年轻干部，只比我大两岁。另一个是家境一贫如洗的老实人王苍。
七、恢复高考，告别张乡屯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单位推荐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选拔人才上大学。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经传来，举国上下欢欣鼓舞。我和所有知青一样，第一时间返回省城，补习功课，准备报名参加高考。
1977年高考，是恢复高考第一年。最为特别的是，先要参加各省初选，各省根据政审、考试和体检，合格后提出初选名单。要求初选总数为录取总数的二倍或多一点。当年，黑龙江省共有19.5万人报名，最后有6万人初选合格，参加最终高考。
恢复高考，国家将具备良好文化基础的人才选拔到高校，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那年，从公社到大队，各级领导都非常支持，并提供一切方便，利于我们返城备考。当时，全国高考时间并不统一，黑龙江省定于12月24—25两天。只有两个多月的备考时间，对于我们这些中学课程都没有学完的知青，确实压力不小。记得，当时急急忙忙的，在离家不远的中山路上，参加了一个高考补习班，大教室里座无虚席，数理化都讲，完全是临阵磨枪。
省里初考的前两天，我就从家里回到张乡屯，因为所有考生，都要在户口所在地的公社参加考试。为了让我们避免起大早，从八里以外的张乡屯跑到公社赶考，公社谷书记让我们几个女孩子前一天就住到了他家。谷书记，当年五十多岁，是个白白胖胖，慈祥和蔼的老人，他老伴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晚上发了一大盆白面，第二天早上，蒸了一锅大馒头，让我们吃的饱饱的去参加高考。四十多年后，回想此事仍心存感激。
考文科那天，我感冒发烧，头昏沉沉地浑身发冷，心想这下可完了，没想到，看到考题人一下子来了精神，政治卷上好多题都压对了，不用思考，只须刷刷地往答卷上写。初试顺利通过。
报考志愿，一直以来就是个有学问有技巧的事情。当年，我是家里第一个参加高考的考生，我本人和父母，对报考志愿完全没有经验，而且，当时的相关政策是不透明的，教育界之外的家长是很难悟出其中奥妙的。因为在张乡屯当了几年的赤脚医生，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下面的志愿也是医学院。我当时的想法是，立志要从事为人民解除病痛的医生职业。医学院校属于理工科类，根据当年教育部招生文件规定，报考文理科不同，考生分数所占比例是不同的，对我报考的理工科，数学成绩要求相对较高，可我的数学是弱项，我的作文和语文基础知识虽是强项，分数却只占20%，而报考文科就会占40%。
当年的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是看不到的，只有凭自己估分多少来报考相应的志愿。评卷教师和工作人员虽被隔离起来，严格保密，好多家长还是找关系，走后门，争取第一时间看到分数。我父亲也托人给我查了分数，查得结果是总分238分。当时，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230分，我又是报的第一志愿，全家都以为胜券在握了。张榜公布的那天，我在家人的陪同下，站在拥挤的人群中，从头看到尾，也没找到我的名字。回头再查，原来把分数多看了10分，我的实际分数是228分，距哈尔滨医科大学录取分数差2分。当时，可以改志愿去哈尔滨林学院等录取分数低于哈医大的院校，我不甘心这样，决心第二年再考一次。结果是事与愿违，第二年的高考成绩，距哈尔滨医科大学录取分数又差了4分。正巧，78年哈尔滨市教育局办了首届，也是最后一届大专班。高考分数降低10分，毕业全市分配，正规编制，只招31个考生。无奈，我不情愿的上了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学了三年我不喜欢的电子专业。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此事，仍心存遗憾。当年，如果我报考了文科，如果1977年高考后修改志愿，放弃医学院校，大学本科也许就不会与我失之交臂了。
　　1978年2月，我入学哈尔滨电视大学，告别张乡屯，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活。

　　四十八年，弹指一挥间。我的知青生活，在生命历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过往，回首往事，多数都已化为风中的尘埃，只有那些想忘也忘不掉的回忆，永远的留在我的心灵深处，挥之不去。那光秃秃的张乡屯，那朴实贫穷的村民，那浓浓的乡情，那信赖你的眼神，那点点滴滴的酸甜苦辣—-

生命的旅途中，走过的路，无论是坎坷，顺畅，荣耀或失意，都将成为你人生岁月中的一道风景。记忆就是财富，要珍惜自己的过去，心存阳光，才会有更加靓丽、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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