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之五

曾经沧海

擘画山河原费力

谁是当年拓荒人

——记原吕梁地区地委书记王国英同志

而今走进离石城区，如不是那三山夹峙，二水西流，亿万年形成的地理形胜和凤山顶千年古寺“天贞观”的提醒，有谁还能看出这就是往日贫穷落后的离石？那山青水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市井繁华的胜景，在在告诉你，这是一座现代化的，美丽富饶的小城市。

往事不堪回首，谁能想得到如今的离石区，她的前世是什么样子？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无论如何无法想得到她先前破败、落后、穷困的样子。这种变化是无与伦比的，难描难画的，离石区的变化也正是吕梁地区乃至全国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

据史书记载，吕梁山也曾是森林广布，水草丰茂的锦绣之地，由于几千年的战火焚烧，加上人类过度烧荒开垦，植被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形成了荒山秃岭，穷山恶水的荒芜之地。七十年代的吕梁山，山是光秃秃的荒山，绝大部分山梁上没有树木，遇上一年严重干旱，草也长不起来。河是没有收留约束的河，春旱时宽约二三百米的河床上满是沙砾与乱石，河床中的细流，一水如线，似有似无，不死不活。夏秋暴雨突至，则山洪爆发，惊涛骇浪如万马奔腾，肆意冲击着两岸的园田，侵吞着树木、庄稼，甚而毁屋、溺人，两岸交通为之阻绝。沟两边的山地如掛在山上一样，有的土地坡度竟达45度以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来此调查，谓其为“不宜人居住之地”。古老的石州城，断垣破壁，一色的窑洞、瓦房，街道狭小，店铺零落。新关街因为是土公路，下雨时，满街泥浆，行人非穿雨靴，无从着脚；好天时，街上虚土积有五六寸深，行人走在街上，脚面陷入土中，扬起尘土，满身灰尘。汽车驰过，黄尘扬上半空，尘雾迷天，百米之内，难见人影。汽车驰过，行人忙不迭手掩口鼻躲在路边屋檐之下，汽车驰过许久，尘埃才能逐渐落下，人们才敢撤手呼吸。那时家家都备有拂尘（木把上绑有布条的刷子），人们从街上回来，必先拿拂尘把满身拍打半天，然后洗脸洗头，不然则灰头土脸，无法见人。我们那时都戏谑地说，离石的街道，下雨天是“水泥”马路，好天时是“洋灰（扬灰）”马路。如此的生产生活环境，那时的经济状况不问可知。吕梁建区之初，全区财政收入仅三四千万元，那还是凭了吕梁有杏花村汾酒厂创税大户，如单论离石，恐怕只有几十万元，上百万是很难了。

看看今日吕梁，2023年全市财政收入己达331.6亿元，高居全省第二。离石区2023年财政收入达28.39亿元，稳居全市第四。由于物价的上涨和币值的变化，五十年前的统计与今天的统计有很大的不可比性，但今天的吕梁市和离石区比之五十年前，其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巨大而傲人的。這种翻天覆地的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我们不能不想起那些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艰苦奋斗，改天换地，擘画山河的拓荒者们：

他带领我们吃过很多苦，但老一辈的人至今仍十分想念他。

说到吕梁第一代拓荒人，首先要说说老书记王国英。王国英原是夏县县委书记，后为运城地区第二书记兼革委副主任。1976年年底调吕梁任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越年升为书记兼革委主任。王书记在夏县时就因重视环境建设，大搞四旁绿化而驰名国内。到吕梁后，他看到吕梁一穷二白的落后现状，心里那个着急。他深知，要发展经济，必先改造生态环境。他用数月时间，跑遍了吕梁山区九县的山山水水，把治理水土流失作为突破口，确定了以“修地、植树、拦水、开路”为综合治理环境的八字方针，对山区九县的环境改造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对于离石城区的改造，更制定了“劈山、改河、筑坝、修路、植树造林、公路两旁绿化、山地修大寨田、深翻土地等”具体规划。环境改造是需要钱的，但那时政府拿不出钱来，只能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发动地、县两级机关的干部职工用义务劳动的手段去逐步实现。

在这场长时间，大规模的改天换地的运动中，以王国英书记为首的各级领导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除维持重要的日常工作之外，一切为劳动让路，特别是春秋两季的植树、造田、深翻土地等工作。我们开辟了平顶山和龙、凤、虎三山植树造林基地，在林业部门的指导下，人人参与了育松树苗的工作，当松苗长到十几厘米高的时候，再把松苗栽植到薛公岭山上。

义务劳动对我们那辈子的人来说，并不算什么辛苦的事，上山载树、修大寨田、深翻土地等等，劳动强度并不算大，紧张的劳动中也能有歇有缓，早饭后坐着130车驰上远处的山顶，呼吸着旷野中的清新空气，忘却了工作中的烦恼，看着我们栽下的一排排树木，规整的大寨田，公路两旁栽植的杨树、柳树，特别是从薛公岭山顶直至田家会村东近七八十里公路两旁栽植的松树，那可是我们一棵棵从薛公岭林场抬下来栽到公路两旁的。初移栽时，是林场工人预先将己选好的粗如人臂的松树连根带土挖出来，根部用草绳捆绑，保持根与土原始不动的状况，以保证松树的成活率。而后，地县机关干部、职工将树一棵棵抬下山，然后用车将松树拉运到所分好的地段，将树栽到挖好的树坑中，浇上充足的水。于是从薛公岭山顶到田家会长七八十里公路两旁，形成了一条绿带，宛若长蛇，蔚为壮观。之后，每隔一周，我们都要拉水前往所分包的地段为树浇水。经过一年的侍弄，所栽的松树全部成活了，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成就感。从松树载好的那天起，我们日日盼望着它们的长大，每次出差到平川，都要观察它们的发展变化，看它是否长高了，长粗了。每到又一年春天，看到松树梢顶出了七八寸长的新枝叶，我们都打心里十分兴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松树己碗口粗细，树高四五米，宛然青春壮树了。我心里幻想着，等到几十年，上百年之后，这条风景线将更加绚丽亮眼，那可是我们这一辈人的心血啊！可是到九十年代后期，307国道拓宽，原先栽好的松树基本被挖掉了，只有薛公岭段公路内侧仍有少许留存，不知这些松树是伐掉了，还是移栽到了别处？再之后，太原到陕北高速公路开通，就再没有见到它们了。

在所有义务劳动中，最艰苦的是筑河垻工程。1978年，王国英书记对离石城区的山河做了前瞻性的规划。原来，离石城地处龙、凤、虎三山夹峙的三叉口沟谷之中，地形狭窄，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东川河、北川河交汇于离石旧城西北角，南折而向西形成西川河。河道经旧城与马茂庄之间穿过，中间河道两边是乱石滩，这片乱石滩向南经过“疙瘩上”，之后又折而向西，经过交口，直至李家湾。这段石滩长十余里，宽可500至1500米，乱石嶙峋，是一片无用的荒滩。王国英书记却一眼看出，这片荒滩其实是开发、扩大离石城区面积的宝地。因而他设计将西川河河道由旧城西改至马茂庄西的虎山脚下。空出的这一大片石滩，可使离石城区延展到交口之下。规划中的离石城区。东至田家会，西到交口，北达北川河“盛地村”以北。如此宏大的构想，体现了王国英书记深邃的前瞻力和非人能比的魄力。

浩大的劈山改河工程，劈山、改河道由工程队承揽，河道两边城区段的石垻则由地县两级机关干部职工完成，每个单位分包一段。

财贸部分包的段落在现步行街北端的大桥西端南岸第一段。长度大概是20米或25米。（时间太久，记不清了。）筑坝工程十分艰巨，先是清理河床，用洋鎬和锹、镢头按照一定的规格要求，在河道上挖出深六米的河床，床底取平。而后再在河床底两端挖出宽4米，深2.5米的根基壕沟，河道底尽是鹅卵石和沙土，挖起来十分艰难。根基壕挖好后，大量的工作是到20里开外的李家沟石料场拉石料，那里预先有人将山炸开，再将巨石凿成石料，石料一般都在二三百斤左右，两个人抬起来摇摇晃晃，步履蹒跚。石料抬到车后，再由两三个人把石料从蹬板上艰难地推到车上，而后将石料拉回工地，一日往返四五次。而后就开始砌垻，由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干部职工自己动手学做泥匠。筑垻有好几道工序，一是筛沙和泥，将筛好的沙子和水泥按一定比例搅拌起来，而后倒水和泥，这也是一项力气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干起来是很费劲的。二是垒石砌埧，要会摆放石料，既要保证石料的稳定性，又要保持石坝里侧面的平整性。摆放石料前先要将水泥沙浆铺于底层，摆好石料后将石料间的缝隙全部用水泥沙浆填实，而后要讲求石坝里面的美观性、平整性。学会勾缝抹面。石垻筑好后横切面是一个上窄下宽的梯形状，里面向外微倾。经过好几个月的奋斗，河坝终于完工了。在地级机关中，财贸部是人数最少，年轻人占比最小的单位。部里划起来有二十几个人，但大多数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和妇女，真正二十多三十岁的青壮劳力只有司机李怀亮、通讯员郭金来，以及我和骞占文、刘铁桥等几个人。虽然在劳动中无论老幼都竭尽了全力，但出力最多，受苦最大的还是我们这几个年轻人。石坝筑好后，大家都很兴奋，好像是打了一个胜利的战役似的。

那时参加义务劳动，只要是上山外出劳动，每天都给干部职工发两个糖烟酒公司卖的“油丝饼”，单位还给职工送菜汤或米汤，筑河坝时，还发给了议价白面，以保证干部职工吃饱喝足。那时的议价白面实际是生芽麦子面，吃起来有些怪味，但大家都很高兴，很满足。

大规模改造离石山川的义务劳动中，广大干部职工的确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我们那辈人，打小时经过了五八年大跃进的锻炼，以及之后经常性的支农劳动和义务植树，对于体力劳动早已习为常，不觉其苦，引以为荣。觉得对改变离石山河能出一份力实是应尽的义务，大规模、长时间的劳动实在是最寻常不过的事，但家有幼儿的父母却不免带累了孩子。1976年的时候，我把爱人调回离石，把家安在了地区糖业烟酒公司院。该公司有一个大场院，院里有地区药材公司土产收购的三个办公室。其中有一个是两间大的办公室当时空着。另两个小的，一个是负责土产收购的老贺的办公室，另一个是王炳亮的宿舍。我虽已不是药材公司职工，但我一张口，李成继主任就毫无难意地答应了我。我于是在离石就有了个家。起先，我夫妇上班，家里有六妹照看孩子。1977年，六妹在离石锁子厂（街道工厂）找了份工作，孩子就没人照看了。我们上班之后，就托付糖烟酒公司看门的老张帮忙照看一下孩子，不要让她们跑到大门外丢了。刮风下雨时，可让她们到门房里躲一下。好在爱人的单位外贸局在糖烟酒公司的对面，不外出劳动时，爱人可在工间操休息时回来看一下她们姊妹俩，但外出劳动时就不能了。那时，大女儿四岁，二女儿两岁，每天就是姐姐带着妹妹在场院里玩耍。那时孩子们一件玩具也没有，她们只能在场院里疯跑、玩土、挽草草，或看老贺收购药材，翻晒药材等。我们每天下班回来，看到她俩都是灰头土脸的，心里虽然可怜她们，但也没有别的办法。77年深秋季节，早晚温差很大。正是龙山上修大寨田、深翻土地，上山植树的大忙季节，我们几乎天天外出劳动，早晨饭后把姊妹俩赶出门外，晚上天黑时才收工回家，爱人因家有孩子，在近处劳动时，中午得允回家做饭，看看孩子。远处劳动时，也安排她在公司值班，孩子们中午时得有少许家庭温暖。但在深秋傍晚，秋风瑟瑟，姊妹俩眼巴巴地望着大门外盼望着爸爸妈妈回来，那情景也实在可怜。有一天傍晚，天已近黑，我栽树回来，一进大门，两个孩子就不住声地叫喊着：“爸爸，爸爸！”朝我跑来，二女儿头裹着一条绿布巾，身穿一个小棉背心，两手冻得插在背心里十分可爱又可怜。走进细看，两个孩子的脸上被风吹得像土豆皮似的，我心里不禁有些下淚，心里想，孩子们啊！你们快快成长，等上了幼儿园就好了。这情景，至今记忆犹新。1978年，我二姐得知爱人又怀了第三胎，把大女儿接到了运城。同年六月，三女儿出生了，丈母娘为减轻我俩负担，又把二女儿接到了汾阳，孩子们从此不受罪了，我们俩也轻松了。

总之，王国英书记在吕梁战斗七年，1983年调回太原。他领导吕梁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战天斗地，奋力改变吕梁山河面貌做了不可磨灭的工作。虽然那时由于经济困难，生产力不够发达。但这种努力使吕梁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吕梁发展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为离石城区的发展擘画山河，制定了明确的蓝图。之后的历届吕梁班子就是沿着王国英书记的规划，继续努力奋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增长，才成就了离石区今日的锦绣。

　　上面组图为改天换地义务劳动的场景图。

王国英书记后来调走了，他虽然的确让群众吃了不少苦，但人民却最感念他，说他是人民的好书记。在所有调回省里的书记中，他是安排最差的，只安排了个省供销社主任，很多人为他鸣不平。2013年12月，王国英书记走了，但他却永远活在吕梁人民的心里。而能活在人民心中的人，才是最高最大的荣誉，又何在职位的高低呢！

　　吕梁山未改造时的旧貌，山无绿树遮蔽，水土流失严重。

　　离石东川河未改造治理时的旧状貌。

　　地县两级干部职工用义务动筑起了河坝，东川河有了收拢。这是刚筑起河坝，两岸尚未整修时的状况，河对面是凤山和吕梁地区医院。

　　这是今日东川河的状貌。图中大桥是离石在东川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刚建好时，既是离石到临县和方山的公路桥，又是连接离石滨河南岸主城区和滨河北路片区和凤山底的城区桥。后来在城东外凤山筑了穿山涵洞，由太原、汾阳等地开往临县、方山的车辆一下高速就可穿山进入北川公路上了。由于城区扩路的要求，这座桥又进行了二次扩建。扩建的滨河大桥既有人行便道和自行车道，当中更有宽阔的双向机动车道。如图桥的近端，就是当时财贸部修筑的河埧，每到此处，我都要到岸边看看。想到我也曾为建设离石城区奉献过一点微薄之力，心里就由然升起一股自豪之感。

而今秀美的离石莲花池公园

　　离石，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现在是如此美丽富饶。（以下几图都是如今离石的现状。）

　　洁身自好到

不近人情的怪人

——记原吕梁人行行长段子俊同志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党风和社会风气基本是好的。那时，社会物质分配基本公平，干部队伍中贪污腐败的现象并不严重，干群矛盾不大，虽已出现了一些拉关系，走后门等不良风气，但人民对党的干部队伍基本是信任和拥护的。究其原因，一是我们党在建国之前，就已警惕到历史上一些封建王朝“其兴亦勃焉，其亡亦忽焉。”的历史教训。为了摆脱这一不可逆转的周期律，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精神，从那时起直到文革，党不断地加强了自洁的运动和教育。从“三反、五反”到“防修、反修”运动等等，极大地加强了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的教育，使个人幸福建立在“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成为全党乃至全社会的共同认知。这种教育形成了党风廉政和社会良好风气的基础，这种教育虽在文革之后有所松弛，但二三十年扎实教育形成的信念还是得以延伸而未衰。二是那时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锤炼的老干部、老党员，坚强的党性观念和革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永葆了共产党员的本色和继续革命精神，这种模范表率的作用，带动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良性发展。这是我参加工作，走上社会之后的深切认知。我怀念那个时代，怀念忠于党的事业，永葆共产党员本色，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老领导们。在我接触的老领导中如作风扎实肯干，每事亲与亲为，深入实际解决问题的财贸部副部长范仁卿，坚持老游击队长本色，艰苦朴素的外贸局支部书记董庭柱，坚持原则，敢于任事的外贸局局长梁德重，精通党的政策和业务能力超强的财政局长郑枝荣、人民银行行长段子俊、粮食局局长李儒珠等等，等等，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打心眼里敬佩的老党员、老领导。他们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而今虽皆已作古，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行事作风仍时时展现在我的脑际无法忘怀。其中，最令我无法忘怀的是前吕梁地区人民银行行长段子俊，他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风骨，令所有知道他名字的人都为他的品德所折服。

首先，他是坚持原则，执行纪律的模范。在执行国家信贷纪律和处理人事问题上，他不听关说，不收受贿赂，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沾国家一丝一毫便宜。他的廉洁，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之外。古语云：公生明，廉生威，说的就是段行长这样的人。他的行为，使大多数人爱他、敬他；但也有人怕他，想通过拉关系、走后门，送钱送物达到个人目的的人不敢对他心生妄想，他像一个浑身穿戴了盔甲的武士，使邪祟望而却步，不敢近身。因之，有人称他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本来是有些人腹非他的讽刺之语，但大多数人却一致承认段行长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现略举几例，可见段行长的为人。

段行长洁身自爱的品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他一生从不沾公家一丝一毫便宜，就连个人给亲属朋友的书信也都是自己在街上买的信纸、信封。七十年代后期，他将原在老家的小孙女接来离石上学，祖孙俩住在单位的宿舍里。有一次，单位的职工看到她孙女的作业本用完了，就用单位的文稿纸和信纸给她装订了两个本子。段行长看到了，心里十分不高兴，就教育孙女说：“文稿纸和信纸是单位用来办公的，你学习是自己的事，不能用公家的东西。你的学习用具用完了，爷爷会给你买。以后再有人拿公家的东西给你，一定要拒绝。这虽然是小事，但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贪国家便宜的毛病，由小及大，就可能犯大的错误。从小就要把公私之事分清！”之后，他又将给她孙女纸张的干部叫来，严肃地批评了她。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别人不以为事的事，段行长却十分注意，人们钦服他的高贵品德，在全省银行系统和吕梁地直机关传为美谈。

段行长身为领导，但每事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1978年，粮食市场放开，吕梁行署机关事务管理局从外地买回一车皮议价白面，准备分给地委行署单位干部职工。因为量比较大，尚有富余，就给地直其它单位的领导也每人分了两袋。等到给人行领导时，管理局的人犹豫了，有的说：“段子俊是个怪人，我们不要自讨无趣吧。”可是别的单位领导都有，不给他恐怕也不合适。于是又有人说：“还是给他吧，这是卖给他的，又不是白给他的，想来他也不会不知好歹。”等管理局局长带着两个职工送去白面时，段行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清来意后，段行长接着便问：“你们这是单给我的？还是我们行里每个职工都有？”管理局局长说，：“段行长，实在对不住，因为数量有限，只给各单位领导每人准备了两袋，再多要就没有了。”一听此话，段行长立刻拉下脸来，严肃地说，“我们单位的职工没有，我当然不能要，赶快给我拿走！”说完就冷着脸面再不出声。管理局局长好心讨了个没趣，只好尴尬地离开。这是段行长拒腐蚀，永不沾，不搞特殊化的一件小事，由小及大，可知段行长是怎样一个人。

其次，段行长是个管事宽的人，在他的管理下，不仅使吕梁人行成为全省人行系统乃至地级机关执行政策法规和组织纪律的模范，人行所在财政大院也成为纪律和环境管理的典范。

吕梁地委大院中，在秘书处东侧，隔着一条人行道，有一处院落，人们称这处院落为“财政大院”。早先，该院中有行署财政局、吕梁人民银行、吕梁建设银行和行署税务局四家单位。段行长是这个大院中唯一常住院中的独身领导。他常住院中，就对大院的环境卫生、职工上下班纪律等十分注意。看到谁家门前的卫生环境脏了，就会把人家办公室主任叫出来，劈头劈脸地批评一顿；有时候上下班时间他也会站在院门口溜达，看到迟到早退的人，无论是不是他们单位的，他都会提出批评。所以大院的人有些怕他，但更多的是对他人格的尊敬。财政大院由是成为环境卫生和执行上下班纪律的模范，人们私下里谈起段行长，都称他为“院长”，这个称号实际上包含了人们对他的敬畏和爱戴。

他虽铁面无私，但却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在他的铁面之下，有一颗柔软的怜贫惜弱之心。这从我与他接交的一件事中可见一斑。

1977年，我将落难在老家的三弟接回吕梁，三弟時年17岁，只在老家村中上了几年小学，识字不多，又患有先天性白内障，找工作很难，没有办法，我只能求原单位老领导把他放在药材公司当通信员，月给工资仅20元，勉强可以为生。后来，药材公司的原领导都退休了，领导换了新人，而机构改革后，药材公司又不归财委管了，我弟在药材公司的处境就不好了。1979年，弟弟忽来信告我，药材公司不要他了，让我给他另找出路。接到弟弟电话，我心里犯了难，弟弟条件差，找工作太难了，马上从孝义回来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怎么办呢？我寻思了好多天，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一天，我在人行会议室参加会议，休息时间，我小声对我们科长谢文华诉说我的苦处，愁苦之色溢于言表。不想被坐在旁边的段行长听到了，他问我，“什么事情？看把你愁的，给我说说。”我把弟弟的事给他说了。段行长听后竟然对我说，“这事好办，我们单位正需要一个看大门的，让他到我这里来吧。”我听后心里太激动了，一天的愁苦顿时抛到九霄云外。我说：“段行长，太感谢您了，您把我天大的难事解决了。可是我弟弟没有文化，身体条件也不够好，他到银行带累您了。”段行长说，这没关系，只要他能踏踏实实把门看好就行了。我弟弟就这样走进了吕梁人行的大门。

进人行前，我叮嘱弟弟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要给段行长丢脸。弟弟很听话，进人行后做到了以下四点：一是严守门卫，不准闲杂人等进入财政大院。有一次，地委王国英书记去大院找财政局局长郑枝荣有事，弟弟不认识地委书记，硬是把王书记堵在大门口不让进院，直到办公室有人出来，看到是王书记，赶忙过来解释，王书记才得已进去。二是每天清晨早起，把大院前前后后扫一遍，他眼神不好，地上有些垃圾纸屑看不甚清，他就不论地上有土没土，像梳头似的用扫帚过一遍，居然掃得很干净。三是每天将来大院上班者和外来办事的人的自行车统一管理，集中在一个地方排得整整齐齐，秩序井然。此外，抽空还给大院中四个单位的领导打水，直到有一天人行办公室主任对他说：“跃文，你以后不要再给领导打水了，不然，各家的通信员都没事干了。”他才停止了这项工作。四是按照我的要求，他在闲暇时就练毛笔字，学打算盘，居然把加减乘除珠算都学会了，写的字也有所长进。弟弟的努力，大院四个单位的领导和干部职工都看在眼里，交口称赞他是个好后生。

1982年，弟弟在人行工作三年了，一直是临时工，我很为他的前途着急，我觉得弟弟工作干得不错，人行有可能解决他的招工转正问题。本想找财贸部领导帮忙找段行长谈谈此事，但想到段行长的为人，恐怕找领导去说情，还不如我自己去求情为妥。有一天，我硬着头皮去找段行长，刚说到解决弟弟招工的问题，一句话还未说完，就被段行长顶了回来。他冷着脸对我说：“你考虑人行解决你弟弟的招工现实？我们人行好多职工的子弟都排着队等待给他们解决。地委行暑的书记、专员都来找我，这个要我解决他媳妇的问题，那个让我解决他侄儿的前途，你考虑，能轮上你的弟弟？”段行长几句话抢白得我无言以对，我只好低声下气地说：“段行长，我父亲死得早，留下我这个小弟弟，我不管他就没人管他了。他条件又不好，找工作实在太难，给他解决工作问题我也知道您困难太大，但希望你那怕让他临时工也一直干着，千万不别打发了他，不然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说了半天，段行长竟冷着脸，一句话也没有再说，我只好灰溜溜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本以为我弟弟的招工问题己经没指望了，但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吕梁人行人事科通知，让我去办我弟弟的招工事宜。原来就在我找段行长后的不久，有一天，段行长忽对人事科长说，跃文来咱行也三年了，后生工作不错，该给他办招工了。你给省行打个报告，连同闫有林儿子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你打报告向上要上四个指标，给汾阳劳动局和地区劳动局也考虑上两个，不然招工的事办不了。人事科长感慨地对我说：“段行长的心真好，地委行署很多领导找他，他都没有办，却把你弟弟的问题先解决了。”

　　古语有云：“天无弃人”。我三弟自幼丧父，自身条件又差，所靠只有我这个无钱无权的小干事。如不是遇上段行长这样怜贫惜孤的好领导，真不知他该如何渡过此生。弟弟虽无文化，也颇懂知遇之恩，参加工作后，自强不息，乐于助人，谨身守拙，人皆不厌，未给恩人丢脸，竟能平安遂顺渡过后半生。人生中能遇到段行长这样的好领导，实在是我和弟弟的万幸。

　　段行长为革命奋斗一身，守节如玉，誉满吕梁。退休后，被中国人民银行聘为巡视员，为央行监督党风和行风，这是党对他的信任。如今，段行长虽早已故去，但人们在怀念党风纯正的那些年代时，还常常会念叨起段子俊这样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

高风亮节一劲松

——我知道的党的好干部张陆绪

八九十年代，在地委领导一级的干部中，如问哪位领导最清正廉洁，最遵守党的纪律？人们一定会想到他，张陆绪。

张陆绪，山西定襄县人，山西农大毕业，文革后被分配在吕梁岚县工作，后被提拔为岚城镇党委书记。因工作努力，政绩突出，屡被上级提拔任用。历任中阳县县委书记，吕梁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吕梁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吕梁地委书记等职。2000年调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任常务副书记。从政四十多年，所到之处，政声卓著，坊间百姓皆夸其为党的好干部，好领导。曾听政界有人夸赞过张陆绪的品行，说他是方正、严毅、清廉，行事一丝不苟的好人。我虽未在其手下工作过，但身在地直机关，也风闻过他的二三轶事，由是向慕他的为人。

他任组织部长和地委书记时，每年七一和春节，都要安排地、县党组织慰问老干部、老党员。作为地委领导，他总是选择晋绥革命老区的山区县边远乡镇去慰问。有一年他到石楼县慰问老党员，他通过县委组织部，挑了几户离城最偏远的山庄窝铺。那时乡村道路建设滞后，尚未达到村村通公路的条件，有好多村庄汽车根本去不了。正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时候，他带着随行人员，扛着慰问品，冒着刺骨的寒风，爬山绕沟步行十几里甚至三四十里，把党的温暖送到僻处深山的老党员家中。看到为革命奋斗多年，而今仍在贫困之中的老农民党员，张陆绪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关心他们的疾苦，征询他们的诉求，并在慰问之后，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际，并由此感到扶贫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他的任内加大了全区扶贫工作的力度。他体测下情，关心群众疾苦，解决实际问题的作风，深受群众爱戴。

张陆绪同志深知，狠抓干部作风建设，是提高干部队伍战斗力的根本。他在当中阳县委书记时，每逢节假日，都要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值班制度。有一年春节，为了检查这一制度的执行情况，他于除夕夜带领县委有关人员，开着工具车到各乡镇连夜检查。有些乡镇领导对县委制定的制度执行不力，制度形同虚设，不仅书记乡长脱岗，就是工作人员也没有安排值班，只有门卫（照大门的老汉）看门。张陆绪一行就进院将厨房里准备的年节食品：熟食、猪羊肉、米面一伙拉回到是委大院，并叮嘱看门人不许告诉乡镇领导。大年初一，县委通知各县级机关领导和各乡镇书记、乡长到县委招开紧急会议。会上，张陆绪书记公佈了各乡镇节日值班制度的检查情况，对制度执行不力，对县委要求敷衍塞责的单位进行了严肃批评。会议结束时，让丢失东西的乡镇当面将他们的东西领回。通过这次现场会，中阳县各级机关和乡镇作风大变，再也没有对县委阳奉阴违，虚应故事的事发生了。张陆绪同志的行事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张陆绪同志一身正气，不搞特殊化，也是非常出名的。多年来，地委、行署各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都配备有专职秘书，成为不成文的向例。这些秘书除从事一些文秘工作外，主要是办理领导的一些生活事宜，或领导不便出面的个人私事。他们干上三二年或在领导离位时，不论其是否有工作能力和水平，都必被提拔为县处级干部，也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这些秘书中唯有赵子悦副专员在其退位时未给秘书安排，不仅秘书本人叫屈，组织部门也认为按惯例其事不妥，最后还是给安排了。这实际是干部管理上的陋习，是一种不正之风。民间群众讽刺地说，这伙人是太监。张陆绪同志升任地委书记后，深刻认识到领导配备秘书是一种特权化和不正之风，是产生党内腐败的一种原因。因而他一履任就开会宣布，从他自身做起，不再配备秘书，其它领导见此情况也辞退了秘书，直到杨安和书记接任后，地委行署领导也再没有配备秘书，形成一种好的风气。张陆绪同志离任后，不知从那年起，秘书制度又死灰复燃了，这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

选贤任能，为党把好选择干部的大门，是张陆绪同志作为组织部部长和地委书记最在意的职责。原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王维荣同志和我是旧识，他曾对我说：“张陆绪同志升任吕梁地委组织部部长后，为了严格干部选拔管理制度，率先提出了选拔干部要采取“一职多考，差额上会，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新决策机制。当时，省委组织部和中组部都对此引起高度关注，且做过专门报道。这一做法，拓宽了选拔視野，一个缺额可以多考察几名侯选对象，便于好中选优，待提交常委决定时，同时都提交上会，让常委在会中有选择权，按得票多少确定任职人选。为了广泛地发扬民主，投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这样甄选出来的干部顺乎民意，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种从严治吏的制度，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更广泛地推行民主选拔干部的制度，吕梁地委组织部还试行了基层民主推荐、考试、策论（就是写论文，表述施政纲领，如古代科举写《策论》一般。）、答辩、考查，最后择优排队，甄选出备用人才，以备选用到合适的岗位上去的办法。如1986年推选吕梁中专和重点高中的书记、校长时，用的就是这个办法。而我，就是在这次广泛的民主推举考核后被选用出来的，由此，我对张陆绪同志有了更深的了解。

1986年春，我们单位忽接地委组织部通知，让民主推荐全区中专和重点高中的书记、校长人选。这种制度是首次推行，很多单位还未引起注意，认为这是搞形式主义，我们单位就未进行推荐。但我的名字却被部分财委下属局、行、社推荐到了组织部。这年夏天一天，财委人事科忽然通知我，让我后天到吕梁党校参加考试。人事科科长马子贵笑着对我说：“子文：这可是考县团级干部啊，你的去。”我以为老马是跟我开玩笑，就没有在意。第二天他见了我，又对我说，“昨天告你的事你准备了没有？这可是件大事，不是跟你开玩笑。”我这才问他究竟是什么情况，他才告知我原委。原来是要考试选拔中专、高中的书记校长，让我好好准备一下。

得知这一情况，我虽没有太在意，但觉得有此机遇，见证一下自己的实力也是好的。便找商业局一位大学毕业生借了一本《教育管理学》，打开来粗粗地浏览了一下，见都是学校管理方面的内容。我虽没有管理过学校，但上了十二年的学校，对学校的方方面面和管理学校的重点还是大略知道的。时间过紧，明天上午就要进考场，我心里想，一晚上也学不到什么，就凭自己的理解，考成什么算什么吧。

第二天到了地委党校，见考生来的不少，占了好几个教室。根据考号进入考场中自己的位置坐下。因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参加考试，心里丝毫没有压力。接到考题后，考题有好几张，见前面全是填空题，什么“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什么？”，“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是什么？”云云，这些我都盲然无知。见后面几道论述大题，都是学校管理上的一些问题，虽然不知道标准答案，但凭自己的理解，还是可以敷衍的。两个半小时的考试结束了，我的考卷上所有填空题都是空白，后面的论述题不管对与不对，倒是满满当当地写了不少。

考试过后不久，考试结果出来了。在二百多名考生中，我居然考了第四十二名。对这一成绩我十分满意，因为我不熟悉教育管理，答案全是凭自己理解蒙的，虽然全部填空题未答，能考得七十多分，己经是很不容易了。接着，组织部又通知我让写《论文》，《论文》的标题是《假如我是一个校长》（也可以是《假如我是一个学校书记》）对于这样一个论题，我倒是不陌生的。因为高中毕业后，我虽再未进过学校，但对“教育是国本”这一议题常常在思考。对于教育界的成绩和问题比较清楚。对于如何实现德育智育并重，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文化，得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班人有自己的理解。对于如何管理好学校，充分调动好老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自觉性，把学校办成一个生动活泼的乐园产生过很多设想和办法。这些想法虽然是片段的，杂乱的，现在有了一个课题让我来回答，我终于不得不把它们综合起来，并加以完善，形成自己的一个完整构思了。我用了两三天时间写完了论文，交上去后，得到了组织部领导和同志们的嘉许。接着，组织部挑选考试成绩和论文质量双佳的十几位考生进行论文答辩会议，会议由张陆绪部长亲自主持，亲自提问，论文作者进行答辩。论文答辩后，组织部派员来我单位对我的情况进行了考查。可能是我平素人缘关系不错，从领导到群众都一致给予了好评。再之后，从组织部传出的情况是我在这些人中，综合考评被推为第一，我心里暗自高兴。

但时间过了很久，这件事就水消沉底，没有音讯了。

1987年春。一天，财委机关人员在袁家庄一带路旁植树劳动，劳动了不长时间，家里值班的同志忽然赶来，通知我说组织部通知我到地区宾馆，有人找我谈话。

我风风火火赶到宾馆，找我谈话的是个女同志，她是山西省石油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郭志强同志。郭经理年方四十六七岁，看起来干练而和蔼可亲。见面后，她直入主题，简捷地告诉我，她是山西省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随来的是省总公司人事处处长李书祥。此来的原因是1985年建立省石油总公司，全省地、县石油公司上划，统归省总公司管辖。各地、市成立石油分公司，并建立分公司党委。现在全省各地、市分公司党委大都已建立。这次来组建吕梁分公司党委，特向吕梁地委物色党委书记人选，地委推荐了你，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来石油系统工作？我说，心里自然是高兴的，只是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郭经理慎重地告诉我，我们己全面地了解了你的情况，只要你好好地干，就一定能搞好这项工作。她特别告诉我，这次地委向我们推荐了四个人选，其中有地纪检委的一名室主任陈德荣，有地委副书记段丽清的爱人（不知其名），另有一个是吕梁公司经理张步宁推荐的行署管理局副局长曹东海。而你，是组织部张陆绪部长特别向我推荐的。他对我说，这个人是个人才，你用吧！保管让你满意。而且吕梁组织部刚刚对你考查完毕，一切资料具全，也无须我们再考查你了。

听了郭经理的话，我心里十分震惊。我与张陆绪部长素昧平生，只在几次会议上我作为财委的一员，代表财委主任向他汇报过工作。最近的一次，就是86年秋，组织部召开的论文答辩会上，张部长亲自主持会议，并对我的论文答辩作过提问。在我的心里，可能张部长并不了解我这个人，甚至连我的名字恐怕也叫不来。谁能想到，偏偏就是这个与我素昧平生，我觉得可能还叫不来我的名字的人推荐了我，心里怎能不铭感五内，牢记一生？

说实在话，那时候的政治气候虽然比较清明，但朝里有人好做官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地委推荐的另三个人都已是副处级干部，哪一个不比我有人缘，有根基？如果不是张部长的特别推荐，从哪一面讲，也是轮不到我的。如以迷信破解，恐怕是我好运临头，遇见了张部长这个贵人。

我到石油公司后，张部长也十分关心支持我的工作。

我到石油公司履任的那一天，组织部张陆绪部长、纪检委张秉法副书记、地直机关工委书记王立安同志和组织部组织科长一行到石油公司为我送行，看到“娘家人”这样大张旗鼓为我撑腰长脸，心里那个感动、荣幸，无以用语言形容。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发奋努力，干出一番事业，绝不辜负党对我的栽培和期望。

我到石油公司工作后，由于那时石油系统的党组织实行的是“条、块结合”的管理办法，即县级公司的支部书记任命和党组织日常工作归县直属工委管理，地公司党委无法直接领导县支部工作。所以，我以吕梁石油公司党委名义向地委组织部打报告，要求将条块结合的体制改为分公司党委直管的体制，并接受地方党委监督考查的办法。县党支部书记由地公司党委推荐，与县直属工委协商，地公司任命并抄报地方党委。县公司党支部日常工作由地公司统一领导，同时也接受县直属工委日常任务。为了加强吕梁石油系统党的建设，在张陆绪部长的支持下，吕梁地委组织部正实发文，在吕梁石油系统实行了直属条管的体制，为吕梁石油系统加强党的建设，开展有自身特色的党建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吕梁石油分公司党委组建后，在地委组织部和直属工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展了党组织目标化管理工作，并根据本系统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以及党员教育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1988年全省石油系统党建工作现场会在吕梁召开，张陆绪部长应邀参加了会议。越年，吕梁石油公司党委被评为“全省党员教育先进单位”，我作为单位代表随从张陆绪部长带队的吕梁代表团在晋祠宾馆参加了会议。

1994年，我经地委组织部和直属工委推荐，经基层党员大会选举，被选为党员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

在石油系统参加工作的十三年中，吕梁石油公司年年被评选为吕梁地直机关党建先进单位，被评为山西省党员教育先进单位一次，我个人被评选为中国石化集团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一次，优秀党务工作者一次。这一段经历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人的一生必须上到一定的平台，才可能创造出一定的业绩。我所干出的业绩和所获的集体、个人荣誉都是由张陆绪书记把我推上这个平台后才能获得的。张书记，是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贵人和恩人。

1994年，张陆绪同志提升为地委副书记，根据我的特点，曾提名我为吕梁宣传部副部长，并以组织名义和我谈了话。可是那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都不舍得我走，省总公司也不想放我，我自己也觉得在石油系统工作己轻车熟路，自已的个性木讷而不善人际关系交往，就委婉地推托了张书记的善意。假如我回到行政单位，那也许会另有一番际遇吧？又谁知道呢？

总之，张陆绪书记是我一生绕不开的恩人。1987年我到石油公司后，因为感念张书记的恩情，曾去过他家一次，去时觉得总不能空手去吧？但值钱的东西自己又拿不出来，而且张书记（那时他还是部长）这人是出了名的廉洁，即使拿了礼物，他也不会收，反倒自讨没趣。我就在汾阳乡间买了一小篓香油，觉得这既不值钱，又是平常生活实用的东西，估计张书记不会拒却。进门后，张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接了香油，给我沏了茶，并对我说，因为我在财委虽然是办么室主任，但当时财委宣布我的任命时，并没有向行署人事局报备，所以查人事局的档案，我还是副科级。这次考中专、高中书记、校长，我考评结果虽为第一，但按规定不能越级提拔，就没有及时安排。正好这次石油公司组建党委要一名书记。石油公司是企业，一般人不会太在意，所以推荐了我。要求我去后一定要好好工作。我这个人不善言辞，见了领导就更是如此。我坐了一会儿，就告辞出来，走时，张书记又硬塞给了我两瓶酒，我便不好意思地接了下来。张书记家摆设很一般，除了桌椅沙发，没有什么扎眼的家什，爱人朴素大方，平易近人。想不到大领导家是这样的。

退休后来到太原，常常回顾自己的一生，常常想起张陆绪书记，他是我一生绕不开的恩人，但我却和他接触很少，心里觉得对不起他，不免有所歉疚。最近写回忆录，就将我所知的张陆绪书记以及我与他之间的经历回顾如上。古人云：君子之交淡于水，说的就是我们吧？

2024年10月24日于太原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