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三星堆与金沙”文物展 赏中华古蜀文明…

阿诚驿站

　　2024年9月26日，前往地处北京市通州区的大运河博物馆，参观“三星堆与金沙”文物展，探访古蜀文明，欣赏中华文化，一进入展馆便被这265件精美古蜀文明代表文物高度吸引，一度流连忘返 …

10月12日，在此次展览结束前一天再次前往大运河博物馆参观，进一步领略古蜀文明，深切感悟那灿烂的古蜀文化曾经的模样……

　　首都博物馆东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西北部，总建筑面积约9.97万平方米，由共享大厅、展陈大楼（主楼）和休闲水街共同组成。

博物馆建设设计理念源于古运河图景中的船、帆、水三个元素，以运河为线索，将历史文化融入建筑之中。共享大厅屋顶造型取自"船"，展陈大楼（主楼） 屋顶造型取自"帆"。两座建筑之间的休闲水街，与展陈大楼 （主楼）立面的街巷路口、篷架、门楼等元素相结合，形成一处类似于运河驳岸码头的场景。

　　据馆员介绍，此次展览，仅有5件仿品（这里也都做了标注），其余260件文物均为国内各地馆藏真品。参观者可持身份证件经安检、排队有序进入，免预约、免门票…

　　此次参观，持华为p70·u手机从头至尾、从文物珍品、文字简介到展馆内景顺序拍摄，并整理上传于此，与不能前来参观的朋友们分享。

由于美篇篇幅有限，本篇只能以上传文物照为主，少量上传现场影像，并对236件文物照附上展馆的文字简介（青铜头像等部分同品同样文物没有重复上传文字简介）。

另，由于参观当日人员较多，熙熙攘攘，最后发现还是有几件文物被错过，没有拍摄到，虽二次再去补拍，仍没找到，很是遗憾！

　　那么，下面就请跟随我的镜头，来领略这精美的古蜀文化吧。

我们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前言” :

"伴月三星"，昔日广汉的这一美景曾令人流连，而今天的三星堆文化又更令世人惊叹！

自1927年在三星堆发现玉石器以来的近一百年间，三星堆遗址历经多次的考古发掘，其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珍贵文物，发现的城墙、宫殿、祭祀等重要遗迹，一再醒惊天下。神秘的器型、令人费解的埋葬坑、鬼斧神工的技艺……，其源焉在？其流何往？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求索和薪传接力，以三星堆﹣﹣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面貌日渐清晰，为深刻理解灿若星空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又增添一例重要实证。

已知的越多，未知的也就越多！对巴蜀文明的研究、解读和传播只是开始，还有很多待解之谜，还会有新的考古发现。

愿展览奉献的不仅是古蜀文明的盛宴，还能助力您奋起想象的翅膀，在此开启一段以自己为主角的 探秘之旅……

　　发现三星堆 :

1927 年，居住在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的燕道诚首次发现文物。 九十余年间，三星堆遗址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其文化面貌、遗存种类及其分布情况、保存状况等基本明确。以此为基础开展的考古研究成果也很丰硕。

三星堆的发现过程，是中国考古学第一个百年岁月的缩影。 如今，无论是理念、方法还是研究理论体系，与最初阶段相比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向"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大踏步前进。

　　中国考古学的起步 :

自19世纪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20 世纪初，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科学与民主思想得到大力提倡，在中国传统经典研究、神学、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出现疑古辨伪思潮。在疑古思潮的冲击下，要建设中国真实的古史，特别是史前史，需要从发掘地下实物资料着手。西方的考古学也被引入中国，获得了一批新的科学发掘资料。与此同时，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倡"二重证据法", 从理论和方法上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

起步:

1927年，居住在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的燕道诚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广汉玉器"市场上声名鹊起。

1934年，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学者葛维汉和同事林名均赴玉石器出土地点，在当地政府派兵保护下，开展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共发掘出土文物 600 余件。

1936 年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止。这是三星堆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葛维汉等提出了"太平场遗址"和 "广汉文化"概念，还明确其年代范围为铜石并用时代至西周时期。

　　二十世纪初期的疑古思潮:

20世纪20至30年代，我国兴起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顾颉刚提出了一系列论断，如中国古史中许多关键人物的记载并非历史， 而是后代编造的虚假传说 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形象逐渐成了"历史中的"人物形象；这些传说是层累地造成的，故时代越往后内容就越详尽等。疑古方法后来不断拓展，并用来确定某些人物，如老子、孙子及其著作年代，认为任何缺乏早期外部证据的文本都系 后代伪造。疑古思潮首先是为了消除传统权威，影响非常深远。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一书提倡的 "二重证据法":

"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 1、有领玉璧（商王朝），

2、玉璋刀（商王朝），

3、玉琮（商王朝），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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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郭沫若给林名均的信1934 年，对广汉三星堆第一次科学性考古，引起了学界注意。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给林名均的信件中，认为"你们在广汉发现的工艺品，如方玉、玉璧、玉刀等， 一般与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出土器物极为相似。这就证明， 西蜀（四川）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在殷代甲骨文上就载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助周王 作战。此外，在广汉发现的各种陶器是极古老的器型，你们判断为周代早期的文物，也许是可靠的。现在我只能说这么多。有朝一日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并且肯定会出现更可靠的证据。"

　　↑ 陶小平底罐（商王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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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考古学迈上了日益成熟和不断发展的广阔道路。 新的考古工作既处于国家文化科研事业整体组成部分的相应发展进程中，又受到田野考古紧密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专门方针指导，因此得到蓬勃开展。这一时期，既有对原先已知考古学文化的重新辨析，修正旧意见，也有完全因新发现而命名的新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特定含义、命名条件及办法等。

　　↑ 陶镂孔圈足残件（宝墩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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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玉章刀…商王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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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航: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之后的十余年里，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及专业队伍的迅速扩充，三星堆遗址分别于1956年、1961年和1963年开展了三次考古工作。 起初，由于缺乏对遗址整体的把握，曾经将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分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

1963年， 将月亮湾地点考古发掘遗存命名为"月亮湾二期文化"。到后期，考古界基本形成了三星堆遗址的整体概念。这也反映出认识事物从浅显而逐渐深入的规律。

　　198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取得了突出成就和重大收获：考古业务队伍显著壮大，学术 阵地得到较快拓展；田野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仅新石器时代遗址就累计发现6000余处；碳十四断代方法与考古层显示的文化序列、相对年代关系互相配合得到广泛应用；在考古学理论方面明确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兴起了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

　　积累:

198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以构建三星堆遗址分期体系与考古学文化序列为目标，对因当地砖瓦厂取土破坏严重的三星堆地点、西泉坎地点分别开展了六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最终构建起三星堆遗址完整的分期体系并一直延续至今。铸铜作坊、玉石器作坊、祭祀坑相关遗存的发现， 也为后续考古工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正式命名并被广泛认可。

　　↑ 陶器盖（商王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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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鸟头勺把（商王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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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盖（商王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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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小平底罐（商），商代小型平底陶罐，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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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小平底罐（商），商代小型平底陶罐，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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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侈口瓮（商，商代喇叭口陶罐，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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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1986年七八月发现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其中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包括大铜立人、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这些代表三星堆精神世界的文物一经面世，即因其独树一帜的器物特征引起极大轰动，也使三星堆从众多中国考古学文化中 脱颖而出。1987年11月又发现仓包包坑。这些考古发现让研究者得以进一步了解三星堆遗址的祭祀行为与祭祀体系。

　　自觉主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最初10年。

1991年以来兴盛的中国考古学进入20 世纪90年代，中国加快发展和扩大开放，中国考古取得新进展，以文明起源为重点的史前社会结构研究持续进行和不断深化；文化体系架构不断充实，文化谱系得到深入研究；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应用日益广泛并逐步完善，环境考古学、动物考古学、考古人类学等方面取得新成果；中外合作考古渐次展开。

　　1990 年代至 2010年左右，在对城墙的考古发掘之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还对三星堆遗址周边区域开展了大面积考古调查与部分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大致明确了仁胜村墓地、月亮湾、三星堆、青关山等相关遗产地点特征。 三星堆的都邑性质初步确认。

　　↑ 青铜眼形器一组（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三星堆遗址出土有菱形铜眼形器。分成三种，一种为完整的菱形。眼形器整器四周为直边，呈斜坡形。中部眼球呈圆形凸起，周围下凹。一种是沿长轴方向剖开的二分之一，呈钝角三角形。

两器一组可以拼合。一种为菱形眼形器沿纵、横轴对剖后的四分之一，略呈直角三角形。四件一组可以拼合。布列于眼形器四角的小圆孔或为安装固定之用。这种眼形器在象征意义或功能上有何差别，难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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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器盖（商王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城墙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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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器盖（商王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城墙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陶小平底罐（商王朝）小型平底陶罐，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城墙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新时代的再次轰动，6座新坑。

进入新时代，三星堆考古工作内容更为丰富，工作广度、 工作深度、工作收获都超过了以往。2019年，在国家文物局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四川省组织实施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支持下，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再次启动，取得重大进展。2020 年3月至 2022 年 11月，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 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以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 位共同开展了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1202 平方米，确认了面积约13000 平方米的祭祀区。这次发现最重要的是发掘了6座新坑，出土各类文物17000余件。新发现再次轰动社会。

　　三星堆考古工作收获总体面貌:

第一，遗址范围和分布基本明确。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将近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近3.6平方公里。

第二，遗址的内涵特征基本清晰。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内发现了城墙、大型柱洞式建筑大型红烧土建筑、沟槽式建筑、灰坑、灰沟、陶窑、墓葬和祭祀坑等，出土金器、铜器、 玉石器、陶器、象牙、丝绸等各类文物标本5万余件。

第三，遗址的分期年代与文化序列大致确定。通过出土陶器可将三星堆遗址的主体遗存分为八期13段，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延续至西周早期，距今约4400年至3000年。

第四，初步了解了遗址的聚落结构。三星堆遗址总共有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三星堆小城和大城三重城圈，总体呈"一大多小"的分布格局，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是明确的内部小城。大型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早期祭祀区主要位于月亮湾小城内，第 二重城圈内主要是一般居住区，第三重城圈内目前确认有年代偏晚的三星堆祭祀区。

第五，遗址的区域聚落形态粗略把握。三星堆遗址周边分布着大量同时期的小型聚落， 但基本不越过石亭江，目前仅绵竹市南部有少数分布在石亭江以北的小型聚落。中型聚 落目前只见于三星堆遗址以南的青白江流域，鸭子河以北较为少见。

　　↑ 铜神兽（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整器物呈昂首挺胸、四肢调伏于地的走兽形象， 后肢缺失，双耳、尾部等处残损。神兽头顶有一角，倒卧形"臣"字眼，扁长圆形阔口，短颈，躯干修长， 挺胸，增腰，四肢外张，蹄足，尾部上翘后弯，体表有云雷纹条带装饰，整体形态健壮有力。青铜神兽的文化内涵、与铜兽首冠人像的关系等尚待深入研究。

　　↑ 陶圈足罐（新石器时代至夏），带环脚的陶罐，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跪坐人像象（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两尊人像外形基本一致。戴冠，冠 两侧高起；粗眉、大眼、高鼻阔嘴，比例 较大的双手贴靠在身前，双腿呈跪姿。铜 跪坐人像埋藏于不同坑中，发掘者认为它 们可能属同一件大型器物。

　　↑ 戴尖脊帽铜小立人像（商），商代尖帽铜立俑，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顶尊跪坐人像（商王朝），铜跪像顶尊器，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跪坐人上身赤裸，腰下系一件短裙，头上顶一件青铜尊，双手上举捧护尊的圈足， 尊上有盖和鸟形饰钮。人像上可以观察到多处青铜铸造工艺的细节，如铜尊与人像以及 人像的躯干、双臂、双腿之间分铸后焊接的痕迹。在二号和三号坑中均出土有类似人像， 发掘者推测可能以四个为一组，作神坛等器物的部件。顶尊跪坐人像展现了三星堆人对铜尊的使用方法与众不同，可能是当时祭祀方式和场面的生动记录。

　　↑ 背云青铜人像（商），铜人背负棱器，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吉研究院藏。

小铜人呈跪姿，用一条背带将整个暑捆扎在自己的 背上。背暑小铜人作为独一形象存在于出土神坛最中心 位置，它背的暴或装有器物，暴可能是该场景中重要器 物。尊、暑在中原文化中常用作酒器，而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青铜尊、榻内则多盛装有海贝。

　　↑ 铜小立人（商王朝），青铜立像。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小立人粗眉，三角斜眼，高鼻，大口，口部以两道窄凹槽表现。长方耳，双耳各有三个小圆孔，中间小孔未透。 头戴尖脊帽，弧形尖脊前端与额头平齐，中部两侧各有一孔，原或插笄。粗颈，窄肩，双臂呈作揖状，双手对握， 右手在外，左手在内，中有圆孔，原似应持物。躯干挺立，双脚略微分开直立，跣足，可见脚趾。足底有孔， 与脚踝内侧孔对穿，似为固定之用。上身着长素衣，似左衽，腰间系带，于身前腹部打节。下身穿短裙，裙摆盖膝。 上衣背部和短裙均有多道纵向折痕，似百褶裙。X光扫描发现人像内部有十字形铜芯骨，应为铸造时所用芯撑。

　　↑ 顶尊跪坐人像（商王朝），铜跪像顶尊器，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跪坐人上身赤裸，腰下系一件短裙，头上顶一件青铜尊，双手上举捧护尊的圈足， 尊上有盖和鸟形饰钮。人像上可以观察到多处青铜铸造工艺的细节，如铜尊与人像以及人像的躯干、双臂、双腿之间分铸后焊接的痕迹。在二号和三号坑中均出土有类似人像， 发掘者推测可能以四个为一组，作神坛等器物的部件。顶尊跪坐人像展现了三星堆人对 铜尊的使用方法与众不同，可能是当时祭祀方式和场面的生动记录。

　　↑ 辫发青铜人头像（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面貌基本一致： 长方脸，凸眼，眼梢上挑，颧骨部山脊状线凸起，宽鼻翼，薄唇阔口，大耳。人头像的颈部塑造为V字状。 头像中空。通过头像的发样、顶部处理，可以分不同类，但其文化内涵无法确知。

　　解读三星堆:

自从三星堆文物出土以来，给人们打开一个新世界。大量的玉器、各种发样的青铜头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神兽等，让人惊叹。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遗址区的持续发掘、对部分文物的修复以及不断深入的研究，逐渐揭开了璀璨而辉煌的古蜀文化面纱。对于三星堆这样的大型遗址，即使经过多年的发掘，也只能揭露很小一部分，学者们只能以管窥豹， 通过发掘地点所获资料与信息，结合古代文献描述和解释文化内涵，而三星堆的本来面貌比目前所知要复杂得多。

　　↑ 锥状柱头（商王朝），青铜锥形顶盖，2022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青铜的锥状柱头，器物身上有一些小孔。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宫殿里和其他木构件组合使用。

　　↑ 铜挂饰（商王朝），青铜吊坠，2022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扇贝形挂饰（商王朝），贝壳形吊坠，2022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扇贝形挂饰(商王朝)贝壳形吊坠，2022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青铜条坛零件（铜龙形器）( 商王朝)组件，2021年四州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三星堆埋藏抗出土了数件由神兽，人像，容器铸接组合起来的铜器。根据研究性复原祭坛来看，这件组合青铜器当为铜方座四人跪抬单兽双人顶托四联然器的附件。

　　↑ 跪坐人像（商王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神人之际

神性存在三星堆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信仰崇拜的文物。这些文物集中出土于八个坑，即1986年发掘的两个坑，以及正在发掘的六个坑。就目前的情况看，三星堆的八个坑并非同时下埋，有早晚之别。因此，它们可能是不同代际（世次）祭祀行为过程的记录，显示了不同代际的祭祀行为、祭祀方式或祭祀对象的行为过程及其间的差别。从出土器物看，可能包括太阳、树木、山、川、鸟、蛇等自然崇拜，也包括祖先崇拜。最近出土的大神兽及神坛样等文物，充分展现出古蜀人高度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山海经》与古蜀文化解读

在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中，《山海经》是一部重要的先秦文献。很早就有学者指出，《山海经》中的许多篇章内容可能具有巴蜀地域文化特征。《山海经》 古史传承体系中以帝俊、帝颛项为代表，所反映的上古"绝地天通"、"沟通神人"、日月崇拜、半人半兽神灵系统等，在三星堆诸多器物中可以找到类比的线索。上述推测虽无法确证，但这个基本的研究指向和路径，具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

　　↑ 铜鸟（商王朝），青铜鸟。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铜鸟昂首、大眼、尖喙，喙前端有一小孔；冠和尾残，身体修长；上有三支羽冠排列，羽尖作中空的桃形； 双翅饰有卷云纹等。鸟双足立于一圆座上，圆座顶微隆，下端为圆箍状， 腰部内凹处有四个孔，圆座整体中空。 或者铜鸟曾套接在其他物体上。

　　↑ 1、铜羽形饰（商王朝）青铜羽形饰物，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2、铜鸟形器（商王朝），商代青铜鸟形器，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件器物上方量尖羽状，中间 有一只眼睛和一个有分叉的尾巴相连，残顶部呈勾云状。上部的另一侧较平直，有两个半圆孔，表明应该与其他部件相连。或为更大型器 物的一个配件。

3、铜扇贝形挂饰币（商王朝），青铜贝壳形吊坠，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器形隆起，前高后低，背部有 放射状脊棱，前端有一圆环钮。前 端隆起高，背部脊棱凸起较宽，呈 圆弧形。前部两侧各有一圆凸。

4、铜圆形挂饰（商王朝），青铜圆形吊坠，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5、铜圆形挂饰（商王朝），青铜圆形吊坠，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鸟形饰（商王朝），青铜鸟形饰物，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青铜神树枝头花蕾及铜鸟（商王朝）商代神树鸟形铜枝尖。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出土了上百件鸟形器，如鸟形铜铃和饰件等，其中以青铜神树上的立鸟为代表。学者普遍将这些鸟 与古蜀人的鸟崇拜或东方部族相关联， 更有观点认为如二号坑出土的人面鸟等反映出太阳神鸟崇拜。

　　↑ 铜神树（商王朝），圣树，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全器被砸击、火烧，树座被砸破变形，一面残缺，一面跪坐人像变形，跪坐人像手臂均残断，树干上有两处明显的砸击凹痕。树干及树枝残断出土器件不全，无法拼接复原。器物分树座和树干两部分，树座三等份分铸后拼合，并用铆钉固定，与座圈衔接处用铜液铆焊。树座圆形座圈上三足在三个方向呈拱形，如同树枝，似窃曲纹，足尖向上勾卷。座圈三面正中各起一方台，方台上各有一高19.0厘米的跪坐人像。人像头顶中空， 头戴颈，大眼、直鼻、大耳，身穿对襟半袖长衣，衣饰勾云纹，腰束带，前裙及膝，后裙压于股下，两臂平抬星持握状，跳足。每面正中星尖塔状镂空。 树座与树干分铸，用铜液铆焊结合，铆焊处有一断茬，可能原来安有附件。树干上端残断，断口处露出一断面星方形和另一断面呈半圆形的铸件， 半圆形铸件上并有一圆形铆突，可能是连接上、下段树干铸件之间的榫卯。树干现存二层树枝均有三枝分别向三个方向伸出，与树座三是一致。 第一层树枝靠近根部，大部残断无存；第二层树枝仅一枝保存完好，另二枝大部残断无存。树枝从中段分枝。一分枝向上展出，至枝端开一花朵， 花托套有圆环，花朵有一较小桃形果实及二花瓣。一瓣向下勾卷，较短；一瓣向上弯曲，较长，上立一鸟。鸟头顶中空，作鹰喙状钩赚，尾上翘，展望， 另一分枝向下至枝端开一花朵，有一较小桃形果实及二花瓣，长瓣向下，短瓣向上，花托套有圆环。树枝下多有一环钮。

这颗青铜神树的功能应与大神树类似。

　　↑ 铜太阳形器（商王朝），商代青铜太阳形器，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六件，经修复复原两件，构型完全一致。

器物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五个圆孔均用于安装固定的。 器物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 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坛上的"太阳芒纹"形式相似，整体图像也与四川拱县焚人悬棺墓岩画及我国南方地区出土铜鼓的太阳符号颇为相像，因之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太阳形器"。推测它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或用于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的形式构成并不是太阳的象征，而是车轮：中心部分是轮谷，放射形条状物是轮辐，外圈是轮圈，还有观点认为既非太阳，亦非车轮，而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

　　古文献中关于璋的含义及玉璋用法的记载:

璋，刻上为圭，半圭为璋。…许慎《说文解字》。

璋邸射，以祀山川。…《周礼·春官·典瑞》。

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 。…《周礼·春官·大宗伯》

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周礼·春官·典瑞》。

　　↑ 玉璋（商王朝），玉章分叉刀。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玉璋（鱼形）（商王朝），玉章鱼形刀。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该玉璋以黑色玉石料制成，因被火烧过呈鸡骨白。射部酷似鱼的身体，射端呈鱼嘴一样的叉口刃状。射本部两侧齿饰形式多样，底部呈长方形，与牙璋类似。此器制作精美，柄与身之间有几组阴刻平行 线纹，两侧齿饰中间有一圆穿管钻，综合运用了线刻、管钻、打磨抛 光等多种工艺。鱼形璋是古蜀地特有的器型，目前仅见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与同期出土的玉戈十分相似，可能由戈演变而来。

　　↑ 青铜爨，四川雅安荣经同心村M21出土，雅安市博物馆藏。

这件爨于1986年出土，在器表有一副图画：一座祭坛，右边为一树木状，左边为一玉璋，中间有太阳与鸟。这一场景与三星堆发现有一定契合度，或为祭祀场景的再现。

　　神化不死与祖先崇拜

扬雄《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三星堆出土很多人头像，少量面具和全身人像，其中或有与神化不死的蜀王有关。

　　↑ 金面罩（商王朝）黄金面具，2021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三星堆遗址目前已出土10件金面罩，分别出土于一号、二号祭祀坑，以及近年来新发现的三号、五号和八号坑。金面罩眉眼镂空，两耳轮廓圆润，鼻梁高挺， 嘴形大而微张，造型威严神圣，是目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罩。单独出土的金面罩应为青铜头像剥落下来。

　　↑ 铜兽首冠人像（商王朝），铜人头形头饰，1986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此人像头戴兽形冠，冠顶正中有高起的额饰；冠顶两侧有高耸的兽耳；冠两侧有眼形。兽口为空心扁嘴。人像面部和上半身造型与青铜大立人相似，两臂呈环抱状置于胸前，双手中空；身穿饰云雷纹和夔龙纹等纹饰的对襟服饰，腰间系带。下半身残缺。人像或为祭祀者。其头顶有形似象鼻的冠饰，有 学者据此推测这反映出三星堆人对大象的崇拜；也有学者认为头戴的是鸟冠。

　　↑ 祭器模型（复制品）。

此件为祭器模型。该器原件因在当初埋入举行仪式时曾经火焚，一半已被烧熔，剩下的一半也变形解体。经过拼对研究性复原，大体可以观察到全器造型原貌。神坛由下层的兽形座、 中层的立人座与山形座、上层的方形顶四部分组成。其原件本身可能是摆在宗庙里的一件神器， 也可能是巨大神坛的缩微模型。

　　↑ 竖披发青铜立人像（商王朝），青铜立像与高耸的头发，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人像头部竖披发。浓眉大眼，鼻梁高挺，鼻孔呈"M"形，嘴角向下，大耳，脖子修长。左臂握拳上举，手握飘带，大拇指上翘，小拇指向外呈兰花指状，平举至腰部，右臂从肘部残缺。 穿无袖及膝长裙，右衽，腰部束带。臀部后翘，膝盖弯曲，呈半蹲状。赤足立于方座之上。方座可分为两部分，上部四个侧面呈长方形上下面呈近方形，下部较上部变窄，四个侧面长方形， 上下横断面近方形，前后两面中部靠下处有一方孔。立人膝盖连接裙摆处有桃形装饰，两小腿外侧饰眼形装饰。方座上部饰云纹，正面两组云纹对称，左右两组云纹平行，各有一条范线。下部素面。

　　↑ 青铜人头像（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青铜笄发人头像（商王朝），青铜人头与卷曲的头发，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青铜人头像（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青铜笄发人头像（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三星堆出土人头像大体分四种。这种为圆头顶、阔眉、杏叶大眼、眼角吊起、大鼻、薄唇、下颌突出一道直达耳后，耳斜直，发向后梳，且有蝴蝶状发饰，颈部铸造为倒三角。

　　↑ 辫发青铜人头像（商王朝），2021年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扭身跪坐人像（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2021年在三星堆四号祭祀坑出土了三件大小造型基本一致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这件为保存较好、现存束发最高的一件。人像头微颔并扭向右侧，身体略前倾、双手半合十，手掌和两片盘发的内侧均磨平，曾为卡槽。人物双手、小腿和盘发上均饰有云雷纹、燕尾纹、羽冠纹等。铜像人物线条流畅，刻画生动，各部位包含的铸造信息极丰富。据发掘者推测，三件扭头跪坐人像或共同托举一件更大的复合型器物。

　　↑ 金杖（复制品），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铜人面具（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人面具（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人面具（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人面具（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神兽（商王朝），2022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神兽昂首站立，大尾微翘。其貌为"臣"字眼、扁方形大嘴、弧形叶状耳；腰身细瘦，四足粗壮；身上满饰云纹、火纹、鳞纹等，胸口饰有一棵神树纹样。神兽头顶宽扁，其上有一人站立于山形基座，形象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相似，基座底部前方还有一跪坐小人，后方

亦有神树纹。

此神兽是三星堆迄今发现的最大青铜神兽。其腰、背部的焊接痕迹表明这件神兽应当是器物基座。经过三维扫描和模型技术手段进行拼对，神兽上部承载的器物是出土于三号坑的一件大型顶尊跪坐人像。

　　灵物。早期人类将植物、动物和人都看作生命之物。其中，有一些成为超凡神物。在三星堆器物上发现的动物形象包括鸟、蛇、虎、鸡、犬、蛙等，还有众多的龙形器。这些器物本身的宗教性内涵目前无法确知，但可以合理推测，它们受到三星堆人的崇拜，并承担着某种特定的功能。

　　↑ 铜盘龙形器（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器物上一盘龙，立齿、犄角，长折耳。龙身饰几何纹。推测此物为器盖。

　　↑ 顶璋龙形器（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器为龙形，管状身。龙长折耳，双犄角，吻部凸出，似为角。张口露牙。此龙形为三星堆常见形象，见于器盖、神树、祭器和网格形器。

　　↑ 铜爬龙柱形器（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器物主体为一空心圆柱。顶蹲踞一龙，龙口大张，露齿，龙头上有镰刀形大耳一对，耳内侧有上卷的犄角。两前爪紧扣柱顶，下半身垂于柱侧，两后爪攀附于柱两侧，尾梢上卷。其他龙形饰不同，该龙下颌须较长。与龙身相对的柱壁上，有一简化的头向下的夔形饰。此器可能是某种器物上的附属构件。

　　↑ 金箔虎形饰（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虎形饰系用金箔捶机成形，虎头易远，张口作咆哮状，银都镂空，前运伸，后冠蹲，尾上拳，金奔跑状，遍体压印"目"字形物虎聚约、金虎呈半圆形，可能原来是粘贴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

　　↑ 铜虎头龙身像（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逃址八号坑出主，四川省文物考吉研究院藏。

此器物造型呈前爪支撑倒立、身体上翘的虎头龙，立手一个三叉型基座中部。虎头较方，圆眼外鼓，鼻向上微隆，鼻孔清晰可见，脑后两侧有圆尖耳。微张阔口，目内四颗门齿、上下各有两颗獠牙。虎口内衔一青铜带状物，整体似弓形。龙爪五趾，前四后一。肩部和股关节两侧各有一漩涡纹。膝关节有尖棱，身体两侧饰条状斑纹，内有黑色彩绘。其身体下方有一长方形补于状青铜片，以铜丝缠绕连接手器物上。底部基座各分支前端铸接小型濮脚青铜鸟，鸟喙内有小型吊环。鸟头、颈部饰鳞状羽纹，双翅与尾羽饰阴线弦纹，内填朱砂红彩。

虎头龙是目前三星堆所见最高的动物造型青铜器之一。与三星堆祭祀坑内的大部分器物一样，这件造型寄特的器物在埋藏时也斷成数块。从体型判断，它应当是三星堆人的重器之一。

　　↑ 铜蛇（头、身、尾）（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主，四川广汉三星维博物馆藏。

铜蛇残为三段，蛇头部宽大，头上有耳，长眼，眼球呈圆形凸起，左颈下有一环钮。蛇身饰姜形云纹，两侧腹部各有一排鳞甲。蛇尾上翘并向前内卷。蛇的造型颇具写实风格，蛇颈下和腹部有环钮，估计是挂在某种物体上。

　　↑ 陶狗头（商王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青铜大面具（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大面具宽颐广额，面庞夸张，眉、眼、鼻、唇、耳等线条流畅，棱角分明，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形制最为完整、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关于三星堆青铜面具文化内涵的研究有待深入。

　　戴冠纵目青铜面具(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目前所知的纵目面具共3件，均出土于二号坑。此面具双眼斜长、眼球凸出，两只大而尖的耳朵向外伸展，额上有高约七十厘米的卷云形饰。出土时均有眉眼描黑、口涂朱砂的痕迹，面具侧面及眼、耳等部位为嵌铸而成。

纵目面具夸张奇异的眼、耳造型，可与后世文献中记载的古蜀王蚕丛或神人烛龙相联系。

　　↑ 1、玉瑗（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种玉器平面呈圆形，中间开圆孔，肉面有同心圆状弦纹，圆孔边缘凸起的周廓高出璧身。因其孔大，称为玉瑗。《尔雅·释器》:"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好谓之璧，肉好若一谓之环。"其中，"肉"就是孔外的玉边的意思，"好"就是孔的意思。对这类玉器，学界还有"有领璧""带肩环""玉钏"等多种称呼。在三星堆一、二号坑还发现类似的铜制品。《荀子大略》称："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但是三星堆用这类器物的含义并不清楚。

　　↑ 2、铜瑗（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2、铜瑗（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4、有领铜璧（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4、有领铜璧（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6、海贝（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1986年三星堆两个坑内出土近五千枚各类齿贝，有环纹贝、虎斑贝、有齿海贝等，大多装在铜器内，如二号坑的铜尊内就有935枚。有齿海贝，分布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

　　↑ 7铜贝（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铜贝两面隆起，上有一穿，两侧各有一凸起和沟槽，边缘呈齿状，因此有学者认定其模仿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几千枚不同种类的海贝中齿贝。铜贝上端有三个并联的环钮，在同一坑内还发现三枚成套相连扣的青铜贝。此铜贝可能悬挂于青铜神树。

　　江岷灵标

三星堆遗址是我国长江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先秦遗址。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研究也逐渐拓展到对聚落功能分区、水路交通体系、聚落体系、族群构成、社会结构、手工业发展等方面的探讨。研究相对比较深入的是器物，包括其工艺、资源来源、水平等。三星堆器物制作上的创新性，为中国青铜时代谱写了一曲华丽乐章。

　　↑ 边上这个是: 铜戈（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铃（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铃（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铃（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铃（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铜铃（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 器

三星堆出土大量青铜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信息，为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渊源提供了线索。对于三星堆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铜料产源、铸造工艺、产品输出与技术转移扩散、工匠组织等方面。

　　↑ 金箔片一组（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号坑灰烬堆积中出土了45件金器。大部分金器出土时卷曲，舒展后可辨器型，表面有多处褶皱。其中鱼形金箔片15件，整体都呈柳叶形，身上錾刻有鱼刺纹。

　　1、金箔叶形饰（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2、金箔饰件（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件金饰为羽纹，在三星堆的青铜和牙雕上有类似纹样。与八号坑同出的其他六十余件金箔饰件不同，这件金箔运用了镂空工艺，充分体现出三星堆在金器加工方面的高超工艺。

3、金箔璋形饰（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器型模仿玉质的牙璋形制，此饰件器型窄长，素面无纹饰。柄部两侧各有一缺口，角端有一小孔，原应悬挂于某处。

4、圆形金箔（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五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5、小号金箔鱼形饰（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金箔鱼形饰呈柳叶形，头端钻有一圆型小穿孔，以作悬挂之用。两侧近头端处各有一缺口，饰件表面錾刻有叶脉纹。金箔经捶打成形后，用尖锐的工具剪切成叶片形，再錾刻出细节纹样。其他形状的金箔饰片如鱼形饰、璋形饰等均是经上述工序制成。

　　金 器

三星堆出土金杖、金面罩、金虎、金鱼、金璋、金叶饰等黄金器物，展现出古代蜀人高超的黄金加工制作技艺。三星堆金器的材料主要来自砂金；其工艺主要是先热锻成形，然后采用锤谍和镂刻工艺制成较薄的金箔或金片，有选择地对个别金器表面进行抛光处理，最后用铆接和粘贴等方法将其固定在其他器物的表面。

金器制作的基本工艺包括锤碟、铸造、包金、贴金、平脱、掐丝、暂刻、雕镂、鎏金、金错和镶嵌等。其中，锤碟是充分利用金料质地较柔软、富于延展性特点，逐渐捶击使材料按设计延展，做成需要的器物。暂刻或雕镂是器物成型之后的进一步加工技术，多施用于花纹。

　　↑ 金带（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金带两端均残，侧面可见剪切痕迹。整体呈" L "形。圆角。素面。

　　↑ 玉砖形器（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玉质通体呈青灰色，器型为规则长方体。方座四个侧面均有纹饰，两长边侧面为兽面纹，兽面呈一对夔龙向两面展开状，卷角，龙尾上卷，方颐，长眉直达龙尾端，大眼，长直鼻，阔口，露齿，兽面纹两侧有形似蕉叶纹的山形纹饰。两短边侧面为凤鸟纹与山形纹饰，凤鸟眼圆，喙长而尖，鸟身较长，背部耸起一只羽翅，鸟纹两侧各有一山形纹饰。顶面有一直径约2.0厘米的半圆孔。该器物疑似某器物的底座。

　　↑ 1、玉戈（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件玉戈宽援呈三角形，两面正中阴刻长方形纹饰；下方的扉牙与柄部之间有圆孔。器物整体线条流畅，制作精美。

　　↑ 2、玉斧（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这件玉斧刃沿既厚且钝，不具备实用功能，应该是礼器，象征权力与社会地位。同一坑内出土的玉斧和石斧共有十二件，平均长度为二十二厘米，形状大体上呈梯形，有些近乎长方形。玉斧当由石斧衍生而来，正如玉锈和玉凿等也从实用的石锈、石凿发展而来。

　　↑ 3、玉锈（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件玉锈呈梯形，单面刃，通体磨光，未见任何使用痕迹。因出土于祭祀坑中，其功能应该与祭祀礼仪有关，或象征权力和财富。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玉礼器种类较多。

　　↑ 4、玉斤（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这件玉斤为黑色透闪石制作，呈长方形，局部有灰白色花斑，器物中段略窄，顶部一角有破损，其中一面有三条平行阴线。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共出土六件玉斤，当中三件有火烧的痕迹。此玉斤未有被火烧的迹象。

　　↑ 5、玉凿（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此玉凿器身光滑，制作精细。三星堆文化的玉凿与玉斧、玉锈相类似，是从实用工具演化而来，代表权力和财富而用作礼器，仅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就出土了三十五件之多。

　　↑ 6、玉珠串（商王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7、玉舌形器（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8、玉舌形器（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9、玉璧（商王朝），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10、玉璧（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11、玉环（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玉 器

三星堆出土玉器的玉料以闪石玉为主，其他还有蛇纹石玉、大理岩、石英、长石等。通过对成都平原西北龙门山脉一带玉料分布情况的初步调查，以及与中国其他区域矿源产地玉料标本进行的初步对比，基本明确三星堆玉器绝大部分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仅有极少数玉器是由其他区域文化直接输入。

　　↑ 陶鸟头勺把（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此器为泥质褐陶，残存空心柄，一端为勾喙鸟头，头微下垂。应为一种器物的残柄。鸟头勺把是三星堆最具特色的陶器制品。除了陶制的鸟头勺之外，三星堆还出土铜制的鸟形器物。这些器物体现了三星堆人对鸟的崇拜。有学者认为，鸟头勺把形器物可能在古蜀祭祀活动中使用。

　　↑ 陶小平底罐（商王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陶小平底罐罐底平而小，罐口略內收。整体器型上大下小而不失沉稳，罐体圆转美观，应该为轮制。小平底罐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开始出现，是三星堆文化中的典型器物。

　　↑ 陶瓶形杯（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陶盂（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自2001年年初以来，已揭示出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场所、居住址及大型墓地等，出土有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以及数以万计的陶片、重以吨计的象牙、大量的野猪獠牙和鹿角等。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器物简单比较，就能看出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

　　1995年﹣2000年

命名为黄忠村遗址阶段

这一阶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金沙村附近的黄忠小区、三和花园、金都花园等地点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型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遗存，时代大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由于当时的发现主要集中于黄忠村区域，因此将遗址定名为"黄忠村遗址"。

　　↑ 有领玉璧（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祭祀区出土的大量玉璧，可分为有领和无领两类。有领玉璧或周边有"齿"，或边沿圆滑。这件是金沙遗址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件。环境因素导致其颜色出现变化：一面呈深紫色且有白斑，另一面为白色并带有棕色的斑纹。

　　↑ 铜眼形器（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眼形器整体呈菱形，中部略外弧。眼睛、眼角、眼眶以墨绘的方式表现，表面局部呈黄铜色。

　　↑ 铜眼形器（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此眼形器整体呈薄片状，器身中部宽、两端漸窄。一端（眼头处）向内勾卷，另一端（眼尾处）向上弯曲；中间眼珠直径约3.2至3.4厘米。在眼珠斜下方有一小弧形凸点，眼珠和眼形器的外围一周等部分涂有黑色颜料。该件铜眼形器造型与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青铜大立人像座腿上的一组眼睛形纹接近。

　　↑ 镂空铜眼形器（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 铜圆形眼泡（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这件立体眼睛，接近圆形，残存黑彩，底部有穿孔，内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也有多件器物采用了墨绘的方式，说明这是成都平原先秦时期青铜器上流行的一种装饰手法。

从三星堆到金沙，对于表现眼睛的热情未减。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作为附件，均显示出眼睛崇拜文化特征。

　　↑ 铜圆形眼泡（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此器形体瘦高，呈圆柱状，内空，器顶凸起，上有彩绘。器身残留的青铜附着物或为有领璧残片。此器应非单独使用，可能与同出的眼珠处镂空的铜眼形器共同使用。三星堆遗址曾出土数件眼球呈圆筒状并向前凸出的青铜面具，以及几十余件青铜眼泡。相较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眼泡，金沙遗址出土的此件青铜眼泡形体较高，数量较少，但其造型风格同三星堆一脉相承，体现出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 连弧刃铜戈（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 铜龙首（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共出土7件龙形器，龙形器均残。圆眼，中部镂空，边缘凸起。张口露齿，下颚平直，上颚共三齿，其中前面两齿呈弧形，粗壮，后面一齿未端呈开花状，分别向两侧歧出上翘。鼻孔呈圆形，为双阴线造型，以显出鼻孔的肥大，未镂空。龙须从嘴上吻部向后翻卷形呈羽翅。龙头后部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顶有对称的犄角相对向下勾卷，下有一裂口；下部为双线条形式勾勒出的上下勾卷的云纹装饰。

　　↑ 铜牛首（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 铜鸟（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铜鸟首高昂，鸟嘴上翘，圆眼突出，双翅收束上翘，尾羽折而下垂。鸟头、颈、身上饰翅羽纹及点状鳞片纹，鸟腹及双翅上饰卷云纹。腹下有一残断的柱形器，可能是用来支撑铜鸟或是铜鸟与某一铜器的连接部分，推测此器应是立于大型铜器上的附件。金沙遗址出土不少鸟形器，表现出与三星堆在鸟崇拜上的一脉相承。

　　↑ 铜鸟（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 排列顺序:

1 2 3

4 5 6

1、铜挂饰（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2、八边形铜挂饰（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3、铜挂饰（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4、双翼平口铜铃（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5、双翼平口铜铃（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6、合瓦形铜铃（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 玉神人面像（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玉神人面像两面对称，为头部的侧视。长眉，大眼，钩鼻，阔口，口内3齿。方颐，大尖耳，头戴冠饰。

　　↑ 玉箍（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在金沙遗址中已发现8件玉质箍形器，均呈圆柱形，中空，微束腰，器壁薄，有的在器身上下口沿处各阴刻两道细弦纹，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手腕上戴有一装饰，其形制和玉箍形器相似，表明这类箍形器是一种戴在手腕上的装饰品。

　　↑ 玉琮（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发现的绝大部分玉琮多是呈方柱体或扁方体，内孔通常较大，孔壁较薄，器表不分节槽，素面无纹。

金沙遗址祭祀区共出土三十三件玉琮，十六件石琮。材料取自四川。与三星堆相比，金沙玉琮数量多，说明玉琮在金沙宗教礼制系统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有学者推测，金沙时期由于铜料来源减少，因而大量使用玉琮代替青铜像。

　　↑ 四节玉琮（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透闪石玉，质地温润，灰白色，半透明。整体呈方柱体，外方内圆，中空，柱体四面外壁中间开出竖槽，将每面一分为二，使四角形呈方形凸面。凸面开横槽分节，共有四节，每节凸面刻划九道平行直线纹，三道一组，线纹平直规整。中孔两面对钻而成，孔壁光洁，平整、光滑。制作规整，打磨光洁，圆润光滑。该器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研究商周时期成都地区古蜀先民玉器加工工艺、青铜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

　　↑ 玉戈（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这件玉戈以青绿色玉石制成，形体较大，锋刃犀利，援较长，在援本部的两面正中有阴刻的长方形几何纹。柄部有一大一小两个小孔，可能为固定的作用。戈为古代兵器，与本器同时出土的器物中有青铜戈。玉石所制的戈没有使用痕迹，应该为祭祀用器。此器援较细长，与三星堆出土的长援玉戈相似，体现了南方的特征。

　　↑ 玉璋（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 玉钺（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 玉凿（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 排列顺序:

1 2

1、有领玉璧（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出土大量有领玉璧，其与三星堆有领玉璧形制相同。与这件玉璧同一坑内出土有金面具、人形青铜器等，其应为祭祀用品。

2、玉镯（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大树根遗迹

在祭祀区古河道边发现了一处3000年前的树根遗迹，分布范围达100余平方米。经鉴定，这棵树应为秋枫。在我国，秋枫主要产于陕西、江苏、福建、四川、云南等地，常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下的山地沟谷，或于平原栽培，喜水湿。秋枫树根遗迹不仅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环境状况，也可能与金沙的祭祀活动有关。

　　↑ 石跪人像（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遥址出土，成都金沙遥址博物馆藏。

金沙遷址共出主石揽人像10件。均为能坐人像。头顶发式中分，四角高感，悠后有辫发两案。发秉并为一般，直垂手后背的双手之间。模体，赤定，双線屈鋪，双手被绳案反缚。

　　↑ 石虎（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共出土8件石虎。均为卧姿，直颈昂首，头及颈较身大，口大张，管钻而成，眼睛、耳、须均为阴刻，口、眼睛、耳、须上均涂有朱砂。虎臀部有一圆形小孔，推测用来插虎尾。

　　↑ 金三角形器（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外形大致呈圆角三角形，中部为镂空三角形，一端有长方形柄部，边缘内卷，素面。整体系锤碟成形，应垫有模具。目前国内尚未发现过类似的器物。

　　↑ 蛇纹圆角梯形金箔（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 金喇叭形器（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喇叭形器不见于三星堆遗址，是金沙遗址新出现器物。喇叭形器不平整，但弧面也比较平展，附于它器仍欠牢固，很可能均采用了贴金工艺，使用有加固的粘接材料。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两地出土了很多相似的器形，比如金面具、鱼纹带饰、鱼形饰等。在用途方面，这些应该都是用于祭祀时和其他器物一起搭配使用，不能单独成器。两者也有不同，即在数量上，三星堆出土金器数量明显多于金沙祭祀区。在尺寸上，三星堆金器的尺寸远大于金沙祭祀区金器。而金沙祭祀区还出土了一些三星堆不曾有过的器物，如喇叭形器、四鸟绕日饰、蛙形饰等。可以看到金沙遗址的金器在三星堆遗址的基础上继承而又有所发展。

　　↑ 鱼形金箔饰（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所出的金器，以平直的带饰和圆形、蛙形、鱼形等平面器居多，这些金箔的形制决定了粘贴是最适当的形式，所以有些研究文章推测部分金箔饰应当是粘贴在漆器上的装饰，希望将来能得到科学鉴定的证明。

　　↑ 金鸟首鱼纹带（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带较短，整器平面呈梯形，带面平整。金带锤碟成形，纹饰主要采用錾刻工艺，在部分细部如鱼身等处辅以刻划工艺。器表有两鱼形纹饰，鱼尾向外，鱼首相对。鱼的形态较为奇特，鱼嘴前有似鸟喙的长吻，吻前端上翘且略后勾，长喙下缘作波浪形曲线。鱼为棱形眼，尖桃形腮，背、腹部均有鳍，背鳍一长一短，腹鳍一前一后，形态前尖后圆，身与尾之间以折线纹分隔，鱼尾呈"丫"形向两侧展开，鱼身无鳞甲，只刻划几道水波状短线。

有学者认为这种鱼为中华鲟。一是中华鲟这种鱼类活化石分布于长江干流，每年9~11月间溯长江而上，到金沙江至屏山一带进行繁殖，所以当时的金沙古蜀国人可能有见过中华鲟。其二，鱼纹带上的这种鱼头呈三角形，眼睛呈棱形，全身线条比较硬朗且很修长，长长的尖嘴向上翘起。而中华鲟也是头呈三角形，鱼眼睛以前部分扁平呈犁状，并且和纹饰一样都向上翘起，而中华鲟尾巴的上叶长、下叶短，成为一形，和图中的字形基本一致。

　　↑ 石鳖（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身体呈圆形，体肥硕。三角形头部前伸，四肢短小后缩，腹部扁平。全身打磨。此器造型稚朴简洁，形象逼真生动，具有较为强烈的写实色彩。

这件器物应当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物品，是龟灵崇拜的表现形式。

　　↑ 石蛇（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蛇首三角形，头微昂，圆眼向上，黑眼眶，眼珠涂朱，黑色瞳孔，眼珠与瞳孔间为白色。扁嘴大张，蛇芯上卷，眼后与颈间朱绘一道弧线。

　　↑ 铜方孔形器（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 石璧（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玉石器是金沙遗址出土器物中的大类。目前该遗址内已经出土了3000余件玉器，1600余件石器。其巨大的体量、丰富的种类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再次彰显了古蜀玉石器制作业的发达与昌盛。就其与三星堆关系而言，这些玉器无论在形制上还是材质上，都属于同源同类。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

　　↑ 铜立人像（晚商至西周）（复制品），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由上下相连的立人和插件两部分组成。立人身着短袍，头戴一道环形帽圈13道弧形芒状饰，沿着帽环周缘呈反时针旋转，脑后三股发辫，垂至后背中部时有一宽带将三股合为一束。脸瘦，眉弓突起，椭圆形眼，颧骨高凸，直鼻方颐，两侧的耳垂有穿孔。腰间系带，正面腰带上斜插一物。左臂屈肘于胸前，右臂上举至颈下，双手腕上各有一箍形突起。

　　↑ 金面具（晚商至西周）（复制品），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祭祀区出土的这件金面具与三星堆金面具同属一类器物，差别只是在大小尺寸上。

比较而言，金沙与三星堆在金器方面有相同也有不同。在数量上，三星堆出土金器数量明显多于金沙祭祀区。在尺寸上，三星堆金器的尺寸远大于金沙祭祀区金器。

　　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

自从1986年﹣1990年，考古工作者曾在广汉、什邡、新都和彭县区域内进行了5次调查，在广汉境内发现了毗卢寺、烟堆子、石佛、金华和大堰等5处三星堆文化遗址，在什邡境内发现人民﹣新安、三包、水碾河等3处三星堆文化遗址，另外在一些地方采集到三星堆文化器物。通过器物比对，人们对三星堆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期。

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是四川盆地龙山时代的土著文化，以成都为中心，以川西平原为基本分布区，距今4500年﹣3700年，主要遗址包括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和大邑盐店古城、高山古城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最早期归属于宝墩文化。

　　↑ 陶圈足罐（新石器时代），四川成都新津宝墩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宝墩文化的陶器制作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加以慢轮修整，圈足和器底均为二次黏接。此器外壁饰有绳纹，乃在陶坯制成后用印模拍打器表而成。与纹饰发达的宝墩文化陶器不同，后期的三星堆陶器以素面为主，显示了制陶业的重大变化。

　　↑喇叭口高领罐（新石器时代），四川成都新津宝墩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陶宽沿尊（新石器时代），四川成都新津宝墩遗址出土，成都博物馆藏。

　　↑ 陶敞口圈足尊（新石器时代），四川成都新津宝墩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敞口圈足尊为宝墩文化代表性器物之一。此时期器类盛行平底器和圈足器，不见圈底器和三足器，器型大多为宽沿、大翻口的风格。到了晚期，这类敞口圈足尊日趋减少，而小平底器等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逐渐发展和盛行，体现了从宝墩文化逐渐过渡到三星堆文化的过程。

　　↑ 圈足残片（新石器时代），四川成都新津宝墩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吉研究院藏。

　　↑ 陶小平底罐（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陶高柄豆（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陶盂（中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陶尊（晚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1、球形陶壶（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2、陶壶（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3、陶瓶 （中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3、陶瓶 （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5、陶觚（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十二桥文化

十二桥文化是广泛分布于成都市区郫江两岸、以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经发掘的遗址有成都市十二桥、指挥街、方池街、岷山饭店、抚琴小区、羊子山土台下堆积和新繁水观音等。其房屋为木构建筑，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素面陶占大多数，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型有高柄豆、小平底罐、盂、鸟头把勺、尖底杯、尖底罐、尖底盏、壶、瓶、盆、高领罐、花边口罐等。

学界认为，三星堆最晚一期于三星堆主体遗存而言发生很大变化，而与十二桥文化大同小异。

　　↑ 陶圈足尊（新石器时代），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陶盂（商），四川成都中海国际社区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排列顺序:

1

2 3 4

1、陶鸟头勺把（商周），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2、陶小平底罐（商），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3、陶圈足罐（商），四川成都中海国际社区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4、陶豆柄（商），四川成都中海国际社区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陶尖底罐（晚商），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1、陶器盖（商）四川成都新都大丰方营小区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器盖（西周），四川成都方池街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3、陶尖底盏（晚商），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4、陶尖底盏（西周），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排列顺序:

1 2 3

1、圈足陶杯（西周），四川成都郫县石亭村三组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2、尖底陶杯 （西周），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3、尖底陶杯（西周），四川成都方池街总工会古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排列顺序:

1

2 3

1、陶猪龙（西周），四川成都方池街总工会古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2、喇叭口陶罐（春秋），四川成都新一村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3、圆底陶金（春秋），四川成都西城区房管局地点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猪龙（西周），四川成都方池街总工会古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喇叭口陶罐（春秋），四川成都新一村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单翼铜铃（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与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单翼素面铜铃类似，纹饰则如山东、河南、陕西关中地区出土的阔腔青铜饶壁上纹饰。

　　↑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与单翼铜玲。

　　↑ 单翼铜铃（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与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单翼素面铜铃类似，纹饰则如山东、河南、陕西关中地区出土的阔腔青铜饶壁上纹饰。

　　↑ 白陶盂（夏），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

　　↑ 玉箍形器（商品），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仓包包地点采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玉琮（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玉璧（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玉钺（夏），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

　　↑ 玉锥形器（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此玉器出土于三星堆仁胜村五号墓，顶端略细，有锥形榫，近锥尖端略粗。

同墓出土的还有三件泡形玉器，皆一面平、一面圆凸，中部钻有一圆窝或一圆穿，可能与玉锥一同使用。

玉锥形器有可能并非本地制作，而是由域外输入。这类玉锥形器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及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的同类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或为两地文化交流的物证。

　　↑ 玉锥形器（良渚文化），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 石璧（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牙璋，1931年燕家院子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玉牙璋是古蜀玉器中表现最突出、数量最多的一类器物，也是体现三星堆与中原夏商文化交流的典型器物之一。玉璋最早的标本可能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山东龙山文化中，后在距今4000-3700年左右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中发现了数十件玉璋。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际，玉璋明显已成为当时礼仪活动中的核心礼器，其后更随着二里头文化向西向南扩展辐射，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福建、香港及越南等地区都有相当的发现。而四川可以说是目前全国出土玉璋最多的地区，三星堆遗址已出土数十件，金沙遗址出土200余件，两个遗址出土玉璋的数量超过全国其他遗址或地点出土玉牙璋数量的总和。

　　↑ 斜首玉璋（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玉璋（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中国的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与周边文化存在明显差异，显示了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作为古蜀文化的代表，三星堆也吸纳了周边地区不同族群的不同文化，体现出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包容性与创新性。三星堆的独特性，使其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最耀眼的星辰；三星堆的包容性与创新性，使其成为人们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征、文化原动力的最佳标本。

　　青铜尊、罍

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地点较为集中，器型也比较固定。容器类青铜器仅有尊、嚣、甑、盘等几种器型，其中出土数量最多、特点最为突出的是青铜尊、罍，一般认为二者造型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十分相近。

　　↑ 兽面纹青铜罍（商），湖南岳阳县荣家湾镇农科村鲂鱼山出土，岳阳市博物馆藏。

　　↑ 铜罍（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方唇，窄沿，直口，直颈，斜肩微弧，直腹，近底处弧形内收，平底，圈足稍外撇。颈部有三周凸弦纹，肩部、腹部和圈足上各有四扉棱，上下对应，将纹饰四等分。肩外缘及器壁上补铸四个卷角羊头。肩、腹及圈足纹饰均以云雷纹为地。肩部饰象鼻龙纹。腹部上沿纹饰同肩部；中部主纹为卷角夔龙组成的兽面纹，兽面正中有一浅凸棱，主纹两侧又有以扉棱为中轴倒置的兽面纹；下部有目云纹饰带。圈足上部有四个方形镂孔与扉棱成一线，下沿有八个小镂孔。圈足饰双列式目纹。

　　↑ 兽面纹青铜尊（商），湖南岳阳县费家河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 铜尊（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尊均为高领大口，口径略大于肩径，折肩，圈足较高，为殷墟二期前后青铜尊的特征。纹饰以雷纹衬地，兽面纹有连体和分解兽面纹，身多曲折，多扉棱装饰，也是殷墟二期前后青铜器的纹饰特征。

　　↑ 高发冠青铜人头像（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仅存头部，整体器形不明。国字脸，粗眉，三角斜眼，高鼻，大口，方颌，长方耳，耳垂处有小圆孔，头后有" U "形轮廓，故其发式为"立发"。头戴高冠，冠梁较宽，绕头一圈，前额两侧向外伸出，呈"几"字形，冠身较高且向后下方弯折，表面有多道沟垄，与后世的"纶巾"较相似。颌下接一长柱，似表现人头像的颈部，末端呈尖锥状，原应套接其他器物，头后往下斜伸出一圆柱与头像相连。此高冠人像与石家河文化中的高冠人像高度类似。

　　↑ 铜兽面（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铜跪坐人像（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辫发青铜人头像（商），2022年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辫发青铜人头像（商），2021年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依头像造型，把金箔粘贴在青铜人头像面部。覆盖范围除了眼睛、眉毛外，包括整个耳朵在内。金面罩代表肤色，或者地位，无法定论。

　　↑ 辫发青铜人头像（商），2021年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辫发青铜人头像（商），2021年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人头像（商），1986年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辫发青铜人头像（商），2022年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金面具青铜人头像（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辫发青铜人头像（商），2021年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辫发青铜人头像（商），2021年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辫发青铜人头像（商），2021年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辫发青铜人头像（商），2021年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青铜大立人（复制品），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结 语

围绕三星堆遗址所开展的发掘、研究与保护、传承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成功案例。其问题意识、价值导向、叙事方式等无不具有中国考古学之特点。

就三星堆文化本身，及其后续的金沙文化而言，能深深打动我们的，除看得见的美、震撼和神秘之外，还有"人"-﹣就是他们于其时代所常见的青铜、金器、玉器、陶器等材料、工艺中，对自我的充分表达。这种表达，既有时代文化的共性，更有区域文化的个性，融汇与创新并行不悖。这也正是中华文明能呈广大而久远之气象的原因所在。

　　尊敬的读者，您好！

能阅读到这里，说明您与我一样，对三星堆与金沙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次去参观，共欣赏、拍摄到262件文物（其中有5件复制品），文物之精美令人惊叹，曾一度流连忘返。

此次展览，文物多为商王朝的产物（公元前1600年…1046年），纵观历史，历朝历代除了商王朝统治有554年，其他朝代没有超过300年的，可见商王朝统治力之强大。

这次展览的是自1927年在三星堆发现玉石器以来的近百年间，出土的珍贵文物，曾一度醒惊天下，看那神秘的器型、看那令人费解的埋葬坑、看那鬼斧神工的技艺，无一不让人感叹……

如今，对巴蜀文明的探索与发掘也许还只是个开始，也许还有很多待解之谜，也许还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愿本篇的信息传递，以及这精美、深奥的古蜀文明，能助力您奋起想象的翅膀，自此开启一段新的探秘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