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人民的公仆吴帆子

豆芽

一位人民公仆的浩然正气

————记无私奉献、两袖清风的原花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帆子

导语：今年10月18日至24日，党的十九大在北京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式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

去年，中央纪委通过对一些典型腐败案件的剖析、拍摄了一部反腐倡廉的纪录片《永远在路上》。10月25日，花都区公安分局纪委根据上级纪检部门的要求，也下发了《关于收看讨论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的通知》，要求分局全体民警收看该片并组织民警进行讨论，撰写观看体会。

而原花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帆子是一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民公仆，他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将令世人敬仰。《花都警讯》责任编辑、记者刘鹏利用业余时间，前后花了近四个月采访、整理，写出了纪实文学《一位人民公仆的浩然正气》一文。该文在花都区纪委举办的 “中国梦·廉洁花都梦”征文中荣获“一等奖”。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有关精神，同时响应分局纪委《关于收看讨论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的通知》要求，对时下的反腐倡廉树标立杆，进行正面的宣传、教育，本期公众号将推出纪实文学《一位人民公仆的浩然正气》，敬请关注、阅读。

一、从吴帆子身后家属交不起住院费、买不起一块墓地说起

2004年2月16日下午，原花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帆子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花都区殡仪馆大厅举行。广东省内外的东江纵队老战士、花都区各条战线的领导和来宾共300多人怀着崇敬的心情、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为这位好人送上最后一程。

下午3时30分，告别仪式正式开始。花都区殡仪馆大厅哀乐低鸣，吴帆子的遗体摆放在鲜花丛中，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其遗体上。继时任花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麦忠民之后，参加告别仪式的来宾们陆续向吴帆子的遗体三鞠躬。人们无不为这位有着50多年党龄、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无私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民公仆而泪流。

告别仪式结束、吴帆子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装进了一只家属仅花了20多元买的瓦缸内，再草草的露放在狮岭镇合成村一无名山头的一个亲戚的墓旁。

作为曾在《花都市报》工作过、也作为吴老生前的忘年交的笔者（吴帆子是《花都市报》前身《花县报》第一任社长兼总编）全程参加了当天吴帆子的遗体告别和安葬仪式。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一位纪委书记、花都区为数不多的享受副厅级待遇的领导，用来装骨灰的仅是一只简陋的瓦缸，而其骨灰又草草的露放在荒山野岭？一名普通市民身后大都还会买一块墓地安葬，吴帆子身后的待遇简直还比不上一名普通的市民呀！！

在安葬仪式结束回来的路上，我就此疑问问及吴帆子的儿子吴立东。立东泪流满面的告诉我：“我和哥哥都下岗了。爸爸患癌症住院、花去了家里仅有的几万元积储后，我家实在是再没钱给爸爸买墓地了。爸爸累了一辈子，死后连一块像样的墓地都没有，想起来我就伤心。”

听立东这么说，我的心不由自主的紧了一下。尽管还有些疑问，但在这悲伤的日子，我不便多问。

2010年初，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再次走进吴家，去看望吴帆子的遗孀王静阿姨。朝阳从陈旧的纱窗透射进来，洒落在早过时的老式木沙发、木板床等家俱上；洒落在客厅里那台静静的悬挂在半空、脱漆的吊扇上——这是间从没装修过、也几乎没有一件值钱东西的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成语——“家徒四壁”。

吴帆子生前的书桌

再次谈起吴老逝世后、家里买不起墓地这一敏感话题时，王静阿姨忍不住抱着我痛哭了起来。王姨边哭边跟我讲起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自2003年7月26日吴帆子患胆囊癌及中风住院到次年2月12日溘然去世，共花去近21万元人民币治病。由于按规定许多药物不能报销，结账时医院只报销了82558.5元，剩下的12万多元全由自己出。

尽管吴老生前省吃俭用，但他一向好善乐施，以至到其生病住院时，家里的所有积储只有4万多元了。最后，吴老两个下岗的儿子及王姨侄孙女各出了一万元、加上其他亲朋凑起的不到一万元，还有近4万元的医药费无着落。家属们都遵循吴老生前教导，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不向组织开口。

客厅那台脱漆的吊扇在述说着吴家的清贫

江健珊阿姨现定居香港，以前是吴老为其平反摘掉“右派”帽子。得知吴老病重，她特地从香港赶回来看望。在以往的交往中，吴老夫妇的清政廉明江健珊是再清楚不过了。她了解到吴家的处境，便主动将38000元钱借了出来，这才总算将吴老住院的所欠款结算清楚。

就在2月16日吴老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前几天，王姨与儿子立东也想为操劳了一辈子的吴老买块墓地。他们跑了花都的圆玄道观、金钟墓园，清远的中华墓园等，一块墓地少则两万多元、多则要好几万。此时，家里哪里还拿得出两万多元钱出来呀！当时为了减轻半昏迷的吴老癌细胞扩散带来的疼痛而借钱为其治病是迫不得已，如果再去借钱为吴老买墓，他们相信，一辈子也从不向组织和他人开口的吴老即使睡在借钱买来的墓地里，他也是不会安息的。

王姨与立东回来后，召集亲朋商量。亲戚阿芳说她爸爸前几年逝世后，也是买不起墓地，就用瓦缸装了骨灰草草地安放在占地仅一平方米左右、位于狮岭镇的自留山上。倒不如将吴老的骨灰安放在她爸爸的墓地旁，这样也不用占山地。

最后，大家采纳了阿芳的建议。

听了王姨的哭述，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作家和记者应是时代的歌者。吴帆子先生生前的为人我早有所知、所闻，我决定更深入的去了解、挖掘他的事迹。我意识到这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在全国领导干部学习“廉政准则”之际，报道吴帆子的事迹将对反腐倡廉起到正面的教育作用。

吴帆子生前的藏书

于是，我深入的采访了吴帆子的遗孀王静阿姨，她也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吴老的一些翔实的材料，我还采访了吴老的亲朋、生前的同事等。

随着采访的一步步深入，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也越来越佩服吴老的为人：什么叫战友情深？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叫克己厚人？什么叫艰苦朴素？什么叫清正廉明？什么叫刚正不阿？什么叫浩然正气？什么叫为官之道？什么叫共产党员？什么叫人民公仆？等等等等，您看完本文有关吴帆子的事迹报道后，也许能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二、“若牺牲的战友评不到烈士，我将死不瞑目”

吴帆子原名吴海泉，1928年9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博罗县公庄镇坡头神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年轻时用“吴帆子”的笔名写了一篇关于青年人投身革命的浪漫故事在报纸上连载，以后便改名吴帆子。

吴帆子父亲吴观祐，是一个地道的农民，靠给地主家种田并兼做些汤圆挑着去卖来勉强维持家计。母亲何娣继生完吴帆子后，又陆续生了11个小孩，由于家境贫寒，最后只养活了四个。

1949年6月前，吴帆子分别在博罗县桔子小学、三乡初级中学、省立惠州中学读书。

1950年6月，吴帆子（后右三）到花县一中参加团支部活动

这年的8月15日，对吴帆子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天。这天，高中毕业的他报名来到东江纵队三支队江北干部训练团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10月初，解放军先头部队与东江纵队司令部取得联系，为了配合大军南下，吴帆子和曹直等人深入到农村，参加了筹备粮食工作。14日，21岁的吴帆子跟着罗光连、曹直等随三支队大军到达花城，参加了解放和接管花县的战斗，在军管会任文书工作。30日，吴帆子由曹直介绍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同年12月至1950年4月，在清匪反霸斗争中，吴帆子被任命为花县推广乡人民政府督导员、推广粮仓主任，兼任花县第四区（今花东镇）剿匪联防委员会主任。

1950年2、3月份，狮岭、推广、梯面、石角等乡政府先后遭土匪袭击，部分乡常备队员暴乱、携戒上山投匪。匪首钟子来纠集500余人在县城附近活动。3月19日，在“石角乡叛乱事件”中，第二区区中队长杨锦添，石角乡政府指导员黄星儿、税收员龙玉铁及仓管员王燮民牺牲。

当时，身为花县第四区剿匪联防委员会主任的吴帆子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花县公安营，并与公安营黄桥连长一起，带队前往李溪处理后事。龙玉铁及王燮民是被匪徒劫持到水口营一山上杀害的。黄、杨两烈士被匪徒枪杀在床上，血流满地、惨不忍睹。

记得前几天黄星儿与吴帆子见面时，为了安全起见，他还将一颗手榴弹留给吴帆子以防万一。而现在，曾南征北战的亲密战友却死在了叛匪的手上。吴帆子抚摸着战友的遗体、伤心得痛哭起来。

从这一刻开始，吴帆子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先烈们的未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擦干眼泪，吴帆子随即与石角乡谢树南乡长等人一起，将黄、杨两人尸体装殓埋在李溪梅秀祖北侧。

1959年，当花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建成后，吴帆子在纪念碑上只见到花县籍的龙玉铁、王燮民的名字，却见不到黄星儿、杨锦添的芳名。

吴帆子马上到花县民政局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他俩不是花县籍的人，故只能在原籍纪念碑留名。

可黄星儿原籍保安县，幼年丧父。其母携他前往香港谋生。1948年，黄星儿受组织派遣回东江参加游击队。他母亲定居香港，不可能回来；杨锦添是惠东县人，少年时即为孤儿。这样，黄、杨两位同志的烈士称谓按政策花县无法搞、原籍又无人理，有谁为他们申请烈士称号呢？两烈士的英名不是将被埋没了吗？ 

可由于当时吴帆子被打成右派，自身难保，不能他顾。

一直到1979年吴帆子被落实政策、平反后，他才再次萌发了为黄星儿、杨锦添两位战友申请烈士的念头。

吴帆子（右二）与侯天苗、陈忠拜祭四烈士

“死去原知万事空”。一个人死了，什么荣誉、地位、钱财、称号等等对他来讲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尽管如此，可作为幸存者的吴帆子，他心里总觉得自己欠了两位战友一笔债——战友们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年轻生命，吴帆子一定要在他们墓前树一块烈士墓碑，以教育后代。

为了给黄星儿、杨锦添评烈士，吴帆子多次骑自行车到花东、狮岭等地，找到谢庆汇、谢树楷等目击证人，并找到了当时被逼开枪杀害黄星儿烈士的凶手曾某南，进一步弄清楚了“石角乡叛乱事件”的真相。

有了目击者和凶手的证明，吴帆子整理好材料后，又骑着自行车一次又一次跑花县、广州市民政局和广东省民政厅。可一年一年过去了，两位烈士的批复迟迟未下。   

“若两位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不能被评为烈士，我死不瞑目。” 吴帆子下定了决心要为战友讨个说法。

于是，吴帆子上书给广州市民政局周局长、广东省民政厅李厅长。在他不懈的努力下，1993年6月28日，杨锦添、黄星儿终于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黄星儿烈士、杨锦添烈士的“革命烈士”证书

我突然想起了电影《集结号》的情节——“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连长谷子地率领九连47名战士在汶河岸执行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团长刘泽水下令，以集结号为令，听见号响就撤退。

惨烈的战争在炮弹的轰鸣中开始，九连的战士死伤惨重，谷子地没有听见集结号，他决定死守阵地。九连歼敌无数，最后，全连除连长谷子地，47人全部阵亡。

这场战争改变了谷子地的人生。由于部队改了编号，谷子地找不到组织，九连牺牲的烈士们也被认定为失踪。谷子地为了给九连的兄弟们讨个说法，也为了探明当年集结号的真相，开始了艰难的寻找，最后找到了47名战士的遗骨，47名战士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吴帆子为了给两名为革命事业付出年轻生命的战友讨个说法，从1959年算起，到1993年，经过他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两位战友终于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吴帆子不就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谷子地吗？！

1993年6月29日，黄星儿、杨锦添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第二天，65岁的吴帆子与老伴王静特地赶到花东镇花果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下，来到黄星儿、杨锦添墓地前，向长眠于此的黄、杨三鞠躬后，向墓地上香告慰英灵。

接着，吴帆子边为两位烈士烧着纸钱、边老泪纵横地喃喃自语：“两位战友，昨天你俩终于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过几天我还要组织人来为你们树烈士碑，你们就地下安息吧！”

烈士纪念碑的山坡上，满山坡的红棉花开得正如火如荼，两位老人伫立在烈士墓前，久久不愿离去……

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吴帆子都要召集东江纵队三支队的战友们到花东镇、狮岭镇等地为烈士们扫墓，一直到2003年。  

吴帆子知道，不可能再有亲人来为黄、杨两位战友扫墓了——东江纵队的战友们就是他俩的亲人。

2004年的清明节，黄星儿、杨锦添两烈士墓前，东江纵队的老战友们再次来为其扫墓。可队伍中再也见不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这年的2月12日，吴帆子罹患癌症与世长辞。

三、“共产党人做事绝不能伤了农民的感情，

一定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土改时期，吴帆子任花县一区土改工作队村、乡单元组长。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土改结束后被评为“二等土改模范”。后又参加了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试点工作。1953年1月16日，经罗杰、任振雄介绍，吴帆子在一区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4年9月，吴帆子被提任花县第三区（今新华街道）委员会第二书记，在没有第一书记的情况下主持第三区的全面工作。

那时花县还是一个农业县。吴帆子上任伊始，浮夸风大行其道。粮食主管部门试点对农村采取粮食随征带购办法，出现了购过头粮现象。当时很多农户将大部分口粮都拿了出来，仍不能完成征购任务。于是出动了村干部和工作队，开始挨家挨户去搜，甚至翻箱倒柜查余粮。农民余粮都被收空了，这无形伤害了农民的感情。

新中国才成立几年，眼看刚得到解放的农民又要饿肚子了。吴帆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样不行，宁愿受处分，我也要将情况反映上去。共产党人做事绝不能伤了农民的感情。”

当年，由于吴帆子同情农民的困苦，他所在的第三区没有采取过激行为征粮，致使该年第三区未能完成征粮任务。有关领导认为吴帆子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在整风运动中，吴帆子受到降级处分，由花县第三区委员会第二书记降为区委委员。

即便受到降级处分，可吴帆子“位卑未忘忧国”。这年年底，吴帆子等人再次冒着被处分的风险，在县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自已的看法。最终，吴帆子等人的意见得到了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县领导的指示下，粮食主管部门便又将大米110多万公斤向农村返销，才基本解决了农民口粮问题。

“购过头粮现象”的发生，使吴帆子更加意识到，干革命事业一定要脚踏实地、想农民之所想。毛主席不是提出“要走群众路线”嘛！违背群众利益的事是万万不能做的。

“一定要让农民重新过上好日子。”吴帆子暗下决心。

1955年春，花县大旱。1至4月降水量仅69.1毫米，受旱面积达24万多亩。

花县第三区是这次旱灾重点区之一，当前的第一要务就是抗旱抢插。吴帆子身先士卒、求真务实，动员农民挖深水井抗旱。 

春播时节，吴帆子一个村一个村的跑。他还经常利用工作之余及晚上与村民们一道踩水车，引水灌田。看着吴书记汗流浃背地亲自踩水车，大家都说：“吴书记真是来为咱老百姓办实事的呀！”

同时，吴帆子带领第三区一班领导深入基层，挨家挨户走访调查，写总结报告，制定措施，为民解忧。花县第三区的大街小巷、各乡镇的农田、山丘均留下了他辛劳的身影。

在一次抗旱抢插动员大会上，农民出身的吴帆子拍着胸膛道：“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按照已制定的方法去做，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场旱灾。目前，中共华南分局、花县驻军共1万多人前来支援抗旱。请大家相信，共产党是来为老百姓造福的。”

见吴书记拍着胸膛、掏心掏肺的许诺，村民们干劲更大了。

这年，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抗旱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全区按时完成禾苗春播抢插任务。而这两个多月来，吴帆子都是忙到凌晨才睡觉。由于休息不好，短短的两个多月，他明显苍老了许多。

在田美村明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位省劳动模范、养猪户邓伯反映养猪亏本，只赚个辛苦。吴帆子知道后，带着一帮社、队干部去了解情况。

一到养猪场，吴帆子就走进猪圈，抓起一把猪屎放在手心捻碎、又闻了闻道：“你们整天说养猪亏本，大家来分析一下，从这猪屎的情况看，明显精饲料（米、糠）太多、青饲料（红薯藤、蔬菜）太少，这怎能不亏本呢？！何况，多吃青饲料的猪，肉的质地会更好。”

看着手里抓着一把猪屎的吴书记讲得有根有据，站在一旁的邓伯为他的这种务实精神而感动，便频频点头。

接着，吴帆子吩咐三区畜牧兽医站兽医何康宁在猪场蹲点解决问题。

三区资料员（秘书）王静将这一件事记录了下来。她看在眼里，佩服之情油然而生。后来，王静成了吴帆子的终身伴侣。

四、花县唯一一对被劳教的“右派夫妻”

1956年3月21日，《花县农民报》（1957年改为《花县报》）创刊。吴帆子被任命为报社社长兼主编。当时报社只有5人，更没有什么通讯器材和交通工具，大家都骑着自行车到基层采访，且经常赶稿到深夜，工作相当艰苦。吴帆子虽说是报社领导，但他又兼记者、编辑、摄影、校对、终审等于一身。对于没有任何报酬的加班加点工作，吴帆子没有任何怨言，他只将此当作一种锻炼。

那时相片都是黑白照，为了节约开支，吴帆子就自己去学会了冲晒。由于报社没有暗房，他就用一块黑布将饭桌围住，再钻进里面冲晒相片，不管严寒酷暑，他都坚持了下来，每次一干就是一、两个小时。

每晚12时，吴帆子还要对着报社唯一的一台收音机、一字一句的记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一干又是近一个小时，天天如此，他却从来没有拿过加班费。

4月上旬，县领导因执行上级指示抢插早造水稻，强令农民将刚抽穗、杨花的小麦的割掉，造成冯村、合成两乡割去生麦3400多亩。《南方日报》报道了《花县割生麦事件》，批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同年5月，该报又发表了《花县压制民主事件》一文，并就此事在报上展开讨论。

吴帆子本着陶铸在主编会议上的指示和一个报人的责任、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将《南方日报》上《花县割生麦事件》、《花县压制民主事件》两篇文章全文转载到《花县报》并参与讨论。

1958年8月，在“反右”运动中，吴帆子因转载了《南方日报》上的这两篇文章并参与讨论而首当其冲被打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党籍，押送看守所劳动教养，成为花县第一个最大的冤案主角。他被剃光了头经常挨批斗、受尽了屈辱。而花县所有参与这次讨论的人统统被打成右派、无一幸免。

那时，揭批“右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的覆盖了县委大楼。其中有一张漫画，画的是一对男女在歌唱，标题是“夫唱妇随”——漫画指的就是吴帆子、王静夫妇。这样，仅这张漫画，又将王静纳入了“右派”圈内，将其赶去狮岭区搞巩固“三类社”工作，后又集中到“旗岭干部农场”劳动。一次摘花生闲聊时，有人问王静：你老公受那么重的处分，他家是地主吗？参加过反动党团吗？王静实话实说，提及老公任《花县报》主编时，转载了《南方日报》两篇有关花县的文章。岂料这一席闲谈，被认为是“当众放毒”，为老公“呜冤叫屈”，是认罪态度不好的具体表现而正式被定为“右派”，被送到长岗劳教所劳教，后又转去三水省劳教农场。这样，吴帆子夫妇成了花县唯一的一对双双被劳教的“右派夫妻”。

吴帆子得知妻子“因夫得祸”时，很是内疚，便写了一封封血泪信寄给妻子，鼓励她振作。吴帆子还想尽办法到三水去看望王静。为了能探望妻子，他便在农场劳动一个月不休息、积累三天的假期，再骑单车到三水。那时由于工作表现好，王静在省劳教农场被指定任妇女大队队长，工作是赶马车，无人跟踪监督。196l年的寒冬，吴帆子第一次去看望王静时，王静利用放牛吃草的机会，把爱人带到一个偏僻的山脚下，两人相拥放声痛哭，尽情倾诉着思念之苦。见心爱的人在寒冬还穿着一条夏天的麻布裤、冻得簌簌发抖，王静握着他冰凉的手，用自己的体温来暖着他——那是一场何等凄凉而悲壮的见面啊！

这是王静阿姨拼凑成的与吴帆子的结婚照

尽管被错划成“右派”，但吴帆子对党一句怨言都不提。他还劝妻子：“谁当权不想将国家搞好？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反右’也是为了将国家搞好呀！我相信我俩是被搞错了，这就像有人错将粗壮的禾苗当成稗草拔掉了。我也坚信，总有一天，党会为我们平反的。”患难时期，这种鼓舞和安慰，像一股暖流流进王静的心坎。

果然，在省劳教农场经过一年零十个月的改造后，王静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并解除了劳教。

回到花县，刚一下车，吴帆子便远远地迎了上来，他高兴得将妻子拦腰抱起一连转了好几个圈，王静感动得又哭又笑。吴帆子已于1961年10月摘帽，两人便得以同在花县干部农场（现花果山一带）劳动，吴帆子是果树组组长，王静是茨苗组组长。那时他们有了一间10来平方的小平房，虽然“家徒四壁”，却已感到很幸福了。更令他们高兴的是：1962年6月份，已是婚后的第七年，他们怀上了爱情的结晶，后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那时正值国家物质最困难时期，大家每天吃的都是定量的饭菜。在那忍饥挨饿的年代，怀了身孕的王静根本吃不饱，更谈不上补充营养了。吴帆子看在眼里，毅然从他那份不足以果腹的饭餐中，拨一部分给王静，自己却忍受着饥饿。好多次，王静都坚决拒绝，但吴帆子硬是往她碗里拔，哄着她多吃点：“你多吃点胎儿才能发育得好啊。不用担心我，我挺得住。”看着老公骨瘦嶙峋的身躯，王静每次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2011年春节过后，笔者再次采访了王静阿姨，年满80高龄的她身体依然健朗，每每谈起她与丈夫的感情生活时，那种温馨与自豪溢于言表。她说：“在芸芸众生里能遇上他，并成为他的妻子，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最大的成功。为此我衷心地感谢上苍的赐予，感谢命运的安排。老公一生不变的爱情是滋润我生命的常青树。这位罕见而伟大的男人，在我心中是一座永存的丰碑。长久以来，老公在我心中就是一首诗”——

坦荡胸怀赤心汉，忠贞气节终生伴。

    热血盈腔博学子，光明磊落好男儿。

    公务家务争两全，内外操劳担两肩。

    敬业爱民勤尽责，公朴精神处处在。

    多才多艺多奉献，可歌可泣可崇拜。

    誉满众口赞清廉，模范丈夫树典范。

    我辈芸芸众生里，有谁德望此公前。

 五、“没有粪臭，哪来饭香？”

吴帆子到花县干部农场劳动、任果树组组长时，提出了一套间种的方法，得到场领导的认可。

于是，他带领30多名组员，披荆斩棘，开荒垦土，在花果山种上果树的同时间种各种瓜果蔬菜，不仅自给自足，还供新华各机关单位和市场。

种植果树需要大量的树苗，作为果树组组长的吴帆子踩着一部旧自行车，自带干粮茶水，跑遍清远、南海、番禺、增城、罗岗等周边各地采购。就这样，他靠着一部旧自行车、不辞劳苦的一车一车将采购到的树苗运载回来，而每次往返都要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作为开除公职的人员，没有加班费、也没误餐补贴。

担水淋菜也是一件很辛苦的差事。特别是到了冬天，水渠的水很浅，吴帆子每次到水渠取水育苗时，都要手脚并用才能将水灌满桶。上岸后的湿手湿脚被北风一吹便爆裂开来，但他从没叫过一声苦、也从未因此上过医院治疗。有时工作时冻水刺激着伤口实在太疼，没有公费医疗，他就用浆糊封住爆裂处、再用布包住伤口继续干活。

1966年冬天，妻子王静带着三岁多的儿子立军到花果山看望爸爸是怎样劳动的：只见他的手脚都爆裂开了，还将手臂伸进粪桶、将成团的硬粪球用手捻碎，再将粪水装进射桶浇灌菜苗。王静心痛的说：“老公，你还不赶快去洗手，难道你就不怕脏、不怕臭吗？！”。

“老婆，没有粪臭，又哪来饭（菜）香呀？！” 吴帆子嘿嘿一笑道。

王静苦笑几声、无言以对。

种植果树、瓜菜需要大量肥料。当时公家根本没钱给农场去买化工肥料，解决肥料的唯一办法只有想方设法去找有机肥。况且，用吴帆子的话说就是：有粪臭，才有饭（菜）香呀！——用有机肥种出的瓜菜更香甜。

那时各单位厕所和街道公厕的粪水没定归属，谁先去谁得。而大多数家庭没有厕所，居民晚上如厕用的都是各式的粪桶。

为了解决花果山用肥问题，吴帆子自觉担当起这项又脏、又臭、又失尊严的“收粪工”工作。

为了解决运肥料的工具，吴帆子找来一只打稻谷用的大木桶，会木工的他又加班加点赶制了桶盖，再将大木桶固定在板车上——“花县第一部自制掏粪车”就这样诞生了。

从此，每天一大早，吴帆子便拉着他的掏粪车到新华各单位厕所和街道公厕掏粪，还挨家挨户将居民家的粪水收集起来、运回花果山作肥料。

谁会想到，这个每天光膀赤脚、拉着大粪车穿街过巷的人，竟是当年的“花县才子”、第三区区委书记和县委机关报的社长、主编!

1964年花县干部农场结束，在花果山原地办起了农职学校，后又改名为五.七中学(即现在的秀全中学)，吴帆子被指定为校办工厂负责人。为了搞好校办工厂，他从头学起，自费购买机械学、机床学、机械的构造与维修、制图学、细长滚压加工等书进行攻读。他以惊人的毅力，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读完了这些“门外”的科目。他边学边实践，在实际操作中，一旦遇到有不懂的地方，他就不耻下问，虚心地向工厂的师傅们请教。

尽管生活上穷困潦倒、精神上受到折磨，但吴帆子一生酷爱读书，在恶劣的环境下一有空就坚持看书学习。他一生写下了200多本笔记，涵盖生活杂记、机械安装与维修、木工工艺、摄影知识、民间验方、篆刻等等。

那时学校仍保留了原农场的耕地。为了进一步改变花果山及五.七中学的面貌，吴帆子从部队借来推土机，推平山岗、填土固坡，扩建教学大楼。为提高推土机效率，做到人停机不停，他便跟部队同志学会了驾驶推土机，使整个花果山旧貌换新颜。

从1960年1月到1979年3月落实干部政策的19年间，吴帆子竭尽全力，把自己的汗水和心血都浇灌在了花果山上。

今天，当你漫步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花果山公园和秀全中学的林荫道上时，请别忘记，这里面有吴帆子为之奋斗的一份辛劳和汗水。

六、一生只借用过两次公车

1979年1月，国家落实干部政策后，吴帆子恢复了党籍。他脚踏实地，克己奉公，忘我工作，逐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先任赤坭公社党委常委、管委会副主任；12月任新华公社党委副书记；1981年10月任花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花县文联主席，1982年《花县报》复刊后，兼任报社社长、主编；1984年5月，任中共花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花县县委常委；1987年3月至1990年3月，任花县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

吴帆子地位高了，名气大了，但他却在各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他55年的工作中(包括离、退休后返聘)，他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借用过两次公车。

1983年夏天，吴帆子乡下的侄子被野狗咬伤，急需注射狂犬疫苗。而狂犬疫苗必须在24小时内注射、否则伤者就有生命危险。吴帆子得知情况后，四处电话联系，最后在佛山找到了这种疫苗。那时吴帆子任花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花县报》社长、主编。那天下午正下着暴雨且电闪雷鸣。人命关天！吴帆子将报社那辆国产幸福摩托车推出了大门。

“吴部长，这么大的雨、又打雷，骑摩托车很危险呀！向县委借部车吧？”刚采访回来的毕记者问清情况后劝吴帆子。

“县委的车很紧，借报社的摩托车用就行了。”吴帆子急急的说。

见天空大雨滂沱且电闪雷鸣。为了有个照应，也为了安全起见，毕记者二话没说就跨上了摩托车。就这样，两人冒着暴雨开着摩托车到佛山买疫苗，当天晚上10点多钟才回到新华。第二天一早上班，吴帆子就把往返佛山所消耗的汽油费交到出纳手上，出纳徐姐怎么也不肯收，她说：“您一个社长，借用一次摩托车，这算什么事嘛？！”

“这是原则问题，一定要交！”吴帆子说完，将钱丢在出纳的桌子上走了。

“这么廉洁的领导，难得呀！”望着吴帆子远去的背影，徐姐喃喃道；

1987年夏，吴帆子在旧县委宿舍楼看书学习

1985年8月28日，吴帆子母亲病逝，身为长子的他急需带领全家人回乡下奔丧。当时花县没有通往惠州的直班车。时任花县纪委书记的吴帆子一生中第二次借用了公家的面包车，当天往返。回来后，他当即向财务交付了45元钱的汽油费，并付给司机5元钱的误餐费。

吴帆子在花县纪委书记、花县县委常委、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的任上，上下班使用的交通工具，竟是他在佛山当小学教师的大妹吴水英淘汰的一辆26寸的女式自行车。一天，清埗中学的陈老师见吴帆子踩着破旧的自行车上班，很是纳闷：“我们的纪委书记，怎么踩这么旧的车呀？！”

2000年12月，花都市委新大楼启用时，旧办公楼处理拍卖了一批旧家具。吴帆子买了两张旧床垫和两个文件柜、两张办公桌、一个书柜。那年吴帆子被聘到《花都年鉴》任主编，按说，他向单位借台车将这些拍卖品一车拖回家省事得多。但他没有动用公车，也没花钱托运，而是通知已是70岁高龄的妻子，两个老人以手托肩扛，硬是将这些拍卖品一件一件搬回家。

回到家门口时，邻居们见状，有赞有弹：有赞他俩吃苦耐劳的，有弹他俩是“吝啬鬼”的。

要说吴帆子“吝啬”，我倒有不同看法。就说这两张床垫，还是吴帆子买给他那还在睡光席的弟弟家的。而从吴帆子留下的各种捐款单可见，他省吃俭用，为家乡、花都的希望工程，东江纵队纪念馆，亲朋好友等等捐款无数，且每张捐款单至少都是千元以上。

直到2006年初，王静及家人省吃俭用，才将吴帆子住院时借江健珊大姐的38000元人民币还清。用王静的话说是：这两年来，为了还钱，家里很多时候连肉都舍不得吃。

七、一生唯一一次请妻子“下馆子”

吴帆子恢复领导工作后，经常要下基层了解情况。每次下乡，为了方便工作，他总是骑自行车并自带茶水、干粮深入农户家、走到田间地头办公，解决农村的实际问题。任务完成后，即时返回单位，避免兴师动众、给基层增加负担。

有时到了吃饭时间，吴帆子也坚决不在大队用餐。他认为大队接待一两个干部，陪吃的就一大群，又要杀鸡杀鸭设宴招待，既浪费时间，又劳民伤财。这些吃吃喝喝的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自己于心不忍。而自己解决一餐饭所花无几。他的这种做法，有人说他是“不识时务”、“老‘马列’”。这么多年来，吴帆子宁愿被人误会也恪守自己的为民之责。他怀着深厚的爱民之心，追求的是问心无愧、收获的是心安理得。

据吴帆子遗孀王静回忆，跟了吴帆子一辈子，她从未随老公参加过一次公费宴请。结婚五十多年来，老公只仅仅一次掏腰包请她到外面吃了一次早餐：那天早上，一位姚姓画家在洪秀全纪念馆开画展，请了吴帆子去出席剪彩仪式。由于没车，又怕迟到，吴帆子夫妇就空着肚子步行过去。走到半路时，吴帆子第一次带着妻子下了馆子。早餐共花费了19元钱，吴帆子付款时还轻声对妻子说：“这么多钱，真心痛。”

而平常有亲戚朋友来，他们一惯都是在家里吃饭，而且经常是吴帆子亲自下厨。用吴帆子的话说是：在家吃饭既省钱又卫生可口。吴帆子长子结婚时，只在县委招待所餐厅邀了两围亲朋相聚；而小儿子结婚时一个客也未请。1998年，吴帆子七十大寿时，晚辈们为了孝敬他，好说歹说，才得以在一间普通酒楼订了一桌简单的酒席。这样，祖孙三代人第一次在酒楼团聚。

2010年3月19日，区档案室的工作人员上门找到王静，要系统整理吴帆子的档案。王静在查找资料时，见有一份1985年11月28日中共花县、花发字34号文的通知：“经广州市委组织部研究，同意吴帆子定为县委副书记级。”而这份被尘封了整整25年的“通知”，要不是这次王静翻阅资料，吴家整个家族、包括王静在内都不知道吴帆子在1985年就被定为县委副书记级。吴帆子平时做人的低调也由此可见一斑。

八、送礼者是把别人当成贪官 而收礼者则等于承认自己是贪官

自1979年吴帆子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特别是后来当上纪委书记后，他给家人定下了“约法三章”，要求家人支持他公正办事、廉洁做人、办事决不收礼。他常说：我为民办事，已拿了国家的薪金，是职责所在，其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万万收不得的。他认为，送礼者是把别人当成贪官，而收礼者则等于承认自己是贪官，这跟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吴帆子任纪委书记时，他夜以继日的工作，认真为被冤枉的好人洗冤、为死去的冤魂昭雪。期间，尽管吴帆子要求有事到工作单位解决，但很多急于要求落实政策、特别是以前一些相识的蒙冤者还是找上门来。这当中，免不了有人会带上些礼物。对此，吴帆子坚决拒绝。

江健珊摘帽后去香港定居，由于与吴帆子是老熟人，回来等待落实政策时，夫妻俩在吴帆子家食宿近一个月。为感谢帮助，江健珊第二次回花县领工资时，特意带回一个金戒指送给吴帆子。吴帆子坚决不收并义正词严的拒绝道：“请你相信党，相信组织，不要把我当成贪官。”

“你们长期帮助我，我们又在你家麻烦上个月，一个小小的金戒指你们就收下吧。” 江健珊说得也在理。

“那你将发票拿来，我们照原价付款。”于是，为了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吴帆子拿出笔和纸按港币原价折算、兑换成人民币付款后，才收下了这枚戒指。

江健珊夫妇对吴帆子的为人赞不绝口，称他为当代的包青天；

惠州农村来的一对夫妻，土改时被清洗回家，来花县要求落实政策。他俩虽住招待所，一日三餐却在吴帆子家解决，一吃就是十几天。那时吴帆子家生活也很困难，但他对家属说：“人家有困难求我们，我们就多发扬点人道主义精神、多帮帮他们吧。”一次，为表谢意，这对夫妻硬是将一袋约七、八斤重的花生放到吴家后就急匆匆地走了。无奈何，吴帆子只好将这袋花生原封不动地交到了县委食堂；

1983年初，吴帆子的下属单位用信封装了一个小小的收录机和几百元钱送上门来。来人对吴帆子妻子王静说这是份年终总结报告。不明就里、正在炒菜的王静让来人将信封放在桌子上。吴帆子回来打开信封后见状很是生气，当即批评了妻子并将钱如数退回原单位，收录机交给了《花县报》办公室；

有一次吴帆子去参加会议，会后发的纪念品是一件用来放花盆的红木底座。吴帆子一生钟爱养花种草，这个纪念品正合他心意。但他觉得这件东西应该值些钱，拿回去不妥。于是，他拒绝领取这件红木底座。会务组的工作人员赶紧将之搬到他车旁，可还是被吴帆子拒之车外；

1990年8月初，炭步镇水口村任杏贤转来一封绝笔信，信中叙述一个幼师毕业的女孩，因找不到工作而欲自杀时做了一个梦，梦中见有人告诉她：“孩子，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帮助你，他姓吴，名帆子……”(摘自原信)。吴帆子接到绝笔信后，迅速找到这位女孩并帮她找到了工作。

为答谢救命恩人，女孩买了一袋水果登门致谢。见吴帆子家人不肯收礼，女孩放下水果就跑了。吴帆子回来了解真相后，马上去邮局汇了15元钱给那女孩——收到汇款的女孩感动得大哭了一场。从此，吴伯伯慈祥而伟岸的形象便定格在她脑海……

九、带着烙饼去澳门出差

吴帆子终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从不铺张浪费。据王静回忆，吴帆子平时穿的衣服大都不超过20元，那些衣服都是他逛街时逢小贩打折时买的；一双几十元钱买的皮鞋，他总是补了又补，一穿就是好几年。吴帆子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那怕是一个旧信封，一张便条纸或一张稿纸，都充分利用决不随便丢弃。他在办公桌上放着一把剪刀，每收到一份文件、一封来函，便细心用剪刀沿信封顶端剪开，保持整个信封的完整，以备再次利用。

一次，吴帆子与同事宋淦清等人去澳门出差。出差的前一晚，吴帆子与妻子忙活了一大气，烙好了十几个烙饼，再装上两包方便面，并将一只大空雪碧瓶灌满凉开水——这就是吴帆子到澳门两天一夜所需的食物和水——他每次出差在外都是这样，从来都舍不得多花公家一分钱。

眼看两天一夜的澳门之行就要结束了，回家总要带点信物给小孙子吧。于是，思索了好久，老吴才花了12元钱，买了一套澳门回归纪念徽章。

就这样，两天一夜的澳门之行，吴帆子除了必需的车费和住宿费外，他的所有花费就是购买这套澳门回归纪念徽章的12元钱。

十、生前，买不起商品房

由于吴帆子生前将省吃俭用的工资收入大部分都捐给了希望工程、需要帮助的亲朋好友等，以至他住院后交不起住院费。身后，也就连一块墓地也买不起。这在前面章节里已有行文，就不再赘述。

这里记述的是吴帆子生前买不起商品房的事。

吴帆子一家在花县（花都）一共搬了六次家：第一次是新东街9号一间8平方米的泥土平房；第二次是搬到位于新华路、现国土房管局附近的一间11.5平方米的房间。由于该楼共三层，每层有24间房，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七十二家房客”。那时吴帆子母亲也跟他住在一起，而房间只能摆一张床。这样，祖孙三代五人在这11.5平方米的房间、三代同床共生活了十多年；第三次是位于新民街某栋三楼的一套40来平方米的两房一厅；第四次搬到位于城建巷5号（现新华二小）的知识分子楼；第五次搬到位于建设路1号的县政府宿舍楼；最后搬到现在所住地——华南路17号之三501房。

最后这套房虽有三房两厅，面积也有100多平方米，但据笔者所知，这是整栋楼三十多套房中唯一一套没有装修过的房子。走进“501”房间，恍如时光倒流、回到了七、八十年代：大厅那套木沙发是以前别人搬家后，家人捡回来的；几个大书柜、衣柜、木箱是吴帆子自己亲手制作的；两张办公桌和两个文件柜是县委旧办公楼搬迁、吴帆子拍买回来的；那静静吊在厅里天花板上、脱漆的吊扇，那台被前主人淘汰、“老掉牙”的电视机等等等等，都在诉说着这户人家的清贫。

但从房间几个大书柜塞得满满的书可见，这房间“内藏春秋”。不难想象，主人公平时嗜书如命、饱读诗书。他的内心世界是充实、丰富的。也许，这就叫“清贫乐”吧。当然，对于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共产党员来说，从这份清贫，更能看出他人格的高尚和伟大。

1995年，市政府分配了一套“金菊花”复式房子给吴帆子，他们家凑满5万多元交完首期后就没钱了。吴帆子也总觉得两个老人住那么大的豪华房子，似乎太奢侈了，就决定退了首期款，放弃买这套复式房。这时，得知老吴要放弃买这套复式房的一个包工头找上门来，缠着要求老吴把指标让给他，可给老吴一些报酬，结果被老吴声严厉色地教训一番赶走了。这个包工头不死心，后又跑到王静的办公室，要王静做做老吴的工作，可也被王静拒绝了。这就是老吴平时强调的拒绝一切非分之得——“力不到，不为财。”

于是，吴帆子又将这套别墅归还给了市政府，让其分配给他人。

听说吴帆子分文不赚就将那套复式房退回给了市政府，那个包工头说吴帆子真“傻”，这么轻而易举得到的钱都不赚。吴帆子听闻后，笑了笑道：“我还是‘傻’一点好。做人嘛，可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呀’！”

十一、“这个清官我当定了”

吴帆子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从不以权谋私。他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职权为家人办过任何一件违反规定的事情，从没安排过任何一个亲属到政府部门工作，尽管家中有很多亲人待业或务农，都希望他能帮助找个“铁饭碗”，可就连他两个亲生儿子也没有因为他当官而得到提携。大儿子立军自己考入银行，安排到赤坭松仔岗分理处工作，吴帆子没有利用自已的职权将其调回县城；小儿子立东，高中毕业后的1986年10月，就自已来到深圳到工地打工，成了见证深圳发展的一名普通的“拓荒牛”。

吴帆子的弟妹都是高中毕业生，妹妹入了党，还是学“毛著”的先进分子和“三八红旗手”，是当地培养的妇女主任候选人，只因当年哥嫂都是右派而未能被录用。

1985年农历9月初9，吴帆子一家回到博罗扫墓。那天吃中午饭前，吴帆子妹妹想当官的哥哥帮帮忙，将辍学在家的儿子带出去找个工作单位。吴帆子见外甥没文凭，不符合参加工作的条件，就明确回答这个忙他帮不了。

妹妹见哥哥不肯帮忙，又想到当年要不是哥嫂的原因，自己也是干部了，就越想越气道：“人家官没你大，职务没你高，都带了好几个人进城工作，你尽顾当清官，一个也不带出去。”

“我也有我的难处呀，请你原谅和理解”吴帆子苦口婆心劝妹妹。

见哥哥还是没有想帮忙的意思。他妹妹忍不住激动了起来，大声吼道：“那你就当你的清官去吧。”说完负气而出。

“这个清官我当定了，我决不能用我的权利来谋私利。”吴帆子理直气壮地道。

这天，面对妹妹的逐客令，吴帆子中午饭也未吃，就离开了妹妹的家——他宁愿被亲人埋怨、误解，却决不做违背原则的事，这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

本文作者刘鹏（左）与吴帆子遗孀王静阿姨（中）、其子吴立东（右）在吴帆子生前的卧室合影

后来，笔者见到吴帆子的小儿子立东，问他当初为何不让当官的父亲帮忙找份好工作，而选择到深圳工地打工。立东说：“我非常清楚爸爸的为人。他连哥哥的工作都不肯帮忙调动，我一个高中毕业生，哪敢向爸爸开口！”

“你能理解父亲的这种‘不近人情’吗？”我追问。

“最先我也想不通，为何爸爸连自己亲生的儿子的事都不帮？后来我想，爸爸他们这些老革命除了自身的修养外，他们都经历了战争的洗涤，也许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爸爸多次教育我们道：你们既然做了吴帆子的儿子，就要靠自已去奋斗，千万不要与他人去攀比。要比，你们就与那些牺牲的烈士们去比吧。黄星儿、杨锦添等烈士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去跟谁比？我们这些幸存者成家立业、拿着国家工资，有吃、有穿、有住，已是万幸了，还能有什么奢望呢？！”立东想了想道：“也许，这就是爸爸大公无私性格形成的原因所在吧。”

是啊！一个人如果处处都拿自己与那些牺牲的烈士们去比，那他的人格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升华。吴帆子就是处处都拿自己与那些烈士们相比的一个人。这样，他平时对亲人都有些“不近人情”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十二、结 束 语

此文快完稿时，笔者不经意翻阅《新快报》，见有一个通版的篇幅介绍关于原郴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临刑前接受记者采访的报道。读完全文，感慨万千。

笔者曾在郴州地区的宜章、临武学习、工作过两年，也曾听闻了有关曾锦春堕落的一些新闻。曾锦春自己也说，由于作孽太多，他在位时的后期，有时甚至连听到乌鸦叫都害怕。你说，这又何必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一直在想：人活着什么是幸福？这答案肯定有很多种。但“连听到鸟叫都害怕”、天天想着有人来“敲门”、睡不得安心觉的一个人，他肯定是不幸福的。曾锦春的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由于罪行特别严重、民愤极大，曾锦春于2010年12月30日被执行枪决；

同样是纪委书记，当我写着吴帆子的事迹时，曾几度落泪。吴帆子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将令世人敬仰，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在近代所能达到的境界。他逝世后，有30多位同志写了40多篇赞誉他的文章、诗词。而笔者写下此文，一来缅怀吴老、二来但愿能对时下的反腐倡廉起到一些正面的教育作用。

最后，就让我摘录他人赞誉吴老的两篇诗词来为本篇划上一个句号吧——

“能伸能屈，勤俭廉明，克己奉公天可鉴；亦政亦民，苦学广识，崇文博艺地应知。”（棣花）

“风风雨雨历沧桑，耿耿丹心傲雪霜；清廉简朴垂千古，高风亮节耀巴江。”（宋淦清）

（作者简介：刘鹏，笔名闻月，1995年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系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会常务理事、花都区作家协会理事。1997年出版诗集《酸酸的葡萄》，1999年出版纪实文学集《哼哼人生》，2013年出版我国首部由准爸爸写给胎宝宝的书:《准爸爸候产记》。作品多次在全国、省、市获奖，其中，《母亲的翅膀》于2014年荣获第二届“孙犁文学奖”优秀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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