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之——巍巍青山铸军魂（二）

塞北飘雪

第八章 巍巍青山铸军魂（二）

（续上篇）

1978年年9月13日，我被任命为团政治处书记员，定为行政23级，团副政委于春生找我谈话，并通知我27日到职。这样，我又离开了班排的战友们，走进了团机关的大门。

政治处办公地点在团部大院司令部的西侧第一排，第二排为政治处人员的宿舍。进入政治处走廊左侧依次是书记员、主任、群工干事、会议室和保卫股；右侧依次为值班室、副主任、组织股、宣传股和干部股。当时主任是施志高，副主任是李学良。一直兼任书记员职务的群工干事赵守用，是一位工作非常认真的1964年入伍的老同志，与我进行了工作交接，分别在交接表上签了字，并告诉我，要在主任和副主任直接领导下，负责上级文件的签收与呈首长传阅，每月各股（室）工作安排与情况收集，全处物资登记与管理发放，政工经费的开支与结算，对内对外公章的使用与登记等。

由于我和赵干事的办公室兼宿舍都是单间，两人又谈得来，所以，我们相互交往就比较多一些。我经常去他那里请教一些工作上的事，他也不时地来让我帮他修改群联工作方面的材料。他文化程度不高，说是只读过一段小学，后来参军，曾经给王必成将军当过警卫员。政治处每次组织学习，大家都要求赵干事读报纸和文件，他也不推辞，每当读错词句时，大家就哄堂大笑。他还从不恼意地说，“这是提高我文化水平的好机会”。他对我很关心，经常问我缺什么东西不，天冷了要记得添加衣服等等。最令我难忘的是那年冬季团队组织野营拉练，每天晚上住老百姓家里时，我都积极承担起为老乡挑水和打扫院子的任务。有一天月夜，为了不让我受累，赵干事和宣传股孙继武干事商量好要抢在我前面为老乡挑水，半夜后，他把孙干事捅醒，两人悄悄穿上衣服，拿上扁担和水桶出了门。不一会儿，两人又笑着返回来了，原来他把手表上的3点半误看成6点一刻了。

主任施志高是江苏镇江市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呼和浩特市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师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文字水平和写作能力很强。他对我也非常关心，我到政治处工作不长时间，在一次处务会上，他宣布，“这次团里下发的手表购物票，其他人就不要考虑了，就给小霍吧”。会后，我的老指导员、宣传干事任满进就拿上购物票，领着我到团军人服务社购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这块我人生中的第一件奢侈品，一直珍藏至今。

　　1979年1月10日，内蒙古军区政治部通知我到位于天津市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八分部，参加北京军区文化部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学习。这次学习班共有33名来自全北京军区部队的文学创作人员参加，文化部指定河北省邯郸军分区副政委蔺柳杞专门负责学习班的各项事务。他是1938年入伍的老军人，曾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长城烟尘》、《战争奇观》等作品。文化部部长魏巍（我最喜欢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著名文学作品《红旗谱》的作者梁斌，《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及女作家刘真等都先后亲临学习班与我们进行了座谈交流。学习期间，我们观看了一些专门调来的故事影片，组织了对伤痕文学的讨论，并集中十几天进行个人文学创作和文稿修改。那时，我创作了短篇小说《暖流》、《示范》。学习期间，也正值我们国家进行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学习班全体人员几乎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礼堂与八分部领导机关一起听取前线战况和战报。

3月5日，结束了50多天的学习生活，7日，我又返回了部队。然而，团队发生了两个我意想不到的情况。

第一是在我参加学习走后不久，团队改编为北京军区守备第6师守备第21团。施志高晋升为团政委，冯德祥接替施志高担任政治处主任。

第二是由于部队编制调整，机枪连与炮兵连又进行分编，我被任命为三营机枪连三排排长。

由此，我将工作与新任书记员王喜寿交接，于11日到三机连报到。当时三营没有固定的营房，营部与机枪连、炮兵连临时驻扎在内蒙古军区靶场。营区是个单独的院子，营部在北侧，我们连在东侧，炮兵连在西侧，靶场在营区的靠东北侧，东南侧是军区教导大队。平时教导大队放电影都通知我们前去观看，我们需要洗澡也到他们那里。

　　连队的连长是蔡顺廷，1965年入伍，内蒙古敖汉旗人，为人热情豪爽，脸上总是挂满笑意，很少有生气的表情；指导员孙继武，1968年入伍，河北省青龙县人，也是这次由政治处宣传股干事调整到连队任职，他的口才很好，每次讲政治课都能引人入胜，为人特别正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副连长刘瑞勇是我在二机炮连的排长提升到这里任职，他的军事素质非常强，讲话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副指导员刘文斌，1973年入伍，内蒙古达拉特旗人，由司务长提升任职，人很腼腆，讲话慢条斯理，不紧不慢，我很少听到他讲课，但是，他唱歌特别好听，特别是巴盟小调非常受大家的欢迎；一排长白明清，和我是同年入伍的老乡；二排长曹守俊，也和我同年入伍，山西省阳泉市人；司务长杨新定，1976年入伍，河北省保定市人。我们一班人关系非常融洽，除了连长因为爱人和两个孩子长期在连队居住，本人又兵龄长面临转业，工作热情不十分高外，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都很高。

那时候，由于中越战事还没有结束，我们部队还是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抓紧进行临战训练，随时准备应付苏联对我国的突袭。在我到任后的第五天，我国宣布结束对越自卫反击战，从越南撤回作战部队。由此，我们也转入正常的教育训练。排里的三个班长都很得力，七班长梁志民和九班长黄小平都是1977年入伍的。八班长王德光和我同年入伍的，他是城关北城大队的，工作能力非常强，我未到任前，排里的工作都是他负责主持的。我到职后，还是让他负责管理排里的日常事项。我住在九班，除和大家一起进行学习和训练外。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军事理论的学习研究，连队军事理论教案的编写与教学上。先后编写了《简易射击学理》、《重机枪射击动作》、《防步兵地雷常识》和《夜间基础训练》等十几万字的教案，并对连队战士们进行了实时教学。此外，连长还把连队每周的教育训练计划安排交由我指导连队文书办理。

　　那时候，每当轮到我担任连值班员，我都尽心竭力地做好连队的每一项工作。每天早晨都是第一个起床，检查完岗哨后，做好带领全连人员出早操的准备。晚上熄灯后，检查了全连人员就寝情况后才回宿舍睡觉。除了组织好连队的日常教育训练外，还为爱好学习的等战士创造条件，尽量不安排他们出勤务，多让他们担负有学习时间的连值日员任务。后来，白风云、宫洪良、杨树红等人都考上了军队院校。连队种植豆角和西红柿没有架杆，我还带领几名战士，往返十几公里，到大青山上砍回来树枝。

那时候，部队特别注重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连队也开设了语文和数理化学习班，我对担任教学任务的闫增祥、任利祥、李军民等教员网开一面，多给他们备课时间，尽量不让他们出一些非必要的勤务。连队的干部和战士们对我也很关心照顾。炊事班的同志们得知我肠胃不好，吃钢丝面（玉米面压制的）反酸烧心，还特意为我蒸了窝头。炊事班长王建林的爱人临时来队后，还给我专门做了一床厚棉褥子。这种战友情谊使我终身难忘。

那年5月22日，我们排九班还出了一起意外事件。那一天，指导员组织召开支委会，传达上级防事故工作指示精神，分析连队防事故工作形势，查找连队事故苗头，研究落实措施。连长发言道，他那里还有一些私存的手枪子弹，应该尽快处理掉，避免发生事故。接着，大家携带自己的手枪，一起到后面的靶场，连打靶比赛，带销毁子弹。结束后，由于接着开会，我没来得及把手枪挂在床头的墙上，只是随意扔在了床上，便到连部继续参加会议。不多一会儿，八班长王德光来连部将我叫了出去，告诉我，“你的手枪出事了”。我急忙随他赶到宿舍，只见屋内烟雾腾腾，班里的战士都一个个呆站着，只有魏永生满脸刷白瘫坐在地上，一旁的李金荣也是满脸刷白，茫然地傻站在那里，脚前是我的那把手枪。原来他们下课后回班里休息，李金荣拿起我的手枪，好奇地摆弄，不想到我的手枪里是实弹夹，结果发生枪走火，子弹头顺着魏永生右耳下，打在了西墙挂九班长冲锋枪和子弹带旁边。不幸中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安慰大家一番，回到连部，向支委们叙述了情况，并做了深刻地检讨，这也成为了我人生一次最难忘的教训。

6月4日，营部根据团司令部的通知，安排我到军区教导队参加全区“三打三防”教练员集训。全团共有12名干部参训，编为区队的一个班。这次集训，主要是结合对越作战的经验，研究探讨新时期部队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新技能、新办法。在二十多天的学习中，我整理编写了《三防常识》、《简易防护器材的制作》、《步兵打坦克技术训练》、《重机枪对空中目标的射击》和《四О火箭筒对运动目标射击》等教案，并在连队进行了讲解和示范。

后来，一排长白明清奉命调到二营机枪连任排长，北京军区体工队的铅球运动员赵明海接任一排长职务。他是1977年从呼和浩特市入伍，人很忠厚，长得五大三粗，刚来报到时，战士们都以为是师团首长来连队检查工作。由于他对部队的军事训练科目不是十分熟练，这样。副连长、二排长和我的军事教学任务就相对重了一些。

9月14日，团政治处又通知我到军区招待所参加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化处举办的第二期文学创作学习班学习。参加这次学习的大部分是老面孔，也增加了几位新人，特别是我们师直属汽车连的指导员李宝红也来参加学习了，他爱好写电影剧本。学习班还专门邀请内蒙古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敖德斯尔讲授短篇小说的创作，邀请八一电影制片厂华北组组长苏凡介绍了电影题材和创作情况。其余大部分时间留给个人进行创作。到11月10日结束时，我完成了《突破》、《生存的权利》短篇小说的创作。学习中，大家普遍感觉很难处理业余创作与本职工作的关系，要创作就不可能干好工作，干工作就没有时间进行创作。我也感同身受，这也是我多年来不能提起笔来，精心创作一些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进入八十年代，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化处撤销后，对部队业余文学创作人员的培训就再也没有举行过。

　　我学习结束回到连队时，我们连已随同营部搬迁到团部西侧约4公里的元山子村南。这座营房原为师直属高炮营居住，由于他们从老挝参战回国后搬迁到师部新盖的营房，这里就给我们营居住了。营房坐北朝南，一进入南大门，东侧是坐东朝西，西侧是坐西朝东的两排车库，北面约五十多米是营部，营部后面是操场，靠北是小礼堂。营部西侧后来是炮兵连，我们机枪连在营部的东侧。

我回来后，连队进行年终工作总结和老兵复员工作，连营报请团党委给我荣记了个人三等功一次。我们排八班长王德光和九班长黄小平复员，乜书利和杨广俭接任了他们的职务。全连上下以新的精神面貌进入了1980年，准备欢度庚申猴年。然而，一场灾难却悄悄地向我们袭来。

　　本节完。第三节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