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难当

文

　　一个作家在短视频里说了三个故事，我听了前面两个故事，就提不起兴致继续往下看了。两个故事情节雷同，故事大致概况是:从小被拐卖的孩子，从不知道自己的亲身父母，正因为对自己命运的怜悯，从而表现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好人终究有好报，最后上天都安排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机遇奇迹般的遇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这个作家用心良苦，他很刻意在阐释“好人有好报”的道理，编织一个没有逻辑性的“美丽谎言”，初衷很高尚，效果到底怎样呢？其实不止这位作家用这种方法来宣传，在手机自媒体中，人工智能经常会有各种推送，类似于“多行善事，必得善缘。”“多行善事，福虽未至祸已远离。”等等此类的推文比比皆是。

我当然是有疑问的，这种宣传方式是把做好事当做一种人生投资来作为关键切入点，投资就需要回报，“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都是一种提前预支的心理暗示。假如做一个好人会损害到自身的既得利益，那许多人是不是就会算一笔账，做个好人合算不合算？假如做一件好事会有生命危险，那是不是就选择逃避了？毕竟失去生命了哪能获取回报，不确定什么时候到来的“好报”还不如躲开现在的危险？

很显然，这个作家对社会的理解是感性的，善良的情感替代了面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

　　哲学家的思维就理性的多，对社会现实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就认为好人一定比坏人过的更艰难，做个好人就必须比普通人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做出更多的奉献，心理上也要承担更多的压力，因为“好人”内心深处时常装着道德负疚感；而“坏人”心里头没有道德责任感，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坏人，不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违背社会行为规范的坏事；即使知道自己做的是惹众怒的坏事，只要符合自身的利益需求，“坏人”做起坏事来仍然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好人在自己肩上扛起太多的“事不关己”的责任和义务，不止在现实上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在心里上还会承受更多的因担责引发的负疚感。所以，现实社会中好人过的没有坏人舒坦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们不能从很多坏人受到法律惩处，“坏人有恶报”，就自然而然推出一个“好人有好报”的美好愿望。就像孔子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为了不失节操，本就应该安贫乐道，即使做好人得不到好报，但是还是要倡导做个好人，要让做好人、做好事成为大部分人的人生信仰，成为一种精神需求。

从目前社会现实来推断，或者说从大部分鲜活的事例来分析，我们只能得出一个比较肯定的结论，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做坏事是会受到惩罚的，可是受惩罚的比率有多高不得而知，是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十？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坏人做了很多坏事因为没有被发现而从未受到惩罚，小日子依旧过的悠然自得，至于“坏人”的内心是否会受到煎熬，这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坏人”不一定具有自省能力，并不是所有的“坏人”都懂得忏悔的吧。

　　有一些很简单的、很小的列子，比如说现在的小区停车难问题，特别是老旧小区，已经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有公众观念的人，在停车时就会考虑到大伙找个车位不容易，尽量把车停在最适当的位置，如果车辆都能有序停放，一个小区至少都能多摆得下十几部小车，在很逼仄的停车位，那就必须多打几把方向盘，甚至多往后倒车一点，这是不是多花了时间也多耗油了？可是有的人直接找到一个空地，随便把车停下就走，既节省时间，也省事，可是这么做法律还很难调整这种行为，如果没有内心的道德制约，久而久之，自觉遵守公众场所行为规范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再比如，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年纪很大行动不便的老者不走斑马线，直接穿行在机动车道，有的骑着自行车或者电动车在机动车道逆行，让驾驶员心惊胆战，这种行为既给自己带来高度风险，也给大众造成极大心理压力，也极度妨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按理说这种行为可以通过执法进行制约，可是当执法者面对颤颤巍巍的老人家又能怎样呢？这些老人家本身就需要别人的照顾，甚至生活无法自理，单靠法律无能为力。有人评价说，不是年纪大了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长期道德教育缺失带来的后果。如果走斑马线就必须多走一段路、多耽误点时间，可是我们的文化根基是什么？趋利避害，高度现实的实用主义，这种条件下培养出来一般都是爱占小便宜的所谓“聪明人”。

前面的两个例子列举的人群不一定就是坏人，可是绝对够不上“好人”。

　　就算在单位里头，小人得志占比也比较高吧，真正正直善良、努力拼搏的人，能上位的绝对不占多数。鲍鹏山教授比较敢说真话，他认为：大多数场合下，君子和小人在一起共事，总是君子要倒霉，小人得志，因为小人没有手段的约束，教授总结得精辟入里。在大多数情况下，野蛮的威力总是远胜于文明的感染力。试想，在单位里，喜欢谄媚的人，喜欢说领导爱听的话的人，喜欢揣摩领导意图的人，喜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喜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是不是更讨领导的欢心？如果在单位里做一个圆滑世故的人，不说真话，只说别人爱听的话，有功劳自己占了，有责任让别人扛了，这种人也能左右逢源，混的风生水起。如果只是个别现象也就罢了，问题是现在成了一种教育理念，咱不说很多自媒体都在推送这类软文，类似于前段时间流行的《厚黑学》，就连一些博士学位的专家都在写这类的书籍，教导大家如何提高情商，这就太可悲了。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把投机取巧、不讲真话标榜为有情商，把趋炎附势、虚与委蛇当做生存智慧，这种虚伪的、只追求个人利益和权力的生存哲学将把正常的信仰摧毁，把人们内心残存的良知掏空，这会是一种可怕的黑暗之力，宛若一双看不见的有魔力的黑恶之手，拖慢了社会前进的步伐。

　　再回到前面说的，为什么用“好人有好报”这种现实理念来教育引导社会大众是不对的？这种理念的自身逻辑就是错的，概念本身就在宣扬“功利主义”，做好人是为了今后获得好报，有点像做好事有偿理论，这样的宣传是站不住脚的，一旦人们发现自己想做个好人，结果是四处碰壁，短时间之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失望之后反而放弃了人生信念。再说，如果到了重要选择关头，是道德准则重要还是现实利益重要？那可是性命攸关的选择，不但无法获得好报，甚至要失去生命，那又该做出怎样的抉择？比如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为什么汉奸、伪军比比皆是的原因吧，汉奸诡辩的理由就是苟活的意义大于在抵抗中灭亡。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做好人无法获的好报那谁还愿意做好人？前面说过了，我们只能确保做个好人不会受到惩罚，不敢确定做个好人能有明确的回报，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好处，就是做个好人会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让人生有点价值，让个体存活于世有了现实上的意义。我们应该相信信仰的力量，只有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从内心深处发自肺腑的自愿做个好人，因为做个堂堂正正大写的人，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无关财富、无关名利。我们不能轻易否定精神的力量，一旦大多数人都能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社会就能和谐向上。很多人都看过一百多年前“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故事，许多富豪、许多身份地位高的人，主动把生存下来的机会让给小孩、老人、妇女，照顾弱小群体成了有共识的道德规则，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危机关头，道德的力量胜过了原始的生存欲望。这就是绅士风范，刻在骨子里的贵族气质，需要长期的道德熏陶才能形成的。

　　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做个好人”和“做好事”这两个概念区分清楚，可能很多人误把平常偶尔做做善事、内心善良、不祸害他人就认为是在“做好人”了，这顶多也就算是一个“善人”，一味善良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人”。而这里所说的“好人”是标准比较高的范畴，好人应当具有正义品质的人，譬如忠诚、守信用、正直、敢讲真话、分得清是非曲直，敢于仗义执言、路见不平敢于拔刀相助等等，而作为一个好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保有良知，这就更难了，把内心的修行落实到行动上，明辨是非善恶，把正直善良扩展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处，自觉做到知行合一，要做这样的好人，是要付出潜心修行代价的。同样，好人并不是不会犯错，而是懂得“一日三省吾身”，好人怀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时时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克制自身的欲望，不去侵害他人的利益。

我们应该做的，是重新审视现今社会的价值体系。哲学家陈嘉映写过一篇文章，做出比较悲观的论断，他认为：“除非历史变化，否则中国人很难重建精神世界。”我还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处在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我不知道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国内也有佛教、道教、还有那么多信仰坚定的人，为什么就信仰缺失了呢？究竟是“生存哲学”打败了与人为善的信仰？还是我们追求这些信仰的目的本身就不正确，就是一种凡是都必须获取回报的自私心态？这应该值得专家去探索。

　　的确，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活在面具底下，甚至对于不公都失去表达出内心的愤怒的本能了，很多人把不得罪人当做一种修养，把圆滑当做处世的圭皋，社会就缺乏了纠错的正能量。可我们也无需太过悲观，毕竟中华文化中还包含着许多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精华，也许也有很多糟粕，如果有大量学者能够去伪存真，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那情况总会好转起来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坚持自己不做“坏人”已经是比较高的标准了，把做个“好人”当做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