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业”传奇（之一）

刘代银

作者：刘代银

　　新中国诞生前的丁亥年九月初三，我出生在赤水河北岸古蔺县土城坝的“牛鼻子坳”，海拔1000多米，身处崇山峻岭、穷乡僻壤。

我从“无车族”，到自行车，最终卖掉“台铃”电瓶车，又回归“无车族”。

孤陋寡闻 不见车样

解放前，跟着母亲去富人家交过租。解放后，亲眼所见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贫顾农分田分地、欢天喜地，“斗地主”、“清匪反霸”，解放军枪毙“土匪头子”；分到田地的“翻身”农民不情愿地加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我亲身经历，土城坝也垒高炉“大炼钢铁”，11岁的我也“下苦力”跟着大人们背“生铁”去“马岩滩”（岔戈滩），在“铁炼村”背铁矿石回返；“一声令下”，亲堂“绪贵”伯伯无力阻挡，他们的两间正屋、半头转角的土墙草房，一夜之间被众乡亲夷为平地，他们不情愿，我父母不愿意但不得不听从生产队安排他们占据我们的房子；在生产队大办“公共食堂”，我和父亲把家中余粮藏入后山灌木丛中；到与“双河水库”配套工程的“彭九大堰”工地当“童工”；“天灾人祸”之年，我们一家人以树皮草根充饥，四弟吃观音土，直肠“梗塞”，我用小棍給他“通便”，母亲双腿浮肿，廋的“皮包骨”的爷爷、婴儿小弟娃相继在我怀中咽下最后一口气，跟随伯伯在奶奶坟头一旁挖个小坑掩埋小弟，还有我那戴帽“坏分子”的叔伯二哥，偷宰我为小学毕业师生聚餐喂养的山羊，他吃了自家自留地的玉米棒子，却嫁祸于我和二弟，到1964年“四清”工作队进来他才如实“招供”；稍显“宽松”，我跟着母亲随大流也“烧荒”种粮…。生命中的前14年，见过原始森林、野兽出没，层层梯田、波光粼粼；见过毁林炼铁、荒山野岭，吃糠咽菜、黄皮剐廋；见过生产队集体劳作，社员出工不出力…。第一次看电影，《天仙配》发行后古蔺电影站轮流在各个乡镇放映，父亲挤在大山堡球场的银幕后，我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一切的一切，至今历历在目，如果我是作家，可以写一部中篇小说，也可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扩展成长篇。

生命中的前14年，就没见过汽车、自行车，连“鸡公车”也没见过。

1961年考上古蔺县第四初级中学，当年第一二三初级中学因“度荒”继续停办。入学报到经过金星公社的“烧鸡弯”，第一次看见汽车还是帐篷货车，我们大呼小叫、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那车无影无踪。1964年到县城第一中学上高中，才看到自行车。皇华初中离家四五十里，蔺中离家一百多里，开学报到、放假回家都是徒步往返。也有过“坐车”的经历，1966年冬（或1967年春）县里召开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会”结束，大村区的10多位书记坐解放牌货车回返。狭小的汽车站，临晨黑灯瞎火、拥挤嘈杂，我“一跃而上”爬进车厢，立于拥挤的乘客之中，“混”到终点大村下车，体验了一次“坐车”比走路快捷舒适。1968年3月参军，解放牌货车、闷罐火车拉到成都，自此“坐车”就成了家常便饭。

崭新“28” 换旧“26”

我第一次拥有的“自行车”，那是从成都军区总医院转业那一年买的。

我1968年3月入伍到50军148师442团，当年入团入党。1970年4月提干命令“排长”，随即选调到宜宾县武装部任助理员，庚即又选调到宜宾军分区政治部作新闻干事。

夫人原籍铜梁县，我原籍古蔺县，“军转安置政策”是“哪里来就回哪里去”。“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夫妻今后转业，不是回古蔺就是回铜梁。夫人的二哥一直担心我们今后转业何去何从，在省科委作人事处副处长的勋畔大爷建议我们“先走一个安置在成都，您搞政工又会写点东西就先转业，可以找一个好单位”。为了在成都“落脚”“扎根”，经反复申请，政治部毛明远主任已口头同意我转业。

总医院地处天回镇，唯一的9路公交，班次稀少，总医院在城里上班的两位家属为了“赶趟”，车祸而亡。到城里上班要不“误点”，骑自行车相对自在安全。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永久”、“凤凰”和天津的“飞鸽”三大品牌十分紧俏，仍然是计划供应、“凭票”购买。夫人二哥所在的省宗教局，分给他一张全链盒“永久28”购车卷，已选购一台浅绿偏黄的锰钢全链盒“永久28”，上了牌照。二哥主动让给我，说好的我下地方后分到自行车票就把票给他。我到二哥在向荣桥街的省宗教局平房宿舍取车，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才骑回总医院，东拼西凑，好像还借了点，凑了200元还给二哥。

借战友的自行车在军区总医院大院操坝学过“车技”，最先学会了紧急“刹车”。第一次骑着“永久28”出医院大门 ，本准备骑到驷马桥再返回来，但骑到四川磨床厂附近的东风渠大桥，就不敢再往城里骑了，沿厂区一侧河岸往上骑了一两公里，调头还有四五米才到桥头，急于转弯又心慌意乱，前轮已抵达河岸边沿，好在一个急刹，万幸没有连人带车冲到河里。

那辆“永久28” 在总医院大院还很“抢眼”，不少人投來羡慕的眼光。一天晚饭后，我又在操坝练车，外科主治医生CQK从山上宿舍区骑车下坡，来到操坝 ，他停下“永久26”，看我“表演”、传授技巧，问这辆车在哪里弄的购车卷。他说，还是这“永久26”，轻便、灵活、安全。我说了那天在磨床厂东风渠的惊险一幕。他那辆“永久26”，小巧玲珑，我也有点羡慕。C医生说他的“永久26”才买不久，如果我愿意可以互换。以新换旧，真的不情愿，还是我经不住“游说“，犹豫再三勉强答应，当时C医生也没说补差价。他随即骑车进城，第二天中午我俩在操坝交换，我想过要他“补差价”，但碍于情面也没说出口。

五次搬家 车随主人

那样“永久26”，骑了几个月，一天下午从城里下班回到军区总医院，忘了扛进7号楼2层宿舍，第二天不翼而飞。随即买了一辆全链盒的“永久26”。

1982年12月底，我办理转业手续，按时到“石勘指”报到，分到办公室作秘书。“石勘指”，不歧视军转干部，提拔任用和生活待遇与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办公室孔世安主任关心指教，康有盛副主任热情传帮带，我很快熟悉工作。列席指挥部行政办公会作会议记录并整理“会议纪要”。春节前，跟随刘忠书记，到德阳“物探大队”、绵阳“钻探”大队，慰问第一线干部工人，草拟的“简报”受到刘书记表扬并转发全系统。还跟随全国著名石油勘探专家郝凤台指挥长，巡察德阳“物探”大队、绵阳“钻探”大队，指导处理井下事故。“石勘指”提拔一批县处级干部，政治部考察、党委讨论通过后，干部处安排我参加填写拟提干部审批表，以上报“地质矿产部政治部”审批。

也出过一次差错，教训深刻。指挥部领导规定，机关各处室以指挥部名义起草下发的文件电报，经分管领导审签后，要送办公室文字“把关”后再印发。钻探处起草一份处理事故的电报，全国著名石油勘探专家王金琪副指挥长审签，钻探处文员送给我，我自作主张“小改”并签字。那文员觉得不妥，也没当面指出 ，回去給也是石油勘探专家的刘处长，经王金琪副指挥长改回原版紧急下发。王副指挥没有直接批评我，办公室康有盛副主任特别嘱咐：我们不懂技术，今后这类电报只要郝、王、赵指挥审签了，我们一字不改，按程序签字退回原处室。

到“石勘指”报到，办公室就给我安排了“午休房”，配备一床棕垫，每月随工资领取9元“野外津贴”，享受春节“慰问金”。当时，办公室马正培副主任带着重庆建工学院毕业的机要员刘正照，正在梁家巷附近建设新办公区，同时修建几栋职工宿舍。我琢磨，住在青龙场的老同志搬到新区，我有可能分到一套腾空的住房。

1983年三或四月，省级机关党委宣传处陈玉昆副处长、高云悟副处级理论教员，来“石勘指”联系商调并告诉我不要声张、“等候通知”，说这里不愿放人，您自己做工作。省级机关党委商调函来了，政治部许季明副主任说通办公室孔主任，经指挥部领导同意，我立即到省级机关党委报到。有老书记给予关照，宣传处正副处长信任，几位副处级理论教员老大姐传帮带，我也很快熟悉办文、办会、办事。

儿子转学到东府街小学，我们俩爷子挤进勋畔大爷的“一套二”，大爷的孙女只能睡在小客厅的沙发上，晚上经常有人来访，她做作业也不得安宁。省级机关党委正在分配红星路的新宿舍，我多么想腾出来的旧房能给我一套。因企业一般干部调机关受限制，机关党委领导向省劳动人事厅反复申请，我的人事工资关系到年底才转到省级机关党委。

到了1984年，我向分管王术副书记报告了住房困难，我和夫人还找了晚上还在上班的杨着尘常务副书记 ，“石勘指”又转来军区总医院院务部要我腾房的通知。办公室伍朝友主任把新半边街6号院2单元顶层4楼一套三的房子給我，但明确一个新来的大学生小傅要住最小的那一间。后来“一套三“加修厨房、饭厅、卫生间，对应端头建了一间单身宿舍，我鼓动小傅找办公室，处领导也帮我申请。小傅搬进单身宿舍，我住上了“一套四”，旧厨房可以安一张小床也算一间 。

1983年，我乔迁到省级机关党委在玉沙路163号院修建的两个半单元中的处级干部房，选的二层，自愿放弃了他们厅级干部分配剩下的顶层105平米“一套四”。1997年5月，省委下达任职命令，我到省委省级机关党校作副校长，2000年搬进新建的厅级干部房，大“一套四”，大客厅、大饭厅，双卫一厨。之所以挑选底楼，心藏“小九九”。

同时在温江区永宁镇地盘，与别墅区“芙蓉古城”相邻的“芙蓉花开”小区，按揭购买了一套金三层“一套三”。2007年12月省委组织部下达退休通知，我立即办理退休手续，把家搬到“芙蓉花开”。2008年10月12日孙女出生，我们两老又搬家到2002年购买的中华家园多层洋房。

新买的“永久26”，也紧随主人，五次“乔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