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献宝功盖和璧

徐氏源流文化与村庄民俗

徐世章先生遗像

原标题：徐氏献宝功盖和璧

天津：云希正

徐世章先生在从政之余，特别是去职以后，致力于蓄藏古物，举凡旧砚、古玉、文玩、玺印、书画、碑帖、善本图书都在他访求的范围之内，并潜心研究，详加考订，功力颇深。

他鄙视那些将古物作为牟利本钱的人，并说：“这些古物，绝不能从我手中流散到国外。”解放后，他看到人民政府真正爱护祖国文化遗产，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政府的信赖，为对所藏文物作最妥善的处置，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化私为公，嘱咐子女将家藏文物全部无偿献交国家，供全社会、全民族共赏。在献交文物之前，他曾对子女说：“我毕生精力收藏文物，几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将它从分散变为集中，如果传给你们，势必又由集中变为分散，只有捐献给国家，才更易保管。”他还曾与好友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周叔蘱先生商量过捐献之事，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周叔老也是向政府捐赠文物古籍的倡导者和带头人，两人所见一致，志同道合。

１９５４年先生辞世，夫人杨立贤及子女徐绪如、绪年、绪开、绪述、绪珍、绪玲、绪璐、绪栋、绪假等，通过周叔老正式转达了将家藏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的意愿。同年７月，市文化局组成接收小组第一次从徐家接收文物２３８０件，计金石类２５０件、文玩类４１７件、古砚９６４件、古玉６１２件、字画拓片９５件、书帖１０３种（含４０００余册）。１９５４年１２月，第二次从徐家接收文物３６９件，计旧墨１６６件、毛笔１３件、古印章７１件、拓片７９件、古玉２１件、金石类９件、笺纸旧绵５６件、书１件、烟壶１件，以上两次合计共２７９７件，是市文化局５０年代收到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一批文物。当第一批捐赠文物收到后，市文物局于同年８月在天津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爱国捐献文物展览”。开幕式上，市领导人向徐氏后人颁发了文化部沈雁冰部长签署的褒奖状。津京报刊对此作了广泛报道，各界反应强烈，参观者络绎不绝。

到了１９６２年，徐氏家中又清理出清代黄鼎绘《万里长江图》正本２卷，稿本４卷，徐氏后人通过朱启钤先生转呈文化部，愿一并捐献给国家。文化部认为徐氏此前捐献文物数量既多，价值亦高，此次捐献，应给予奖励。天津市文化局于１９６２年８月２９日借市政协礼堂，举行了“捐献《万里长江图》授奖大会”，周叔蘱副市长、市委宣传部方纪副部长出席了会议，会上高度赞扬了捐献人的爱国精神。徐世章长子徐绪开讲了话，社会知名人士和收藏家代表翁之熹、陈邦怀、朱鼎荣、冯文潜、张叔诚、张重威、陈亦侯等一百多人出席了大会，取得了广泛的影响。

徐氏捐献品中旧砚和古玉是其强项，珍品荟萃，各具风采。旧砚中不仅质料精良，且多名家题识、名家收藏、名工雕刻，都有一定的观赏和历史、艺术价值，展现了中国古砚迷人的魅力和深邃的文化内涵（编者注：本刊下期将有专文介绍徐氏藏砚，此处相关内容从略）。徐氏所捐玉器，自成系统，虽一家所藏，从中也可大略反映出中国古代玉雕发展进程和成就。其作品时代，自新石器时代始，历经商、周、秦、汉、南北朝、下及隋、唐。不仅典型器物悉备，而且拥有不少绝品。如龙山文化青玉鹰攫人面佩，琢工技艺高超，透雕和剔地阳文并用，有重大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全国仅见。再如商青玉龙形蚷，河南安阳出土，扁平体，浮雕，两面均碾琢蟠龙纹，并涂朱砂。琢工运用透雕和双钩技法，线条娴熟流畅，精美程度不亚于妇好墓所出者。如此精美的龙形蚷，在商代只能是有一定身份的王室成员或贵族才能佩戴。商代刻铭玉器，“癸巳 怿”玉簪和“田”字铭绿松石燕形佩，反映了商王武丁祭祀祖先并赏赐近臣玉笄和田猎的史实。西周青玉大璧，玉质纯净，器形硕大，与周代文献“用苍璧礼天”的记载相符合。至于春秋、战国、两汉的佩玉，如璜、鵏、璧、龙形佩、管、珠以及刚卯、严卯等，数多质精，真可谓濠园藏玉“玉不美不收，器不绝不藏”。

徐氏所捐文玩方面包括印章、臂搁、古琴等项。印章方面除罕见的汉代琥珀印外，其余多为明清时代的流派印。如清初周彬（尚均），康熙时董沧门等人，他们采用浮雕、透雕、薄意雕技法，制作的印纽和印章纹饰，精美绝伦，所用印材，多为田黄、田白、寿山、芙蓉、冻石等。其中有几匣汇集了制纽、篆刻、印材俱佳的各式各样石章，匣面上镌刻“含章内美”“含章贞吉”，真是件件莹润可爱，美不胜收。臂搁是中国传统书写必备的文房用具之一，明清时代较为盛行。所捐明何震（雪渔）竹刻“席上珍”臂搁，白文深刻，秀丽典雅，与雪渔治印有异曲同工之妙。清康熙时，原籍嘉定，后移居天津的吴之阣竹刻骏马臂搁，薄地阳文，别有情趣。吴之阣是继朱三松之后嘉定第一竹刻高手，真品十分难得。所捐清雍乾时期嘉定派代表人物周颢（芷岩）竹刻书画臂搁，也历来为人们所珍爱。古琴方面有明万历七年潢南道人监制的益藩琴，仲尼式造型，漆面乌黑，有蛇腹断纹，是一张保存完好，流传有绪的名琴。

徐氏所捐书画碑帖数量虽不太多，但件件都是善本精拓，且不乏珍品、孤品。如清傅山、傅眉父子画册，设色绘山水小景十六开，是傅氏父子合璧的力作。清黄易《得碑图册》，淡彩笔墨，绘访碑、得碑、贺碑情景十二开，有自题、翁方纲题诗。清黄鼎绘《万里长江图》，有着色正本２卷，墨色稿本４卷，正本高６８厘米，全长８０米，这幅长卷详尽地描绘了长江沿岸的山水风光景色，卷尾下署“雍正甲辰十月虞山黄鼎作”，是作者历时数年完成的巨作。清张四教绘《新罗山人像》，边跋很多，对了解新罗山人身世提供了佐证资料。在碑帖方面，有北宋拓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号称墨皇本，清代崇恩旧藏，原碑第十五行末尾“圣慈”的慈字未损，研究者认为它是北宋早期拓本，更多地保存了王羲之的字迹风神。另有宋拓《西楼苏帖》，帖中集苏东坡与亲友的信件、诗文之大成，南宋乾道四年（１１６８）摹刻上石，此为原拓片，如此完整齐全者国内仅见。此外仿名家书迹画稿制作的缂丝挂轴，在捐献品中占一定数量，如清乾隆缂丝《明皇试马图》轴，采用通经断纬的技法，自由地变换色彩，又有乾隆御题诗文，精工细作，堪称清代缂丝中的佼佼者。

除以上各类外，徐氏所捐文物中尚有战国山字纹铜镜陶范。山字纹铜镜出土品和传世品都常见，但如此完整的陶镜范则稀见，对了解战国时期铸铜镜工艺极有价值。又如汉马形金饰件，汉虎羊纹金环饰，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色，弥足珍贵。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津市文化局三次接收徐氏捐献的２７９７件文物古书后，将其中善本图书拨交给市图书馆庋藏，将一部分古玉、砖瓦拨交给市历史博物馆。１９５７年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从市历史博物馆分出单独建制后，又将古玉、砚墨、文玩、书画碑帖、印章等转拨给市艺术博物馆。徐氏捐献的文物，大大充实了这些馆的藏品构成体系，单就艺术博物馆而言，不仅藏品数量增加，而且质量上升了一个档次。

数十年来，对徐氏捐献品除了进行分类、整理、分级妥为保管外，还经常不断对外轮换展出，甚至赴国外参展。馆内参与整理、研究工作的业务人员，逐渐成长为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艺术博物馆编辑的《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砚》《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玉》，综合性的《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大型了图录，都入选了徐氏捐献品，备受人们的珍爱。

责编：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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