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信文史（52）

吕中

“鄱阳八景”文化探究

吕 中

四十八镇是一处山水秀丽、历史悠久、文脉延绵、才俊辈出、乡风纯朴、物华天宝之地，也是当今上饶市广信区唯一一个保留古行政区划名称的乡镇。

辖区内有“鄱阳八景”，八景由“银峰尖”“笔架山”“石船岗”“大峡源”“天香寺”“通利桥”“绿野亭”“泉塘井”组成。《叶氏宗谱》《周氏宗谱》等族史里有记载，并有数十首古律诗吟之。

“鄱阳八景”，荟萃了当地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胜，属于中国古文化中的“八景文化”。“八景”作为一种以数字称景观的表达方式，被《汉语集称文化通解大典》一书收录，归类为“集称文化”。据载：“这种将一定时期、一定条件、类别相同或相似的人物、风俗、物品、事件等，用‘数字的集合称谓’将其精确、通俗地表达出来，形成所谓的‘集称文化’”。

说到此处，绕不开这个“八景文化”古话题，那就先介绍一下这个不被当代大多众生所熟知的一种古文化。“八景”作为我国古代约定俗成的一种风物景观，集中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对于某一地区风景特质的认知与品鉴。“八景”作为中国传统景观概念的重要范畴，常被记录于一地历史与地理的地方志集中，且是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个性文化特质的表现。

八景文化源流

“八景”文化萌芽于魏晋南北朝，兴起于宋朝，然后经历了明清时代的繁荣发展，清末民初的衰落和现代的复兴几个阶段。

据资料记载，南齐(479～502)后期，历史学家和诗人沈约(441～513)任扬州东阳郡太守期间经常游览风景，并在郡城东南临婺江处建了一座“玄畅楼”。沈约经常登楼远眺，并以“秋月、春风、衰草、落桐、夜鹤、晓鸿、朝市、山东”八景为题材作“八咏诗”,受到众人称赞，“玄畅楼”因此得“八咏楼”美名，吸引四方游客前来。此诗所描述之景即“八景”，已可归入“八景”诗之列。

到了唐朝，也有“八景”的记载。据《惘川集》，惘川别业内有20个景区和景点，唐朝诗人王维(701～761)与好友裴迪(716～？)对其中的每个景点都分别赋诗作画，描绘景点的特色。但他们并没有用“二十景”的名称来归纳，景点多而散，此“二十景”并未广为流传。诗人柳宗元(773～819)于唐贞元二十一年(805)被贬到湖南永州时，常到各处游览并撰写游记。他先后写下《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八文，即著名的《永州八记》。这八篇文章以一个地区的八个景点为题材作文，亦属“八景”范畴。

由此可见，“八景”文化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萌芽，在唐代有一定的发展，但因只局限于少数文人的文化欣赏范畴，并未广为流传。

北宋度支员外郎宋迪在前人“潇湘八景图”的基础上，于嘉祐年中(1056～1063)在“八景台”上绘制了分别名为“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的八幅图画，合称“潇湘八景图”，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记载这一说法。

人们将宋迪“潇湘八景图”陈列于八景台上，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登临赋诗，“八景”迅速流传。据《寄园寄所寄录》：“自宋员外迪，以潇湘风景，写平山近水八幅，一时观者留题，曰为潇湘八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米芾即为“观者留题”之一。他观后拍案称绝,于元丰三年(1080)给每幅画题诗写序，称为“潇湘八景图诗”，这成为“八景”名称得到普遍认同的标志。到了南宋，宁宗皇帝赵扩(1168～1224)亦对潇湘八景产生浓厚兴趣，御书八景组诗，潇湘八景更是名声大震。“八景”受到各地士人的关注，文人画师纷纷以此为中心绘画吟诵，涌现了大量的文艺作品，渐渐形成一种“八景”文化。同时,各地人们怀着对“潇湘八景”的向往，以其为模板，评选当地八景，景致在名称、取材及组景形式上趋同。“八景”文化风行全国。

苏轼(1037～1101)为“虔州八境图”题诗作序，使虔州“八景”名扬天下。据《赣州府志》记载，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虔州（今赣州）知军孔宗瀚(？～1088，孔子46代孙)在虔州五代后梁的城基上修葺城墙并建城楼多座，章、贡二江合流处所筑石楼被称为八境台。台高三层，雄峙江畔，台上可远眺近览石楼、章贡台、白鹤楼、皂盖楼、郁孤台、尘外亭、马祖岩、崆峒山八处胜景，孔宗瀚据此绘成《虔州八境图》。元丰元年(1078)初，他离任返乡并在山东胶州拜会知州苏轼(1037～1101)，邀其共赏《虔州八境图》并请题诗。苏轼欣然提笔，赋就《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但他赋诗时，并未见到“虔州八景”实景。直到绍圣元年(1094)他被贬谪岭南惠州，途经虔州方登临八境台亲睹佳境。他不禁感叹“前诗未能道其万一也”。于是有《八境图后序》，从此，虔州“八景”声名鹊起，名扬天下。苏轼在《虔州八境图诗》八首的第一首中也阐明《虔州八境图》及诗与沈约所建的“八咏楼”有相承之意。

“八境”即“八景”，虔州八境图跟宋迪潇湘八景图绘就时间相隔不久，但从影响力和知名度来说，还是比后者略为逊色。

元朝是“八景”文化缓慢发展的时期。中国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下，“八景”文化没能保持两宋时期的发展态势，留存者不多。元代新出现的地方八景有昆明八景和桂林八景，文学作品有诗人潘士骥的《黄岩八景诗》。

明朝是“八景”文化普及并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万历年间(1573～1620)，明王朝为点缀升平，粉饰盛世，诏令各地定出“八景”上报朝廷。“八景”文化从此打上官方印记,这也是全国各地“八景”文化盛行的主要原因。于是各地官员纷纷组织本地文人走遍当地山水名胜，根据“潇湘八景”模式评选“八景”。随着“八景”的增多和人们审美标准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八景”文化融合自然、美学与文学的特点愈加突出，脱胎于“潇湘八景”模式的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地方“八景”开始出现，如重庆“渝城八景”、天津“津门八景”等；“八景”文化的内容日益丰富，记述并绘制“八景”的文、图作品增多，董其昌(1555年～1636)绘《秋兴八景图册》、文征明(1470～1559)绘《文衡山潇湘八景册》等均为当时代表作。

　　清朝康熙、乾隆时期(1681～1796)是“八景”文化的繁荣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片繁荣，“八景”遍布全国，相关作品大量涌现。此时就正如《洞庭湖志》所说的“各郡均有八景，处处皆然”，以至“十里之邑，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琳宫梵宇，靡不有八景十景（诗）。”“八景”内容也从“潇湘八景”模式的自然山水景观发展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花草树木和宗教建筑、名人遗迹、农耕渔樵等。对于“八景”的评选，也从最初的“选八景”，转变为有意识的“建八景”。清代是编修地方志的鼎盛时期，民间各地在记载名胜古迹时，都将当地“八景”及其诗文歌赋录入方志中。此时较著名的“八景”文化相关作品有吴镇(1721～1797)的《潇湘八景》、秦祖永(1825～1884)的《秦逸芬羊城八景图册》等。皇家园林也引入了“八景”的造园理念，燕京八景、圆明园四十景、承德避暑山庄康熙三十六景与乾隆三十六景等都是“八景”的演变形式。

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八景”文化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原因有三：首先，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和破坏力度增大，使很多原有的景致逐渐消失。八景开始失去神韵，变得名不副实。其次，“八景”文化过分大众化、通俗化导致庸俗化。一些粗制滥造、附庸风雅的作品充斥其间，很多地区盲目比附，增加景致，甚至出现拼凑“八景”的现象，很多“八景”作品失去了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有名无实，流于形式。这种趋势遭到了清代一些文学巨匠的批判。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动荡不安，再没有人有心情去欣赏八景了，这是“八景”文化衰落的最直接原因。总之，构成“八景”的主客观条件的缺失，使“八景”文化在近代走向衰落。

从2000年起，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陈明松教授开始到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和日本千叶大学、东京大学、筑波大学、茨城大学等地进行关于“八景文化”的讲学，受到日本八景文化研究者的热情接待和高度评价。近年，他又与该研究所的社会环境研究室主任青木阳二等日本“八景”研究专家共同开展“中日八景文化的比较研究”。

2005年4月，日中韩三国协力举办了“日中韩第七届八景文化国际研讨会”，“八景”文化成为了国际性的研讨课题，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八景”文化渐渐回暖复苏。

鄱阳八景概况

“鄱阳八景”正如“八景文化源流”所述，被记录于地方的《叶氏宗谱》《周氏宗谱》等族谱史书里。根据相关史料，依据八景文化源流的发展时期推算，“鄱阳八景”兴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记于清朝康乾时期(1681～1796)，距今有450余年。

《叶氏宗谱》《周氏宗谱》等族史里记载的“银峰尖”“笔架山”“石船岗”“大峡源”“天香寺”“通利桥”“绿野亭”“泉塘井”八景，与现今鄱阳街道上的文化墙上宣传的“笔架山”“令旗山”“滚石山”“猴子岩”“天香寺”“排洪渠”“八角亭”“泉塘井”八景有所不同，有四景差异。在此，就《叶氏宗谱》《周氏宗谱》等族史里记载的“鄱阳八景”，作个概述。

银峰尖 在鄱阳境西，因山形似人而名“人峰尖”，谐音成今名。东邻笔架山、牛头岭。是四十八镇与黄沙乡界山。面积约2平方公里，海拔697米，为境内最高点。诗云：银峰突兀挚浚云，地脉遥从一缕分。作镇西方常耸翠，鄱阳籍此产人文。

笔架山 在鄱阳东偏南，三峰并列如笔架。主峰海拔503米。面积约3平方公里。有杉木、油茶林。诗云：山如笔架插云间，侧嵂嶐高不可攀。疑是玉皇香案器，天仙偶落在尘寰。

石船岗 在鄱阳东偏南，峰旁有石似船。诗云：万丈峰边侍石舟，两篙卓立傍艘头。片帆那许凡夫棹，荡漾惟教月影流。

大峡源 在鄱阳境北，即鄱阳畈北山峡谷段水口处。境内溪涧遍布，主要溪流有鲤洋、高洋、小黄沙3股在鸟桥汇合，经流高门、鄱阳，在此处汇成一股，由北山出注入丁溪。诗云：水流大峡迅如梭，怪石嶙峋碎碧波。最爱渊深沙净处，瀐鳞出没泳游多。

天香寺 在鄱阳境南。民国21年（1931），群众化缘重建“天香寺”，面积1500平方米，土木结构。全寺3栋相连，第1栋设戏台，第2栋为观众大厅，第3栋为神殿，立“江相公”神位。梁斗雕刻工艺精细。民间有“江相公”诸多传说。诗云：古剎由来景异常，苍松翠竹列千行。禅门更喜扶疏桂，花发四时不断香。

通利桥 在四十八下街的水口庙与天香寺之间溪流上。三孔拱桥，长约19米，宽约5米，石砌，东西朝向。诗云：桥成通利济人多，过客不须唤奈何。烟火千家凭栏望，画图一幅荡秋波。

绿野亭 在鄱阳畈上，俗称“八角亭”。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建，以亭形取名。旧时供南来北往行客、田野劳作之人歇息。七十年代被人拆除，夷为平地。诗云：绿野亭前景色赊，满畴禾黍杂桑麻。好风时拂行人面，闲坐几忘日影斜。

泉塘井 又名“洌泉井”，在鄱阳境西，古树阴蔽，旁有凉亭。泉水清洌，长年不竭，供乡人饮用，为鄱阳畈四周第一井。民间有泉塘井凉亭遇神传说。诗云：鄱阳井洌首泉塘，潋滟平分琥珀光。流出北山归大壑，始知水活洵源长。

“鄱阳八景”是中国“八景文化”这个载体的缩影，是中国“八景文化”在一个乡镇级别的地方上真实体现，是镶嵌在广信大地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鄱阳八景”融合了当时四十八都的自然、美学及文学的特点和富有地域特色的优点，具有一定的地域景观文化价值。因此，在当时四十八都的人们心目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虽然，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鄱阳八景”因时代的车轮在前进和环境的变化，有一两个景观遭毁，现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景观文化价值。但是，绝大多数景观由于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突出的美学价值，仍对当地的文化传承和景观规划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若要重塑“鄱阳八景”，当今的“四十八高铁站”这颗璀灿明珠，必定挤身入列并能排名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