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十四）‍我的风风雨雨，东西历程 ‍作者 倪三红

青青芳草-于青

北师大毕业40年记

-- 我的风风雨雨，东西历程

倪三红

要想回忆这40年，也是生命中最主要的这段历程，实在是有太多可写了。我们由 激情四射的年轻人蜕变成了一位成熟 睿智的年长者。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段生命的历程，更是一段在生活中，经历中学习，思想继续成长的历程。是一段不断认识自我，磨练自我，超越自我的历程。

我1963年出生在浙江萧山的一个农村，那时母亲说她为了给国家挑重担，那时还是国家的困难时期，在她还怀着我的时候，就主动要求从无锡丝厂下放到浙江的农村了。（也就是说我在我妈 胎里就和我妈一起为国家挑重担啦。） 我爸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到老也不能对此释怀。因为这意味着以后的日子里他一人的工资需要养活我们全家啦。

母亲下放到了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生活的大家庭里， 本来我的叔叔姑姑支持大西北，分别在兰州和乌鲁木齐，可以由于国家困难时期，也全部回到农村爷爷奶奶的老家， 在杭州郊区萧山，而我爸爸当时在浙江嘉兴一个越剧团工作。仅仅剩下他一人是拿工资的啦，他其实不仅仅需要照顾我们这个小家，还经常照顾爷爷奶奶这个大家庭。 我父母不是农民 但是我 一出生是农村户口。而比我大2 岁的我哥哥是城市户口。

我出生时，我黄埔7期毕业的爷爷给我取了一个还比较有文化的名字是倪端， 但是当我到浙江嘉兴 准备上小学时，当地的土话把我：倪端 这么高雅的名字念成了：耳朵。于是我当然就不满意这个名字啦，再加上我的邻居女孩子们的名字很多带有红字，那意味着时尚。于是我自己给自己改名成倪三红。（ 三面红旗的意思）。但是户口本上一直是倪端这个名字。工作到单位后，人事处领导希望我改回户口上的名字。

当时我想学法律，我想填报重庆政法大学（ 是重点大学）。可惜老爸认为重庆路太远， 文革时期，打倒公检法。他对法律没有信心。所以是老爸的老观念阻止了我对法律的向往。然后我听取了一位中学老师的建议，为了能实现当大学老师的理想，我填了北师大为第一志愿。因为我的政治成绩一直是考的最好的。 所以我填报了哲学系。

当时我考上了北师大， 大家为我庆祝说我一下由农村户口变成了北京户口。那时拔出这农村的脚是挺不容易的。

进北师大后印象最深的歌 是《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和《希望的田野上》。当时17岁，花样的年龄 。刚进校门，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海淀区在搞选举，77 ，78级的同学们在到处演讲希望当上一个好像是人大代表吧？听着这些大哥哥们的慷慨陈词， 感觉他们太有才华了，而自己还不到18岁，连投票的年龄还没有到。只有到处听听看看。

北师大对我熔炼不仅仅是老师们课堂上的精彩的讲座。而是整个大环境的一种气氛。我们师大经常能请到名人来做讲座。包括当时教育部长，王光美等政治上的名人，还有 谢晋导演，郑小瑛 指挥等等文艺领域名人，体育领域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班还有当时鼎鼎大名的女排张蓉芳的妹妹是同学。 我认为这些课外讲座 对我开扩视野，提升自己精神境界影响很大。

我也喜欢我们北师大的图书馆。 喜欢去那里吸取精神食粮。以致于我84 年毕业后到了我工作单位浙江教育学院， 看到他们的图书馆，感觉和师大比真有一种天壤之别。

1983 年，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温元凯到北师大做了关于如何提升创新意识的讲座。当时我记得还是我们班的马玲大姐让我去听的。 听完以后，感受到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而我们宿舍里没有去听的同学让我在熄灯前为大家重复讲一下这次讲座的要点。我当时正在纠结要不要考研究生，如果考，应该选择哪个专业。 于是我写信去中国科大温教授那里，希望得到他的指点。没有想到的是他马上回信给我，并且在他出差北京开会的时候，约我见过几次面。他认为考不考研究生无所谓。他说他需要人把他的观点 从哲学，历史，文化和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去进一步的提升。他建议我把他在一份报纸上发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从哲学理论上去进一步拓展。于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改造问题。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浙江**学院当伦理学老师。北师大李春秋老师把他的伦理学讲稿邮寄给我做参考。对老师的热情帮助一直十分感恩。同时温元凯教授也希望我进一步把国民性课题研究下去成书。他有时也会邮寄给我一些最新资料。 于是我把课余所有时间全部泡在杭州的浙江图书馆查资料，做笔记， 写作。我和温元凯合作的书 《改革和国民性改造》于1986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当时我还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 但是第一次出版的却是书。也是我本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后来人家告诉我该书在香港曙光图书公司于1988年再版，我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书以后。以为倪端一定是个老教授。当看到是一位年轻姑娘时，非常震惊。该书出版后，我的文章也经常在报刊出现，经常是别人告诉我，看到我文章了，于是我去找到这份报纸，发现原来他们就是从我的书里摘录一段文章发表，没有我本人同意，也不是我去投稿的。当时也有人向我约稿或者愿意和我合作一起写点什么的。可是那时的我感觉需要安静下来学英语。需要把自己再提升一下，换一个角度研究中国。

于是我开始进入我工作的浙江**学院的英语系课堂里和英语系的学生们一起从头学英语。把 获得的书的稿费全部用来作课外托福，GRE等英语培训班的费用，和考托福 和GRE的费用（当时考托福，GRE几十美金对我们年轻人都是很贵）。同时我也得到了海外知名的新儒家代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成中英教授的支持，他为我做赴美国留学的经济担保人和推荐人。后来我也拿到了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的奖学金。

但是我的这些行为没有得到我们本单位本系领导的支持。特别是我们的系主任，认为他们教育学院的庙太小了，留不住我这个大和尚。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让我提早离开。 他说我们当老师的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能上课上一半就走人，你这个萝卜在摇摇晃晃，那不如先把你这个萝卜先拔了。 于是他们早早把我推到人事处挂起来。 后来由于整个大环境不可控的原因，人算不如天算，没有能成功留学夏威夷大学。于是他们让我调离单位。

1990年，年轻气盛的我去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于是我告别了我的学术生涯，也告别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我在台资，港资，和中国内地在深圳的企业打工，也曾到过珠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外面漂流了一段时间后，在父母的要求下，回杭州成家结束漂流的日子。回到杭州两年后，1995年自己办了公司。当时还是利用我当老师的优势，组织各种面向企业管理层的培训班。同时也请了像成中英这样的海外知名教授来为企业做管理理论的讲座。

一次不经意的机会，当我准备在杭州组织一次国际教育展会的时候，认识了德国到中国招生的一高校。 他们说你的英语可以，不用再重新考英语的托福和GRE了，可以到德国留学MBA。 他们用英语授课。不要求德语。于是这个国际教育展把我自己拉到了德国去留学。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开。我不得不相信命运之手的存在。当时我已经37岁，其实已经没有了出国留学之心， 孩子才2 岁多。 自己办的公司，在稳步发展，但是毕竟公司还小，危机处处存在，需要操心的事情还是很多。有时会感觉吃了上顿，下顿不知道在哪？ 加上 曾经痴迷的出国梦，一下子从天而降，还是禁不住这个诱惑。

2000年8月我到了德国斯图加特留学。英语授课。德语学习一些生活用语而已。

一门功课经常要分4次考试，然后最后才是总分。所以如果一学期是6门课的话，就需要考试24 次，好像每一周就会有一次考试。两年的学习很紧张。 但是还是没有忘记周末和假期的欧洲游和经常回家看望还小的孩子父母。我也把孩子和家中老人请到德国住了一段时间。

当时欧洲在各国找人才，培养国际大公司的管理人才。 特别是德国，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也很多，也需要有了解中国文化的本土人才进入大公司的管理层。就这样我被招进去了。我们班MBA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当时认为毕业后一定会有国际大公司的高管职位在等待着。

可惜2001 年的911事件 对西方经济影响很大，我 2002年毕业获得MBA学位，因为 经济继续低迷，工作不好找。2002年回国后我继续找工作，还是不理想（也许有年龄因素在里面，当时已经39 岁）。没有想到海归变海带。自己的公司，由于自己没有亲自管理2 年， 已经基本瘫痪。这2 年，让我看到了很大的差距，以前有小姐妹在我出国前希望我和她一起办公司帮帮她的，等我回来，她的公司已经做的风生水起，而我因为在外面学习，回来还必须提包找工作。心理落差也比较大。

于是通过网络搜索，感觉自己符合移民英国的条件。2004年8月，我获得了英国的高技术移民签证，我是主申请人，带着全家到了英格兰伦敦的南部 KENT 先入地。这签证就是让你在英国找工作，但是不担保你有工作 。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我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进入了苏格兰一家半导体芯片企业负责亚洲市场的开发和销售。于是我们全家于2005年，从英国南部的KENT 搬家到了英国北部的苏格兰。

为了销售，必须了解产品。于此同时，我也学习了不少芯片半导体技术方面的知识。 在我工作期间，我把这个英国苏格兰的半导体芯片公司在中国国内的销售额从0 做到了上百万英镑一年的销售额。那时经常出差国内，包括亚洲其他地区，中国台湾，日本，菲律宾等。我也可以经常利用公家出差的机会回家看看老父母。所以这样稀里糊涂的在苏格兰过了大概将近10来年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光。

我们移民到英格兰时，孩子 6周岁，10年后的孩子是16岁，到了青春期，加上本来就有的自闭症。情绪经常焦虑不稳定出问题。2014年，孩子被苏格兰的医院送到了英格兰的医院。并且是长期住院，我们看不到他什么时候可以出医院的希望 。孩子看不到父母更加焦虑，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恶化。孩子希望离我们近一点，可以经常去看他，于是为了孩子我又一次搬家了，放弃了在苏格兰的一切，把苏格兰的房子卖了，家搬到了孩子的医院附近，那是在英格兰的东北约克裙。那年是2015年。

再次到了英格兰后，基本上是孩子引导了我现在这条路。我成了为自闭症患者到处呼吁希望获得社会更好的帮助和关心的全职社会活动家（ 英语介绍的时候，我说自己是campaign mum)，特别是对目前的英国的医院对自闭症患者没有真正的进行治疗而使之恶化，进行了批评。于是我在网上也发起了请愿，得到英国民众大力支持。英国的报刊媒体也支持我，英语主流媒体报道过多次我和孩子的事情。我也得到英国慈善组织的大力支持。 经常参与慈善组织的活动和会议，参与他们组织的相关自闭症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修改方面的会议，有时也会到英国议会大厦参加会议，已经会见过他们很多任的社会关怀部部长，医疗卫生部部长等。 同时我的网上的请愿书因为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已经被递交到了英国唐宁街10号首相府。我目前继续参与他们英国卫生系统的工作，为了自闭症患者更好的关怀和帮助和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利 而继续在努力。这10年里，我体会了很多东西文化和体制的不同，很多作为母亲的无奈和辛酸。虽然孩子不幸得了自闭症， 长期住院已超10年，但是孩子也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也许他是今生来度我的。

匆匆回顾这40年，太多的风风雨雨。磕磕碰碰，一路走来不易，但是每一次生活的考验都是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让自己变得更加 成熟和坚强。我自己感觉从刚毕业的一棵青青小树，经历了东方和西方的各种风风雨雨，成为更加抗风雨的一棵大树和老树。在生命的长河中不断的学习，感恩生命中遇到的一切人和事!

一路走来，我感觉真正塑造人格的并非天资和学历，而是经历的挫折和磨难 所形成的阅历从而引起的心灵的提升和自我的超越。正如王阳明先生倡导的：越是磨难处，越是修心时。不管人生经历多少风风雨雨，但是我们需要保持心灵的阳光。

稻盛和夫说：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使它在谢幕之时比开幕之初更为高尚。

成稿于2024年10月18号。（手术后第9天)

1980年10月在中国北京天安门

1986 年和中国当时著名改革家温元凯教授合作出版的《改革和国民性改造》 一书

香港曙光图书公司1988年再版该书

90 年代自己办公司组织的各类培训班 （1996年）

和英国前财长大臣 Jeremy hunt 杰里米·亨特.

（ 左一）见面 合影。 当时是英国卫生大臣(部长)

到 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提交请愿书 （2015年）

参加英国议会中心的会议。2021年

2023年7月参加英国议会中心的会议

在英国当地一高校作关于在英国的健康关怀领域中出现的不平等现像的讲座（2024年5月）

60岁生日在英国出游照片（2023年3月）而今我所做的事情似乎已经实现了当年曾经想报考法律专业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