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广州：猫科动物之城

贵丁

我居住的小区紧靠天河公园，这个广州市区内面积最大的公园每逢周六、周日便有民间自发的相亲会，焦灼的父母们云集在湖边的树荫下，为大龄的儿女寻找姻缘，远远看去人头攒动，蔚为壮观。

在挂成数百米长列的婚配卡片前，父母们扎堆儿聊着关于儿女的话题，而扎堆儿似乎又是以语言来聚拢：广州白话、客家话、潮汕话、湖南话、江西话、中原话、东北话……

前三种语言原本都是广东话，但是互相之间也有泾渭，其中又以广州白话圈子的纯度最高，一口纯净的广府白话犹如一道门槛，把别的话语拦在圈外，一些卡片上甚至有这样的文字：某某、某某地区的人勿扰。

换了其它城市，这些文字可能会让人大呼小叫，说是地域歧视云云。但在广州呆久了你会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你倒有闲工夫盯住几行字去费神思，省下这份心干点实事不好？

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具有包容性——这些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全国人民都知道。然而在我看来，开放、包容于广州，更多是在经济领域和政策、政府的层面上，是广州的年轻一代。广州不排外，但是见外,岭南文化尤其是广府文化的孤傲感和排他性并不在京沪之下，区别在于那是一种俯视的谦恭。而你对粤人的这一认识会因其低调、缄默的行事风格而模糊不清，甚至是反向的。

不熟识的人，哪怕同在一栋楼里住上三年也不会主动打一声招呼，面无表情擦肩而过，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孤傲”。然而当你主动上前说话，却又发现对方拘谨地两手都不知道放在哪儿好了。你且不要以为这是缺乏阅历和主见，他的主见可能只在行动中，行起事来常常会令你刮目相看。在我的微信群里，广州战友的话最少，绝无高谈阔论者，但私底下却有超乎你想象的大手笔，不显山不露水却是日进斗金。

生活交往中，你很难插进广州人的圈子。广州人也少有这样那样的“圈儿”。其实这没啥不好，社会关系简单些倒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人不多事，社稷无澜，广州的发展得益于此，也应了自然界中的一个现象：猫科动物独来独往，牛羊则是成群结队。

我的北方发小们就喜欢成群结队，好事坏事都要扎着堆儿往里挤。发小们长了胡须后大都会有三五个拜把子兄弟，说是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遇到事了敢不敢两肋插刀这不好说，但青黄不接时拎着几个窝头送过去还是要做的，不然就是不江湖。

前些日子连队退役的战友在成都聚会，老连长在微信里一声招呼，百十个退役老兵从各地乌泱泱赶来。广东战友一个没去。

广州人更像是惯于独行的猫科动物，各有各的生存之道，相互之间瓜葛不多，会给人以疏离感、边界感。不过在广州呆久了你就会适应这些，慢慢地你也会变成“猫科动物”，正像橘生淮南淮北什么的。

天河公园里有一大湖，周末我去钓鱼，左边坐一老头儿，仙风道骨，不停地和你聊天：“哎呦喂您瞧今儿个这天儿可真够造的，老天爷忒不地道，昨个儿还是大晴天儿，今儿个降了二十度，鱼都沉底儿了连个泡都不冒，白搭了我那么多的饵料，您需要就来拿，我这儿多得是。”

“好咧……老哥您哪儿人？”

“哎呦您问着了，我北京的。”

右边也坐一老头儿，本地人，泥塑般地盯着鱼漂半天都不动一下。你问他“钓到鱼了吗？”老头儿沉默好久才说了一个字：

“冇”

猫科动物独行于山林，悄无声息，直奔目标而去，绝不浪费嗓门和步履，这一点犹似广州人的行事风格。相亲会上外地人的卡片上填写着身高、年龄、性格、工作和父母是干什么的，有的还会写上几句浪漫的爱情格言。广州人则多是房屋、汽车、收入和模样是否漂亮，主题之外没废话，干脆利索。

我凑近广州圈子听了听，聊的大都也是这些事儿。这些西关大屋的老太太们说得直白：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算养大一只猫送出去也想找个大户人家嘛，西关小姐就该嫁给东山少爷，反之也一样。

唯物主义的西关老太们说得并不错，相亲不是自由恋爱，既然一开始并没有以爱情做铺垫，那就要看物质条件了，与其绕来绕去，不如直奔主题，少扯闲篇，更别臭贫。

即便是搭成了婚配，小两口卿卿我我但仍保持距离，工资各自攥着，各有各的私房钱，连吃饭谁买单、孩子出生后老公每月出多少钱都有定数。这和我记忆中的北方爷们儿每月发薪后把一摞钞票拍在桌上，吼一声“都在这儿了！” 情形大为不同。

广州人务实，用他们的话说是“现实”，有粥吃粥，有饭吃饭，饭碗大过脸面，金子要揣在口袋里而不是贴在脸上。大街上人们穿着体恤衫骑着电驴匆匆行路，各有各的事做，时间永远不够用，你也永远不能从他的行头、派头上判断出他的身份和身价。

快节奏的广州人没有时间和你扯闲篇，但接人待物并不孤寒。外地战友来广州一定会款待，席间问明来意，有什么事要帮忙？能帮的当场答应，答应了就认真去做，做不到的绝不打肿脸充胖子。尔后几天里可能都不再照面，但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妥。

有一次我去珠海，向一位战友打电话，他说他很忙没时间见我，匆匆应付几句就把电话挂了，我很生气。可不大一会儿他让人送来一张银行卡，遂又发来信息告知密码，交代我放开手脚用，让人哭笑不得。

同样的事情在内地就大相径庭了。每次回北方，大宴接风那是必须的，朋友们一窝蜂赶来，轰炸般地轮番敬酒，敬酒之词情深意切，让你感动得都想哭。如果有事相求，能办不能办都先应承下来，场面上给足你面子。宴席结束，手头再紧也要争着买单，争得就要打起来。临走时桌上剩着许多菜肴，哪怕没动过筷子也不打包，打包就跌份儿了。

在内地办事，说难也不难，满城的人拐不了三道弯全都能拉上关系，关系比规则好使，人脉决定成败。有些事儿自己掂量着就不好办，但朋友却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咱有关系，都是铁哥们儿。而一些原本好做、该做的小事做起来起来却磕磕绊绊，总有一些关节在扯皮，似要花点小钱儿意思一下，意思一下还真就办成了。

而这些小事在广州大都是公事公办就可以办成的。如果办不成，找人、花钱基本没用。但内地朋友却不这么认为，对办不成的事儿，他们埋怨我人没找好，主要是钱没花够，他们说你广州有那么廉政吗？广州的市委书记还被判了无期嘛，接任的又跳楼了嘛。这让我无话可说。

在广州你不要无端地帮人做什么，做了，会让人觉得这里面有猫腻，而且越解释越见鬼。你也不要轻易向人赠与什么，这会让人不安，以为是有事相求。最后弄清楚了确实没事，只是友情，那更会让人不安，总惦记着要找个机会和由头还你个人情，心里多装了一头事儿。所以朋友、同事之间走动，一袋水果或一听茶叶即可，多了，就是心债了。

广州人的简略和缄默最常见于马路上。开车走出岭南，马上会感觉路边的人热情地不得了，说话要比广州多十倍。返回时一进韶关，感觉就没人搭理你了，下车问路，最常见的就是摇头，听的最多的是“母鸡”（不知道）。朋友说这是因为你不会说广东话，拉大了心理距离。

是的，普通话在这里会让人的安全感和可信度都打折扣，说得越标准越流利，折扣就越大。

都说粤语是距离普通话最远的方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淡定的广东人听到这句话就不淡定了，他们激动地认为粤语才是最正宗的普通话，是中国自古的普通话，而你们说的是夷狄杂语，你才是塑料普通话！不信？念几首唐诗宋词试试嘛！看谁的调儿押韵？那就试着念念——咦！真还就是这么回事儿。

改革开放后社会形态的激越变化让生活在广州的人们有着猫科动物般的警觉和审慎。林子大了一倍，但鸟多了十倍，所以走在街上要提防骗子，回到家里要锁上两道门，哪怕是在五星级酒店就餐也要自己动手先把碗筷冲洗一遍，别人洗的碗筷会干净吗？

九十代初我调来广州，最惊愕的就是家家户户门窗上的铁栅栏，中国特色的“防盗网”。在我的认知里那东西是安装在牢房门窗上的，心里着实逆反。可是几年以后再回故地，北方已然也是这样了，正是那句“南风北渐，广州领风气之先”。好的，不好的，都领。

初到广州没几天，营门口的居民楼着火了，我提着个灭火器逆着围观的人群冲上去救火，直烤得手臂起燎泡。火灭了浑身透湿往回走，人群里有市民也有军人，但没有一句问候的话，看我的眼神就像看着一个外星人。以后几天里领导们也都不吱声，见了面天气不错呵呵就过去了。而在我原来的野战军里这是要大张旗鼓宣扬，至少也是个嘉奖的。

我不需要嘉奖，我的奖章够多了，穿上这身军装一切都是应该做的。我这辈子一不种田二不做工，人民养育你，你得做点什么，这个简单的道理很多人却不去想。想了，就是外星人，就是傻帽。

有一天远远看到广州第一高度的中信大厦浓烟滚滚，于是马上拨打119，接线员却不紧不慢地说“那是消防演习。”接着又说“已经有几百人报警了。”看来傻帽还是不少的。

这天穿了便服上街，路遇一蹒跚老者迷路了，好心上前问话，粤语听不明白，只好领着老人沿街走，汗流浃背终于找到了家。哪想敲开了门，家人竟是迎面一通狮吼，吼完了老人才注意到身后还站着一个人，于是一脸警觉问了情况，慌忙拿了几张钞票要酬谢我，却没有让我进屋的意思。我说我不要钱，转身走了，心想让人进屋喝杯茶歇歇脚挺难么？这和我过去的生活状态区别太大啦！

在广州，你很难见到能让你感动的事情。也很难见到牛二、镇关西式的恶人。

退休后在某城市旅游，见到两个汉子当街按倒一女子猛揍，路人远远围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上前制止。两汉子围着我推推搡搡，要和我动手。我知道上了岁数打不过，于是拿起手机胡乱拨几下，大声说“张连长！带一个侦察班带枪火速赶来，地点在……”两个汉子骂咧咧跑了，一众围观者拍手叫好，我说你们长着手只是用来拍巴掌的？刚才怎么不动手？让一个老汉硬充好汉。众人嚷嚷“我们以为那是他们家里的事嘛！”“有部队首长在轮不到我们动手嘛！”嚷罢继续拍手。

前不久在小区车库里看到一辆汽车在车位上进进退退，没开尾灯，动作缓慢，知道是新手在倒车入库，于是就上前帮忙，比划着打手势，“倒倒倒——好！再打一把，往右打方向！再打一把——停！”

咦！怎么不听招呼咧？于是上前敲车窗告诉司机：“至少要把尾灯打开嘛！”

汽车停下，但车窗不开。往里仔细一看，没人，是自动驾驶的新能源车，自动倒车入库。

我太太经常叨叨我，说在我眼里全世界的人都比自己可怜，都在等着你帮助，你不该去当兵打仗，你该去干红十字会。

我想我哪里是干红十字会的料噢，从战场回来的人是天使还是魔鬼或是两者都不是，上帝都弄不清，我更不明白。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当年从战场回来后，不愿意看到任何生灵涂炭，不想见到任何类似于战场上的凄楚和悲凉。

这年春天，在广州花地湾鱼虫市场，我以不菲的价格购得一对金钱长寿小龟，但见小龟乌黑闪亮，甚是喜欢，起名花花、蛋蛋。可是养了几天后小龟却露出一片片灰褐色的斑，心里纳闷，叫来养龟的朋友看，朋友看了就笑了，笑得前仰后合，说这就是普通的草龟嘛，广东人煲汤用的，被刷了油漆！不信？用刷子蘸点肥皂洗洗看。

情况还不止于此——洗过后小龟背上显露出一片片的破损，朋友说这是龟甲被刷了油漆溃烂发炎，得了腐甲病，很难长好的，扔了算了，反正又不是啥值钱的东西。

贵丁提着两只小龟来到楼下公园湖边，在湖边转了好久，提着花花、蛋蛋又回来了。

按照网上的指导，贵丁买了酒精药膏纱布一应物品，每天给小龟泡水，喂剁碎的肉屑，再清洗换药，包裹成伤员的模样放在阴凉处，半个月后眼瞅着溃烂的龟甲渐渐长拢了，于是和太太一起再又去到湖边，把花花蛋蛋放入水中。两只小龟入水后就不见了踪影，但不大一会儿又游回来，张着乌黑的小眼睛看着我们，太太就哭了，我也鼻子酸酸的。

草龟在广州是煲汤的物件，和茯苓一起煲成的“龟苓汤”据说对湿疹有奇效。刚来广州时我还看到餐馆的蛇、猫、青蛙和田鼠们，吓得直往后退。一条蛇被拽出笼子“吧嗒”剪掉脑袋，眨眼间就被做成了美味端上来。青蛙被一把扯掉皮成了粉红色肉球，丢下来还会蹦得老远。弯下腰看笼子里的猫，人眼猫眼对视，弄不清谁要吃谁了。

说实在话，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这些怪异的“野味”好吃到哪里，所谓“大补”的说法也近乎巫术——这样说可能就有悖于“食在广州”的美誉了。广州人对于味觉的感悟之精妙，不同于中国其它任何地方，比如把食物的鲜嫩称为“甜”，绵软称为“滑”，脆生称为“弹”，粘附称为“糯”，回味称作“甘”……而把所有的异味包括油漆、蚊香、汽车尾气等，不加区分地统统称为“臭”。街头的“油炸臭干子”小摊是要捂着鼻子绕开走的，但对鱼虾的生腥却不排斥，农垦路口有一家老店的店名就叫“有腥气菜馆”，让北方人看了招牌就望而却步。我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味道中熏陶了三十多年，以致于吃任何地方的饭菜，甚至是家乡的饭食，都觉得不对味了。

最怪异的莫过于屠狗。这里的狗肉是要带皮吃的，连狗血都不放掉，屠狗的方法也一反先杀狗再剥皮的惯例，先要把狗嘴和四蹄攥紧了，丢进一口大缸里，再把一锅开水迎头浇下去，迅疾盖上缸盖，压上重物，只听狗在缸里扑通惨叫直到无声息。掀开缸盖拖出将死未死的“热狗”，撸掉滚烫水湿的狗毛，然后将狗的四肢用木棍撑开，平吊在稻草火堆上，把狗皮燎至金黄色，最后开膛取出狗下水，屠狗即告成。每当看到菜市场案台上坐着半只呲牙瞪眼的光皮黄狗，我都惊悚走开，不敢想象那屠狗的惨烈。

——写完上面的这些话我就有些担心，担心它把读者带进“南蛮之地”的联想中。其实在中国的幅员内，广州应该是“洋气”最重的地方，它的现代化起点要比京、津、沪、港都要靠前。自清兵入关之后，清廷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而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的一百多年间，中国能否跟上世界现代化步伐的最重要的时段里，中国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仅仅开放了广州这一个通商口岸，广州成为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唯一窗口，广州人乃至珠三角的乡下人，皆受到西方习俗和思想逻辑的长期浸染，以致在又一百多年后，当今中国内地的人来广州，仍会觉得这里的人在衣饰、表情、语言、味口、审美、理念、逻辑、表达、交往等许多方面有着许多的不一样，其区别甚至大于台湾。

就算你去到珠三角的乡下，那些散布在乡间的建于一个多世纪前的哥特式碉楼，也会让你朦胧生出一个问号：这里是中国吗？

是中国，中国广州，一个自我感觉和外界评价常常悖逆的南中国大都市。该市在2012年、2015年均被美国《悦游旅游杂志》评为“最不友好的城市”，位列全球第三名，给出的评语里有这样一段话：“城市拥挤，肮脏，污染严重，几乎没有好玩的旅游景点。”

习惯了被妖魔化的广州人并不为此而生气，倒是我这个半拉子的新客家人有着许多的想不通。说广州拥挤我不反对，但想不拥挤还不容易？照着京城“外地车辆和低端劳务者不得入内”的做法，问题即刻解决。可是广州当局顶着压力拒不这样做，理由是“广州自古就是个不关城门的商埠”。二十年多前的“农民市长”黎子流更是把广州弄成了个“全球最大的集市”，拥挤那叫人气，人气足则财气旺。和其它的一线城市相比较，广州的门槛最低，落脚最容易。

但是“肮脏”从何说起呢？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等于把这座城市重建了一次，在此之后再来广州的人大概都不会认同“肮脏”的评语。在我看来，比起满地烟头、狗屎和小偷的所谓发达国家的城市，广州要洁净、安全、方便、好玩得多，在北上广中也不能算差，而且多数时间里广州都还是蓝天白云的，“污染严重”的说法不成立，尚好的空气指数提升了市民们五十步笑百步的幸福感，而花不多钱就能饕餮一顿的消费也让吃货们坚信广州最好。鞋子舒服不舒服，脚的心里最清楚，鬼佬的评语不算数。

不过有一位鬼佬（鬼佬，粤语对外国人的戏称，略有不敬，但无恶意）的话却是说得有道理，他是我的加拿大朋友苏里，在广州住了5年，离开时对这里的建筑、购物、美食和人身安全伸了100个大拇指，但对广州的“行车”却连连摇头，“NO礼貌！NO帮助！”是他的评语。

苏理说的没错，我也这么认为。在广州你尽可以做绅士做雅士，但坐进汽车驾驶室里你就高雅不起来了，想做绅士汽车就不能走了，眼前永远是车流滚滚，强行变线、抢道疾驶随时都在发生，已然成为这座城市的顽疾、恶疾。我在北京上海也开过车，虽说也拥堵，但车开得局气。我去了欧洲再回广州，也照着鬼佬的做派，遇到行人过马路就把汽车停下，做个手势让行人先走，行人却不走了，一脸戒意瞪着你：要干什么！

我在欧洲自驾游两万余公里，走了欧盟多数国家，那里的行车礼让让我自叹弗如，从来没有让你“路怒症”的事情。有一次汽车抛锚停在奥地利的公路边，几乎所有路过的车辆都停下来问我：需要帮助吗？

一辆豪华奔驰越野车停下来，两位衣着考究的德国中年男人用英语问了情况，拿出自己的工具箱，用了近一个小时排除了故障，擦擦手上的油垢，谢绝一切酬谢开车走了。

看着两位鬼佬的背影，我想，如果我的汽车坏在了在广州的公路边，坏在了我的祖国大地上，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外国的月亮有圆也有缺。我在欧洲自驾游，头发长了要理发，跑了3个国家的5个理发店都没弄成事儿，说是要预约，两天后您再来。其实理发师们都闲着，歪在沙发上玩手机喝咖啡，付费多加一倍也不干，似乎和挣钱有仇。

在广州的公交车和地铁上，年轻人大都会给老年人让座，但在欧洲尤其是在日本，我见到年轻人对此大都视而不见。一位学者告诉我：先上先坐，那是“人权”，他们没有做错。

我晕。

同世界评价中国一样，广州是一个很难让人说得清楚、拿捏得准的城市，你想夸它、想贬它都难找到合适的语句。

都说广州敢为人先，条条框框少，然而我却感觉在广州做事总要循规蹈矩，顾虑特别多，虽说行车不礼让，但哪怕三个人买单付费也要排队，不会挤作一团，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要连说“对毋居”。

都说广州现代意识浓厚，观念新锐，与世界接轨。但百姓们敬神、拜山、笃信风水等旧时习俗盛行不衰，香火缭绕，无城比肩。

都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但珠三角的文化产业曾占据中国半壁江山，改革开放后至少一半的歌手是从广州唱出来的，光头强喜羊羊熊大熊二也都出自这一带。并且，广州的书刊拥有量和市民阅读指数均在全国城市的最前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9年文章披露）。

都说广州的夫妻睡在一张床上还抱着各自的钱匣子，但广州的离婚率在一线城市中却是最低。

都说广州商业欺诈多，治安混乱，失意者和犯事的都爱往这儿跑。但我却觉得广州并不比任何城市缺乏安全感，并且消费最公平，服务最周到。

这一切究竟为什么？

这一切都和广州人的“猫科动物”习性有关。讷言敏行，专注自我，不妒人绩，不惹事生非，传统而不守旧，独行而不自封，按规矩融入现代社会之林，将无数自由的个体汇集成有序的社会整体，由此形成一个看似随意实则严谨的原生态城市，一个传统色彩浓郁而又高速发展的南中国经济文化中心。

广州天河公园，父母们在为大龄的儿女寻找姻缘。（贵丁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