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新疆的青春

恩德

献给新疆的青春李恩德著

目 录

再见啦，上海！ 2

西行八千里 10

决定去7971部队农场 18

到处都有羊羶味 21

初识西域风情 23

从后峡翻越天山 28

到7971部队农场啦 36

走进古镇和静 40

体验“兵规矩” 43

建造养猪场 47

进天山积肥 53

垦荒 58

不准读专业书 62

仰望天山 66

野营博斯腾湖 71

红柳林记趣 77

爬树引出的风波 82

种稻的苦恼 84

军营的周末 89

军人服务社 92

到焉耆县收容所出差 93

晒小麦 98

收稻子 101

“九·一三”之谜 104

发展党团员 105

再分配前的年夜饭 107

接受第二次分配 108

到和田去 111

从库尔勒到轮台 ，115

从轮台到新和 118

从新和到阿克苏 121

从阿克苏到西克尔 123

从西克尔到喀什 126

从喀什到叶城 129

从叶城到和田 132

初识和田 133

入职和田地区医院 138

小心翼翼当医生 142

第一次乘飞机 147

喜结良缘 151

在外靠朋友 153

买煤的故事 156

逛巴扎 159 161

在和田过冬 162

青黄不接和瓜果飘香 164

话说养鸡和吃鸡肉 167

初为人父 171

夜宿戈壁滩 173

为爱筑巢 177

在戈壁滩上捕鱼 181

抗击疫情和巡回医疗 186

打造土音响 189

沙漠边缘的见闻 192

寻找校友 196 199

又添了件小棉袄 199

周日的聚餐 201

跟张师傅学厨艺 204

看露天电影 207

吃驴肉 210

搓麻将 213

种菜 215

挖防空洞 217

买酒和喝酒 219

考研究生 222

回上海进修 225

争了个中医学会理事 228

筹建中医病房 231　 234

为岐黄传薪火 234

新疆的风 236

维吾尔族的民俗 240

和田三宝 243

莫合烟 247

搭便车 249

新疆的公路 253

在冰面上学走路 254

饱受骨肉分离之苦 256

一江春水向东流 262

天呀，这叫什么事 266

专员拒绝给我们签字 269

没想到“商调”失败了 271

何处是归途 274

好事多磨夜长梦多 278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280

告别和田 283

归心似箭 285

再见啦，上海！

一九七O年八月十二日清晨五点四十五分，一声汽笛长鸣之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4次特快列车缓缓地启动了。这趟车本来应在八月十一日的午夜开出的，不知什么原因推迟了发车时间。这种事在那个年代是常有的，没有人敢于向车站方面质疑，更不用说提抗议和索赔了。

与我同乘这列车的有毕士敏，黄永康，丁文龙，朱树成，张申九。树成和申九要去的地方是青海西宁。那时上海还没有直通西宁的火车，他们到了兰州后还要转一次车。树成和申九本可以到南京乘“宁西宁直快”去西宁的，为了能送我们一程才做了同车西行的选择。

因为是远行，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的亲朋好友很多。发车时间突然推迟了五六个小时，结果害得大家在车站苦熬了一夜。老北站的候车条件相当差，晚点的车次通常被安排在广场上候车。八月中旬的夜晚原本就很热，经过一天暴晒的水泥地上更是十分蒸人。候车的人既不能坐，也不能睡，大家只好站着干等。那时到新疆去工作被视为一桩很痛苦的事。送行的人和被送的人心情都很恶劣。沉默的时间多于倾诉的时间。而沉默中的等待是最折磨人的。

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毕业时间应该是一九七一年的夏天。因为革命的需要毕业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年。同样是革命的需要，比我们高的年级，从66届一直到6届都不同程度地推迟了毕业时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去向一直很好。物以稀为贵，人才也是这样。上海有那么多家大医院，中医学院每年才培养一百名六年制的高级中医，供不应求呀。这次毕业分配我们年级留上海的才7个名额，其余九十多人被分配到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

凭什么条件才可以留在上海呢？当时没有人敢问这样的问题。也没有任何文件公示这个敏感问题。一切都是工宣队说了算。工宣队就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北大、清华的红卫兵领袖不听毛泽东的号令，到处插手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学校中的派性斗争和地方上的派性斗争交织在一起愈演愈烈。毛泽东不能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决定从工厂里选拔一批优秀分子派到学校去，让他们和人数相对较少的军宣队员一起把已经落到学生领袖手中的大学管理权接管过来。没想到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胆大包天，居然将一名工宣队员打死了。这下激怒了毛泽东。他在1968年7月20日凌晨召见北京高校的五大学生领袖，严厉地训斥了他们，并发出了将所有在校学生扫地出门的信号。从那时起数以千万的中学生开始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生涯，数以百万的大学生走上了“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工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道路。

一个人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有时是很可笑的。比如我们这批学生吧，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是先锋，是毛主席最为疼爱的红卫兵小将。当革命进行到一个阶段时，一夜之中“革命先锋”却变成了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多少年以后我听一位大学的同窗说，20世纪80年代当他从外地调回上海某大医院工作时，当年宣布他去安徽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个工宣队小头目居然变成了在马路边摆地摊的小贩。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呀！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就停止招生了。等到我们这批大学生毕业离校，大学校园里只剩下老师和工宣队、军宣队了。大学是不是不办了呢？不是的。据说要把一批年轻有为的工农兵请进大学，在教学相长中将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可惜的是我们没能亲眼看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农兵学员入学仪式。

开车的时间到了，和上海再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从分配方案揭晓的那一刻起我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一时刻的到来不过是早晚的事。我不可能不服从分配，因为那样我不仅没有前途，还会因此沦为“社会青年”，父母耗费了十几年的心血和我自己多年的努力岂不付诸东流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只是默默地做着离别前的准备。我知道此去回还无时日，便将属于自己的书籍和父母为我准备的锅碗瓢勺，四季换洗衣服，防暑御寒用品的蚊帐被褥，外加亲朋好友们馈赠的各种罐头食品悉数打包托运。由于东西太多，交运行李的那天雇了两辆机动三轮车才勉强拉走。到了车站后一过秤竟有二百多公斤。因为是随车托运，超出50公斤的部分要加倍收费，算了一下竟要160多元。要不是事先有准备只能将行李拉回家了。

当时学校只给我发了80元的派遣费，其中54元5角是买车票的，20元是托运行李的，还有5 元5角是用于市内交通的。常言道，穷家富路。组织上将账算得很清楚。就是没有为远行的我们在差旅费上留一点余地。自掏一百多元钱在今天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却让我父母急出了一身汗，因为这个数字比我父亲两个月的工资还多呀。于是只好向亲朋好友举债才勉强凑足了这笔费用。

当车轮开始转动的一刹那，随着车身的前移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我没有流泪，但是我不敢将头伸到车窗外，我不愿意看着亲人们痛苦的表情开始我的远行。坐在我身边的毕士敏在这离别的最后时刻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完全有哭泣的理由。她唯一的兄长十几年前已经离开上海支援安徽建设去了。现在她又被分配得如此遥远，眼瞅着年近六旬的父母孤单地留在上海她能不伤心吗！从这一点上说，当年的毕业分配是有些不近情理的，至少是缺少人性化考虑的。

西行八千里

上海到乌鲁木齐的铁路里程有四千零七十九公里。这八千多里的路要经过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七个省市，几乎横跨了中国大陆。在20世纪70年代，正点运行的54次特快列车从上海行驶到乌鲁木齐需要七十二个小时。那年头中国铁路的路况和机车性能都比较差，加上时不时出现的一些意外情况，晚点是常有的事。像这样超长途的列车晚点通常是以小时为单位的。那次我们从上海到乌鲁木齐在火车上整整硬坐了八十多个小时。

文化大革命中，乘红卫兵大串联的机会我曾在京沪铁路上走过两个来回，因此对上海到徐州这一段是比较熟悉的。六百多公里的路程特快列车大约要行驶八九个小时。上海是座大城市，却是个小地方。在火车的车轮下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出了它的地界。从昆山到南京是一片富饶的土地，不论是粉墙黛瓦的农舍，还是稻谷飘香的田野都给人一种自给有余的感觉。过了长江情况就不一样了，田野虽然还是五彩缤纷的，但农舍却显得既简陋又破旧。与铁路并行的公路不再是平整的黑色路面。过了蚌埠贫穷和落后的景象则越来越明显。

车站是一个城市的脸面。徐州站是京沪线和陇海线的枢纽站，应该是像模像样的。几次路过此站，总觉得它缺乏应有的亮丽。从进站到出站处处显得灰头土脸的。我甚至怀疑一座规模不小的徐州站被弄成这般模样是否因为运送煤炭太多的缘故。转而一想不对呀，煤炭怎么会在客站装卸呢？

离开徐州，算是真正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在将近傍晚的时候列车行驶到了河南兰考县境内。历史上这里是黄泛区，或者称之为黄河古道。在此之前不久，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曾大张旗鼓地组织我们学习过《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但是，兰考的贫穷实在出乎我的想象。火车还没停稳一双双求乞的手已经争先恐后地伸进了车窗。我实在想不通在中原大地上，在我们祖先最早生活的地方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穷地方，除了黄河泛滥，还有别的原因吗？

太阳落下地平线后，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车窗外的景色被夜色吞没了。坐了一整天的车，加上昨夜一夜未眠，只觉得头昏脑胀心烦意乱，各种各样的离愁别绪便一股脑儿涌上了心头。吃过晚餐之后车厢里有些乘客开始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塑料布铺在座椅下的地板上，蜷曲着身子钻进去睡觉了。不用问，他们肯定是常来常往于新疆的支边青年。可能是触景生情，当我看到他们完全不顾及自身尊严的举动后突然从心底里感到一阵酸楚。我原本是上海市控江中学1964届的高中毕业生，并非考分达不到录取分数线的原因而落榜了。高考结束后学校动员我报名去新疆工作，我觉得这事不该他们管，便一口拒绝了。后来我在光华补习学校上了一年的高复班，第二年顺利地考进了上海中医学院。也许是今生和新疆有约，上完大学还是被分配到了新疆。

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我们已经越过河南，奔驰在八百里秦川之上了。八百里秦川实际上只有六百里，指的是从潼关到宝鸡那一长条地势较低相对平坦的地带，所以又有关中平原或关中盆地之称。从车窗望出去，有一条河流始终和我们相伴而行，那便是渭河。河水是土黄色的。这和清澈的江南河流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境内的乌鼠山，一路流来便将黄土高原的泥沙裹挟而下。据说关中平原就是这条渭河和其他几条黄河的支流长期冲刷黄土高原而形成的。关中平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稍有

历史知识的人都能说出一些关于临潼，长安，西安，咸阳，宝鸡的故事。此行我们的心情虽然不佳，一路上还是断断续续地聊了些这方面的话题。

过了宝鸡，54次列车依旧沿着渭河的岸边运行，但是钻山洞的机会多了。有时车尾还没有出山洞，车头已经进了前方的又一个山洞。车厢内尽管开着灯，光线仍然很暗淡。开始我们饶有兴趣地数着列车进出山洞的次数，很快便感到十分乏味，最终也没有搞清总共钻了多少次山洞。

说到宝鸡，我们学中医的都知道神农氏，也就是名垂千古的炎帝，他就诞生在渭河岸边的一个小山村里。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足见这位圣人对中医药事业的贡献之大。史载炎帝殁于湖南，葬于何处无人知晓。明人吴道南经过考证认为，炎帝的陵墓在湖南茶乡（即今之茶陵县），是宋太祖在梦中经仙人指点后寻得的。对于吴氏的说法宝鸡人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炎帝的陵墓从来就在宝鸡常羊山中峰顶。我觉得吴道南的考证恐怕靠不住，像这种千古之谜从来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有理没理大概只有天晓得。

宝鸡往西不多远便是甘肃省的地界了。在全国的所有省市中甘肃省的版图最为奇特，东西长南北窄，看上去就像一条狭长的走廊。民间还有一种更形象的说法：甘肃的版图像人的手臂，肘弯连着西安，手掌摸着新疆。我很欣赏这一比喻。

进入甘肃的第一个大站是天水市。天水之名源于“天河注水”，相传这地方是“羲皇故里”，“龙的故乡”。在江南人的眼里“天水”虽不及新疆那么遥远，至少已是山沟沟里了。从车窗里看出去这地方确实是山连着山，但是除了山之外还有水。尤其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山居然是青的，水也是绿的。其实，天水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怎么可能没有好山好水呢！

天水往西，过了甘谷便是陇西了。对于我们姓李的人来说，陇西这地方是跳不过去的。记得在我们家的家谱上，郡望那一栏里写的是“陇西郡”，什么意思呢？无非说我们这支李姓源自陇西。自唐朝以来便有天下李姓出自陇西一说。是不是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于是乎所有姓李的都要归附于他的旗下呢？我是不想沾这个光的。我宁愿相信我们这一支李姓是那位骑牛出关的老子后代。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说出生于陇西的李渊原本不是汉族，也不姓李。如若果真如此，天下的李姓都归附于他岂不滑稽。

这趟从一出站就晚点的列车到达兰州站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半夜了。“硬坐”了两天，大家都显得十分疲惫。树成和申九要在兰州换车去西宁。他们报到的单位是青海省劳改局，这表明他们这一辈子将与司法战线结下不解之缘。这会儿他们已经整理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我们四人依依不舍地将他俩送下车，又在站台上聊了一会。直到开车的铃声响起时，大家才不得不再一次互道珍重，依依惜别。当我望着他俩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昏暗的灯光中时不禁在心底生出几分愁绪。古人云：“相见时难别也难”，昔日的同窗好友从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送走树成和申九后我们继续西行。从稀疏的灯光中隐约可以看出兰州是一座建在黄河两岸的城市。印象深刻的是河对岸有一处的天空特别明亮，橘黄色的火焰在半空中持续不断地燃烧着。据说那火焰是从炼油厂的烟囱中喷射出来的。烧掉的虽然是废气，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是显而易见的。

甘肃是多山地区，一天下来火车基本上是在山沟里穿行，运行速度明显低于宝鸡以东的平原地带。白天里看着山转水转心境还好一些。深更半夜里车窗外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听着不紧不慢的车轮声心中好生烦恼。列车到达永登车站时因为要换车头停靠的时间比较长，这时我发现在车站里来回开动的机车都是两台串在一起的，觉得有些奇怪。常乘这趟车的邻座告诉我说，前面要过乌鞘岭了，因为坡度太大只有用两台机车才能将整列火车拉到岭上去。我问邻座，从宝鸡一路过来凿了那么多隧道走到这里为什么要让火车爬山呢？邻座说，大概是因为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一时无法打洞吧。

所谓乌鞘岭是指横亘在兰州和武威之间的一条山脉，从地图上看它应该是祁连山的支脉。由于这条山脉的存在，狭长的甘肃走廊被拦腰截为东西两截。古往今来要从兰州西去新疆必须翻越这道海拔三千多米的乌鞘岭，除此之外别无出路。20世纪50年代修筑兰新铁路时因为财力和物力不济无法从山的肚子里开出一条20多公里的隧道，只好修了一条大坡度的盘山铁路作为过渡。记得那次过乌鞘岭是黎明时分。因为山上的气温比较低，八月天里车窗玻璃上结了厚厚一层水汽。拭去水汽将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向外张望，四周漆黑一片，只听蒸汽机车“突、突”地喘着粗气。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才过了这道岭。

过了乌鞘岭便进入了河西走廊。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走廊，东西长达一千多公里，从乌鞘岭开始一直延伸到距离新疆很近的疏勒河下游。说是走廊，其实是祁连山和龙首山、合黎山之间的一条狭长谷地。这条走廊窄的地方只有几公里，宽的地方却有二百多公里。因为它位于黄河之西，所以称作河西走廊。又因为它几乎横贯甘肃全境，又称作甘肃走廊。

河西走廊在古代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今天也是我国中西部之间的交通要道。没有走过这条走廊的人觉得它一定很神秘很浪漫，一旦走过却是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分配方案公布后父母觉得新疆太过于遥远，曾有心让我换一个地方。当时甘肃张掖和四川甘孜还有名额。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新疆解放军农场比较稳当，于是义无反顾地认了命。

在寂寞中又迎来了一个白天，天亮时武威车站到了。 这地方古称 凉州，一个“凉”字难免让人联想到荒凉。这次分配到甘肃的同学比较多，甘肃这么大不知道他们最终会落脚在何方。听人说，在河西走廊诸城中武威的排名反不及张掖，于是民间便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说。在我看来金也好银也罢，一切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至少在眼下只能如此。无聊中仰望窗外的山影隐隐约约觉得它好像比乌鞘岭之东明显高了许多。祁连山的雪峰在阳光的照射下清晰可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雪山，心中不禁有点小激动。愈往西，准确地说是愈往西北，河西走廊越来越宽，因为窗外的山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过了武威便是金昌。中学上地理课时记住了它是我国的镍都，别的就不知道了。再往西是山丹，当时有一首唱得正红的革命歌曲中有“山丹丹花开哟红艳艳……”一句，我以为这个山丹县就是歌词中所说的地方。不料此话刚出口，邻座便连连摇头说：“才不是呢！人家唱的是陕北的红色百合花。”这无知真让人浾颜呀。山丹是张掖的东大门，是河西走廊中少有的水草肥美之地，我国最大的军马场就建在这里。

终于到达金张掖了。从山丹一路看过来原野上的绿意越来越浓，很有几分塞外江南的韵味。原来张掖是以水多而金贵的。在大西北䏻有丰富水源的地方实在不多。张掖古称“甘州”，甘肃的甘字就是由它而来。而“张掖”则是幽含着“张国臂掖，以通西域”的意思。这时我突然想起，如果半个月前我拒绝接受乌鲁木齐解放军农场的分配方案，那么十有八九是会选择张掖这个地方的。过了张掖之后河西走廊的绿色越来越少了，戈壁荒漠倒是越来越多了。

酒泉在国人心目中是个神秘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个卫星发射场。尽管谁都知道卫星发射场并不在酒泉市，但人们还是这么认为的。其实酒泉城是有悠久历史的。西汉时霍去病讨伐匈奴在皋兰山下大获全胜，武帝赐御酒犒劳他，为了让全军共沐皇恩霍去病便将御酒倒入一处泉眼中并召唤将士们一起畅饮，从此那眼终年不息的泉水便被命名为酒泉了。二千年过去了，酒泉的名字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了那座古城的地标。

既然河西走廊是古往今来的交通要道，自然承载着丰厚的历史与人文的积淀。一路上我们之所以没有看到这些积淀是因为我们坐在火车上。 现在能亲眼看见历史丰碑的时刻终于到了。赫赫有名的嘉峪关正在迎面向我们走来。

嘉峪关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距兰州约八百公里，距新疆约三百公里，距酒泉仅20多公里。此关因为建在嘉裕山山麓故名嘉峪关。兰新铁路正好从嘉峪关前不远处通过，因此凡是坐在过往列车北边窗口的旅客，不论是东来还是西去都能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地观赏到嘉峪关在无垠的荒漠上巍然屹立的雄姿。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西端，它与山海关一样著名。明朝洪武五年朱元璋敕命筑嘉峪关，历经160余年方筑成一处雄踞河西扼守西域的关隘。远远望去关城的中央高耸着一座华丽城楼。城楼的东西两侧还有几只角楼。由于年代久远由黄土筑成的长城已被风蚀成一道低矮的时断时续的土陇。

出了嘉峪关行不远便是玉门了。古诗云：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又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二千多年过去了，中原和西域的交往不再是畏途，如今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旅客乘汽车、 乘火车、乘飞机往返于两地之间。更有几百万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男女老少在新疆安了家立了业。我作为一名后来者更应笑对未来。

从上海出发三天来已经西行了七千多里。现在时钟开始指向下午七点。由于时差的关系光灿灿的太阳仍然高高地悬挂在西边的天际。要是在上海此时应该是华灯初上了。忽然记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列车正行驶在疏勒河畔。这河是不是诗中所说的长河有待考证，但眼前的大漠和落日却美得让人陶醉。快到新疆了，我此行的目的地。

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有一个隘口叫星星峡。据我的邻座，一位1964年进疆的上海知青说，那时火车只通到星星峡，剩下的八百公里的路程（到乌鲁木齐）是坐军用卡车走完的。相比之下我应该是幸运儿了，因为可以免受汽车的颠之苦了。兰新铁路进新疆的第一站叫红柳园站，过了这个站就是新疆的地界了。

特快列车依然喘着粗气不紧不慢地行驶着。车窗外夜幕低垂，车厢内灯光昏暗。听着不绝于耳的被老百姓戏称为 “七块八角”的 铁路交响乐，既让人昏昏欲睡，又睡不瓷实。列车到达哈密时已是深夜。车站离城区较远，让人感受不到这个新疆东部第一重镇的气息。本以为站台上会有卖哈密瓜的小贩出现，但是透过车窗看到的只有上下车的旅客和执勤的车站工作人员。那年头新疆的哈密瓜在上海的果品店中偶尔也有出售，只是价格比较贵，一般的市民还消费不起。

又迷迷糊糊地睡了几个小时，醒来时列车已行驶到鄯善了。从地图上看这儿往南是库姆塔格沙漠，往北是东天山的博格达峰。这天山山脉的东段一直延伸到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当时因为已经天黑了所以没有发现。

对新疆地形地貌的认识以前只是停留在书本知识上。相比较而言，新疆境内土地沙化的程度要比甘肃严重得多。我曾经查过《辞海》，它对戈壁的解释是：“蒙古语，难生草木的土地。指只能生长稀疏耐碱草类及灌木的砂碛砾漠。为一种粗砂、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地形。”按照这一标准，河西走廊中的大片不毛之地应该是典型的戈壁滩。而新疆境内的情况是，地表覆盖大片流沙，广布各种形态的沙丘。一旦有风吹过，沙丘便会移动。这才是真正的沙漠。这使我想起《说文解字》对沙漠的解释：沙者，少水也；漠者，没有水也。难怪维吾尔人要把新疆境内最大的一片沙漠称之为“塔克拉玛干”哩！没有水的地方人怎能生存呢？

上午十时列车驶进了吐鲁番车站。传说中这里是孙悟空过火焰山的地方。其实刚才经过鄯善时位于铁路南边的那座伴随我们西行的低山便是火焰山了。火焰山东西长约一百公里，并没有传说中的八百里那么长。到吐鲁番时火焰山已经是山尾了。这座山的山体是由紫红色的砂岩构成看上去好像着了火似的，所以得了这么个令人生畏的名字。火焰山上虽然没有火但是一年四季的气温的确要比周围地区高，盛夏时常在50摄氏度左右。

从列车驶入新疆境内后，车厢内维吾尔族乘客便渐渐地多了起来。车停吐鲁番站时有一位维吾尔族妇女带着一个小男孩坐到了我们的附近。维吾尔族人的相貌很有特点，高鼻子，蓝眼睛，眼眶比较深。面前的这个小孩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皮肤白皙而细嫩，十分惹人喜爱。丁文龙友善地拉过孩子的手，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他搭讪，不一会儿就混熟了。于是我们知道他叫阿吾提·尼牙孜，8岁，刚上完小学一年级。是跟妈妈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走亲戚去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跟着小孩学会了几句最简单维吾尔语。比如，“小孩”在维语中通称“巴郎”，如果男孩就称“吾尔巴郎”，是女孩则称“克孜巴郎”。从“1到10”在维语中的读音分别是“比，西格，余气，跳特，备西，哦得，耶得，谢格斯，脱库斯，嗡”。还有“好”在维语中的发音是“亚克西”等等。

由于吐鲁番盆地与乌鲁木齐市的海拔差有一千多米，列车行驶在这一段漫长的坡路上车速始终是慢慢悠悠。途中经过一个叫达坂城的地方，那是中央气象台播报天气预报时屡屡提到的著名风区。好在那一天没有刮大风。随着离乌鲁木齐越来越近，透过车窗我开始看到久违了的绿色。不久又看到成行的树木。据说“乌鲁木齐”在维吾尔语中是“优美的牧场”之意，牧场虽然建成了大都市，想必绿色一定不会少的。

54次沪乌特别快车经过八十多小时的行驶终于在乌鲁木齐站停下了。我们到达的时间是一九七O年八月十五日北京时间十五点三十分。我们带着前所未有的疲劳和前所未有的见闻经过八千里路的长途奔驰，几乎横穿了中国大陆，从繁华的东海之滨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目的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自愿去7971部队农场

学校给我们开的人事派遣公函上赫然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一行字。其实，我们并不是应征入伍，而是要去解放军的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什么叫再教育，就是到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一边劳动一边听工农兵的教诲，并在这一过程中认真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发明创造。

人事派遣公函上虽然注明新疆军区政治部在乌鲁木齐车站饭店设有接待站。但我们下火车后并没有发现有军人等候在站台上为我们引路。在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慌乱之中倒是意外地碰到了丁文龙的一位高中同学吴元佐，他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据说已经在站台上等候我们多时了。在他的引导下我们穿过一条充满尿臊味的地道很顺利地到了接待站。车站饭店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接待站就设在底楼的大堂里。不大的空间里挤满了刚下火车的来自天南地北的大学生。他们三五成群地围着几名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军人在问东问西。报到的手续特简单，只要将公函交给接待人员后随心所欲地挑选一个农场并在登记本上签个名就算办妥了。

我们该去哪一个农场呢？这回不是硬性分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挑选。

那时我们都是20五六岁的大人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天南地北地闯荡过不少地方，但是对新疆的了解仍然很少，大体上只晓得北疆非常寒冷南疆比较温暖。当时乌鲁木齐附近的农场已被先期到达的学生选完了，只有北疆阿勒泰和南疆库尔勒的几个农场还在招兵买马。去阿勒泰还是去库尔勒？当我们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位操陕西口音的军官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

“你们知道阿勒泰有多冷吗？据说，曾经有位从南疆出差到阿勒泰的男同志一时内急难忍，便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行方便。哪晓得方便完了他却定定地站在那儿走不了啦！你们猜，他遇到了什么麻烦。”

“随地大小便，被人抓住了呗！”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才不是哩！原来他尿出去尿转眼间已经结成了冰，一根冰凌从地上一直延伸到了他那命根子上。”

“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事。”我不以为然地说。

“真的，不骗你。不信你问老新疆，冬天里到阿勒泰去的男人身边是不是都备了一根棍子。这棍子是派什么用场的呢？就是为了在方便之后敲断冰凌赶快脱身。”

说这则笑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后来的副连长。此人姓侯，中等身材，圆脸上有两只小酒窝，眼睛不大，当他准备说话时两只眼睛就笑得眯了起来。他是奉命来接再教育学生的。侯副连长所在部队的驻地位于库尔勒以北的和静县。他给我们介绍说：“那里是焉耆盆地的北缘，是有山又有水的鱼米之乡。山是天山，水是流沙河。知道吗，流沙河就是唐僧上西天取经时收沙和尚做徒弟的地方。他可是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呀！”

听到这里我连忙说：“你别骗我们，我知道流沙河在甘肃境内，不在新疆。”

“谁骗你，当地老乡都这么说的。信不信由你嘛。总之，我们和静的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农场有四万亩可供开垦的荒地，既可种小麦也可种水稻，播种收割以机械化作业为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部队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远的不说，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在班公湖全歼印军x部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四师十团，十一团。”

听罢侯副连长的一番介绍我们四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强烈的避寒趋暖意识促成了我们去和静的意向。侯副连长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当我们在一旁商量时他已从登记簿上查到了先我们到达并且已经归于他麾下的上海中医学院的另一名学生王佩明。王佩明是69年级的一名女生，大眼睛，瘦高个儿，在学校时大家都是认识的。就这样在侯副连长的诱惑下我们四人最终选择了和静县的部队农场。

选定农场后接待人员将我们三个男生在安排在楼下的一间客房内。毕士敏则随一女服务员上楼去了。客房内有四个铺位，靠窗的一张床位上已经有人入住了。

安放好随身行李我转身又回到大堂内。因为刚才办理报到手续的好像有一班人正在为派遣费能不能实报实销和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交涉。我想听个究竟。

这时一位身材矮胖的学生操着四川口音正对着接待人员抱怨说：“分配到这么远的地方派遣费才发了几十元，怎么够用呀？买完车票剩下的钱根本托运不了行李，害得我扔了许多有用的东西。”

帮忙接待的是位名叫余清华的小个子，是位较早报到的大学生（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中共党员）他操着福建口音说：“派遣费不够用是事实，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因为是带普遍性的问题，接待站的领导已经将这事反映到军区首长那里去了，一旦有结果会立即通知大家的。”

那些天，我也为自己托运行李时让父母为难的事窝着一肚子火，见有人正在为此事进行交涉便也凑上去说了几句。我说：“我们是到新疆来安家的，虽然去的是解放军农场，但与现役军人根本不一样，五十公斤的行李能让我们安一个家吗？去掉长途运输必须进行的包装，还能带多少东西。”

小个子接过我的话头说，“我连福建老家都没回，直接从河北来到了这里，虽然没有多少家当，就这样派遣费也不够用，我完全能理解大家的难处。这样吧，请大家先回房间休息，等有结果了我立即告诉大家。”

当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时候副连长和其他几位军人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我想这大概就是军人和老百姓的不同之处吧。过了两天余清华通知我们说，军区领导已作出决定，同意对我们行李托运费的超出部分作实报实销。领到可报销的行李托运费后我立即将其全额寄回上海还债，从而解了父母因我远行而举债的困局。

到处都有羊羶味．

四天三夜的旅途生活既吃不好又睡不好，确实让人疲惫不堪。报完到之后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一家饭店美美地吃上一顿。处事一直比较低调的黄永康说，“别下馆子了，还是把饭菜买回来吃吧。”按照阿黄的意思，我们四个人分别拿了瓷碗和脸盆出了旅店的大门。没走多远便找到一家餐馆，门面不算小，前往就餐的人虽不是络绎不绝，进进出出的人倒也不断。

进门之后，脚还没有站稳只觉得有一股难闻的羶味直冲脑门而来，其强烈的程度让我深深地打了一个恶心。尽管我当时并没有询问其他三人的感受，但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看，肯定也和我一样不适应。店堂里有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了饭菜的品种和价格。米饭每斤四角二分，馒头二两一只八分钱，拉面三两一碗二角五分。炒菜类，凡是有肉的都是七角一盘，纯素菜则是四角一盘。素汤三角五分一碗，荤汤五角一碗。将菜单浏览了一遍，我的第一印象是从饭菜的价格上看乌鲁木齐的生活水平要比上海高得多。我们在校时每天的伙食费是伍角，几乎每顿都可以开荤。其次是各种名目的羊肉菜几乎没有一样是我们能接受的。于是不约而同地打消了买菜的念头，买了二斤米饭便往回走。

离开这家餐厅时我特地多看了几眼。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地下是一层乌黑溜滑的油腻，这倒也罢了。墙壁，窗台，桌椅无不腻滋滋的，想必那碗和筷子也干净不到哪里去。我不能想象在这种环境中如何能悠然地进餐。

往回走的路上我总觉得那股难闻的羶味仍然尾随着我们。回到住处，打开扣在饭盆上的盖子，随着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的居然不是饭香，而是呛鼻的羶味。这使我非常纳闷。平素我虽然不爱吃羊肉，但绝非闻不得羊肉的味道，偶尔吃上一两块羊肉的经历也是有的。记得在崇明，在南汇实习时，带教老师曾让我们到他家里吃过羊肉，羶味是有的，但没有膻的这般令人作呕。

常言道，入乡随俗嘛。既然已经进入了这个连大米饭中都闻得出羊羶味的乡，吃饭这一关说什么也得过，否则怎么生存呀。我们四人硬着头皮用开水泡了点饭，就着从上海带去的榨菜胡乱地吃了点。说来也怪，记得那一天的晚些时候与我同住一室的来自西北矿业学院的栾某请我们吃葡萄，当我客气地吃了一颗后，居然觉得葡萄里也有淡淡的羶味。

乌鲁木齐和上海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八点钟食堂才开饭。我们因为刚吃过泡饭便没有去食堂。都快九点了天空还很明亮。虽然年轻，但是经历了长途旅行之后还是感到很疲乏的，洗漱之后便躺在床上睡觉了。

从第二天起我们就开始过上军事化的生活了。早点名时候副连长说：“我要招的兵还没有到齐，估计还要等几天才能回农场。昨天新报到的同学注意啦！这个饭店军区包了下来，一日三餐免费定时开饭，过时不候。饭后可自由活动。但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

为了照顾我们这些从南方分配来的学生，食堂单独炒了几只不加羊油不放羊肉的菜，比如西红柿炒鸡蛋，大白菜炒粉丝，炒土豆丝等等。说是单独炒，用的仍然是那口锅，菜端上来时我觉得羊膻味仍不小。那些散发着羊膻味的饭菜我只好硬着头皮勉强地吃上一点。不过到了第四天这些待遇就被取消了。

对新疆羊肉的羶味有恶劣的印象自然也有美好的回忆。后来在新疆待得久了，我不仅对羊肉特有的羶味慢慢地习惯起来，甚至还有点儿喜欢上了诸如清炖羊肉、烤羊肉包子，以及羊肉抓饭这些清真食品。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夫人有幸在乌鲁木齐最高级别的崑崙宾馆品尝了一次高质量高规格的羊肉宴。那是在一次中医学术年会之后，我们的大师兄，自治区中医学会秘书长张绚邦教授为了激励全疆的上海中医学院校友齐心协力共创辉煌而发起的一次AA制聚餐。与会者有12人，正好一桌。宴席摆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小餐厅中，主厨的是这家宾馆的特级厨师。那一桌羊肉菜真让我们开了眼界饱了口福。无论是冷盘还是热炒，既好看又好吃，肉味鲜美，羶味也不重。

同样是羊肉，做成的菜为什么在羶味上会这么大的区别呢？我一直想弄个明白，于是便向一些老新疆请教，可是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一次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了一篇专门探究羶味的文章。作者说，羊羶味主要来自羊身上的脂肪。羶味的浓烈与否除了和喂养的草料有关，还与宰杀时的环境有关。劣质羊肉的羶味就比优质羊肉浓烈得多。同样肥硕的活羊在污秽的环境中宰杀和在洁净的环境中宰杀牛羊羶味是有明显差别的。据我的体会，这篇文章作者阐述的观点是有一定依据的。

初识西域风情

到达乌鲁木齐的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在接待站借了一辆平板车到车站行李房去提取行李。回来时在饭店的大门口见到了王佩明和她的未婚夫谷培恒。老同学能在边疆相见还是很开心的。我问王佩明：“你们年级还有谁分在新疆？”

她说：“还有崔莉玲，王昌民，朱丁山……”

我说：“怎么没有和你在一起？”

她说：“我们不是一起来的。”

这时谷师兄在一旁说：“都去一个农场并没有什么好处。将来再分配时……”他没把话说完咽了回去。

吃过中饭谷师兄领着我们到附近的二道桥大巴扎去玩了一回。“巴扎”在维语中的意思是集市贸易市场。它的营业时间很长，主要出售各种民族特需商品，其次是汇集了各式各样的民族风味小吃。比如烤羊肉串、羊头汤、羊肉抓饭……还有维吾尔人是将鱼肉烤着吃的。由于不习惯羊肉的羶味我们没有品尝那些小吃，但在走过路过之中也长了不少见识。

谷师兄告诉我们说，维吾尔人的主食是被称作“馕”的面饼，用玉米面做的叫“包谷馕”，用白面做的就叫“馕”。如果在白面中加了奶和油则叫做“油馕”。维吾尔人吃“馕”时不用蔬菜佐餐，通常只需备一小碗浓茶就行了。这种茶不是用我们熟悉的绿茶或花茶沏的，而是用茶砖煮的。所谓“茶砖”，它的商品名叫“茯砖”。关于茯砖，有人说是用茶树的老叶子经发酵后制成的，也有人说是用秋茶的嫩叶发酵后制成的。有条件的人家常将新鲜的牛奶或羊奶和茶砖一起煮，称作奶茶。

“馕”是用半发酵的面粉烤制的，烤制的方法很像汉族人往炉子里贴大饼。不同的是，维吾尔族人用来烤“馕”的炉子不是用铁桶制的，而是在平地上挖一个口小肚子大的坑，称作“馕坑”。“馕坑”挖好后要用“硝土”将内壁严严实实地涂上一层。等“硝土”干透后，这只“馕坑”就可以启用了。烤“馕”之前先用红柳枝条在坑里不断地燃烧，等到“馕坑”的内壁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撤去明火并将炭火拢在一起堆放在坑底。

烤馕的师傅盘腿坐在馕坑边，一般是两个人搭档。一个人负责擀皮子，擀好一只就用一种模具在上面压上花纹。另一人接过皮子后用手一转，皮子就被扯大了。然后将其放在一个特制的托子上，往馕坑的内壁上一贴。过一会儿馕烤熟了，再用一根铁钎子将它取出来。新出坑的馕闻起来很香，吃的时候在香酥之中略微带点酸味。馕的个头巨大，一般大小的直径在20公分左右，特别巨大的直径可达四十公分以上。馕作为一种食品，它的优点是可以存放较长的时间而不变质。出远门时用一块蓝布裹上几只馕往腰里一捆是维吾尔族人的习惯之一。

据考证，“馕”字源于波斯语，流行在阿拉伯半岛、土耳其、中亚西亚各国。维吾尔族原先把馕叫做“艾买克”，直到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才改叫“馕”。

从二道桥巴扎出来走过附近的人民公园门口便进去看了看。园内有一片不小的水面，湖水清澈，微风吹过波光粼粼，很有几分江南园林的秀色。飞檐画栋的亭台楼阁或建在水边，或建在水中，或隐蔽在绿树丛中。在随意走动中居然闯到了一处名曰“阅微草堂”的建筑物前。不用说，这“阅微草堂”肯定是新疆人民为纪念清代著名文人纪晓岚曾经在乌鲁木齐履职而建的。其实纪晓岚是被乾隆皇帝以罪犯的身份发配到新疆的。事由是他为贪赃枉法的亲家爷通风报信触犯了龙颜。

在人民公园的西北方向耸立着一座突兀的小山。谷师兄说那是乌鲁木齐市的地标，叫红山头。于是我们便朝那个方向走去。谷兄说，这个红山头和城西的那座妖魔山原本是天山的一条青龙，因为它经常兴风作浪危害一方，西王母为民除恶便将它斩成两段，龙头就化作了这座红山。

一路上经过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和市政府的门前。用红油漆在建筑物的立面上书写大标语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乌鲁木齐街头的红色大标语虽然随处可见，但是用汉字书写的却比较少。那些标语看上去有点像俄文，但是按俄文字母的发音规则去拼读却不知所云。于是我问谷师兄：

“那是什么文字呀？”

谷师兄说：“当然是维吾尔文啦！”

我说：“维吾尔文不是用曲里拐弯的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吗？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

谷师兄说：“你说的是老文字，这是新文字。”

山在上海是稀罕物，只有远郊松江县境内有几座土多石头少的小山。到了乌鲁木齐只要一抬头高与天齐的大山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那山便是赫赫有名的天山。天山虽然看得见但要到它跟前少说得走一百里路。大老远的别说一时去不了，到了山根前也不一定玩得了。

不一会走到了红山脚下，这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石山，因山体的岩石为赭色故名“红山”。论高度此山不过六七十米（海拔却有一千多米），因其拔地而起且周围没有拖泥带水的缓坡故而显得巍峨壮观。仰望山顶有座宝塔，更在无形中增添了此山的雄伟气势。到得跟前山崖下是一座古寺庙的废墟。沿石阶登上山顶，南北走向的乌鲁木齐市区风光尽收眼底。

在城里逛了几个小时，回到饭店时正巧梁国初和顾国龙也来报到了。侯副连长已经将他们归于自己的麾下。公布毕业分配方案时我们年级有七人名列乌鲁木齐解放军农场栏下，现在已来了六人，还有程毛亚同学大概已在路上了。后来陈安福同学自愿从四川省大凉山调剂到新疆。我们年级分配到新疆的实际上是八个人。

谷师兄是一九六八年底分配到哈密工作的。晚饭前他就坐在客房里和我们聊天。从维吾尔族的文字一直说到维吾尔族的起源。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贝加尔湖一带出现了一个叫“丁零”的游牧部落。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先后与高车，回纥等大部族结为联盟。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弱小的游牧部落不断地吸取融合的塞人，吐火罗人，粟特人，突厥人的文化和血缘，逐渐壮大并一度成为联盟的首领。 “维吾尔”是他们的自称，意思是“团结”“联合”。中原政权对他们的称呼在清代之前尚无“维吾尔”一说。在南北朝时期为“高车”，到了隋唐时期改为“回纥”。九世纪中期，回纥为黠戛斯所灭，维吾尔人便从蒙古国境内向西迁移至天山南北定居。

因为王佩明的叔叔在新疆军区步兵学校工作，她就没有住在饭店里。临走时谷师兄说明天要带我们到南郊燕儿窝去玩玩。他说那里有一座烈士陵园。毛泽民，林基路，陈潭秋的墓就在那儿。

就风景而言“燕儿窝”并不怎么美，去那个地方多半是被所谓的革命激情驱使着。由于没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在烈士墓前拍了几张纪念照之后，顺手摘了几只半生不熟的苹果便想打道回府。可是在车站等了多时都不见有公交车来。强烈的紫外线灼得皮肤火辣辣地痛。谷兄毕竟在新疆待了一年多，这时他看到公路上有辆拖拉机往进城的方向开，便走过去用维吾尔语打了个招呼，然后请求搭车。车主人很爽快地答应了谷兄的请求，我们一行便坐上拖拉机晃晃悠悠地进了城。

在余下的日子里我们就在城里瞎逛。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70年代的乌鲁木齐虽说是省会级城市，但城市的规模并不大。贯通南北的主干道叫反修路。市政建设也不怎么样。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马路不宽楼房不高。最高的楼房才八层，那是一家专门接待贵宾的高级宾馆，离新疆医学院不远，名称是“昆仑宾馆”。有意思的是乌鲁木齐的老百姓只管这家宾馆叫“八楼”，很少有人将它称作“昆仑宾馆”，甚至连竖在这家宾馆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牌上也写着“八楼”两个大字。

走在乌鲁木齐大街上虽然到处都可以碰到汉族人，却依然有一种置身异国他乡的错觉。维吾尔人虽然也是黄种人，但在体貌特征方面与我们汉族人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他们的鼻骨较高，颧骨饱满，瞳孔多为蓝色，眼眶亦比较深。这些特征和所谓的“外国人”很相像。维吾尔人的服饰不仅与我们汉族人不同，与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区别。上了年纪的维吾尔族男人喜欢穿没有纽扣的长衫，左襟朝右襟上一搭，腰间随意地扎根布腰带。这种服饰叫做“袷襻”。“袷襻”有单的，也有夹的，甚至皮大衣也都缝制成这种式样。平民百姓穿的皮衣一般不用布料缝制面子，看上去很粗犷。中老年妇女则喜欢穿宽大的连衫裙。最让我看不懂的是维吾尔族妇女常在长裤外穿裙子，不知有何讲究。

在人群中一眼望去头戴小花帽的人肯定是维吾尔族同胞。据说，维吾尔人戴花帽不只是为了好看，主要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伊斯兰教认为穆斯林如果不戴帽子就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对真主的大不敬。小花帽作为维吾尔人的特需商品，不仅式样繁多而且做工精细。供男人戴的花帽图案简洁有棱有角，供女性戴的花帽颜色鲜艳小巧玲珑。据说，从维吾尔人头上戴的花帽式样还能获取他（她）的身份年龄和来自何方的信息。比如，居住在南疆的维吾尔人喜欢戴绣有巴旦木图案的小花帽，而居住在东疆的维吾尔人则喜欢戴绣有瓜果图案的小花帽。如果是干部身份，花帽的图案一定比较简洁。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侯副连长招到的兵越来越多。来自北京好几所高校的人数最多，有三十几人，其次是西北民族学院的十几位少数民族学生，再就是郑州粮食学院，西北矿业学院，兰州什么学院（记不清了）的一些学生。侯副连长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招足了三个排九个班编制的兵，共计八十一人。

八月20三日我们分乘四辆军用卡车从后峡穿越天山，用了一天的时间到了位于天山南麓和静县境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九七一部队五·七军垦农场。

从后峡翻越天山

我们要去的部队农场在天山南麓的和静县。从乌鲁木齐去那个地方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乌鲁木齐向南，经“后峡”翻越天山，过了巴仑台再走上几十公里就到了。这是一条近路，因为山高路险，地方上的车辆，特别是载人的客车一般不走这条路。另一条是从乌鲁木齐往东南，经达坂城、托克逊，翻越东天山的阿格尔布拉克山口，绕道库米什、乌斯塔拉、焉耆，然后再往北才能到达，大约需要花两天时间。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日这天一大早，用过早餐之后我们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一名大学生分乘四辆军用卡车向驻地进发了。我看了一下时钟，是北京时间八点20分。由于时差的关系乌鲁木齐的日出时间要比上海晚两个多小时。八点多，相当于上海的六点钟左右。出发前副连长认真地检查了我们的着装。当他发现有几个北京籍的学生还穿着短袖衫顿时提高了嗓门说：“早已对你们说过，新疆的气候和内地不一样，‘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不是传说，是真的。你们几个穿这么点衣服过天山咋行。赶快把袷襻（外套）穿上！”

军车从车站饭店出发后沿着一条公路一直往西南走。好像是前几天去燕儿窝的那条路。栾大哥说那条道就是216国道（从阿勒泰到且末），但我在地图册上没有查到相应的标记。常言道，“望山跑死马。”那意思是说，在看得见山的地方其实离山脚还有很远的路。这一路上，城市的繁华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已是一片片的山地草场。草场上有成群的牛羊，有星星点点的蒙古包，稍远处的山坡上是一片片郁郁葱葱的雪杉。巍峨的山峰始终屹立在苍穹之下，尽管我们在不断地向它靠近，可它依然离我们很远。

在地图上“后峡”是天山深处的一个小镇。但在广义上却是一条纵贯中天山东段的大峡谷

在地图上“后峡”是天山深处的一个小镇。但在广义上却是一条纵贯中天山东段的大峡谷。它全长近一百多公里，是从乌鲁木齐穿越天山的唯一通道。这条峡谷从我们进山时一直到永丰乡英雄桥那一段习惯上被称为前峡，这一段大约有20公里。而从英雄桥到巴仑台那一段则被称为后峡。

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后峡镇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多小时。副连长让车队在一家招待所前停了下来，并告诉大家将在这里稍事休息后提前吃午饭。因为接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没有停车休息的地方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凡是要方便的同志请抓紧时间方便一下。进了山就找不到方便的地方了。”

我觉得后峡镇是个很不错的地方，既有巍巍的高山又有潺潺的流水，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新疆和平解放后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办了不少工厂，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已颇具规模。山坳里人来车往显得十分热闹。

招待所旁边有一条小溪，小溪两边的山坡上生长着成片的雪杉。溪水是从山涧里流出来，非常清澈（后来才知道它是乌鲁木齐河的一条支流）。溪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卵石，有的露在水面上，有的淹没在溪水中。水流撞击着露在水面上的卵石，在其周围形成一道道涟漪。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底的卵石显得奇形怪状。我站在溪边出神地看了一会溪中的景象便蹲下身子打算把毛巾洗一洗。突然间一股刺骨的寒冷迫使我迅速地将手缩了回来，并不由自主地“哇”地叫了一声。原来这溪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温度相当低。热得直冒汗的双手皮肤温度至少有三十多度吧，突然将它浸在冰水中怎么能受得了呢。

午饭很简单，主食是馒头加玉米糊，菜是每人一大勺炒杂菜。新疆食堂里的饭菜和我们在学校里吃的伙食不一样。它是以面食为主，要么吃馒头，要么吃面条。菜比较简单，通常是将荤素搭配在一起煮上一大锅。这种饭菜我们在车站饭店已经吃过几天了，省事是它的主要优点。吃饭在维语中的发音是“塔玛克依定”，而玉米糊的叫法更有意思——“吾玛西”。熬玉米粥时一般要加少量的碱，熬成后色泽金黄不仅口感好而且极富营养。

离开后峡镇之后公路开始在山中盘旋。两车道的沙石路面一边紧贴着峭壁，一边面临陡坡。车轮碾过，公路上尘土飞扬。为了减少受前车扬尘的影响，两车之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样，四辆军车常常在盘山道上排成了上下几层。不管从上往下看，还是从下往上看都感到有点头晕目眩。路况差，行车过程中备受颠簸之苦。当时有一位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的女生在不停地抱怨“这条破路”。我实在听腻了，便嚷了一句：“想当初修这条路的人受的那份罪才叫苦呢！”

不料这话刚一出口便招致她的强烈反击，“修这条路的可是劳改犯呀，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啦？”

为了避免冲突，我没有再言语。但我觉得这位女生的“信口开河”实在太可恶了。其实这条路并不是劳改犯人修的。为打通南北疆的交通，1952年 在王震将军的主持下由兵团战士花了五年时间修成的。数十名战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与我同车的有几位是学地质的。尤其是那位栾大哥，我们在车站饭店同住一间客房已经混得比较熟了。他指着不远处的一座雪峰说，中国科学院天山第一冰川观测站就在那个地方。他说这个冰川观测站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冰川追踪研究点。因为这里的冰川形成于第三冰川纪，距今已有400多万年的历史了。他说他曾经和几个同学去过那个地方。

根据栾大哥的指点，在车行方向的右边可以远远地看到1号冰川和2号冰川，3号冰川在左边。冰川像一只巨大的白鸟和山体接触得亲密无间。

长年累月生活在天山南北的人虽然每天都可以看到雪峰，但是能走到雪峰跟前细细地观察它的机会大概不会太多。现在我们正好从几座雪峰中间通过，这使得我有机会从近处观察到了它们的身影。环视周围的山头上白雪皑皑，俨然是一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景象。

雪峰面向盘山公路的这一边都是十分陡峭的山坡。在阳光的照射下，雪峰银光闪烁，十分耀眼。因为汽车在运动中，随着视角的移动偶尔也能看到雪峰的背阴面。我惊异地发现，无论是在阳坡还是在阴坡，在一定高度之上已看不到裸露的山崖。整个山峰就像一座冰雪铸成的金字塔。我估计这几座雪峰的海拔至少在四千米，否则怎么可能终年积雪呢？

一路走來，在不同高度上我感受到不同季节的气象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就经历了春夏秋冬四种不同的气象。进入“后峡”之前，太阳越升越高，车顶上尽管有篷布遮挡，炽热的阳光还是烤得大家浑身燥热。进入“后峡”之后突然感到凉风习习，爽得就像一下子到了秋天。当我们前进到胜利达坂附近时气温已经降到足以使人感到寒冷的水平。天空中时而飘下细细的雨丝，时而又飞扬起片片雪花。

这地方在地图上标有“胜利达坂”几个字。“达坂”在突厥语中是“山口”的意思。维吾尔语引入这个词汇后将其解释为“高山峡道”。我的理解是，山口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而高山峡道则是经过人工开凿的通道。事实上，“达坂”因其海拔不同也有不同的特征。比如，乌鲁木齐东南方向的“达坂城”就是一个著名的风口。

胜利达坂（维吾尔语称为萨尔达坂）是天山著名的冰达坂之一。在达坂的顶端有一个垭口，俗称“老虎口”。老虎口两边山势陡峭，峥嵘林立。是S216国道通往南北的重要地段。险要的地势、恶劣的气候令来往的车辆望而生畏。学地质的栾大哥说，整个达坂由万年冰川消退后留下的冰渍石组成，石头突出了冰的重围但遭受了风的化解，很脆弱也很易碎，好像层层的石板黏合而成。

在大学里学中药的时候就知道在天山的雪线以上生长着一种名叫“雪莲”的珍贵药材。雪莲因为生在极阴之地，具有补阴益阳的功效。当年在标本室看到的雪莲外形虽有点像莲花，但在植物学分类上它与“莲”一点也不搭界。雪莲是菊科植物属“风毛菊属”。那形似莲花的几片“花瓣”其实不是花而是花的托叶。真正的雪莲“花”藏在托叶中间，形状和野菊花没有什么区别。我并不指望乘着军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就能看到雪莲，但还是下意识地在东张西望。这时只听得有人在悄悄地议论：

“你看那沟底是不是有辆汽车？”

“嗯，不知是什么时候翻下去的？当时的现场一定很惨！”

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我确实看到了一辆支离破碎的汽车残骸。山高路险，稍有不慎都有可能酿成惨祸。据说这条天山公路在入冬后便封闭了，一直要到来年开春之后才能恢复通行。因为在积了雪，结了冰的山路上行车是非常危险的。

越过胜利达坂，也就是通过那个山口的时刻是最激动人心的。路边耸立着一座石碑，大约有五六米高，是水泥制作的，呈四方的柱形。石碑上书：“天山山口”其下有一行小字标明此处的海拔是4280米。说实在，我非常想让军车停下来让我们在此摄影留念。可在当时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军车通过山口的时间极为短暂，短到可以用“一瞬间 ”来形容。然而就是这“一瞬间”中看到的景象却永恒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过了山口就是下山的路了。路旁有一块界碑，一边刻着乌鲁木齐县，另一面刻着和静县。

凡是有过登山经历的人都知道，下山通常要比上山更难一些。开车翻山越岭当然也不例外。为了确保安全，接我们的军车都经过认真地保养。但是走到半道上还是有一辆车出了故障。是什么故障呢？当时我们不太清楚，后来听候副连长说，有一辆车的制动系统出了点问题，在踩刹车时达不到理想要求。翻过冰达坂就是一溜下坡，刹车不灵可不是件小事。为此车队立即停了下来。侯副连长果断地命令那辆车上的学生全部换乘到其他三辆车上，刹车不灵的那辆车则留在原地等待接应。这时有一位毕业于西安矿院男生主动要求留下来陪伴司机，他好像姓阎。副连长想了想，同意了他的请求（这位仁兄现在已经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与此同时又将自己带在身边的军皮大衣留给了他。说实在，当我们重新上路后，大家心里不免有些担心，不知道留在大山里的他们将如何度过漫长的寒冷而寂寞的夜晚。这种担心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当他们安全地回到农场时才最终消失了。

其实在翻越冰达坂之前我个人也遇到了点小惊险。为了顺利地翻越冰达坂，车队在一处有水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方面是要给汽车的水箱加足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驾驶员稍事休息一下。长时间坐车难免有些困顿，许多人都乘机下车活动一下筋骨。我不仅下了车，而且还跟着驾驶员一起下到了不太深的沟底去取水。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过程中我完全没有感到不适。可是当我从沟底向上攀登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却发生了。刚向上攀登了几步，就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一点也迈不动，心跳也随之加快了。因为我是学医疗的，突如其来的生理反应很快使我意识到所谓的“高山缺氧”正在悄悄地发生。上中学时物理老师说过，人在平地行走，前行的力和自身的重力相互垂直，因此不管走多少路都没有做功。人只有在爬坡时，向上攀登的力和自身的重力相反，这时才做功。人在运动中做功与否，心脏的负担是绝对不一样的。再加上山高空气比较稀薄，红细胞在每次吐故纳新中得不到足够的氧气，最终导致机体组织缺氧，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脑和心脏。这就是通常状态下发生高山反应的基本原理。在驾驶员的搀扶下我好不容易才攀上公路。重新开车后大概过了十多分钟我才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作家碧野访问新疆时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天山景物记》。这篇散文曾被选作中学语文的教材。当年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学生都被作家笔下的天山景物深深地陶醉过。这次乘着军车在天山中奔驰了大半天，雪峰，溪涧，森林，草原牧场都看到了。野马，蘑菇圈，旱獭，雪莲以及天然湖和果子沟却无缘相见（那些景色在伊犁那个方向），但是心里仍然感到高兴。因为能在天山中走一趟毕竟是人生旅途中不可多得的机缘呀！

下山途中要经过一个叫“乌拉斯台”的地方，那里驻扎着7971部队的一个营，据说是在执行某项国防施工任务。车队在乌拉斯台停了20来分钟，主要是让大家方便。从地图上看，乌拉斯台再往南就是巴仑台了，那里是天山中部的交通要道，是216国道和218国道的交会处。向北可达乌鲁木齐，向南可抵和静，向西则有一条直达伊宁的公路。

“巴仑台”也是一个小镇，但光景远不如后峡。从这里一路往西是一片高山草原。和静县界内的叫巴音布鲁克，伊犁州内的叫那拉提。这里的自然生态让我为之激动不已。首先是那一片绵延起伏的绿意，在炎炎盛夏之中仿佛让人又回到了生机盎然的春天。然而这还不是主要的。再看那与山体重合在一起的草场，那草场上的木屋，毡房，马群，牛羊，还有在蓝天上浮动的白云，在山坡上站立的森林，无不让人感到和谐温馨。

从巴仑台到和静县城还有近几十公里的路程。西斜的太阳在一点点地向遥远的天边移过去，傍晚很快临近了。大山中的黄昏是短暂的，落日的余晖还没有来得及将蓝天和白云烧红夜幕便降下了。军车驶出山口时暮色已经很浓。苍茫之中前方有一片灯光在迎接着我们。不一会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我们新疆好地方》的轻快旋律。不用说和静古镇就在眼前了。坐了一整天的车确实有点累，车厢里谁都不说话，沉默中只有马达的轰鸣声和呼啦啦的山风不绝于耳。

又过了很长的时间军车才在一座大院中停下了。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了一排排整齐的平房。这里就是7971部队的团部了。侯副连长和几个军官模样的人说了一会儿话，军车又继续出发了。出了营区便驶上了一条没有路灯的道路。夜空很晴朗，田野却是一片漆黑。一路上既听不到鸡鸣也听不到犬吠。下意识中我感到我们已经离农场不远了。

到7971部队农场啦

那天晚上离开团部大院后军车沿着一条公路又往前开了好一阵。仰望天空虽然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但是公路两边却是一片漆黑，既看不到灯光也听不到犬吠。车子在一个岔路口向右拐了个弯，驶上一条小路后又一颠一簸地前进了几百米，最终停在了一幢平房前。昏暗的灯光中有十几名军人在等待我们。（上图是四十年后农场的大门）

“同志们，到家啦！”副连长推开驾驶室的门探身向车厢里喊了一声。然后就站在驾驶室的踏板上命令道：“各班长一起过来帮忙卸车！”不多时一大堆行李从三辆车上卸了下来并摆到了营房里的大通铺上。等军车开走后我们排着队被领到了一间大屋子里。一位中等身材的军官操着湖南口音在队前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同志们辛苦啦！欢迎大家来到部队农场。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食堂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饭菜。吃完晚饭抓紧时间休息。明天放假一天，让大家熟悉一下环境，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进城逛一逛巴扎。解散！”这位军官便是本连的副指导员。在山路上颠了一天，只觉得头昏脑胀，虽然有饥饿感，但是并没有好胃口。草草地吃了碗面条便去找自己的行李。

折腾了好一会，黄永康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行李，这时他才想起在山上换车时忘记将行李带在身边了。没有铺盖怎么过夜呢？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另一条裤子扔给了他。

在城市里夜晚有明亮的电灯相伴，不大会感到黑暗带来的不便。当时农场还没有通电，每间屋子里只点了一盏小马灯。我因为视力不好，对昏暗的环境不太适应，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当我铺好被褥正准备找个地方洗漱时，突然听到门外响起一阵“咚、咚”的脚步声，随即便有两个人风风火火地冲进门来。我当是谁认错了门，抬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到井边洗漱去的北京籍学生韩xx。只见他们光着膀子，抺在身上的肥皂还没有擦拭干净，一边用手四处挠痒痒，一边操着京腔嚷道：

“这里的蚊子太厉害啦，才一会工夫就被叮了这许多包块！”姓韩的胖子如是说。

“那里是蚊子，简直比成群的马蜂还凶狠！一巴掌都能拍死它几只。”另一位姓张的小个子绘声绘色地补充道。

听二位这么一说，我想去井台擦身的念头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我有些不明白，我们在这敞开门窗的屋子里已经待了好一会，并没有受到蚊子的攻击呀。井台那边的蚊子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呢？我担心等一会儿那些刚尝到人血滋味的蚊子会不会跟踪追击过来，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再逞一次凶狂。

还好，我所担心的“蚊患”没有成为事实。这一夜我盖了一条6斤重的棉被睡了一个好觉。八月里盖棉被，要不是亲身经历，这样的事又有谁会相信呢？心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早穿棉衣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气候特点吧。

我这人不爱睡懒觉，天亮即起。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自然是先上厕所后洗漱。昨天到得晚，黑暗中没有看清场部是个什么模样。在找厕所的过程中我对周围环境做了一番观察。

营区总共只有两幢房子。东西向一溜十间是九个班的宿舍，外加一间库房。南北向的那幢房子大部分是食堂，顶头一间是连部办公室兼两位连首长的卧室。成L形的两幢房子的怀抱中则是一块简易篮球场。球场的南边立着一副单杠。球场和营房之间，稀稀拉拉地种了一排高不足一米的沙枣树。篮球场和屋前的空地虽然不是水泥铺成的，但是十分平整。地表是一层坚硬的硝土，大概由于经常在其上泼水的缘故使得地下的盐碱泛上来了。走出这一小块地方，到处是松软的沙土，一脚踩下去立刻就有一层浮土扬起来。

在篮球场的东边有三间我从未见过的“房屋”。外表呈拱形不是砖砌的也不是土垒的，而是用碗口粗的芦苇把子弯成拱形后一扎紧挨着一扎捆扎而成的，有门无窗。这三间房子后来成了我们存放行李的地方。因为它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被当地人称作“地窝子”。

从地窝子往东有三幢呈现门字形排列的平房。在那几幢平房的附近停放着几台拖拉机和一些农机具，一只大油罐和一些油桶无遮无挡地摆在空地上。不用说那就是农场的场部了。场部紧挨着一条公路，想必昨天晚上我们就是从那条公路上来到农场的。

厕所在营房的西南方向。是那种没有化粪池的高架式厕所。那个方向除厕所之外还有一只猪圈和一只牲畜棚。圈里喂了两头猪，棚里拴了一头驴。一挂驴车随意地扔在一旁。再往西是一大片空地，估计是操场兼打谷场。那里有几只很大的谷堆。一台庞大的脱粒机摆在几只谷堆之间。（上图是农场的场部）

营区周围是一望无边的荒野，既看不到任何建筑物，也听不到鸡鸣犬吠之声。原野上长了许多一米多高的草本植物，单从那杆儿看有点儿像水稻，又有点儿像小麦，但是顶端不长穗儿。后来才知道这种植物叫芨芨草，是戈壁滩上特有的既耐旱又耐碱的物种。

因为昨晚闹过一场“蚊患”，上过厕所之后我想到井台那边去看个究竟。井台就在食堂的屋山头。这口井的造型非常经典，有很好的井台和井圈，但是没有安装汲水的轱辘。井台旁立着一根高约五六米的木柱子，一根细而长的木杆从柱子顶端的铁环中穿过。重臂那一端用绳索吊着一只水桶，力臂那一端则用绳索系着一只颇有分量的木墩子。看到这景象，我突然记起了初中自然课本中的一幅插图。我们的祖先运用杠杆原理从井中汲水的方法居然和我眼前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我用手将水桶往下拉了一下，并让它渐渐地沉入井水中，然后再握着井绳轻轻地朝上一提，随着另一端木墩子的自由降落，满满一桶水便被提了上来。我估计这桶水大约有四五十斤重，如果用手往上提是很费力的。有了这套装置那就省力多了。

井台周围长了许多绿色植物，有草本的，也有木本的。除了低矮的芦苇外，其余的品种我都不认识。在这些绿色植物中有一种小灌木，细软的枝条上长着对生的卵圆形的叶子，看上去很像中药材黄芪，但我一时不能确认。井台周围很潮湿，大片的水渍有黑色的，也有棕色的。那黑色的水渍自然是有机物腐败后留下的。那棕色的水渍只能是地下塩碱上泛后形成的。不用说，这样的环境肯定是蚊蝇的滋生地。至此，昨晚的“蚊患”之谜也算解开了。

转了一圈我不免有点纳闷，既然是农场，在田野里总该能看到点农作物吧。但是很遗憾，在我的视野内什么样的农作物都没有。记得在乌鲁木齐时曾听候副连长说起过，农场有四万亩可开垦的土地，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开垦出了几千亩。当时我就想，四万亩是什么概念呀？经过换算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四万亩竟有20五平方公里之广！要是在内地，这么大的范围差不多就是一个乡的区划了。这么大一片土地在我们到来之前居然只生活着20几名军人，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正当我站在井台旁东张西望时，炊事班长端着脸盆过来了。因为昨天晚上他负责给我们分菜，所以认得。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却说：

“休息天吃两顿饭，起这么早干啥？”

乘他打水的当口，我指了指屋后的大山说：“那就是天山？”

“那还用问！”他看了我一眼说。

我想，这小子说话倒挺冲的。于是又指了指南边的山说：“那是什么山？”

他只顾往盆里倒水，低着头说：“也是天山。”

“铁门关就在那山里头吧？”他听我说出“铁门关”三字，立即惊奇地抬起头用陕西话说：“你咋知道的？”

“瞎猜的呗！”见他有点好奇，我故意卖了个关子。说话间又有几位早起的学生朝井台这边走过来了。

等我端着脸盆再次来到井台时，井边已经热闹起来。他们和我一样，初来乍到，什么都觉得新鲜，什么都想问个明白。只听炊事班长说：“这个军垦农场是两年前匆匆忙忙建起来的。它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971部队五七军垦农场。建场的目的是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是为早你们两年毕业的66级、67级、68级大学生营造的一个全新的课堂。几个月前那批大学生根据中央的决定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再教育已经分配到全疆各地去了。操场上那几个大谷堆就是他们离开时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说实在，我没想到炊事班长的嘴皮子这么能说，心中不由得暗忖，大概这就是再教育者必备的基本功。

走进古镇和静

吃罢早饭已经快十点钟了。在新疆每逢节假日通常是吃两顿饭，今天不是星期天算是一个例外。饭前值日排长集合全连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条是，从今天开始凡是在节假日中进城的同志一定要到值日排长处请假，在下午四时前必须归队销假。第二条是，走路要注意军风军纪，两人同行成横队，三人同行成纵队，不允许勾肩搭背。然后由副指导员宣布了重新分班的名单和各班学生副班长的人选。我被编在二排五班。毕士敏编在三排六班，王佩明编在三排七班。丁文龙编在二排四班，黄永康和梁国初编在一排一班，顾国龙编在一排三班。我们这个连的正式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971部队教育革命连，简称“教革连”。副指导员要求大家在早餐后先按新编的班排调整宿舍整理好床铺，这件事做完后再上街。

农场距县城有七公里多的路程，步行需要一个多小时。使我感到不解的是，这一路走过去居然没有见到一个村庄。据说在这条公路的沿线离和静县城最近的一个人口聚居点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22团。我们农场正好处在县城和22团的中间。我想，这里的土地就算不那么肥沃，自然环境至少要比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好得多吧，为什么人烟如此稀少呢？

和静县城位于天山脚下，视力好的人站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山坡上的乱石。216国道从城西穿过便一头扎进了天山之中。7971部队的团部和部队家属院紧挨着216国道，占了很大的一块地。围墙内有几十幢砖木结构的平房，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将整个营区分割成许多小块。门前的卫兵持枪肃立，为这一片建筑增添了几分不同寻常的氛围。

从团部门前沿着一条土路向东走去。土路两边是又低又矮的土房子。虽有店招但是没有商品橱窗。挨着个儿进出了几家小店，所见的商品除了一些日用杂货外便是葡萄干，核桃，瓜子，莫合烟这些土特产。邮电局坐落在一个十字路口。营业员全是民族同志，好在他们会说汉语，这就不会为我们日后的寄信汇款带来不便。

百货商场在邮局的斜对面，沿街的一面原本是有玻璃橱窗的，不过现在已经被涂了紫红色油漆的木板封上了。木板的缝隙中落满了灰尘，有的地方还挂着支离破碎的蜘蛛网。进到商场内，那柜台的摆设自然是先前逛过的小杂货店所不能比拟的。各式各样的商品不仅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也陈列在玻璃柜台内。我们在商场内转了一圈，印象最深的是货架上那些明显滞销的搪瓷器皿，因为其上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红太阳，即使卖不掉也不敢随便乱放。

镇上更多的是民宅，虽然都是不起眼的土屋，但是很有特色。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不小的院子。院子里无一例外地搭着葡萄架。透过不太高的院墙可以清楚地看到硕果累累的葡萄。有的人家还将羊儿圈养在院子里，一路走过去经常可以听到＂哞哞＂的叫声。

因为我们是学医疗的，走到哪都想看看当地的医院，于是便向路边的行人打听县医院的方位。转了几个弯，终于在一条比较僻静的马路上找到了它。怎么说呢？医院不大，占的地皮可不少。从门房到门诊部大约有六七十米的距离。路的两边种了好几行钻天杨，杨树的胸径大多在三十公分以上。与高大挺拔的杨树相比，门诊部的房子既矮小又破旧。当时正值午间休息，门诊部里各科室的门都关着。我们挨个儿看过去，科室的设置大体上与我们在上海郊区实习过的公社卫生院差不多。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汉族人只占极少数的地方也给中医安排了一席之地。

看罢门诊部，我们又转到了位于后院的住院部。内科与儿科在一幢房子里，外科与妇产科在另一幢房子里。靠围墙尽头的地方还有一幢病房，估计是传染科。在内科病房的走廊里我们碰到了一位正在巡视病人的维吾尔族护士。可以感觉到她投向我们的目光是奇异的。看上去她好像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开口。我们大大方方地从一间间病室的门口走过，除了看到挂在输液架上的盐水瓶外，也看到了几张病恹恹的脸庞。大概是触景生情吧，我突然想到若干时日之后自己很有可能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一辈子的。

和静镇的规模很小，没花多少时间就让我们跑了个遍。据说镇上有座旧王爷府，是清朝的建筑，但不知在什么方位。对王府我没有兴趣，倒是想弄清“和静”两字是什么意思。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直到这次写回忆录，又想起这个问题，查了一下《新疆百科全书》和《辞海》总算找到了答案。现今的和静县在元朝之前就已经居住着蒙古的一些部落（在蒙语中部落称和硕特）。明末时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曾经游牧至伏尔加河下游。后因不堪沙俄的奴役于清乾隆三十六年率部东归，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他们原先生活的地方－－巴音布鲁克草原。清亡之后，1938年民国政府在这里设置“和靖设治局”1944年升格为“和靖县”。1965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改“和靖”为“和静”，取“和硕特安静”之意。

在县城闲逛了一圈，突出的印象是这地方既贫穷又闭塞。过了几个月，军地举行春节联欢，在团部大礼堂我听到和静县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干部作报告说，和静县背依天山，面向焉耆盆地，既有水草丰盛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又有大片可开垦的土地，农、林、牧、矿资源都很丰富，由于革命抓得不狠，所以生产上得不快，他们要继续向解放军学习，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誓叫和静山水展新颜。这些套话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别扭，但是在当时却是非常流行的说法。其实，和静主要是穷在交通闭塞上，只要交通上去了，贫穷很快就会得到改变。记得当时有一则消息说，铁道部计划从吐鲁番到库尔勒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正好从和静县城经过。尽管消息还在传说中，和静的人民已经兴奋不已。到我们离开农场时这条铁路虽然还未动工，但我们总算亲眼看到了勘察设计人员在做前期准备工作了。

就这样东瞧瞧，西逛逛，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便过去了。看看时间不早了，就赶紧往回走，如果四点之前回不了驻地，销假时会非常难堪的。

在农场生活的20个月中已经记不起去了多少次和静县城，但是一直到我们离开时它的面貌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现在，当初传说中的那铁路（条吐库一线）不仅早已修通，吐库二线也开通营运了。我想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和静古镇肯定是旧貌换新颜了。最近我在一本旅游杂志上看到，和静的旧王府经过修缮后已经成为一处有影响的景点。至于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天鹅湖更是成了众多游人向往的地方。遗憾的是，我接受再教育的那支部队在1992年的大裁军中被全建制地裁掉了。

体验“兵规矩”

在到农场之前我就从心理上做好了接受纪律约束的准备。军营中规矩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我们私下里将军纪称之为“兵规矩”。要是谁破坏了这些规矩，轻者在全连列队点名时就会受到指名或不指名的批评，重的那就不好说了，关你几天禁闭也是可能的。对我们这些过惯了懒散生活的学生来说，要适应方方面面的规矩是不容易的。

不说别的，单是与“吃、喝、拉、撒、睡”有关的规矩就得适应好一阵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南方人端着碗蹲在地上吃饭的。条件再差也得找个地方坐下吃吧。连里明明有一间很大的屋子，只要摆上桌子和长凳就是一间不错的餐厅。不知为什么，领导同志偏不这么做。一日三餐就是要让大家蹲在食堂前的空地上吃。并且要求以班为单位围成一圈。蹲着吃饭是很不科学的。下肢的肌肉因受到较长时间的压迫，难免会出现麻木。但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胃肠蠕动因此而不畅，不仅影响食欲，胃的排空功能也将受限。

蹲着吃饭不仅不舒服，还因此引出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任何人在吃饭的过程中都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掉下一点。尤其是吃玉米面做的食品时，因为比较松散，更容易掉下碎屑。对这种情理之中的事虽不能说不值一提，至少扯不上“故意浪费”什么的。然而我们的排长却在这点事上做足了文章。他认为，掉在地下的食物应该捡起来吃。如果谁不这么做，不仅是浪费，更是缺乏工农感情。在今人看来，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但在那个时代用如此的方式思维则是很盛行的。连首长认为二排长（我所在的排是第二排）抓住了我们这批学生的活思想，很快在全连组织了一场专题讨论。讨论的过程是我们每一个人挨过进行反省，直至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非常有必要”才算告一段落。

在农场待了20个月，蹲着吃了1800多顿饭，可谓久经考验了。但我敢说，我们这批学生在离开农场后大概不会有一个人将这种吃饭的姿势带回家的。相比蹲着吃饭，更让我感到难受的还有另一件事。连里规定，每天吃午饭时要对上午涌现的好人好事进行宣讲，这项活动每个班负责一周，常抓不懈，不容许间断。总共才几十个人，就这么大一个舞台，每天能有多少好人好事呢？于是，扫地、清理厕所、帮厨房干活等等都成了永恒的话题。

尽管在吃饭时有这些令人讨厌的规矩，连队的伙食还是办得不错的。说是每月48斤定量，其实是敞开肚皮吃。此外，每月一斤油，每天一两肉，这些待遇也是很优厚的。要知道当时全国人民还在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我记得上海当时是每人每月只能凭票购买5 两油，一斤肉，其他副食品也是计划供应。

大小便问题是人生的大事之一，历来属于个人隐私。不是有句话，“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在“兵规矩”中虽然没有对放屁作出规定，但对拉屎撒尿是有说法的。这便是人所共知的“不准随地大小便！”我要说的当然不是“不准随地大小便！”那也太无聊了。而是关于大便时间的选择和管理。

按部队的作息顺序，起床后不是先如厕漱洗，而是先出操。值星排长三声哨子之后，除炊事班外，全连或以班为单位，或以排为单位立即整好队伍跑步到操场上练队列。洗漱可以晚一步，这解手的事对有些人来说是不能耽搁的。比如我，长期以来就养成了起床后先上厕所的习惯。开始时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心想，上完厕所去赶队伍也不迟，按规矩喊声“报告！”便可入列。只不过比别人少做几次齐步走，向左转，向右转罢了。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第一次我迟到了，班长没说什么，当队伍停下时让我入列了。可是当我再次迟到时班长却给我颜色看了。“怎么搞的，老是稀稀拉拉的。出完操再上厕所不行吗？”

和我有同样习惯的人还有好几位。他们也都受到了自己班长的批评。这事很快引起了连部的重视。在一次晚点名时，副指导员特地就此事做了讲评。他说，“在部队里，吹过起床号后才去上厕所是不合时宜的。不能因为张三、李四有起床后先解大便的习惯就推迟出操的时间。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各位改变一下习惯，尽快适应部队的作息规律。”

对个人来说，选择什么时间解大便虽然是一个习惯问题，但其中也有不可忽视的规律。许多人饱受便秘之苦，并因此染上久治不愈的肛门疾病，在很大程度上与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大便习惯有不小的关系。排便虽是一种随意性的生理功能。但它需要肛门内外两组括约肌密切配合。人的大便是储存在直肠中的。当肛门内括约肌受到直肠内粪块的刺激时，它就会不随意地处于松弛状态，从而为肛门外括约肌选择松弛做好准备。这时复杂的神经系统便会将这种刺激，即“便意”上传到大脑皮层。如果时机合适，大脑皮层就会做出反应，及时发出指令让肛门外括约肌松弛，并同时协调机体的相关器官组织，如横膈下移，腹肌收缩等等，共同完成排便过程。“便意”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被克制的。不过当一次正常的“便意”被人为地克制之后，要再次形成“便意”所需的条件往往要更高一些。如果满足不了相应的条件，大便就会在结肠内积存下来，造成便秘。随着水分不断地被吸收，大便变得越来越干燥。等到费了很大的力气解出来时竟成了坚硬的“羊屎”。

为什么要选择早晨起身后大便？因为这时候随着体位的改变最容易形成“便意”，在这样的时间段里解大便可谓水到渠成。选择其他时段解大便当然也是可以的，这就是习惯问题了。尽管改变习惯是件很痛苦的事，但是当部队生活需要我改变一些习惯的时候，我还是乖乖地顺从了。离开农场后我毫不犹豫地恢复了原先的排便习惯。既然是好的习惯为什么非要去改变它呢！

军营中关于睡觉的规矩也很多。首先是床铺很有特色。十个人（也就是一个班）住一间屋。房间的面积大约有三十平方米。从北窗到南窗紧贴着山墙用木板架了一张特大的床。全班的人统统头朝里脚朝外地睡在这张大床上。班长的铺位紧挨北窗，副班长的铺位则紧挨着南窗，其他人的铺位不做明确规定。睡通铺在那个时代的军营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睡通铺虽然很有趣却不是一种享受。时间长了常常因为个人睡相方面的问题产生出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

这么多人睡在一张铺上，被褥的摆放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肯定是不行的。在这方面军营中有一条著名的规矩，叫做＂整理内务＂。起床后各人先将自己的被褥叠好，然后再由专人仔细整理一遍。要求每床被子不仅要折叠得四棱四方，大小还要差不多。床单则要铺得平平整整无皱褶。这件事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难做。我们这批学生来自天南地北，被褥的厚薄不一，颜色各异，要按统一的规格进行整理实在很困难。更要命的是，连部每周都要对各班的内务进行评比，如果整不好就要受到批评。

内务整理好之后，白天是不允许任何人在铺位上躺倒休息的。这条规矩使得我们这些过惯散漫生活的人感到特别不自由。午饭后有一段休息时间，如能躺下休息片刻应该是非常美的事。因为有了这条规矩谁也不敢违反，如何午休一度成了令人烦恼的事。于是，好动的就聚在一起打球，爱静的就手握一本书随便翻翻。所读之书只能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专业书籍是不允许看的，古今小说更在禁读之列。当然也有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时事新闻的，不过出言吐语都比较谨慎。如要写点什么，床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地方。虽然每个班都有一张写字台，但是谁都不沾它的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呢？那是因为存在着“桌子高板凳低”的矛盾。

开会学习是我们每天的必修课。连里为每人配备了一只称之为“马扎”的小板凳。说是配备，实际上是上届学生留给我们的礼物。形象地说，这＂马扎＂就是一个X，只是在X的上端钉了几根帆布条而已。人坐在“马扎”上面，X就充分地张开。不用的时候将X合拢往床下一放一点不占地方。部队里什么都讲究整齐划一，这马扎正好三十公分高，配床头挺合适，配写字台就太低了点。

虽然起床和就寝的时间随季节的变化，尤其是在节假日中有所改动，但是睡懒觉和熄灯后不睡觉的事是绝不允许发生的。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是一件好事。但是不定期地将一个人从熟睡中叫醒，并且还要让他背上没有装子弹的步枪在黑暗中孤寂地游荡两个小时，实在是一桩苦差事。这就是站岗放哨。站岗是为了保卫营区的安全，当然是绝对必需的。特别是在冬天，为了抵御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各班的屋里都砌了火墙生了火炉。通宵不息的炉火如果没有人照看那是很危险的。站岗放哨有责任，也有风险，连里规定由我们男生们负责，这样过不了十天每人就得轮上一次。每晚的第一班岗因为对睡眠影响不大，所以是大家最愿值的。但是连队规定各班站岗的秩序绝不允许随意变更。这第一班岗要不得正好轮上了某人，那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不只是军营中有，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规矩。相比之下兵规矩更多更全面罢了。为了生存，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这些兵规矩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也逐渐地适应了它。遗憾的是这些兵规矩并没能彻底地改变我的许多生活习惯。当我离开农场的那一天，我明显地有一种如释重负重获自由的感觉。

军营的规矩还有很多，比如周末去团部看演出时路怎么走，场怎么候都有很多花头；休息日上街不管走到何处都必须两人成列三人成行，绝不允许勾肩搭背……

建造养猪场

到农场后等待我们去完成的第一项任务是建一座养猪场。没想到在我们接受“兵”的再教育生涯中居然是从学工开始的。这倒很有意思。

猪场的设计规模是能同时喂养五百头生猪。前期准备的工作量不是太大。除了平整场地还要修一条路。百来个人干这点活用不了许多时间。在修路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这条路必须通过一条小水渠。按理应该在水渠上架座桥。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技能。于是有人建议将大口径的水泥管子直接放到水渠里做成涵洞。这办法既简单又具可行性。建议很快被农场领导采纳了。

从什么地方能弄到大口径的水泥管子市场部的事。没过两天一辆军车将水泥管子运来了。令人不解的是，司机没有将运来的水泥管子御在施工现场，而是把它扔在了一公里外的地方。吃过午饭班长从连部领受了将这些水泥管子运到现场的任务。班长是位20刚出头的甘肃兵，姓王。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接触，觉得他言语虽然不多，但办事认真，待人也比较真诚。他将我们带到现场后只说了句，“两人一组，把这五只管子推到水渠那边去。”然后便和大家一起干开了。

我原以为在平地上推水泥管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可是一旦推起来才知道并不容易。水泥管子的表面很粗糙，没推出多远手掌，特别是指尖就被磨破了。后来，我们就改用小臂推，或者侧着身子用一只肩膀推。也有人干脆翘起一只脚，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蹬。反正，为了完成任务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奇怪的就是没有人首先戴上手套。那年头，“髒、苦、累”这些字眼如果从知识分子口中说出来，就如同犯罪一般。如果活还未干，就先想到如何将自身保护起来更是自讨没趣。班长的手自然也是肉做的，他也没戴手套，估计手掌也被磨破了。在我们采用各种怪动作往前推水泥管子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沉默。

就在我们推水泥管的同时其他男生班的同学已经在水渠边做好埋管的准备工作。水泥管直径和长度都是一米，水渠宽两米多一点。先在渠边修了一个斜坡，然后将管子顺坡推下沟。为了定位和对接花了不少力气，也溅了一身泥水。忙了一下午终于完成了任务。

五根管子用了四根，多下一根不知派什么用场。如果买六屯根将涵洞修三米长不是更好一些吗？等到晚点名的时候表扬了我们五班：“任务完成得很好，没有人怕苦怕累。”同时也表扬了其他班“开动脑筋，土法上马，创造性地完成了任务。”听了这话我心里感到很舒服。本来嘛，大家都是血性男儿，出点力，受点皮肉之苦实在算不了什么。

可是，不久以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却让我有点不以为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建猪场需要用很多石头和砖头。石头可以到山里去开采，砖头只能到一家砖厂去买。为此两个男生排做了分工，一排负责到山里去运石头，我们二排负责到砖厂去运砖头。为了卸得快一点，我们没有将砖头整齐地码成一垛，而是随便地摆成了几堆。在这一过程中无意间将一些砖头摔断了。对于砌墙来说，半截的砖头也是有用的，所以大家都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这活一连干了好几天，班排长们谁也没有说什么。就在这时连里进行了一次晚点名。按照连队的规矩，凡是全连集合晚点名一般都是有比较重要的事情要说。

这天是一排长值日，晚饭后随着他的口令全连列队，一阵稍息、立正之后，又唱了一支革命歌曲。接下来他宣布本次晚点名由副指导员对近阶段的工作进行讲评。副指导员姓“伏”。我们曾私下开玩笑说，“姓这个姓的人不能当官，即使升了正职，听起来还是副职。这副，伏在口语中还真有点分不大清。”他个头不高，皮肤黧黑，平时不苟言笑，和喜欢说笑的副连长完全是两种性格的人。

“同志们！”

听到首长说话了，我们全体打了一个立正。这是军营中的一种礼节，在学校里接受军训时就知晓了。也可以说这是连队的规矩，即使班长说话，只要在列队的形式下都应如此。

“稍息！”副指导员举手给大家还了一个军礼。然后操着很有特色的湖南口音说：“这几天我在工地上看到了许多被摔坏了的砖头，很是感到心疼啦。大家都知道，这砖头可是花钱买来的呀。是的，摔坏了的砖头一般还能派上用场。但是，如果不把它摔坏，不是更好一些嘛！我想，我们应该从思想深处找根源。针对这个问题，今晚各班都要组织一次讨论。”

咱们这个连在编制上是有连长和指导员的。二位由于健康上的原因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岗在位了。副指导员实际上就是全连的主官，他说的话就代表连部的决定。摔坏几块砖头小事一桩，值得如此对待吗？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嘀咕。还没有转过神来，晚点名就结束了。军人讲话就是这么干脆。

和我抱有同样想法的人还真不少。至少我们班进行讨论的时候就有人说：“是我们五班卸的车，砖头摔坏了自然是我们的责任。要批就批我们五班，何必拉扯上全连呢？”也有人说：“这么点事就要在全连进行讨论，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班长显然听出了我们话语中的抵触情绪连忙接过话头说：“这件事与我的组织不当有一定关系。连里让大家讨论并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大家从中提高认识。提高什么认识？副指导员在讲评中已经有所说明了。希望大家冷静地思考一下。”班长虽然比我们年轻，文化程度大概也就是初中没毕业吧。可说起话来倒蛮有水平。能挑选到教革连来教育大学生的 兵至少得能说会道呀！

冷了会儿场，毕业于西安矿院的一位同学（以后要改称战友了。）首先发言道：“这活是没有干好，要是给自家卸砖头，我看八成是会手脚轻点儿的。”此人姓栾，个子很高，但比较瘦。据说在学校里是乐队的指挥。相处不久有人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栾大哥”。他来农场前已经结过婚，妻子就在女生班。平时我们叫他“栾大哥”他觉得很受用。

接着栾大哥的话茬子，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内容大同小异，都说自己主观上绝对没有把砖头摔断的故意。这当中唯有副班长（就是那位曾在乌鲁木齐车站饭店帮忙做接待工作的北京农大学生。）说了点与众不同的话。他说：“正因为不是故意，才要从思想深处找找原因。我感到自己身为共产党员，还是缺乏深厚的工农感情，否则不会眼看着整块砖头被摔断而无动于衷。”

对副班长高调的发言我并不完全认同。心想，摔断砖头也有班长的份，你能说他没有深厚的工农感情吗？说得远一点，如果这活是几个建筑工人干的，那该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栾大哥说得比较中肯。

讨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每个人都发了言。在部队里不管开什么会只要议题是跟全体有关的每个人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企图保持沉默是绝对不允许的。会后班长到连部汇报去了。我和大家一样心里感到很郁闷。这一晚谁也没再说什么。吹过熄灯号之后便睡觉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工地。先是全连集合，由副指导员对昨晚的讨论进行讲评。

“根据各班的汇报，大多数同志对问题的认识是肤浅的。甚至有个别的同志说，‘这事不是我们干的，让我们说什么呀？’真的没有什么可说吗？我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里面首先有一个态度的问题，对待接受再教育的态度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工农感情。’摔断了一些砖头可以说是小事。但是，小中可以见大呀！根据上届同学接受再教育的经验，态度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今天上午继续就昨天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各班排长要注意引导。”

真不愧是做政治工作的，说起话来有板有眼。但细细一琢磨，总觉得有一种程式化的东西在支配着副指导员的思路。琢磨归琢磨嘴上是不敢说的。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对副指导员的讲评有异议。尽管心里不舒服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新一轮的讨论果然有进展。不仅没有人再说与己无关，进而承认自己接受再教育态度不够端正的亦大有人在。哪里晓得这种认识上的“进步”却惹来了更大的麻烦。几个“为什么”一问，还真不知道再从哪里去进一步提高。好在建猪场的任务比较紧迫，连里没有让我们没完没了地深挖思想根源。在阶段性总结会上副指导员及时地肯定了我们的进步，但他仍希望我们在劳动中不断提高认识。他在讲话中强调了一种观点 ，“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必须经历从触及皮肉到触及灵魂的过程。”这种观点看似新颖实际上是错的。

砖头是一种低值易损材料，在装卸过程中造成一些损耗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是说可以肆意损坏。对于劳动者来说，应该尽量做到轻装轻卸以减少损耗。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发现有人没有这么做，就应该及时指出并要求改正。副指导员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从根本上说没有错，只是有点不地道，他故意将只需分清“是与非”的事情扩大化了，使它带上了政治色彩。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政治工作者的思维定势。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让受教育者心服口服。对于教育者来说，自身的形象和素质历来是被受教育者所看重的。所谓“身教重于言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只会借助某种外力，除了说教就是批判，怎么能让受教育者心悦诚服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养猪场的主体结构如期完工了。接下来还要建一座水塔为之配套。按理说水塔应该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当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施工条件。不过，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政治口号鼓动下，我们还是接受了挑战。因为有了前期的工作经验，三米高的塔身没费多大劲就搞定了。没想到在砌储水池的过程中却出了一起安全事故。

水塔的总高度是五米，三米之上是一个两米见方的储水池。为了便于施工围着水塔搭了一圈脚手架。几个自称大师傅的学生神气活现地站在脚手架上砌砖，小工们则在脚手架下为他们输送砖头和灰浆。灰浆自然是用桶吊上去的。按理砖头也应该放在筐子里往上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负责往上送砖头的小工们自作主张地改变了操作规程。他们将砖头用手往上扔。应该说这种操作方法并不是他们的发明，我小时候在老家看人家盖房子，砖头土坯都是这么往房上扔的。

有一次塔上的人没能接住扔上去的砖头，在塔下扔砖头的人却弯下腰又去取砖头了。落下的砖头眼看就要砸在他的脑袋上了。说时迟那时快，站在一旁的张伟都见状伸手将其猛地一推，就在砖头“咚”的一声落地的同时，王某也“叭”的一声跌倒在地上了。霎时间工地上一片混乱。

王某跌倒时大概磕在碎砖头上了，不仅磕掉了两颗门牙口唇也裂开一道口子，鲜血滴滴答答直往下流。接砖头的人因为失手吓得脸色发白不知所措。周围的人先是目瞪口呆，接下来哰的一声围了过来。连首长听说工地上出了事，三步并作两步冲将过来。二话没说，先大声喊叫卫生员。那架势就像战场上有人挂了彩，当官的首先想到的就是心急火燎找卫生员。好在当时我们这些学医的都在现场，经过一番处理便由我护送王某去了团部卫生队。

因为出了安全事故施工立即停了下来。接下来一连好几天以班为单位进行学习整顿，直至每一个人都从事故中吸取了深刻教训才重新开工。

猪场造好了但是一直没有养猪。直到我们离开农场时猪场什么用处也没有派上。是不是拍脑袋工程不得而知。哦，猪场的屋檐下倒是成了麻雀做窝的好地方。那年的冬天，几位东北籍的学生突然想起了家乡的风味小吃“炸铁雀”，在他们的鼓动下，某天夜晚我们打着手电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活捉了大半面扮口袋的麻雀。我眼见他们娴熟地活剥了麻雀的皮，那血腥的场面让我十分震惊。第二天午饭时不忌讳的人（连里有十几位穆斯林）都吃到了外焦里嫩味道鲜美的炸铁雀。

进天山积肥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场的土地是从盐碱滩上开垦出来的，肥力不足，盐碱却不小。据说盐碱可以通过灌溉慢慢改造。可是要提高土壤的肥力还得靠多施有机肥。在男生班忙于盖猪圈的同时女生班在做着另一件事，就是将堆在操场上的麦秸粉碎之后浇上水沤肥。干这活虽然不怎么累，但是飞扬的尘土很呛人。女生们每天都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工作，她们虽然没有怨言，但我们看在眼里并不舒服。

在江南农村，为了提高土壤的肥力通常是施绿肥和厩肥。所谓绿肥就是将一些绿色植物放在池子里，或者埋在泥土下使其发酵成为有机肥。所谓厩肥就是牲畜的粪尿和垫厩土的混合物。还有一种灰肥，是从农家灶膛里清理出来的草木灰。这些肥料的化学成分虽然各不相同，对农作物的生长都很有好处。我还见过在地里烧秸秆造肥的场面。收割机在地里走完一遭后，麦粒被收集到了一个容器中，秸秆却留在地里了。这些秸秆通常会被点上一把火烧成灰烬。这种追肥方法虽然既省时又省力，但是对空气污染太大。至于秸秆加水沤肥，我想应该在密闭的沼气池内才能完成。像这样在露天的环境进行下恐怕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按计划猪场建成后本该立即投入使用的。要是那样的话，五百头猪每天造出来的肥料应该是一个很可观的数量。不知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盖好的猪场没能如期启用。于是这积肥的计划一下子就卡了壳。好在团部大院的后面还有后勤部门管理的一个猪场。听说农场要积肥，他们立马将清理猪圈的活儿移交给了我们。从那时起连里过几天就要派一个班开着拖拉机到那里去做清理工作。清理出来的厩肥统统运回农场并撒在地里。清理猪圈的活又脏又累，干得时间长了有人悄悄地说起了二话。说什么感谢亲人解放军将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要不然我们的小资情调哪能得到改造呀！

新疆的秋天来得既早，又短暂。国庆之后农场要求我们想办法扩大积肥的范围，争取积到更多的有机肥，为来年多打粮食多做贡献。想想也是，几千亩地所需要的肥料绝不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猪场能满足的。但是还能到哪里积到更多的肥料呢？这时有人想到了牧场上的羊粪。和静县境内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天然牧场，据说那里的羊群每天排出的粪便一卡车都装不完。在那些多年未经清理的羊圈里肯定蕴藏着大量的粪肥。这个主意的确不错，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且不说那片牧场离我们农场有近三百公里的路程，即使牧民们愿意将大量的羊粪无偿地送给我们，我们又如何将它们运出来呢？农场里倒是有几台拖拉机，这家伙在平地上跑跑没问题，翻山越岭钻山沟就不是它的长处了。带着一种试探的心理连部将这个主意向场领导做了汇报。场领导认为去巴音布鲁克找羊粪路途太远，但是可以就近在和静北山的山沟里找找看。说什么只要我们能找到足够的羊粪，运输的问题由他们负责解决。

部队的作风历来是雷厉风行，决定要做的事是不会拖拉的。没过几天，副连长和我们排长就到山里去了。在一位有经验的牧民引导下他们在北山的山沟里真的找到了好几处废弃了的羊圈，估计能有上百斤的羊粪可挖掘。场领导听说找到了充足的肥源很是高兴，立即让连部做一份进山捡羊粪的计划由他们报到团部去。很快，团部批准了这份计划并安排了三台解放牌卡车配合我们行动。因为去牧场的路不是专门为走汽车维修的，副连长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有的地方还需要修一下，第二天他带了一个班的工兵又进了一次山（副连长是从工兵连调到我们教育革命连的）。这军人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他们在山里折腾了一天，回到农场时不仅运回了满满一车羊粪，还真的将运输线打通了。

按原先的安排，我们班的任务是每天随进山的汽车装羊粪，需要早出晚归。经过实地考察后副连长认为原先的安排不妥，他担心随车人员途中的安全没有保障，稍有不慎都有可能酿成大祸。他建议让二排长带领我五班住到山里去，等任务完成后再撤回来。副连长的建议得到了场部的批准。

经过一番准备，十月十三日这一天我们进山了。再晚的话山里就要下雪了。这天是星期二。早饭后我们将两顶军用帐篷，一套炊具及个人的行李铺盖装上汽车便出发了。我发现其他班的人对我们有机会去野外执行任务很羡慕。而我也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自从来农场时在天山公路上走了一回之后，我老想，如果能有机会再到天山里面去走走看看一定比乘车观光更有意思。不想才过了一个多月我的愿望居然就实现了。

和静北山就是和静县城北面的那一片自然山。因为在它的主峰阳坡上看不到终年不化的冰雪，我估计它的海拔不会超过四千米（我们农场的海拔只有一千多米）。这座山离和静县城看上去不太远，可是真的要走进去，即便开上解放牌军用卡车也不是一时半会到得了的。我们先是沿着S216国道一直往北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往东拐进了一条山沟。山沟很宽两旁是连绵不断的山坡，据说这儿原本是一片牧场近年来因草场退化已经废弃了。沟底有一条简易公路但是路况很差，汽车开上去颠簸得很厉害。一路上只听得车厢板在颠簸中不断地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我的感觉是，这不是在乘车倒像是在乘船。难怪副连长坚持让我们住在山里不要每天来回跑。照这般架势，要是人坐在装满羊粪的车上来回跑，安全还真是个大问题。

十月中旬在新疆已是深秋，山沟里的草木大多已经凋谢，只有枯黄的芨芨草和从来就长不出多少绿叶子的骆驼刺还挺立在肃杀的寒风之中，雪杉倒是披着常绿的外衣，只是已经绿得不那么鲜活了。一路走过去我既没有看到羊群也没有看到牧羊人居住的蒙古包。这条山沟的海拔大概不会超过两千多米，虽然算不上真正的高山草场，要是在夏季进来，应该能看到一些草场风光的。

卡车左摇右晃地在崎岖不平的山沟里爬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了一个避风的山坳子。为了让司机能早一点回去，卸完带来的生活用品后连帐篷都没有来得及搭排长便让我们先往车上装羊粪。这里的羊粪由于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已经结成块了，一锹下去可以铲起一大块。八九个人攒足劲猛干了一阵便将车厢装满了。

就在我们忙着装车的时候炊事班长已经完成了埋锅造饭的准备工作。进山后的第一顿饭是鸡蛋煮挂面。我吃了一大碗，觉得蛮有味道的。等到把军车送走以后排长开始指挥我们安营扎寨。干这活他是老经验了。别看他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军龄已超过十年。据说他的军事素质很好，曾参加过兰州军区的大比武。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只见他在附近转了一圈便相中了离羊圈不远的一片开阔地。全班人马忙了好一阵才将两顶军用帐篷搭好。

野营对军人来说并不稀奇。但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第一回。搭帐篷时我们还很兴奋，又是说又是笑。可是等一切安排就绪了反而感到很寂寞。只要不弄出点动静山谷里就听不到任何声响。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只有啸叫声，根本收不到节目。这时，排长让班长带几个人去熟悉一下周围的地形，顺便找找水源。我毫不犹豫地向前跨了一步表示愿意和班长一同前往。

我原以为到了山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雪峰，但是重重叠叠的山峰遮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看到泛着红色的山崖和光秃秃的山坡。在这样的地方能找到水吗？如果没有水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呢？山谷中没有潺潺的溪流。班长领着我们在背阴的山崖下转悠，看来他对找水是有经验的。转了几个地方终于在一处岩缝中发现了一股不大的山泉。令我惊奇的是，泉眼的周围低洼处居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也就是说这里的气温是在摄氏零度以下的。我目测了一下，这儿离驻地大约有二百多米。这下有事可做了，每天单是打水就得花费不少时间。

在这个季节，山里虽然不是很冷，但是早晚已经离不开棉衣了。白天因为要在日头下劳动，穿一身夹衣足够了。夜晚将军大衣压在被子上可以睡得很暖和。部队对宿营地的安全是从不含糊的。夜间轮流站岗放哨的规矩走到哪都是不会被废弃的。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那顶帐篷。住在里面总有一种压抑感。虽然每顶帐篷只住了六个人，依然很局促。特别是清晨走出帐篷后，如果再进去的话会闻到一股说不出的怪味。

站岗是为了集体的安全，但总归是一桩苦差事。好的兵在站岗时是不能胡思乱想的。可我还没有修炼到那般境界。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帐篷前免不了要东张西望。山里的夜是又黑暗又寂静。如果谁想体会一下成语“黑天摸地”和“万籁俱寂”的意境，大山里倒是个好去处。当有月光的时候，可以在一片矇昽中看到山的影子。奇怪得很，那些白日里显得又高又大的山峰好像突然变得矮小了，而原本近在咫尺的山崖这时候却显得远了许多。偶尔仰视那高高地挂在天幕上的月亮和星星，似乎有一种空间和时间都凝固了的感觉。记得老师在物理课上说过，在无声的世界中人的精神是会发生错觉的。站两个小时岗当然不止如此。我还是下意识地过一会儿咳嗽一声。不为别的，只是想弄出点声响为自己壮胆。

虽然换了一个环境，我倒是没有忘记接受再教育的身份。好在排长，班长这回没有在开会学习上下功夫。真是谢天谢地。但是我们并未闲着。三辆车每天跑两趟，也就是说每天当车子开进来时，我们要攒足劲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车装好。其余的时间里还要整理场地，将厚薄不一的羊粪集中到一处。再有，就是抽时间到另外几个羊圈去巡视一遍，预先做些准备工作。

尽管有十几个人在一起，我们仍然感到异常的寂寞。每天听到汽车的马达声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如果连里有人来的话，我们会格外高兴。在山里一共住了半个月，副指导员，副连长，还有司务长都先后来过。记得当我们完成任务出山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着空旷的山谷拼命地喊叫：“再见啦北山！”

种田人没有不重视积肥的，但是积肥也得算算成本呀。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一次进山积肥实在是办了一桩得不偿失的蠢事。羊粪虽然不要钱，但是将羊粪从山里运出来却是花了大钱的。首先国家要给我们这些人发工资吧。其次，拉一车羊粪要烧掉多少汽油呀。据从团部运输连传出的消息说，他们为了执行这项任务一共报废了十几只解放牌卡车的外胎，若是再加上其他损耗，这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垦荒

我接受再教育的部队是一支具有光荣军史的部队诞生于洪湖岸边，走过长征路，在延安时是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主力之一，对开荒种地是有历史经验的。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他们开荒种地的工具已经鸟枪换炮了，昔日的镢头和人拉犁已经被拖拉机取代。

农场建场时圈了四万亩土地。建制是营级，场部的管理人员是从各部门选调的，但技术工人大多是超期服役的志愿兵。别看农场的规模那么大，职工的编制却很少，即便将我们教育革命连的百十号人都计算在内也不足150人。靠这么点人手开垦四万亩荒地如果不借助机械化的力量显然是不现实的。建厂之初光是拖拉机就购置了五台，全是乌鲁木齐十月拖拉机厂生产的东方红牌。除此之外还配备了播种机，收割机，犁地的，耙地的，开沟的农机具也一应俱全。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有这些家当已经蛮不错了。

上一届教革连在两年的时间里开垦了四千亩荒地。虽然每年只种一季春小麦，却为部队增加了几十万斤的粮食供给，贡献还是不小的。估计我们在农场待的时间大概与上届相当，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开荒任务也不会少于四千亩。为了加强机耕队的力量，黄永康、梁国初所在的那个班在九月中旬就搬到场部去住了。调他们过去的目的是先在计划开垦的那片土地上放火烧荒，将地上长的芨芨草和骆驼刺等杂草尽可能地烧掉。然后，在拖拉机耕地和耙地的过程中再将翻出来的草根树根剪干净。活儿虽然不算重，却被漫天的尘土呛得很难受。尽管戴了口罩，一天下来鼻腔里仍然结了一层土痂。这活计他们从国庆后一直干到十一月底。后来地表封冻了，一年一度的垦荒任务才结束了。

说到开荒种地，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水，庄稼要长得好没有充足的水分滋养是不行的。正像候车长在乌鲁木齐车站饭店对我们说的那样，我们所在的农场确实不缺水。在已经开垦的那四千亩土地上引水渠纵横交错，清澈的水流终年不断。这些水是从哪里流淌过来的呢？是从北干渠流过来的。北干渠是一条人工开凿的引水渠，它是前两年从农二师20三团那边延伸过来的，因为要绕过农场的北缘，才起了这么个名字。北干渠的水面有十多米宽，水质很好，水深始终保持在两米左右。夏天里我们男生班经常到那里去洗澡。这么好的水自然是从开都河里流淌过来的。

开都河是发源于天山腹地的一条内陆河，出天山后自西向东流经和静，焉耆、和硕三县，最终注入博斯腾湖，全程长六百六十多公里。“开都”在维吾尔语中意为“曲折”。据《新疆百科全书》记载，开都河在天山腹地的崇山峻岭中大的弯曲有188处，流出山口后大的弯曲有54处，如果将全程中的每一处小弯小曲都算上共有1142处，确实是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折河流。开都河不仅是一条曲折之河，还是一条通天之河。它的源头在北天山依连哈比尔尕山南坡。河源由东向西自小尤尔都斯盆地至巴音布鲁克，再向南流入大尤尔都斯盆地。此后，河道拐了个130度的大弯向东沿科克铁克山，霍拉山北缘流向东南，经呼斯台西力流入一条长达170多公里的大峡谷，最后在一个叫“大山口”的地方流出天山。据测量，开都河从源头到出山口水流的落差达1169米，真的是一条从天上流下来的河。

开都河流经的区域约二万五千平方公里，其中的二分之一是一个三面环山的盆地，即焉耆盆地。这个盆地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盆地不一样（比如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等等），它是一个非闭合型的山间盆地。刚到农场时我以为自己住的地方就是名副其实的天山脚下，因为团部北边的那片被叫做北山的自然山离我们很近，天晴时那些兀立在山坡上的大石头我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后来才知道天山山脉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南麓并不是和静北山，而是库尔勒以北的霍拉山和库鲁克山。学地质的栾大哥说，焉耆盆地是在南天山海西褶皱变质基底上发育起来的沉积盆地。经过几亿年的地质变迁，沉积厚度已达1500米以上。由于盆地底部是一个 “两拗一隆” 的巨大褶皱，整个盆地可分为三个构造单元，即北部为和静拗陷，南部为博湖拗陷，中间为焉耆低隆起。我们农场正好处在和静拗陷的东北缘。

在垦荒的过程中，我发现那里的土壤和我家乡的土壤很不一样。我家乡的土壤黏性比较大，即使是干土也难以用手指将其捻成粉末状。记得学习乡土地理时老师说过，这种含沙量较少的土壤叫黏土。农场的土含沙量很高，高到用石灰水一和就可以用来抹墙。我想这种黏性很差的土大概可以称之为沙土吧。但农大的同学说，无论在农学上，还是在地质学上都没有“沙土”这么一说。他们说，这个农场的土壤类型比较复杂。随地表条件不同大致可分为棕漠土，草甸土，灌耕土，盐土等类型。比如说，那地表有一层硬壳，壳上有一层盐的就是盐土。而颜色发灰，含有较多有机质的土应该是草甸土。种过几年庄稼后，草甸土也可以改造成灌耕土。尽管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我却听得云里雾里。

现在来说说荒地上的芨芨草吧。这芨芨草远看有点像小麦，初到农场时我就差点儿因此闹出笑话。芨芨草是西北高原上的一种野生植物，生命力极强，不仅耐干旱而且耐盐碱。在别的植物不能生存的贫瘠土壤上它仍可以茁壮地生长。它不需要人的呵护却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它的嫩叶可以供牛羊食用，它的老茎可以用来造纸、编筐、做扫帚。更为可贵的是它还是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优良作物。如果不是为了开荒种地我想不应该将成片的芨芨草毁掉。

芨芨草是禾本科的植物，远看它虽然有点像小麦，但走近了一瞧那区别就大了。芨芨草的植株要比麦秆坚韧得多，即便遇上狂风也不会倒伏。它的杆儿大约有3毫米左右的粗细，但不是中空的，而是充满了一种叫做“髓”的白色物质。芨芨草一般能长到一米以上的高度，少数可以高达两米以上。此外，芨芨草的叶子不长在杆儿上，而是丛生于根部，长约30厘米，宽不足1 厘米，叶的正面脉纹突起，微粗糙，背面则光滑无毛。

再说那骆驼刺。它看上去像灌木实际上也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它和芨芨草一样也是西北荒原上耐旱植物，并且有沙漠之王的美誉。与芨芨草不同的是，骆驼刺地面上的部分长得很矮，通常长成半球状。大的直径有一二米，一般的直径也有半米左右，幼小的植株看上去就像一个小球儿。骆驼刺给人的感觉不怎么好，它长得那么矮，既没有挺拔的身姿也没有美丽的花叶。它浑身长满了刺，摆出一副不愿与人亲近的架势，它生得随随便便，长得漫不经心，因为缺少绿叶和红花的点缀。一派枯黄色中几乎看不到多少生机，实在很难讨人喜欢。但这不起眼的骆驼刺生命力之顽强却是一般人意想不到的。因为戈壁滩上缺水，骆驼刺看上去总是一派枯黄色，但它并没有死去，只要有一点点水，就会马上转为绿色。据说，骆驼刺的根系具有超强的吸水和储水功能，在多雨的季节里或有水的地方，它可以一次性地吸足可供一年用的水分。它同胡杨、红柳、芨芨草、沙蒿等植物一起担负着阻击风沙前行的重任。

垦荒虽是机耕队的事，却因为芨芨草引出了一段题外话。那时候劳动和军训虽然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主要功课，但是对日常生活中一些琐事的反应也是考察我们接受再教育态度的指标。比如能否自觉地打扫营区卫生，能否主动地清理厕所，能否在休息时到炊事班帮厨等等。做这些事不会有人号召，但是做与不做却有人在一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争取进步连里绝大多数人都用芨芨草扎了一把扫帚，一时间扫帚在营房外排了一长溜。用芨芨草扎扫帚很简单。选一根合适的杨树棍子做扫帚柄，再割一堆芨芨草，然后用铁丝将芨芨草结结实实地捆在扫帚柄上就得了。这种扫帚看上去就像一支硕大无比的毛笔。

经常打扫环境卫生本是件好事，然而有些人对这事的积极性也太高了，他们每天不等吹起床号就开始打扫庭院。营区周围的地皮因为经常浇水，地下的盐碱泛上来后结了一层硬壳，扫帚扫上去发出的声响很大。扫帚一到灰尘固然跑掉了，但是那咔嚓的声响却无情地扰乱了一连人又香又甜的晨梦。为了不被戴上落后分子的帽子，在积极分子们发出信号后大家不得不早早地离开温暖的被窝，争先恐后地去表现自己。日子久了，连首长的早觉自然也要受到影响，终于在一次晚点名时不咸不淡地讲评了这一现象。打那以后才没有人抢在吹起床号之前干这种遭多数人怨恨的好事了。不过想表现自己的积极分子有的是办法。他们要早起干点什么是谁也管不了的。这就叫人各有志。

开荒种地，有利有弊。随着人口的增加为了解决口粮问题，开荒种地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新疆解放之初如果不实行屯垦戍边，几十万军队的生存问题就难以解决。可是，这次大规模的屯垦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沙漠绿洲的生态平衡。20世纪60年代之后塔里木河的河水因为被一路拦截用作灌溉，下游来水不断减少直至断流，罗布泊也随之干涸。焉耆盆地素以水源丰富著称，自从农二师的七个团场相继建立之后，开都河输入博斯腾湖的水量也在逐年减少。如果将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焉耆盆地都开垦成农田了，烟波浩渺的博斯腾湖会不会重蹈罗布泊的覆辙呢？

不准读专业书

我们这批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本来就不多。停课闹了几年革命，尽管没有忘掉自己是学什么的，但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掌握上实在很可怜。虽然还在接受再教育，毕竟已经毕业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要走上工作岗位。我想，自己是学医疗的，救死扶伤可不是一句空话，要担得起“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的责任是要有一点真才实学的。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为了使自己已经获得的一点专业知识不至于荒废掉，我希望能利用每天的休息时间看点专业书，做点温故知新的工作。按理说这样的要求是很正当的。然而，当我将这种想法向连部报告时，却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副指导员说：“你身为团支部副书记，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不是明摆着要用专业冲击政治吗？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我劝你，别老惦着专业，还是多读点马列。”

不能看专业书使我感到很郁闷，但我不愿就此罢休。我想起书箱中除了《毛泽东选集》外还有一套马列著作，那是我们毕业前工宣队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项决定免费发放的，共计有十本之多。在那十本书中有好几本是讲唯物辩证法的。比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学的是中医，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它的基础理论和说理工具便是被称之为朴素的唯物论的“阴阳五行学说”。虽然此“辨证”不等于陂“辩证”，但是二者之间应该有相同之处。于是我便将这些书找出来一一拜读。

哲学这东西要是提纲挈领地说就那么干巴巴的几句话。可是到了哲学家的笔下却成了汪洋大海。原以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会好读一些。翻开一看却令人头晕目眩。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弄清这本书不过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是由论文、札记、片段和计划草案等集成。既然读了，总不能半途而废吧。于是硬着头皮往下看，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在字里行间理出了一点头绪。所谓“自然辩证法”原来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恩格斯在这本书中以大量的篇幅批判了以往脱离自然科学和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思辨的构造体系的旧自然科学，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界观，自然界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指出了劳动在人的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说句实话，在这之前我虽然接触过不少马列主义的著作，但是没有一本读得这么认真这么仔细。在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从自然界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来审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中医学是研究人的生老病死的，理所当然应归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迄今为止的中医学还不能称之为自然科学，因为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还没有摆脱思辨的构造体系。我觉得通过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能获得认识上的提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从而也进一步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

读完《自然辩证法》，很想找本马克思的哲学专著读一读，但是和静县新华书店根本买不到这方面的书。于是只好接着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了读得省力一点，我特地写信让父亲将我留在家中的《反杜林论简释》寄给我。杜林是与恩格斯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曾任柏林大学讲师。杜林从1870年起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所谓的“全面改革”。恩格斯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纯洁性花了两年时间同欧根·杜林展开了全面论战。《反杜林论》便是他论战著作的总集。读这本书同样很费力。一会儿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对物质和意识、物质和运动、时间和空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自由和必然等等的争论。一会儿是关于剩余价值的辩论。关于“暴力”的批判，我几乎分不清“唯心主义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有什么区别。读着读着，我突然产生出一种想法，相比之下还是毛泽东写的文章比较朴实比较通俗易懂。

由于一门心思读马列著作，我用在其他事情上的时间明显减少了，比如连队黑板报的更新往往不够及时，共青团的工作我也不太主动。不久指导员便找我谈话，问我近来有什么活思想。我说，“你让我多读点马列，我正在抓紧时间读呀。”他又问我，“都读了哪些书？”我说，“刚读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现在正读着恩格斯的另一本著作《反杜林论》。”

副指导员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说，“读马列，学毛著，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特别要坚持活学活用。书要读，工作更要做，否则怎么体现活学活用呢？”我听得出他是拐着弯批评我。便顺从地点点头。然后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恕我直言，副指导员大概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这两本书，否则是不会用“要学以致用，活学活用”这些政治术语批评我的。读马列著作，特别是读毛泽东著作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时尚。但是真正能静下心来系统地读几本马列的人并不多。别看报纸和广播每天都在引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学马列学毛选。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活学活用”上。部队是“活学活用”的发源地，为此他们还创造了一种被称之为“讲用”的学习形式。“讲用”这个词，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会知道它的含义，因为新版的《辞海》没有将它收进去。它的含义是，在大会或小会上讲述自己如何通过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是学习毛泽东著作成功地解决了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从那次谈话之后我有点担心副指导员会让我在全连讲学马列的心得体会。如果是那样的话还真有点不好办。实话实说肯定不行，我总不能说我读了《自然辩证法》认识到作为指导中医实践的理论还停留在一种思辨构造体系上吧。如果瞎编一套必然言不由衷，万一让别人看出破绽那多丢人呀。于是我只好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经常读上几页。要让诸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尝一尝。”“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些经典语录烂熟于心，万一要“讲用”不至于手忙脚乱。

关于大学生在接受再教育期间不准读专业书籍的事我原以为只是我们教革连兴出来的土政策。20个月后当我从农场分配到和田地区医院工作时，利用工作之便有意识地问过几位先我或与我同期接受再教育的青年人，我想知道在他们那儿是否也发生过与我的经历相类似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不是类似，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赵某是和田地区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复旦大学英语系一九六七届的毕业生。他先我两年毕业，接受再教育的地方是位于新疆奇台县的某部军垦农场。他说，刚到农场时由于对生活和环境都不适应，老觉得心里闷得慌，于是就从书箱中拿了本英文版的《悲惨世界》在读。心想，这样既可以消遣，又不至于将专业荒废掉。这事很快被连部知道了，有一天晚点名时指导员突然指名道姓地问他：“赵**，这些天来你在读什么书呀？”

“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赵某如实地答道。

“有那么多的革命书籍可读，你为什么要读《悲惨世界》？难道你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悲惨吗？”

“不是的，我是学外语的，我怕时间长了要忘掉的……”赵某几乎是语无伦次地回答着。

“好了，好了，你不用说了！从现在起不准再看这种污七八糟的书，如果再被发现书不仅要没收，人还要做检讨！”指导员很不耐烦地打断了赵某的话。

“指导员，谁看乱七八糟的书啦！那可是一本得到革命导师好评的世界名著呵！”赵某觉得自己的人格被侮辱了，不由分说地为自己争辩了几句。

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几句大实话给他种下了祸根。因为他无意中使指导员在众人面前陷入了无知和蛮横的窘境。后来他屡屡遭到报复。有一次连里开批判会，他由于精神太紧张发言时说错了一句话。这下被抓住了把柄，多少次检查都过不了关。最后虽然没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却在农场里整整待了四年。

仰望天山

天山是新疆的脊梁，莽莽苍苍地耸立在她的中部。凡是到过新疆的人只要看一眼天山肯定会被她的雄浑伟岸所震撼。如果还有机会到山里走一走，或是到空中看一看，那将是终生难忘的享受。

我在新疆生活了十五年，一开始就在和静县与天山朝夕相处了20个月。后来转到和田工作，无论是往返乌鲁木齐还是往返上海，一路上都有天山作伴。在天山面前我始终是用敬畏的眼光仰望着她。

先说说第一次与天山的相遇。一九七0年的八月。我从上海赴新疆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当火车从甘肃境内驶入新疆后，在朝北方向的车窗前可以看到远处有一条雾蒙蒙的山影。我问邻座的一位老新疆：“那是什么山呀？”老新疆说：“是天山！”他的回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大概从我的脸上看出了疑问便又补充道：“那是东天山。”当火车驰近鄯善时，北方那条灰蒙蒙的山影不仅越来越清晰，而且可以看到一座美丽的雪峰直插云天。又经那位老新疆的指点才知道那座雪峰叫博格达峰，海拔有五千多米，是东天山的主峰。＂博格达＂是蒙古语，意思是“神灵”。

到了乌鲁木齐后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东南西三面远近都有山，但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在火车上看到的那座雪峰，她傲然耸立在城市东北方向。细看那博格达峰像是三根手指直指苍穹，确实很有灵气。每当朝阳和落日的光辉映照在博格达峰上时，远远地看过去，雪峰总是呈现出一派披金戴银的景象。目睹此景实在不能不让人想入非非。据说在成吉思汗西征过程中，著名的崂山道士丘处机曾率18名弟子随军出谋划策，当他们途经博格达山时被这座神奇的雪峰深深地吸引了。丘处机引经据典后认定西王母就住在这座神山里，博格达峰下的天池就是西王母梳妆台上的镜子。从那以后博格达峰被染上了浓厚的道教色彩，不仅受到道教信徒们的顶礼膜拜，就连平民百姓对它也是敬畏有加。

从乌鲁木齐到和静我们是从后峡翻越天山的。一路上峰回路转，险象环生。从山脚到山顶不仅经历了夏秋冬春的气候变化，而且经受了高山缺氧的考验。无论是胜利达坂雪峰的壮丽景色，乌拉斯台崎岖山路上的颠簸，还是巴仑台峡谷中高山草甸的秀美风光，都给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在和静我们的驻地距离天山山麓大约有八公里，中间是一片毫无遮挡的平地，视野非常开阔。新疆的天空只要不刮风不起沙尘永远是晴朗的。因为有良好的能见度和合适的观察距离，加上这一段的天际线很有特色，这才萌发了我“终日看山不厌山”的好心情。

横亘在农场北边的那道绵延不绝大山是中天山的一段。因为她在和静县城之北，当地人称之为北山。记得在乌鲁木齐时我曾经面对的也是这条山眿，但那里的人只管她叫南山。这一南一北说的虽是方向，但展示的却是距离。记得我们从乌鲁木齐来部队农场时，乘着军用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整整跑了一天，可见这条山脉的腹地是何等的深䆳。也正是这一次难忘的穿越使我对天山有了一种特别的关注。

都说距离产生美，看山也是如此。和静县城离天山更近，视力好的人站在和静的大街上都能看到山坡上的乱石。因为缺少雨露的滋润，天山南坡的植被很少，到处都是裸露的沙石，山坡后面重重叠叠的峰峦层次分明。这时看到的天山质感虽强，美感则差矣。

但是站在农场再看这座大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放眼望去看到的是一幅绝美的图画。尤其是那些戴着雪冠的山峰在阳光照射下显得特别美丽。如果远眺，无论是从东至西还是从西至东，在碧空尽处山体的轮廓线是完全融合在蓝天之中的，但随着远眺的视线渐渐收回，山影也渐次清晰起来，最后是莽莽苍苍的一片大山横空出世丌突在眼前。

远眺天山的景色，不变的是莽莽苍苍的山体和晶莹剔透的雪峰，变化的是山坡上的积雪和天上的白云。天山顶上随时都可能飘洒雪花，但是在和静只有到了冬天大地才能被白雪铺满。从那时候起就可以看到山坡上雪景的不断变化。用不着等到夏天山坡上的积雪便会一点一点地消融。当黛色的山坡逐渐显露出本色的时候春天的脚步已经临近了。至于那些远处的雪峰凭眼力是感觉不到它的变化的。除了扬尘天气新疆的天空基本上是湛蓝的。因为缺少水汽云彩并不多。但是在天山深处情况就不一样了。当如带的白云飘荡在峰顶或山腰时，和静的北山也会显出些许的妩媚。

天山，无论是作为一处壮美的自然景观还是作为一片辽阔的疆土都有许多值得赞美的地方。但是，要在那里安一个家，长期与它厮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只在天山脚下生活了20个月，就已经感到无限的寂寞，随着时间的推移孤独的心情与日俱增。每当这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诗人李白在《乐府·关山月 》中吟出的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然而转念一想，如果有朝一日当我离开农场后我还能看到天山吗？我还会想念天山吗？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接受过再教育再次分配时命运之神将我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一下子抛到了南缘。那里有昆仑山却没有了天山。我还有机会仰望天山吗？

和静到和田有一千五百多公里，军车载着我们晓行夜宿沿着314国道一路狂奔。车窗外一边是无垠的戈壁，一边是巍峨的天山。314国道距离天山山麓至少有几十公里，山离得远了但看山的视角更宽广了。连绵不断重重叠叠的山峰在视野中缓缓地移动着，从早到晚我们仿佛行走在一幅山水长卷中。快到阿克苏时又有一座与蓝天齐平的雪峰出现在西北方向。那是中天山的主峰托木尔峰，海拔高达7435米。这座雪峰和我们沿途看到的雪峰有些不同，她的上空有云雾缭绕，因此我始终未能一览无余地看到她的真面目。

天山山脉是地球上最大的山系。我国境内的天山山脉由三列平行的褶皱山脉组成，山势西高东低，山体宽广。天山北脉有阿拉套山、科古琴山、博罗科努山、博格达山等；天山中脉（主干）有阿拉喀尔山、那拉提山、艾尔温根山、霍拉山等；天山南脉有科克沙尔山、哈尔克山、贴尔斯克山、喀拉铁克山等。说得直观点，在我国出版的地图上是将从星星峡到奇台的那一段称为东天山，从托克逊到阿克苏以西的中吉边境那一段称为中天山。从阿克苏到喀什那一段称为南天山。从准噶尔盆地往北的那些山称为北天山。到一九七二年春天，除去焉耆到乌鲁木齐那一段外我已远远地仰望过东、中、南天山了。西天山在境外看来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去仰望它了。北天山也许还有机会去看一看。

从阿克苏一路向西南延伸的南天山脉与东、中天山相比似乎多了些苍茫少了些妩媚。在新疆径向山脉和纬向山脉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当我们走到一处叫三岔口的地方，南天山的山麓就在314国道的路边。我一伸手就摸到了她的肌肤。我知道再往前走南天山和昆仑山就要汇合了，她们在那里结成一个山结，举世皆知的帕米尔高原就此诞生了。

一九七六年元月份我从和田回上海过春节，为了省点路费没有乘飞机，坐在朋友开的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里花了五天的时间又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转了一圈 。记得第四天是在焉耆运输站过的夜。第五天一早透过车窗我又看到了那熟悉的和静北山。从焉耆往东经过和硕县的乌斯塔拉。随着海拔的不断上升汽车一直处在爬坡状态。这段路叫榆树沟，全长约20多公里，我们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实现了穿越。此沟既然叫榆树沟，沟中必然有榆树。但是在公路的两边我并没有看到榆树。榆树既耐旱又耐寒，在新疆并不罕见。我相信前人为此沟命名时这里一定生长着许多高大挺拔的榆树。

过了榆树沟我们在库米什休息了一个小时，为的是攒足力气过干沟。“库米什”在维语中是白银的意思。库米什产银不是传说，而是事实。据说在唐代以前这里已经有人开采银矿了。所以，从库米什到托克逊的山道－干沟自古以来就有“银山道”之称。

干沟长约70公里，是一条狭窄艰险的峡谷。汽车行驶在干沟里就像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夹道里穿行，随处都可以看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形。有的地方，两边的山峰峥嵘陡峭，抬头仰望简直就是“一线天”！干沟是随山势的走向形成的，弯弯曲曲，拐来拐去，不是向左拐，就是向右拐，公路修在沟底，自然要随山势走。记得当时我曾面对干沟发过一番感慨：“干沟！干沟！只见拐弯不见头！”当时说过也就算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一句高度概括，绘声绘色的诗句，要不是身临其境绝发不出这样的感叹。

出了干沟视野渐渐开阔了。右手方向是库姆塔克沙漠。我们行进在沙漠和中天山余脉的山麓之间。过了托克逊我们驶离了314国道，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吐鲁番的大河沿车站。

就这样在一路仰望天山的过程中我终于弥补上了从焉耆到托克逊那一段的空缺。但是要走完托克逊到乌鲁木齐那一段又足足让我等了十年 。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们终于获准调回内地工作了。两辆运棉花包的三菱大卡搭载着我们的行李从和田直奔乌鲁木齐。第五天中午我们到达了托克逊。从托克逊通往乌鲁木齐的公路筑在一条长达二百多公里的慢坡上。途中时不时要穿过一个小峡谷。谷中的植被明显好于干沟，几乎可以用郁郁葱葱来形容。

著名的达坂城风区就在这条路上。因为王骆宾的一曲《达坂城的姑娘》这达坂城越发出名了。当地有一首民谣说：“老风口，大风小风天天有，小风刮歪树，大风飞石头。”还有几句顺口溜编得更逗：“达坂城的树一边歪，达坂城姑娘的眼一线开，达坂城老汉的肩膀一只矮。”说来说去，都是形容达坂城的风太厉害。达坂城的风为什么会如此厉害呢？因为那里的海拔变化特别大。乌鲁木齐的海拔有一千多米，而吐鲁番的海拔是－34 米。你想想，在几十公里的距离内海拔骤降了一千多米，这样的地势对空气的流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从乌鲁木齐过来的冷空气碰上盆地内的热气流，冷热相搏于是大风就刮起来了。据常在这条路上跑车的司机说，如果遇上刮风天即使车子停着不动迎风的那面车厢上的汽水也会被风沙剥去一层。曾经有新闻报道说，强风暴将停在轨道上的火车掀翻了。

过了达坂城乌鲁木齐就在眼前了。中天山在这儿和东天山绞合到一起。车到乌拉泊时我们已经从天山之南穿越到了天山之北。乌鲁木齐是一座三面环山的城市，在维吾尔语中乌鲁木齐是绿色草原的意思。草原的西北边界连接着准噶尔盆地。这座城市在清朝和民国时叫迪化。迪化者启迪教化也，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意味。

野营博斯腾湖

在新疆阳历十一月份就入冬了。和静虽然地处南疆冬天还是很冷的。气温通常在零下十多度，极端时可达到零下20多度。雪虽然下得不多，地却冻得十分严重。此时一切绿色植物都停止了生长。为了在严寒的季节里仍然能吃到蔬菜，在班排长的率领下我们又是挖菜窖又是运冬菜，全连上下为此忙乎了好一阵。之后便没有什么事可做了。起先连部还一本正经地组织我们学习讨论，可时间一长他们也翻不出什么新花头。正当大家都为此烦恼的时候，“天时”和“地利”又给了我们一次走出农场的机会。

先说这“地利”。我们住的营房是土木结构。上届学生住了两年之后土墙中的塩碱已经泛出来了，墙面的剥蚀越来越严重。有一天傍晚炊事班住的那间屋子门边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条大裂隙，没过多久门和窗户之间的墙头便轰然一声倒塌了。场部和连部很重视这件事，不久便做出了重新建造营房的决定。

那“天时”又是什么呢？

一九七0年全军上下刮起了一股“拉练”之风。所谓“拉练”就是将部队拉到野外去训练，练战术，练脚板，练耐力，练意志，练野外生存。拉练这事本与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学生没有直接关系，可是上面也没说“不行”。于是连部决定以此为契机将全连拉出去练一练，顺便割点盖营房必需的芦苇。

盖营房并不是什么难事。从技术方面说，经过前一阵子建猪场的实践我们在砌墙，抺灰，乃至盖屋顶等方面都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所需的建筑材料中，各种木结构是现成的，土坯可以自制灰浆和砂浆也可以自调。唯有用来盖屋顶的芦苇无法自力更生要到博斯腾湖去割。

博斯腾湖位于我们农场的东南方，面积约一千多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在维吾尔语中是绿洲的意思。也有资料说“博斯腾”是句蒙古语，意思是“站立”。孰是孰非我没有考证过。我觉得维吾尔语的释义比较可信。湖水怎么可能站立呢？不免让人感到有些古怪。

博斯腾湖周边的浅滩上盛产芦苇，湖中则盛产大头鱼和鲤鱼。长在旱地里的芦苇一般比较矮小。我们要割的则是高大粗壮者。湖滩上的水虽然不深，但是要想进去割芦苇只有等到那儿的水结成坚冰之后才行。算一算时间，十二月份的上旬基本上可以成行。再说，完成这项任务后还可以为年终总结增加不少内容。

农场距离博斯腾湖有一百多里地，要求我们在十个小时以内走到。常言道，行远路，赶早不赶晚。那一天，我们踏上征途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一层薄雾笼罩着荒漠的原野。路边的野草上结了厚厚的霜花。路面冻得硬邦邦的。晨风吹过脸上有一种辣豁的感觉。为了减轻行军途中的负担我们都没有穿军大衣。大衣和背包都放在了两辆随行的马车上。

队伍沿着一条简易公路朝着东南方向走去。全连成三列纵队行进，一排打头，二排居中，三排殿后。虽然只有百十人，但看上去还是挺有气势的。当太阳从地平线下冉冉升起的时候，在队伍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知道，这骚动是由日出的美景引发的。这时有人提议唱《东方红》。唱就唱呗。不过部队里有一条规矩，一首歌唱完了不能冷场，要接着再唱，这叫拉歌。于是三个排轮流唱了一阵子。唱歌的过程中虽然也可以看日出，毕竟有点顾此失彼。

午饭是在番号为7335的兰州空军某部农场吃的。那里也有一个连的大学生在接受再教育。王佩明的同班同学朱丁山正好在那个农场。老同学相见难免别有一番感慨。经过近五个小时的跋涉我们已经走了六十多里路。应该说速度不算慢。还有近一半的路程。按理说再有五六个小时便可到达目的地了。其实不然，到下午四点多钟时，队伍的行进速度越来越慢。一部分人的脚底肯定是打了泡，走路的姿势明显地不自然了。这时，尽管文艺宣传队跑前跑后不断地给大家鼓劲，但是效果似乎不是很大。副连长觉得再这么慢慢腾腾地走下去，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宿营的事就不好办了。于是他发话了：

“同志们，如果我们不能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目的地，今晚可就没有地方睡觉啦！统统给我打起精神，咬紧牙关，脚头放快点。现在一起唱支歌‘日落西山彩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预备，唱！”

随着雄壮的歌声响起，队伍的行进速度明显加快了。我们终于赶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到达了目的地。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芦苇荡。白色的芦花虽然早已被风吹掉了，可枯黄的芦叶还在。风儿吹过时芦苇的枝梢摇过来摆过去，荡漾开去就像大海的波涛一起一伏。成群的麻雀在芦苇丛中飞来飞去，不停地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结了冰的湖面因为失去了波光，显得异常的寂静。灰白色的湖面和天空连在一起，以致让你分不清哪里是湖面哪里是天空。

我们站立的地方果真没有一间房子。在如此寒冷的季节里这个夜晚将会如何度过呢？

“炊事班埋锅造饭，其余人立即动手割芦苇！拣好的割，尽可能多割一些！”副连长果断地下达了命令。后来我们才知道，上届学生为了造营房，也曾到博斯腾湖割过芦苇。以下出现的场景对我们来说是新鲜事，对副连长他们来说已是“故伎重演”了。

几十人手持砍刀一阵猛砍，不一会就撂倒了一大片芦苇。副连长指着身边一块平坦的场地喊道：“五班长，让你的兵把苇子运过来！”我们将苇子运到后，只见副连长先用其中的一部分在地上厚厚地铺了一层，然后用脚踩破其中的几根并教我们说：“用它当绳子，把那些苇子从上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捆起来。好！搬过去！一捆捆地竖起来！两两交叉插在我刚才铺的那片苇子上！”不一会一只窝棚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接下来各班都照样子搭起了自己的窝棚。这些窝棚又经过由里至外的一番整理，无非是将里面的空间尽量弄大一点在外面再多围些苇子以便更好地挡风保暖。忙了一阵子我们终于有了一处可以栖身的地方。天快黑的时候在远离窝棚的下风口燃起了一堆篝火。火光一下子照亮了夜空，黑暗无可奈何地从我们身边退却了一步。大家围着火堆就着肉菜有滋有味地吃了一顿“捞面”。

行了一天军，虽然有点累，但是谁也不想钻到又黑又冷的窝棚里去睡觉。晚餐后除了炊事班在忙着洗锅刷碗，其余的人几乎都围到了火堆旁。随着你一把我一把地往火堆里扔苇子，火堆越烧越大。一股股烈焰在冲向夜空的同时也将炽热射向四面八方。不一会儿身上被烤得热乎乎的。

在火堆带给我们温暖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火烧得这么大，万一刮起一阵风将火种吹到芦苇丛中引燃成片的苇子怎么办？”

当我将这一想法说出来时，正眯着眼睛抽烟的排长却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使我莫名其妙的话：“你要是有本事将这湖里的苇子都烧掉那可就立大功啦！”

“还有这种事？”我不解地问排长。

“你知道这博斯腾湖有多少苇子呀，有好几百平方公里，割不完就得烧，否则开春以后新的苇子就长不好。所以烧芦苇不仅没人管，甚至还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经排长这么一解释我似乎有点明白了，但仍感到将割不完的苇子烧掉很可惜。便感慨地说：

“如果能用这里的芦苇造纸，那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呀！”

“苇子虽然不值钱，可运到纸厂的费用却不低。听说前几年口里有好几个省都到这里来调运过芦苇，后来因为付不起运费都放弃了。”排长说。

“那当地政府为什么不自己办造纸厂呢？”我说。

“要办得起还用你出主意！我看这鬼地方只能办劳改农场。”排长显然是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了，临了甩下这么一句噎人的话。

一时没了话题，我只好呆坐着看别人抽烟，听别人“谈嘛闲”（这是新疆人给“闲聊”起的一个怪名字）。这时有人从窝棚里抱出被子，像扯旗似的举在火堆前烘烤。那意图很明显，是要为自己营造一个温暖的入睡环境。我佩服他们的应变能力，但我不想照着样子做，我不愿意将一股烟熏火燎的气味带进被窝，带进梦乡。

在博斯腾湖畔的窝棚中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寒冷的第一个夜晚。虽然盖得很厚实，并且是戴着皮帽子入睡的，但是夜里仍然睡不踏实。早晨醒来眉毛上，胡茬子上都凝结了一层霜。从保暖性能上说，这窝棚比军用棉帐篷差远了。从情趣上说，它更比不上我童年时在老家住过的另一种窝棚。那是农家在收获花生的季节里，为了防盗用芦席和花生藤在自家的场院上搭的窝棚。躺在那种窝棚里不仅可以听大伯讲故事，还可以想入非非地数天上的星星。

割芦苇是一种简单劳动，将砍刀磨得锋利一些根据连部的要求专拣高大粗壮的割就是了。这当中有一段小插曲我至今仍弄不明白是怎么发生的。湖滩上分明是到处结了厚厚的一层冰。然而奇怪的是一位姓周的女同学却一脚踏破了坚冰，掉到水里去了。随着她的一声尖叫，“救命呀！”，着实将在场的人吓了一跳。当几个男生将她从水中拉起来时她的裤腿已经湿透了。周某的意外落水虽然有惊无险，毕竟在安全问题上敲响了警钟。从那一刻起连部做出决定，割苇子时一律以班为单位集体行动，不准单兵游荡。想想也是，在这无边无垠的苇海中要是一不小心迷失了方向那可就麻烦了。

到博斯腾湖的第二天，我们在驻地周围的滩涂上发现了一种不怕人的老鼠。这种老鼠比我们在打谷场上见到的田鼠要大得多，皮色深灰而亮泽。常常三五成群地在我们面前大摇大摆地游荡，还时不时地闪动着一对小眼睛东张西望。可是当你伸手去抓它时，它却如离弦之箭，忽然逃得无影无踪。然而过不了一会儿这些小精灵就又若无其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副连长说，这些看似老鼠的家伙叫麝鼠，也是博斯腾湖的特产，如果能逮住它，不仅有肉吃，剥下地皮还可以卖一个好价钱。我觉得这话听起来既残忍又有点恐怖。

有一天中午休息时大家闲着没事，几个东北籍的学生便在一旁鼓动炊事班长到湖面上去凿冰抓鱼。这种事我曾在电影里看到过，蛮好玩的，现在能有机会身临其境地玩一回当然不能错过，便尾随而去。炊事班长是甘肃人并不擅长在冰上打洞钓鱼之道。实际上是在那几个东北学生的指挥下瞎折腾。不一会在厚厚的冰面上凿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等了一会儿没有看到鱼儿从洞口往外跳的场面。于是又将用铁丝弯成的鱼钩拴在一根细尼龙绳上放到水里等鱼儿上钩。过了好一会仍然不见动静，眼看午休快结束了只好收拾残局空手而归。

这次拉练原本要在博斯腾湖待一个星期的，因为提前完成了割苇子的任务，在第五天上午就提前返回了。回驻地时连部没有再让我们再迈动两条腿练这练那，全体人员乘上拖拉机和马车不消半天时间便到家了。前几天割下的芦苇已由农场派去的拖拉机陆续拉了回来，在营房前的空地上堆得像一座小山似的。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一堆芦苇捆扎十五公分粗十米长的苇把子，留待开春后造新营房时盖房顶用。

在博斯腾湖没有抓到鱼一直是我引以为憾的事。半年之后，我们二排住在团部晾晒小麦，有一天司务长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大筐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据说是博斯腾湖出产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是，那一次吃鱼是由我主厨的。先油煎，然后红烧，完全按照上海人的习惯调味，结果大家吃得非常高兴。记得有一位河南籍的学生，好像姓郝，起先他拒绝吃鱼，说什么他从小既怕鱼刺又怕鱼腥气，多少年来都没有吃过鱼。后来，大概是受到大家的感染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块，竟也赞不绝口。

现在的博斯腾湖早已经旧貌换新颜了，它不再是流放劳改犯的地方，而成了新疆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些年来每当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博湖的秀丽景色时都会想起很已经远去的那个严寒的冬天，那个四面透风的窝棚。

红柳林记趣

风灾是西北地区的自然灾害之一。为了减少风灾对农作物的伤害，在农田周围建造防护林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所在的农场原本是一片荒地，经过几年的开垦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但是防护林带的建设还是空白。去年的一场大风使得正在扬花灌浆的小麦受到严重摧残。自打那以后建造防护林带的事便摆上了农场的议事日程。建林带需要大量的苗木。如果花钱去买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要想省下这笔钱，就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三月底农场作出决定，要用扦插的方法培育十万株钻天杨和红柳的幼苗。这项光荣任务责无旁贷地又落到了我们教育革命连的头上。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连部将三个排分成三组，二排由副连长带队去哈尔莫敦割红柳枝条，一排由副指导员亲自督战到县城里的马路边割杨树上的一年生枝条。三排（女生排）留在农场先平整土地，然后负责扦插和养护。由于我们二排领受的是割红柳条的任务，又得到了一次离开农场到外面去走一走的机会。时间是 一九七一年的四月初。那次出行的方向与上次不同不是往北进天山，而是沿着山麓一直向西去一个叫哈尔莫敦的地方。

哈尔莫敦是一个乡，在和静县城以西五十多公里。从天山深处流出来的开都河到了那里突然放慢脚步在戈壁滩上东游西荡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大片湿地。我们要去的那片红柳林就在湿地的边缘上。农场的拖拉机手好像对那个地方很熟悉，在并无明显道路标记的戈壁滩上他驾着拖拉机几乎没有转弯就将我们送到了目的地，一个叫巴茨的小村庄。

因为巴茨离那片红柳林子还有好几里路，为了省下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我们没有住在村子里，而是直接到林边安营扎寨。可能是事先侦察好的，林边正好有几间被放牧人遗弃的小屋。这小屋四壁和屋顶都是用红柳枝条编织的，里外糊了层泥巴。简陋归简陋，但住进去的感觉却比上次在山里住帐篷要好，至少没有压抑感。说来也巧，住进去的第一晚我们就经受了一次地震的考验。那天吃过晚饭后天很快就黑透了。因为既听不到新闻广播，又没有合适的灯光读书看报，大家便早早地钻进被窝睡觉了。突然间我觉得身体不由自主地左右晃动起来。与此同时屋顶上的泥巴屑子也稀稀拉拉地落了一脸。这时突然有人惊呼“地震了！”但是并没有引发恐慌，大家依旧若无其事地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一切复归平静。这时睡在我旁边的“栾大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那位惊呼“地震了！”的老兄说：“你怎么不往外跑呀？看你把我们吓得都动弹不了啦！”一事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之后，针对这次地震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好一阵子，有人居然因此想到了罗布泊在进行核试验。

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副连长交代了此次作业的要求和操作要领。因为林子很大，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再三强调作业要以班为单位，不允许个人单独行动。然后我们便在班长的带领下进了林子。割红柳条是一种简单劳动，好像没什么值得记述的。但是关于红柳和那里的山水却值得写一写。

红柳又称“柽柳”“红皮柳”，是西部荒原上常见的一种灌木。与杨树相比红柳虽然不能成才，却深受新疆人民的喜爱。首先，它是平民百姓造房子时不可或缺的材料。在那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年代，要造一间像样的房子不容易，但是要造一间用“把子墙”围起来的房子却是便当的。先用杨树杆做成房架子，然后用红柳条在墙壁和房顶上像扎篱笆似排上一层，最后用泥巴糊住红柳条。等泥巴干了，房子就算造好了。其次，红柳枝还是维吾尔族人烤馕，烤羊肉时不可缺少的燃料。据说用红柳枝烧出的炭火不仅劲大，而且烤出的馕和羊肉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此外，因为红柳枝条细长柔韧，还可以用来编筐，编“抬把子”。“抬把子”是维吾尔族人常用的运输工具，其形状就像一只小型担架。维吾尔族人不习惯用肩膀挑东西。要搬运重物的话，除了用“塔合”（即麻袋）背，就是用“抬把子”抬。

红柳的根部常寄生着一种被当地人称之为“大芸”的多年生植物（中药学上称之为肉苁蓉），是一味很有价值的中药。在新疆每到秋天有经验的药农都会到红柳林中去采集这味中药材 。肉苁蓉根茎深埋在地下，露出地面的部分是它的花穗，看上去像一支毛笔的笔头。要是运气好一季下来挖到的大芸可以卖不少钱的。

红柳虽然也是柳，但它的枝条却不像垂柳那么柔软。红柳的枝条要么从苍劲的虬枝上长出来，要么直接从地底下钻出来。表皮光滑颜色暗红的红柳枝无论长短几乎都直刺青天。红柳没有主干，但是根系十分发达。粗壮的红柳根可以在地下伸展到几十米以外，这样它就可以吸取到更多的水分。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大约五月初）柔韧的红柳枝条上会绽放出一簇簇紫红色的小花，披针形的小树叶却要在晚一些时候才长出来。红柳的花期很长，从春天一直可以开到秋天。那次我们去得稍早了点，既没有看到红柳开花，也没有看到红柳长叶。不过，要是等到五月里再去，花叶满枝的红柳虽然很美，扦插的成活率可就难说了。

因为副连长要求我们专拣那些指头般粗细并且是不带分叉的红柳枝条割，20几个人在林子里转悠了一上午也没有多少收获。中午休息时他和两个班长合计了一下，决定将入选标准放宽为“只要是一年生的枝条，至于长短和粗细不作硬性规定。”由于新标准宽松了下午的收获甚为可观。收工后我们将第一批红柳条子装上拖拉机，驾驶员赶在天黑之前独自一个人开着拖拉机回农场去了。

在这以后的几天中随着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我们在那片红柳林中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事。说是红柳林其实林中的树种很杂，既有高大挺拔的杨树，榆树，水杉，雪松，也有低矮丛生的沙枣，骆驼刺，至于芦苇和芨芨草更是遍地皆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林中小动物的平静生活被扰乱了，小乌时不时地从树梢或草丛中飞起，野兔儿更是东躲西藏，唯有几只瘦骆驼懒洋洋地卧在草丛中。

骆驼号称沙漠之舟，是养驼人的命根子，怎么会让它孤独地待在这荒凉的红柳林子里呢？据几个维吾尔族学生说，这是几只年老体衰的骆驼，是养驼人特地将它们送到这儿来养老的。原来养驼人对即将走完生命历程的老骆驼还有这么一份仁慈。小时候在动物园里看骆驼觉得很新奇，只是从来没有近距离观察过。乘这个机会我仔细地打量了它一番。骆驼的头较小，几乎不能与那又粗又长的脖子相匹配。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话一点不假。尽管这几只骆驼是卧在地上的，看上去仍然要比马儿大许多。骆驼毛呈褐色，这谁都知道。骆驼的双眼皮长得可以遮住眼睛，鼻孔能开能闭恐怕不是见过骆驼的人都晓得的。骆驼的四肢虽然细长但是蹄大如盘只有两趾、跖下有厚皮不像马蹄要钉铁掌子。骆驼的尾巴不如马尾巴漂亮，又细又长只在尾端长了一丛毛。驼峰应该是驼背上的精彩之处，只可惜这几只骆驼太老了，驼峰已瘪瘪的皮囊了。

这片半原始化的土地对我们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诱惑力。在一条小河的对岸有一片茂密的乔木林。有一天，排里的几个男生说他们在小河边发现了野猪的踪迹。吃过午饭便缠着排长要到林子里去打野猪。排长是神枪手，曾参加过兰州军区大比武。也许是技痒了吧，在取得副连长的同意后提了支半自动步枪真的去打野猪了。消息一经传开几乎是全排的人都尾随而去。

我们20多人在林子里排成一横排，各人手执一根枯树枝一边朝前走一边大声地叫喊着。突如其来的骚扰惊动了林子里的小动物。鸟儿腾空而起，兔儿亡命地逃窜。可就是不见野猪的影子。折腾了一个中午一无所获空手而归。野猪虽然没有打到但是大家觉得非常快乐。

除了在林子里漫无目标地搜寻野猪，那几天里我们还干过一次炸鱼的勾当。林子里有几个比较大的水泡子。经过几次侦察，四班长认为其中的一个水泡子里一定有鱼，决定用炸药炸它一家伙。四班长是陕西渭南人对炸鱼很有兴趣。估计他以前没少干过这种事。这次外出他悄悄地带了点雷管和炸药。那天中午我们跟着他到了那个水泡子边上，只见他熟练地将雷管往炸药包上一插，然后让我们撤到安全地带。当导火索“斯斯”地冒了一阵烟之后，他将炸药包往水潭中央一抛。“咕咚”一声，炸药包沉入了水底。又过了一会，随着一声闷响，但见一根水柱冲天而起。等到水柱落下后，水面上果然漂起了大大小小的鱼。这些鱼都是肚皮朝天，大概是被突如其来的爆炸震昏的。这时我们才发现四班长手中还有一只捞鱼的网兜，只见他迅速地挥动竹竿，那些漂在水面上的鱼都落入了他的网底。又过了一会儿，刚才还是肚皮朝天的鱼儿纷纷醒了过来，抖动了一下身子重又钻入水中。见此情景，站在岸上的我们都惋惜地齐声喊叫起来：“快捞！快捞！”。要是早知道一包炸药能炸出这么多鱼，当初真应该多做几只捞鱼的网兜。

与赶猪，炸鱼相比，我觉得那林子里清新怡然的风光更值得我赞美。先说那地上的美。一条条小溪，一只只水泡子在林中忽隐忽现。小溪之间是一块块绿地。这些绿地是坚实的，绝不像那些看上去很美，一旦走进去就可能被陷得很深的沼泽地。各种各样的树，高的，矮的，昂首挺胸的，披头散发的，有叶子的，没叶子的，都自由自在地生长在一起。已经死亡的古树，或挺立，或倒伏，或躺在草地上，或静卧于溪水中。当我面对那些充满生机的活树和死而不朽的枯树时，我突然领悟到在大自然中生死原来也是非常和谐。

再说那水中的美。人们都习惯于用“绿”来形容水，其实蓝色的水也是很美的，比如大海就是蓝色的。这红柳林中的水近看清澈得一点颜色也没有，但是远远地望去却是蓝色的，离得愈远蓝得愈甚。有人说，是蓝天使这里的河水变蓝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片面。上海也有晴空万里的日子。可是有谁见过黄浦江水因此变成蓝色了。就算上海的空气中浮尘太多天还不够蓝，所以黄浦江水泛不出蓝色。那么同在一片天底下的小小游泳池那里面的水为什么是蓝色的呢？我认为这里的水之所以泛滥在相当程度上和它的水质有关。记得中学读物理时老师说过，水面能够反射阳光中的蓝光和绿光。水愈是清澈这种反射能力就愈强。

天山基本上是石头山，雪水在山间流淌的过程中含沙量极少，当它们流出山时仍然是非常的清澈。天山的山麓是一片戈壁滩，卵石和粗砂是这里地表的主要堆积物，穿行其间的开都河，不论是干流还是支流，河床都很坚实。透过水面，河床上的砂石清晰可见，因为光的折射作用它们常常显得光怪陆离。只有山峰和雪冠的倒影永远静静地铺垫在河底。只有天上的白云飘过时，才会将这永恒的背景稍稍改变一下。

快乐归快乐。我们毕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改造思想增加工农感情始终是我们的必修课。在此期间排长带领我们在村子里进行了一次访贫问苦的活动。在那个年代这种活动是要经常进行的。通常的做法是请一两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工人或农民诉说他们的血泪家史。然后和与会者一起吃一顿用野菜和麸皮、米糠合在一起做的忆苦饭。一边吃主持人还要问大家“好不好吃呀？”让你点头摇头都不合适。在我的记忆中，一九六八年工宣队进驻中医学院后我们在310教室就吃过这样的忆苦饭。在巴茨村访贫问苦的对象不会说汉语，好在有维吾尔学生当翻译。只是这样一来会场的气氛就冷了许多。倾诉人的情感因等待翻译而时断时续自然感觉很不爽。听讲的人想要与它互动也很难无缝衔接。

爬树引出的风波

大概是因为割杨树的枝条要比割红柳的枝条更困难一些，当我们从哈莫尔敦回到农场时留在家里的那一组还在为完成任务做最后冲刺。

新疆杨又称钻天杨，别看树干不怎么粗长得可高。一年生的枝条大多生长在离地四五米的地方，有的甚至在更高处。要将一年生的树枝砍下来非得爬到树上去才够得着。爬树虽不是什么难事，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搞得定的。再说，即使爬到树上去了，这高空作业自然要比站在平地上操作困难许多。

后来我们才知道，影响割杨树枝进度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爬树困难，还有其他原因。一名绰号叫“老鬼子”的学生党员在劳动中的表现让副指导员很不满意。副指导员在批评他的时候话说重了点，于是双方争执起来，一时闹得很僵。

据当时目睹事情经过的人说。“老鬼子依仗自己体胖，不会爬树，老是蹲在树下捡别人扔下的枝条。”说实在干这种活，谁爬到树上去，谁待在树下本没有规定。相比之下上树要累一些，大伙儿轮着上就是了。实在上不了树别人也不会计较。然而这位老兄不是这么想的，他人在树下偏要时不时地对树上的人指手画脚，这让副指导员看了很生气，便当众批评了他几句。希望他身为共产党员应该在各方面起表率作用。

事情到此原本可以结束了。哪知老鬼子对副指导员的批评不服气，并声称自己不会爬树照样可以起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此话一出可把副指导员惹火了，便将“怕死鬼”的帽子直接扣到了他的头上。副指导员是湖南人，老鬼子是湖北人，两个湖人就这么斗起嘴来。我想，要是换到别人肯定不会这么干的。这个老鬼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平素颇为自负。常在得意忘形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人大中共党史系是专门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培养宣传部部长的。”言外之意大概是暗示别人别小瞧了他。

这个老鬼子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在这之前曾经花了不少时间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内容是他希望在接受再教后能去农村工作，他愿意不拿工资拿工分。那封信不是很长，他改了许多遍，认认真真地复写了好几份在连里传阅。他也曾给我看过。我说，那些必须到工矿企业、政府机关去工作的人怎么计酬呀？老鬼子没有和我讨论我提出的问题，我也没有再关注这件事。他写的那封信到底寄出去了没有不得而知。

问题既然出在党员身上，那就在党员的圈子里解决吧。据说一连好几个晚上党员们都在副指导员的指挥下向老鬼子开炮，上连下挂斗得他痛哭流涕，直至深刻反省才告一段落。我觉得副指导员还是很给老鬼子留面子的。试想一下，要是当着群众的面如此这般，老鬼子才无颜见江东父母呢。大概是应了那句“城门失火殃及鱼池”的老话，自从出了老鬼子那档子事后老百姓们不管是会爬树的还是不会爬树的都感到有压力，工作进度自然受了些影响。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们这一拨人回来后也都加入他们的行列中去了。经过亲身实践我觉得砍杨树枝是件比较麻烦的事。每棵杨树上的一年生枝条虽然不少，可是我们无法将它们全部砍下来。为了保证安全我们也不可能爬得很高，这样许多优质的一年生枝条只能被放弃。因为在扦插时一根杨树条只能被截成有限的几段，要凑足五万枝并不容易。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我们每天都要走许多路到更远的地方去作业。那些日子里为了节省时间午饭只能在野外吃。炊事班做饭送饭很是辛苦。他们每天都要等我们吃好了他们才吃。

我觉得，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军人如果不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怎么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呢？当然这种想法在当年只能深藏在心中，是不能公开表露出来的。若干年后我多次从与我保持联系的战友处听到他们对副指导员表示不满的言语。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我认为对于过去的事不必耿耿于怀。说句宽容的话，副指导员作为我们的同龄人，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扮演了另一类角色，所作所为也有三分无奈在其中。

接受再教育结束时老鬼子被新疆日报社要去了。临走的时候因为和女生班一北京籍女生谈恋爱的事实被曝光，受到了一些对分配心怀不满的战友的集体攻击，结果弄得很不开心。多年后我在从乌鲁木齐回上海的火车上巧遇老鬼子的同事，知道他在报社理论组待了几年后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不过不是继续研究中共党史，而是专攻农村经济去了。最近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老鬼子倒是出息成一个人物了，他读完硕士学位又读了博士，在农村经济的研究中成了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退休前居然坐上了社科院字部秘书长的位子。

种稻的苦恼

完成了割红柳枝、杨树枝和建苗圃的任务之后种水稻的活儿便接上了茬。这时已是一九七一年的五月初了。掐指算来我们来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已经有九个多月了。

为了种好六百亩水稻，确切地说是“试种”，从去年十月份起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新开垦的三块条田深耕之后又耙了好几遍，从山里运回的羊粪，在操场上沤的麦秆，以及大量的厩肥作为基肥也都撒到了地里。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是往地里灌水，等水浇透了才能播种。

哪里知道原先看上去十分平整的条田灌了水之后立刻现出了东高西低的地貌。根据水往低处流的原理，地势低的一头水都漫过田埂了，而高的一头却存不住水。面对这种情形连首长们傻了眼。这可怎么办？除了在地里横向筑埂，尽可能地减小条田的坡度，还能有什么法子呢？说干就干，几十号人挥动坎土曼，足足花了一天的时间将条田分成许多小方块。要命的是，即便这样做了处理局部也还是高低不平。对于局部的高低不平当然只能一块块地平整。这活看起来很简单，不就是将高出水面的土扒拉到低洼处吗。然而，不干不知道。真的干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要是在南方，这道工序通常是由老牛干的。我见过农夫站在坝上赶着老牛在水田里转圈子的场面。农场里没有老牛，也没有木头做的耙，于是有人建议用锹挖，也有人建议用“坎土镘”扒。挖也罢，扒也罢，反正得靠人干。等到副连长一声令下，我们就连鞋带裸地下了地。汉族学生用锹挖，维族学生用坎土曼扒。一时间泥水飞溅，不多一会大伙儿都成了泥人。溅一身泥水倒没什么，只是这样干的速度太慢，照此下去非得误了农时不可。

于是又有人建议，“能不能将一段圆木锯成两半，然后拴上绳索搁在地里来回拖，这样不就可以将高出水面的土刮到低处去啦。要是那样干能行的话，速度肯定要快得多！”言之有理，说干就干。不一会儿，锯好的圆木和绳索都从场部运过来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又出现了新问题。木头老是漂在水面上，并且每次只能从高出水面的小岛上刮下一点儿土。这办法看来还是不成。

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不知谁又出了个主意，在木头上加点分量，让它沉下去不就得了。”我马上想到了农夫站在耙上的情景。便试着站到了木头上。浮在水面上的木头果真沉了下去。可是当绳索被牵动时我身子一晃两只脚便从木头上滑了下来。站着不行，那就蹲下。为了增加稳定性，我同时用手紧紧地抓住绳索。这样来回拖了几次效果还不错。

我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在种水稻的过程中是否也采用过这种办法平整土地。如果没有，那可就是我们的创造发明了。平整土地的速度因此加快了。但是，我们的皮肉也因此感受到了切肤之痛。长时间浸泡在泥水中，而且是盐碱度比较高的泥水中，人的皮肤是一种什么感受呢？这么说吧，开始的时候两只手就像用洗衣粉洗了一大盆衣服后的模样，又白又皱皮。当然，从脚底到膝盖以上的皮肤也是这般模样。一天下来，汗毛孔都鼓起来了。劳动结束后任凭你用清水洗多少遍，那又白又皱的皮肤总归有一种既滑腻又麻木的感觉。不过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时刻。到了夜晚，躺在被子里只觉得浑身上下火辣辣的，别说翻身就连手脚动一动皮肤上都会有一种被刺痛的感觉。

为了减少盐碱对皮肤的损害。第二天连部派人到卫生队取回一桶凡士林，让我们涂在手上腿上。这种防护措施从理论上说应该有效，但实际上并无多大效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咬紧牙关硬拼。在这次平整土地的劳动中我们所受的皮肉之苦不仅仅限于手和腿，肩膀也同样难逃其劫。一个班有十个人，两个人当了秤砣，六个人拉三根绳子，还有两个人在田埂上轮流休息。四米多长的木头上蹲了两个人那分量已经不轻，在泥水中拖来拖去是很费力的。用手拉不动时就得用肩背。时间一长绳索就将肩部的皮肤磨破了。

干这种活体力消耗大，肚子很容易饿。在这一点上连里想得蛮周到。炊事班将大米稀饭和肉馒头送到地头，谁觉着饿了随时可以加餐。有人曾做过统计，胃口最大的男生单是在地头一天就吃了十八只比拳头还大的肉包子，那稀饭简直就是当茶喝。

这种近乎原始的劳动方式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尤其是农业大学的一批同学更认为这种耕作方式匪夷所思。他们担心照这么一味蛮干，即使将水稻种上了也可能颗粒无收。曾经有心直口快者向连部陈述了自己看法，结果不仅碰了一鼻子灰，还被讥为“你们这些大学生只会在黑板上种水稻。”

稻种终于如期撒下去了。我们天天盼望秧苗出土。终于有一天秧苗出土了。当我们看到那一片嫩绿时心里确实很激动。怎么能不激动呢？这秧苗可是我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呀！随着时间的推移，秧苗在一点点长高。这时地里的水也越来越少，有的地方土层已经裂开了。要不要浇水呢？分歧又出现了。

农大的学生认为，在盐碱地上种水稻水不能浇得太勤快，否则地下的盐碱是要泛上来的。副指导员说他在湖南老家种过水稻，晓得这水稻不同于小麦，生长期中不能断水。如果断了水一个大太阳晒下来秧苗就全蔫了。既然如此就照领导的指示办吧。

新疆是缺水的地方，但用起水来一点也不节约。给小麦浇水是漫灌，给水稻浇水就更不用说了。条田的两头都有引水渠，挖开一个缺口水便一个劲地往地里流。等到每一块地里都浇透了，并且在地表积了一层水后将进水口一堵，浇水的工作便算完成了。在从条田的西头往东头走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原先还不太缺水的那些地块中秧苗全被水淹没了。

第二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水稻田边时，昨天被水淹没的秧苗已经顽强地将叶儿伸出了水面。短短的十几个小时，秧苗怎么长得这么快呢？正当我好奇地蹲在田边看得出神时，一位姓朱的农大学生走到我身边叹了口气说：“完了！”此君是江苏镇江人，学的是水稻栽培。上次在脸部碰了一鼻子灰，并被讥讽为“只会在黑板上稻水稻” 的正是他。

“怎么啦？”我不解地问他。

“你瞧这些秧苗长得多细呀。”他用手指了一下说。

“过几天不就长粗壮啦。”我自以为是地说。

“根本不可能！”他好像很有把握地说。

“为什么不可能？”我反问了一句。

“怎么跟你说哩。水稻和人一样，也是要呼吸的。全株都淹在水里，叶面无法呼吸，杆儿就会拼命往上蹿，这是违反水稻生长规律的。只要这地里的水位稍微退下去一些，这批秧苗必死无疑。不信你等着瞧！”说完他一甩手走开了。

事情的发展果然和那位姓朱的同学预料的一样。没过多久洼地里的秧苗都先后枯死了。这时整块条田看上去就像瘌痢头似的。副指导员不再固执己见。赶紧从与我们相距不远的农二师20三团请来一位水稻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后来经过插秧补种，才扭转了尴尬的局面。

水稻的田间管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肥、水和病虫害不断地给我们出难题。秧苗渐渐地长高了，但稻叶儿不是绿得发乌，而是绿得发黄，据说这是缺肥的表现。施了那么多的羊粪难道都白搭了吗？于是决定再施一次化肥。场部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批日本产的化肥。我们学着老农的模样踩着没膝的泥水将那些化肥一把一把地撒到了稻田里。

施过化肥的稻田面貌渐渐地有了一些改观。但是浇水的事则一直没有解决好。不是这块地旱了就是那块地涝了。过了六月以后新疆白天的气温已经很高，缺水的禾苗终于没有逃脱枯死的命运。再补种是不可能了，只好随它去了。令人气愤的是在那些抛荒了的稻田里，稗子草和其他杂草却长得很好。

好不容易盼到水稻抽穗扬花了，却又出现了虫害。开始的时候只是部分稻叶上出现暗绿色的斑点，不久这些斑点逐渐扩大，有的地块中慢慢地出现了整株甚至一片一片地枯死。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中有两位是学植物保护的，据他们说，稻田里出现的问题是水稻抽穗期稻瘟病。这种稻瘟病的病原体是一种真菌，诱发因素则是在田间管理的过程中水肥没有调理好。救治稻瘟病的有效方法是赶紧喷洒一种叫稻瘟灵的农药。这回副指导员倒是听从了那两个学植保专业学生的意见，立即派人到20三团去讨救兵。喷洒了几次农药之后稻瘟病总算被控制了。

在我们种稻的过程中副团长王成邦来视察了好几次。此君是九大代表，他的先进事迹我们刚到农场时就听过宣讲了。他是甘肃人，没有种过水稻，可是每次都要阴阳怪气地说：

“一批大学生凑在一起种水稻，还有十几个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做指导，居然将六百亩稻子种得这么不成看像。可见旧的教育制度误人子弟呀！”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给予我们再教育的人的种种失误就是视而不见。

这种水稻对我们来说既是一次比较完整的生产实践，也是接受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种实践应该是获得正确思想的途径之一。事后我曾想过，这次在盐碱滩上种稻的实践到底使我获得了什么样的正确思想呢？刻骨铭心的苦和累确实让我破解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欲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意。不过这不是全部，也不是最主要的。那么最主要的又是什么呢？这不由得让我对这种再教育方式产生了怀疑。

谁都知道，种地农民是行家里手，造房子建筑工人是行家里手，军事训练军人是行家里手。在一般意义上说，只有跟行家里手学他们的本行才能获得真知并感受到他们对这一行的感情。就算让我们种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将我们培养成合格的农民，难道花费了那么多的财力和物力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欲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吗？不会种稻的人凭什么指挥我们种稻？既然是试种为什么搞那么大的规模，做那么多的投入？当时我们粗略地计算过，在种植这六百亩水稻的过程中即使不计其他投入但是国家每月发给我们81个人的工资，按当时的粮价就能买回20万斤谷子。百十个人辛苦了几个月，投下了那么大的成本，结果连稻种都没收回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似乎不可思议。可是在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那个年代，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事比比皆是。

军营的周末

在农场每天干的活基本上都是体力活。连着干了五六天之后多少有点厌烦。于是能度一个舒心的周末便成了众望所归。但是，在连队度周末和地方上不一样，很少有个人自由支配的机会，基本上都是由团部统一安排，不是看电影就是看演出。有时电影和演出一起看，常常要搞到深更半夜。这种集体度周末的方式开始时还有点新鲜感，可是时间长了却成了一种躲不开的苦恼。

苦恼之一是：每次去团部看演出都要以急行军的速度赶路。说什么要练我们的铁脚板。成年人的步行速度大约是每分钟七八十步，一小时可走四公里。这样的速度不紧不慢，即便走远路也不会感觉太累。所谓急行军，就是每分钟要走一百20步，一小时要走七公里半。这在步兵的操典上是有规定的。说来也巧，农场和团部相距正好是七公里半，于是连部便定了条规矩，凡是到团部去看演出，去的路上只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急行军的方式行进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走完这段路。

对于年轻人来说，走路脚步放快点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一旦上了路我才发现，要在规定时间内走完这段路根本不是脚步放快点儿的事。因为除了走路还要玩别的花样经。走着走着，突然有命令说：“飞机来袭，立即就地隐蔽！”公路上往来的车辆虽不多，但要找个地方藏身却不可能，于是大伙儿赶紧跑到路坡下的草丛中躲起来。过了一会儿，说空袭解除了，于是又一窝蜂似的回到公路上继续开步走。这一下一上费时虽不多，但几次一折腾却很伤人。再加上队伍中有一个排的女生，难免有人要掉队。一路上只听得带队的排长不停地喊叫：“跟上，跟上，快跟上！”实在让人没有好心情。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已经累得两腿发酸浑身是汗。令我不解的是，每次看完演出回营房时从来不列队行进。排长将队伍带出团部大门后基本上就不管了。深更半夜里任凭我们由着性子三五成群地或快或慢地沿着216公路往回走。

苦恼之二是：每次看演出之前都要拉歌。部队和地方上不一样，那个大礼堂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各单位先要在操场上集结待命。大多数情况下是列队后席地而坐，根本不允许四处走动。当然也不让你干坐着。这时，各连队之间就比赛唱歌，在部队这叫“拉歌”。唱歌本是年轻人的爱好，谁还不能唱它几只？不过“拉歌”和唱歌有所不同。要是两个连队较上了劲，非得比出个高低才肯罢休。我们教革连在这方面缺少锻炼，能唱得雄赳赳气昂昂的军营歌曲没有几首。此外，还缺少一位能征善战的领头人。每逢“拉歌”往往是刚上阵便败了下来。很是没有面子。

苦恼之三是：星期天的早晨不能多睡一会儿。每次从团部看完节目回到农场都是十一二点了。等到洗漱完毕，凌晨一点之前能睡着就算不错了。星期天照例是不吹起床号的。可是天刚亮，院子里便有人开始扫地了。芨芨草扎的扫帚扫在并无多少垃圾的盐碱地上，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声响。这种声响比吹起床号还折磨人。你瞧，人家都在做好人好事了，你还好意思躺在被窝里吗。于是只好极不情愿地起床，欠下的觉头只好再找机会补了。起床之后还不能马上干自己的话，比如洗衣服什么的。要先到公开场合去表现一番，比如垫厕所，打猪草，到伙房帮忙。反正在这个时间段上谁都要从形式上努力表现自己积极上进，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落后了。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虽然没有人号召，但是在暗中肯定有一双眼睛在观察着。对于这种自我表现如果有谁一连几次都无动于衷的话，说不定哪一天晚点名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批评就会落到他的头上。

苦恼之四是：星期天进城给的时间太短。星期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开饭的时间一般在十点左右。等到收拾整齐，到连部请好假之后差不多都要十一点了（不是每个星期天都能请到假）。然后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路到达县城，去邮局，去银行，去百货商场，去军人服务社，东瞧瞧西看看，和静县城地方虽不大，一圈转下来也得一两个钟头。连里规定凡是请假外出的人必须在下午四点以前回来销假。这样算下来花在路上的时间要比逛街的时间多得多。由于时差的关系，新疆的下午四点只相当于上海的两点。回到连队常常无事可做，只好等着吃那第二顿饭。

苦恼归苦恼，通过这些周末的集体活动毕竟使我们平日里单调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一些新鲜的内容，至少使我对新疆的歌舞有了最初的了解。维吾尔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但是他们用的乐器却很简单。弦乐类主要有“东不拉”，“热瓦甫”，“都特尔”。打击乐器中除了手鼓好像再没什么家什了，管乐嘛也就是唢呐撑世面。然而就是这些不起眼的乐器却弹奏出了许多美妙动听的歌曲。维吾尔族的舞蹈动作虽然也很简单，但是舞姿却优美动人。女性舞者通常是两手上举，手掌作快速的内外翻动。与此同时，肩和头有节奏地抖动，配合得自然流畅。脚下的动作以小跳步为主。给人以欢乐轻快的感觉。男性舞者围绕着女性舞者旋转，这和其他舞种有较大的区别。

劳动了一个星期，又折腾了一个周末，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星期天。和静镇去过几次后实在也没有什么可逛的地方了。这一天女生们忙着洗衣服，男生们或是在篮球场上打会儿球，或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聊什么呢？那年头所有的人说话都比较谨慎。从北京过来的学生对时政新闻很感兴趣。我们上海中医学院的同学却没有这种兴趣，从来没有聚在一起聊过天。

连里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虽然很高，但是他们很少用普通话跟汉族学生聊天。他们聚在一起时总是一边抽烟一边叽里咕噜地说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少数民族的男生不抽卷烟，他们专抽一种叫“莫合”的土烟。这烟黄灿灿的像小米的米粒，和我在上海看到过的烟丝完全不一样。我曾问班里的两位少数民族学生买卖提玉素甫和伊力亚斯：“这烟里为什么只有杆儿没有叶子？”

他们回答说：“烟叶子抽起来没劲，加工时特意去掉了。”

那时我刚开始抽烟，有一天我照他们的样在一张10公分长，3 公分宽的白纸上放了一点莫合烟，然后卷成一支喇叭筒。点燃后我只浅浅地抽了一口便觉着又辣又呛。

军营的周末虽然单调甚至有点儿乏味，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令我们期待的！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演出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放松。从中或多或少都能有所收获。

军人服务社

在团部大院，进门右拐是军人服务社的所在地。不用说这个服务社是为团部机关和随军家属服务的，以销售日用小百货和烟酒为主。服务社里有一间很宽敞的浴室却是我没想到的。

对南方人来说，洗澡是一年四季中不可或缺的需要。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之后能洗一个澡是必需的 。农场 没有洗热水澡的条件在我的预料之中。整个夏天我们男生就用井水对付着洗涮，偶尔也会到北干渠中游一场泳，顺便彻底卫生一下。可是入冬以后洗澡问题该怎么办呢？

有一天，候连长通知说，明天军人服务社的浴室向教革连开放，大家准备好衣物到时候乘拖拉机出发。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可把大家高兴坏了。

有了一次享受当然会有进一步的需求。只是这中间的间隔竟有一个月之久。军人服务社的浴室是不对个人开放的。后勤部责成浴室的管理人员严格地按排定的时间向机关，连队，家属开放浴室。我的教革连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是上一届的大学生努力争取得来的。在冬天能洗一次热水澡看似小事一桩，但在当年的那个环境中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实在是太难得的。尽管事隔多年，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还是有些感动的，

除了洗浴，这个军人服务社还在其他为我们带来了方便。比如理发。那年代我们男生对理发虽然没有什么高要求，但是每隔一两个月还是要打理一次的。至于女生无论是修剪短发还是梳辮子都需要理发师的帮助。军人服务社里的理发室正好解决了我们这方面的需求。

还有照相，虽然不是刚需，但是偶尔为之还是需要的。

至于洗漱少不了的牙膏牙刷，洗澡洗衣用的肥皂也是需要有一个地方购买的。我觉得到镇上的百货商店去解决这些锁事总不如进军人服务社转一圈来得方便。

对于我们这些南方籍的学生来说，在新疆过冬天御寒的衣物准备肯定是不充分的。通过司务长的努力，服务社为我们提供了价拨的毛皮鞋，皮大衣，皮帽子等军需品。帮助了我们渡过了寒冷的冬天。要是没有这些准备，冬天里的野外作业我们是无法进行的。野营博斯腾湖的经历充分发挥了这些御寒衣物的作用。冰天雪地里在湖边住窝棚真冷呀！

到焉耆县收容所出差

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间。有一天下午，各班正在进行政治学习。副指导员突然进来将班长叫了出去。不一会班长回来了，他宣布说：“学习由副班长主持继续进行。根据连部的决定他和我要马上要外出执行任务。”去哪里？去干什么？班长没说，大家也不便问，我当然更不好说什么。站起身来便跟着班长出发了。

去执行什么任务呢？出门后班长对我说：“连部让我们到焉耆县收容所去将四班的耿波接回来。”

这种差事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因为我到农场后就被钦点为团支部副书记。书记是谁？当然是优副指导员啦。我始终弄不明白，像我这样在初三，高一时两次被拒于团门之外，上了大学才被发展进团的人怎么突然就交了官运呢？接受再教育满一年之后连里准备发展党员了。在一次阶段性工作总结会议上指导员拿了个小本本念叨：“某某某……写了入党申请书。”念完之后他看了我一眼说：“还有李恩德”。真是活见鬼，我什么时候写过入党申请书呀？我知道这是领导给我面子，只好唯心地低下了头。事后我对写入党申请书一事仍然无动于衷，我觉得自己距离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

其实，耿波的再一次出走昨天已经在连里传开了。这位老兄在半年前已经出走过一次。那次他是沿着216国道往天山里走，半道上被团部进山执行任务的特务连遇上了，觉得他形迹可疑，拦下一问竟是本团教革连的人。这事当时在团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事后连里却悄悄地将其淡化了。据我所知，只有副指导员一人找他谈了一次话，简单地问了问他出走的原因。这事要是发生在现役军人中那还得了，不告而别就是逃兵呀！处理起来是辣手辣脚的。

从农场到焉耆县大约有三十多公里的路。农场不可能派车送我们，公路上更没有公共汽车可乘，怎么个去法呢？班长说：“我们到公路上去搭便车。”216公路就在农场边上，没有走几步我们就站到了公路边。这条公路不是交通要道，过往的车辆不多。偶尔过来一辆车不是驾驶室里坐满了人，就是司机不愿搭理我们踩着油门扬长而去。这时班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让我站到坡下去，由他一人继续拦车。我不解地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地方上的司机只拉军人，不拉老百姓。你和我站在一起是拦不到车的。”到新疆快一年了，因为从来没有单独出过远门，竟不知道搭便车还要凭个人身份。

果真如班长所说的那样，不一会儿他就拦下了一辆货运卡车。当我从坡下跑上来时，尽管班长已经对司机做了解释，我仍然听到了几句不太好听的话。三十多公里的路程虽不算近，但只要乘上了车不消一个小时就跑到了。下车，谢过司机，赶紧向路人打听县收容所在什么地方。

焉耆虽然也是一个镇，但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当好。314国道和S216国道在此交会。便利的交通促进了焉耆的商业发展，路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繁华的程度是和静镇所不能比拟的。开都河自西而东穿城而过，河水清澈。单凭这一派风光就让我感到舒畅。焉耆是回族自治县，路上的行人中戴小白帽的不在少数。这种小白帽是男性回民服饰的重要标志。自从去年八月进农场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除了一次又一次地逛和静县城还没有到过其他城镇。现在能有这么一次机会我很想在开都河边待一会然后再去收容所办手续。于是我问班长：“你到过这个地方吗？”

班长说：“外出执行任务曾经路过几次。”

“我们先在这河边待一会儿，然后再去收容所怎么样？”班长对我的提议没有表示反对，于是我们便沿着开都河边的马路慢慢地往前走去。

开都河作为一方的母亲河，在和静和焉耆的民间流传着不少美丽的传说。其中被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便是当年唐僧取经途中在这里收了沙和尚为徒。有意思得很，当地的回民和维吾尔人都认为沙和尚是他们的同胞。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我感到很新鲜，可是一琢磨觉得有点不对头。凡读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是在路过流沙河时将沙和尚收为徒弟的，不过那是发生在过火焰山之前的事。火焰山在哪儿呀？在吐鲁番东边二百里，那儿离焉耆这地方还很远哩。从常理上说，就算开都河真的就是流沙河吧！那唐僧也不可能先到焉耆的开都河畔收了沙和尚然后再回到吐鲁番去过火焰山吧。

关于开都河当时还听到过一种传说，有些当地人认定这条河就是《西游记》中的通天河。我记得《西游记》中的通天河是一条“径水八百里，亘古少人行”的荒僻去处。唐僧师徒三人经过此处时一不小心被藏在水底的老蚕掳去了。要不是观音菩萨相救，几乎丢了性命。我倒觉得博斯腾湖有点像吴承恩笔下的通天河所在。

唐僧到西天取经确实经过焉耆，那时焉耆这个地方是“阿耆尼王国”的领地。唐僧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称“阿耆尼王国”是西域第一国，可见这个地方非同一般。焉耆自古出产良马，唐僧本打算在这个地方换掉已经疲惫不堪的马匹。不想“阿耆尼王国”的国王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当他听说唐僧经过高昌古国时不仅受到了很高的礼遇，而且还和国王互结了金兰时，不由分说地给了唐僧一副冷面孔。唐僧见势不妙，什么事情也没办就赶往龟兹王国去了。《西游记》是小说，故事情节人物地点多有虚构，不能当真。《大唐西域记》是史料，大体上还是可信的。

因为有公务在身我们只在河边待了一小会儿就去了收容所。焉耆县收容所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当街有一座大铁门，门边的围墙很高。门卫看过班长递上去的介绍信便指了指所长办公室，要我们到那里去办理相关手续。所长是位汉族同志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了。他收下介绍信后从墙上的一枚铁钉上取下一本登记簿让班长在一个栏目里签了名，然后简单地说了说收容耿波的经过。

“耿波是昨天早晨由派出所送到我们这儿来的。因为他半夜三更露宿街头引起了巡夜人的注意。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不肯说。于是巡夜人就将他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他说自己是郑州粮食学院的毕业生，在和静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因为心里闷得慌，就想到外面走一走。你们来了，就把他领回去吧。”说罢，所长陪我们一起去了隔壁的一个大院子。

“耿波，单位来人了，回去吧。以后不要半夜三更在外边瞎转悠了。”所长站在院门前朝耿某招了招手说道。所长说话时我已看到耿波正呆呆地坐在平房前的台阶上。便赶紧走过去拉了他一把。

“老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我从头到脚将他打量了一番，但见他蓬头垢面，络腮胡子几乎遮住了半张脸，上身穿了件浅灰色的确凉卡其布两用衫，下身穿了条黑颜色的布裤子，脚蹬一双解放鞋。衣服皱皱巴巴的，几块泛白的汗斑很难看地印在背上，给人一种既窝囊又躐踏的感觉。班长见他这副模样，没好气地说：

“你跑什么呀？又没谁亏待你，真是的！”

“先回去吧，再晚恐怕搭不到车了。”我担心班长会说出更激烈的话，连忙将话题扯了开去。

出了收容站我们三人径直往来时的路口走去。这时候不用去车站，焉耆开往和静的班车肯定是没有的。还得由班长出面寻找便车。过境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倒是不少，但大多数是向东奔乌鲁木齐方向的，少有往北去和静的。等了好一会终于过来了两辆军车，班长一眼看出是团部运输连的车立即跑过去打交道。碰到了自家人当然好说话，我们就这样幸运地搭上了回农场的车。

坐在车上我曾试图和耿波说说话，但是他一直沉默不语。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耿波回到农场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投去了异样的目光。

对于耿波出走的原因连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班排长们大多认为他是以这种方式表示对接受再教育的不满。一些学生则认为耿波的出走与四班长在日常管理上掌控失当有关。我的同学丁文龙和耿波同在一个班。我曾向他了解过耿波在班里的处境。丁文龙说：“耿波性格内向，个人卫生状况不大好，常常受到班长的批评。几乎全班的人都讨厌他。”我不否认环境对耿某的影响，但我同时怀疑耿波可能存在心理障碍。

我曾将自己的看法向副指导员简单地讲了一遍。指导员当然不认同我的观点，可是他也说不出令我信服的理由。

试想一下，一个心理正常的成年人不管是想寻死还是想觅活都不可能选择赤手空拳地往山里走吧，饿了怎么办？渴了怎么办？天黑了怎么办？迷路了怎么办？这些问题对任何人都是不能不考虑的。上一回幸亏他命大，入山未深被拦了回来，否则可就生死难料啦！这一回他仍然是赤手空拳地出走，只是换了个方向沿2l6公路往戈壁深处走，一抬腿居然走出了三十多公里。要是没有被夜巡的民兵发现又会怎么样呢？

说实在我很佩服连首长遇事不慌的定力。不过话说回来了，慌又有什么用既没有能力派人去找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除了静观其变实在也使不出什么招数。

我觉得连部对耿波出走的问题采取冷处理是比较明智的。比如始终没有对耿的离队出走在连里面点名批评，甚至都没有在班务会上对他进行所谓的谈心。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要是不管三七20一上纲上线地批判一通，这事情很可能就要闹大了。万一他真的消失了，瞒是瞒不住的。教育者肯定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但是，当我们结束再教育后重新分配到地方上去工作时，连部队耿波的分配却玩了一个花招。公布分配方案时，耿波被列为待分配，解释是他的问题已经移交给自治区分配办公室处理。耿波到了乌鲁木齐后究竟被怎么处理了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在离开农场前已有人在暗中做了些为耿波打抱不平的准备，他们要到自治区分配办公室去上访。到底上访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晒小麦

正当我们为水稻种砸了而郁闷的时候那五千多亩地里的小麦已经悄悄地成熟了。托机械化作业的福，这么大面积小麦的播种和收割都没要我们出大力气。虽然在田间管理的过程中我们也吃了不少苦，但与收获的喜悦相比吃那么点苦实在算不了什么。

我们种的小麦虽然不能称之为广种薄收，但产量比起人家兵团还是要低一大截。据农大那些学生估计平均亩产不会超过二百斤。然而将五千多亩地里的小麦集中到一起那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一百多万斤呀！眼看着从联合收割机中吐出来的小麦被一车车地运往团部，说实在我们心里还是蛮舒服的。就在这时后勤处打来一个电话让农场派人去做交接工作。农场一转手便将这事交给了我们连。

原来在团部的后院有一家粮食加工厂，能碾米，能磨面，还能加工挂面和其他干粮。所谓交接就是按照加工厂的要求将已经运到团部的麦子晒干扬净称重后送到指定的库房里去。要将一百多万斤的小麦晒干扬净实在不是一桩轻松的活，也不是三天两日就能完成的。于是连部指派我们二排整个儿住到了团部的后院中去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黄澄澄的小麦像座小山似的堆在一块一千多平米的水泥地上，看着这些劳动果实倒是蛮开心的。小时候我在农村看到过大人们用纯手工的方法扬麦子。那动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颇有技术含量。人站在上风口，用一只长柄木锨将堆成一堆的麦子一点儿一点儿地抛向空中，当麦粒落下时借风的力量将草屑吹到稍远的地方去。如果抛射的方向和力度控制不好，麦粒落下时就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

面对堆积如山的小麦我们当然不能用纯手工的方法去对付它，那样要干到猴年马月去了。这回我们用的是鼓风机。用鼓风机吹麦子不仅速度快，而且扬净的程度也大大提高了。当我们不断地将麦子倒进鼓风机的进料口时，强大的气流立即将颗粒饱满的麦粒从出料口斜着向上抛到五六米开外的地方，而颗粒不甚饱满的麦粒因为重量轻便落在稍远的地方，至于其他杂质和灰尘则被吹到了更远的地方。在排长的指挥下我们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将那一大堆小麦扬净了。

接下来的工作是将扬净的麦子晒干。这是一项不消耗能源却消耗体力的活。我们每天上午要将麦堆中的一部分摊开，到了傍晚再归拢起来。有人提出麦子摊开后用不着每天归拢一次。理由是那季节既不刮风又不下雨，让小麦摊在水泥地坪上过夜不碍事。排长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建议被一票否决了。

为了将麦子摊开需要使用一种叫“推板”的工具。这种工具我小时候在老家的打谷场上曾经见识过。是由一块质地比较好的木板和一副结实的扶手组成的。扶手安装在木板的顶部。此外，在木板上还钉了两只可以穿绳索的小铁环。操作时，一个人将“推板”插进麦堆里并始终给它施加一个向下的压力。另外有两个人拉着绳索往预定的方向走。这样，“推板”就像推土机似的将麦子一点点地在场地上摊开了。如果要将摊开的麦子收拢，就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工具团部当然不会有，是排长亲自到场部的库房里找到了两只。

尽管新疆的太阳光很强，空气中的湿度也很小，但是新收的麦子只晒一遍肯定是干不了的。等到晒过三遍之后时间便过去了大半个月。因为每天要在太阳底下作业，虽然头上戴着草帽，我们一个个都被晒成了黑人。

最后一道工序是将扬净的麦子送到指定的仓库中去。仓库和晒谷场之间大约有四五百米的距离。排长从运输连调来了一辆汽车。在他的指挥下我们先将扬净的麦子按一百公斤的标准装进麻袋并扎好袋口。扎袋口虽然算不上技术活却很有窍门。若是不得法任你扎得再紧，在搬运过程中稍稍用力一拉就会散开，结果麦子洒得到处都是。正确的扎法是将袋口纵向里打上折，然后用一根麻绳贴着袋口的下沿扎紧就行了。从理论上说四吨的卡一车一次可以装载四十个麻袋。由于将麻袋垒成两层比较困难，所以每次只装20来只。

装车和卸车都是力气活，要不是已经锻炼了几个月，我想昔日的文弱书生是绝对干不了这活的。根据我的体会，装车除了靠臂力，更讲究配合。要将一百公斤的麻袋提升到一米多的高度一个人是办不到的。我们采取三个人配合。车下两个人分别站立在麻袋的两边，各自抓住麻袋的两只角同时用力向上提起，与此同时车上的人相继接应一把，就这样一只只沉重的麻袋便上了车。相比之下，卸车就要考验每一个腰部的力量了。汽车只能开到仓库的门前，车上的麻袋都要靠我们用肩膀背到屋子里去。肩膀虽然可以重负但是如果不得法也容易造成急性腰扭伤，更甚者可能伤及腰椎。所幸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都比较强，自始至终都没有被伤到。

在晒小麦的过程中司务长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一筐活鲤鱼，说是要犒劳我们。到农场快一年了，肉没有少吃鱼却难得见面。既然是鲤鱼当然要红烧了吃。我对司务长说：“红烧了吃怎么样？”

司务长说：“你会做吗？”

我说：“阿拉上海人哪能不会烧鱼！”

将三十多条活鱼除鳞去内脏花了我不少时间。好在有自来水可用，洗刷好之后就等开油锅了。

做红烧鱼的关键是要把鱼煎好。平时在家里做这道菜，因为煎鱼时舍不得多多地放油，稍不留意就可能将鱼皮粘在锅底上了。这回鱼多，锅大，油也不限量，于是我就将鱼一条一条地在油锅中炸了一下。新疆没有黄酒，也不用新鲜的葱和姜。鱼煎好后只好用洋葱和蒜瓣炝锅，然后将皮色金黄的鱼儿分层码在锅里，加足水，用酱油和糖调好咸淡，先用大火烧开，然后又转小火焖了十几分钟。俗话说千滚豆腐万滚鱼嘛。随着热气从锅里不断地冒出来，一股久违了的鱼香简直令我陶醉。

开饭时每人分得一整条鱼和一勺鱼汤。当然还炒了一样素菜。南方人见有鱼吃自然很高兴，一边吃一边夸奖我将鱼烧得很入味。北方人不太爱吃鱼，有位河南籍男生开始拒绝吃鱼，后来见大家吃得有滋有味便尝了一口，吧嗒了几下嘴巴后立即改变主意。我看他吃鱼时非常小心，估计是怕被鱼刺卡在喉咙里。几位维吾尔人学生说他们只对烤鱼有点兴趣，这回也一反常态吃起了红烧鱼。大概是很长时间没有吃到新鲜的鱼了吧，这回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收稻子

水稻虽然种砸了，毕竟还没到颗粒无收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等待，种在那三块条田里的稻子也该收割了。因为稻子长得不好，而且倒伏严重，机耕队长说没法用联合收割机进行作业。无奈之下我们只好用镰刀割。大约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将地里的稻子割完并运到了打谷场上。没想到接下来的脱粒工作却让我们吃足了苦头。

“脱粒”在上海郊区叫“惯稻子”。早先农村没有电的时候是在地头放一只大木盆，稻子割下后在盆里用力惯几下，稻谷经这么一“惯”就落在盆里了。那时我还见过一种脚踏“脱粒机”，那是一种由带刺的滚筒和能使滚筒转动起来的脚踏板组成的简单机械。脱粒时，操作者一只脚落地，另一只脚一上一下地踩踏板，双手握住捆扎好的稻把子放在滚筒上，在滚筒转动的过程中稻谷便被迅速地脱了下来。后来农村用上了电，“脱粒机”的踏板便被马达替代了。

农场用的联合收割机实际上是一台集拖拉机，收割机，脱粒机为一体的多功能机械。这台大型机械在田间作业时行动自如并不显得笨重。然而，一旦将它分解开来，那脱粒机居然有三米多高六米多长，俨然是一个庞然大物。这台脱粒机自身有动力装置，一旦运转起来需要好几拨人伺候它才不至于空转。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脱粒任务，连部决定将六个男生班分成三组20四小时连续作业。人工操纵脱粒机一班需要六个人，两个人将拆散了的稻把子不断地从进料口放进去，两个人负责清理从出草口吐出来的稻草，还有两个人负责将稻谷收集到麻袋中。

这台脱粒机的工作效率倒是蛮高，尽管负责进料的人拼命工作有时还赶不上趟。清理稻草和收集稻谷的工作量虽然不是很大，但是那里的灰尘实在太大。在柴油机的驱动下脱粒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吵得人心烦意乱，而那漫天飞扬的尘土更是呛得人嗓子冒烟。一只雪白的口罩戴上几分钟，鼻孔处就现出了两块黑斑，扬起的草屑儿粘得满头满脸。天气很热，汗水流到哪儿就是一道黑，所有的人几乎都成了大花脸。谁瞧着谁都觉着怪怪的。

干这活虽然很苦，却也有乐子可寻。稻把子从地里运回打谷场时是堆成垛的，脱粒时就得用叉子将其一点点挑下来。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一过程中会有许多老鼠从天而降。惊诧之余，一场别开生面的灭鼠运动随之展开了。因为老鼠实在太多，随便在谷堆里挑动一下便会窜出许多只。于是一些眼尖手快的人便举起大扫把追着老鼠像拍苍蝇似的一阵猛拍，霎时间那些可怜虫儿便纷纷倒毙在地。不一会儿死老鼠便堆成了一堆。看着那些死老鼠我觉得怪腻味的，便挖了个坑准备将它们给埋了。这时有人担心老鼠没死透，便往坑里倒了点汽油，然后点了把火。火起之时一股焦臭味扑面而来。我赶紧往坑里填土，说时迟那时快，这时有几只尚未被拍死的老鼠突然从火中窜了出来。只可惜在它们窜出火海之时身上的鼠毛已经被引燃了。着了火的鼠儿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发出“吱吱”的叫声，转眼间便一命呜呼了。

和小麦一样，稻谷不经晾晒也是不能入库的。

这回晾晒稻谷的工作没有再差遣我们二排，改派一排三班去了。稻子没长好，稗子倒是长得不错。因为割稻时没法将稻子和稗子分开来，脱粒时数不清的稗子便和稻谷混在一起了。谁都知道晾晒时如果不将稗子最大限度地清除掉，等到碾米时麻烦就大了。其实将稗子从稻谷中分出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用网眼合适的筛子将所有的稻谷筛上一遍这活也就算妥了。团部的粮食加工厂里各种规格的筛子都有，但是人家不借给我们。说那是成套设备，怕给我们弄坏了。这怎么办呢？ “迎着困难上”是那会儿的流行语。于是有人建议用鼓风机吹，经过试验草屑和瘪谷虽然被清除掉了，但是稗子的清除率却远远没有达到要求。于是问题又回到借筛子上去了。后来经过农场的协调终于从附近的兵团借来了几只筛子。人家很信任我们，除了给我们做示范外还再三问我你是否需派一名技术人员支援，很让我们感动。

筛稻子说起来特别简单，三人一组，一人负责往筛子里加稻谷，两个人抬着筛子来回晃动，等筛子眼里不再有稗子往下漏了就算完事。问题是这种纯手工操作速度实在太慢。好在经过不断地努力，等待过筛的稻谷日渐减少，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但是筛出来稗子也相当可观。三班有位姓张的北农学生突发奇想，他打算将这些颗粒饱满的稗子加工成稗子米用来改善伙食。班长本是农家子弟，听了这位学生的建议觉得是桩好事，于是大家就利用休息的时间在一台曾经用来轧玉米棒子的机器上做实验。没想到这事还真让他给弄成了。当三班长将一小口袋稗子米送回农场时我们大家都觉得新奇。稗子米黄澄澄的，颗粒与小米差不多大小。第二天炊事班用稗子熬了一大锅粥，我喝了一碗觉得味道挺不错的。

又过了几天听说三班在那台机器上又加工出了大米。只可惜还没等我们为之高兴团部已有人将这事捅到了农场，说这是违纪行为要农场责成教革连严肃处理。

一九七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下午，团部突然以命令的形式通知（教革连）三班立即停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并马上返回农场。这事让三班长有点摸不着头脑，他虽是现役军人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据说在他们撤离之前，团部的戒备等级已经提高到了一级战备的水平。团部大院的门卫由单岗变成了双岗，行人不多的院子里居然还增加了游动哨。

三班的人马突然从团部撖回农场让我们大大地吃了一惊，以为是犯了军规，就等着吃批评写检查了，

“九·一三”之谜

三班回到农场后，关于私下加工大米违反军纪的事一连好几天连部都没有提及。这要是在以往大会小会不知开过几次了。这种反常不免让大家犯起了嘀咕。部队突然提高了战备等级，官媒却没有发布任何相关消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好事者跑到连部去问，得到的回答是，不该你知道的事别打听。此后，仍然是每天按时出操，上午劳动，下午学习。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难道是中苏边界西段出现了类似“珍宝岛事件”时的紧张局势吗？“珍宝岛事件”中老毛子吃了亏，几个月之后曾在塔城边境对我方边防人员进行了一次偷袭，造成我方人员重大伤亡。这回老毛子是不是又故伎重演了？要是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近期的广播中和报纸上一直没有中苏边境局势的报道呢？

要么是中央发了文件，让我们这批末代大学生结束再教育到地方上去工作？要真是这样那可就谢天谢地了。但这和部队的战备升级又有什么关系呢？

信息越是不透明，大家在私底下的猜测和议论越多。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几个北京籍的学生收到家信后开始悄悄地说：“林彪出事了！”这可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多少年来林彪一直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甚至在党章中都将他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了。他会出什么事呢？于是我们赶紧在近期的解放军报上找线索。结果发现以往充斥于报端的“突出政治”，“活学活用”等口号都不见了。媒体上的这些变化无疑是在有意无意地传递着林彪已经出事的事实。

对于我们的私下议论连部采取的态度是不闻不问。这无形中给一些胆大的学生壮了胆。接下来他们先是将自己贴在学习园地里的决心书撕掉了。因为那上面少不了有“突出政治““活字活用”这样的句子。然后又将毛主席语录的扉页撕掉了。谁都知道那个扉页上印有林彪写的一句话，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这人没出息，在那种情况下我可没有太胆大。我想让我们接受再教育是毛主席的指示，林彪出事了不等于毛主席的指示就不管用了。在农场到底还要待多长时间谁也说不清楚，还是太平一点吧。

不过打这以后连里对我们的再教育的确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是指导员每天在队列前的讲话不仅语气温和了一些，措辞也不再咄咄逼人了。至于班长排长们对我们的管束也不那么紧了。

新疆从十一月份起就进入了隆冬季节，大田里的事都停了下来，唯一要干的活便是兴修水利。部队和地方上不一样，每天都得有事做才踏实，让上百号的人聚在一起吃闲饭聊天是不可能的。既然自己家里没什么要紧的活，那就支援地方上去吧。正好这时与我们农场毗邻的农二师22团要修一条水渠，于是我们就去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工地离我们连的驻地不太远，天天早出晚归倒也蛮自在。这些日子里倒是苦了炊事班，他们天天都得往工地上送一顿午饭。部队上有规矩，帮地方上干活是不能吃人家的饭菜的。

在这期间，农场的干部集体去焉耆看了几场电影。听说电影的名字叫“山本56”，“日本海大海战”……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给军队干部放映这几部电影不得而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彪出事的消息终于得到了证实。不过直到十二月中旬中央印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才传达到我们中间。材料中说，林彪因为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在仓皇出逃途中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针对材料中所说的“摔死”两个字，有人就开始议论了，凭专机驾驶员的技术水平飞机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呢？如果是迫降又怎么会选在温都尔汗荒野上呢？该不会是用导弹打下来的吧……

听完传达领导上没有组织我们声讨林彪反革命罪行，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对于高层的人事我从来不愿多想，因为想也是瞎想，一事当前作为小小老百姓谁能知道事情的底细和是非曲直呢？

发展党团员

一九七二年年终总结时，副指导员表扬了所有向党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的同学，说欢迎先进青年向共产党组织靠拢，党组织的大门始终是向有志青年敞开的。奇怪的是副指导员居然将我也名列其中。我虽然是连里的团支部副书记，农场共青团工作委员会委员，但是我并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我想，指导员这么做大概是给我一个面子吧。这次总结明显传达了一个信息，要发展党员了。

说起我的官衔的来历好像有点莫名其妙。到农场不久班长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从我身上看不出上海人的优越感。还说领导希望让我将连里的共青团工作先抓起来。第二天晚点名时副指导员便宣布我担任教革连团支部的副书记，书记则由他兼任。我想，一个团支部不能只有书记呀，可是直到我们接受再教育结束，我们这个团支部既没有委员，也没有过一次组织生活。

关于团工委委员的官衔是这么来的。有一天，副指导员让我和班上的王克军同学到场部去找边副教导员，说是要讲一件事。我们到了场部，边副教导员说：“场部要建立一个团工委，就由我们三个人组成。”

停了一会他说：“你们两人谁当书记呀？”

姓王的同学抢先说：“书记当然得请教导员出任啦！”

我也跟着说：“书记当然得请你当呀！”

团工委就这样组成了。但是从这以后团工委再也没有开过一次会。

我担任教革连团支部副书记的任务只是负责出连里的黑板报。

开过年终总结会后，副指导员交给我一项任务。说是要接受一名青年入团。然后将一份已经填好了的入团志愿书给我看了。原来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位女同学要求入团。我不记得是否开过支部大会审批这位同学入团。但我确实在志愿书的有关栏目内签署了意见。

发展共产党员的工作肯定是按程序进行的。女生班的战凯，我们班的王克军同学，还有四班的郭景英同学都是发展对象。前两位是北京农大的同学。郭景英是北京政法学院的同学。支部大会通过了他们提出的申请。他们都成了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的十几名少数民族学生没有人被列入党员的发展对象我感到有点意外。按理说，他们更需要重养的。和我在同一班买买提玉素甫，离开农场后回到家乡喀什，从预审员做起，不到两年便入了党。以后仕途一帆风顺，官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200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对于再教育者来说，没有发现这样的好苗子即时加以培养，实在是有失水准。

这位仁兄入党做官了以后，有一次到和田视察工作，特地到地区医院找我聊了一会天，并邀我到乌鲁木齐时再见。不是我自吹，当年我就觉得这个买买提和他的同学人品不一样。他慎独少言，但烟瘾比较大。

再分配前的年夜饭

一九七二年的二月十四日是农历辛亥年的除夕。第二天就是壬子年的春节了。除旧迎新之际不由得想起再教育何时才能结束。上一届教革连的学生在农场待的时间只有一年半，我们这一届难道真的要待满两年才能毕业吗？

这是我们在部队农场过的第二个春节，也是再分配前的春节。春节过后说不准哪一天我们的分配问题就会进入议事日程的。

在部队过年虽然体会不到浓浓的年味，伙食还是安排得很丰盛的。去年春节宰了一头猪二只羊，这回都翻了一番。其他年货也比较丰富。逢年过节部队是允许喝酒的，只是配的酒数量有限。好这一口的同学在年前都买好了自己爱喝的酒，就等年三十聚餐时热闹一下。

年三十的下午各班从炊事班领回饺皮子和饺馅子后按每人三十只的份额开始包饺子。到傍晚时饺子包好了，猪肉菜和羊肉菜都做好了。一切就绪后全连集合听首长的新年致辞，然后唱了一首歌就开始吃年夜饭了。

趁两个女生班优先下饺子的当口男生班便喝开了酒。酒这东西能使人兴奋，爱喝的人更是兴奋得快。不一会儿“哥俩好……”“老虎、杠子、鸡……”此起彼伏。喝彩、起哄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时北方人常挂在嘴边的那句“饺子就酒越吃越有”立即让酒友们增添了几分兴致。在酒的面前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终于有了共同的语言和一致的目标。

那天酒正喝到兴头上，一看酒不多了，饺子和红烧肉却还有许多。这时不知谁出了一个歪主意，说是游戏规则要改一改。从现在起输家吃一块肉或者两只饺子，赢家喝一杯酒。这个提议居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可见大多数人都有点疯了。

连里面十几位维吾尔族的男女生对春节的兴趣虽然没有我们汉族学生那么高，也是蛮开心的。他们自己动手做了羊肉菜和一些特色食品。他们不喝酒，围坐在一起用民族语言交谈，兴奋时就手舞足蹈又唱又跳。记得每年过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时连里也会给他们力加餐的。

这一晚在喝酒的过程中无论是猜拳的输家还是赢家，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出了不少洋相。非常时期各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都希望能有一个宣泄的机会。真正的人性也得以显现在众目睽睽之下。

安排大学毕业生接受再教育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事对我们来说早已是心知肚明的事。我们终究是要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走了教革连也就不存在了。教育我们的人大概也存在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要么回原来的连队，要么继续留在农场，要么复员回老家。在这之前那位在红柳林领着我们炸鱼的七班长便复员回老家陕西渭南了。最先担任我们班长的那位老兵也在场部转为志愿兵了。

接受第二次分配

形势的发展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刚过完一九七二年的春节，自治区有关部门就发了一份通知，让全疆范围内负有再教育任务的军垦农场主管们立即集中到乌鲁木齐去开会。这表明我们继续待在农场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副指导员是乘什么车去乌鲁木齐的我们不太清楚。回来后他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说，这回可开了洋荤，是乘飞机飞回库尔勒的。在他反复回味乘飞机的快感的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是自治区首长对再教育阵线上全体官兵的关怀。”这样的感叹。至于会议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所谓的分配方案，他却避而不谈，只原则地说了一句，“大部分同志将分赴南疆各地工作。”

，在新疆待了两年后，我对南北疆的认识早已从气候条件的层面深入到经济条件的层面。尽管北疆的冬天更寒冷一些，但在经济上北疆要比南疆发达很多。我当时的想法是，除了乌鲁木齐其他各地州都差不多，分到哪儿都一样。本来嘛，离家已经万里再远走千里又何妨！

到了三月中旬，分配方案终于下来了。与此同时我们离场前的思想总结工作也顺利完成了。这次分配和上一次分配（即两年前我们在学校里接受分配）不同。全连八十一名学生来自十几个学校，几十个专业，总体上不存在相互间的竞争。比较麻烦的是我们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的七个名额该怎么调配。王**的未婚夫在哈密，既然哈密有一个名额，自然非她莫属。此外，乌鲁木齐有一个名额，和静县有一个名额，库尔勒有一个名额，克孜勒苏有一个名额，和田有两个名额。明眼人一看便知，和田那两个名额从根本上说就是为我和毕士敏准备的。乌鲁木齐的那个名额谁能有幸得到呢？应该说顾，梁，丁，黄四个人都有去乌鲁木齐的可能。但相比之下黄永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借调到机耕队工作的过程中和场部的边副教导员处得不错。

分配结果揭晓时，黄永康果然分配到乌鲁木齐去了。丁文龙被留在了和静县，梁国初就近去了库尔勒（焉耆县），顾国龙则得到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那个名额，我和毕士敏果然一起去了和田地区。当然和我们一起去和田地区的还有好几位，他们是北京农大园艺系的宋大一，植物保护系的周安仁，西安矿院的赵书瑜，北京电力学院的刘海新和她的夫人。

客观地说在这次分配并不完全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行动，爱管他人瓦上霜的人倒也不少。曾两次出走的耿波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分配方案中，这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连部的解释是，此事移交自治区处理。据我所知，有相当一部分将要路过乌鲁木齐的同学已在暗中串联，他们表示要到自治区分配办公室去上访，一定要为耿波讨回一个公道。

北京电力学院在本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学生共有四位，两男两女。除刘海新和他的夫人外，其他两位虽然是同学但不存在恋爱关系。宣布分配方案时这二位都被派往了乌鲁木齐。这一结果让刘海新特别不能接受。在与连部交涉的过程中不知怎的扯出了那位女同学与人大“老鬼子”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的闲话。这一下更让刘海新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于是大闹特闹了一场。因为农场曾经有规定，在接受再教育期间不允许男女同学之间谈恋爱。但是闹又有什么用呢？部队根本不吃一套。

北京农大的学生虽然来自好几个专业，但分配时也产生了一些悬念。比如阿里地区的那个名额就颇难定。一会儿有消息说那里需要一个学气象的，一会儿又有消息说那儿需要一个学植物保护的。据说，去阿里工作的待遇相当高，但那里是高原艰苦异常也是不言而喻的。农大的相关人士没有一个对去阿里工作表现出丝毫的积极性。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的最西面，与印度接壤。由于交通不便与拉萨间的联系十分困难，长期以来一直由新疆代管。新藏公路的修建就是为了联络这一地区的。阿里的那个名额最终落到了束永志的头上，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当然服从分配了。我们班的副班长余清华则留在了和静县。

对于这次派遣部队很重视。特地从汽车连调了四辆军车并责成农场派专人全程陪同送我们去目的地报到。这四辆军车中两辆是去南疆方向的，还有两辆则是去北疆和东疆方向的。只是这种安排并没有博得一致好评，有人质疑这是一种变相的押解。因为与派遣相关的所有文书都没有发放到我们的手中。理由是个人的档案材料必须由组织移交。在我看来这种质疑是不应该的，派车送说是押解，如果不派车送呢？只要不打算半道上开蹓，在人生地不熟交通便利的地方远行千里有专车专人护送绝对是不一般的待遇。

和从乌鲁木齐将我们接到农场时一样，还是20人分乘一辆军用卡车。去南疆方向的两辆车中一辆负责送阿克苏以远的学生，由我们五班的班长带队。另一辆则在到达阿克苏后返回，由二排长带队。去北疆的两辆车怎么安排我不知道，也没有闲心去打听。

到和田去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这是我一生中又一个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从劳动了20个月的军垦农场踏上了远赴和田的征程。这既是一个盼望已久的时刻，更是一个无奈的时刻。说无奈，是因为我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要走那么远的路。

在这之前应该做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大件行李早已从地窝子里取出来并且在昨天下午就放到指定的汽车上了，随身携带的物品也在早餐前归拢好了。最后的晚餐昨天晚上已经吃过了。因为分配的结果不是皆大欢喜，那顿颇为丰盛的晚餐吃得并不开心。最后的早餐和平日一样，依旧是乌麻稀加馒头，这样安排挺好，吃不了的还可以兜着走。

八点整，随着几声熟悉的哨声响起，各班排习惯地在营房前的球场上列队。在一连串的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看的口令之后副连长向农场主官边副教导员报告说：“首长同志，教革连已经奉命集合完毕，请指示！”

接着又是一阵礼节性的稍息立正，边副教导员操着浓浓的甘肃口音做了简短却热情洋溢的演说。与此同时，副指导员已经将农场的全体现役军人排列成夹道欢送的阵势。只等副教导员“出发！”的命令一下，他们便卖力地敲打起手中的锣鼓家什。

就在大家按派遣地顺序登车时，派往和田的北京电力学院刘海新夫妇不声不响地登上了去乌鲁木齐方向的车子。他们的用意很明白，就是以此表示对分配结果有意见，要到乌鲁木齐去上访。部队和地方不一样，处理这类事情很干脆。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但是命令必须服从。只听得副指导员在人群中大声命令道：

“三排长，上去几个人把他们两个拉下来！不要影响其他同志登车，不要耽误了出发时间！”

没等三排长动手刘海新夫妇嚷了几句北京土话识相地下了车。

据我所知，这二位在几天前就已经为此举做了许多准备，比如从司务长处拿走了户口迁移证，将主要行李托付给了派往乌鲁木齐的某同学，并且与随车的某班长打好了招呼。说实在，当时我完全不觉得他们的行动是异常的。不平则鸣嘛。在那个年代服从组织分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并且是无条件的。至于组织分配是否合情合理公平公正则是不容置疑的。

其实对这次派遣表示不满并在行动上有所反抗的人远不止这两位北京籍的学生。我的同窗顾某被派往了克孜勒疏柯尔克孜州。那是比和田近得多的一个边境地区，是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那里虽然是赛福鼎的家乡，但是环境也很艰苦。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克州专门开了一辆大客车到农场来接他。应该说给的面子还是蛮大的。然而，我的这位同窗偏偏不领这份情，结果弄得人家好尴尬，只好先去了附近的7335农场然后再转回来接他。

俗话说，相见时难别也难。军车驶上216公路后不多一会儿农场就消失在我们的身后了。当我对曾经生活过20个月的农场投下最后一瞥时，心想这辈子恐怕不会再到这里来了。不禁有点儿依依不舍。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焉耆，往北疆的两辆车在216公路和314国道的交汇处向左转了个弯朝东去了。而送我们的车则向右转了个弯沿着314国道往西奔库尔勒去了。此时此刻开车的人是不会顾及乘车人的心情的，他们居然没有减速，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道别的机会。但是在这各奔前程的一刹那间我还是看到了四辆车上的许多人都在相互挥手致意。

在我看来“国道”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公路。它的路况自然是比较好的。可是当我们从216公路进入314国道后体验到的事情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314国道的路况之差是我没有想到的。它简直就是一条简易公路。路面上没有铺柏油且不去说它，宽敞平坦一点总应该吧。然而一眼望去，整个路面横向里竟是一轮一轮的，那形状就像搓衣板似的。车子行驶在这种路面上不仅颠簸得厉害，而且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实在想象不出在以公路运输为主的新疆竟会有这样糟糕的国道。

和田位于新疆的最南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一片绿洲。那里以产美玉闻名于世，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从地图上看，和静与和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六百公里，因为中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要去那个地方只能沿着沙漠的边缘绕行。捷径当然也是有的，那就是到库尔勒去搭乘从乌鲁木齐飞往和田的飞机。虽说每天都有一个航班，但是运营的飞机是苏制的安－14或安－24，座位有限机票奇紧，除非有很铁的关系才能搞到一两张。有时候因为天气不好一连数日取消航班也是常有的事。

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每当要去陌生的地方时总喜欢对着地图研究一番，看看沿途要经过什么地方。从和静到和田去应该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从库尔勒往西，沿314国道，经轮台，库车，新和，阿克苏，阿瓦提，三岔口，阿图什到喀什，然后折入315国道往东，经过英吉沙，莎车，泽普，叶城，皮山，墨玉到和田。其二是：从库尔勒往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姆塔格沙漠中间的狭长地带，既经尉犁，若羌（这一段路是218国道的延伸段），然后转入315国道，向西经且末，民丰，于田，策勒，洛浦到和田。这两条路远近差不多，行程大约有一千九百公里。相比之下这后一条路的路况比较差，更难走一些。我们要走的当然是前一条路。作如此选择并不是因为这一条路的路况比较好，而是因为这条路沿线的一些城镇是我战友的派遣地。

当军车行进到塔什店时，我曾经在农场里日日眺望的霍拉山和库鲁克山的山影越来越清晰了。这两条呈曲尺形走向的山脉虽然不太高，但是它不仅挡住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侵，而且与中天山的主脉共同造就了富饶的焉耆盆地。养育了几十万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民众。著名的焉耆马就奔驰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

从焉耆到库尔勒要跨越霍拉山和库鲁克山形成的峡谷。这条峡谷虽然不怎么宽，却长达十数公里。谷底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名曰“孔雀河”。它发源于博斯腾湖流入罗布泊。据史书记载，古时候在这条峡谷上曾经筑了一道著名的关隘—铁门关。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人不经此关就无路可走。唐朝诗人岑参路过此关时曾留下一首《题铁门关楼》：“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内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旁两岸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足见此关是何等的险要。但是我们经过这条峡谷时，不仅没有看到铁门关的关楼，就连峡谷都变成了绿波荡漾的水库。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大桥飞架在峡谷之上。虽然天堑变通途，但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依然如故。军车行驶在峭壁边缘时速度比较慢，我有幸乘此机会在四周的峭壁上搜寻古人留下的题刻。也许是目力不济，一直到出了谷口什么也没有见着（铁门关在20世纪90年代后已经重建，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大约在十点多钟我们到达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首府库尔勒。军车停在自治州招待所的大院中。乘二排长拿着档案到组织部门办理交接手续的间歇班长便安排我们在餐厅里休息。不一会儿二排长回来了，但他身后比去时多了几个人，他们显然是代表地方组织来接应新同志的。一阵忙碌之后分在巴州的几位战友 ，其中有我的同窗梁国初，他们将自己的行李从车上卸了下来，然后挥了挥手算是和大家道别了。

因为还要继续赶路，招待所特地为我们提前开了饭。吃过饭刘同学和她的夫人跟大家打了声招呼便自顾自地走了。这回排长和班长都没有上去阻止他们。不用说，刘同学夫妇肯定是奔乌鲁木齐去了。他曾说过他父亲文革前是内务部的局级干部，现在正在沙河五七干校接受审查。看来他们敢于不服从组织分配还是有些底气的。

库尔勒既是自治州的首府又是兵团农二师的师部所在地，照理说市政建设应该有点规模。可是当我站在穿城而过的孔雀河边时看到的却是连成一片的土房子。那河的两岸居然都没有用石块砌起来。河面很窄，河水也不清澈。与我想象中的孔雀河有很大差距。

所谓触景生情，我不禁臆测起沙漠那一边的和田地区会是啥模样。据说那里是全疆水文地质条件最差的地方，一年到头干旱少雨风灾肆虐，贫穷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转而一想既然一百多万人能生活，总不至于难倒我一人吧。

按照行程的安排今天应该在轮台县宿营。从库尔勒到轮台还有一五十公里的路程，如果路况好军车跑起来也就四五个小时。

从库尔勒到轮台

库尔勒到阿克苏有五百多公里的行程，因为沿途要在一些地方做短暂停留，当年我们走完这段路程用了3天的时间。

两千多年前从楼兰国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中路）就蜿蜒在库尔勒到阿克苏之间的大漠上。这条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分布着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十多个国家。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西去东归的商队奔波于其上并引领了一代的辉煌。我想，如果能够拂去历史的尘封，让我沿途寻觅当年的陈迹那倒是蛮有意思的。当然，这种想法在当年无异于痴人说梦。两千多年过去了，丝绸之路虽然早已淹没在历史之中，但是库阿两地间不仅通了公路，而且是国家级的公路。

这条公路编号为314，它的起点在乌鲁木齐，终点是中巴边境上的红旗拉甫哨卡。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国公路分级命名的方法。国道，是连接各大中型城市的道路，也是国家公路网的主要框架。以G开头，G1XX以北京为起点，放射性散出。G2XX是纵贯南北的国道，G3XX是横跨东西方向的国道，G0XX是“五纵七横”主干线国道。省道是连接省内各大城市的主要干线，由省级公路部门管理，以S开头。S1XX的起点是省会城市，S2XX是南北方向纵向的道路，S3XX是东西横向省道。县道，是连接县城与其他乡镇的道路，以X为开头。

314国道穿行在天山南麓和塔里木河之间的戈壁滩上。说是穿行，实际上走在这条道上的人只能远远地看到天山却始终见不到塔里木河的踪影。我问一路同行的赵书瑜（他是学地质的），314国道为什么不能筑在离塔里木河近一点的地方？他说，塔里木河的干流在沙漠里经常左右摆动，如果将公路修在河岸附近会很不安全。经过他简单的解释，我明白了筑路也要因地制宜不可固守旁山近水的教条。

314国道既不旁山又不近水，这便注定了我们这趟绕着塔里木盆地的远行是枯燥无味的。唯一可以省心的是吃住行都不用自己操心，这些事情由护送我们的班长和排长全权负责。略感遗憾的是我们乘坐的是半敞篷军用卡车，一路上不能像乘坐大客车那样随心所欲地临窗远眺沿途的风光。大多数的时间里只能蜷曲着身体懒懒地靠着车厢板闭目养神。若是闷得太久了想看看“天苍苍地茫茫”的景象，还得事先做好防风防晒的准备。戈壁滩上别的没有，风沙和强烈的紫外线还是很伤人的。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的第一大盆地，是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围成的，地质学家说，这个盆地形成于亿万年之前，它的面积有5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的20分之一。在维吾尔语中“塔里木”的含义是“可耕之地”。要是这么大的一块地真正“可耕”，那可是国人的福分了。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塔里木盆地中的可耕之地只存在于有长流水的山口地区和河湖之滨。因为有水的地方才有植物生长，才能见到绿色，于是人们便将这些地方称作“绿洲”。有史以来这些绿洲不仅是古人而且是今人赖以生存的空间。

从地图上看有许多河流从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大山里流出来。可是我们一路走去却难得过一道桥，见一汪水。水流到哪里去了呢？水被太阳收回去了，水被沙漠喝掉了。气象资料告诉我们，整个塔里木盆地的年降雨量不超过50毫米，但年蒸发量却达数千毫米。如此入不敷出怎能不干旱异常呢！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塔里木盆地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在库尔勒东南方向还有两片略小一些的沙漠，那就是库姆塔格沙漠和库鲁克沙漠。 已经干涸了的罗布泊和楼兰古国的遗址就在库姆塔格沙漠中。在我的想象中，进入塔里木盆地就可以看到沙漠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行走在塔里木盆地的边缘根本看不到如海浪般的沙丘，一眼望出去到处都是平坦的戈壁滩。

中学里学地理，教科书上说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隆起之前塔里木盆地所在的地方是一片古地中海。海水退去后海底就成了克拉玛干沙漠。我知道这只是对沙漠的形成过程最简单的描述。其实，塔里木盆地中的沙和盆地周边的戈壁都是它周边高山上的岩石经亿万年的风雨霜雪侵蚀逐渐堆积而成的。在水流经年累月的冲刷下粗沙子和大小不等的砾石就留在了离山麓较近的地方，细微的沙子就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戈壁滩看上去显得硬实而平缓，而沙漠则是松散易移动。

离开库尔勒后经过的第一个小镇是“库尔楚”。在农场时就知道库尔勒盛产一种香梨。学园艺的宋大义告诉我，库尔勒香梨的正宗产地应该是库尔楚。这不禁让我想起哈密瓜的原产地并不是哈密的事实。人世间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宋大一还告诉我，库尔勒香梨的栽种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这种梨的个头不大，皮薄肉嫩，不仅多汁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香味。除此之外，库尔勒香梨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它虽然皮薄肉嫩却不易破损，这便给长途运输提供了便利，使它可以远销海内外。我在离库尔勒不算太远的和静生活了近两年，居然没能在产地品尝这种梨中精品，这实在是一种遗憾。

闲着没事我在地图上数了一下库尔勒至阿克苏沿线的小城镇，总共只有十来个。有时车子走出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都难得见到一个村庄，可见这是一条人烟极为稀少的寂寞之路。

过了库尔楚，我们又经过了一个叫野云沟的小镇。新疆的公路是近村不进村，这样的设计自然是为了安全起见。但是公路修好后总会有人将家搬到公路边上来的，无非是想借天时地利赚点小钱什么的。我觉得野云沟这地名有点名不副实，凭什么说这个地方的“云”是“野”的，难道还有“家云”不成？再说这“沟”吧，这地方别说离天山，就是离山脚也有很远的距离，一马平川，根本就没有沟。真不晓得这地名是怎么起的。

正在胡思乱想中，前方又出现了一个叫“策大雅”的小镇（是从立在路边的标牌上知道的）。面对这个地名，我更加感到莫名其妙，我不晓得“策大雅”这三个互不相干的汉字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问身边的几个维吾尔族同胞，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从那以后这两个古怪的地名就一直记在我的心中。最近我在百度网上键入“策大雅”三个字，不一会竟搜索出1540条相关信息。随机阅读了十数条都说那里是汉时西域都护府所在地，现在则是一个乡的政府所在地。策大雅这个地名的来历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库尔勒到轮台虽然只有170多公里，但这段路我们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在轮台县招待所住下后已是黄昏时分。吃过晚饭完全没有心情到街上去闲逛，便坐在客房里和倪耀龙聊天。他是从上海大同中学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的是农业气象。曾经传说要将他派往西藏的阿里，后来不知怎么换到了轮台这地方。招待所的条件很差，一间客房里摆了近20张床。没有电灯，一只小马灯在屋角里发出暗淡的灯光。

说到轮台，记得在唐朝诗人岑参的边塞诗中经常出现这个地方，如《首秋轮台》，《轮台即事》等等。我原以为诗中所说的轮台即便不是现在的轮台县城，至少也应该是它的属地。其实不然，诗人笔下的轮台是“唐轮台”而非“汉轮台”。唐代，随着丝绸之路北路开辟（即从哈密经奇台，乌鲁木齐，伊犁通往碎叶的一条新路），政府为了有效地征收贸易关税便在乌鲁木齐附近设了一道关卡，称之为轮台。一千多年过去了，现在关于这个唐轮台的确切位置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它位于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也有人认为它应该在现今的昌吉县城附近。

现如今的轮台县在两千多年前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国名也叫轮台。为了与唐轮台相区别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汉轮台”。汉武帝晚年颁发的“永罢轮台屯田诏”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据史书记载，为了保障西域驻军的供给，汉武帝在位时曾经下令从内地往轮台大量移民，若干年后军粮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被开垦的土地却变成了盐碱滩。汉武帝一生好大喜功，晚年反思自己的一生，对轮台屯田一事十分后悔（后悔的当然不止这一件事），于是又下了一条诏令：“永罢轮台屯田”告诫后人不要再干这种得不偿失的蠢事。只可惜汉武帝的反思一直没有引起其后历代君主们的重视，西域屯田有增无减，以至于绿洲沙化日趋严重。用今天的话说，这种只顾拓展家园而不重视生态保护的行为虽然可以取得一时的利益，但是终将招致自毁家园的灾难。

从轮台到新和

因为排长要陪倪耀龙等人到县革委会去报到，我们从轮台出发的时间比较晚。闲着无事我便和招待所的服务员聊了一会天。

我问他们：“听说轮台有成片的胡杨林，我怎么连一棵胡杨树也没有看到呀？”

其中一位回答我说：“你说的那片胡杨林离咱这儿还远着呢！”

我说：“有多远呀？”

他说：“大概有四十多公里吧。”

我说：“附近有胡杨树吗？”

站在一旁的另一位年轻人接过话茬说：“也有。只是树龄不长，树干树冠的形态和气势完全不能和生长在沙漠中的英雄树相比。”

我说：“太想看到这种活着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了三千年不烂的英雄树了！”

沉默了一会儿，最早和我对话的那位服务员问我说：“你们这是往哪里去呀？”

我说：“远着呢，到大沙漠的那一边去。”

他试探着说了句：“是和田吧？”

我说：“是的。”

他安慰我似的说：“那还有机会，和田那边也有胡杨林的。”

这次关于胡杨林的对话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我至今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在和田待了十三年，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机会到大漠深处去拜访那英雄的胡杨树。

离开轮台不久便出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地界。下一个县城是库车，那里已经是阿克苏地区的管内了。从轮台到库车先后经过了七郎台和二八台。因为闲得无聊，一时又找不到感兴趣的话题，便对沿途的地名想入非非。库车可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古时称“龟兹”，它不仅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而且是佛教和许多西方文化传入中原的窗口。据说“库车”就是“龟兹”的转音，我试着将两者的读音细细品味一番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过去读《大唐西域记》时记住了一个“龟兹人以扁头为美”的传说，便试探着以此为话题向坐在我身边的伊力亚斯求证。此君是库车人，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在农场和我是一个班。他说：“都是那年的老皇历了，现代人的审美观怎么会和古人一模一样呢？”我见他对这个话题没兴趣便转而问他有关千佛洞的事。这下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

“千佛洞就在那边的山里，”伊力亚斯用手指着远处的天山说：“从我们库车一直到拜城的山崖上有许多人工开凿的石窟，据说是来自口里（新疆人对中原地区的统称）的佛教徒花了五六百年的时间造成的。那些石窟里不仅有精美的壁画而且有数不清的石佛。”

我说：“你去过那里吗？”

他说：“我们维吾尔族人都是穆斯林，不大关心佛教的那些事。”

我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才多少年呀？唐僧取经路过龟兹时你们的国王还是虔诚的佛教徒呢！”

伊力亚斯一时语塞，顿了顿说：“反正那些洞窟现在已变成了历史的废墟。”

因为我们一行人中没有人直接分配到库车县，我你经过库车时就没有进城。7971部队的师部就驻扎在这里。去年的这个时候师首长曾到农场来看望过我们。师长是位年近花甲的长者看上去白白胖胖的，不像一位驰骋沙场的武将．

按计划这天我们要在库车县以西的新和县宿营。伊力亚斯告诉我：“新和县原名托克苏，意思是“丰水”，因与“托克逊县”发音相近常被混淆。1941年时民国政府做出了更名决定。取名新和就是希望新疆和平嘛。”

由于“丰水”（地下水位较高），在接近“新和”的时候路况变得非常糟糕。路面已不是什么“槎板”，简直成了“波浪”。军车像小舢板似的被颠得“咯吱，咯吱”作响。车速相当慢，想快也快不起来。这种踩上去像弹簧，看起来像波浪的路就是新疆的“翻浆路”。入冬以后天山南麓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即便不是冰冻三尺也不会差得太多。到了开春时，随着地温升高冻土渐渐地解冻了，地下的盐碱便开始向上海。于是路面变得又松又软，就像弹簧似的，再经过车轮的反复碾压，波浪便形成了。

314国道经过新和县城时虽然近城但是没有进城。我们宿营的地方是公路管理站的招待所。几幢平房围成了一个大院子。我们的车子就停在院子里。正值黄昏时分，一轮又红又大的夕阳挂在西边的天际，在空旷的戈壁滩上看日落虽然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身临其境仍然觉得很亨享受。这家招待所的住宿条件还不错，四个人一间房。颠簸了一天感到有点累，吃过晚饭洗漱后早早地睡了。

从新和到阿克苏

从新和到阿克苏还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今天是星期天，政府机关不办公，所以司机并不急着赶路。一路向西的过程中我有一种离边境越来越近的感觉。越是往西，耸立在西北方向的两座雪峰离我们越近，那是著名的“托木尔峰”和“汗腾格里峰”。托木尔峰是天山的第一高峰，海拔七千四百多米，比我曾经仰望过的“胜利达坂”还要高出两千多米。汗腾格里峰虽然略低一些，也接近七千米。七千米的高度对在海边生活惯了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高度。但是到了西北，这样的高度并未显出“离天只有三尺三”的雄姿。这是因为到了西北平地上的海拔已经有一两千米了。就像西藏人看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八千八百多米的高程在他们的眼里也就是两三千米罢了。

闲着没事，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阿克苏地区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的垦区。这个垦区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于是我就问伊力亚斯。他说，农一师的垦区主要集中在东起沙雅县西至柯坪县，北依314国道南抵塔里木河畔的区域内，大约有两万多平方公里。因为那里是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汇入塔里木河的区域，有丰富的水资源。他还说，从汉代开始那里就是屯垦戍边之地。那片土地现在被称作阿拉尔，也有人称呼它“塔里木”。

一上午在搓板路上颠簸了六个多小时后终于在中午到达阿克苏了。314国道是近城不进城。下了国道不一会儿便进城了。道路两旁倒是绿树成荫。穿过几条马路虽然没有见到高楼大厦但市容市貌还算整洁。阿克苏县城的规模比我想象的要小。但是他的市容市貌和我已走过的几座疆县城大不一样。没有看到成片的维吾尔族民居（所谓的老满城）倒像是走进了内地的城镇。

下榻的地方是地区招待所。几十间客房呈“门”字形排列，一条宽敞的回廊将所有的房间连成了一个整体。院子中间种了许多花草。花与草之间是幽静的小路。一座八角凉亭耸立在中间。环顾四周给人一种恬静的感觉。

吃过午饭在客房内稍事休息后几位分配到喀什的同学过来邀我们出去走走，于是一起上街逛了一趟。“阿克苏”在维吾尔语中是“白水”的意思。这是一个与水有缘的建制镇（1985年后升格为县级市）。阿克苏河自北而南从镇西流过，一条人工开凿的多浪河则穿镇而过。因为我曾经听说过在多浪河畔聚居着一群“刀郎人”，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却有非常悠久的人文历史。问过后我们便直奔多浪河边而去。到了河边放眼望去，低矮的民房在两岸连成一片。河面不宽河水发黑且有股异味。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上海的苏州河。

由于人生地不熟，我们虽然到了多浪河边却没有见到刀郎人，刀郎文化自然也没有接触到，真是走过路过却错过了。离开河边后我们又在镇里转了几个地方，但是都没能引起太大的兴致。于是早早地回到了招待所。

离开农场前连里给行远路的人“价拨”了一些鸡蛋。所谓“价拨”，就是以进货价卖给我们，不赚一分钱。这些鸡蛋在搓板路上已经颠了三天，担心再这样颠下去鸡蛋大概要散黄了。从街上回来后我和毕士敏商量了一下决定找一个地方将其煮熟。我们在院子里东张西望地转了一圈。一位操四川口音的管理人员好像是看出我们有某种需求。搭讪之后，他很热心地将我们引到一间有炉火的屋里。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煮了满满一锅鸡蛋。原以为不好解决的难题在热心人的帮助下便圆满地解决了。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随着大批上海知青奔赴新疆工作阿克苏早已和上海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忽然想起了几位支边的中学同学。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阿克苏，不知道他们生活得怎样了？由此想起自己高中毕业时因为高考落榜唐书记就动员我支援新疆建设的那一幕。当时我拒绝了。经过一年复课，总算考上了中医学院。不想大学毕业之后还是被分配到了新疆工作。难道人生之路真是命中注定的吗？

这天吃过晚饭后排长将大家招到一起讲了几件事。第一，明天早上前往喀什和田的同学由五班长继续护送到目的地。第二，他在阿克苏办完交接手续后将和司机返回部队了，今晚就此和前往喀什和田两地的同学别过，恕不远送了。第三，他衷心地祝愿大家一路平安前程似锦。

其实呀，我们走后教革连的编制也随之撤销了。连里的官兵们何去何从早已是明摆着的事了。回原连队？位子早被别人占了。官升一级？凭什么呀？转业或复员回老家？应该是最大的可能。我估计，教革连的官兵暂时都会留在农场继续开荒种地。对于兵娃子来说，留在农场超期服役当志愿兵也是有可能的。比如领着黄永康，梁国初所在的那个班到农场机耕队去帮忙的王班长，去年服役期满后就选择了当志愿兵。至于已经穿上四个口袋军服的官转业到地方的可能性极大

从阿克苏到西克尔

一清早离开阿克苏市区后我们重新回到了314国道上。不久，军车驶上了一座大桥。这是一座闸桥。当时正值开闸放水，只见十几条水龙从闸门中夺路而出，掀起一股股白色的浪花。对着地图查考，这条河流应该是阿克苏河。河面大约有一百多米宽。我到新疆快两年了，头一次见到如此波澜壮阔的大河。

阿克苏河并不是新疆境内最大的河流，她只是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天山西段的昆马立克河与托什干河汇合后称为阿克苏河。由于昆马立克河流经石灰岩、白云岩山地，河水中带有大量的白色沙粒，水呈乳白色而得名为“白水”，如果将“白水”转译成维吾尔语便是“阿克苏”。阿克苏地名的由来原来在这儿。阿克苏河从阿克苏城区的西侧流过转向东南方向并在阿瓦提县境内与从昆仑山中流出来的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和田河相汇成塔里木河。

离开阿克苏后314国道仍然沿着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向前延伸，但是方向转向西南了。现在是行走在阿克苏地区的柯坪县境内。新疆的地名多数是不能按汉字的字面意思去理解的。柯坪并不是平坦的场地。是维吾尔语“克勒品”音译的简化，他们原意是“地窝子”。314国道的左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右边的远方是连绵不断的山岭。山岭的那边就是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加盟共和国了。沿途没有看到村庄。路上来往的车辆也很少。看来是一个地广人稀的贫困县。

从新和到柯坪，我们实际上是沿着农一师阿拉尔垦区的外围转了大半圈。虽然没能亲眼看到垦区的面貌，但是可以插上翅膀想象。记得“文革”前有一部电影《黄沙绿浪》，就是记录了从内地支援新疆建设的知识青年和兵团老兵在塔里木河畔屯垦戍边的业绩。当年我曾被他们战天斗地的英雄壮举所感动。

大规模的开荒种地需要利用大量的水资源。据我所知，喀什地区的农三师，阿克苏地区的农一师，库尔勒地区的农二师，分别占据了塔里木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农业发展了，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的水量减少了，沿河两岸的胡杨林也逐渐枯萎了。这说明南疆的气象环境已经因此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这一天中午在柯坪县的什么镇吃了顿午饭。继续上路后仍然有一种进入了无人区的感觉。一路上再也没有经过什么村什么镇。一直到了一个叫“三岔口”的地方司机才将车子停在路边。路左边有一个小院落。因为有货车从那个院子里开出来，我想那里肯定是一个加油站了。

按规矩汽车加油时乘客是不能待在车上的。乘这个机会我们就站在公路边看风景。根据地图上画着的那个小圆圈推测，三岔口应该是一个乡或镇的所在地。但是我们停车的地方却是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一眼望去公路西边是一片绵延不断的小山包。也就是说，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小山包居然是南天山的山麓。这些小山包看上去并不高，却给人一种雄浑的感觉。这一路走来，我们虽然天天和天山结伴同行，但是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天山。现在南天山就在眼前，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她的躯体，不禁有一种亲切感 。

大概军车在地方上加油有什么手续要办，我们在路边等了好一会。出于好奇我又对着地图开始寻找这“三岔 口”的另一岔。这一看不打紧，几乎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快感。根据地图上的标识，从这儿有一条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公路。沿途经过的县城有“巴楚”，“麦盖提”，最终到达315国道上的“莎车”。在这条岔道两侧分布着的小镇数量之多比我们从库尔勒一路走来经过的城镇还多。

这条岔路基本上是沿着叶尔羌河修筑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源头之一，发源于喀喇昆仑山中，她的流域自南而北将近一千公里。叶尔羌河在喀什地区境内由于支流很多，形成了一个面积很大的灌区。据农大的同学说，这个灌区的面积之大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它仅次于四川的都江堰灌区，安徽的淠史杭灌区以及黄河的河套灌区，在全国名列第四。灌区内除了生活着几十万原住民，还有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十几个团场的数万名职工。

我想如果能从这条路斜插过去的话，不仅到和田的里程可以缩短一百多公里，兴许还能欣赏到沙漠绿洲的风光。在绿洲上行走肯定要比在空旷的戈壁滩上行走有意思得多。不过这样好的建议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因为车上还十二位战友要到喀什去报到哩！

在三岔口稍事休息之后便又继续赶路。这天的傍晚我们在一个叫“西克尔”的地方住了下来。“西克尔”是一个水库的名字，由几间平房组成的招待所就建在水库边上。这儿离喀什还有一百20多公里，也是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乘着太阳还没有下山我和毕士敏站在水库边上看风景。有什么风景呢？除了国道上偶尔有几辆载重卡车呼啸而过卷起漫天的尘土，周围寂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水库中的水，那颜色既不是蓝的又不是绿的，看得久了不由得让人想起城市中的游泳池。我想这水库中水的硬度一定很高，要不然不会是这种颜色的。水库面积很大，完全可以用一眼望不到边来形容。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晚餐时服务员为我们端上了红烧鱼。许久没尝过鱼的味道了，未及动筷便有一种亲切感。吃过晚饭又在灯下翻看地图，居然在阿图什以北找到了我们下榻的地方。从行政区划上说，“西克尔”已经是喀什地区的地盘了。在与服务员的闲聊中知道这家招待所是农三师“伽师总场”开的。走了这么远的路，终于和生产建设兵团有了第一次接触。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喀什市。在那里班长要为十二位同学办理档案和组织人事关系的交接手续。在到达喀什之前我们原本是要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首府阿图什停留一下的。因为分配到阿图什的顾国龙在我们离开农场前已经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迎接大学生的专车接走了，这样我们就用不着在阿图什停留了。不过阿图什是阿克苏通往喀什的必经之路，我们即使不在那里停留也是绕不开的。

从西克尔到喀什

4月4日一清早从西克尔出发。汽车行驶了近三个小时才到达阿图什。阿图什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的首府。关于这个自治州没有到过新疆的人可能不知道她的地理位置，如果我说这个州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接壤，那么大凡有一些地理知识的人就会心中有数了。克州辖一市三县（阿图什，阿克陶，阿合奇，乌恰），是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州。不知道我的同学顾国龙会不会被分配到大山里去。

克孜勒苏在突厥语中是“红水”的意思，据说定这个州的名称时就是因为阿图什的郊外有一条河流中的水是红色的。柯尔克孜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以游牧为主，原居叶尼塞河上游，后迁至帕米尔高原，与吉尔吉斯境内的原住民是同种同族。造成柯尔克孜族跨境而居的原因是英俄对帕米尔的无理瓜分。

这时已经是我们离开农场的第五天上午了。因为没有公务要办，我们没有进城。车子沿着过境公路直奔喀什而去。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是从西北方向进入喀什的。当喀什机场出现在左前方时，我们知道喀什快到了。军车在城西绕了一个不小的圈子才进入市中心。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建筑在土台子上的民居。起初我以为是高低不平的地势使然，经过几位少数民族战友的指点，才知道那是喀什特有的“高台民居”。恕我直言，喀什虽然是南疆的第一大市，但她当时的市政建设却和我已经走过的几个小城镇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回我们没有住地区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天南饭店。这家饭店坐落在一处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在马路的斜对面还有一家“人民饭店”。从所占据的位置看这儿应该是市中心。司机将车子停在饭店后院中时问我们是不是要将行李搬到客房里去。我想，每件行李都捆得很大，搬起来很不方便，再说这一路上都没有上上下下的倒腾，到了喀什总不至于出什么问题吧。于是便说，“算了吧，就放在车上吧。”各人提了自己的小包便上楼去了。

在喀什报到的有十二人，他们当中大部分是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生，其余的则是北京农业學的学生。那位在过天山时质疑我阶级立场的北京政法学院的女生因为未婚夫在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她将在这里等兵团的人来感受。考虑到人事交接可能要费不少时间，班长跟我们几个分到和田去的同学打了个招呼，说是要在喀什耽搁一到两天。这样的安排正合我的心意。喀什不仅是南疆最大的城市，也是中亚各民族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中心。能有机会在这片土地上走走看看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

吃过午饭，班长领着一班人到有关部门报到去了，我们要去和田的五个人闲着没事，便相约去逛街。出了饭店的大门往东走，马路对面的不远处有一幢气派的三层楼房，楼房前面是广场，广场上升着国旗，不用说那儿一定是市政府所在地。我们没有去市政府观光，转身进了马路这边的“人民公园”。喀什的纬度与北京相当，四月底还不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公园占地不少，树木也很多，因为没有披上绿装，给人以一种萧条的感觉。这个“人民公园”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林间小道不是曲径而是横平竖直的大路。

从公园出来后总觉得有点心神不宁。既然没了逛街的兴趣，大家便往旅馆走。进了客房下意识地朝停车场瞅了一眼。这一眼可让我们大吃了一惊。几个陌生人，其实就是偷儿，正在车上翻动我们的行李，看那架势是准备替我们搬家。于是大家几乎是同时奔到窗口对着那几个偷儿大喝一声：“干啥的！”偷儿闻声跳下车跑了。我们赶紧下楼查看自己的行李。要不是回来得及时，那后果可就难说了。接下来的事是明摆着的，众人手忙脚乱地将行李一件件地往楼上搬。不一会大家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直到班长他们那一拨人回来时车上还有几件大个头的行李没有搬上楼。

遇到了此等不愉快的事大家心里都很不好受。等把行李重新收拾好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这天晚上与我住同一间客房的几个从老新疆（等飞机克乌鲁木出差）听我说了白天的遭遇，居然报之以哈哈一笑。这使我感到十分不解。他们说，“你当这里是什么好地方呀。告诉你，街上的贼娃子多得很，没把你们的东西搬走就算万幸了。”接着这几位老新疆又给我说了件匪夷所思的逸闻。

他说，喀什有条“黑巴扎”。“巴扎”在新疆就是集市贸易的场所，这层意思在我刚到新疆时就知道了，黑与不黑不过是“地下交易”或“公开交易”罢了。然而令我震惊的是，这个“巴扎”的黑并不在于它的地下交易，而是“非法交易”。在那里交易的居然是“大麻”和“色相”。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奔艾提尕尔清真寺而去。转过市政府大楼清真寺就在眼前了。浅蓝色的大门，门上描有曲里拐弯的阿拉伯文和伊斯兰风格的精美图案。这些文字和图案肯定代表着什么，昭示着什么？因为没有导游我们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虽然令人深思却也十分遗憾。

“艾提尕尔”在维吾尔语中是“大清真寺”的意思。从寺前广场上络绎不绝的朝拜者脸上我读懂了这个词的含义。据说这座清真寺的前身是喀什王的墓地。五百多年来经过不断的改扩建才有今天的规模。我们在寺前广场上转了一圈，这个广场有点像乌鲁木齐“二道桥国际巴扎”，到处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民族特需商品。

我们不是穆斯林，未敢擅自进寺，只在周围转了转。艾提尕尔清真寺占地极广，由礼拜堂、教经堂、门楼和其他一些附属建筑组成。大门大约有4米多高，门楼的高度至少在10米以上。门楼两边各竖有一座造型别致的高达20米左右的圆柱形塔楼。塔的顶端各有一小楼（这小楼应称作“召唤楼”），楼顶立有一弯月牙。

据我所知，喀什还有一处在汉人中比较有影响的名胜古迹，那就是“香妃墓”。这位妃子因为身上能散发出特殊的香味，人又长得漂亮，深得乾隆皇帝的宠爱，故名“香妃”。“香妃”在紫禁城中住了几年后，因为思念家乡复加水土不服病故。维吾尔族人认为香妃死后遗体花了几年的时间才运回喀什安葬。但正史上却记载香妃死后安葬在河北，喀什建的是衣冠冢。我们原本是想到香妃墓去的。打听下来还要走很远的路，最后只好放弃了。

喀什的全称是“喀什噶尔”。在突厥语中“喀什噶尔”是指“绿色的玻璃瓦屋”。因此，喀什又有“玉市”之称。说实在，在喀什除了几处宗教建筑的屋顶是绿色的，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绿色的玻璃瓦屋”。记忆犹新的是，在大街上行走的女人一个个都是用黑色或棕色面纱将头部裹得严严实实的，给人以一种“知人不知面”的神秘感。据说这是伊斯兰重要的民俗之一。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中是不允许抛头露面的。仅从这一点上说喀什确实是伊斯兰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与我走过的库尔勒 ，阿克苏相比，同样是地州的首府，喀什的市容环境明显要优于前者。

从喀什到叶城

从和静县出发六天来我们沿着314国道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走走停停，不知不觉中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现在离目的地和田还有五百多公里。

一九七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四），一清早我们从喀什出发前往和田。和田在喀什的东边，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别过相伴了一千多公里的314国道，改走315国道了。314国道则从喀什城外的向南拐了个弯通往塔计库尔干，终止于边境哨卡红旗拉甫。

315国道从喀什起沿昆仑山脉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向东延伸，越阿尔金山北麓后在芒崖镇进入青海省境内，终止于西宁市，全程长达三千公里。所谓“北麓”不过是一种说法。其实315国道离昆仑山还很远，最近的地方恐怕也要相去几十公里。这条公路沿途经过多处无人区，被称为国内最孤独的路。

中学学地理时就知道昆仑山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之一，它西起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东止于四川省北部，绵延二千五百多公里。现在从较近的距离眺望她，确实感到有一股莽莽苍苍横空出世的气概。

在中国的诸多山脉中，老百姓对昆仑山是有特殊感情的，我当然也不例外。昆仑山自古有“中华第一山”，“万山之祖”的称号。《穆天子传》，《山海经》，《庄子》，《楚辞》，《淮南子》中记载了许多与昆仑山有关的美丽传说。比如夸父逐日，共工触不周山，西王母与三青鸟，还有嫦娥奔月等等。在神话和传说中，昆仑山是奇花异木遍地，珍禽怪兽奔驰，百鸟朝凤歌舞的仙境。但是我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昆仑山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的地方。

说到昆仑山不能不说一下喀喇昆仑山。我接受再教育部队的八连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因为顽强地坚守住了喀喇昆仑山的一个山口，死死地卡断了印军的退路，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喀喇昆仑硬八连”的称号。喀喇昆仑山是西藏与克什米尔的界山，它的主体部分在印巴境内，呈东南西北走向，仅在帕米尔高原与昆仑山相连。喀喇二字是突厥语“黑色”的音译。

在大西北看山与在江南看山的感觉是根本不一样的。江南的山，几百米高就有资格称其“巍峨”，千米之上则足以让人“仰止”了。大西北的山似乎少有一千米以下的，那不叫山，叫小土堆。说来也怪，大西北那些几千米高的山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显眼，五六千米以上的雪峰给人的感觉好像也“不过如此”。起先我以为这种感觉是“近大远小”的视觉效果造成的，后来经过学地质的战友点拨才知道是自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新疆的海拔要比上海高二千多米，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几百米就是三千米了。如果到了西藏，高原的海拔就有三四千米，五六千米的高山看上去也只能“不过如此”了。然而不管怎么说，大西北的山就是气势磅礴，这是江南的山无法比拟的，在大西北的群山面前江南的山至多只能算自然界为人类制作的盆景。

昆仑山是冰雪的世界，也是沙漠绿洲的生命之源。山上的冰雪融化之后流到山下滋润了从喀什到和田间的大片土地。水是人类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旁水而居”历来是人类的选择。在喀什城外，有一个疏勒县。因为有一条克孜勒河从那里流过，不仅人气旺，庄稼也长得好。从车窗中望出去盎然的春意几乎使我们忘记了自己仍然行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据史书记载，疏勒这地方在汉代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要论资格，它可比喀什老多了。

离开喀什时车上只剩下我们五个去和田报到的人了。开车前分配到农三师的王永民女士突然要求班长捎她到泽普县招待所去。说是她在农三师泽普某团场工作的未婚夫因为工作忙不能来接她。班长觉得反正是顺路便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轻载的军车行驶在样板路上颠得更厉害了。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一些。搓板谁都见过，公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一方面是由戈壁滩上四季乃至昼夜温差很大，一旦路面热胀冷缩不均匀就出现凹凸不平。另一方面货运卡车的普遍超载也加速了路面的损坏。

四月初塔里木盆地的南缘的白天气温已经升到十摄氏度以上了，紫外线也相当强。我穿了连帽风衣，戴了口罩，双手扶着车厢的前挡板迎着朝阳尽情地欣赏着沿途的风光。

315国道在阿克陶境内离昆仑山脉比较近，这使我能够有机会看到“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的远影。此峰高7509米，状若一只馒头。在此峰的西北方向还有一座名为“公格尔”的雪峰，要论个头它比“慕士塔格峰”还要高出140米。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它的名声却要略逊一筹。

过了“阿克陶”有一个以手工打造匕首著称的小县城“英吉沙”。在新疆少数民族有随身携带匕首的习惯，而产自于英吉沙的匕首则是他们的首选。过了英吉沙便是莎车县。莎车曾是西域36国之一，有很悠久的人文历史。过境公路近城不进城，我们走过路过无缘造访边座古城。这些天来已经看惯了戈壁滩的荒凉，几十里不见一间房，不见一个人已不觉得奇怪。说实在，看过绿洲之后我才对水在新疆的重要性有了一些认识。

莎车到泽普又是一片喜人的绿洲。这片绿洲是由叶尔羌河孕育的。在“三岔口”时我就神往叶尔羌河了，绕了一个大圈子跑了两三百公里的路终于见到了她。流淌在戈壁滩上的河流与内地的河流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她没有坚固的堤岸，其次是河床比较浅。枯水时在河道上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卵石，清澈的河水仅在卵石间静静地流淌着。可是到了丰水期，雪水从山上奔腾而下常常溢出堤岸到处泛滥，公路被山洪冲毁是常有的事。

泽普县城在315国道的南边。一路走来，这是离国道最近的小镇。找到县委招待所，王永民拿了行李一挥手算是和我们告别了。时值中午，干脆吃了饭再走吧。于是找到一家小饭馆，班长为每人叫了一份拉条子，西红柿炒鸡蛋做的浇头，蛮合口味。

叶城县在泽普东边，两地相距五十多公里，距客和田还有两百多公里。司机没有急着赶路，这一天我们没有住县委招待所，而是早早地住进了叶城兵站。为我们开车的司机曾数次从这里驱车上喀喇昆仑山为执行国防任务的部队运送给养。他算是兵站的常客了。

叶城虽是一个小镇，却是从新疆进入西藏的必由之路。新藏公路就从这里通往阿里。

从叶城到和田

四月七日清晨我们从叶城出发。天气晴好，开车前司机指着远处的一座金字塔形的雪峰告诉我们，那就是著名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因为离得太远，8611米的高程在我们的视野中未能尽显她的雄姿。

两个小时后进入了和田地区的境内。一个星期来我们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差不多转了大半圈，再有一天的车程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莽莽昆仑仍然不即不离地伴随着我们前行，但在我的感觉中，越往前走自然条件似乎越不如已经走过的喀什，阿克苏，库尔勒。比如绿洲的面积越来越小，一个个村庄离得越来越远。这时我想起离开农场前栾大哥对我说的一席话。他说，和田的气候条件不仅在全新疆，恐怕在全国也是属于最差的地区。尤其是饮用水的水质特别差。要我有思想准备。栾大哥是学地质的，我们相处得不错。想来他是不会骗我的。于是心中难免多了几分苦涩。

皮山是和田地区最西边的县，县城固玛镇在315国道以北约5公里处。正因为如此设在路边的公路管理站备有较好的食宿条件，大概司机觉得时间尚早便没有停车休息。一脚油门绝尘而去。民间有句老话，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这回我们真让这句话说中了。皮山到前方的墨玉县城有一百八十公里的车程，沿途基本上就是一片无人区。虽然可以随时停车，就是没有吃饭的地方。

此地汉时为皮山国的领地。皮山国灭亡后历史遗迹早已被时间淹没但是“皮山”这个地名却流传了下来。我曾试图闹清楚“皮山”的含义，在因特网上找了许久一无所获。从地图上看有好几条小河流从昆仑山上流下来，可是我们在国道上走了好几十公里居然没有经过一座跨在河上的桥。河水流到哪里去了呀？

大约在下午三点多钟时我们到达了离和田最近的一个县—墨玉县。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当务之急是填饱肚子。

县城临河而建，规模虽不大，看上去好像比叶城县的县城还要整齐一些。此河名曰“喀拉喀什河”，因为在河床上偶尔可以见到黑色的玉石，故有“墨玉河”之称。她和流经和田镇东郊的玉龙喀什河是姐妹河，同是塔里木河上游的重要源流。这两条河流在流出昆仑山之后共同孕育了著名的和田绿洲。

毕竟是阳历四月初了，春光不仅爬上了树梢，也散步到了原野上。公路两旁白杨树的枝头上已经绽出了新芽，田野里的冬小麦则为大地增添了星星点点的绿意。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在蓝天白云的尽头，在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我不仅能清楚地看到昆仑山的山影，而且能看到一座美丽的雪峰，我想那应该是海拔7千多米的慕士山。

为之奔波了一个星期的和田终于快到了。

初识和田

公路两边的民房渐渐地多起来了。当军车驶上一条不太宽的柏油路面后表明我们已经进入和田城了。车子在一个十字路口向右转了一个弯之后又向前行驶了几百米。感觉好像要出城了，此时车子又向左拐了个弯，然后便在一幢二层的楼房前停了下来。班长从驾驶室里探出身子喊了一声：“同志们，和田到啦！”

站在车厢里我看到这幢楼房的墙壁上有“和田饭店”几个大字。“和田到了！”已确信无疑。等我们下了车班长让大家在原地稍等，便带着最后一包人事档案到马路对面的地委大院中办理交接手续去了。看看天时我估计班长和驾驶员今天不可能再和我们一起投宿了。我们几个人傻乎乎地站在车旁，没有人上来和我们打招呼。几分钟之前一闪而过的“又要出城了！”的感觉一点儿也没错。马路对面除了有几间破旧的土屋外，更远的地方便是一片不毛之地。

不多一会儿班长回来了，但他的身后多了几位干部模样的人物。其中一位是组织部的干事，她代表组织欢迎我们不远万里来到和田工作。另外几位则是周安仁的天津老乡，都是闻讯后特地赶过来迎接她的。在这之前我已经知道周的未婚夫是天津的支边青年。文革中成了一派群众组织的头目，几年前在实现造反派大联合时被结合到和田地区革命委员会中担任副主任的职务。

一阵寒暄之后我们的行李被卸下了车。班长和我们道了别，然后上车离开了。我以为他们会在和田军分区住上一宿的。但是他们原路返回了。望着渐行渐远的军车一种孤独寂寞的心境立即笼罩了我的身心。

借周安仁的光，我们初到和田的第一顿晚餐是在她的老乡赵德明家吃的。赵某时任和田地委宣传部部长。那一天周的未婚夫正巧下基层去了，接风的事便由赵部长代劳。赵部长的家就住在地委大院内，是一套两开间的平房。赵夫人也是天津的支边青年，人长得很漂亮，待人也很热情。用现在的眼光看那顿晚餐实在算不上丰盛，但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赵部长不愧是搞宣传的，吃喝之间也没有忘记向我们宣传和田的美好远景。

第二天早晨洗漱之后才知道和田饭店只管我们的住宿，吃饭问题要到店外去解决。这使我感到很意外。好在饭店东隔壁的小吃铺里馒头面条都有供应。

吃过早饭距上班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便在饭店附近转了一圈。这个路口集中了银行、报社、军分区、地区第一招待所，离地委大院又那么近，按理来说应该是城镇的中心地带，为什么已经是镇子的边缘了呢？感觉和走过路过的喀什、阿克苏的市政建设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县城的规模。

我们接受派遣时只说是到和田报到，但是没有具体落实到哪一家医院。和田地区管辖六个县，除了地区医院每个县都有一家县医院，我们究竟会去哪个医院呢？如果连公社卫生院都算上那就更不知去向了。

等到机关上班了我和毕士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卫生局去打探消息。卫生局位于地委大院东边的行署大院中，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俄式建筑。用不着自报家门局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刚分来的大学生。打过招呼之后一位被称作杨大夫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们。他说他是新疆医学院1965年的毕业生，叫杨俊康，原来在地区医院外科工作，现在局里帮忙。其实这是他的客气话，实际上他是代表群众组织进入卫生局领导班子的。好像是有缘分似的，只交谈了一会儿我们和他已经有了一些共同语言。

杨俊康告诉我们，先我们报到的三名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中一位留在了局里当秘书，另两位是一对夫妻分到洛浦县医院了。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有一种预感。能同时接收两名中医的医院大概只有地区医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两人只能各奔东西了。

这天下午和田县县医院的院长最先来调看我们的档案。后来又来了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头儿看我们的档案。等这两人走后杨俊康悄悄地告诉我们，那个小老头既是卫生局局长又是地区医院的院长。别看他身材矮小他可是正儿八经的红军干部。现任的地委书记都没他资格老。

在卫生局待了一天什么结果也没有，临近下班时只好悻悻地离开了。看看天色尚早决定到县医院去看看。在路人的指点下沿着行署门前的马路往东走了一阵，过了名叫“古丽巴克”的十字路口之后，不多远有一条往北拐的土路，县医院的门诊部和住院部就在那个方向。

县医院的门诊部就在那条土路的路口。虽然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幸好门诊部的大门还敞开着。我们在走廊里转了一圈，没有看到中医科的诊室便退了出来。沿着土路继续往里走，夕阳余晖中的小巷给我们的感觉不仅是陌生，简直有点深邃。大约前行了两百多米，向左拐了个弯，县医院的住院部就在那条巷子里。县医院的规模很小，干打垒的土墙围成的院子里种了几排钻天杨，树荫里坐落着几幢低矮的土屋，比我们两年前看到的和静县人民医院要小得多。我们只在医院的门前站了一会儿便离开了。不知怎么搞的，明知在和田这个穷地方紧挨着地区医院的县医院不可能有多大的规模，可是一旦身临其境窥得它的真面目时，还是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感。

回到饭店后得知周安仁分配在和田县农业局，赵书瑜分配在水利局属下的排孜瓦提水电站，宋大一分配在和田县的春花公社园艺场。从专业对口的角度说他们三人的分配都不错。现在只有我们两人去向未定。

第二天是星期天。吃罢早饭只能无聊地待在饭店里。过了一两个小时实在觉得无趣便和毕士敏又去上街去闲逛了。这回沿着路南边由西向东细细地看了一遍。

和田饭店的东边除了小吃铺还有一个粮店，再往前依次为地区第二招待所和外贸局。一块白底黑字的民航售票处的招牌就挂在招待所的大门旁。我们进去转了一圈，这个招待所也是俄式建筑。只是没有看到民航售票处那间屋子里有人上班。

外贸局的东边是地区医院的门诊部。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曲尺型平房，规模虽然不大，科室还比较齐全。继续往东走，过了丁字路口是一个理发店，然后是钟表收音机修理铺。再往东是纺织品公司的门市部。邮电局就坐落在百货大楼和纺织品公司之间。

昨天傍晚由于急着去找县医院，经过古鲁巴克十字路口时都没心思多看一眼。古鲁巴克是维吾尔语中“文化馆”的意思。这会儿站在面前才发现它是一幢很有特色的建筑。这幢呈曲尺型的小楼坐落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主楼虽然只有两层，由于各用八根精美的立柱在临街的一面以七座拱门的形式围出了上下两条宽敞的走廊。看上去十分壮观。

接下来在十字路口的百货大楼、红旗商店、天津饭店、医药公司门市部分别转了转。不觉间又走到了通往县医院的那条土路口。只见络绎不绝的人群不断往里进。对于这样赶巴扎的场面我们在和静时每个星期天都能见到，并不觉得新鲜。一来是没有什么需求，二来心情也不太好，我们只在路口稍停了一会儿便继续往东走去。大约又走了二百多米便到了和田县政府门前。再往东又要出镇了。

原路返回到十字路口，往南又走了一程。沿途看到了医药公司、食品公司门市部、发电厂、粮食局、食品公司、棉麻经理部……再往前又要出镇了。回到电厂大门前有一条往西的路，我们便顺势拐了过去。这条路上有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还有几个大杂院不知道是什么单位。路的尽头是建筑公司的大门。站在建筑公司门前扭头看到和田饭店就在不远处。就这样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和田镇上转了一圈。

又过了一个寂寞的下午和夜晚，随着太阳的再一次升起，政府部门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我们本想再到卫生局去坐等的，刚要出门春花公社园艺场的人开着拖拉机来接宋大一了。据说春花公社园艺场离这儿还有好几十里地，没有车人是进不去的。于是我们帮他把行李安顿好，互道一声珍重目送他渐渐远去。正在这时一清早便出了门的赵书瑜也从水利局回来了。他说，排孜瓦提水电站的车就在楼下等他。于是我们又帮他把行李从楼上一件件搬将下去。周安仁自从来到和田后根本就没有在饭店住过。现在就看我们去哪家医院了。

到了下午，杨俊康骑了辆凤凰18型自行车过来了。见面第一句话便是：“恭喜二位，都分到地区医院了。”杨俊康是位很健谈的人。因为要等医院来人接我们，他就一直坐着没走和我们说长道短。过了好一会儿来了位瘦高个儿的年轻人，同时带来了一辆平板车。他叫周伟，是院长办公室的秘书。说过几句客套话，知道他是来自苏州的支边青年，原先在洛浦县红旗农场垦荒，农场解散后才进了地区医院。

我们将行李从楼上搬下来装在了平板车上。周伟抄起车把试了试分量就推着往外走。杨俊康招呼我们同他一起去卫生局办理相关手续。我怕周伟一个人推不动便在一旁帮着推。

四个人出了和田饭店往右手拐了个弯，沿着一条不足十米宽的柏油路缓缓地走过去。路上行人虽不多却无一例外地向我们行注目礼。杨俊康则不断地和过往行人打招呼。走了不到二百米进了行署大院。周伟将车停在卫生局门前和我们一起进了办公室。局领导和办事员都在，只是没有见到那位新分来的秘书。打过招呼之后便开始办理相关手续。所谓相关手续不过是开具一张人事介绍信。因为医院办公室的秘书就在身边，我转手就将介绍信交给了他。

办完手续后我们在卫生局说了一会儿话。这时候杨俊康告诉我们说，4月5日有位姓黄的从乌鲁木齐给我们发来一份电报，说他已经回上海去了。我对杨俊康说，离开农场前我们曾经和黄同学相约一起回上海的，哪知道和山高路远，路上就走了八天。直到现在才算有了一个着落。回上海休假的事恐怕还得等上一阵子的。于是相视一笑 。然后我们和大家知道了声谢便跟着周伟出了行署大院往医院走去。

入职和田地区医院

和田地区医院位于镇子的北边。通往医院的那条路叫文化路。从卫生局出来，一路上周伟很少说话，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东问西，只是默默地跟在他后面往前走。315国道在我们的前方穿过，从汽车站的后门外自西往东而去。过了交叉路口，路西是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和东风中学，路东是新玉文工团和地区卫生防疫站。

因为医院的地势要稍高一些，我们走在半路上就看到医院的大门了。然而走到跟前一瞧，这医院的门面也实在太没面子了。四根砖砌的门柱已经倒了一根，两扇巨大的木门看上去也快散架子了。令我不解的是，并不宽敞的医院门前竟被一口百余平方米的池塘占去了一半。请注意，是池塘而不是喷水池。池塘在维吾尔语中称作“涝坝”，是专门用来贮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将贮水池建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大门的右侧是一条东西向的土路，医院的围墙就顺着这条土路向东延伸过去。后来我才知道，在医院围墙的外面就是一片坟地。坟地在维语中叫“麻扎”。因为这片坟地的存在，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不知多少次在深夜被祭祀者敲击的鼓声惊醒。

进门时我没有看到医院的招牌，也没有看到兼有收发和安保功能的传达室。如果不是跟着周伟前行，我肯定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这个院子里最为引人注目的不是房屋，而是一排排高大的杨树。这些杨树不是一般的高大，胸径都有五六十公分，高度绝不会低于20米。树荫下有几条纵横交错的土路将院子分隔成几个区域。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细打量路旁的建筑物，周伟已经将平板车推到一幢平房跟前了。

停车进屋。屋里坐着那位我们在卫生局已经见过面的老红军。不用说他就是本院的院长了。见我们进来，院长示意我们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坐下，然后操着浓重的陕西口音说了一些希望我们好好工作为边疆人民多做贡献的官话。接下来他吩咐周伟，让后勤上派两个人将我们的住处打扫一下。说完便背着手出去了。

趁着周伟去后勤办公室传达院长指示的当口我打量了一下院长办公室的陈设。20来平方米的屋子里除了面对面放在窗下的两张旧办公桌外，还有一只绿色的文件柜孤零零地立在墙角里，没有沙发，没有茶几，但是有两条长凳。此外门边还立着一只存放报纸的木架子，办公桌上有一台带摇柄的老式电话机。因为年久失修木地板上油漆早已褪尽，每走一步脚下都会产生一阵轻微的颤动。我想，如果用“简朴”二字来形容这间一院之长的办公室恐怕是再准确不过了。

那时驻扎在医院里的工宣队和军宣队还没有撤。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我们也没有在第一时间见到他们。据说军宣队的负责人是军分区的一位团职干部。而工宣队则是来自和田丝绸厂的几名女工。人虽没见着，毕士敏却住进了工宣队的宿舍。而我则被安排在一间单身宿舍内和两位年岁稍长的男医生做伴。

安排好行李，看看天色尚早我便独自一人在院子里四处走了走。据我目测医院占地大约有一百多亩。地方虽大但是建筑物并不多。医院的业务用房主要集中在中轴线上。内科病房是一幢破旧的平房，呈“门”字形。药库，放射科，行政和后勤的办公室分布在内科病房前面那条土路的两边。这几幢房屋虽然破旧，但是它们的建筑风格却是俄式的：墙体特厚，少说也有七八十公分厚；门高窗大，用料粗犷；走廊的墙壁里嵌有铁质壁炉。据周伟介绍说，和田地区医院的前身是新疆第七医院，是20世纪三十年代由苏联援建的，掐指算来房龄应该有三十多年了，难怪显得如此破旧。院子里行人不多，偶尔可以见到医生护士在职能科室间走动。印象深刻的是在内科病房的台阶下有几个维族老乡懒洋洋地蹲在那里晒太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以卖血为生的一群人。

在内科病房背后是一片空地，一长溜葡萄架将内科病房和外科病房连了起来。因为刚刚开春，葡萄藤上光秃秃的，新的叶子还没有长出来。葡萄架外的空地上更是寸草不生。

外科病房是一幢二层楼，从外墙的新旧程度看建筑年份不会超过十年。这是一幢综合楼，所有与手术相关的科室如麻醉科，妇产科，五官科，眼科，甚至包括检验科，病理科都集中在里面，但是人们习惯上称它为外科大楼。

在外科大楼的东面紧靠院墙边的地方还有一幢俄式平房，它隐藏在一片白杨林中有围墙自成一统，那是医院的传染病区。

医院的西北角是洗衣房和供应室。和供应室连在一起的是煤炭和柴火的堆栈。因为汽车班司机们的住房就在堆栈里，救护车和两辆卡车也都停在那儿。

从柴火堆栈往南走也有一个涝坝，这个涝坝的面积似乎要比医院门口的那个稍大一些。在离涝坝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距内科病房西山墙大约四五十米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十来米高的水塔。估计水塔已经启用，涝坝里并没有贮存太多的水。

水塔旁边砌了一道土墙，土墙上有一扇门。跨过那道门是一个颇大的家属院。食堂和我的单身宿舍就在那个院子里。因为是上班时间，家属院里很安静，一路走过去也没见到人。与家属院相连的放射科和药库之间有一过道，走到那儿我没有回宿舍，而是从那里出了家属院。又朝前走了不多远又回到了院长办公室那幢房子跟前。这幢房子的背后还有一个家属院。心想，整个医院都快转遍了，可别落下这么个角落。但是这回我只朝那个方向走了几步便停住了脚步。因为那是一个维吾尔族人聚居的院子，陌生人是不能随便进出的。那些房子前面不仅有一小院子还有葡萄架，甚至我都听见了“哞哞”的羊叫声。

我从办公室的背后绕过那个院子信步走到了一个篮球场上。篮球场边有一排土房子，因为它和一个堆放杂物的小院子连在一起，起初我以为那里一定是库房了。不料走到跟前一看竟是急诊室。室内光线暗淡，除了一只氧气瓶外几乎没有什么医疗设备。出了急诊室，医院的大门就在眼前了。

将职工宿舍和单位的办公机构建在一起，这在上海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和田这却是司空见惯的。这种安排自然有很多好处，比如上下班方便。但是也有不少弊端，尤其是像医院这种单位，生活环境肯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医源性污染，我觉得医护人员下班之后还要继续生活在这么个小圈子里实在很不妥当。

转了一圈突然想起公共厕所还没有找到。于是又东张西望了一番。终于在内科病房的东侧发现了它。新疆的公厕构造很简单。在僻静处挖一个深坑，坑上盖一间房，用木板铺好地坪隔出蹲位。蹲位距坑底大约有三米，由于每天均有专人对粪坑盖土并定期清理外运，看起来虽不雅观对环境的污染还不算大。有的蹲位旁存放着一堆沙子，后来我才知道这堆沙子是从农村来的病人家属用来清洁大便后的肛门的。

根据事先的约定，下班后杨俊康将我们领到了他的住处。他住在紧挨放射科的一排平房内，是南边第二间。都说上海人住房紧张我看和田的住房也不宽敞。一家三口，两个高级大夫，也只住了间20多平米的房子。杨夫人是妇产科医生，姓李，单名一个“萌”字。刚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取名“莎莎”。杨夫人听说我们当初是从“后峡”翻天山到和静军垦农场去的，便说：“我爸妈就住在后峡，是八一钢铁厂的干部。”接着她给我们说了许多关于“后峡”的故事。看来杨夫人很善于交际，虽然是初次见面很快就和我们热络起来。

杨俊康的南隔壁住着医院的书记丁筱章。他是江苏靖江人，学的是放射专业，到和田工作已有十几年了。他的夫人在和田电厂工作，下班后回到家里听说有两个从上海分来的医生在场大夫家做客便主动地过来和我们说话。丁夫人姓吴，人称小吴。从言谈举止中不难看出她是一位能干而爽快的人。

杨俊康住的这个院子里有二三十户人家。晚饭后不断有人过来串门子。他们是外科主任吴大夫及夫人手术室护士小郭；外科医生汤大夫及夫人王大夫；外科医生郝大夫及夫人外科护士小揭；麻醉科王大夫及夫人何绣凤；手术室护士石淑坤和她的丈夫刘文敏；妇产科主任王大夫及皮肤科医师刘大夫。就连那些过去很少光顾杨家的人也都过来打了个照面，目的无非是看看我们是个什么模样。在闲聊中我们得知，一九六五年以前每年都有内地的医学本科生分配到地区医院来。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种国家分配便中断了。而我们则是时隔七年之后再次从内地分配到和田地区医院工作的大学生。听起来好像蛮让我们有点儿小激动。

边干边学当医生

根据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我们在接受再教育后只要落实了工作单位就可以享受一次探亲假，时间为一个月。和田地区距离乌鲁木齐有两千多公里，考虑到我们回上海探亲花在途中的时间需要20天，假期便放宽为一个半月。

离开上海快两年了，一旦可以回去见亲人啦那个心情是迫不及待的。第二天我们就到财务上领了路费并预支了两个月工资准备往回走。

还在部队农场时就听说在边远的和田拥有一座全疆最大的民航机场。因为刚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走过一回，我们实在不愿再沿着那条路重走一回。首先想到了乘飞机。当时和田到乌鲁木齐的长途车票是54元，而飞乌鲁木齐的飞机票才103元。算下来尽管乘飞机个人要多花点钱但是可以节省下近半个月的时间，能在上海多待些日子比什么都强。

于是赶快托杨俊康帮我们去买飞机票。我们则抓紧时间到街上去买点瓜子、核桃、葡萄干之类的土特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天气突然变化了。一场黑风（沙尘暴）刮得天昏地暗。乌鲁木齐的飞机飞不过来，我们自然是走不了的。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半个多月。

既然一时走不了那就得乖乖地上班了。医院从来是不养闲人的。根据寇院长的指令，毕士敏到门诊部中医科去报到了。我则被安排在内科病房当住院医生。说是要搞中西结合。

医院的门诊部建在行署大院的马路对面。砖混结构的外立面蛮漂亮的。门诊部除设有内、外、妇、儿、皮肤、中医、针灸，注射室、中西药房、挂号收费，检验、换药各科室外，口腔科占的地盘最大。L型的门诊部还有一个后院，住着七八户常在门诊工作的职工。主任就是住在后院中的口腔科医生周玉涵。

门诊部原来有二名老中医，其中一位姓蒋的老医生去年因脑卒中提前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一位姓王的老先生在上班。我们分到医院后谁都知道是要马上回上海探亲的。现在提前上班只是让一阵风刮来的。当门诊主任将毕士敏领到王老医生面前时，王老先生倒是蛮客气的。出于对老医生的尊重，毕士敏便主动地提出先给王医生抄方。王医生听罢说什么也不同意。主任见状就对毕士敏说，那就请你先到中药房去熟悉一下环境吧。

据中药房的人说，这位王老医生近一年多来经常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糊涂。有时他开出的处方不是忘了签名，就是将自己的大名当作一味中药写进了处方内容中。接到这样的处方让司药很不好办。一次又一次比退回去吧难免要剥老先生的面子，不退呢，当然不行。为了帮助王医生少犯此类糊涂，有一次司药小苗出了个怪招，他一手拿着＂糊涂＂处方，一手拿了把刀跑到中医诊室说：＂王大夫，药房没有（王列五）这味药，只有您老的身上才有，你说我该割那一块肉给病人呀！＂老头子听了这话很是生气，但等到弄清了原委自己也觉得很好笑。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才幸运地进了地区医院。三年前六六届的孙锦，六七届的杨长春都分到了和田。孙走到皮山时碰上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半路上被拦下，去了沙漠边缘的卫星公社。杨到了和田却被分配到于田县去了。那时候要是寇院长真想要他们俩，有谁敢和他抢人呀？当然，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社会上的人听说地区医院新分来两个上海中医学院毕业的小中医便好奇地过来要求搭脉。于是毕士敏有了第一批服务对象。她说，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最先请她看病的是几位患妇科病的苏州支边青年。因为同是故乡人，几句吴侬软语之后便拉近了双方的距离。由于患者求治的本不是什么大病，再加上她认真仔细地望闻问切，首诊便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于是通过口口相传，每天都有人到中药房找毕士敏看病。无奈之下她只好到中医科诊室坐了下来。

对于年轻的医生来说有病人就诊当然是件好事，但是碰上老病人改换门庭难免会让王老医生面子上有点挂不住的。毕士敏比较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直到王老医生光荣退休时他们虽同在一间诊室里面对面地接待病人却也相安无事。

当时我被分配到内科病房与西医老大哥们搞中西结合。那时候地区医院的内科和儿科，传染科是一个大科室。科主任姓刘，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六四年的毕业生。那天他刚将我介绍给大家，这时就有一位沈阳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的老医生笑嘻嘻地对我说：“好啊，你是学中医的，我这正好有位病人想吃中药，那就请你看一下吧。”说完便拿上病历夹不容分说地拉着我进了病房。

那天他让我看的是位发热咳嗽的病人。经过一番望闻问切之后我判断病人是肺经郁热（大叶性肺炎），因为那位病人曾经有咳嗽胸痛咯铁锈色痰的病史，而且身热未退，脉浮且数。于是我对那位医生说了我的看法并开了一张清热解毒宣肺理气的处方。不过我没有把自己的诊断和处方写在病历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时我还没有取得处方权，我没有资格在病历上写会诊记录。这事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我当时心里特别不爽。我觉得这位老医生不地道，他似乎是想在众人面前为难我，起码是想考考我吧。也许是我想歪了。这位医生是东北人，都说东北人性格直爽，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说出来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大学的课堂里学到的医学知识是非常少的。一九六五年入学之后只读了一年的书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两派群众组织斗争了四五年，直至毕业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课。为了学点医术，文革中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号在上海郊县的几个公社卫生院边干边学，学到了一点专业知识。然而经过两年的再教育之后虽不能说将已学到的专业知识全忘记了，至少也荒废了许多。此时此地自己有几斤几两心中还是有点数的。

按照医院管理的相关规定，刚毕业的医学生通常是要由一位高年资的医生带上一段时间的。所谓带，也叫临床培训。说白了就是试用，期限一般为一年。严格地说，处于培训期的医生是不能单独进行诊疗活动的。他的职责是每天跟随带教的医生一起查病房，负责记病程录，并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新入院病人的病史采集和书写，此外还要和带教的医生一起值班。培训期满后经过考核，合格者转为正式医生并授予处方权。

我进病房后科主任给我安排了一位姓徐的老医生带我。徐医生毕业于新疆医学院，精通维吾尔语，已经有十年的临床经验。我原以为可以在他的带教下，通过一年的努力使自己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住院医师的。不料这位仁兄才带了我一个星期就不干了，他在科主任面前说我完全可以独立工作，不用再带了。那时候科主任的权力有限，加上他的年资偏低，许多事情只能和大家商量着办。于是我的临床培训生涯就这么匆匆地结束了。对于我这个年龄不小资历很浅的中医来说，要在有百十张病床的大内科病房当住院医生，并且还要搞什么中西结合，一个星期的临床培训期实在是太短了点。等到我从上海探亲回来正式上班时，我这根棒槌就被科主任当枪使用了。幸运的是将我逼上梁山的西医老大哥们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对我还是有求必应，关照多多的。

能独立工作就意味着我要和其他老医生一起轮流值班。医生值班实行的是24小时责任制，8小时之内每位医生原则上只管自己分内的事，8小时以外整个病区的事都由值班医生负责了。为了保证病员的安全，医生值班也有一个三级责任制。这种三级责任制通常由一名住院医生值一线班，另外还有一名主治医生值二线班，主任医生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参加值班。因为没有主治医师和主任医师在值班问题上三级负责制一直实行不了。

八小时以外病房里只留一个医生值班。他的任务是观察科内所有住院病人病情变化并做出必要的处理。除此之外，如果夜间有病人入院（要么是急诊室收治的或者是县医院转诊过来的）的话还得及时作出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那时和田地区有九十多万人口，各县的重病人都会转到地区医院来救治。有些病人因为拖得太久，转来时已经奄奄一息。说实话，那时我面对病人，特别是面对重病人心里是没有底的。再加上语言不通，有时候简直是一筹莫展。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我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就怕因一时疏忽而出差错。人命关天呀！于是白天在病房里小心翼翼地侍候病人，晚上在宿舍里临时抱佛脚地读老师未曾教过的医书。碰到实在弄不清楚搞不定的问题就老老实实地请教老医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心中才有了些许当医生的底气和自信。常言道，名师出高徒。我是投到名师辈出的上海中医学院门下的。是文化革命中断了我们的学业。世人虽有自学成才一说，但与科班出身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几年后当报考研究生的机遇来临时我屡战屡败的结局便充分证明，这辈子我一心一意学中医却无果而终，半路出家搞中西结合也始终未能将这两张皮粘成一体。

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医生，不仅要有医术而且要通晓当地的语言。语言不通怎能看病呢？当时我虽然已经进疆两年多了，但是对维吾尔族语言却是一窍不通。每次与病人沟通都要找翻译，否则连一份完整的病史都写不出来。为了学语言我可没少下功夫。那时年轻，记忆力强，加上病房里的维吾尔族护士大多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且都乐意当我的老师。大约经过半年的努力我学会了一些最常用的医疗用语。工作起来方便了不少。遗憾的是从那以后我的维吾尔语水平就再也没有什么长进了。

从前在医界有这么一句话，说是有经验的老护士要胜过初出茅庐的小医生。这话现在的小医生肯定不爱听，但我确实在初出茅庐时多次受到过老护士的关照。比如她们对病人的病情变化往往比我先发现。治病如救火，能及时发现病情变化并不能正确处理，占得一线先机对于治病救人是非常重要的。轮到我值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陪着夜班护士在办公室里守一夜，只要病人一有情况便会立即前往查看，根本不敢到值班室里去睡大觉。

五一劳动节之后天气终于放晴了。我们的飞机票被改签到5月4日。还没有轮到我单独值班我还一甩手回上海休假去了。

临出发前我们郑重地向领导提出：“能否让我们利用探亲的机会在上海寻求一次业务进修。”

领导回答得很干脆：＂不行！＂

我们说：“为什么不行，难道怕我们跑了不成！”

领导说：“那倒不是。”

我们又说：“提高业务能力对病人有好处呀！”

没想到那位领导却振振有词地说：“实践出真知，这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就边干边学吧。”

一院之长对初入职场的医生居然是这么个要求。是无知呢，还是不知道人命关天呢？

乘飞机回上海探亲

现在出远门乘飞机已是家常便饭。但在20世纪70年代说起这事还是很新鲜的。现在就来说一说我第一次乘飞机的见闻。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和田民航站设在地委大院对面的地区第二招待所内。那天一大早我们带着行李到了民航站。在等车去机场的过程中认识了地区医药公司的业务员老王和两位刚分到地区邮电局工作的大学生。一经交谈，这位老王竟是1954年从上海支边过来的。而那两位大学生居然是和我们在同一个师里接受再教育的。男的姓江，女的姓张。都是南京邮电学院的毕业生。

机场在城南十一公里处。民航站的汽车花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将我们送到机场了。在这之前我虽然没有乘过飞机，但是曾经在上海虹桥机场参加过欢迎外宾的任务。民航机场是个什么模样在我心中还是有点数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和田机场除了一条水泥跑道外，既没有高耸的塔台，也没有像样的候机楼。停机坪上连飞机的影子都看不到，这和我想象中的机场相去甚远。

那天和我们一起候机的有20多人。老王因为经常乘飞机出差对这条航线的情况十分熟悉。他说飞和田航线的是苏制小飞机，以24座的伊尔14为主，偶尔也飞48座的安24。这两种机型都是带螺旋桨的老式飞机，最大飞行高度只有七八千米，因为进不了平流层若是在途中遇上较强的上升气流会颠簸得让人呕吐不止。

等了很长的时间，终于传出消息说，从乌鲁木齐飞来的飞机已经从阿克苏起飞。于是民航站的工作人员开始为我们办理登机手续。验票，检查行李与乘火车没有太大的区别。安全检查却让我们感到很新鲜。那时的和田机场还没有安全检查门，机场工作人员手握一只像半导体收音机样的仪器，先让被检人将手表钥匙等金属类的什物放在一只盘子里，然后用上面说的那件家什在每一位旅客的体表认真地扫一遍。如有异常，那仪器就会发出一声啸叫。这时安检员就会一脸严肃地让被检人撩起衣服接受进一步检查，直到查明原因为止。接受过安全检查才能拿到一张纸质的登机牌。从那时起就得待在一间屋子里。那间屋子叫“候机区”，是与外界隔绝的。

随着一阵由远及近的嗡嗡声，让我们早已翘首以待的飞机终于飞到了机场的上空。飞机降落的那一刻是很神奇的。当它未落地时宛若一只仙鹤从半空中飘然而下。及至落地，伴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眨眼之间便在跑道上窜出了好远。然后，只见它在跑道的尽头悠然地转一个弯，便通过辅道向停机坪这边缓缓地驶过来。说是小飞机，当它停在我们眼前时仍然是个庞然大物。

我们隔着候机区的玻璃门窗饶有兴趣地看完飞机降落，接着又傻乎乎地看旅客一个跟着一个从舷梯上下飞机。与此同时，还看到几名工作人员迅速地从飞机的肚皮里取出行李放到一辆拖车上。这边的拖车刚离开，装载着我们这一拨人行李的拖车便推了过来。又是一阵忙碌，当所有的行李都被装好后，货舱的门紧紧地关上了。

我以为这回应该轮到我们上飞机了。其实还早着哩。飞机要加油，要充电，机组人员还得进餐。一会儿，加油车开过来了，充电车也开过来了。在各路人员有序工作的时候一名持枪的战士始终警惕地守候在机身下。飞机虽小，机组人员却不少。我数了一下竟有六人之多。老王说，那袖口上有四道干的是机长，其余三个男的分别是副驾驶，导航员和机械师。不用说，其他二个女的肯定是空中小姐了。还好，做完上面这些事没有让我们等待很长的时间。

终于轮到我们登机了。两位空中小姐面带笑容地分别在舷梯下和舱门口迎接我们。验过登机牌之后，进入机舱的那一刹那我心目中的庞然大物突然变成了一段并不宽敞的空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同样是交通工具飞机的客舱和火车汽车的车厢无论是在设施上，还是在服务品位上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高靠背的航空椅子尽管比较狭小，因为靠背的角度可以调节坐上去还是蛮舒服的。机舱两边的小件行李箱不仅宽敞而且安全。座位前可折叠的小餐桌和杂物袋在使用时尤其使人感到方便。

舱门关闭之后，在空姐的甜美语音中我一面按照空姐的指点系好安全带，一面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舷窗外的景物变化。我想仔细地体会一下起飞时的感觉。飞机在辅道上滑行时是相当平稳的。当它到达跑道尽头时略微停顿了一下。随即是发动机加速，机身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微微地抖动着。当飞机再一次开始滑行时，速度由慢至快，越来越快，只见跑道旁的夜航标志灯一只只地向后退去。只过了一会儿滑行的速度已经快到让我无法分清那些相距甚远的标志灯了。就在这时我感到身体有一种向上漂浮的感觉，再看机翼下的跑道已经和机身完全脱离了。飞机离地越来越高，大地离我越来越远。从来只能翘首望天的我终于有了俯首看地的机会。

和田机场的跑道是东西向的，飞机升空后要转一个大弯才能飞往阿克苏方向。当飞机在空中转弯的时候，从舷窗中看地面上的景物有一种强烈的倾斜感。等到地面上的景物不再倾斜时飞机已经爬升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时再看地面上的道路村庄，沟壑山丘虽然历历在目，可那模样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大约只用了几分钟的工夫飞机已经从和田镇的上空一掠而过，绿色的原野从机翼下渐渐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一百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不相信这句话是真的，曾经精心地组织了一次由西向东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探险。然而，当他雄心勃勃地骑着骆驼，带着充足的水和馕，率队从麦盖提走进茫茫的沙漠后，没走多远便陷入了困境。在一再损兵折将后要不是和田河故道上仅存的一湾死水救了他们的命，这个狂妄的洋人恐怕逃脱不了被渴死的厄运。据说当斯文·赫定惊魂甫定之时终于向这片“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低下了他自以为高贵的头。

乘着飞机从高空俯瞰塔克拉玛干沙漠虽然得不到身临其境的体验，但一样能感受沙海无垠的磅礴气势。当飞机还处在爬升阶段的时候从机翼下是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沙山的。那些沙山排列有序犹如大海中的波涛一浪压着一浪。但是随着飞行高度的不断增加，沙山形成的波涛渐渐地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机翼下是灰蒙蒙的一片，甚至连一片云彩都没有。因为在机场听老王说过“较强的上升气流”的厉害，在穿越沙漠的过程中我一直关注着飞机的飞行状态，还算好，除了有几次颠簛外，并无明显的不适。

只过了一个小时我们便从和田飞到了阿克苏。如果说起飞时的感觉有点飘飘然，那么降落时的感受则是一种震撼。尤其是当飞机对准跑道准备着陆的时候，先是大地以极快的速度扑面而来，紧接着跑道便在机翼下飞快地向后退去，然后是起落架与跑道具有弹性的一次撞击，最后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飞机开始减速滑行。直到这时一颗悬着的心才算安定下来。

这趟航班在阿苏停留是为了上下客。不比不知道，阿克苏机场的条件果然要比和田机场差许多。当飞机再次起飞后并没有马上飞越天山，而是沿着天山的南麓一直向东飞去。库车和库尔勒虽然都有机场，但是从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并不在那里停留。我原以为飞机会从库尔勒以北的巴仑台山口飞越天山的。好像不是，因为我从机翼下始终没有看到雄伟的胜利达坂。天山虽有千山万壑，但是具有地标性特征的冰达坂并不多。我在和静生活的日子里每天都可以看到那座像金字塔一样的雪峰。即便从空中也是认得出的。

天山南北的纵深有好几百公里。飞机不管从什么地方飞越它都要花不少时间。伊尔14型飞机只能飞到七千米的高度，因此从舷窗中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山的风貌。同样是一座山，仰望和俯瞰的视觉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在平地上看山，不论是远眺还是近瞧，看到的只是一个侧面。而从空中看山，那山不仅是立体的，而且充满着动感。从飞机上往下看，天山山脉就像宽阔的大海，那层层叠叠的峰峦，就像一排排凝固的波涛，汹涌澎湃，那种博大和壮观实在令人荡气回肠，襟怀大开。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乌鲁木齐低窝铺机场。江道辉老家的邻居朱大哥是乌鲁木齐民航的机械师，他们下飞机后前往朱大哥家拜访去了。我们则乘民航班车进了城，然后直奔火车站而去。两年前乘军用卡车去和田，一路上走走停停用八天时间。这回乘飞机只花了几个小时，差别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回家心切，我们没有在鸟鲁木齐停留。为了陪士敏顺便去合肥看望哥嫂，就买了当天的乌沪特快经蚌埠中转去合肥的火车票。为了省点钱没有坐卧铺。车到蚌埠是午夜时分。去合吧的车要等到第二天早晨。一时进不了候车室。我困得不行躺在水泥地上竟睡着了。

裸婚

在合肥待了三天，哥嫂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抽空陪我们到合肥的市中心逛了一下。这个新兴的省会城市还处在起步阶段。哥嫂一家四口住在厂区的一间平房里。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 。虽然是双职工，日子好过得紧巴巴的。离开合把时哥嫂让我们将50斤大米带回上海孝敬父母。我们将50元钱接济了他们，算是见面礼吧。为此哥嫂十分感谢慨。

我和士敏在大学是同级不同班，要不是对文化大革命所持的观点相同，在同一个群众组织中待了四年我们可能只是同学。要不是她和我一起从上海分到新疆解放军农场，然后又从那里分到和田地区，大概也不会成为一家子的。既然月老用红线将我们拴在一起了，也算是天做得成吧。

1972年我们已是20六七岁的大龄青年了。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结婚是早晚的事。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家长当时都没有提及我们结婚的事。但是士敏还是不动声色地为结婚做了些准备，买了些她认为必备的东西。有一天我们经过王开照相馆，不约而同地走了进去，在里面转了一圈拍了一张合影。这就是我们的结婚照了。

到了七月底休假的期限已经超时了，我们必须回和田上班了。这期间士敏在龙华医院做了乳腺小叶增生的摘除手术。我和树成同学到黄山游览了五天。7月2 3日上午我们依依不舍地再次告别了上海，登上西去的列车。经过四天三夜的长途奔驰，已经在新疆医学学院上班的黄永康同学在火车站接应了我们。那时他和刚刚成为同事的两个北京中医学院学生同住在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部针灸科的一间空房子里。我们就借他的光在那幢平房里住了三天（以后那间屋成了阿黄的婚房，过了十几年他才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其间我们还意外地碰上了分配在轮台县的倪耀龙。大概他也是从上海休探亲假回来中转的吧。

我在一个月前预订了7月30日飞往和田的机票。那天飞往和田的途中 ，过了天山突然遇到不稳定的高空气流。飞机颠簸得十分厉害。机上的所有乘客都呕吐了。紧急降落在库车机场，并在那里过了一夜。这是我们第二次乘飞机，扎扎实实地让我们领教了乘飞机的风险。

医院原先我安排我和两位男医生合住一间宿舍。让士敏和两位工宣队女队员住在办公室里。等我们休假回来，工宣队员回厂了。我觉得让她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很不安全，立即结婚的念头刹那间涌上了我们的心头。

过了一天，也就是1972年8月2日。我们在医院办公室开了一张证明，便去和田县鹏程公社办了结婚手续。结婚证是一张印有维汉两种文字和一段毛主席语录的红纸。结婚证上居然没有贴照片的地方，经办人让我们各自签好姓名，他从抽屉里取出图章盖了个印了便完事了。

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裸婚。我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诚然，结婚是人生大事。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将此事办大。试想，在父母身边我们连放一张床的空间都没有，又何必图那个洞房花烛夜的虚名呢？回到和后田当然可以等一切都准备好了再结婚，但是没有亲人在身边的婚礼再隆重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要在和田组成一个家庭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住房不用操心外，需要解决的难题何止开门七件事呀！既然结婚了起码得有几件家具吧。那年代上海的年轻人结婚时追求48条腿，可是我们连一张双人床都没有。在领导的授意下，总务科长老吕，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陪着我到木工房里去挑家具。桌子和方凳可以凑合，没费多少事就搞定了。维吾尔族人打造的木床不仅式样难看长宽也不成比例。于是我提出用两张单人床拼成一张双人床，当然这需要费不少事。木匠“土送”起先有点不乐意干这件事，吕科长用洋泾浜维吾尔语和他说了一阵后，他才“麻古，麻古”（行，行）地点了点头。我知道这事算是说妥了。我和“土送”木匠忙了好半天，才按照我的意愿制成了一张双人床。

有了家具还得有炊具。锅碗瓢勺我们已经从上海带过来了，可烧饭的炉子和燃料到什么地方去买呢？这道难题是财务科的老李帮助我解决的。他说：“铁皮炉子医院里有的是，等会儿我跟总务科打个招呼到库房里去挑一只，算是借用。”老李实在是位热心人，他帮我解决了炉子问题后又到煤场给我们预支了一些煤和柴火。然后他又教我用粘土将炉膛泥了一下。

自从有了这个家以后这一日三餐的事还真不好对付。医院虽然有职工食堂，可是那伙食实在不敢恭维。因为细粮和粗粮要搭配着吃，有时候中午就供应一种用玉米面压制成的干面条。像煮挂面一样煮过后汤是糊的，面是硬的。吃到嘴里既粘牙又戳腮帮子。有个职工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钢丝面”。和田人太钟爱拉条子和揪面片了，街上从来不卖机切面。我们既不会拉条子又不会揪片子，下班之后有时懒得擀面条，又不愿吃面疙瘩，只好硬着头皮吃钢丝面。

秋天里和田的蔬菜品种虽然不多，价格倒是很便宜。牛羊肉不缺，猪肉难得一见，鱼虾连影子都见不到。鸡和蛋星期天可以到巴扎上去买。我们的小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在外靠朋友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这句话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深信不疑的。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例证。可以这么说，我们将青春岁月留在了新疆的同时也将许多朋友留在了新疆。

回上海探亲的时候父亲曾告诉我说，我们老家的族人李惠信前几年从喀什调到和田工作了。他的单位是生产建设兵团20二团，让我尽快与他取得联系。按辈分惠信是我的侄子。他比我大几岁，我们是同学，在校时他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

惠信将我们请到他家里，吃饭时间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不爱吃面食，特别是不爱吃玉米面。他说这事好办你准备好面粉或者玉米面，我可以托开长途车的司机将面粉或玉米面带到阿克苏去换成大米。过了不久惠信果然帮我们换回了一袋大米。

过了不久，地区外运车队有位姓姜的司机的宝贝儿子生病住在我负责的病床上。他儿子的病好了，他要感谢我。我说：“如果方便你就帮我换点大米吧。”他说：“这事好办，你把面粉准备好。”也就是过了个把月的时间姜师傅果然帮我们换回了五十斤大米（我们将探亲时省下的口粮都买回家了）。一来二去这位姜师傅成了我的好朋友。有时他从乌鲁木齐跑长途回到和田，常常是先把车开到医院来找我解乏。所谓解乏，无非是炒几个菜边喝酒边聊天。此君是江苏常州人，好像和我特有缘，至今我还常常想起他。

大约经过半年的环境适应，毕士敏的病人渐渐地多了起来。头回生二回熟，好多病员都成了她的朋友。那个时代物资匮乏，尤其是在边远地区要想买到紧俏的名牌商品非常不容易。比如上海产的凤凰牌自行车和红灯牌收音机，谁要是能拥有其中之一已是很有脸面了。不是因为东西多么值钱，而是物以稀为贵。因为有商业上的朋友帮忙，我们先是买到了自行车，不久又买到了收音机。还有，每到过年过节时糖烟酒的供应是最热门的。我们忙于上班不大有时间去排队抢购。有时即便去了也受不了那份罪。时间长了商业上的朋友便会给我们留下一份，这让我们很感动。

居家过日子虽然少不了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操心，但在“衣食住行”中，“衣”还是排在第一位的。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正在席卷中华大地。就服饰而言，流行的是毛泽东服饰和江青服饰。所谓毛式服装就是那种类似中山装的上衣配西式长裤。而江青服饰是以小方领略收腰的上装配长裤或一步裙。色调则以灰色、蓝色为主。这种服装作为工作服也许还可以，全国人民，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这么穿实在单调乏味。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任何形式的革命浪潮也不能抑制的。我们在上海探亲时添置了一些比较新式的服装。回到和田这几件衣服便成了同事们觉关注的热点。于是便有人找上门来要求邮购。平时得了许多人的帮助，在这件事上怎么也得回报一下吧。那几年住在上海的几个妹妹真的没少替我们跑南京路跑跑邮局。

除了替人家买衣服，时不时还得将衣服借给裁缝师傅做样子。由于沙漠的侵袭位于洛浦县、于田县的红旗农场和新园农场被迫解散了。其中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男女青年在和田红卫兵小学对面组建了一个综合服务部，专门从事服装加工和家具加工。其中有位姓张的年轻人心灵手巧，市场上流行什么式样的服装他很快就能仿制出来。经过几次接触小张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后来通过小张夫妇的介绍我们几乎认识了综合服务部里的所有年轻人。其中有位姓唐的木匠，他的女儿小洁洁经常生病。在为她女儿看病的过程中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小唐的手艺很好，陆陆续续为我们做了好几件新颖的家具。那时候我根据自己在上海的见识设计出了几款和田市面上见不着的家具，比如多功能碗橱，核桃木方凳 ，迷宫式音箱等等，小唐都能按照我的要求做出来。这个小唐是个既能吃苦耐劳，又有远大抱负的人。当他从和田回到家多江苏盛泽后通过艰苦奋斗登上了苏州市青年企业家的光荣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几乎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很好的朋友。朋友多了礼尚往来的事情自然也多了。20世纪70年代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比较重情也比较重义。当然存在着这种人情交往中免不了也掺杂着一些权和利的转移。我们当医生的毕竟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凭借治病救人的职业优势，办事方便一些并不值得炫耀。

从和田回上海不论往返都要在乌鲁木齐中转。那时飞机票很难买，卧铺票也很抢手。如果没有朋友帮忙会给中转带来许多困难。经江道辉介绍我们认识了乌鲁木齐机场常的飞行员朱志勤大哥。朱大哥是江道辉老家的近邻，是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他和夫人为人处世爱心满满。我们在新疆期间为乘飞机、乘火车曾多次受到他们的关照。朱大哥的战友是沪乌特快的乘务员。就凭这层关系，只要时间凑得准，甚至连我们回上海的卧铺票他都能帮我们解决。直到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仍能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不过是流传在民间的一句俗语。能不能作为人生的信条呢？经过人生的历练，我认为无论对父母还是对朋友这个“靠”字应该是有分寸的。对父母靠得太多，不能自食其力，终究会变成啃老族。对朋友靠得太多，一是礼尚往来的人情难还。再者难免会被心术不正的小人所害。凡事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好！

买煤的故事

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这七件事中为什么要将“柴”摆在第一位呢？我的切身体会告诉我，如果没有柴即使其他六件事都妥了，小日子还是没法过的。

和田那个地方虽然是农村，但是家家户户都烧煤。然而街上并没有卖煤的地方。居民用的煤都由单位派车到煤矿上去拉，拉回来后按户分配，一般是每户每年可分到一吨。这个数字听起来不算小，其实是不富足的。为什么呢？因为和田那地方冬天比较冷，取暖的时间长达六个月。再加上和田人烧煤大手大脚，鸡蛋大小的块煤一次可以往炉膛里加上好几斤。

我们虽然是四月份到医院报到的，但正式上班已是八月中旬了。那时医院里一年一度的分煤工作基本上已结束。没有煤，眼下开不了伙还是小事，要紧的是两个月后就要入冬了。情急之下我便给已经在新疆医学院工作的黄永康写了一封信，请他在乌鲁木齐给我们买点煤，然后我再请跑长途的司机到他那儿将煤捎回来。我们从上海回来时为了等飞机在他那儿小住了几天，知道乌鲁木齐的煤炭供应不困难。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有位我刚认识不久的姓常的司机要到乌鲁木齐去运货，临走时他问我有什么事情要办，我便将自己的“燃煤之急”告诉了他。希望他把我存在新疆医学院同学处的煤捎回来。大概是碍于情面，他不仅没有拒绝我，还说这事好办。事后我一想，觉得自己太不冷静了，我怎么忘了长途运输是要计成本的呢？人家开的是公家的车，凭什么从几千公里之外给我白拉几百公斤不值钱的煤回来呀！

大约过了个把星期医院还是给我们分了一吨煤。这下燃料问题算是解决了。在上海居民用的煤都是由煤厂加工好的，不管是煤球还是煤饼买回来往炉膛里一放，点上火就得了。但是医院分给我们的煤基本上是粉末状的，这种煤粉民用的煤炉是无法使用的。要想使粉煤真正成为燃料还得自己动手进行一番加工。具体方法是在煤粉中掺入适量的黏土用水浸泡并和匀，然后再用一种模具加工成砖坯状，晒干后称之为“煤砖”，烧的时候掰成鸭蛋大小投入炉里。

说到粘土，这东西在和田也是稀缺资源。据说只在某些地方才能挖到。不过一般人即使知道什么地方有黏土可挖也得有运输工具才能运回来。还是老李帮了忙，是他让我从医院的煤场里取回了足够的粘土。

加工煤砖的过程很累人。那时我身强力壮干这点活应该不成问题。然而，当我准备动手时左邻右舍都说，“穷朵克特尔”（高级医生）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我帮你找一个“亚尔达西”（维吾尔人）一会儿就干好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帮我加工煤砖的亚尔达西原来是位在医院以“卖血”为生的无业游民。这些人为了生计总是想方设法和医生护士搞好关系。

半个月之后常师傅给我送来了一麻袋煤，不过这煤不是从乌鲁木齐拉回来的，而是产自皮山的杜瓦煤矿。杜瓦是和田的煤炭基地，在行政区划上属皮山县管辖是一个镇的建制。但作为煤矿则是直属地区的企业。

杜瓦煤矿出的煤质量虽然很好，但是产量有限。电厂是用煤大户，为了不影响发电供给居民的煤有时会有些紧张。于是许多百姓家都会想方设法多囤积一些煤以备不时之需。自从分到第一吨煤之后我们也开始实施自己的屯煤计划。不久我们认识了杜瓦煤矿的一位采购员。他姓张，是广东人，专门负责坑木的采购。20世纪70年代时卡车司机和采购员的关系很微妙。那时需要运输的物资有限，而能投入运输的卡车却比较多。也就是说，采购员托司机办点事是比较容易的。通过老张我们不止一次地从矿上买到了计划外的煤。虽然每次只有一二百公斤，次数多了也相当可观。再后来，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煤的问题就不再是燃眉之急了。

有了煤，不仅想多屯一点还想屯得好一点。人的欲望如不加控制永远是无止境的。在这方面我也不能免俗。杜瓦出的煤虽然大多是粉末状的，但成块的也不少。那些成块的煤叫加工煤。所谓加工不过是在装车时有意识地将成块的煤多装上一些。那时煤价很低，一吨只售十二元。粉煤和块煤在价格上并没有区别。能享有多装块煤的司机肯定和煤场的装卸工有极好的人际关系。有一次我搭好朋友姜师傅的车到矿上去玩，亲眼看到了煤场装煤工实施区别对待的操作技巧。

杜瓦煤矿的出口离地面有好几十米。煤场就在坑口的正下方。由于条件差煤从巷道里运到坑口时就直接往下倒，在这一过程中块煤和粉煤会自然分离。粉煤因为体积小重量轻多停留在煤堆的高处，块煤由于体积大重量大都会顺着煤堆往下滚，最终停留在煤堆的两旁和底部。装煤工如果从煤堆的中间下手，那么这一车煤基本上就是粉末居多了。如果从中间偏两边的地方下手，那么这车煤就是块儿居多。块儿煤烧起来虽然方便，但是不经烧。还有一点，块煤中常含有较多的煤矸石，如果让谁碰上了也挺那个的。煤矸石分量比煤重许多，在炉膛里虽然可以放出一点热量，从本质上说终究还是一块石头呀。

在新疆和田地区是缺煤地区。我们刚到和田时就听说还有一个布雅煤矿 。可是过了十几年，一直到我们离开时都没有用上布雅煤矿出的煤。

将煤从地底下挖出来是件非常艰辛的事，风险也非常大。瓦斯爆炸，塌方每每引发伤亡事故。尽管如此，那时能在矿上谋到工作还是不容易的。记得医院办公室主任的一位亲戚竟不远万里从苏州跑到杜瓦当了名矿工。不幸的是这位小伙子在一次瓦斯爆炸中遇难了。消息传到医院我们的主任哭得死去活来。那种令人撕心裂肺的场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逛巴扎

“巴扎”是新疆城乡居民进行小商品和生活必需品买卖的集散地。它不仅有固定的场地，而且有固定的时间。和田的巴扎天被安排在星期日，地址则在鹏程公社（也就是城厢公社）门前的那条土路上，后来才搬到过境公路那边去。那条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老百姓管那里叫鸽子巷。

刚到和田时我们因为担心被分配到和田县医院去，就悄悄地去它的门诊部和住院部考察了一番，无意中在巴扎上走了一个来回。那一天不是巴扎天，路上行人稀少，只有路边为数不多的供应民族特需商品和日杂百货的店铺在营业。后来我们俩都被分到地区医院去了。上下班都不经过“巴扎”所在的那条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忘掉了那曾经使我们失望过的“巴扎”。在我心底里，特别是在毕士敏的心底里总有这么一种想法，在南京路边上住了20多年，什么繁华和热闹没有见识过呀，和田的“土巴扎”有什么值得逛的。

从上海探亲回来我和毕士敏已经结为夫妇。又过了几个月她怀孕了。这时候我们仍住在办公室里，没有任何家底，完全靠吃计划供应的食品过日子。为了增加营养不得不去巴扎上去买鸡蛋和鸡。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巴扎的常客。

每逢“巴扎天”数以千计的原住民赶着驴车，骑着毛驴一大早就从四乡八镇聚集到巴扎上。那场面很热闹，远远地就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看到飞扬的尘土。小商小贩们也抓住时机，在巴扎上占位设摊高声叫卖。一些农民也把自家生产的少量瓜果、蛋禽、羊只、手工制品之类拿到巴扎上兜售。卖小吃、冰水、酸奶的也穿插其间，一时人如潮涌热闹非凡。偶尔有一辆汽车慢慢地通过巴扎，那车鸣、驴叫、人喊，交织成的喧嚣简直就是一首“巴扎交响乐。

先说买鸡蛋吧。在上海的菜市场里鸡蛋是论斤称的，和田却是论“只”卖。鸡蛋有大小，如果当天的市价是一角钱一只，买的人往往会在自己的兜里预先放好几只硕大的鸡蛋，然后就以此为标准去讨价还价。卖鸡蛋的大多是家境不怎么好的维族老乡。他们通常是用头巾包了十几个鸡蛋蹲在路边等买主。卖主是不会轻易降价的，买主总是希望能把价格压得更低一些。于是买卖双方不断地讨价还价。结果因为价钱谈不拢，不是卖主脱不了手就是买主不能如愿以偿。通常是稍大些的鸡蛋早早地就让人买走了，剩下那些个头小的老也卖不掉。便宜一点卖吧又不甘心，坚守原价吧又卖不出去。

再说买鸡，那明堂经就更多了。在和田鸡和鸡蛋一样也是论“只”卖的，不同的是可以讨价还价。我的维吾尔语水平很差，只能用最简单的语句应付几个回合。每次买回的鸡总归便宜不了。后来，有一位苏州的“支边青年”给我传授了一套买鸡的秘诀，说只要如此这般肯定能花最少的钱买到一只肥硕的母鸡或者公鸡。是什么秘诀呢？就是悄悄地用清凉油去“抹”鸡的眼睛。这样一来鸡的眼睛因为受到刺激不仅长时间地闭上了，而且连鸡的头也一起垂了下来。如果“抹”多了，甚至会有黏稠的分泌物从鸡的嘴巴里流出来，看上去就像只瘟鸡似的。卖鸡的人不知内情，担心手里的鸡真的会死掉，只好以超低价出售。我听了之后觉得这法子太损，一旦被卖家识破实在丢人现眼，所以从来没有试过。我想，最先想出如此损招的人肯定是会占足便宜的，随后仿效的人十有八九要穿帮的。

后来又有人给我传授了一条买便宜鸡的经验，说是只要早点到巴扎的某个地方候着，常常会有＂偷鸡贼＂在那个地方销赃。我觉得这种淘便宜货的方法太不道德。如果买鸡的和丢鸡的正好碰到一起了那该是多么难堪的事呀。

我每次逛“巴扎”除了买鸡和鸡蛋外，有时也会捎带着买点水果和蔬菜。多吃水果对孕妇和胎儿都是有好处的。新疆的水果不仅甜而且便宜。在和田最早上市的水果是杏子。和田有一种又大又甜的杏子，因为它的表面摸上去有一种油光光的感觉我们就将它称作“油杏子”。维族老乡卖杏子很大方，允许先吃后付钱。付钱的依据是数杏核。有不地道的买家一边吃杏子一边将杏核咬开吃里面的杏仁，然后随手将杏核的碎壳一丢。等到付钱的时候因为依据不足就占了人家的便宜。更有甚者一边吃杏子一边将杏核往土里蹭，等到数杏核付钱时同样占了人家的便宜。这些人耍的心眼子并不高明。卖杏子的维族老乡也不是看不出其中的猫腻，只是不点破罢了。人心呀，为什么要贪这么点便宜呢？

当然，巴扎上的卖主也不是个个儿都是这么憨厚的。比如有些卖菜的贩子会在韭菜中间夹一块泥巴，让你拿在手里时觉得物有所值。可是一旦发现受骗了心里也是挺窝火的。再有，如果是成筐地买水果，摊主通常会在筐子底部放一些树枝和树叶，这样看起来筐里的货色似乎挺多，实际上就那么一点儿。

巴扎的热闹当然不止我上面说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小吃才是最吸引人的。烤羊肉串的，煮羊头、羊杂汤的，烤馕、烤包子的，买凉皮子的……还有卖刨冰的。

说到刨冰，上海南京路上的冷饮店里也有买的。和田巴扎上买的刨冰制作方法虽然土， 却很受年轻人的喜爱。那冰是冬天里从昆仑湖里开采的，放在地窖中储存了好几个月。摊主将冰块放在一个木架子上，腰里围了一块长长的裾布，双手拿着一把一尺多长的弯刀，十分迅速地从冰块上刨下一层层的冰碴并让它准确地落在裙布上。然后挖上一勺放在盛有各种颜色饮料的杯口出售。摊主的一招一式不禁让我想起上海冷饮店里卖刨冰的场面实在是大同小异。

相比之下还是烤羊肉串摊前的生意最好。一只木架上摆放着一只长条形的铁皮槽子，槽子里铺了一层炭火，摊主将穿在木扦子上的羊肉串搁在铁皮槽上翻来覆去地烤。摊主一边用扇子掮炭火一边吆喝。从羊肉串上滴下的油水在炭火上发出吱吱声响的同时一股青烟直通往上蹿。特有的香气随着风儿飘到很远的地方。

维吾尔人做的酸奶很有特色。看上去就像一块嫩豆腐，表面还结有一层奶皮子。夫人对这种酸奶很有兴趣。要不是卖酸奶的主儿经常出现在医院中，我还真不知道平时到什么地方去买这种价廉物美的营养品呢？

这么说吧，在巴扎上你想买什么或者卖什么都有可能实现。甚至连毒品大麻都有市场。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从未光顾过巴扎上的小吃摊头和各色各样的日用品摊头。买卖生产资料的地方更是不可能涉足。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维吾尔族人做的小吃还是很有特色的，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呢！

在和田过冬

新疆的秋天是短暂的。十月底十一月初就入冬了。入冬的标志是开始取暖。虽然在新疆已经过了两个冬天，因为那时在军营中过集体生活，凡事都不用自己做主，不用自己操心。现在有了小家情况就不一样了。

先说说买冬菜的事。

在南方，冬天能够吃到的新鲜蔬菜虽然不多但不用大批量地储存。在新疆则不然。秋末的时候菜农开始收获地里的蔬菜，镇里的居民赶在这个时间段必须买好自己需要的各种蔬菜。过了这个村儿 没这个店儿了。

冬菜的主打品种是大白菜。买大白菜和买煤不一样单位不大包大揽。老职工们都有自己的老主顾，到时候打声招呼菜农便会按要求送菜上门。大白菜很便宜 ，2～3分钱一斤。买多少呢，少则几百斤多则几千斤。

第一年承蒙上海老乡汤大夫的关照，他给我们代买了五百斤大白菜。一堆白菜摆在办公室门前，接下来的事情则要我们自己动手了。先是要晒菜，让水分去掉一些才能下窖。老职工会将白菜搁在房顶上晒，办公室的屋顶我们上不去，只能每天搬进搬出，要是放在篮球场上难保不让小人顺走。晒好的白菜要下窖，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挖菜窖呢？不知如何是好时和我们同住办公室的周伟说，今年就码在走廊里吧，特冷的时候用旧棉絮盖一盖就行了。周伟和我同龄，是苏州知青，在和田已经待了七八年，自理生活的能力比我强多了。

冬菜的品种当然还有许多，比如土豆，胡萝卜，大葱，洋葱，菠菜，大蒜头……我们也都买了一些，也都放在走廊里和大白做伴。和田气候干燥，菠菜很快就干巴了。根据周伟的指点吃的时候用开水将菠菜一烫就又变绿了，只是口感完全变了。

随着越来越冷房间里必须取暖了，也就是要将炉子搬到屋里去。这炉子是带有烟筒管的，将它一节节连接起来后从窗户上伸到屋外。办公室的墙壁虽厚但屋子的空间大，要想提高室温不容易。这一年的冬天虽然每天都在烤火但是我们没有感到特别温暖。

长达六个月的冬天洗澡是个大问题。不能不洗，也不能洗一回感冒一回吧。用浴罩吧但是没有洗澡盆。和田人洗衣服只用一个长方形的铁皮盆，用来洗澡是不可能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终于找到了一个基本可行的方法。

这一年的冬天和田下了一场大雪。新年里承蒙惠信，李长根，以及新同事们的相邀过得热热闹闹。其间赴肖尔瓦克与新朋友江道辉夫妇聚会，扎扎实实地考验了我在雪地里骑自行车的技术。驮着已有身孕的夫人小心翼翼地前行，不过三四公里的路累得我一身汗。肖尔瓦克的载波机房是地区邮电局的战备基地，空荡荡的院子里只住了他们一户人家。他们工作之余就在院子里种菜，养鸡。虽然显得孤单，小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在搬到新房子之前我们就一直过着在卧室里生火做饭兼带取暖的日子。新房子里外间的隔墙上用薄薄的土坯砌了一个火墙。所谓火墙实际上是一个多曲的烟道。这样就可以将炉子安在外屋，生火时携带大量热量的烟气在通过火墙内的多曲烟道时就顺带着将土坯烤热了。户主享受温暖除了来自炉火辐射，更多的是依靠火墙不断地散热。

火墙用过一段时间后需要清理烟道。这是很费事的活。当时总务上有名临时工姓杜，四川人。他主动帮我做这件事。兴许是我和杜师傅的运气都不好，那天重砌好了火墙后点火一试，嘭的一声爆了。幸亏是师傅一手操作的，否则就要我负全责了。师傅忙了一天累得腰酸背痛。我们揩灰也花了很多时间。

地区医院的职工家庭能够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暖气要等到我和麻醉科王主任从乌鲁木齐买回八吨蒸汽量的锅炉的那一年才逐步实现。这桩原本属于总务上的差事怎么会让两个医生去办呢？领导说，这又不是什么难事，你们开完年会顺手就办了，省得让我再多付一次出差费。锅炉买好了，委托七公司运回和田时在甘沟翻了车，结果折腾了好几个月才敲定。

说实在，在新疆（包括整个北方取暖区）只要屋里通了暖气冬天的日子还是蛮舒服的。否则在冰冷的屋子里当团长实在受不了。医院实行了集中供暖后浴室也造好了。隔三差五地能洗上一个热水澡实在是太舒服了。

青黄不接和瓜果飘香

入冬前准备的冬菜吃一半扔一半 ，刚刚过完春节就吃完了。还有好几个月才开春，往后的日子里没有绿叶菜吃怎么办呀？

没有新鲜蔬菜吃的日子是很难受的。天天吃鸡蛋和肉食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享受。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的鸡蛋和肉吃呀。土豆，洋葱和大葱比较好储存。炒土豆丝在新疆是家常菜。开始时我不知道怎么炒，不是焦了就是糊了。后来经过同事指点，切丝后用水洗一下再炒，大火热油快炒，调味后加点醋和油泼辣子，那味道果然不错，很下饭。在炒锅里留点土豆丝加水烧开，撒点大蒜叶末子就是个不错的汤。用洋葱或者大葱炒肉自然好吃。但在肉类供应偏紧的日子里用它们炒鸡蛋，涨鸡蛋也算是很好的下饭菜了。孵豆芽，泡发芽豆是南方人的长项，于里过上一阵子就如法炮制一回。

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为了能吃到绿叶菜，许多人家会在入冬时用木箱子埋上点芹菜根，或者在瓷盘里排上许多大蒜瓣。过些日子芹菜叶子和蒜叶子就会慢慢地长出来。我们也试着这么干过，只是产量太低，远远满足不了食欲的需要。这两种菜只能在打汤时撒上一点，根本不可能炒着吃。想想实在可怜。我曾经想在一只木箱子里种点韭菜，于是用土伴上点鸡粪，然后将韭菜根种在里面。心想屋里暖和，大概可以长出韭菜吧。但是一个冬天过去了始终没见到韭菜长出来。

大约要到四月份地里才可能长出一点绿叶菜。说来有点搞笑，那时节我们最先尝到的绿叶菜其实不是菜，而是用来喂牲畜的青饲料。这种青饲料叫苜蓿，它的嫩芽用油盐炒了以后味道有点像上海人爱吃的草头。能吃到苜蓿嫩头的时间很短，当苜蓿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我们常将它买回来切碎了拌上麸皮谷糠喂鸡。

接下来可以吃到韭菜了。当第一茬韭菜上市时是非常珍贵的。将长不足十公分的韭菜扎成大拇指粗的把子就能卖一角钱。碰到不地道的小贩竟然会在韭菜中嵌上一小块泥巴以增强视觉效果。我曾经换算过，那样的韭菜每斤大约要值20多元。要知道20多元在那时就是一般干部半个月工资呀。好在过不了多久春天就真正到来了，各种绿叶菜便宜得一角钱可以买上一堆。

说到新疆的瓜果，人们最多想到的肯定是哈密瓜，可能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其实新疆的瓜果品种非常多，质量也非常好。每到夏秋季节走到哪里都是瓜果飘香。

就说这哈密瓜吧，我原以为只是哈密的特产，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哈密瓜在维吾尔语中称“库洪”，也就是甜瓜。后来之所以被叫做哈密瓜，据说是康熙皇帝提议的。康熙朝时哈密地方的官员将当地盛产的“库洪”敬献给皇上，皇上品尝之后非常喜欢。当时这种甜瓜并无汉语的名称，因其来自哈密，康熙爷便将其称作哈密瓜，后来就这么叫开了。

新疆各地州都产哈密瓜，据说品种有一百多种，优良品种亦不下几十种。以皮色而论，有青皮和黄皮之别。以皮纹而论，有网纹和光皮的不同。以果肉的颜色而论，有白绿黄之分。哈密瓜的糖度可达15%，所以吃起来比蜜还甜。至于哈密瓜的香味更有奶香，柠檬，梨香，苹果香许多种。早熟的哈密瓜夏天大量上市，晚熟的哈密瓜一直可以储藏到来年的春天。

上海人对哈密瓜是不陌生的。上大学时我在人民广场边上的水果店里就经常看到。因为价格比本地西瓜、甜瓜高买的人并不多。我们历次探亲从新疆带回去的优质哈密瓜可是大饱了我弟妹们的口福。因为哈密瓜的甜度高，他们恨不得连皮都吃了。

至于葡萄更是到处都有，不仅维族人家的院子里都搭着葡萄架，机关单位乃至许多汉族人家的院子里也少不了这一景致。在新疆葡萄除了当水果生吃之外还可以酿酒，晾葡萄干。晾葡萄干不仅时间长而且要有通风良好的空间，一般家庭不太好操作。新疆的绿葡萄干质量非常好，因为晾晒工艺复杂不仅价高而且供不应求。

用土法酿制的葡萄酒称作“麦扎普”。方法很简单，将鲜葡萄洗净晾干连皮捣烂后放入一只带盖的容器中，然后搁在阴凉处任其发酵。大约半个月后打开容器倒出来的汁水就是醇香可口的葡萄酒。

除了哈密瓜之外，新疆的西瓜也是绝对的好。在新疆买西瓜根本不用挑，只包甜。但是挑哈密瓜却有一些讲究，一般是先闻后揿，香味明显的哈密瓜成熟度高。所谓“揿”就是用两手握住瓜，并用拇指轻轻地揿一下瓜皮，瓜皮过于坚硬者是生瓜，过于柔软者则太熟。好在半生不熟的哈密瓜放上几天后也会渐渐地变熟，即使买了生瓜也用不着懊恼。

维吾尔人切哈密瓜很讲究。他们先用刀（皮夏克）在瓜的一头切下一小块擦拭刀具，然后一手托着瓜，另一手持刀横向或纵向将瓜一片片地片下来放在瓜盘中，接着用刀尖剔去瓜子并在瓜肉上割几只小口子。完了才恭敬地送给每一位客人品尝。

1978年秋天我去墨玉县卫星公社巡回医疗，在公社的院子里住了近一个月。我们住处的后面就是一个大果园。管果园的干部经常让我们到园中去尝鲜。进新疆果园的规矩也是准吃不准私拿。如果一定要外带的话则要预先说明，然后论斤计价。那园中的果树品种很多。尝过几次鲜之后我对园中的李子发生了兴趣。有棵树上结的李子特别大，皮色黑里透红，十分惹人喜爱。一次我和管园的干部商量，能不能将那棵树上的李子卖给我。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等到周末，我只花了几元钱便买了一大纸箱的水果，除了李子外还有苹果，梨，桃子，无花果，大枣。捎回医院后夫人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她 除了自己饱尝也与同事分享 ，大家都赞不绝口。

核桃应该算干果，新鲜的核桃可以当水果吃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新鲜的核桃肉又白又嫩并且略带点甜味，吃起来非常爽口。但是要吃到这鲜嫩的核桃肉却不容易。核桃树一般比较高大，要得到鲜核桃除了用长棍子敲打就是爬到树上去采。用棍子敲打对果树伤害大，主人一般不乐意。爬到树上去采如果不懂得窍门，肯定会弄得两手漆黑。核桃和银杏一样果壳外面也有一层肉质。如果这层肉质破了就有一种浆液流出来。这种浆液不仅有很强的染色力而且有很强的附着力。这事要是让谁碰上了准让你一星期伸不出手。

话说养鸡和吃鸡肉

在办公室住了几个月后家属院腾出了几间空房子，我们和周伟家一起搬了过去。我的左邻是外科吴大夫，上海人，“文革”前的副院长。右舍是内科护士崔某。房子不大，能有20多平方。这间房子原来是内科刘主任住着的。他因为夫人在行署家属院分到了一室半的新房子就搬过去了。刘主任将搭在前窗下的小屋和垒在门前大树下的鸡窝都留给了我们。这两项基本建设是当年和田住房的标配，小房子主要用来放杂物储存冬菜。此外还可以在里面砌上只士灶烧茶煮饭。鸡窝自然是用来养鸡的。

吃了从巴扎上买来的鸡蛋和鸡后夫人腹中的胎儿发育得很好。搬到新居后有条件养鸡了，夫人也想试着养上它一窝。她在农场接受再教育时曾经喂过猪，认为自己既然能将小猪喂肥肯定能将鸡养好。时值一九七三年的春天，正是一年一度老母鸡孵小鸡的季节。我将夫人想养鸡的想法告诉了李长根，过了一阵子他便从鸡鸭场给我们买来了20只小鸡仔。

从环保的要求看，住在城里的人家是没条件也不允许养鸡的，因为这很不卫生。尽管鸡屎可以经常清理，但从鸡身上散发出来的异味却是除不掉的。更要命的是鸡虱子很不好对付。既然如此，作为医生的我们为什么还会热衷于养鸡呢？这事说起来话儿可就不太好听了。

那年头我国副食品供应相当匮乏，除了粮食要定量供应副食品也要定量供应。那时即使在经济发达的上海，每人每月才供应半斤豆油、一斤猪肉，甚至连白糖、豆制品都要凭证供应。和田是个穷地方，副食品供应形势更是非常糟糕。为了改善生活维族人家养羊，汉族人家养鸡便蔚然成风一发而不可收。

刚出壳的小鸡仔除了颜色不一样，要么是黄的，要么是黑的，其他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说，根据小鸡走路的姿势可以分出公和母。对这种辨别雌雄的方法我不太相信，因为我从中看不出什么科学的道理。其实，鸡仔是公是母我们倒无所谓。母鸡可以下蛋固然好，公鸡长大了杀了吃肉也不错。

小鸡仔因为抵抗力差很容易死亡，弄不好甚至会全军覆没死得一只不剩。在这方面夫人倒是很有两下子。她将小鸡分放在几只纸箱子里喂养。这种纸箱子原本是装药的，医院里有的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白天黑夜都要用一只40瓦的电灯给小鸡保暖。在吃的方面则将米粒捣碎，每次只能少给一点，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喂水。良好的保暖，适时地喂食喂水保证了小鸡仔很高的存活率。一般来说，当小鸡仔长出羽毛后就相对好喂养一些了。医院有一位姓邓的会计和我们相处得不错，她的哥哥在兽医站工作，谢谢他主动地为我们的小鸡仔打了防疫针。这也是提高小鸡成活率的重要条件。

日子过得很快，小鸡也一天天地长大了。能满地跑的小鸡当然要比刚出壳的小鸡仔更可爱，不过随之而来的麻烦事也多了。十几只小鸡每天要消耗的饲料是相当可观的。喂鸡不能光用米，也要喂适量的绿叶菜。和田的春天和江南的春天不一样，绿叶菜是稀有之物，人还没得吃的，更何况给鸡吃了。不过办法总归有的，就是用野生的苜蓿草切碎了跟玉米面和在一起给鸡吃。那时我们的口粮中有百分之三十是玉米面，人吃不了正好拿来喂鸡。就这样一点点地将小鸡喂大。当它们长到半斤多重时，因为食量增大了，再如此这般地喂养已无能为力了，便改成麸皮或稻糠拌苜蓿。

到了五月份夫人要回上海待产了。走之前她对自己精心喂养了两个多月的小鸡仔放心不下，我答应她一定好生侍候。过完国庆节夫人从上海回来了。女儿则留在了上海。但她看到一群已经长大的鸡十分高兴。

和田的冬天来得早，既长又冷。要让一群鸡过冬是不可能的。那要吃掉多少饲料呀。怎么办呢？先将公鸡处理掉。所谓“处理”就是杀了吃肉。一般等公鸡长到会叫鸣时，每周或半月就会被我宰杀掉一只，做成鲜美无比的辣子鸡和夫人一起饱餐一顿。就这样每年买冬菜时至少还要多买一两千斤大白菜。人吃菜心鸡吃菜帮子。

麸皮或稻糠是粮食加工的副产品，因为可以拿来做饲料一时间也成了抢手货。老方在地区粮食局专管饲料的加工和销售，找他的人自然很多。我们认识老方是因为她的夫人老郭经常找毕士敏看病，大家都是上海人，一来二去便熟悉起来。他俩要年长我们近十岁，是20世纪50年代到和田的。老郭因为在那场坑害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的反右斗争中受到牵连，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时受了许多苦，年纪轻轻地就把身子骨搞坏了。

因为有了比较稳定的饲料来源，这使得我们养鸡少了许多后顾之忧。有时我们为了省事也会从粮店里买回一些玉米粒子，下班后如果来不及剁鸡食就抓上几把玉米粒子往食槽里一撒，用不了几分钟那一群饥肠辘辘的公鸡和母鸡就会将玉米粒子吃得干干净净。

自从有了第一次养鸡大获全胜的经历后，往后我们每年都会在春天买上20只小鸡实行可持续的养殖。如果当年喂养的新鸡中母鸡比较多的话，也会将当年的老母鸡杀掉一批。选择的标准就是看下蛋的水平。

为了让鸡仔长得快一点，让母鸡下蛋率高一点。我们在鸡饲料上曾经做过一些尝试。用葡萄干和葵花籽喂鸡。在新疆红葡萄干不值钱，小粒子的葵花籽才一两角钱一斤。和玉米粒子相比这两种东西不能算贵。对鸡来说它们的营养价值却是很高的。既然有这样的优点我们就试着买了一麻袋。喂下来效果还真不错。丝厂的李长根有时也会给我们拿来一袋蚕蛹，每次大约有五六斤。蚕蛹是高蛋白，给快要下蛋或已经下蛋的母鸡吃上一点，那可是大补的，能增加不少产出。鸡蛋多了我们两人吃不掉，除了腌成咸鸡蛋有时也配点皮蛋。再消耗不掉就托人卖给餐馆里。

平时说到菜肴的丰盛，“鸡鸭鱼肉”常常会脱口而出。“鸡”排在第一位，这说明只要有了鸡就可以做出好菜。毕士敏最喜欢喝老母鸡汤，而且要喝纯鸡汤。这事好办，隔上一阶段就杀只产蛋率不高的母鸡炖上一大锅，连汤带肉又吃又喝很是舒服。

既然喂养了这么多的鸡，当然要学会用鸡做菜的方法。说实在，在新疆生活了十几年我还真的学到了一些用鸡肉做菜的本领。比如炒“辣子鸡”。

南方人认为童子鸡具有很好的补益功能，通常的吃法是清蒸。但西北人却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觉得这么嫩的鸡如果不是炒了吃那才叫冤枉哩。怎么炒呢？当然是和辣椒一起炒，那才有味，这就是所谓的“辣子鸡”。“辣子鸡”讲究的是辣椒要辣，鸡肉要嫩。新疆的辣椒虽然没有川黔的朝天椒有名，但那辣味也是一点不含糊的。具体做法是：先将宰杀好的童子鸡斩成小块，用少许盐和料酒醉半个小时，起油锅，与此同时用干淀粉将已经配好的鸡块拌匀，然后下油锅翻炒（油要多，油温要略低）。当带有血色的鸡块渐渐地变白后表明它已有八九成熟，立即出锅，沥去余油。再将已切成小方块的辣椒在留有少许热油的锅中不断翻炒至半熟，接下来将已经过好油的鸡块倒入锅中和辣椒一起翻炒，最后再对菜的口味做一些调整，这只“辣子鸡”就算炒好了。经过如此烹饪的鸡块确实又鲜又嫩，不论是用来佐餐，还是下酒都非常受欢迎。

如果鸡长大了肉老扎了，那就用来做大盘鸡。方法如下：先将净化好了的全鸡剁成小块，焯水沥干。起油锅，放入碎冰糖待其融化（不能熬焦），放入鸡块翻炒均匀后加料酒、生抽继续翻炒，待鸡块中油水被逼出后加入葱姜蒜、桂皮、花椒、大料翻炒至香气四溢，加入啤酒一听，郫县豆瓣少许、水适量（正好没过鸡块），大火烧开后倒入高压锅焖烧一刻钟，复入炒锅中放入土豆块炖十分钟，最后加入切块的洋葱、青红辣椒，调好咸淡后收汁装盘。

如果公鸡长到一年以上，我推荐用它做“抓饭”吃。“抓饭”是维吾尔族高端的特色饭，因为吃的时候不用筷子或勺子，而是用手直接“抓”了吃而得名。维吾尔人做“抓饭”用的是羊肉，调味品中“洋葱”和“小茴香”（孜然）是绝对少不了的。此外，胡萝卜和大米当然也是必备的。具体做法是：起油锅（起码要用半斤油），先将切成片状的洋葱放在油中煸炒至金黄色为佳。然后加入少许小茴香。当油锅中散发出浓烈的香味时将带骨的羊肉放在油锅中逐一炸成金黄色。取出羊肉，将切成细条状的胡萝卜放在油锅中翻炒（胡萝卜量要大，做一锅抓饭至少要准备三四斤胡萝卜）。待胡萝卜蔫了后加入适量的食盐并使其入味。最后将淘好的大米均匀地撒在胡萝卜上，再将炸好的羊肉放在大米上，根据经验加适量的开水，用大火烧开，改小火焖饭至熟透。用老公鸡的肉做“抓饭”程序上和做羊肉抓饭一样，但它的色香味更适合对羊肉感情不十分深的汉族人。抓饭油性大不容易消化，我已很长时间没有做这种饭了。

初为人父

自从夫人怀孕后，在加强营养精心保胎的同时我开始为选择孩子的诞生地犯愁了。要论待产和接生的条件自己工作的医院无疑是最为理想的地方。但是一想到孩子出生后的成长环境我觉得和田在各方面都十分不理想。先不说大环境的脏乱差，单凭产后要找一位维吾尔族保姆照看孩子这一件事我就接受不了。我们是双职工不请维吾尔族保姆照看孩子是不可能的。通过几个月的观察我对维吾尔族保姆照看婴幼儿的方式方法已经了如指掌了，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变成巴郎子（维吾尔语对小孩子的通称）。这事如果要往深处说，孩子生在和田后健康地成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朝一日我们能调回上海时，她们在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巨大的心理落差会影响她们一辈子的。让亲人过来帮忙吧，一是于心不忍，二是他们好像也没那个意思。剩下来的只有回上海这一条路了。

转眼之间到了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离开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月。必须做出决断了。正巧这时和我们同期分配到地区外贸局的徐桂香来找我夫人联系，说近期有一架为他们单位送种羊的飞机放空回乌鲁木齐，她将搭便机回上海分娩，问她愿不愿意同行。听到这则消息后我是喜出望外。倒不是觉得有便宜可捡，而是觉得一路上有个道伴可以相互关照一些。于是定下了让夫人回沪分娩的决心。

这架飞机是苏制安14型，只能乘十几个人。幸好飞行的那天高空气流比较稳定她们没有受到颠簛之苦。到了乌鲁木齐顺利地买到了卧铺票。花了五天时间夫人终于平安地回到了上海。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当年上海出了一条外地户口的产妇不能在市区医院分娩的规定。这种规定让毕士敏和家人一时手足无措。要不是得到当时正在上海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进修的杨关通同学夫人尤优的帮助，这事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呢？

由于经历了五天的长途旅行，夫人的预产期提前了一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二日凌晨她在离家最近的第三人民医院生下了我们的女儿。我未能在现场迎接女儿的诞生，也未能陪伴夫人度过她人生最辉煌、最痛苦的时光，为此感到十分愧疚。

女儿在我们家族中是惠字辈，爷爷给她起名为惠萍。老人说他希望我们能平安地回到上海。正值夏天，上海的住房条件差，但是在公婆、父母无微不至地照顾下，在弟妹们尽心尽力地帮助下，夫人觉得月子坐得很好。尤其是睡在身边的天使般的小宝宝让她感到无比的欣蔚。我则天天盼望女儿早点满月。因为到那时我就可以看到她的照片了。

女儿满月那天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给夫人发了一份长长的贺电，表达了我对她和前来吃萍萍满月酒的同学、至爱亲朋们的谢意。当我第一次看到女儿的照片时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女儿头戴太阳帽，眉目清秀、口端鼻正，胖嘟嘟的小脸蛋招人喜爱。一个月的小毛头我见过不少 ，能像我女儿这样漂亮可人的还真不多。我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从那以后我对弟妹提了个要求，请他们每三个月给萍萍拍张生活照寄给我。谢谢他们十年如一日满足了我的愿望。

女儿既然在上海出生了，当然会留在上海成长。我们的远行使年迈的家长们在万般思念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现在有了这么个天使般的孙女就可以让他们在寂寞之中享受到一份天伦之乐了。

常言道，有假儿无假孙。我养母应该是五位老人中最高兴的一位。她因为体瘦，从此得了个瘦奶奶的称号。而我的生母因为体胖也得了个胖奶奶的称号。外公外婆对这个外孙女也是珍爱有加，三天两头从黄浦区转两路公交车来看望，恨不能让女儿早一点抱上宝宝回去住上几天。

过了国庆节夫人要返回工作岗位了。喂了女儿四个月的奶血肉相连啦！断奶的过程是刻骨铭心的痛。骨肉离别的时候更难分难舍呀！当夫人回到和田对我说起她在上海的那几个月的经历时初为人父的我十分惭愧。在妻子和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说什么我也应该守护在她们的身边呀！

夜宿戈壁滩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临近预产期的夫人回上海待产去了。我独自一人留在和田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自从有了家以后，这家务活就像庄稼地里的杂草似的，今天做完了明天又会生出一些来。一旦重归于单身只觉得无限轻松。起码每天没有那么多的家务事要做了。诚可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倒也活得蛮自在。

转眼之间到了九月初。秋天是新疆桃李瓜果集中上市的季节。策勒县的苹果和梨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中秋节之前有一天我和刘文敏在杨俊康家闲聊，不知是谁提出在节前到策勒去一次，目的自然是搞点水果回来过节。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热烈响应。

策勒与和田相距九十多公里，不像到洛浦和墨玉那么近便，往返一次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怎么个去法呢？我们从地委小车班借出一辆北京吉普去跑一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杨俊康却：“咱们骑摩托去！怎么样？”那时他正热衷于骑摩托，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戈壁滩上美美地过一回摩托瘾了。而我虽然已学会骑摩托，但驾驶技术还很一般，如果能有一次长途骑行的机会当然求之不得。刘文敏虽不会骑摩托但是他能从地毯厂借到一辆三轮摩托（实际上是北京人说的三奔子）。

事情定下后杨俊康便开始物色手中既有两轮摩托又能和我们玩到一起的人选。地区邮电局的老朱是最先入选的。他是南京人，单身在和田工作。因为负责邮件转运经常要到各县去巡视，因此配有一辆专用摩托。老朱也是爱玩的人，听了我们的计划二话没说就入了伙。但是老朱和杨俊康谁也不愿开三轮摩托。于是就又想到了洛浦邮电局的小赵。小赵是江苏徐州人，身材不仅矮小而且又黑又瘦。他也配有一辆专用摩托，而且愿意将自己的摩托让给杨俊康骑。这样一来五个人三辆车终于可以上路了。

这年的中秋是9月11日。9月9日正好是星期天。这天一大早我们从和田出发并在洛浦与小赵会合后直奔策勒而去。后三轮摩托速度比两轮摩托要慢得多，最多只能放到60码。杨俊康和老朱猛跑一阵后就在前方坐等我们。这一路上，我、刘文敏、小赵可是受大罪了。车子自重轻，路面像搓衣板似的，跑快了不行，跑慢了更不行。颠得我们五脏六腑都快翻身了。半道上公路被山上下来的雪水冲了毁了一段。好在水不太深，老朱一马当先轰着油门冲了过去，杨俊康也照着老朱的样儿快速地冲了过去。轮到我们涉水时候小赵的驾技虽然很高无奈车子的性能不佳费了好大的劲才过了去。

到达策勒时已近晌午了。杨俊康事先已和策勒县医院的小干打好招呼，当我们风风火火地进门时，餐桌上已摆好了七碗八碟子。策勒县医院的其他几位熟悉的医生也一起过来相陪。说来也巧，这小干居然是我们上海中医学院已故副院长干仲儒的儿子，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不知怎的也流落到了这偏僻之地。

在和田，朋友聚会不喝酒是不可能的。一旦喝起来没有一两个时辰是结束不了的。因为我们五个人还要在天黑前赶回和田，酒倒是没有多喝，话却是说了许多。在我们这一伙吃吃喝喝的时候主人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往回带的生梨和苹果。在新疆就是这样，大凡是朋友托办的事情只要力所能及都会实心实意地去办。

回来的路上原本是很顺当的。但是到了水毁路段时却遇到了麻烦。水势显然要比早晨大得多，湍急的水流已经将路基冲开一道既宽又深的沟。老朱不愧是有经验的骑手。他将车子停在路边，脱了鞋子在水中淌了几个来回。他在水毁路段找到了一条卡车车辙，试过水深和路基的硬度后觉得有把握将摩托车从水中开过去。只见他将车子发动起来朝相反方向开了几十米，然后调过头来以很高的速度对准那条车辙“呼”的一声冲了过去。接下来，杨俊康学着老朱的样子也来了一个冲刺。眼看就要成功了，不知怎么搞的摩托车突然熄火了。站在水毁路段这一边的我们一看大事不好，连忙涉水过去帮他将车子推上了岸。

轮到小赵开着三轮摩托冲刺了。这回更惨，车子没有冲过中心线便在水中熄火了。我和刘文敏赶紧推车，然而无济于事。水流不一会儿就将车厢淹没了。车厢里用柳条筐装着的生梨苹果立刻就漂了起来。当我们手忙脚乱地抢救水果时，我和刘文敏放在车上的皮鞋不仅漂了起来，并且眼看就要被水冲走了。紧急关头只好先抢救鞋子了。结果鞋子是抢到手了，水果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漂走了。五个人使尽了力气才将车子抬上了岸。

准备重新上路时，在水中熄了火的两辆摩托都发动不起来，这下子可急死人了。先将火花塞擦了又擦，然后猛踏发动曲柄，试了一次又一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一招是挂上挡快速推行，四个人分两组来回折腾了好几次，小赵才将他那辆摩托车发动成功。最难对付是那辆三轮摩托，几乎所有的招数都用过了，就是无法使它起死回生。结论是，发动机可能进水了。

这时天已擦黑，唯一的办法是到洛浦城里去讨救兵，最好能找一台手扶拖拉机来将三轮摩托拖回去。卡车虽容易找，但凭我们几个人的力气是不可能将三轮摩托撞上卡车的。老朱和小赵骑着自己的车子很快消失在夜色中了。杨俊康、刘文敏和我蹲在公路边上守着车子发呆，香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新疆的气候是早晚凉中午热，时近中秋昼夜的温差更大。戈壁滩上无遮无挡，夜风吹在身上还真有点冷。早晨出门时谁也没有料到路上会出意外，衣服都穿得比较单薄。如果等待的时间很长肯定是扛不住的。

足足过了两个多小时，小赵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回来了，但是没有带来好消息。他说，救援的车子要到明天一大早才能搞定。小赵这人很够朋友，他决定和我们三人一起在戈壁滩上过夜。也许是我们运气太差，堂堂315 国道上这天居然没有在我们之后从策勒驶向和田的过路车。在寒风中待久了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当务之急是找一个避风的地方。这时刘文敏出了个主意。他说，这路边有不少筛沙人留下的地窝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到那里面去避避风。

沙子虽是新疆的特产，但是那些细沙子对建筑并无太大的用场。要想得到比较粗的沙子就得到戈壁滩上去筛。筛沙工为了找到一块比较理想的工作面往往会掘地三尺。当他们转场时便会留下一只可以遮阳挡风的地窝子。我们借着打火机发出的微弱亮光就近找到了一只地窝子。经过检查，这只地窝子里面既没有污秽之物，也没有先入为主的小动物。接下来我们便将两辆摩托车推到地窝子旁分别上了锁，然后鱼贯而入进了避风港。

半躺在地窝子里暂时躲过了寒冷。可是生存空间的局促和压抑却使我感到格外难受。时不时觉得有小虫子从身上爬来爬去，弄得神经高度紧张，真可谓欲睡无眠。为了驱赶寂寞我们在地窝子里一边聊天一边抽烟。四支烟枪一会儿就把洞里弄得烟雾缭绕。觉得呛人了就到外面透口气。仰望晴朗的夜空，月儿弯弯星星闪烁，就是听不到一点儿声音，真可谓万籁俱寂。这一夜我们就这样洞里洞外来回折腾了好几次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终于听到了手扶拖拉机的“突突”声了，我们四个人同时欢呼了起来。钻出地窝子一看天色才蒙蒙亮。老朱没有骑摩托车，裹着羊皮大衣，乘着部手扶拖拉机正向我们驶来。等了一夜的救星终于出现了，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小赵用一根缆绳先在三轮摩托的前保险杆上打了个结，然后将另一端拴在了手扶拖拉机的后座上。小赵和我、刘文敏一起挤在窄小的驾驶室内，方向盘仍由小赵把控着。随着“突突突”的声音响起，我们重新踏上了回家的路。杨俊康则和老朱骑着二轮摩托车一溜地跑得不见踪影了。

真是应了那句“祸不单行”的老话。还没走出一百米，只听得“嘭”的一声，三轮车不知怎地翻倒在公路边了，而手扶拖拉机却还在“突突突”地往前开。小小的驾驶室内我的位置在右侧。三轮车翻倒时正巧是右侧着地，于是我便被压在了最下面。眼镜被甩了出去，眼前一片模糊。三轮车的挡风玻璃摔得粉碎，幸好是钢化玻璃，虽然玻璃屑子洒了一地却没有伤到人。当我挣扎着找到眼镜时，明显地感到腰间有一种冰冷潮湿的感觉。心想这下坏了，该不是那儿出血了。可是又一想，血应该是热的呀，怎么冰冷的呢？直到小赵和刘文敏从我身上爬起后我才发现那冰冷的东西是油箱里的油被倒翻了。

经过一番检查终于找出了翻车的原因。由于三轮摩托前保险杆上的缆绳没有系好，一经牵引接头便滑脱了。没有动力的车子依靠惯性向前冲的过程中顺势侧翻了。所幸当时车速较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将三轮摩托扶正后重新系好缆绳，手扶拖拉机又突突突突地往前走了。没了挡风玻璃迎面而来的冷风直往吹得我们缩头缩颈。我们是一路打着哆嗦坚持到洛浦县城的。草草地吃完小赵夫人为我们准备的早饭便到马路上去挡车。

这次出行实在是背运。原以为吃过早饭搭辆便车回和田是误不了上班的。可是我们在马路边等了好一会就是没有碰到一辆去和田的车子。这时再到汽车站去乘班车已过了时间。快到中午时才从策勒方向过来一辆拉木柴的车子。心急火燎的我们已经顾不得体面了，跟司机打过招呼便爬上车顶。

回到医院急忙换掉满身油污的衣服，三把两把地擦了擦身子，洗了洗脸就往病房跑。幸好防疫站来我科深入临床的张医生帮我妥善地处理好了医嘱才没有影响病人的治疗。张医生是一九六五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毕业的，资格很老的。我很尊重他，从一开始我就把他的业务进修改称为深入临床了。这次不能按时上班是我从医生涯中唯一一次擅离职守。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羞愧。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能用二轮摩托拖带熄了火的三轮摩托，我们是可以自救的。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朝这个方向去想。

为爱筑巢

结婚一年多了，女儿都诞生了。可是我们房间里还没有一件可心的家具。住在办公室里临时凑起来的家具不仅看着别扭，用起来也不方便。维吾尔人打造家具是用实木做的，一张桌子重得两个人都搬不动，要挪个地方都不容易。我感到自己应该为这个家庭的基本建设做点什么了。这时候我想起了在和田丝绸厂当木模工的上海邻居李长根。

说起这个邻居小阿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挺有意思的。他在和田工作的信息也是父亲告诉我的。可我实在想不起他的模样。那天当他领着女朋友到医院来找我们时，一见面他就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大阿哥！我是李长根，你不认识我吧？”

我不好意思地说：“邻居多年不相识，有缘相会在竟天边。”

他说：“你是大学生，住校难得回家一次，平时又不在弄堂里露面，怎么会认得我这个小青年呢？”于是哈哈哈一笑。

那时我刚和土送木匠改了一张双人床，还想自己动手干点别的，便不客气地让他帮我弄几样木工家什。一个星期后长根给我送来了四件木工家什。其一是锯子，其二是凿子，其三是一只“砍砍子”，其四是一只刨子。这“砍砍子”是维吾尔人的发明，功能相当于斧头，可是形状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一把“花锄”，但要厚实得多。

长根自从和我接上头后就成了我家的常客。有一次我就问他：“你能不能帮我做一只五斗橱呀？”这是埋在心底很久的一个愿望。如果有了它我们的衣服不仅可以悬挂起来，替换衣服也可以分开来放在抽斗里了。夫人爱整洁，我知道她早就想拥有一个可心的衣橱了。李长根说：“行呀，只要你能买到三张三合板，我们厂有做五斗五斗枋料我可以帮你买一套。”听了他的许诺我心里很高兴。

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物资局有位姓黄的上海阿姨来找我看病。我便问她和田有没有三合板卖。他说：“有啊！墨玉县物资局就有一批三合板库存了很长时间都销不出去。”我一听简直是喜出望外。于是和她相约下一个星期天到墨玉县城跑一趟。在库房里看过货色，水曲柳贴面的三合板才5元一张（规格是90*240厘米）。我毫不犹豫地买了5张。黄女士在我的影响下也买了5张。吃过午饭，县物资局的那位业务员特地找了一辆过路车将我们连人带货送回了和田。路过丝绸厂时我将三合板交给了李长根。剩下的两张成就拿回了家。

长根拿到了三合板之后，花了20元钱配齐了制作五斗橱所需的枋料。用了两个多月的业余时间帮我们打造出了一只上海正在流行的五斗橱。当这只白坯的五斗橱在一个星期天运到医院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无论是汉族人还是维吾尔族人都觉得耳目为之一新。当我将这只五斗橱贴上木纹纸涂上清漆后登门参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当年药品和医疗器械从内地运到和田都是用木箱包装的。包装箱大多是用杂木加工的，但也有一些是用松木加工的。松木比杂木要容易加工一些。于是我想用从包装箱上拆下的木板做一个茶几。

茶几的结构很简单，上下两层四条腿而已。比较困难的是面极的拼接。将几块小木板粘成一大块说起来容易，操作起来还是有蛮难的，试了几次才找到了点窍门。四条腿也是用三条薄板粘在一起制成的。为了防止脱胶我还在关键部位拧了几只木螺丝。就这样七拼八凑一只茶几居然让我做成了。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我的心大了。接着又做了一张独腿饭桌。所谓独腿并不是只有一条腿，而是在基座上先做一只小柜子，然后再在柜子上安放桌面。这只方桌的式样完全仿照岳父家的餐桌。也算是寄托心中的一点念想吧。

做成了这两件小家具后夫人很高兴，同事们夸我本事不是一眼眼，我也有点飘飘然了。碗櫉，书橱都是居家不能缺少的。这两样都是大件，不仅需要比较多的枋料工艺也比较复杂。思来想去还是等等再说。

等长根再次为我们打造了一张漂亮的饭桌后，药材公司的老王相中了我炮制的独腿餐桌，执意要用两根木料和我交换。为了友谊我只好割爱了。

有了两根木料，看着那两张三合板我又心动了。建筑公司有台电锯，我就将木料加工成枋料和板抖，准备自己动手做一只书橱。从上海带了那么多书总得有一个地方摆放呀。经过一番努力尽着两张三合板的尺寸我终于将书橱打造出来了。因为没有安装可以开合的门，实际上只能称作书架。

有了书柜后打造碗橱格外急迫了。三合板已经买不到了。只能打全木的主意了。这时我已经认识新园综合服务部的苏州知青小唐。他说，只要我将木料准备好了，他愿意为我制作。这次是商业运作，当我将一批木料运到他们的门市部后没过多久我便拿到了成品。稍后，小唐又为我们打造了四只核桃木的方凳。这四只方凳我们从和田带到屯溪，又从屯溪带回上海，一直用到现在。它是贷真价实的和田制作，也是我们唯一收藏的新疆纪念品。

房间里有了一只五斗橱，一只碗橱，一张饭桌，四张方凳，一个书架和一只茶几后显得不那么空空荡荡了。虽然还没有凑足48条腿，式样也不完全统一 ，作为一个小家过日子已经够用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人沙发在上海新婚的家庭中已经是必不可少的大件。虽然不是正宗的牛皮沙发，但用布料包裹后无论是观赏性还是实用性都非常出色。上海人住房面积小，如果有了一只三人沙发无疑是增加了一张床。三人沙发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必需品，我倒是希望卧室里能有一对真正意义上的沙发，好让我们在工作之余能舒适地坐下来听听音乐，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

那时在和田的汉族人家中普遍使用一种土沙发。这种土沙发是什么样子呢？说起来挺搞笑的。它是用一只装药的木箱子搭建的。先用破旧衣服或过时的书报将箱子填满，然后将箱子盖竖起来斜靠在墙上，再用一条浴巾将箱子和靠背包起来。于是一张土沙发便做好了。这样的沙发虽然制作起来非常容易，毕竟太简陋了，而且坐在上面一点儿也不舒适，我们自然是看不上眼的。

我知道制作沙发的材料之中弹簧是最主要的，其他诸如木料，填充物，沙发布虽然也很重要，但相对好解决一些。经过一番考察，我发现运输公司报废的驾驶室坐垫中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弹簧，于是便通过熟人搞到了几只。拆开一看，简直让我喜出望外。那里面的弹簧和上海市售的沙发弹簧不仅完全一样，而且质量更好。

为了弄清沙发各部分的尺寸和制作工艺我一次又一次跑到地区招待所去实地测量。地区招待所简称一所，是专门接待上级领导和外宾的地方，客房中摆放的沙发看上去很有气派。我决定就照着那式样炮制它两只。看了几次心里有底了便在休息时动手制作起来。

搭沙发架子比较容易，按尺寸下好料，不用刨，凿好榫口，用骨胶（上海俗称黄鱼胶）黏合成形，这第一道工序便算完成了。下一道工序是捆扎弹簧。然后是铺填充物并用麻袋片子将填充物固定好。最后一道工序是将面料裁剪好，并缝成一只完整的套子。画龙点睛的一笔是用泡钉将沙发套子钉在沙发架子上。当两只崭新而有气派的沙发呈现在我面前时，我和毕士敏都高兴得合不拢嘴。再听别人一番赞扬，那心里简直就比蜜还甜。

我对听音乐很有兴趣。收音机中播送的音乐虽然好听，只是难以满足我的需要。当时地区广播站有位姓刘的大学生自制了一套音响，用它放唱片很好听。这让我为之着迷。经过一番筹划我也拥有了自己的土音响，从此下班之后我们可以坐在沙发上尽情地欣赏自己的音乐了。

在远离父母的穷乡僻壤要安个家确实不容易，我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在朋友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瞎折腾终于为爰筑成了一个巢。

在戈壁滩上捕鱼

小时候在家乡的小水沟里曾经干过捉鱼摸蟹的勾当，那是为着好玩。到了上海后小菜场里有的是鱼虾卖，百姓人家不用自己去捉鱼，再说城里也没有捉鱼摸蟹的地方。到了和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巴扎上我没有看到过活鱼，当然更没有吃到过新鲜的鱼。那时我对在和田能吃到鲜鱼已不抱什么希望了。

“鱼儿离不开水”，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和田干旱缺水，少有适合养鱼的地方，吃不到鲜鱼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到了一九七四年以后和田却刮起了一股捕鱼的旋风。开始时我对戈壁滩上也有鱼是不太相信的。更没有想到在戈壁滩上的水泡子里捕鱼会有那么多的乐趣。

从总体上来说戈壁滩是不毛之地。但是在河道的附近常常会分布着一些“水泡子”。这水泡子是当地人对小水潭的称呼，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新疆的河道和内地的河道不一样，河床很浅，除了在经过城镇的地方筑有堤防，其他地方是不设防的。于是在丰水期大量的河水就溢出河道流淌到低洼处。水泡子就是这样形成的。“水泡子”的周围杂草丛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片湿地。鱼儿是怎么来到这些水泡子里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谁也说不清楚。维吾尔人是不吃鱼的，最初的鱼苗大概不会是他们放养的。当然，这些鱼儿也不可能从天而降。要不然是昆仑山里有鱼？天晓得戈壁滩上的鱼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很久以后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鸟儿吃了鱼以后鱼籽是不会被消化的，它们随鸟粪排出后落到水里仍然可以发育成小鱼儿。此说的可信度如何不得而知。

和田的这股捕鱼之风最早是几位上海人引发的。他们是地区粮食局地方明肯，李春亭；地区医药公司的王其才；还有一位是地区商业局的副局长，湖南人，上海人的女婿刘金成同志。他们开始是用鱼竿钓，后来觉得不过瘾便改用挂网捕鱼。维吾尔族人虽然不爱吃鱼，但是他们不反对汉人吃鱼。所以这捕鱼之风不仅没有受到非议，而且渐有燎原之势，不久各行各业中的各省级的人士都纷纷仿而效之。

我第一次到戈壁滩上去捕鱼并没有和那几位上海老乡结伴而行，而是和两位四川人搭档的。其中一位姓笑，另一位姓王。那是八月里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一行三人各自骑了辆自行车一直往北走，过了英尔力克水库后又走了好远的路。最后到了一条小河旁，我不知道那儿是什么地方。举目四望是一片空旷的原野，在视线内没有看到人家。我们所带的渔具很简单，两张挂网和一只推网。河的两边生长着一些低矮的芦苇，河面大约有七八米宽，水深在一米左右。

小笑说这地方他曾经来过好几次，每次都能满载而归。说话之间，他和小王两人已经张开挂网并将其放到了河中央。然后他俩各自拿了一只推网跑到小河上下游的远处一点点地往回赶鱼。所谓“赶”，也就是用推网在岸边的芦苇丛根部不紧不慢地捣几下，然后换个地方再捣几下。那动作颇有点“打草惊鱼”的意思。你别说，在这过程中倒也小有收获，几条小鲫鱼居然被网上了。按小笑他们的经验，经过这一番折腾后应该将挂网提起来看一看，如果运气好网上是会有鱼的。遗憾的是将挂网提出水面时没有收获到一条鱼。

既然一起来了我也不能老在岸上袖手旁观呀。于是我学着小笑的样儿用推网卖力地赶鱼。小笑和小王则分别从小河的两头搅浑水。不是有句古话叫做“浑水摸鱼”吗，我们干的正是这种勾当。就这样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总共逮到了两条半尺来长的鲤鱼和十几条两三寸长的鲫鱼，眼看时间不早了便收拾好家伙往回赶。

这么点战利品实在不好分，于是一合计干脆就在小王家烧着吃了。鲫鱼煮汤，鲤鱼红烧。小王老婆又另外整了几样菜，三个人凑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喝起了小酒。这次捕鱼和我以后的几次经历相比简直就是闹着玩。

第二次捕鱼我是混在王其才领头的大队人马中去充数的。一大班子人，大约有十好几个，开了辆解放牌卡车去了洛浦的东风水库。那水库不算小，单水面就有百来米方圆。这回带的渔具是清一色的挂网，长短都在五十米上下。网眼有两指的，也有三指的。下网用的工具预先已经准备好了，是用两只充满气的汽车内胎扎成8字形，并在上面铺了一块厚实的木板。为了安全起见，木板和轮胎是捆在一起的。这轮胎放在水里俨然就是一只橡皮筏子。筏子上一前一后可以坐两个人。用挂网捕鱼无论是放网还是起网两个人配合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人操作难免顾此失彼，尤其是在网上挂了较多的鱼儿时常常忙不过来。

出发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班鱼迷是要在水库干一个通宵的。当太阳落山后水库边上还是有点凉意的。风儿吹在裸露的皮肤上竟然起了鸡皮疙瘩。这时站在水里反倒觉得比较暖和。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几个和我一样闲着没事干的人在离水面较高的地方用手扒沙子，并且已经扒出了一个干燥的斜坑。我好奇地走过去问他们：“这是干啥用的？”“把自己埋进去呀！”其中一位开玩笑似的对我说。我一时没有回过意来，便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他。“避风取暖用的，不信待会儿你躺在里面用沙子将身体盖上，保准一点儿也不冷。”另一位见我愣愣地看着他们便停下手中的话对我说。

干燥的沙子被太阳晒了一天摸上去确实很暖和。照着他们的说法我斜躺在沙坑里背部立即感到有一股暖意。于是我也依照他们的办法给自己扒了一个坑。说实在要是没有这个坑，干干地在水边站一夜那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在水库里放网的那几个人干完了活之后将皮筏子划到水边，一路小跑着来到我们这边取暖来了。天已经很晚了，借着朦胧的月光大家就躺在沙坑里聊天。肚子饿了就抓起一只馕啃上几口，对着军用水壶的嘴喝上点水。会抽烟的人则聚在一起你一根我一根地转着圈子敬烟。

过了几个小时原先负责下网的那二位提了一张小马灯划着皮筏子到水面上查网去了。夜很静，他们划水的声音和说话的声音我听得一清二楚。好像是已有鱼儿撞网了。就这样我们一班人在水库边上耗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时开始起网，半尺来长的鲤鱼抓了一百多条。小鲫鱼也抓了大半水桶。我算是不劳而获也得了一份。当我从老王手里接过那几条活蹦乱跳的鱼儿时真有点不好意思。说实在，我并不喜欢这种有专业水平的捕鱼场面，那意境甚至还不及那次和小笑小王在荒郊野外的小水沟中浑水摸鱼来得有趣。

过了好些日子我又参加了一次捕鱼行动。那是我的朋友姜华新组织的。去的方向也是洛浦县，不过不是东风水库，而是在麻风病院北边好几公里的地方。那里离真正意义上的沙漠边缘已经不远了。我们这次不仅带了捕鱼必备的工具，而且带了锅碗瓢勺和油盐酱醋酒。这是我出的主意。我对老姜说，在戈壁滩上要待一夜，就那么呆坐着抽烟聊天多没意思。能不能先想办法搞到点鱼儿，不论大小，煮上一锅鱼汤，有吃有喝，又抽又聊，那才有意思。老姜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到了目的地之后老姜将车子停在一片开阔地上。然后四处转了一圈。这地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水泡子。老姜选中了其中的一个说，先在这里炸它一家伙。大伙儿忙碌了一阵，将一只点燃了导火索的炸药包扔进了水泡子里。随着“轰”的一声，一股白色的水柱冲天而起。等到水柱落下后水面上果真飘起了一些大小不等的鱼儿。因为事先已有准备这些被炸昏了头的鱼儿很快被捞了起来。老姜将这些鱼儿交到我手里说，“李大夫，我们就等着喝你煮的鱼汤了！”

煮鱼汤对我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医院总务科的管理员小吕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我和小吕一起将小鱼儿先去了鳞，然后去了肠子和鳃，洗净之后放在一只大号铝锅中备用。接下来是垒灶支锅。小吕和我都在部队里待过，办这些事熟门熟路。灶垒好了就去拣柴火。其余的人听说有鱼汤喝也抽空帮着一起拣，不一会就堆了一堆。拣来的柴火虽然有干有湿，但这没有关系，浇上点汽油不会烧不着。新疆没有鲜姜，也没有香葱。少了这两样鱼汤会有腥气味。怎么办呢？我预先从中药房里取了点干姜，又从家里拿了一只洋葱，另外还备了点白胡椒。该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于是在锅里加足了水便将火点燃起来。

当我和小吕忙完这些事后，老姜已经领着几个人将挂网下好了。一时无事可干，都凑到我们这儿来等着喝鱼汤。那么一大锅水一时半会是烧不开的，喝汤的事自然还早着呢。老姜发现几条半尺来长的鲤鱼没有放在锅里煮，抓起来就要往里放。我赶紧制止说，“别放！鱼鳞还没有刮呢，是留着烤了吃的！”老姜说，“现在就烤，反正闲着也没事。”“那好，这事就交给你了。你先找几块光滑的大卵石洗刷干净，然后用喷灯将它烧得足够烫，到时候再把这几条鱼放上去就行了。”说完这些，我赶紧将准备用来烤着吃的那几条鱼剖洗干净，抹上盐和调料晾在一边。

忙忙碌碌中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太阳已经悄悄地落到地平线以下了。暮霭中煮鱼汤的柴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鱼香味一点点地从锅中溢出来。不多一会儿，老姜点燃了喷灯，蓝色的火焰发出呼呼地响声烧得卵石直冒青烟。烧了好一会我觉得卵石的温度应该很高了，便将那几条暴盐过的鱼放了上去。只听“滋啦”一声，一股浓烈的焦味腾空而起。众人随之发出一片欢呼。剩着卵石的高温未退，我赶紧将鱼儿翻了一个身。鱼汤在锅里沸腾着，大鲤鱼在石头上烤着，各种香味，包括刺鼻的莫合烟味一起在空气中飘逸着。围着锅灶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是热烈。

在戈壁滩上用滚烫的石头烤鱼并不是我的发明，这叫因地制宜，因为我们不可能将烤羊肉的架子搬到戈壁滩上去。说维吾尔人不吃鱼是说他们不吃煮的鱼，烤的鱼还是爱吃的。维吾尔人烤鱼是用一根小木棍穿过鱼的脊背，和烤羊肉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在炭火上烤。烤鱼有一股焦香味，如果能蘸上点调味品放在嘴里细细地嚼还是别有风味的。他们有一个奇怪的理论，说是煮的食物吃了不长力气，而吃了火烤的油炸的食物则会力气。所以凡是能烤的食物他们都烤了吃，连鸡蛋都要放在火上烤。

说实在，在野外吃鱼汤纯粹是为了制造一种氛围，目的是快快乐乐地打发时间。我的这一招因为新鲜很得渔友们的好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朋友们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

就在和田盛行用挂网捕鱼时，酷爱钓鱼的鱼友仍然大有人在。我的朋友老杨师傅便是其中之一。杨师傅是运输公司的修理工，一位忠厚老实的河南人。他的老婆是公司子弟小学的教师。因为看病和我们认识并进而形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老杨每次钓到鱼之后便会邀我们去吃鱼。老杨爱喝酒，酒品很好。我们边喝酒边聊天，每次都能玩得很尽兴。

抗击疫情和巡回医疗

由于各种各样自然因素和人文观念的综合影响，许多传染病曾经在和田地区流行。当疫情出现时地区医院的医务人员责无旁贷地要冲在第一线的。

一九七四年的春天洛浦县医院收治了一位发热病人。他是从山里回来的牧羊人，门诊医生在给他查体时发现他的腋下和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并有压痛。血常规检查提示白细胞计数及中性明显升高。主治医生高度怀疑病人是患了腺型鼠疫。并立即将拟似诊断上报地区防疫站（即现在的疾控中心）。

当时我正好轮转到传染科，根据卫生局的指示立即做好了应诊准备。我是学中医的知道鼠疫一旦流行那是非常危险的。要不然怎么会被列为1号传染病呢。

经过防疫站的复验那个牧羊人的病情被确定为鼠疫。鉴于病人的病情在恶化，密切接触的人群已经扩散，必须立即采取严密的防控措施。疫情逐级上报到自治区和国家卫生部，专家组和领导都乘着飞机赶来了。

说实在，那个年代在地广人稀的和田地区疫情一旦发生并没有什么有效的防控措施。至于治疗也就是补液支持和静脉滴注庆大雷素和四环素。

非常遗憾，首诊病人没能救活。洛浦县医院与首诊病人有过接触的医务人员都被隔离了。刘主任带着我和几名护士去接管了隔离病房，每天穿上防护服（就是手术室的隔离衣），戴上口罩、帽子、护目镜，乳胶手套，脚蹬高筒雨靴（防跳蚤）查房。流调和杀灭传染源的事就辛苦了防疫站的弟兄们了。

幸好那次鼠疫没有造成大流行，过了一阵子我们也就回医院了。这以后我又经历过抗击2号病和爆发性菌痢的战斗。至于在传染科我见识到的病种就更多了。

除了抗击疫情我没有参加过正儿八经的巡回医疗。夫人作为中医师到于田县去工作了六个月。但是比我们资历深的西医同事经历过的巡回医疗确实非常艰苦。下面我转录妇产科王主任的一段回忆。（摘自《岁月沧桑》）

文革期间，为了响应“把医疗卫生工作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我院组织了医疗队深入到最边远的山区进行巡回医疗。据说那儿的人还没有见过汉族女人是什么样子，我们医疗队里的几个女同胞便成了模特儿。我们先乘汽车到策勒县的达马沟乡，从那儿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目的地。

有一次大家骑马到农场巡回医疗，这是我第一次骑马，开始感觉很新鲜，那时天气已冷，我把带在身边的皮大衣搭在马背上，马稍微走快一点，皮大衣的下摆便被掀起来拍打在马屁股上，马以为是催它快走，开始小跑起来，越跑皮大衣的下摆越使劲地拍打着它的股股，于是马便向前飞奔起来。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双脚不自主地离开了马镫，双手紧紧地抓住缰绳，不让自己从马背上掉下来。当时如果脚套在马瞪子里一旦落马非拖死不可。后面的同事被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高喊着“把皮大衣扔掉！”我赶快把大衣奶到地上马才停止了狂奔，放慢速度，使我转危为安。到达目的地时，我双腿麻木得不能沾地，过了好半天才缓过劲来。

我们巡回医疗的地方在昆仑山中，海拔400多米，空气稀薄，条件艰苦，地上光秃秃的没有一棵小草。我们是有备而来，知道在这儿筹建手术室是不可能，便事先用布做好一个大蚊帐挂在土屋内，就在帐子里做手术了。本来是想做一般外科，妇科小手术的，结果还真来了个病情严重的病人，一查是陈旧性宫外孕反复破裂，造成大量内出血。该病人严重贫血，伴有休克，危在旦夕。这样的病人就是在地区医院手术也有一定风险，何况在这穷乡僻壤。但如不及时手术抢救就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大家同心协力给她做了手术，使病人转危为安挽救了一条生命。

在巡回医疗中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个重度子宫脱垂（子宫从盆腔内掉出阴道外）病人，要求给她手术治疗，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完成这种复杂的手术，劝她以后到地区医院给她治疗，但是病人紧跟我们的医疗队，我们走到哪里她跟到那里，我被她这种求医心切的心情所感动答应了她的要求，虽然条件不具备，由于术前准备充分，细心大胆地操作，终于使手术获得成功。手术后这个妇女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和田地区广大劳动妇女因卫生条件差，劳动量大，保健差，子宫脱垂、尿瘘、宫颈癌三大疾病严重威胁着她们的健康。有一个20多岁的妇女，以前担任过妇女队长，由于难产造成了尿瘘（即由于难产处理不及时，长期膀胱受压坏死结果造成膀胱和阴道相通），尿液不能自控不断地从阴道内流出，裤裆整天都是湿乎乎的，冬天冻成硬疙瘩。由液的浸渍，整个外阴腐烂，发出异常的臭味，家里的人都受不了，把她赶到羊圈里去住，冬天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差点被冻死。最后家里人把她送来治疗。我检查后确认是巨大尿瘘，瘘孔有乒乓球大小，做修补手术难度很大。出于对民姐妹的同情心，我毅然地收下了她，并安慰她会尽力为她治病，但是第一次手术失败了。失败归失败，瘘孔变小了。再做第二次手术，终于成功了。尿液再也不从阴道里流出了，能自动排尿，外阴溃烂的地方也恢复了。她重新恢复青春，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情不自禁地在病房里为我们跳起了新疆舞，感谢医务人员给了她第二次的新生。

王主任关于巡回医疗还有许多感人的记录。医院其他科室的工作人员在巡回医疗中也有许多感人的回忆。

打造土音响

新疆是歌舞之乡，想听音乐当然不成问题。记得在我到新疆工作之前一些以新疆为背景的歌曲，如《新疆是个好地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克拉玛依之歌》，《草原之夜》，《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等就深受我的喜爱。我喜爱音乐以欣赏为主，至于演唱和演奏也偶尔为之。

文革之前喜欢音乐的人家多备有一台电唱机（或称留声机），茶余饭后或者有情趣相投的朋友聚在一起时放上几张唱片听听是件既有品位又非常惬意的事。文革中人们的这种业余爱好一概被斥之为小资情调。从那时起电唱机停产了，唱片被销毁了。你要听音乐吗，电台里每天都在播送革命样板戏，你要唱歌吗，就唱毛主席语录歌吧。

1975年春天，和我们同期分配到和田地区广播站工作的一位姓刘的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造出了一台土音响。一张薄膜唱片，一首普通的歌曲经过那套音响播放后一下子变得特别好听。他的这一创造一时间倾倒了和田的许多音乐爱好者，纷纷设法仿制。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这台土音响的设计原理其实很简单，他是在普通收音机的基础上设法提高功放的输出功率，然后在机外对高音中音低音进行分频，并将分频后的信号输送给三只不同规格的纸盆扬声器。三只扬声器则安放在一只巨大的迷宫式音箱中。这事说说容易，但要让一般人去做却不太容易。先别说对收音机的技术改造有多难，单是那只十二寸口径的低音喇叭就一时难以寻觅，要知道少了这玩意儿音响是响不起来的。

那时我是广播站的常客，几乎和站里面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熟悉。经过友好协商，收音机的技术改造、分频线圈的绕制、十二寸低音喇叭的骨架由他们替我张罗。作为交换条件，我想办法从上海搞到一批十二寸喇叭的纸盆。

根据分工我先找到新原农场综合服务部的朋友小唐请他按图纸打造一只音箱。小唐看过图之后有点头痛。板材加工虽然不成问题，但要处理好迷宫式的内部结构却有相当难度。根据设计要求音箱不能用框架成形，当然也不能用钉子一钉了之，一点五公分厚的核桃木板与板之间只能用胶水粘连。我对这种黏合方式不太放心，于是又让小唐在一些地方拧了几颗木螺丝（可能是画蛇添足了）。在音箱的内壁还要铺上一层厚毛毡。最后在音箱的外壁刷上一层油漆并在正面蒙上层深色的纱布。这些事当然只能由我自己来做了。

说到毛毡我一直对它心怀好奇。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维族老乡将一堆羊毛用小树枝一点点地敲松后（相当于将皮棉弹成棉花的工序）后均匀地铺在一张用芨芨草编成的竿子上，然后将帘子卷成圆筒状并同时用绳子捆紧。接下来，一个人或几个人（要看毡子大小而定）背着手用一只脚踏在竿子上用力它往一个方向滚动。这个动作有点像擀面条似的。擀上一阵后要将帘子放开来在羊毛上洒点热水并对厚薄不均匀的地方做一些调整，然后再卷起来继续擀。这样的动作重复若干次后一张羊毛毡子就擀成了。当然，我说的是土法制毡，在工厂里大批量生产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对收音机进行改造主要是将输出变压器换成功率稍大一点的，同时将相关的几个小零件调整一下。这事对刘老兄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过了一个多月我委托家人采购的扬声器纸盆也寄到了。将纸盆往盆架上一粘便大功告成。要说还缺什么那就是电唱机了。

那时候和田市面上还没有电唱机出售，广播站也不经销这玩意。可真是万事俱备只缺东风了。这时候我从有关方面打听到，洛浦县百货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前曾进过一批“701”型电唱机，当时定价很高，一直没有销售出去，积压在库房里早已成了待处理品。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刘老兄。他说，只要价格合适把它们全搞过来。电唱机的构造主要是一组传动装置，即使有损坏修一下便成了。于是我和杨俊康挑了一个合适的时间专程到洛浦去了一次。看过货，一共有四台。由于存放的时间过长，电唱机的木盒子表面出现了一些裂纹。此外，涂在传动部分上的黄油也干结了。其实这款电唱机我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学生会的广播站里摆弄过，样子的确蛮好看的。经过协商我们以每台40元的价格（相当于我当时的半个月工资）买下了这批电唱机。我和杨兄各自从中挑了一台卖相比较好的，剩下的两台就交给广播站处理了。

经过一番调试我为之着迷的音响终于可以工作了。当第一首乐曲从音箱中飞扬出来时我快乐极了。由于输出功率增加了，低音因为有了震撼力显得更加饱满，而高音因为从音域中分离了出来显得格外激越亮丽。当然，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套音响的话它的确很土，充其量也就是把音源的信号放大了一些。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改进已经让我欣喜若狂了。

音乐是人类抒发情感的艺术。它的魅力在于既能感染人们的情绪又能引发深思产生共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歌咏怀”。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学到高中，音乐老师教我们唱的都是红歌，引导我们欣赏的都是民歌。在与苏联友好时俄罗斯歌曲倒是接触了一些，后来也就敬而远之了。可以说我对外国音乐几乎是个音盲，很长时间里我不仅不知道圆舞曲就是华尔兹，更说不清交响、协奏、奏鸣有什么区别。

直到初中二年级时我才被一首非常好听的曲子深深地感动。它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何占豪和陈 钢在院长的支持下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拉第一小提琴的也是音乐学院的女学生俞丽拿。

《粱祝》虽然好听，但是轻易听不到。直到上了大学后，因为学生会广播站里有一张《梁祝》的胶木唱片，想听了就可以进去在电唱机上放上一遍。可惜好景不长，文化革命开始后这支曲子成了毒草，我再也没有机会聆听它了。

土音响打造成功后，我陆陆续续从广播站买了许多薄膜唱片。有一天听说他们进了一批胶木唱片，《梁祝》赫然在其中。我如获至宝地将它买了回来。从此以后与这支曲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梁祝的故事家喻户晓。凭借这点优势，我逐渐听懂了这首曲子。什么叫听懂？就是在乐队演奏的过程中能够准确地分清不同的乐器以不同的节拍、节奏、旋律发出的声音呈现的是什么音乐形象，构织的是什么情和景。

《梁祝》打开了我进入音乐殿堂的大门。此后我陆续接触了一些外国音乐，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舒伯特的小夜曲，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序曲，比才的卡门序曲，老施特劳斯的拉德斯基进行曲……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从有了音响后欣赏音乐成了我们业余生活重要组成部分。下班后一边做饭一边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乐曲，一天的辛劳很快就缓解了。有时同事来串门一边聊天一边听音乐也很惬意。

沙漠边缘的见闻

我在新疆生活了十几年，但是能真正身临沙漠其境的机会并不多。尽管一次又一次地乘飞机从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空飞过，感受到的只是它的广袤和浩瀚，完全没有脚踏沙地的体验。戈壁滩和沙漠虽然一样荒凉，但是它们是不同的地质地貌，你在戈壁滩上走得再远也体会不到在沙漠中每走一步的艰难。

一九七五年的秋天，一场名曰“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的政治运动在和田地区的城乡展开了。由地委副书记和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有公安处处长领军的一个几十人的工作组要去皮山县的卫星公社蹲点六个月，时间够长的。那个公社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是个有名的穷地方。为了体现党和政府对贫下中农的关怀，工作组要求医院派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随工作组行动。这项光荣的任务本来是不会落到我头上的，因为夫人怀孕已经近九个月了，分娩在即，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离开她身边的。

两年前我们的大女儿是在上海诞生的，为了让老二获得同等的待遇，我决定让夫人再次回上海分娩。然而在申请产假时医院领导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只有我随工作组去皮山他们才能准毕士敏的假。为了孩子的权利我接受了院方的条件。送走了夫人之后我随工作队走进了那个沙漠边缘的公社。

皮山县是和田地区的东大门，它的西南面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控制着的克什米尔接壤，北面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据《新疆图志》注：“皮山，汉，皮山国地。约公元前三世纪，皮山国为沿塔里木盆地周围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东汉时被于阗国吞并，后来又复立。三国时为皮穴国，北魏时为蒲山国。《西域图志》作皮什南，皮什南急读则为皮山。”由于本人能接触到的文献不多，关于皮山的历史知识只晓得这么一点点。

从和田到皮山有一百八十多公里的路程，北京牌吉普开了好几个钟头才到达目的地。卫星公社是文化大革命中新起的名字，那个地方应该叫科克铁热克乡，公社机关所在地叫托克拉塔克村，在县城固玛镇以北五公里，距离315国道大约十公里。

这个地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绿树成荫，但是人气不旺。安排好住处后我和办公室主任毛炬在驻地周围走了走。这里的道路显然是经过规划的，不仅宽窄一致，就连拐角处都是方方正正的。所有的道路两旁都建有林带，外侧是新疆杨，内侧是杏树，桃树和苹果树。但是当我们沿着公社旁边的那条路往西北方向走了不到一公里时，眼前的景象就大不一样了。前方的树荫没有了，地上除了稀稀拉拉地生长着梭梭草和骆驼刺，还有许多人工栽下的固沙的麦草秆，举目望去天空灰蒙蒙的，原来我们已经走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了。

据毛主任说，卫星公社是自治区植树造林的先进单位。为了阻止沙漠的南移卫星公社不仅在管内所有道路的两旁建造了防护林带，而且在沙漠边缘栽种了固沙植物。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沙漠边缘建成了一道道防风固沙的林带网。毛主任说，要不是这些树木所起的作用卫星公社可能早就是一片沙海了。有资料显示，塔克拉玛干沙漠现在仍以每年近百米的速度向南推移，不断地淹没了昔日的绿洲和村庄。

回到宿舍后我找了张卫星公社的地图看了一下。在我们刚才散步的方向还有两个深入沙漠的村子。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到那里去看一看。

过了不到一个月机会就来了。一天毛主任要到那两个村去检查工作，我和护士小任背上药箱和他一起赶了辆毛驴车便上路了。我们去的那两个村子一个叫拜什力克 ，另一个叫坡赛克买里。那两个村子虽小，却原汁原味地保存了维吾尔民居的风貌。这里的村民不像城里人住得那么局促，每户人家都有一个独立的大院落。院落的围墙是用土垒的，围墙内种了好几排白杨树。两扇木门虚掩着，院落的中央是一长溜葡萄架，两旁种着各色果树。葡萄架的尽头是一幢U字形的土屋。土屋的地基大约要高出院落的地坪一尺多，屋檐则由一排木柱子挑起并向外伸展形成一圈围栏。U字形建筑的后面则是饲养家禽家畜和堆放杂物的地方。

这种建筑式样在维语中叫“辟希阿以旺”。“辟希”是外廊的意思，“阿以旺”是指这幢建筑正当中的那一间。在我看来，所谓的“阿以旺”，其实和内地民居中的“堂屋”差不多。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辟希阿以旺”的窗户不仅位置高而且面积小。据说这种设计是为了防风沙。其实风沙是无孔不入的，即使窗户再小风沙也钻得进来，可是光线却因此被挡在屋外了。

在两个村子里走了一圈我没有见到储水的涝坝。于是我问毛主任村民的用水怎么解决。他说打井取水地下水。这使我感到很奇怪。都到沙漠边上了，还能取到地下水吗？后来我们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果然看到了一种将一根铁管子插在地下的取水装置，它的原理是通过活塞在水管中的上下移动将地下十几米深处的水吸上来，这种装置叫压水井。据说这根插在地下的铁管子是经过特殊处理的，管壁上有许多小孔，地下水就这样从这些小孔中不断地渗进来。沙漠边缘为什么会有如此丰富的浅层地下水呢？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讨教过工作团里一位长期与水利打交道的同志，他是这样对我说的。

从地图上看皮山县境内有好几条发源于喀喇昆仑山中的河流，可是它们在流出山脚下的绿洲后，都消失在茫茫的戈壁沙漠中了。315国道以北的地区基本上见不到河流的踪影。那些从山上流下来的雪水虽然大部分被蒸发掉了，但是仍有相当可观的部分渗入了地下，因此皮山县水资源的状况是地表缺水，地下水埋藏较浅。经他这么一说，我不仅明白了只打了十几米深的压水井就能出水的原因，而且明白了那些种在院墙边的杨树能长得高大挺拔的原因。

借着送医送药上门的机会，那天以及后来的日子里我进了好几户贫下中农的家。在我看来，维吾尔人的“辟希阿以旺”式民居虽然很宽敞，但是作为居所却有不少缺点。首先是采光不好。尽管每间房子的屋顶上都有一个不太大的天窗，但屋里一点也不明亮。其次是空气不流通，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对健康绝对不利。至于室内的陈设倒很有意思。那里的维吾尔人没有睡床的习惯，一只土炕几乎占据了居室的一半面积。说是炕又不与烧火的灶爣相通，不如说是一大统铺。一般人家的炕上都铺着地毯，特别贫困的家庭则铺着染了色的羊毛毡。这毛毡子虽然也是羊毛制成的，但它的品位和地毯实在是没法相比的。

“辟希阿以旺”式民居中的家具比较简单，除了桌椅板凳外，箱柜是其中的主角。维吾尔人制作的箱柜因为用材很厚实，尽管雕了花，彩绘了美丽的图案，但是看上去仍然显得很笨拙。我发现这个村子里的维吾尔人家都喜欢将一只雕花大箱子放在炕上。说实在，他们这种摆放家具的方式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大炕既然是睡觉的地方，在中间放上一个大箱子能方便吗？我们医院家属院里的维吾尔人家也睡炕，但是我在他们的炕头上从未见识过偌大的木箱子。医院里维吾尔人家的炕上摆放的是折叠成长条状的被褥和绣了花的大枕头。

和田地区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纬度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当。冬天虽然不是非常冷但是气温在零度以下的日子却长达四五个月，极端低温时甚至可达零下20多度。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如果在室内没有取暖设备肯定是不行的。和田的老百姓家里是不通暖气管道的，主要的取暖设备是火墙。所谓火墙就是在两个房间的隔墙上用薄土坯砌成一组曲里拐弯的烟道，火墙的下端与炉子相通，火墙的上部则与屋顶上的烟囱相通。这样由火炉子散发出来的热量可以被火墙最大限度地吸收，然后再慢慢地释放出来。我原以为这种取暖方式是城里人的发明，看了拜什力克 和坡赛克买里两个村的民居后才知道，在室内砌火墙取暖原来是“辟希阿以旺”式建筑的特色之一。这也是维吾尔人喜欢睡炕但又不在炕肚里烧火的原因。

那天在坡赛克买里村我们碰上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前几天生产队里的一峰骆驼摔断了腿，兽医说即使把骨头接上了将来也干不了重活啦，于是就把它宰了。我们没有看到宰骆驼的场面，可是吃上了用骆驼肉包的饺子。骆驼肉纤维很粗，没有多少脂肪。驻村工作队员在肉馅饺子里加了许多皮牙子（洋葱），又倒了不少清油（一种用红花籽榨的油），可是等饺子煮熟了吃起来那口感仍然里木渣渣的，和羊肉饺子相比那味道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寻找校友

人们在赞美一所学校或者一位教师的辉煌业绩时通常会选择“桃李满天下”这个成语。对于读书人来说，如果走到哪里都能找到自己的校友应该也是一种快乐。我在新疆工作期间就有过这样的快乐。

我们上海中医学院原来是“二本”院校，在20世纪70年代前招生范围仅限于本市。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很好，除了留校基本上都去了市区两级综合性医院的中医科。那时被分配到外地去工作的学生除了委培生外（如安徽省，山东省）就是根据卫生部下达的指标为边疆（如新疆和内蒙）的省级中医院选送的人才。但是，从1968年开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上海中医学院一改以往“自产自销”的毕业分配模式，以“四个面向”为标榜将66届至71届毕业生中的绝大部分（95%以上）分配到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正因为如此，上海中医学院的学生才得以冲出上海走向全国，跻身“桃李遍天下”之列。

一九七O年八月，我在学生处办理离校手续时，一位老师听说我要去的地方是新疆乌鲁木齐解放军农场，便郑重其事地告诉我：“62届的张绚邦，乐德行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了，你们去了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请他们帮忙。”老师的话我记在了心里，可是到了新疆真要找到这两位大师兄并不容易。当初只是让我们到新疆军区政治部报到，真正的落脚点还在未知之中。果然，我们到达乌鲁木齐后只在车站旅馆住了几天就被一支番号为7971的部队接走了。两年后我没能回到乌鲁木齐而是去了更为遥远的和田。于是寻找校友的事只好搁在一边了。哪里知道这一搁就是十年，直到1981年我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学会年会时才见到两位大师兄。那时张绚邦已是自治区中医院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他同时主持着新疆中医学会的工作（副会长兼秘书长）。而乐德行已是名著一方的伤科医生了。

到了和田后人生地不熟，我当然希望能在那偏僻的地方找到校友。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在和田地区除我和毕士敏之外还有两位早我们两年到达的上海中医学院毕业生。大概过了一年多，有一次在卫生局开会时分管中医工作的老杨问我：“于田县医院的杨长春，皮山县卫星公社的孙锦你认识吗？”我说：“认识呀！”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既使我意外又使我高兴。虽然在校时我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但是我知道杨长春是67届的，而孙锦是66届的。我们上海中医学院是大学里的小学，不仅地方小，学生也少，每届只有一百人。平日里大家在一幢楼里住宿，在一个食堂里用餐，在一个操场上课外活动，彼此之间即使叫不出名字面孔总是熟的。何况又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两位校友在当时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岂能不认识他们。

由于皮山县和于田县远离地区所在地，一时间我没有找到机会去拜访这两位校友。大约又过了一年，一名于田县医院的外科医生（李天聪）调进了我们医院。李天聪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也是上海人。他和杨长春是同时期分配到于田县医院去的。因为有这层关系，杨长春凡是到地区上来办事总归要落脚在李天聪处。于是我便从李天聪处和杨长春取得了联系。

杨长春的父亲是民国政府的外交官，后来从台湾去了美国。因为这事杨长春在文革中被革命群众贴了许多大字报。我和他取得联系时他正在申请出国，因为有许多手续要办经常到地区上来，有时碰上了我便请他到家里喝酒。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会被分配到和田也是因为父亲的问题。他还说这些年来他的生活和工作都不如意，尤其是和当地的一些维吾尔族人搞不好关系，几次都险些闹出人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总是将一把斧头挂在裤腰带上，他说是为了自我保护。最近听一位从美国讲学归来的同学说，杨长春移居美国后在佛罗里达州开诊所日子过得蛮好。后来为了赚大钱他竟干起了卖药的勾当。医生卖药在美国是犯法的，这事被有关部门查出后他居然一跑了之，后被国际刑警在香港捉拿归案。

找到校友孙锦已经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了。那时我正随地区的一个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驻在皮山县卫星公社。团部设在公社的大院里，卫生院就在公社大院的对门。可是当我兴冲冲地跑去找孙锦时，哪知道他早已调到幸福公社去了。幸福公社在四五十公里外，路虽然不算远，如果没有车一时三刻也是去不成的。过了没多久，机会来了。有一天工作团的一位领导要到幸福公社去办事，他的小车上正好有空座。于是我就跟他说要去看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因为我和这位领导已经混得很熟，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的这位校友在校时名气是很大的。我认识他，但他不一定认识我。孙锦在文革中因为说过一些过激的言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诸如他认为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文章（俗称九评）写得不够好，他要重新写过。最后被定为反动学生。他是戴着帽子被分配到和田地区的。据说当时他独自一人走到皮山时正好碰上当地的群众组织在武斗，交通中断了，他前行不得后退不了，结果被留在了皮山县。他是一个凡事顶真的人。在卫星公社工作时，他的工资是由县卫生局发的。有一次他拿到工资时发现少了一角钱，不惜跑十公里的路去讨个说法。多少年以后这事在卫星公社卫生院仍被当作笑话在传说。

到了幸福公社我没花多少时间便找到了孙锦的住处。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当我叩开他的家门时他还盘腿坐在炕上。说实在进门的那一瞬间我的心里是很不好受的。他住的是一间土屋，屋里光线很暗，空气中有股怪味儿，没有我们南方人睡惯了的木床，取而代之的是占据了半间屋子的土炕。一句话，他完全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了一片。孙锦果然不认识我。当我自报家门后，他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哽咽着说他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会有同学来看他。那一天我们相聚的时间虽然不长，仍然说了许多互相鼓励的话。

自从和孙锦取得了联系后，他每年都会给我们写几封信，我们也随时将一些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他。一九八〇年以后随着新疆中医学会的成立，我们还一起到乌鲁木齐参加了几次业务活动。在我们决定调离新疆时曾经想把孙锦调到地区上来，无奈皮山县只有他这么一个宝贝中医，最终没能办成。

离开和田后我们在安徽省黄山市工作了八年，直到一九九二年才回到上海的嘉定区。二〇〇二年底的某天我突然接到了孙锦的电话。那一天我正好在区中医办公室编辑论文集。电话是从局长那儿转过来的。原来孙锦已经病退回上海，他说他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不断地打电话在上海各区县卫生系统寻找我的下落，现在终于找到了我。他开心得不得了。

我也被他的情谊深深感动。就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天我和毕士敏冒着严寒从嘉定去了他在浦东曹路的家。一进门我就看到他放在桌几上的几张泛黄的和田报和几个信封。那报纸上登载着我和毕士敏的先进事迹，那信封是我写给他的信。那一天我们回忆了许多往事，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这位老同学深藏在心底的一往深情。值得庆幸的是经过疗养孙锦的健康已经恢复了，已经能够背上行囊独步天下，探亲访友游山玩水了。

从这以后我们的联系又多了起来。凡是有和田的老同事来上海和我们叙旧，我们都会邀他一起参加。这位仁兄仍是一如当年那样孤芬自赏。

又添了件小棉袄

当我在沙漠边缘为工作队保健，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的时候，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我的小女儿在上海曙光医院出生了。那个医院是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我们的一位关系很好的女同学幸运地留在那里当住院医生了。承蒙她的多方关照，夫人顺产分娩母女平安。

进入一九七六年后我可以享受婚后的第二次探亲假了。大女儿都两岁半了我还没有见过面，现在小女儿又出生了，说什么我也得回上海去看看她们。

工作队的保健不过是个样子货，领导要是真的病了哪里用得着我治疗，早开上车跑到县医院去了。怎么才能脱身呢？医院既然派我出来了当然不会给我批假。那就在工作队请假吧。办公室的毛主任和我关系很铁，我将心愿对他说了一番，他沉思了一会儿同意了。接下来我又和毛主任一起和护士小任合计了一下。因为我实话实说了又有毛主任做主，小任独自一人挑起了保健的重任。

回到医院后我没有去办公室开买飞机票的证明，那样的话事情就麻烦了。正好外运车队的王师传装了一车货要运往吐鲁番大河沿车站，我就决定搭他的便车。出发的那一天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一清早的新闻广播中传出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原本有几分兴奋的心情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师傅开的是四吨载重量的解放牌卡车，车速快不起来。我们晓行夜宿花了一个星期才赶到大河沿。在客栈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医药公司的老王帮我买了张车票并送我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因为已临近春节车上人很挤，我只好补了张卧铺票才得以安身。现在回想起来那一路上的颠簛还记忆犹新。

回到上海，首先见到了小女儿，那时候她快三个月了。当我从床上将她抱起来的时候，她的小手一挥就把我的眼镜抓了下来。这小东西手还挺快的。她给我的见面礼引得外公外婆一愣一愣的。她妈赶紧从我手中接过孩子，我才捡起了眼镜重新戴上。

第二天我们一家子在爷爷奶奶那儿团圆了。大女儿长得真可爱。见了我虽然怯森森的，但是没有躲到奶奶的身后去。我伸手要抱抱她，她低着头偷偷地瞅我一眼。我实在忍不住了，含着眼泪一把将她搂在了怀里抱了起来。孩子呀你知道爸爸有多想你吗？

这一年的春节是一月三十一日。我们一家在上海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过了一个难得的团圆年。好开心呀！那一年我弟弟正好应征入伍 ，乘此良机一家人拍了张团圆照。我的养母瘦奶奶抱着小勤（小女儿的名字是她妈给起的，叫李惠勤），小萍萍依偎在她身边，我和士敏站在她老人家身后。这是我们这个三代人之家拍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

过完春节弟弟让北海舰队新兵连接走了，我和父亲一直将他送到公平码头，目送他登上轮船，目送轮船离开码头……

到了二月中旬小勤满一百天了，我们抱着她到南京路新风照相馆拍了她人生的第一张单人照。多吃了两个月的奶，拍照时比她姐当年神气多了。对着聚光灯睁大眼睛咧着嘴直笑，摄影师一按快门给小傻丫拍好了人生第一照。

进入三月份我们回单位上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夫人忽然动起了将小勤带回和田的念头。我充分理解她的心情。那一年外公六十一岁，外婆六十五岁。外公外婆很疼爱小外孙女，当然想把小勤留在身边，但是他们并不明说。到了三月底夫人终于想通了。父母已经老啦，长期空巢的生活太寂寞了。留下小勤虽然辛苦了二老，但是随着小勤一天天长大他们也会从中享受到天伦之乐的。在外公的精心教育下，小勤三岁时就能在报栏跟前朗读解放日报了！外公为此十分欣蔚。

周日的聚餐

从内地移居新疆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是没有亲戚可走的，平时的社交活动除了访友便是同事间的聚会。说是聚会实际上是聚餐。那时和田也有不少餐馆，维汉风味的都有，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到餐馆去吃现成的，而是热衷于在家里演奏锅碗瓢盆交响乐。

先说电厂的那一班上海小青年。和田有两个电厂，位于镇中心的那个电厂因为建得比较早，习惯上被叫做老电厂。后来又在镇西十公里左右的拉斯奎村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电厂。这个后建的电厂自然成了新电厂。新电厂建成之前从上海招了一批知识青年。时间长了，这批上海知青和我们医院的外科医生老汤混得很熟，渐渐地也和我们有些往来。那时这班小青年还没成家。厂里有个年龄稍大的山西运城小伙子赵某恋上了一位上海女知青。赵某是厂车司机，工作之余便教知青们开汽车，这样便将这班年轻人拢到了一起并且玩得很开心。赵某利用经常跑长途的便利，时不时从乌鲁木齐捎回点干鲜货，然后就交给这班上海知青去煎炒蒸煮，整好了就一起分享。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邀请老汤夫妇一起去聚餐，后来我们也加入进去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每次聚餐都有十五六个人，一般的餐桌自然坐不下，他们就将厂里的乒乓台搬来当餐桌。于是大家就围着乒乓台就座，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一边兴高采烈地喝酒吃菜，兴致来了也划拳，玩老虎杆子什么的。

说实在，20世纪70年代和田除了有露天电影可看，别的娱乐活动很少，星期天两个大人（指孩子寄养在内地的人家）待在家里着实无聊，能有一个地方聚聚的确是件好事。后来，这种聚会的方式在医院渐渐流传开来。先是老汤和我，还有老王小魏几家聚在一起轮流做东，两个星期搞一次。后来加入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便逐渐向以科室为单位发展开去。

十几个人一起聚餐，茶水烟酒，水果零食自然是不能少的，相比之下这些东西都不难准备。难的是菜，冷盘热炒加起来总得有十来20样吧，否则怎么够吃。好在那时候人们对美味佳肴的要求还不太高。除鸡鸭鱼肉之外，连白糖拌西红柿也能算一道菜，并且吃得有滋有味。尤其是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菜，不管风味如何都很受欢迎。比如有一道菜，叫“凉皮子”，就是先用绿豆粉做成薄薄的粉皮儿，然后切成一指宽的条状，提前用油泼辣子酱麻油醋拌好，上桌时再撒上点儿葱花味精，那味道着实不错。即使做上一脸盆也能吃个精光。再比如“水果色拉”，听菜名是一道西菜，可是做起来却不用一丁点进口材料。所谓水果就是苹果生梨哈密瓜切成丁。那时和田别说没有色拉酱出售，就连精制油都没有。要调出色拉酱实在很不容易。我们是在生蛋黄中加棉籽油，耐着性子将它打发。两三个鸡蛋黄居然能打出一碗色拉酱。再开一只午餐肉罐头并将其切成丁。最后将准备好的食材拌在一起调好咸淡便成了一道可口的佳肴。

因为是轮流做东忽多忽少地存在着一些竞争心理，于是在菜式上各家都动足了脑筋。同样是一只鸡，上海人喜欢做成白斩鸡，而广东人却将它埋在滚烫的盐粒中做成盐焗鸡，四川人呢干脆将鸡剁成块放上花椒大料辣椒洋葱一起红烧。在和田那时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有在院子里养鸡的习惯，少的四五只多则十几只。所以以鸡为主料做成的菜比比皆是。于是有人便动起了鸭子的脑筋。鸭子只有鸡鸭场才有得卖，好在医院的大夫们跟鸡鸭场的场长都很熟，提前打声招呼都能提到货。然而在拔鸭毛的问题上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鸭子和鸡不一样，宰杀好之后鸭皮里藏着数不清的小毛，如不将其一一拔除实在有碍观瞻。曾经有人说在杀鸭子之前给它灌上点白酒毛就容易拔了。然而试验过的人都说此话不能当真。

据说，我国不少地方有星期天吃两顿饭的习惯，和田就是这样的地方。因此我们聚餐的时间都是安排在下午四五点钟。和田与上海的时差有两个多小时，下午四五点钟也就相当于上海二、三点钟。这样从上午开始准备，时间上还是比较充裕的。再说这种聚餐和请客吃饭不一样，与会者用不着踩着钟点出门，愿意出手相帮的人早早地就会过来的。常常是饭菜还没有做好吃饭的人都到齐了。

既然是聚餐，酒自然是少不了的。有一段时间和田时兴喝小香槟。小香槟含的酒精虽然很低，可是喝多了也是要醉人的。有一次轮到我家做东，小香槟差不多喝掉三十多瓶。我事先估计不足，没有准备那么多。只好从邻居那里临时调剂一些。当然，在大多数场合还是以喝白酒为主。那些年我们几乎喝遍了和田地区食品公司从全国各地采购到的所有中高档品牌酒。

1983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天，老汤在他入住不久的三室一厅新居中操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聚餐会。那天掌勺的是“一所”的厨师长张师傅。不仅如此，老汤还请维吾尔族同胞烤了一只全羊。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天是距离他五十岁生日最近的一个星期天，再加上乔迁之喜，可谓是双喜临门，所以才大大地操办了一番。请客不收礼是和田当时的主流风气。事后我和小魏曾不止一次地对老汤抱怨说，你乔迁新居请大家涮一顿是应该的，可是你过五十岁生日不让我们知道未免太不够哥们了。

跟张师傅学厨艺

我们在和田工作的时候地委大院的西边有一个招待所，它的任务是接待上级机关来和田指导工作的领导。这个招待所的编制不大级别倒蛮高，是县团级的级别，它的全称叫和田地区第一招待所，简称“一所”。一所的位置夹在地委大院和军分区大院之间，有边可互通，不仅安全而且方便首长们工作。

每当“一所”有任务时都要从各相关单位抽调人员去服务，医生护士自然是少不了的。为此我曾多次有幸参与这项工作。

一所的建筑并不豪华，完全没有楼堂馆所的气派。两幢可以互通的平房构成一个曲尺型。坐北朝南的那一幢叫一组，厨房、大小餐厅，办公室、医务室、理发室等都安排在其中。坐西朝东的那一幢叫二组，是客房部。因为一组的东边紧贴着地委的礼堂，整体建筑看上去实际上是个门字。客房的陈设除了沙发椅和席梦思床之外并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设备。唯一可称道的是它的厨房，不仅宽敞而且具有制备中西餐的功能。庭院比较大，中间除了有葡萄架还种植了一些花草和小乔木。那些小乔木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访时亲手种下的纪念树。每棵树旁都立着一枚椭圆形的卵石，上面分别镌刻着周恩来、刘少奇、陈毅，贺龙，王恩茂…某年某月某日手植此树的文字。

我们的服务是全天候的。没事的时候就在厨房里帮忙。一所的厨师长姓张，是扬州人，有一手好厨艺。接触得多了我和张师傅挺合得来，没事的时候便向他讨教厨艺。有一次正好碰上张师傅做鱼类菜。和田有的是鲤鱼和青鱼。红烧，糖醋一般人家都能做。我便问张师傅：“能不能将一条一斤左右的青鱼做出一道又好吃又好看的菜呀？”。张师傅说：“能呀！比如我们今天要做的松鼠鱼。”说完，张师傅顺手拿过一条斤把重的青鱼，除去鱼鳞，剁下鱼头，然后从背部将鱼剖开（腹部仍连在一起），除去内脏后再将鱼刺去掉。接下来张师傅将鱼皮朝下用刀在鱼肉上切出颗粒状花纹并撒上生粉。做完这一切后张师傅便将鱼皮朝里合起来，这时鱼尾巴正好被夹在两层鱼皮之间并且微微上翘。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便要开油锅了。为了做出松鼠的形状，要先炸鱼的尾部。待其定型后再炸鱼的身段。与此同时鱼头也要炸熟。经过这一番操作后，一条普通的青鱼果然变成了形象逼真的松鼠，上桌前淋上现熬的汤汁。张师傅说，为了提升这道菜的品位可以在汤汁上下功夫，熬制汤汁时少用点沙司多用点山珍海味这样既好看又好吃。

蛋糕是极普通的西点，我从小就爱吃。在上海这种糕点买起来很方便，自然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动手去做它。和田没有蛋糕卖，又想吃，怎么办呢？那时我们喂养了许多鸡，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五六只鸡蛋。某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自己动手做蛋糕。于是我去找张师傅讨教。张师傅说，这事说起来便当做起来挺麻烦。首先要把蛋液打发，也就是用力朝一个方向搅。比方说十只鸡蛋的蛋液只有一碗，经过搅拌起码要让它的体积增加一倍以上，直到可以将打蛋器立在蛋液中不倒为止。然后加白糖，加面粉，加苏打粉轻轻拌匀。蛋糕在烤箱里烤的时候温度太高太低都不行，否则不是僵了就是糊了。按照张师傅的指点，经过几次实验后我还真的做成了蛋糕。真可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八月十五吃月饼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前和田食品公司也有月饼应市，但是质量很差。从外观上看好像是仿广式的，可是外皮不油不软，硬邦邦的，说句不客气的话，掉在地上都能砸个坑。张师傅做的苏式月饼很好吃。我就跟他学着做。苏式月饼中的五仁是我的最爱。饼馅用炒熟的油酥面拌上碾碎的熟核桃仁、瓜子仁、芝麻捏团备用。饼皮的加工很有难度。说起来是油水和面，各方的比例，揉搓的力度和时间都有讲究。绝不是看一眼就能学会的。将馅子包起来也有难度，因为皮料粘性差，一不小心就露馅了。饼坯制好后还要用品红盖个印。最后衬上油纸进炉烘烤。

在和田工作时每逢星期天或者过重大的节日，医院同事间有轮流做东聚餐的习惯。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往往在菜肴上都会搞一些创新。油炸哈密瓜和葱扒海参便是我从张师傅那儿批发来的。油炸哈密瓜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其实设计得很巧妙，而且做起来也不太困难。先将哈密瓜去皮后切成菱形小块，将蛋清和生粉拌匀后包裹在哈密瓜块上。下油锅炸至金黄色装盆，吃起来别有风味。

和田地处西北边疆远离海洋要想吃海鲜是不可能的。不过动动脑筋做一道海味还是不成问题的。葱扒海参是著名的鲁菜，不妨试试。干海参的水发过程对我来说是生疏的，弄得不好这道菜就泡汤了。张师傅教我用热水瓶发海参实在是高招一着。将干海参用水略微洗净后放到热水瓶中，然后将开水冲至五分之四处，塞好瓶盖过夜。按张师傅说的去做，第二天从热水瓶中倒出来的海参果然已经发好了。开膛破肚之后洗净泥沙都不需再用开水焯。张师傅说，海参营养丰富但是不易入味，用葱扒主要是提味。大葱要用葱白切成寸段并拍扁，事先在油锅中炸至金黄色备用。然后另起油锅放葱姜炸出香味，将切成条状的海参略炒一下，并加鸡汤，料酒，白糖，盐，味精，酱油，调好咸淡大火烧开撇去浮沫。最后将葱段入锅用小火烧上四五分钟。起锅前勾薄芡淋明油少许。

有一次，张师傅出了个题目考我。他说，给你半只酱鸭，你摆盘时能做出两只腿的样子吗？我说，这不太可能吧。他告诉我说，你可以在鸭翅膀上做文章嘛。根据他的指点，我先将鸭翅膀卸下来，剁去中翅以下部分，剩下的翅根和鸭腿相比还真有几分相像。由此可见一位好厨师不仅注重菜肴的色香味而且讲究它的造型。

在和田我还与另一位张师傅很熟，他是天津人，原本是和田天津饭店的厨师，后来被民航机场相中，调去当了空勤灶的主厨。和田的汉族人口比例只占百分之二不到一点，住在和田镇的也不足万人。虽然有两个正儿八经的饭店，因为很少有单位和个人将宴请委托给他们操办，生意一直很清淡。所以好厨师都先后离开了。逢年过节张师傅常邀一班子天津知青到他家里去会餐。我也去凑过热闹，慢慢地变成了好朋友。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这说明吃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总觉得一辈子只会吃现成饭的人并不是什么有福气，而是自动放弃了许多与吃密不可分的快乐。如果一个人连一碗面都煮不好，未免也太低能点儿了。

看露天电影

我们在和田工作的时候城里只有两座电影院，一座直属地区电影公司，位于古丽巴克的西北角叫做“红星电影院”。另一座是属于和田县管辖的，位于古丽巴克的东边，叫做“群众电影院”。两座电影院都有室内放映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室内看过电影。除了刮“黑风”下大雪总是在露天看电影。

据说电影公司原先也是在室内放电影的，后来因为老百姓的意见太大才改在露天放映。电影公司放弃在室内放电影的主要原因众说纷纭。其一是，维吾尔族人喜欢吃羊肉和洋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很怪异，加上一些人不仅不注意个人卫生并且在公共场所很不检点，这样室内的空气就非常污浊，待的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其二是，因为老电影院年久失修存在许多不安全因素。我觉得其一的说法是不信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会因为涉嫌民族歧视而惹出麻烦来的。若干年后（我们已经快要离开和田了）在军分区对面建了个新电影院不是照样在室内放电影吗？

一个人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生活也是不能缺少的。在和田生活的十几年中，总的来说精神生活是相当贫乏的。那时电视还没有走进和田。所谓的精神生活也就是看书读报听广播，除此之外就是看电影。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能公开放映的电影很少，除了根据八个“革命样榜戏”拍摄的电影之外，就是一些从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革命电影”。这些电影虽然都不怎么好看，但有得看怎比没得看要好。对这些电影老百姓有一个总的评价，就是“中国的新闻简报，朝鲜的哭哭笑笑，越南的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的吓人一跳，南斯拉夫的秘密情报。”尽管这些评价并不十分准确，却也抓住了主要特点。

对于“中国的新闻简报”我原本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因为在某一辑中我看到了女儿的镜头，所以不能忘怀。那时候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主要任务似乎不是拍电影，而是拍新闻。这类片子一般只有几分钟长短，通常按时间或体裁编成一辑，称作新闻简报。和田地处边远，要看到最新的新闻简报起码得过十天半月。对这些过时的新闻大家已没有什么兴趣。久而久之，和田人看电影时就养成了一种习惯，整片不开始场子里是不会安静的。有一天电影开场后我和毕士敏正和几位熟人一起聊天。也许是话题不十分对我的胃口，我便时不时地朝屏幕上看一眼。这天的新闻简报大多是关于少年儿童方面的。其中有一辑是介绍上海市杨浦区少年宫如何开展文体活动的。看着看着，一个跳舞的小朋友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她太像我的女儿了。我赶紧招呼毕士敏，等她将注意力集中过来时那个短片已经放完了。后来我经过多方求证，那个扮演中队长小明的女孩子确实是我的女儿。

那个时期朝鲜的电影带有明显的轻歌剧特色。“哭哭笑笑”的场面非常之多。比如有一部电影叫《卖花姑娘》，故事的情节并不曲折，说的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姐妹俩为了给母亲看病而卖花，结果双目失明的妹妹被地主推下山谷，哥哥则被抓去坐大牢。为了寻找亲人，姐姐花妮历尽了人间苦难，最后终于找到了已经投身革命的哥哥。真是难为了女主角“花妮”，在整个故事的演绎中她几乎没有停止过哭泣。电影《摘苹果的时候》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则是在笑声中说完故事的。还有一部片子叫《看不见的战线》，说的是朝鲜地下工作者如何将隐藏得很深的特务“老狐狸”挖出来。电影中有不少关于特务之间如何“接头”的场面，“接头暗号”一时间竟成了挂在小朋友们嘴边的顺口溜。

阿尔巴尼亚电影《山鹰之歌》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最早进口的外国片子。记得我们刚到和田不久就看到了这部片子。这部片子讲的是阿尔巴尼亚争取解放的故事。那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非常好。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关系。片中一位游击队员在执行任务时爱上了一位漂亮的农村姑娘。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姑娘的父亲将自己女儿与游击队员相爱的事告诉了反动势力，结果导致女儿被捕。虽然革命斗争最后胜利了，姑娘也得救了，但是整个情节的发展总让人觉得有点“莫明其妙”。

罗马尼亚电影《爆炸》曾经一度引起轰动。说的是一条满载化肥的轮船在沿着多瑙河航行时突然发生了火灾。化肥遇火要发生大爆炸。灾难一旦发生沿岸的城市就要被毁。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地政府和人民为此进行了紧张的营救。最后，货船被拖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就在货船即将爆炸时号称“火神”的勇士仍然在船上作不懈的努力。故事的进程中虽然充满了“吓人一跳”的情节，但漂亮的女主角始终沉浸在爱的氛围之中。

那年代国产影片不是没有，只是能符合上面要求的几乎没有。《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这些文革前拍摄的老电影放了又放。电影《创业》是新拍的。这部电影说的是与大庆油田开发有关的故事。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战天斗地，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关于大庆，我们这一代人是认真学习过的。当时有一个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大庆油田开发的过程中地质工作者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的形象却让人看了很郁闷。突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难道必须矮化、歪曲，甚至丑化知识分子的形象吗？

据说这部电影拍成后送江青审查时被封杀，理由是美化了文革前的石油战线，特别是美化了石油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后经毛泽东干预才被解禁。毛泽东批示的大意为，本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等等。

在和田的十多年中我们究竟看了多少场露天电影？因为从来没有留意过所以说不出一个数字。反正只要有新电影肯定是要看的。电影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红星电影院的放映员老王为我们代购的。老王和他的爱人都是50年代从无锡支边的和我们相处得不错。

说起来也许让人不相信，看露天电影居然会买不到票。但这正好说明当时的文化生活是何等贫乏，老百姓对文化娱乐是何等渴望。“四人帮”倒台后，陆续解放了一批老电影，诸如“红楼梦”，“三笑”等。医院里有位姓金的朝鲜族老医生，他的儿子对“红楼梦”特别有兴趣，为了看个够居然跟着影片跑，在全地区的电影院逗了一个大圈子。这事一时间曾传为笑谈。

露天电影院的观影环境十分差。高高的围墙围出一个院子，摆上几十条低矮的木凳，一堵涂了白水泥的墙壁便成了“银幕”，仅此而已。电影票上只印日期没有座位号。为了争得较为理想的一席之地常常要派人早早地去占位子。时间久了各单位都有自己固定的观看位置。不过有时候也会因先来后到发生口角甚至斗殴。一边观影一边嗑瓜子是和田人的习惯。一场电影下来瓜子皮可以盖住座位下的地坪。和田产的瓜子颗粒虽小但是果仁饱满，吃口非常好。那些外地产的大瓜子却很少有人问津。

吃驴肉

民间有条吃经传得很广：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龙肉不可得，这驴肉岂不成了天下第一美味。

我相信上海是有卖熟食驴肉地方的。大城市嘛既然会聚了五湖四海的人，怎么会没有天南地北的美味佳肴呢？南方人虽然不好驴肉这一口，但驴肉在中原一带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并且已经吃出了许多舌尖上的名牌。

说归说 ，但是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三十岁之前绝对没有吃过驴肉，也没有见过杀驴的场面。

自从在中学的语文课堂上读过柳宗元的《黔之驴》后，黔驴技穷的故事就深植于我的脑海中。上海郊区极少养驴，几次下乡劳动好像都没有见到过驴，于是驴的愚蠢形象就此淡忘了。

到新疆后有了与驴接触的机会。我们接受再教育时连里养了一头驴，炊事班进县城买油盐酱醋少不了要套上它拉车代步。来回十五公里那头驴就知道埋头拉车从不偷懒耍滑。

在新疆坊间流传一个关于驴的段子。说是某老汉赶驴车进城办事，半道上躺在车上睡着了。行人中有个促狭鬼将驴车转了个向，这驴就拉着车往回走。等老汉一觉醒来，驴儿已经将他拉回家了。你说，这驴到底是蠢还是不蠢？我觉得这驴儿倒是蛮善解人意的。

驴在和田是广泛饲养的牲畜，主要用来代步，拉车。每到巴扎天乡间的林荫小道上骑着驴，或赶着驴车进城的人络绎不绝。实在是一道独特 风景线。

据文献记载，驴和马是同属不同科，品种多达几百种。文献上还说，驴的寿命大约在20年，黄金岁月也就十几年吧。这么看来驴的更新换代还是很快的，用驴皮熬成的驴皮胶，用驴肉做的佳肴便是驴的最后归宿。和田医药公司属下就有一家驴皮胶加工厂，产品的知名度虽不及山东东阿县出产的阿胶，但是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和田食品公司有牛羊肉猪肉卖，但是没有驴肉卖。和田的驴肉到哪里去了呢？在我的记忆中，从我到和田之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之前，社会上好像没有人关注驴皮胶加工厂是如何处理驴肉的，更没有人谈论吃驴肉的事。

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说吃驴肉的事吧。

没想到我这一辈子在和田却吃了不少驴肉，而且是自己烹饪的。

一九七六年，和田突然兴起了一股吃驴肉的风气。有一天我的邻居，化验室的小徐牵了一头驴回来，我以为他要驮什么东西。等我从外面转了一圈回来他已经将驴宰了。他随手从吊在树杈上的两扇驴肉上割了一只后腿递过来说：“李大夫，送给你卤了吃吧！”

我愣了一下说：“你会宰驴！”

他说：“和宰羊差不多。15块钱买的，宰了大家一起吃肉。”说完指了指地下的驴皮“等会儿把它买给医药公司还能收回十块钱。”

接着我和他又聊了一会儿。原来这头驴摔伤了，不能干活了。主人就将它卖了。半道上正好让小徐碰上就将他买下了。小徐是土生土长的汉族娃 ，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办这事不难。

过一会儿小徐又将另一只驴后腿送给了对门的邻居杨俊康家。

按照小徐的说法，我将驴腿去了骨，用水将驴肉浸了几小时，然后就卤上了。因为加了许多调料，卤制的过程中没有闻到什么异味，虽然说不上香气扑鼻，倒也蛮诱人的。当晚捡了一大块卤好的驴肉回赠给了小徐，我和夫人也美美地吃了一顿。这是我们两人平生第一次吃驴肉。至今记忆犹新。

那一年打这以后我们还吃过好几个朋友赠送的驴肉。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江道辉居然也在自家的院子里宰了一头驴。他们夫妇是学无线通信的，怎么会有这般本事呢？那一天他邀请我们去做客，不想让我看到了杀驴的全过程。因为不忍直视血腥的场面，我一直没有给他当帮手。就看他一人大显身手。临了，自然是又吃又拿了。

有一天会计老邓送给我一块驴肝，我按处理猪肝的方式认真地做了一番料理，准备中午炒了吃。火旺油热时用葱姜炝锅之后便将驴肝倒入锅中，就在这时一股强烈的骚臭味扑鼻而来。我赶快盖上锅盖，但是挡不住那股怪味继续散发出来。我实在受不了，端着锅就往屋外跑。夫人也被这股怪味刺激得又打喷嚏又咳嗽。我倒了驴肝，将锅洗了又洗，要是有备用的恨不得扔了它。

我一直不明白驴肝怎么会炒出那么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到网上查了一下，解释“好心当作驴肝肺”是什么意思的条目倒不少，就是没人能说清楚驴肝为什么不好吃的原因。

在和田我只吃过卤驴肉，没有明显的羶味，要说特别香好像也不至于。也许是我烹饪的水平有限吧。现在上海后美食城里驴肉火烧的生意十分红火，我已品尝几次那滋味确实很美好。

搓麻将

我们生活在和田的那些年业余生活比较单调，特别是头几年除了看露天电影便无所事事。实在闷得慌了就到同事家去串门子。后来，大约是在1976年以后吧，一些胆子大的人开始凑在一起搓麻将。先是在秘密状态下偶尔为之，后来也没见什么人出来干涉，很快便在社会上形成一股风气。

我原本不知道麻将怎么个玩法，再说对于赌博一事我从来是不沾边的，因此当别人开始热衷于搓麻将时我连看都不看。时间一长，我发现不赌钱的麻将也蛮好玩。那时候外科的老吴、老汤，放射科的老朱，五官科的老唐是一组麻将搭子。星期六是他们雷打不动的麻将之夜。但是有时事情偏偏不能尽如人意，比如四人中正好有一人轮到星期六值班。三缺一，麻将是玩不成的。于是他们特别希望将我培养成替补队员。四位老兄都年长我十岁左右，不仅是高年资医生，而且都有一官半职在身。值班日不搓麻将是他们自觉遵守的底线，这一点让我很佩服。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走进了他们的麻将圈子。

麻将是一种易学难精的游戏。说它易学是因为只要按规矩取十三张牌然后跟着上家从牌跺上抓一张再打一张，当手中的牌组成三副一对时只要将竖着的牌推倒就算“和”了。说它难精是因为别人随时都可能赶在你前面和了，于是就要想办法只许自己和而不让别人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麻将的起源众说纷纭，因与玩法无关此处不作考证。麻将牌由条，筒，万，东，南，西，北，中，发，白板诸花色组成。每种花色四张，由于条，筒，万各有九张牌（从一至九顺序排列），所以一副麻将起码有一百三十六张牌。有的地方还要加春夏秋冬梅兰竹菊大小王各一张，这样一副牌的总数便有一百四十六张。

搓麻将的程序是先码牌。码牌的规则是先将所有牌面朝下扣在桌面上，然后将其打乱，越乱越好。接下来每人在自己面前码十八跺牌，并使其首尾相接连成一只方框。再接下来是掷骰子决定庄家。定好庄家后还要由庄家再掷骰子决定在何处开门，即从何处开始抓牌。抓牌的顺序是从庄家开始下家依次跟进，每一次抓两跺，轮过三次后庄家跳牌（即先抓一张隔开一跺再抓一张）其他三家顺序各抓一张。这样，庄家面前有十四张牌，其他三家面前各有十三张牌。搓麻将不能偷看别人的牌，所以各自要做好保密工作，通常是将牌面朝向自己竖起来，也有面朝下扣在桌面上的。

庄家先出牌，自此角斗正式开始。牌出手后应面朝上置于牌桌中央，不能反悔，不准偷换，这是每个玩家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为了保证每人手上都有十三张牌，出牌前必须先从牌跺上抓一张牌，然后再打掉一张牌。当任何一方出牌之后，其余三家可叫吃也可叫碰。吃牌的规则是只能吃上家，而碰牌则不受此限制。叫吃后必须亮出一副牌，叫碰后必须亮出三张同花色的牌。

将手上的牌做成三副加一对是和牌的基本条件。吃碰虽然有助于和牌，但是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战略战术，其实是有利有弊。那时候我们搓麻将喜欢玩“下坠子”的约定。所谓下坠子就是庄家抓牌前先做一个约定。比如“清一色”就是要求和牌时的三副加一对必须是同一花色的。玩这种约定，一吃一碰不仅暴露了意图而且不可能再更改，要想把牌做和的难度就更大了。前面说的搓麻将易学难精，这个难精就在于既要自己不动声色地做成牌，又要有的放矢地破坏别人的和牌计划。坠子的名堂很多，只要你能想得出都允许。这种玩法庄家略占点便宜，因为他在一开始时多一张牌，有助于做决断，但也不一定。

一般认为搓麻将如果不赌钱就提不起兴趣。其实这与一个人的心态有关。麻将的魅力在于它的组合千变万化，有无穷无尽的发挥空间。如果是为了赌钱扔一块石头都可决胜负。我们搓麻将不赌钱不等于不计胜负。我们是参照打桥牌的规则记分。一场麻将下来清点一下各人的胜负记录也很有意思。

麻将桌上的胜负与牌技有关是肯定的，但是与牌运也有一定关系。牌运，看不见摸石着，但是它就是存在着。高手背运时简直就是一种摆脱不了的折磨。高手究竟高在何处？抛开偷鸡摸狗的伎俩我还真颇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

搓麻将对胜负的奖惩办法很多，输了钻桌子，戴帽子，在脸上贴小纸条都行。这种办法虽有点恶作剧倒可以放松一下紧绷神经。

一场麻将占用的时间有长有短，和得快一会儿就过去了，和得不顺利桌面上的牌都抓完了也决不出胜负。一场麻将究竟要玩多长时间事前都有约定。最少是四圈。所谓一圈是指每人做过一次庄。要玩一个通宵一般要搓十六圈。因为这个缘故，除了星期六我们是不玩麻将的。那时候我们搓麻将并不固定在一个人的家里，基本上是轮着来。玩到半夜通常有一顿夜宵，在谁家玩就由谁家准备。

离开和田后我再也没有搓过麻将。起先是因为人地生疏，后来是发现人家对不来钱的麻将没有兴趣。甚至还有点看不起。我想，既然如此我何必轧一脚呢？但是，我确实很想念昔日的牌友。

种菜

和田地区医院占地一百多亩，虽然院子里种了许多树但一眼望去空地仍然很多。种花种草成本高而且还要安排专人管理。老石当办公室主任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各科室用业余时间在他指定的地方种菜，这一招既解决了绿化问题又解决了吃菜问题。

我们中医科和中药房合在一起分到了一块五十多平米（大约一分地）的菜地，这个面积是按人均五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出来的。我们这一拨人除了老唐都是年轻人，个个精力充沛，听说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种菜都很有兴趣。经过协商认为在这块地里可以种上茄子，辣椒，西红柿和长豆角。为什么这么选择呢？其一是这几种菜好侍候，其二是菜秧儿好找。第三是这几种菜比较合乎大家的口味。

因为在农场里待过两年，跟泥土打交道我已经有些经验。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凭肥当家。种菜也是一个道理。让我们种菜的那块空地平时连草都不长，不多下点基肥恐怕是不行的。粪肥医院里有的是，问题是怎么将它弄到菜地里去。这事我跟石主任说了后他倒是挺爽快。他说，种菜之前的事你们不用管。菜种上之后的事我不再管。过了几天，从附近的生产队来了一班人，用了多半天的时间将施肥，翻地，浇水，划分地块的事全搞定了。

小苗是在当地长大的汉族娃，到菜农那儿去买秧苗的事就交给他了。余下的人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都集中到了我们的菜地里。在新疆干农活用的是坎土曼。这家什兼有锄头和铁锹的功能，用熟练了还是蛮顺手的。我们将菜地分成四畦，并将种豆角和西红柿的那两畦分别整成两垄。当我们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时小苗也带着菜秧儿回来了。剩下的事便是植苗和浇定根水。

和田是极少下雨的地方。我们在那生活了十几年，称得上下雨的天气只有一次。说来好笑，那天我们将珍藏了多年的雨伞拿出来遮雨时，走在路上许多行人都惊奇地看着我们。在如此干燥的气候条件下要让菜秧儿成活适时浇水十分重要。那时我们住在医院里，浇水的事便成了每天必做的功课。医院用的是地下水，有一座水塔将深井水通过水管送到各家各户。不过我们不必从家里提水出来浇地，离菜地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水龙头。早晚只要从家里提只空桶出来，一会儿便将菜地浇好了。

浇水的过程实际上是观察这些绿色生命生长的好机会。移苗之初，那些幼小的菜秧儿由于突然换了个地方，栽下不久就蔫巴了。但是只过了一个夜晚，菜秧儿便重新挺直了腰板。大约过了十来天已经可以凭肉眼看出菜秧儿长大了。然后长势越来越好。再然后，小嫩枝不断地从主干上长出来。这时离开花已经为期不远了。相比之下豆角的腰板自小就挺不直，它喜欢趴在地上生长。西红柿开始还表现得不错，可是当它结果实后，也许是负担太重了，腰板越来越挺不直了。这时就要给豆角和西红柿搭架子了。

因为有了这块菜地为我们单调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新内容。比如要适时地给西红柿掐头，要给辣椒和茄子松土。这些活儿就是所谓的田间管理。和田的日照时间长，这对蔬菜的生长特别有利。辣椒和茄子的个头长得特别大，像我们这样的两口之家摘一个茄子两个辣椒便足够吃一顿了。

这菜地虽说是种着玩的，毕竟也是一项集体活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虽然是令人向往的，但是在现阶段实行起来并不现实。所以在种菜之初我们就立下了口头协定，即不得私自下地摘菜。享受劳动果实是一件愉快的事，千万不能让不正当的行为扫了大家的兴。司药小刘自告奋勇地担起了分菜的义务。种这一茬蔬菜前后经历了好几个月，总的来说快乐是主要的。

令人生气的事当然也有。虽然各科室都有自己的菜地，但是有人就是喜欢捞外快。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菜地就在路边，那红的番茄，绿的辣椒，紫的茄子还有长长的豆角着实夺人眼球，有人走过路过情不自禁地就顺手摘了点。这事着实让人很头疼，你跟他理论吧难免要伤和气，听之任之又咽不下这口气。终于有一天偷菜的人被我们逮着了。小苗和小刘都是得理不让人的壮小伙子，要不是看在同事的份上他俩肯定会请他吃拳头的。

夏菜下市之后我们又接着种了一茬白菜。这回比较省事，翻地，浇足水，将菜籽儿往地里一撒就等着收获了。医院围墙外有一条小水渠。这水渠里的水原本是流不到菜地里的。不知是谁在外科大楼前面挖了一条沟，这样水渠里的水就可以直接流到菜地里了。漫灌在新疆是最常用的浇

水方法，当然也是最浪费水的方法。自从有了配套的引水工程后我们再也不用提水浇菜了。

因为没有经验，菜籽撒得太多了。不久密密麻麻的菜芽儿像绒毯似的在地里铺了一层。于是每天专拣最大个儿地往外拔。那可是真正的鸡毛菜呀！过了十天半个月鸡毛菜长成了小白菜，人吃不完就剁碎了喂鸡。到了十月底的时候菜地里只剩下二百来棵大白菜了。赶在霜冻之前我们将这些大白菜全砍了，每人分了十几棵。一年一度的种菜事业就此告一段落。

挖防空洞

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令下，全国各地都在挖防空洞。和田当然也不例外。

地区医院是救死扶伤之地，根据人防办的规划不仅要挖藏人的防空洞，还要挖一个能进行手术的地下医院。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没有相当的专业水准是干不了这活的。经过人防办公室和卫生局的反复会商最终确定在外科楼的前面建一个三百平方米的地下医院。工程由和田建筑公司承建。那时候和田还没有大型挖掘机，几千方的土方量全由人工处理，花费的时间相当多。我们每天上下班都从那个大土坑边经过，终于有一天大土坑挖成了。接下来是在坑底排放钢筋。然后是浇灌水泥地坪和四周的连续墙。最后是铺水泥盖板。一切都妥当了便回填土方。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地下医院建成后并没有进行内部装饰。我和办公室的老师进去看过一回，虽然有电灯照明，仍然感到很阴暗。每一间房子又矮又小，待在里面觉得很不舒服。

最让我搞不懂的是地区运输公司也要挖一个地下车间。他们是企业单位，大概觉得自家有能力干好这件事，就没有请建筑公司帮忙。然而有一天傍晚他们的工地出了大事故。正在坑底作业的工人突然被塌下来的土方掩埋了。一个电话打到医院让我们火速派医生护士去抢救。当时我也是随救护车一起出发的。到了现场一看，工地上聚集了许多人，家属哭成一片，抢险地和指挥抢险地乱成一团。好不容易从覆土中刨出了一个人，只是呼吸心跳早已停止了。立即施以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要是不这么做我们这些医生护士会被围观的人骂死的。前后一共刨出六位遇难者，虽经我们全力抢救结果无一生还。这事在社会上虽然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挖防空洞的事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

医院在挖地下手术室的同时还在挖一条藏人的地道。那时候电影院经常放映《地道战》，故事情节虽然不怎么样，却是教授挖地道的活教材。挖这条地道调集了卫生局和防疫站的许多人分成几个组轮流作业。一组负责制作用来砌地道墙体的水泥块，一组负责从地道内出土，一组专门在地下掘进。我曾经在掘进组干过一阵子。那时候地道已经向前掘进了十多米。地道的深度大约有十米，工作人员乘吊篮由一口竖井下到工作面。挖出来的土也由这口坚井运到地面。地道净宽一米五，高二米，顶部呈拱形。和田的土质疏松必须一边掘进一边用水泥预制块成形否则挖好的地道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自从运输公司出过事之后大家的安全意识都提高了。

地道的走向虽然有规划，但施工时并没有有效的监控措施，时间一长究竟挖到什么位置了谁也说不准。挖掘进度很慢，干了半年多也只向前推进了三十多米。不过那时我们对工程的进度一点也不担心，只要领导一天不说停工，我们就这么一直挖下去。

现在许多城市都在造地铁，相关新闻时不时见诸媒体。对于地铁施工的情形平民百姓已不陌生。地下工程是百年大计，安全可靠应该是第一位的。回想当年我们在地下作业时实在有点胆大妄为。每次向前挖两个拱的距离，然后砌连续墙，再然后上拱。每次只上一拱，留下一拱的位置做操作空间。

我对掘进工作面的安全不怎么担心，因为每拱只有20公分，是不大可能冒顶的。我倒是对那些已砌成的拱是否可靠抱有怀疑。因为连续墙不是砌在钢筋水泥浇筑的地坪上的，万一连续墙下沉了那么用楔形水泥块砌成的拱田咬合不坚固就可能松动，这时隧道就可能垮塌。要是那样的话可就坏事了。

关于隧道的地坪，开始时是不打算做的。后来补做地坪时并没有和先期砌好的连续墙做牢固的连接。当时有人认为这种施工顺序有问题，但是人防办的人根本没把这种质疑当回事。专业性极强的地下工程怎么能随心所欲地干呢？

买酒和喝酒

和田的男人除了爱抽烟也喜欢喝酒。当地盛产葡萄，但是没有像样的葡萄酒厂。维吾尔人擅长用成熟的葡萄酿造一种被叫做“麦扎普”的低度酒，但是他们还是对度数很高的白酒感兴趣。

在民间维吾尔族人喝酒的习惯和我们汉人不同，他们不是一人用一只酒杯，而是一桌人共用一只瓷碗或一只搪瓷杯子。大家围坐在地毯上，一般从年长者（抑或从位尊者）开始喝，喝过一口后说声“货西（谢谢）”然后传给下一位，如此周而复始。维吾尔族人喝酒不太讲究下酒的菜，通常只把一些水果，油炸面食，羊肉放在毯子中间佐酒，基本上看不到炒的菜。喝得高兴了便手舞足蹈，纵情欢笑。喝高了就胡搅蛮缠甚至寻衅滋事。

既然有那么多的人爱喝酒，酒便成了和田市场上的紧俏商品。和田是边陲小镇虽然没有像样的酒厂，但规模不等的酒作坊还是蛮多的。比如地区下属的一家养鸡场就有一间酒作坊。因其酿出的酒质量比较好，深受百姓们的欢迎。这家养鸡场的场长姓黄，叫黄茂林，是位20世纪50年代从江苏支边的青年。于是人们就将养鸡场酿造的白酒称作“茂林大曲”。我喝过“茂林大曲”，大约相当于上海当年的七宝大曲。其他酒作坊酿的酒我也尝过一些，质量大多较差。有一年临近春节时，机场附近的一个公社要为外科的医生们杀头猪，郝大夫约我一起去办这件事。承蒙公社管理员的盛情，邀我们品尝他们酿造的沙枣酒。这沙枣酒和一般的粮食酒不同，是浅黄色的，闻起来只有酒味没有香味。我和郝大夫各自喝了一小杯，只觉得嗓子眼里辣豁的。

相比之下爱喝酒的汉族人还是喜欢瓶装的品牌酒。那时在和田市面上能见到的品牌酒很多，虽然不是全国各地的品牌酒都能见上，如果细数一遍恐怕也有几十种之多。比如山西的汾酒，竹叶青；陕西的西凤酒；北京的二锅头；河南的杜康酒、宝丰大曲；河北的衡水老白干；山东的景阳春；江西的四特酒，一滴泉；江苏的洋河，双沟；安徽的古井，口子酒；桂林的三花酒等等。相比之下四川的酒更受欢迎，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当然是上品，头曲，二曲乃至尖装也一样抢手。贵州省的茅台轻易搞不到，于是董酒便成了热门。新疆本土产的酒主要来自北疆，如奎屯大曲，伊犁特曲等。逢年过节卖酒的柜台前总归生意最好，挤得水泄不通。

当医生朋友多，酒当然得多备点。我的酒除了从门市部买，还经常托司机朋友从乌鲁木齐或其他什么地方带点回来。逢年过节时从食品公司搞点好酒便成了我们要做的功课。所谓好酒就是指茅台，五粮液。次一等的便是泸州老窖，董酒。20世纪70年代初茅台才七块多钱一瓶，五粮液只卖五块多。虽然价格不便宜，一般人家偶尔奢侈一下也没什么。

常言道见多识广。各地生产的不同品牌的酒喝多了渐渐地对酒的品质也有所了解了。市售的白酒虽然大多是以粮食为原料经发酵蒸馏而成，但是因各自的工艺流程不同，特别是后期的处理不同成品的品质和风味就会不一样。至于所谓的特曲，头曲，二曲，尖装究竟有什么不同也都知道了。还有什么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米香型等等的区别也都一清二楚了。于是买酒的时候便多了一些条件，不再是拣到篮里都是菜了。

从理论上说，如果一定要喝酒的话，应该遵循少喝点喝好点的原则。只是这一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比较难坚持。一醉方休仍然大行其道。在和田工作的那十来年是我这辈子酒喝得最多的时期。52 度的白酒如果不紧不慢地喝可以对付它半斤。过了这个量，或者喝得过猛就要出洋相了。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喝酒大体上有四种境界。刚开始时总是互相谦让，不胜酒力的人大多止步在这一阶段。大凡爱喝酒的，酒过三巡之后，言语便会渐渐地多起来，情绪也会越来越激动。酒喝到这份上是比较痛快的。再喝下去，肯定有人会出现动作粗鲁言语不雅的状态。酒桌上不愉快的事多发生在这一阶段。再喝下去有人就会进入酩酊大醉的境界了。有人将这一过程概括为：甜言蜜语敬酒、豪言壮语劝酒、胡言乱语拼酒、不言不语醉酒，这几句话虽然不完全准确倒也蛮风趣的。

喝酒为什么会醉呢？从医学角度说，少量的酒精对延髓有兴奋作用，所以喝点酒会使人感到愉快。但大量的酒精则会使延髓麻痹。酒喝到胃里，很快从胃黏膜吸收进入血液。酒精在体内的分解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过程，并且需要一种乙醇脱氢酶参与。乙醇脱氢酶在各人体内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此酶含量稍多的人酒量可能略大一点，但绝无千杯不醉的神话。

喝酒主要是为了寻求快乐，喝醉了既伤身体又造成环境污染，最好不要发生。我觉得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一边喝酒一边搞点娱乐活动是预防醉酒的好办法。我不会划拳，经常玩的是一种叫“老虎，杠子，虫子，鸡”的游戏。玩的方法是，捉对的双方左右手各执一根筷子，相互敲击一下之后各自在“老虎，杠子，虫子，鸡”中选取一种同步高声报出。取胜的顺序是杠子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蛀杠子。输的一方喝酒。

相比之下划拳显得更热闹一些。确切地说是看的人觉得更热闹一些。在和田流行的划拳方法主要是以“哥俩好！”为引语的那种。偶尔也能见到所谓的台湾拳，韩国拳。划拳看似简单，其实要求心手口眼并用。医院里有不少人会划拳，外科吴大夫虽然不会喝酒，但拳划得特好，一般人都胜不了他。据说划拳可以解酒，我觉得有点道理。虽然酒精在体内的分解主要靠肝脏的氧化作用，但当血液流经肺部时多少也能通过呼吸道排出一点，因此无论是划拳还是玩老虎杠子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解酒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因为这种游戏有输赢，一旦失去控制就有可能喝高了。

喝酒最大的禁忌是在空腹状态下喝快酒，就算你酒量好，但在短时间内喝进大量的酒之后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肯定会急剧升高，这怎么能不醉呢？一般认为在喝酒之前适当地吃点东西，喝酒的速度慢一点，间断地喝一些不含酒精的饮料，或者吃点水果之类对解酒是有好处的。总之一句话，酒能助兴亦能伤身，还是适可而止为好。喝醉了 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

在和田我有几位年长的酒朋友，除了前面说过的汽车修理工杨师傅外，还有一位山东人老颜。他是行署经委的干部。认识老颜是通过他的夫人。他夫人是无锡人，原先在丝厂工作，后来才调到新华书店的。由于我经常到书店去淘书，一来二去不仅认识了而且攀上了同乡。于是相互之间串个门吃顿饭便热络起来了。

老颜爱喝酒，虽是山东大汉却没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习惯。他的酒品很好，颇有点醉翁之意不在于酒而在乎山水之间风度。下酒的菜有几样可口的小菜即可，但是酒一定要好。他不喝快酒，以浅斟慢酌为主，偶尔也会痛快地一饮而尽。他的这种性格和我很投缘，所以我们能喝到一处去。

和老颜喝酒时大部分时间是在聊天，内容很杂并无一定主题。从他那儿我听到了不少名酒的典故，后来在新华书店看到一本《中国名酒典故大全》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读了那本“大全”我对许多名酒的了解上了一个台阶。

考研究生

继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后国家又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这对我来说是一则好消息。未上大学之前我就希望自己在读完大学后能有幸读研究生。等到真的考上了大学，只读了一年书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从此一切都乱了套，别说读研究生连本科的教育都泡了汤。

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是1977年的年底发布的，开考的时间是1978年的春天。留给考生备考时间是短了一点。然而机会难得呀，我还是高高兴兴地报了名。我选择的专业是上海中医学院的冠心病中西医结合研究。当时北京中医学院要招收一个五十人的中医研究班。我为什么没有报考这个班呢？说来惭愧，虽然我读的是中医医疗专业，但是只读了一年的基础理论课。后来在上海郊县的一些基层医院中虽然有过一些医疗实践，接触的几乎都是西医那一套。从1972年起到1977年我一直在和田地区医院内科当住院医生，每天接触的也都是西医。我自认为通过六年的临床磨炼业务上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对基础理论的掌握仍然比较凌乱。还有一点，我是想通过考试一下水好为下一次的报考做准备。

几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算是临时抱佛脚吧，利用业余时间我将那些要考的书草草地翻了一遍，说实在心中完全没有底。考场设在行署教育局的会议室里。全地区参加考试的有三十多人。时隔多年，考题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都是一些似曾相识的题目，但要答得好却不容易。专业试题且不去说它，当时那个政治试卷就让人头痛。果然不出所料，发榜后我名落孙山。各科的成绩除政治刚过六十分，其他几门都开了红灯。尤其是英语差得更远。

说句实话，当年之所以要考研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通过这条途径跳出新疆。

有道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1979年度研究生招生报名的日子又到了。按理说经过一年的准备应该有点把握了吧。这回我仍然报上一年选的专业。中西医结合是毛泽东提倡的一种医疗方式。从临床角度看是在一种病例中既用西药又用中药，以获得更好的疗效为标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是要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阐明这种结合的合理性。也就是说，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在中医和西医两方面都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说实话，当我第二次拿到同一专业的试题时，我觉得考题的难度较上一年大大地提高了。不用说，这一次我又失败了。

两次考研未果多少让我有点泄气，正好这年的年底我得到了一次回上海进修的机会。听有识之士说，考研究生和考大学不一样，在选专业的同时还要选导师，如果能预先得到导师的指点，成功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于是我决定回到上海后再考一次。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双眼的矫正视力达不到报名的要求，体检之后我失去了考试资格。这事让我很苦恼，但是也没办法。那么在和田我为什么能顺利通过体检呢？那是因为熟人面前好办事，负责检查视力的护士没有和我较真。

所谓过了这村便没了这店。经过反复折腾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三十五岁了。按当时的规定这个年龄是考研的上限。我的考研之路也就到此为止了。现在回想起来，几次考研之所以屡战屡败主要是准备得不扎实。补短板下的功夫也不够。但是我认为考研所读的书却没有白费，中西医基础理论知识的拓宽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考研究生对我们这一代没有完成本科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报考的目的和动力就是改变命运和提高业务水平。事实证明凡是考研成功的同学不仅立即离开了不理想的工作环境，而且开辟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新天地。比如前面说过的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的那一对夫妇，还有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在部队农场待了四年的那位复旦大学外语系的仁兄，他们都在以后几次的考研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最幸运的要数我们中医科那位小周医生。他本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因为在山东待不下去自己跑到新疆来找自己的生父。记得我们刚到和田时他和另外四人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中医学院去上学了。学成归来后编制挂在我们中医科，人却被办公室隔三差五地叫去写写画画。听说可以报考研究生他也想试试运气。此君考前过于紧张以致失眠。半夜三更跑到病房里要了一颗司可巴比妥。第二天进考场时突然感到头昏眼花，吐过一阵之后脸色煞白。我真担心他坚持不下去。

不料他却一炮打响。经过复试居然被北京中医学院的研究生班录取。再次从北京归来后他作为新疆中医界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人被医学院的中医教研室留下了。新疆中医学校升格为新疆中医学院时被聘为讲师。后来拜张绚邦教授为师，在成为张老师的学术继承人的同时，官运亨通一路迁升官致中医学院院长并成为自治区的中医领军人物。

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

回上海进修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毕业已经十年了。当医生也有七八年了。说是让我搞中西医结合，却是在内科、传染科轮流当住院医生。这些年来在同事们的扶持下自己也做了不少努力，自认为有所长进。考了两次研究生铩羽而归，这才发现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专业水平都还有很多的欠缺。

一九七七年秋天我生母突发脑出血，经历九死一生的磨难才转危为安。事发两个月后父亲才将事情告诉我，我好伤心呀！恨不能长出翅膀立刻飞到母亲的身边去。然而远隔一万里，我回不去呀！母亲的突然病倒既使我伤心又使我震惊。脑出血是高血压的严重并发症，如果平时血压控制得好发生脑出血的概率是可以大大降低的。母亲显然是忽略了早防早治。

自从母亲突然病倒后两家老人的健康成了我们最大的后顾之忧。那个年代工人及其家属虽然可以享受全劳保，不过这种看病免费的福利只是低水平广覆盖，加上老百姓的保健意识普遍比较低，并不能真正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内地支援新疆工作人员享受探亲（父母）假年限的规定，我们要到一九八〇年才能第二次获假。请事假不是不可以，但是长达数月的假期别说批不下来，经济上的损失也是承受不起的。没了工资怎么养家糊口呀！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两年。到了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份父亲来信说母亲病情有所反复。我们接信后立即找领导交涉，要求提前探亲。领导给我批了24天事假并同意我在上海联系业务进修。感谢领导给了我适时的关心。

回到上海后，母亲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陪伴母亲的日子感慨良多。母亲生于南京，接受过初中的教育。1948年她为了拯救我二姑垂危的性命将三岁的我过继给未婚的小姑子做养子，这是何等的慈悲为怀呀！

赶在春节前我到母校联系进修事宜。承蒙老师的厚爱将我推荐给了附属岳阳医院。出乎意料的是这次返校我居然拿到了迟发了十年的毕业证书。证书是黄文东院长签发的，签发的日子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二日。发就发了呗，还注明是补发。真是造化作弄人呀！

在等待进修通知的日子里我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准备第三次考研。遗憾的是体检没有过关，因为高度近视矫正视力达不到0·8而被拒之门外。由于我的进修是加塞，一时进不了内科病房。长期等待对我来说肯定是不行的。医务科长便对我说，徐明光主任领衔了一个临床研究组，正在为裘沛然老师开发的健胃茶治疗胃窦炎进行临床验证，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办了手续开始进修了。

这个临床研究组就是一个专科门诊。我熟悉了裘老对胃窦炎的辩证思路后，又了解了不同型号健胃袋泡茶的组方后便披挂上阵了。当年西医对胃窦炎的诊断主要通过钡剂造影，能够做胃镜的病例并不多。这方面的知识对我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完成辨证分型后对号入座用药就很容易了。几次门诊下来，由于我能对病人进行中西医两方面的解释，病人对我的服务很满意。为此徐主任和医务科科长给了我一个好评。

为了出具临床验证的报告收集好资料十分重要。这当中疗效的判定标准要兼顾中西医两方面的所见。为此徐主任每个月都要和我到裘老家汇报一次。那时裘老还住在南市区的老房子里。说完正事就留我们吃饭，然后就是喝茶聊天。裘老对和田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很感兴趣。我挑了一些既有特色又有趣味的见闻说给他听，裘老很是高兴。

有一次聊到耳朵听字，裘老说曾经有媒体让他对这种特异功能谈些看法。他就让此人选几个高手让他面试。他先和小朋友们说笑了一阵，然后拿了一本小册子让他们放在耳旁听出第一页第二行第三个字是什么。几个小朋友拿着小册子左右听，折腾了半天出尽了洋相。听了这个故事我觉得裘老非常智慧。

科技出版社的编辑张晨星老师经常到我们临床研究组里来问长问短，时间长了我知道他和徐主任交情颇深。徐主任在《十万个为什么 》上发表的几篇科普文章都是张老师编辑的。20五年后我在黄浦区肿瘤医院再次遇上了他（他是我的病人）。说起往事不禁唏嘘。

时间长了医务科科长觉得有点亏待我了，就让我参加了其他几位老师的专家门诊，沈道修，吴文鼎，张天我都先后跟过。在门诊过程中还几次遇上林其英书记和程毛亚的老爸 ，他们都是来看病的。我认真地为年事已高的老领导和老前辈做了导医。

在一年的进修过程中我阅读了能看到的关于胃窦炎和胃炎的中西医文献，摘录了约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并据此写成了一篇文献综述。何传毅老师看过后将它推荐给了医学会的高老师，打算在消化杂志上发表。

结束进修前我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撰写了《健胃茶治疗胃窦炎122例临床疗效观察》和《胃窦炎的中医辨证分型》。裘老审阅后将疗效观察一文推荐给了《新中医》杂志。对于分型一文他说，此乃我的个人所见就不必发表啦！

我的业务进修很奇特，没有进中医内科病房当过一天住院医生。这对我学习中医管理病房无疑是一大损失。因为中医的病房管理和西医的病房管理是有区别的。但是我在临床研究组学到了如何进行科研选题，如何进行课题设计和申报，如何在实施研究计划的过程中进行质量控制和资料收集。特别是从裘老那儿学到了如何严谨治学。

争了个中医学会理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全国各地各种学术团体逐渐恢复了活动。中华中医药学会是我们中医药界的学术团体，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之一。中华中医药学会归属中国科协和民政部领导，在全国各省市都建有相应的分支。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中医药事业在20世纪60年代前发展得比较缓慢，还没有成立省一级的中医药学会。60年代初期上海，北京，成都等中医学院的毕业生一批又一批地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并先后建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和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从那时起新疆的中医药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随着条件的成熟，1980年新疆中医药学会在乌鲁木齐成立。那一年我正好在上海做业务进修，毕士敏作为和田地区的唯一代表前往乌鲁木齐出席了新疆中医药学会的成立大会。在那次大会上自治区卫生厅厅长刘金俚应邀出任首届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德高望重的老中医成孚民当选为会长，出任副会长的多为1949年之前或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新疆从事中医药工作的老前辈。上海中医学院1962届的高材生，时任自治区中医院副院长的张绚邦被选为学会的秘书长。学会的理事主要由在乌鲁木齐工作的中医药各科领头人担任，各地州基本上都有一名代表进入理事会。遗憾的是我们和田地区没有代表进入理事会。

说到理事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次活动，我的同学陈安福实在是个幕后英雄。他虽无一官半职在身，却乐意接受张绚邦老师的委托将许多事务性工作安排得十分妥帖。这位仁兄原本是分配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他却主动要求去了新疆。他的这一选择是思想境界高还是和新疆有缘分？我看是兼而有之。阿福到乌鲁木齐报到的时间比我们晚得多，却被安排到了离乌鲁木齐较近的奇台军垦农场，真是来得早不如赶得巧。

根据学会章程的规定学会每年都要召开年会交流工作经验和进行学术探讨。1981年春天我带着在上海进修时撰写的《健胃茶治疗胃窦炎112例临床疗效观察》和《胃窦炎中医脉证分析》两篇论文回到乌鲁木齐。在等待回和田的机票那几天里我特地拜访了张绚邦老师，并将上述两篇论文作为年会的征文呈请他指正。这两篇论文中的一篇经裘沛然老师的推荐当时已被《新中医特刊》录用正在等待发表。这里要说明的是，以饮茶的方式治疗胃窦炎是裘老的创造，健胃茶的基本处方是裘老在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了推广裘老用健胃茶治疗胃窦炎的经验，上海中医学院附属岳阳医院特地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临床研究室在徐明光主任的领导下进行临床验证工作，我去岳阳医院进修时正好碰上机会了。这一年的进修让我学到了许多开展中医课题研究的方式方法，可谓获益匪浅。

正是因为这两篇论文使我获得了出席新疆中医药学会首届1981年学术年会的资格。会议是在昆仑宾馆召开的。会议期间我向学会秘书处汇报了和田地区中医药工作的状况，并询问了和田地区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地州一样有代表进入理事会的原因。我说，和田地区地处偏远，中医药工作需要得到学会更多的指导。张绚邦秘书长认为我反映的问题很重要。在接下来的理事会工作会议上他不仅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而且进行了妥善地处理。理事们一致认为和田地区应该有代表参加理事会工作，并建议通过单位推荐人选进行增补。

回到医院后我将自己在中医药学术年会上为地区争得一名理事名额的事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认为这事干得相当好。和田地区当时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医药人员有八位，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有十余位。论学历和资历我并不是最高，但那时我已经被任命为地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于是出任自治区中医学会理事的人选就顺理成章地落在我的头上了。不久，自治区中医药学会专门为此事发了一个文件，增补我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在这个文件中被增补的理事其实不止我一个人。早先从我们中医科考取北京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学成后分配到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的周铭心也在增补之列。后来我从张绚邦处得知，周铭心被增补的原因是：在当时他是新疆境内唯一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医师。张绚邦认为这个“唯一”是新疆培养中医人才的新起点，所以应该增补。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数年后周一路高升，官至新疆中医学院院长，果然没有辜负张绚邦的栽培。当然这已是题外话了。

争到了一个中医学会的理事位子对我个人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因为路途遥远我既理不了自治区层面上的中医事，也理不了和田地区层面上中医的事。和田地区的中医药事业应该怎么发展还是领导说了算。我的任务依然是立足本岗干好分内事。不过自从当上中医学会理事后，前往乌鲁木齐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确实多了一些。或许是为了节省差旅费，我每次去乌鲁木齐医院领导都会给我一些额外的差事，有一次居然要我买一台八吨蒸汽量的锅炉。那个生产锅炉的厂子在市郊乌拉泊，如果自己没有车去那个地方是很不方便的。好在和田常驻乌鲁木齐的采购员很多，于是只好求他们帮忙。一来二去欠下了不少人情。还有一次要我买工作服上用的白纽扣。正巧那时医院有一台车在乌鲁木齐，为了这事又拽上司机到五家渠去跑了几个来回。

要说“理事”，张绚邦老师确实为新疆的中医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张老师是浙江嘉兴人，入学上海中医学院前曾接受过西医的中等教育。毕业时品学兼优。原本是留校任教的。他却毅然选择了支援新疆中医事业之路，并为此奋斗了一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有一年年会期间张绚那老师在昆仑宾馆的小餐厅和我们这一班小师弟小师妹聚会，席间他对我们说了许多勉励的话至今记忆犹新。我历次出差乌鲁木齐只要有空就会去拜访张老师。有一次张老师正好要外出会诊，他居然让我作为助手随行，实在受宠若惊。

上海中医学院历年分配到新疆工作的校友有好几十人，可是我在年会上遇到的却不多。六九届的王佩明倒是每次都能见到。当年离开农场后她因未婚夫谷培恒在哈密工作，就去了那里的中医院。平时不声不响的她在那里工作得十分出色，几年后不仅升任了院长之职，而且被选为自治区人大代表。谷师兄为王佩明的脱颖而出做出了很多牺牲。我们离开新疆后张老师花了不少工夫将他们夫妇引进到自治区中医院工作。王佩明在自治区中医院专攻中医儿科，曾任党委书记之职。可惜的是他们夫妇均在退休后不久健康都出了问题。王佩明患上帕金森综合征，谷培恒则查出了鼻咽癌，不久又转移为肺癌。前几年听说他们夫妇俩都先后辞世了。

我们因为一门心事想调回内地工作，并没有往乌鲁木齐市活动。一九八五年我调离新疆时因为行程安排得很紧没能和张老师告别，多年来心里一直感到很过意不去。让我没想到的是时隔三年之后，一九八八年夏天张老师乘他的得意门生，新疆新和县罗夕佳医生来安徽屯溪参加学术会议之便给我捎来了一份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学会名义颁发的表彰状，褒奖我对新疆中医事业作出的贡献，让我十分感动。

筹建中医病房

中医在历史上曾经因为走街串巷送医上门被称作走方郎中。后来因为和中药店合作又得了个坐堂医生之名。再后来几个中医凑到一处看病，便有了联合诊所。新中国因为兴办了中医高等教育，这才使得中医有了独立经营医院的底气。中医能在综合性医院中建病房那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事也就是一阵风，吹过之后在许多地方复归于平静，综合性医院中的中医病房大多撤掉了。那些身在综合性医院工作的中医依旧天天坐在门诊部的诊室里望闻问切。

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我已说不清当年我亲身经历的在二级综合性医院中建立中医病房的政治背景。我只记得在一份中央文件中说，以后中医科在综合性医院诸科室中应排在内外妇儿之后。千万别小看这一排名，那可是一个划时代的提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综合性医院中建中医病房是一件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

和田地区医院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大部分的建筑已经非常陈旧，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新盖了一幢外科大楼。又过了近20年，内科病房破得实在不能用了，于是又在外科大楼后面盖了一幢“门”字形的平房，将内科和儿科搬了进去。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医院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了。不久在外科大楼的东边又新盖了一幢二层楼。这幢新楼的建筑面积有好几千平方米。楼上是麻醉科和五官科，楼下给了内科。这样一来医院的业务用房顿时宽松了许多。筹建中医科病房有地方了。

经过协商决定将原内科病房的一部分腾出来办中医病房，床位暂定20张，医护人员的配比则参照普通内科水平从各临床科室抽调。接下来就是任命我为中医科副主任。因为没有任命主任，筹建工作便由我负责。当时我就想，才芝麻大一官连个正职都舍不得给，还要组织部任命，实在是太小气了。

毛主席说过，政策决定之后人是第一重要的。办中医病房不仅要有人当主任更要有人当住院医生。那时候我一点不担心没人愿意到中医病房来当护士。反正那事由护理部管，何况早就有人在积极争取了。为什么？因为她们觉得到中医科当护士肯定比较轻松。

从全国看，和田是边远地区。要是凭自愿恐怕没人愿意去那里工作。但是从当地看情况就不一样了。听说地区医院中医科要开病房，早先从北京中医学院毕业回来的几名工农兵学员都想调过来一试身手。在领导的关心下正在民丰县医院当院长的王医生和在策勒县医院工作的陈医生（部队家属）都如愿以偿。你想想，连院长都不干了，可见和田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经过一番调兵遣将，医生护士包括煎药工，卫生员都陆续到位了。接下来就是有条不紊地干活。首先是打扫卫生，其次是病床和医护人员办公设施到位。然后是改造病房呼叫系统和装备治疗室和煎药室。我总觉得在那个年代办事比现在要容易得多，尤其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意识比较强。比如说，病人用的被褥床单等一系列用品应该是后勤上管的，为了争取时间，我们的医生护士都乐意帮他们一起踩缝纫机。于是本该半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不到一个星期便搞定了。

治疗室和煎药室的建设我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我觉得，既然是中医病房就得有点中医特色，如果只是为了让病人喝一口中药，其他什么都和西医病房一样那就太没意思了。要是那样根本不用开中医病房，只要派一名中医常驻病房专门开方子就行了。在治疗手段上中医除了汤药，其实还有针灸，推拿，拔火罐许多适宜技术可用，既然病人住在病房里就应该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为此我专门腾出一间大病房用许多屏风分隔后做了治疗室。

熬中药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门大学问。医生费尽心机拟定了一张处方，如果不能按要求调剂煎煮疗效肯定要受影响。为了把好中药质量关我特地将学中药的小苗委以重任。熬中药讲究火候，熬药时如果能够适时进行武火和文火的转换无疑对提高药液的质量大有好处。为此我决定选择可调温的电炉作为热源。当时医药公司刚好进了一批可调温的四联电炉，我便申请了四台。

按现在的行话说，我在忙于硬件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软件建设。中医病房的规章制度肯定不能游离于整个医院的规章制度之外，但是也应该有它的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特殊在病历的书写。病历是住院病人的生命档案，千万马虎不得。由于中医院在全国各地已经办了多年，从总体上说中医病历的书写规范已经初步形成。在这之前我已经选定自治区中医院的病历书写规范作为我们的工作蓝本。所以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在开诊前认真学习这些规范。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医科病房的筹建工作终于顺利完成了。记得在中医病房启用的那一天我即兴写了一副对联贴在病房的大门上。上联是望闻问切辨证论治，下联是中西结合共创辉煌，横批是岐黄之家。这副对联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办好中医病房不能不突出中医，但也不能完全指望中医。万一病人的病情突然变化了还是要及时请西医会诊，请西医帮助。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尊重生命。

我是六年制中医学院医疗专业的学生，当然知道中医的悠久历史。但是我更知道自从西医在中国大地上站稳脚跟后，中医是否科学便一直受到质疑。毛泽东是看好中医的，他说中医是一个伟大宝库，但需要整理发掘提高。他同时又提出要搞中西医结合。从这些指示的语气中人们不难感受到老人家生前对中医现状并不是非常满意的，而对中医的未来也寄希望于和西医的结合。

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至今还会被打上一个是否科学的问号呢？这种质疑曾让我十分不解。但是自从认真地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后我有点明白了。既然中医学是研究人的生老病死的，理所当然应归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中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从一开始就有点脱离自然科学的一般规律（通俗地说就是要眼见为实）。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缺乏科学实验的支撑就难免陷入所谓的思辨构造体系。应该承认中医的基础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脏象经络学说，精气神学说，卫气营血学说，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学说等等）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思辨色彩。我认为，一旦中医独创的思辨构造体系为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所证实（不一定非要全部），中医不科学的帽子就可以甩到太平洋中去了。

也许因为筹建中医病房有声有色，也许因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和田报》曾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我们这一群郎中的所谓先进事迹。不管怎么说也算是青史留名了。我离开和田地区医院已经三十五年了。我们调走后，当年从民丰县医院调回来的王医生领着几个从乌鲁木齐中医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干得挺不错。不久王医生当了副院长。她退休后小苗同志又当上了副院长。和田地区医院盖起十八层的内儿科病房大楼后中医科在第十层占据了一个楼面。和田的中医事业在这班年轻人手中发扬光大了。

为岐黄传薪火

这辈子我学中医，但是没有学到家。虽然最终晋升为副主任中医师，自觉没有什么真本事，更谈不上有什么绝活。能聊以慰藉的是在三十多年的从医生涯中也曾为普及中医知识做过一点工作。

和田地区有一所卫生学校。教纲规定他们（护士班和医技、医士班）要学习一些中医基础知识。这门课原本是由我夫人任教的。当她在上海进修的那一年我就兼下了她的课。我望闻问切不行，但嘴皮子功夫还行。几节课讲下来反应还不错。

和田是边境地区，驻军有一家野战医院，番号为153。我们内科的熊大夫是153医院内科主任王旭（后来升任院长）的随军家属。因为部队医院离我们医院不远，为了方便他夫人上下班和孩子上学王主任就将家安在我们医院的家属院中了。这个王主任对业务很上心，特别愿意诊治疑难病症。我们内科和传染科大凡碰到棘手的病人就邀请他会诊。时间长了相互之间处得挺好的。在这一过程中我和王主任就自然而然地认识了。

自从毛主席发布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后部队是跟得最紧的，许多新医疗法，新针疗法基本上都是从部队传到地方上的。部队医院对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开展中西医结合，继承发扬、整理提高中医药事业的指示是抓得比较紧的。记得我们地区医院成立中医病房后有一天王主任对我说他们要办一个西学中班，想邀我去讲课。

这事他已和院领导联系过了。既然是公事公办我当然不能拒绝。但是我心中不太有底。军医们的知识层次和业务水平都比较高。给他们讲课我能行吗？我能给他们讲点什么呢？

经过协商给学习班安排了40个学时，每次两学时，每周两次。我经过一番认真地思考并将教学大纲和王主任作了沟通。我认为40学时不能造就一名中医师，但是有可能培养出他们对中医药的兴趣和好感。一个人只要对什么事情有了兴趣他就会继续关注下去，继续钻研下去。王主任认同我的想法。于是我就按这条思路去备课。

关于中医中药虽有毛主席的指示摆在那儿，但是对“伟大宝库”中的宝并不是人人都能识别的。于是第一堂课我先讲了自己初学中医时如何从满腹狐疑到专业思想稳定的历程，接着讲了自己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后的体会。阐述了我对于中医到底科学不科学的见解。这一堂课我们讨论得很热烈。

对军医们讲阴阳五行没有什么困难。难以通过的是藏象学说这一关。心主神明，肝主谋虑尤其让军医们不能接受。我就问他们西医是什么时候知道大脑的功能的？现在我们对脑的功能是不是都搞清楚了？中医在那么早就注意到了“神明”和“谋虑”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难道不可贵吗？只不过没有弄清楚它们到底来自何处罢了。中医之所以没有把脑放在五脏中是非常智慧的。其次关于“脾主运化”以及“命门”一说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因为针灸麻醉的成功实践，讲经络学说也比较容易。凌耀星老师那句经典的顺口溜大受欢迎 ，一分钟就让军医们记住了十二经络交联顺序。趁热打铁，我顺便讲了四总穴歌“头项清列缺，面齿合谷收，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经过示范 几乎爆了满堂彩。

说到辨证论治，其实中西医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望闻问切和视触叩听既没有本质区别，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把资料收全了，透过表象看实质中医辨证论治，西医辨病论治，最后都要落到对症下药上，目的是要把病治好。中医的切珍（这里指搭脉）在民间一直被传得很神。因为混熟了军医们让我示范。我知道这是容易出洋相的事。躲是躲不过的，就实话实说吧。简单明了的脉象谁都能搭得出来，复杂的是要凭道亨的。牵线搭脉我没有见过。从脉象中辨别胎儿的性别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

方药自然是要讲点的。四君，四物，生脉散，消渴丸这些都是经典名方，适应症比较容易掌握，所用药物也容易记住。用之得当疗效也是可靠的。讲完40个学时的课我如释重负。

新疆的风

凡是有空气流动的地方就会有风，这是谁都知道的常识。新疆的风虽然也是空气流动形成的，因为它常常卷起漫天的黄沙，刮得天昏地暗，当地的老百姓便给它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黑风。所谓黑风，其实就是气象学上说的沙尘暴，只是在四五十年前“沙尘暴”这个气象术语远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比如我那时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沙尘暴 ”。

第一次遭遇黑风是在一九七一年的春天。那时候我已经在新疆生活半年多了。虽然在这之前，我们农场所在的和静县已经刮过很多次大小不等的风，因为远未达到天昏地暗的程度，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一天我们正在给春小麦浇水，原本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突然间明晃晃的太阳像是被云层遮住了似的。然而抬头望天，空中并无云彩。这时和我一起浇水的倪耀龙说，起霾了，恐怕要刮黑风。他在北京农业大学的是气象专业，对天气突变前的征兆自然比我知道得多。

给小麦浇水是件很费时间的事。麦田的两头虽然都有水渠，但是因为地势是东高西低，所以只能从一头放水。要使一公里多长的条田全都浇透水起码要用一天的时间。因为是漫灌，是不能在半当中停下来的。要是浇到一半停下来了，第二天再想把剩下的半拉子浇上水只好再从头开始。六千亩的小麦正好是三十个条田，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那天全连的男生全都下了地，两个人负责一条田，白天黑夜连轴转。炊事班则是负责送饭到地头。

倪耀龙说要刮黑风，一开始我以为这黑风和我以往见识过的在原地转圈圈的旋风不会有什么区别，压根儿就没往灾难上想。黑风是从东南方向吹过来的。雾蒙蒙的天空由灰色渐渐变成了黄色，与此同时能见度也在迅速地降低。当我明显感到风力加大时，空气中已经充满了沙尘。不一会儿黑风铺天盖地向我们这个方向扑了过来。我虽然戴着眼镜仍然感到睁不开眼。更要命的是狂风卷起的沙子一个劲地往我的鼻子里、嘴巴里、耳朵里、脖子里硬灌，让你根本无法躲避。又过了一会儿风越刮越大天黑得像夜晚一样，这时顶着风行走不仅举步艰难，而且有一种胸闷的感觉。我试着将身体转了个向立刻感到身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推着我不由自主地往前冲，想站在原地都不行。在大风中我隐约地听到身边的李耀龙在不停地叫喊，“蹲下来，赶快蹲下来！”当我蹲下身子后，果然感到浑身上下轻松了许多。这时他示意我像他一样摆出一种背朝风向，双腿跪下，两手抱头，并将头放在两膝之间的姿势。他说这样可以给鼻子和嘴巴创造一个躲避风沙的小环境。就这样我和倪耀龙趴在条田边上一动不动地任凭肆虐的风沙不停地蹂躏。

这场黑风大约刮了半个多小时才渐渐地远离我们而去。当我睁开眼时发现衣服上已经积起了厚厚的一层土，倪耀龙就像一个土人似的一动不动地趴在我身边。我用手捅了他一下，他才将肩膀抖了抖，然后翻转身子坐了起来。被风卷起的沙子细得像面粉一样，粘得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特别是钻进头发窠里的沙子，用手指去挠了挠，沙子没清理掉多少，头发却像怒发冲冠似的立了起来。这时我发现面前的倪耀龙已经面目全非，只有两只眼睛上的睫毛还像以前一样忽闪忽闪地眨巴着。其实这时的我肯定也和他一样，只是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尊容罢了。我和倪耀龙从地里掬了捧清水漱了漱口，又将脸洗了一下，人马上感到精神了一些。

在大风的摧残下，地里的麦苗大部分倒伏了，茎秆和叶片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泥浆，原先还是碧波荡漾的麦浪变得一片狼藉，让人看了好不伤心。当风头过去了之后我听到副连长扯着已经喊哑了的嗓门在向班排长们问这问那，重点好像是有没有人在大风中失踪。不一会，听到二班长和七班报告说，他们班里有人被风掀翻在水渠里弄湿了衣裳。副连长说：“衣服湿了可以换，只要没有人被黑风卷走就好，否则我可要上军事法庭啦！”

在沿海地区每到夏天由于受海上热气流的影响台风总归要刮上几次的。台风也是灾害性天气，一旦刮起来风雨交加树倒房塌是常有的事，但是台风过后天气很快就会转晴的。可是这黑风刮过之后天气却不会很快转晴。被大风扬起的尘土悬浮在空气中几天甚至一个星期都消散不了。这种浮尘天气使人心烦意乱，非常难受。

台风搬运的是雨水，据说一次强台风能将百亿吨的水从天上倾泻到地上。黑风搬运的是土，一场黑风同样能将数十亿吨的沙尘从地上卷到天上。这些沙尘随风飘荡，最终尘埃落定在遥远的下风口。有研究表明，我国黄土高原的形成就有黑风运土的功劳。当然，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时日是以千万年计的。

在麦田里遭遇了黑风的袭击之后，一心想着收工之后好好地洗刷一番。哪知道回到营房后屋里也积了厚厚的一层土。从床上到床下扫出的土何止一箥畚。有人开玩笑地说，要不是门窗都关着，床铺恐怕都要被埋了。我将沾满沙尘的被褥抖了又抖，用手摸上去仍然感到不爽，那一夜睡在经过砂洗的被窝里浑身上下都感到不舒服。那一天的饭菜好像也比平时多加了许多“胡椒粉”，吃起来明显感到不那么滑溜。

与和静相比，和田可以说是黑风的风窝子。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每年都要经历好几场黑风的肆虐。一九七二年四月底，我们到和田不久便碰上了一场严重的黑风。大风掀起的尘土将和田大地遮得不见天日。刮黑风之前我们已经买好了回上海探亲的机票。然而由于天气的原因硬是走不了。这一等就是半个月。也许是老天对我们特别眷顾，一个半月后我们从上海回和田时，飞机刚越过天山便碰上了较强的上升气流。从库尔勒到阿克苏的途中飞机颠簸得十分厉害，几乎所有的乘客都被颠得哇哇直吐。原本不晕机的我也不能幸免，吐得一塌糊涂。那天飞机临时降落在库车机场。在机场睡了一夜之后我才“活”了过来。

新疆的黑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在风窝子里生活了十几年，我虽然至今仍不能完全说清楚这种灾害性天气的原因，但多少懂得点常识。首先是新疆地处内陆，春秋季节冷暖空气对流比较活跃，这便是可能刮黑风的动力。其次，长期干旱少雨使得地面上裸露的尘土表面带有负电荷，相互之间有了排斥作用不能凝聚在一起，从而为形成扬沙即沙尘暴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样的天气背景下，如果再遇上强对流发展，沙尘便被卷到了空中，最终发展成沙尘暴，亦即黑风。

在新疆有不少地方被称之为风口或风区，比如在吐鲁番和哈密的附近就各有一个经常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中被提及的著名风区。前者叫三十里风区，后者叫百里风区。这两个地方都是由于沿途海拔的落差大，从而形成空气的强对流。在特殊情况下风区里的大风甚至可将行驶中的火车吹翻。

遇到沙尘暴待在室内紧闭门窗倒也罢了。如果正在途中那就有风险了。有一次我的朋友姜师傅从乌鲁木齐拉了一车货回和田，走到三十里风区时正好遇上刮黑风，天昏地暗前进不得只好将车子停在路边暂避。等风头过去后他发现迎风那一面车身上的漆已经让风沙磨得斑驳陆离了。

不料这样的风险也让我夫人给碰上了。一九八三年五月她急着要到乌鲁木齐去办事，因为卓长仁劫机事件民航都停飞了。她只好搭地区粮食局的一辆北京吉普出发。五月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候瞬息万变，沙尘暴会随时发，生。据她说，当他们走到阿图什到阿克苏中间那一段无人区时沙尘暴突然发生了。霎时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吉普车被狂风吹得难以驾驶。为了避免翻车司机果断地停了车，他们五人背对着来凤方向蹲在车旁。过了好一阵子风头过去了他们才重新上路。这一阵狂风可是把他们吓坏了！万一车子被掀翻了，在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该怎么办呀！

新疆的风我们算是领教了。

维吾尔族的民俗

和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汉族人在那里工作是应该尊重他们的民俗的。维吾尔族的民俗很多，仅就我接触到的记述如下。

维吾尔人很重礼节，比如两人在途中相遇时不管相识还是不相识，双方都会主动地停下脚步，在侧身而立的同时以右手放在胸前上身微微前倾地说上一句“货西”表示向对方致敬。然后才各走各的路。这种礼节也用在迎宾时，如有宾客上门主人会在第一时间迎至大门外，并以上述的礼仪恭恭敬敬地将客人迎进屋。

维吾尔人待客很热情，总是用家中最好的食物待客。一般是先献奶茶然后献主食和瓜果。维吾尔人的主食以馕为主，包子，拉面，揪面片儿也是常规食品。维吾尔人将抓饭视为最好的食品。吃抓饭不是一人一副碗筷，而是将抓饭盛在一只大盘子里。正宗的吃法是用手抓。吃抓饭前一定要洗手。洗手是有规矩的，不能太随意。一般是男主人用水壶往客人的手上淋水。他左手拿着接水的盆，右手拿着铜质水壶，肩上搭着一条崭新的干毛巾。他恭敬地走到每个客人面前，为每位客人倒三次水洗手，用过的水流下来，刚好接在盆子里。客人不能甩手，只能用毛巾安静地把手擦干。洗手净手之后，客人就可以下手了，想吃什么，尽管用手抓起来。

吃抓饭一定要伸出右手，千万不能伸左手。维吾尔人认为左手是用来侍候大小便的。不管吃哪一种食物，一旦捡起来了就不能再放下。如果不慎将食物掉在地上，一定要马上捡起并放在自己面前。餐毕客人不能立即离座要等女主人撤掉碗筷后才可以离座。维吾尔人餐前和餐后都要做“都瓦”，在长者的引领下双手掌心向着面部，口中吟诵一声“安拉”，表示感谢真主赐给的食物。

维吾尔人也吃炒菜，但是其中必须有肉，他们认为没有肉的菜不是菜。在绿叶菜中他们偏爱一种叫“恰玛古”的似白萝卜又不是白萝卜的植物。我到网上查了一下此物的中文名叫芜菁（学名：Brassica rapa L.）是十字花科，芸薹属二年生草本植物。其次洋葱更是维吾尔人的最爱，做抓饭，烤肉，烤包子，烤馕，炖羊肉汤……都少不了它。

维吾尔人的婚礼挺热闹。迎亲的那一天男方的迎亲队伍一路吹吹打打簇拥着新郎到达新娘家，然后客人们按男左女右的阵势坐成两列。婚礼由阿訇主持，仪式有点像西方流行的教堂婚礼，念古兰经，吃盐水蘸馕，交换信物等等。仪式结束后新娘在新郎的陪伴下一同乘车或骑驴回家。在汽车进入百姓家之前驴是维吾尔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当然，迎亲队伍中的驴和驴车都会被装扮得漂漂亮亮的。新娘进男方大门之前新郎要在自家门前的驱邪火堆中挟一小块炭火在新娘的头顶上绕三圈。据说此举是为了求平安。接下来的事便是吃呀喝呀唱呀跳呀，一直闹到入洞房为止。

烟酒对于穆斯林来说都是禁忌，在古兰经中是有记载的。但是现代的维吾尔人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抽烟喝酒已经很普遍。他们抽的烟叫莫合烟。是将烟叶晒干后分别切碎用清油炒过并加上一些特殊的辅料。买卖时论斤称。抽的时候用烟纸卷成喇叭状。

维吾尔人喜欢喝他们自己用葡萄酿造的粗酒，叫麦扎甫。但是城里人现在更爱喝粮食酿造的白酒。在民间维吾尔人喝酒习惯用一只瓷杯盛酒传递着喝。交接酒杯时都要道一声“贺西”，表示谢意。

维吾尔人喝的茶是用茶砖煮出来的。可加奶，也可不加奶。这茶砖是采摘夏茶或秋茶发酵后压制成砖头状，用印有“茯砖”两字和商标的纸包装。砖茶是少数民族的特需商品，具有降糖、降脂、助消化等功能。至于为什么叫茯茶，一般认为是因此茶在伏天制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说法。

维吾尔族遵照伊斯兰教规，实行土葬，主张速葬。在超度亡灵的伊斯兰教仪式“纳玛孜”结束后，用抬尸床将尸体送至墓地，挖穴安葬，不用棺材，不用任何陪葬品。墓穴多长方形，也有圆形的。坟地周围砌围墙，不许牲畜进入，不许取土挖沟。

维吾尔人的新年叫古尔邦节，定在回历的十二月初十。由于回历和农历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偶尔也会和汉人的春节离得很近。古尔邦节那一天我们照例要给维吾尔族同事和朋友拜年。拜年时除了喝酒就是吃他们做的清炖羊肉并喝上一碗羊肉汤。医院的司机小张娶了个维族老婆，她做的清炖羊肉堪称一绝。

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在这一天每一个穆斯林家庭都要宰杀一只羊。据说先知伊不拉欣在十二月十日那天夜里梦见安拉命令他杀掉自己的儿子给真主献祭。伊不拉欣果真这么去做了，就在他要杀掉自己儿子的时那一刻安拉派天使送来一只羊替下了伊不拉欣的儿子。从此以后每到这一天所有的穆斯林家庭都要杀一只羊以示对真主安拉的忠心。

在每年的古尔邦节之前穆斯林要度过一个月的斋戒。斋戒从回历九月一日开始到十月一日结束（两头都要见到新月，否则要推迟一天），所以又叫做斋月。在斋月里人们只能在日出前和日落后用餐并且要清心寡欲。在斋月里维吾尔人一般不串门，我们汉族人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没有要事也不会去串门。开斋的那一天称为肉孜节，只是它的热闹程度远不及古尔邦节。

不吃猪肉也是维吾尔人的习俗。为了尊重他们的习俗我们在和田工作时从食品公司买猪肉从来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通常要用纸包起来的，并且尽可能避开他们的视线。关于维吾尔人（实际上是所有的穆斯林）不吃猪肉的原因社会上传说很多，有祖先说，图腾说等等。我曾经就此事问过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他们认为社会上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他们说，在古兰经里面确实有禁止穆斯林吃猪肉的戒律（原文是：安拉说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动物，血，猪肉以及诵非安拉之名而宰的动物。）但是这跟信仰毫不相干。他们不吃猪肉只是因为猪的形象可恶，性情懒散，满身充满污秽，不符合安拉倡导的“食必佳美”的原则而已。他们举例说回族人，犹太人，信奉《旧约》的基督教徒也是不吃猪肉的。以此证明他们不吃猪肉与所谓的祖先说，图腾说毫不相干。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俗。入乡随俗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基础。只有互相尊重才能和睦相处。

和田三宝

和田地区地广人稀，气候干燥环境恶劣，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穷地方。和田确实很穷，不过也有些值钱的好东西。比如玉石，此外还有地毯和丝绸。

那就先说玉吧。

小时候读千字文，其中有“玉出昆岗”一句。稍大知道玉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最爱。玉看上去像石头，但是我一直不敢将它和石头相提并论，总以为它很值钱很神圣。我是什么时候知道和田就在昆岗的山脚下实在记不清了。

一九七二年到和田工作后最早是在巴扎的地摊上见到和田玉的。有白的，有黑的，更多的是杂色的，大小不一，数量也不多。卖玉人的生意远不如卖鸡蛋的。和田镇东有条自然河叫玉龙喀什河。玉龙喀什是维吾尔语白玉的音译。在和田只要说到这条河十有八九会引出某人曾在河滩上或戈壁荒滩上无意中捡到一块白玉的故事。可是真要到河滩去找玉却是众里寻它千百度仍不见踪影。

但是玉龙喀什河河床的砾石层中确实蕴藏着精美的白玉。为此地质部门曾组织专业人员溯河而上勘探玉源，但是经过多年努力历经千辛万苦依然一无所获。昆仑山里确实是有玉矿的，它隐藏在于田县境内的大山里。人工开采的玉石称作山料，大块的一个人搬不动，零碎的有棱有角不便直接拿在手里把玩。需经雕琢才能成器，

文化革命前和田曾有一家玉器加工厂，厂里的老师傅都是从扬州请过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玉被认为是封资修的象征，没人敢把玩它，一度受到国人的冷落，玉价也跌入谷底。那时在和田普通的玉料只卖四五十元一公斤。玉器加工厂关门了，玉雕师也回扬州了。我在和田工作了十三年一直没有看到玉雕师用和田原产的玉料制作的玉器。也没有收藏过一块和田玉石。民间有一种说法“玉和人是有缘分的”。我不是不知道玉的珍贵，但是始终没有拥有它的欲望。应该是一个没有玉缘的人了。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地从媒体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玉龙喀什河上掘地三尺找玉，甚至动用了挖掘机。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玉石交易市场也在和田应运而生。一拨又一拨土生土长的和田人携带着各式各样的玉料、玉饰、玉器、玉雕走到全国各地开店叫卖。现在花上一千元根本就买不到像样的和田玉饰。稍微有点品相的和田籽玉动辄要价上万元。精品和田羊脂玉的价格更是令人咋舌。我实在弄不懂，连地质队沿河而上都找不到玉矿源头的玉龙喀什河里怎么会隐藏着那么多的玉呢？这些玉究竟来自哪里呢？

我不藏玉，但这不妨碍我通过其他渠道去了解玉。和田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其三为陕西蓝田玉、辽宁岫玉和河南独山玉）。狭义范畴特指新疆和田地区出产的玉石，以和田“子料”为代表闻名于世；广义的和田玉指软玉（真玉）。中国把透闪石成分占98%以上的石头都命名为和田玉，这是国家制定的标准。也就是说，和田玉不一定产在和田。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和田玉因产于昆仑山被称为“昆山之玉”，以后又因位于“于阗国”境内而被称为“于阗玉”。直到清光绪九年（1883年）设立和田直隶州时才被正式命名为“和田玉”。

和田玉中的名品是珍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西汉国宝级文物“皇后之玺”，其质地为新疆和田羊脂玉，是迄今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也是采用新疆和田玉作为材料制作的。

我也曾到玉龙喀什河中去找过玉。那是1980年的秋天，新疆医学院中医科的老中医汪老以自治区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和田来考察。汪老喜爱收藏石头，他说既然到了和田捡一块来自昆仑山中的石头带回去也挺有意思。于是在某天下午停诊后我们中医科的全体同仁陪着汪老去了玉龙喀什河。我们当然不指望能在河中找到玉石送给汪老，不过是略尽地主之谊罢了。汪老在河床上东翻西找终于相中了一块拳头大小的卵石，满心欢喜地收入囊中。

常言道，黄金有价玉无价。我祝愿爱玉的朋友能慧眼识宝，收藏到物有所值的和田美玉。

现在来说说和田的地毯。

在我的印象中地毯应该是铺在地上的，能铺地毯的人家不是富贵之家也一定是有钱的人。然而到了和田完全改变了我的认知。和田的维族人家无论贫富都毫无例外地拥有不止一块地毯。但是他们不是将地毯铺在地上，而是挂在墙上和铺在床上。

地毯在维语中叫做“古兰姆”，听起来好像是个小女孩子的名字。我曾经打听过这个名称的来历，于是听到了一个美丽的传说。公元两千多年前，于阗国国王要当地一位最有名的织毯工在一个月内织出一条华丽的地毯。这么短的工期让那位织毯工犯了愁。这时他才七岁的女儿古兰姆在一旁说：“阿爸我和你一起织！”父女俩经过三十个昼夜的努力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国王得到地毡后很高兴，问父女俩要什么样的奖赏。父亲说：“我们不要奖赏只求国王免除我们织毯人的三年赋税。”国王同意了他的请求。从此于阗国的织毯工便将自己织的地毯称作“古兰姆”，表示对这小女孩的爱戴。

和田地毯至今仍是纯手工制作。织毯的设备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一只巨大的木架子。织毯前先在木架子的上横梁和下横梁之间布上经线，根据不同的要求经线的密度可从三百多道至一千余道。然后由老师傅在经线上用彩笔画出图案。说是织毯，其实那一簇簇的羊毛是栽上去的。怎么栽呢？织毯者将一根根各色毛线迅速地挂在经线上，每挂上一根就用刀将其割断。织到一定的行数后便打上一道纬线。

和田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都会织地毯。这种手工织出的毯子不仅色泽鲜艳而且经久耐用，即使经常受到风吹日晒图案也不褪色，任你怎么踩踏羊毛绝不倒伏。

和田地毡的图案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常见的图案有开力肯（四瓣花），夏姆努斯（麦加式图案）和卡其曼（散花），而地毯的主体部分通常由大小不等的菱形方格组成，周边和四角则饰以小树和散花。和田地毯不仅受到国人的喜爱，在国际市场上尤其受到阿拉伯人的喜爱。

近几年从和田来访的朋友告诉我，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和田市容市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维吾尔族人也纷纷迁出土屋住进了楼房。昔日铺在床上的地毯终于铺到了地上。当然，艺术毯还是挂在墙上的。

最后简单地说一说和田的丝绸。

众所周知，和田是古丝绸之路南路的重镇。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每年都有大量来自中原的丝织品从和田销往中亚和欧洲。然而在历史上和田曾经是没有蚕桑的地区。没有蚕桑当然就没有丝织业。是和田人民凭自己的智慧改变了这种状况。

为了得到蚕桑的种子，于阗国的臣子设计了向盛产蚕桑的中原某国求亲的计谋。求亲成功后，使者便对穿惯了绫罗绸缎的中原公主说，于阗那地方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蚕桑，织不了绫罗绸缎，以后您可要受委屈了。公主说，这好办，我把蚕桑的种子带过去就是了。于是公主便向父王提出要求，将蚕桑和种子作为陪嫁带到于阗国去。从那时起和田才有了蚕桑业。

和田产的丝质量特别好，据说可以达到A级。所谓A级是指单根丝的直径不仅非常细而且十分均匀。用这样的丝织出的绸薄如蝉翼，轻盈飘逸，称作“艾提莱斯”。我们在和田工作时和田早已建成了一座上规模的丝绸厂。这家工厂里的老工人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苏州，无锡，湖州，杭州等丝绸厂支边过来的。

我曾经参观过“艾提莱斯”的制作过程。蚕茧先要在热水槽中浸泡，然后将丝头找出来绕在架子上，这叫缫丝。缫丝是很艰苦的工作，那个环境不仅闷热而且有一股难闻的腥味。缫好的丝经过整理晾晒，然后将其平铺在木板上由画师在上面画诸如巴旦木，木板纹，梳子花的图案。接下来再由扎染师用玉米棒子的皮根据不同的花形进行巧妙地捆扎。最后将扎好的丝放在染缸中一次次地浸泡。着了色的丝上机织成的绸便是“艾提莱斯”。

艾提来丝绸质地柔软，轻盈飘逸，尤其适于夏装。布料一般宽幅仅40厘米，图案呈长条形，有的呈二方连，错落有致地排列；有的为三方连，交错排列。艾提来斯绸色泽十分艳丽，与沙漠边缘单调的环境色彩形成强烈对比，突出了维吾尔族人民对现实和未来生活的热恋和追求。

莫合烟

新疆的烟民喜欢吸一种叫“莫合尔”的烟。这种烟卖的时候论斤称，吸的时候要手工卷成喇叭状。尽管莫合烟给人的形象不佳，但在烟民中的口碑却不错。在新疆许多维吾尔族的成功人士和身居高位的政要只要他们是烟民手头都离不开莫合烟。

在新疆工作时我也是烟民，但是我基本上不吸莫合烟。只有在烟民朋友极力标榜他的莫合烟是极品时才会礼节性地卷一支吸上几口。吸烟危害健康这谁都知道，当医生的人哪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呢！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是从那年那月那日开始吸烟的了。但是我不会忘记第一次吸烟的感受。一个字，“呛”，呛得眼泪鼻涕直往下流。可是这烟一旦吸上了瘾，不仅不呛还有一种欣快感。于是越吸越多终至不能自拔。

20世纪70年代带有过滤器的香烟已不是稀罕物，价格虽然贵点，因为可以滤掉一些尼古丁很受像我这种烟瘾不太大却又爱面子的人青睐。香烟品牌众多，质量有好有丑。上好的中华牌不容易买到，最多只能在逢年过节时到烟草公司凭关系搞上一条过把瘾。平时常吸的大多为红双喜或红塔山这一类。但是资深的新疆烟民，特别是维吾尔烟民他们不吸卷烟，哪怕是上好的中华牌摆在他们面前也不会动心。他们只吸莫合烟。

莫合烟是新疆生产的一种土烟，据说是从俄罗斯传入的，俄语称其为“玛合勒嘎”，译成维吾尔语就成了“莫合尔”，俗称莫合烟。在植物学分类上莫合烟属黄花烟草，和卷烟厂生产卷烟和雪茄时用的原料并不相同，卷烟厂用的是红花烟草。据说全世界的烟草品种有六十多个，但是只有红花烟草和黄花烟草这两个品种能为人类吸食，其余的均因为毒性太大无人敢于问津。

钟爱莫合烟的朋友曾经对我说过，莫合烟只能在俄罗斯境内的南部和我国境内的西北部种植。我原以为这种说法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最近到百度网上查了一下还真有那么回事。原因是红花烟草的生产周期比较长，在无霜期较短的高纬度地区无法正常生长。而黄花烟草的生长周期相对较短，正好能适应我国西部的气候特点，于是便从俄罗斯境内引了进来。不过网上还有资料说，黄花烟草所含的烟碱量要高过红花烟草。我想这可能是高纬度地区烟民们钟爱莫合烟的原因之一。我不敢说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烟民一定喜欢吸这种烈性烟，但是生长周期短的黄花烟草绝不会只适合在我国和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种植。全世界高纬度地区多着呢！能不能种植和愿不愿种植应该不是一码子事。

在新疆，莫合烟的产地虽然遍布天山南北，但是以伊犁河流域的霍城，伊宁等地和天山北麓的奇台－吉木萨尔一带出产的为上品。因为那些地方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海拔只有600—800米，土壤以灌溉草甸土为主，烟田依靠天山雪水灌溉，几乎不受化肥和农药的污染。所以这一带产的莫合烟是新疆地区莫合烟中品质最好的。据说赛福丁当年抽的莫合烟就出自这些地方。

莫合烟的加工比较简单。先将烟叶晾干再把烟叶上的茎和叶分开，然后用刀将茎切成米粒般大小。烟叶则单独揉成碎末。未经加工的莫合烟称为“生烟”，加工的方法是“炒”而不是“烤”。根据吸烟人的要求按一定的比例将烟粒和烟末混合。炒之前要在锅里放点清油并控制好温度。炒过的莫合烟呈金黄色有股特别的香味儿。

莫合烟的销售方式很特别，它不是像卷烟那样卷成卷儿论盒卖，而是装在麻袋里论斤出售的。尽管在正规的商店里也有小包装的品牌莫合烟卖，但是爱抽莫合烟的人都很少光顾那个地方。我曾经问过维吾尔族朋友这当中有什么讲究。他们几乎如出一辙地说，定型生产的莫合烟吸起来很难对自己的胃口。再往细里一打听，原来用不同比例的茎秆和叶掺和成的莫合烟“劲道”是不一样的。烟瘾大的要多放一些茎和杆，烟瘾小的要多放一些烟叶。不仅如此，会做生意的摊主还可以为有偏好的烟民单独加工某些口味独特的莫合烟，比如在炒烟的过程中加人丹，加甘油什么的。

莫合烟虽然是散装的，但是不能搁在烟斗中抽，必须用纸卷起来抽。卷莫合烟是一门技术，不经过训练是不容易搞定的。新疆烟民的卷烟技术堪称一流。卷烟时先撕下一条大约两指宽两寸长的烟纸。讲究的人多用已经裁剪好的正品卷烟纸，不太讲究的人只用白报纸。然后在纸上撒一撮烟末。接下来一只手托住烟纸，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烟纸的一端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一拧一转，烟纸裹着烟粒儿就成了圆筒状，这时用舌尖在烟纸的一边轻轻地一抹口水便将烟纸封粘在一起了，最后用手指在吸口处一捏不到三秒钟就搞定了。

莫合烟虽然是颗粒状的但是可燃性很好，只要点燃了不仅不会熄灭，也不会一边吸一边往下掉茬儿。我吸过莫合烟，但是始终没能培养出对它的感情。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这种烟太呛人，只要浅浅地吸一口便会感到头晕恶心。但是吸惯了莫合烟的老枪们可不是这个样子。当他们悠闲地点燃一支莫合烟后，第一口总是吸得很深，并且要过一会再将烟呼出来。看他们吸烟时如痴如醉的样子，我想一定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

烟草是国家的专卖品，莫合烟的生产和销售也不能例外。据说，现在新疆莫合烟的生产和销售已经走上正轨。莫合烟的作坊式加工和无证经营已被取缔。机制的品牌莫合烟已经进入国家烟草专卖渠道并逐步打开了销路。不知道机制的莫合烟是如何做到既保留自身的特色又能大批量生产的。

吸烟有害健康！当你每吸一支烟时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一种伤害。为了你和你周围人的健康请你赶快戒烟吧！我已经戒烟20多年了。戒烟什么时候都不嫌迟。烟友们，赶快下决心吧！

搭便车

新疆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是个大问题。在县城里走亲访友除了骑自行车一般是无公交车可乘的。如果要到稍远的地方去，长途汽车一天只有一两班，如果赶不上那只好明日请早了。当然，这只是新疆交通不便的一面，实际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比如，你想到一个地方去，正好碰上一辆顺路的货车，只要开车的师傅愿意，你便可以坐进他的驾驶室，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据我所知，以这种方式搭便车多半要碰运气。因为不是所有的汽车司机都愿意让陌生人搭便车的。

我在新疆第一次搭便车是在刚到乌鲁木齐的第二天。那一天中午我们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去城南的燕儿窝。原以为那儿很好玩，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那里除了有一座烈士陵园，四周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进园后我们在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烈士墓前站了一会儿，又在园子里转了一圈，没有找到什么好玩的地方便匆匆离开了。始料未及的是去时容易回来却难了。我们在公交车站等了好久就是没有回程的车子。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之下强烈的紫外线灼得皮肤生疼，心里烦得不得了。就在望眼欲穿时远处出现了一辆拖拉机。当它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时，引导我们出游的师兄谷培恒便举起手向司机频频示意，意思是请求搭车。司机是位好心的维吾尔族人，当谷兄用半生不熟的维吾尔语说明了意图他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拖拉机，后来在部队农场锻炼时倒是经常乘拖拉机进进出出，唯独这次的经历最难忘。

在新疆第二次搭便车是在部队农场。有一天下午连部安排各班学习。半当中指导员突然将我们班的班长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班长回来了。他说，连部派他和我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说完便拉上我出发了。我问班长，什么事急成这样。他说，四班的耿某离队出走昨天夜里让焉耆县的巡夜民兵送进了收容所，连部让我们赶紧把他接回来。我说，农场到焉耆有三十多公里，没有车怎么去呀？班长说，到公路上去搭便车呗！不一会我和班长来到了农场边上的一条公路上。这是一条从和静通往焉耆的省道，平时没有太多的车辆行驶。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班长连连招手那司机居然不理不睬，一脚油门，卷起一阵尘土扬长而去。这下把班长气得够呛。这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让我赶紧站到路基下面去，等他挡住了车再上来。我说，这是干什么？班长说，因为你是老百姓，人家不拉你。这一招还真灵，过了一会儿班长果真挡下了一辆车。当我从坡下跑上来时，班长显然已经和司机说明了情况。不过我能感觉得到司机对我的出现是很不乐意的。只是他拗不过当兵的罢了。

我在和田工作的十几年中真正意义上的搭便车倒不多，让人家公车为我使用的次数倒不少。因为在那个地方生活得久了社交面广，认识了许多开车的朋友，一旦出行有困难，事先打声招呼请他们帮个忙基本上不成问题。但也有叫不应的时候。一九七三年中秋前，我和几位玩友到策勒去买水果。可谓兴高采烈而去，狼狈不堪而归。其中缘由已在《夜宿戈壁滩》篇中述及。此处要说的是那次从洛浦县搭便车回和田的经历。

那天我们从戈壁滩上回到洛浦县城大约是清晨七点钟。如果马上能搭上便车赶回和田上班是来得及的。洛浦距离和田只有三十多公里，汽车跑起来绝对用不了一小时。然而事情就是那么不顺。我们三个人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站在马路边等开往和田的汽车。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就是没有顺路的车子。眼看八点就要到了，我心里那个急呀！那时我在传染科管病房。按规矩八点过后是要查病房的。事先没有请假，又不准时上班那可是住院医生的失职呀。从七点一直等到十点多好不容易才碰上一辆从于田往和田运木柴的卡车。这时我们早就顾不上什么身份了，三个人一起挤在狭小的驾驶室里晃晃悠悠地到了和田。

还有一次，那是一九七五年秋天。我随行署的基本路线教育团在皮山县卫星公社当保健医生。大约是十一月份，因为医务室的药快用完了我便搭专员的小车回医院取药。返回时正好有位司机朋友跑乌鲁木齐长途，他答应将我带到皮山公路管理站。在和田地区的七个县城中只有皮山县城远离公路。从管理站进城大约有五公里。从县城到卫星公社还有五公里。这么远的路又随身带了一箱药品。步行进去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搭毛驴车。新疆盛产毛驴，地处偏远的维族老乡都喜欢喂养一头毛驴。平日里出远门骑上驴背可代步套上板车可运货。解放初期和田有位叫库尔班的老汉居然想骑着毛驴上北京见毛主席，一时传为美谈。

毛驴行进的速度比较慢，即使用鞭子打它也很难让它像马儿那样奔跑。五公里路差不多走了一个小时。到了县城事情就好办了。我给卫星公社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他们便派人来接我了。

搭便车，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指行路人请求顺路的汽车司机为自己提供一次免费的搭乘。其实，在新疆搭便车并不完全是“白乘白不乘”，付费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一次我坐一位朋友的车从和田去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这是一趟长途，两千多公里的路程跑了五天。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请求搭乘的方式。有怀抱公鸡的，有手提鸡蛋或瓜果的，有许以核桃或瓜子的，偶尔也有举着一张纸币示意的。他们大多是一些维族老乡。如果从金钱方面考虑，从和田搭便车到乌鲁木齐的花费并不小。就算是朋友吧，一路上的食宿开销怎不能搞什么AA制吧。那图什么呢？图的是方便和自在，那是在别无选择情况下的选择。

因为搭的是便车途中存在着许多不安全因素。开车的师傅并非个个心地善良，贪财好色之徒亦有之。搭车人受到伤害的传闻虽不多，却也从来没有断过。我这人有时挺傻，那次搭车去大河沿途中我发现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车辙突然离开公路拐进戈壁滩中去了。我便问我的朋友那是怎么回事。他说，干好事去了呗！据说单身女人搭便车承受的风险可能比男人更大一些。

我们在新疆最后一次搭便车是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搬家回内地。七百多公斤的行李包车划不来，又没有开办零担货物运输的公司。唯一的办法就是搭便车。我的好朋友姜师傅说好要送我们的，不料他从大河沿拉了一车货回和田的途中在新和遇到了点麻烦。他一时赶不回来，我却不能耐心地等他。情急之下多亏地区棉麻公司的老孔帮了大忙。他们那里正好有两位司机开三菱大卡往乌鲁木齐送棉花包，便让我们搭了便车。这回他们只花了四天的时间就将我们人和行李从和田带到了乌鲁木齐。

行李拉到乌鲁木齐后御在区棉麻公司的货场上。第二天上午韩师傅又开车将我们的行李送到火车西站托运。我们和韩师傅非亲非故，仅凭朋友一言之托，他便尽心尽责地帮助了我们。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记着韩师傅的好。

新疆的公路

新疆地域辽阔，公路上车辆多，这既给交通带来了便利，也给公路养护造成了困难。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疆的百姓对新疆公路有一个比喻～搓板路。

内地的公路由于经过重车的碾压和雨水的冲刷，常常出现许多坑坑凹凹，搓板样的损坏倒是不多见。那么新疆公路路面搓板样的损坏是怎么形成的呢？

据行家说，搓板路的形成跟地质条件和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新疆昼夜温差大，不同季节的温差更大，热胀冷缩就造成了路面不同程度的变形。再加上重载特别是超载车辆的碾压搓板路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据说这种路损在西北地区及青藏高原普遍存在，是让驾驶员十分头疼的问题。我没有驾驶卡车在搓板路上行驶的经历，不敢妄说手握方向盘的感受。但是我曾驾驶后三轮摩托在搓板上行驶过。整个儿“三跳”的感觉：车在路上跳，人在车上跳，五脏六腑在肚皮里跳。那个难受劲一辈子忘不了。

比搓板更严重的路损是翻浆路。这种路损集中出现在开春之后。那年我们从军垦农场乘军用卡车去和田，正是三月底四月初。从新和县到阿克苏不过小二百公里的路程，因为碰上了长距离的翻浆路，差不多走了一天。我们乘在车上的感觉就像乘舢板在风浪中前行。在左摇右晃上下颠簸的过程中车厢不断地发出吱吱格格的响声，脚下的小件行李不停地四处滚动。伸头看看路面，车辙、裂缝、鼓包随处可见。司机们称这种路段为弹簧路，行驶在上面不仅对车子损伤大，稍有不慎就可能翻车。造成这种路损的原因虽多，但主要与路基的土质有关。粉性土质含水量偏高，冬去春来水在路基中转移，加上重车的不断碾压，路面便像面团一样被揉皱了。

新疆的公路还会受到水损。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夏天。山上的冰雪融化了在戈壁滩上漫流，如果形成了新的泄水道，当它穿过公路时便会将公路撕开一个缺口。那次我们自驾去策勒县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由于经验不足处理失当，没有商量地被困在了戈壁滩上。

新疆的公路当然是有养护单位的，这就是道班房。养路工人的工作非常艰苦。为了平整搓板路我曾看到养路工牵着老牛拖一具铁耙在路上来回走动。偶尔也看到他们开上像推土机一样的机械在施工。那时候新疆的国道黑色路面很少，基本上都是沙石路，路幅也不太宽。国道的水准如是，省道和县乡道的水准只能等而下之。

我走过的314国道和315国道筑在戈壁滩上，既不旁河也不靠山，视野非常开阔。这两条国道很少有急转弯，基本上是笔直地通向远方。只要前方没有离得很近的车辆在行驶，没有车轮卷起的尘土飞扬，完全可以极目眺望道路与天接的地方。莽莽苍苍的天山、昆仑山脉和头顶上的蓝天白云永远是行车人不即不离的忠实道伴。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新疆的公路早已旧貌换新颜了。不仅高速公路已经从乌鲁木齐修到了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也筑起了两条贯通南北的快速通道。原来从轮台到民丰，从阿拉尔到和田开上解放牌卡车晓行夜宿要好几天才能跑到，现在开上私家车几个小时就能实现成功穿越。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在冰面上学走路

和田的冬天虽然也是地冻三尺，因为雪下得少路面上并无严重结冰现象。所以无论步行还是骑车都很安全。但是到了乌鲁木齐就不一样了。我几次在隆冬季节出差到乌鲁木齐，面对那溜滑的路面实在是举步维艰。为了怕滑倒就小步慢行，结果一路上还是踉踉跄跄，好像随时都有滑倒的危险。以这种姿态在冰上行走不仅两条腿很累，腋下也会出汗，实在是活受罪。

但是乌鲁木齐的本地人在冰雪路面上行走完全不像我这么艰难。他们虽不是大步流星，却也走得潇洒自如。乌鲁木齐人有句话说，只要看你在冰面上走路的姿态就知道你是来自北疆还是来自南疆。在冰面上行走有什么诀窍吗？于是我决心向乌鲁木齐人学习如何在冰上走路。

我得到的指教除了让我柱粮棍子外，比较可行的方法有：穿防滑鞋底的鞋呀；用外八字的步态慢慢地走呀；学溜冰提高自身的平衡能力；行走时将重心始终保持在前跨腿上……真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有神通呀！

我只是偶尔在冰天雪地里在乌鲁木齐出差，也难得在结冰的人行道上行走，当然不可能因此去学溜冰，去提高自己的平衡能力。穿防滑底的鞋子倒是比较合理的建议。但是什么样的鞋底才算是防滑的呢？我马上想到了在农场锻炼时给我们价拨的专供边防战士穿着的大头毛皮鞋。那家伙鞋底不仅又宽又厚，而且还有齿状压痕，一只鞋都有一斤多重。可惜的是离开农场时我把它扔了。迈八字步我倒是试过，步态怪异倒在其次，仰面摔跤的威胁却丝毫未减。

只剩下在冰面上行走时要将身体的重心始终保持在前跨腿上这一条建议没有试过了。我知道人类用两条腿直立行走之所以不会摔倒是因为身体的重心是始终落在两条腿中间的。如果将重心始终落在一条腿上岂不是更加不稳了吗？指教者一边给我示范一边说：“两脚与肩齐平，迈步时身体始终向前跨腿倾斜，就这样一摇一摆地不紧不慢地走。”我说：“这不成了企鹅？”指教者说：“就是，就是，你说得太对了！”

根据老师的指导我试着走了几步，脚下好像不那么慌乱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学到了在冰雪路面上安全行走的技巧。虽然在和田冰天雪地的日子不多，我学起来还是蛮起劲的。

乌鲁木齐的冬天多雨雪，气温要比和田低得多。有一次我遇上了近零下三十度的低温，尽管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走在室外暴露着的额头仍有一种辣豁的感觉。处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下稍有不慎都有被冻伤的可能。

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在雨雪天气频发的地区及时清理道路上的积雪不仅对确保交通安全极为重要，而且是一种公益活动 。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乌鲁木齐街头的积雪为什么没有人及时清扫。以至于贯穿城市南北的主干道反修路路面上的积雪都被压出了坚硬的车辙。汽车在冰面上行驶，司机稍有不慎都会 酿成大小不等的车祸。行人走在人行道上一步一滑也相当不安全。

饱受骨肉分离之苦

结婚之前常听老人们说“少年不知愁滋味”，“不生孩子不知报娘恩”这一类经验之谈，听多了总觉得有些俗套。然而事到临头亲身经历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话句句都是真经。

自从夫人怀孕以后我们就反复考虑一个问题：分娩时要不要回上海？两家老人的意见是肯定的，可是我们俩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如果决定回上海分娩势必要将孩子留下委托奶奶或外婆喂养。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将要在方方面面亏欠孩子许多。思来想去，这事到一九七三年的五月份终于定下来了。孩子一定得回上海去生！

既然那么心疼孩子，那我们为什么还会选择回上海生孩子呢？首先不是看中了上海医院的分娩条件。凭良心说要论待产的条件我们工作的那个医院一点儿也不差，先不说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水平如何，仅凭环境和人员，外加离家近就要方便许多。其次，也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带孩子。和田确实是个穷地方，但是并没有穷到养不活孩子的地步。以我们当时的生活水平和物资储备满足产妇和婴儿的营养需求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最终使我们做出如此决定的理由主要是一想到孩子出生后的成长环境就于心不忍。

先不说大环境的脏乱差，单凭产后要找一位维吾尔族保姆照看孩子这一件事我就接受不了。我们是双职工不请维吾尔族保姆照看孩子是不可能的。通过几个月的观察我对维吾尔族保姆照看婴幼儿的方式方法已经了如指掌了，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变成巴郎子（维吾尔语对小孩子的通称）。这事如果要往深处说，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调回上海的话，她们在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巨大的心理落差会影响她们一辈子的。

　　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时夫人便从和田乘飞机转道乌鲁木齐回上海了。一路上虽有一个道伴，但她也是回内地等待分娩的孕妇，彼此之间说说话解个闷还可以，谁照顾谁是不能指望的。肯定是长途奔波劳累了，女儿早产了半个月。1973年6月12日，女儿出生在上海仁济医院，那时叫第三人民医院。虽然是顺产还是出了点意外，因为助产士的工作不到位，产道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对此我们既无可奈何又后悔莫及。月子是在我家坐的，尽管她说没有什么不适应不方便，但是我作为丈夫在这种时候没能为她做点什么，内心始终有愧疚感。

夫人说，萍萍从娘胎里出来时就十分讨人喜欢。就连见多识广的产科医生护士看了都说，长得这么白净这么漂亮的婴儿并不多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见了更是心花怒放。爷爷给孙女起了个名字叫李惠萍，按家谱排她是惠字辈。“惠萍”“回平”！“希望我孙女能和你爸妈早日从新疆 平平安安地回上海来。”

父亲自言自语了一番又对我养母说：“二姐，自古有假儿无假孙，恭喜你当奶奶啦！”

我养母则笑着对我父亲说：“兄弟，同喜！同喜！”

我的生母体胖于是孩子叫她胖奶奶。我的养母体瘦，孩子就叫她瘦奶奶。

那时的产假比现在短许多，而且单位不允许请哺乳假，所以夫人在上海待的时间很有限。到四个月时萍萍长得白白胖胖越发可爱。如果说给孩子断奶是令母亲心疼的事，那么将孩子托付给奶奶还是托付外婆喂养也是令她难以抉择的事。考虑到爷爷奶奶这边人手多，有三个娘娘可以帮着做许多事，于是孩子留在了两个奶奶的身边了。

怀着依依不舍之情夫人回到了和田，但是心理上的压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地调整过来。这当中多亏两位女同事在值班时总是将她们的女儿“莎莎和园园”送到我们家来托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夫人的思女心情。

1975年的春天夫人又怀孕了。是男是女谁也不知道。有人说中医能从脉象上判别胎儿的性别，我俩虽然是中医，但是没那本事，只能顺其自然喽。既然有姐姐的例子在先，老二理所当然也有在上海出生的权力。10月28日老二顺利诞生在上海龧光医院，这回因为有同班同学全程关照，夫人没有吃什么苦头。老二也是女儿，取名惠勤。亲朋好友都说我们福气好，这辈子有两件小棉袄可以轮着穿，到老不用愁了。孩子是上天所赐都是宝贝，是男是女都一个样。

都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可我连她们的面还没有见上。这年的春节前我耍了个花招从皮山溜回了上海。所谓溜只是绕过了医院，是从工作组请假走的。为了节约开支没有乘飞机，是坐朋友的运货卡车走的。出发的那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沉痛地播发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上路之后我的心情很压抑，晓行夜宿饥餐渴饮，颠簸了五天才到吐鲁番大河沿站。因为春节已经临近，从乌鲁木齐开过来沪乌特快座无虚席。当我裹着皮大衣被挤在车厢连接处不能动弹时心里仿佛打翻了许多调味瓶子，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呀！

我见到大女儿萍萍时她已经两岁七个月了，长得很可爱，活脱脱像个小天使。我没能朝朝暮暮地陪伴她一起成长，自然没有权力要求她跟我非常亲。女儿并不刻意躲着我，还能勉强地让我抱抱，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襁褓中的小勤倒是不避亲疏，抱她的时候她的手不停地抓东抓西，一不小心我的眼镜就被她抓了过去。

这一年我弟弟应召去了北海舰队服兵役。行前拍了一张全家福。乘这个机会我们和养母也拍了一张全家福。

一转眼我在上海已经度完了探亲假，士敏的产假也超了。三月初，我们必须返回和田了，小勤才四个月多一点，当我们离开时她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我们的心里太难受了。那时候我岳父已经退休了，他们虽然没有明说要将小勤留下，但从他们的神情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他们对这个小外孙女的疼爱。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们决心要调离新疆，尽快回到她们的身边。

我们回到和田的那一天是1976年的植树节。因为医院里安排我们搬家，过了十多天我才回到皮山的工作组去。又过了很久，皮山工作组解散时我才重回医院上班。

这一年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相继逝世。稍后，“四人帮”被粉碎。在全民的悲痛和狂欢中没有人理会我们要求调动工作的请求。但是两个孩子的音容笑貌已经深深地印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医生，知道婴幼儿期是多事之秋，担心孩子一旦生病会急坏累坏两家的老人。

新疆有政策规定，在职人员结婚之后只要父母健在每四年可以享受一次探亲假。照此规定我们的第二次探亲假要到1980年才能享受。也就是说，在这四年中我们是没有机会见到孩子和老人的。现在我已经无法用文字表达这四年中我们是如何思念她们的。每当亲人有信来，特别是随信有照片寄来时，我们在短暂的快乐之后便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请调报告迟迟得不到批准，与领导交涉时受到的冷落无时无刻不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同事、朋友一拨接一拨地调走更使我们陷入深深的迷茫之中。

1977年年底父亲来信说我母亲突发脑出血在医院治疗了近一个月。等到病情稳定了才将实惰告诉我。父亲说，母亲昏迷了近两个礼拜，要不是命大早已归天了。我是当医生的，怎能不知道长期患有高血压病的老年人发生脑出血有多危险，救治起来有多困难。我一边读信一边流泪，我的心都碎了。我多么想立即回到母亲的身边呀！可是万里之遥插翅也难飞呀！

母亲病后留下的后遗症经父亲千方百计地治疗在半年后基本上恢复了生活自理能力。这当然是好消息。但是我心里明白，像母亲这样高危因素齐全的高血压病人只要高危因素控制不好，脑血管再次出现意外的可能就会一直让我忧心忡忡。

转眼到了1979年年11月底，父亲来信说母亲近期内血压波动较大，有中风复发的征兆。这回我坐不住了，立即和院领导说明情况，要求回上海探亲。因为距上次探亲才过去三年，起先领导面有为难之色，最终还是开了一个方便之门，给我批了24天事假。

这么点假期怎么能解决我的后顾之忧呢？于是向院领导提出了在上海进行业务进修的要求。我毕业已经十年了，在这之前我的进修安排因为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被耽误了，现在补回来于私于公都正当时。院长同意了我在上海联系进修的请求。条件是如果不能立即落实就必须按期销假。

孩子在一天天长大，老人在一天天地老去。这些年中岳父岳母带着小勤每年像候鸟似的在上海与合肥两地往返。舅舅和舅妈对她的成长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由于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动，小勤没能像她姐姐一样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但是外公每天教她识字背唐诗，她三岁时就能读通解放报上的文章。

萍萍的童年生活虽然相对安定，因为是临时户口上小学整整晚了一年。同龄的小伙伴上学去了她却要待在家里。从那时起临时户口在她的心中就投下了浓浓的阴影。她一心想获得上海户口。

感谢母校附属的岳阳医院接受了我的进修请求。

这一年秋天萍萍终于入学了。孩子很爱学习，做作业完全不用爷爷奶奶操心。因为岳阳医院在徐汇区，从杨浦区过去很不方便，我每星期大部分时间只能住在北京东路。用来陪伴她时间很有限。虽然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我并没有使萍萍感受到浓浓的父爱。星期天我领她到外公外婆家去，一路上她并不显得高兴。完全不像我小时候一听说到外公家去就高兴得不得了。

这一年的十月份是士敏母亲的七十岁生日。士敏名下四年一度的探亲假正好也可以享受了。因为年初国务院下发了为企事业单位百分之三十职工每月增资七元的红头文件。为了见证增资的名额能不能落到我们的头上，士敏有意识地推迟了探亲的时间。话说，人在人情在，人一走茶就凉。在评议的过程中还真有人要将我排除在百分之三十之外。幸好公道自在人心，最终我俩都没有被落下。怀着少有的喜悦夫人在国庆节之前回到了上海。

这年小女儿小勤五岁了。时隔四年多母女再次见面小丫居然一点不认生。没过几天就和母亲亲热起来了。这让我很有点失落。我和两个孩子已经在一起侍了半年多，为什么到现在还亲热不起来呢？

鉴于小勤在外公外婆的庇护下接触社会的机会太少。士敏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小勤送到幼儿园去上大班。小勤并不愿意进幼儿园，一路上哭哭啼啼的，见了老师和小朋友也袪森森的。士敏说她这样做为的是让孩子上小学时不会太孤单。

这一年的国庆节我内兄一家四口也从合肥回到上海 ，这是十年来难得的一次十全十美的合家大团圆。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如今时代变了，空巢老人比比皆是。不是游子不思归，而是思归而归不得呀！

这一年的春节我父母和养母也享受到了难得的全家团聚。弟弟服兵役期满退伍回上海就业了。在四川三线厂工作的大妹也在年前回来探亲了。她为了能够每年回到父母身边住上一阵子，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一人。

过了春节我的进修就要结束了。就在我准备回医院销假的时候七十高龄的岳母突然疝气发作，因有嵌顿的危险，立即去市六医院就诊。医生说要开刀，我岳母死活不愿意，折腾了一天病情总算缓解了。老人，小孩是特别需要呵护的人群，子女，父母若不能时时守护在他们身边，至少应该生活在他们呼得到叫得应的距离内呀！像我们这样远隔千山万水怎能顾得上呢？

幸好这一次土敏己获准休完探亲假后在上海进修一年，眼前的尴尬局面才得以化解。过几天我虽然如期登上了西行的列车，但心中却是充满了忐忑。再这么骨肉分离下去实在受不了啦！我回到医院后我心挂两头，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舒心。

士敏在上海的进修要比成辛苦得多。老人和孩子在她的照顾下生活得很自在。其间身在合肥的兄长生病住院招呼父母去帮衬，一住就是几个月。这一年中她在医术得到长进的同时也加深了和孩子的亲情。

这年的年底医院办公室通知我说，根据新的文件精神我的第二个四年一度的探亲假并没有因为外出进修被取消。也就是说我还可以择期享受。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事不宜迟，立即决定回上海过年。不巧的是人到了机场却传来了陇海铁路天水段堨方了。幸亏有林院长同行，从银川、包头转了一圈回到上海。

过完春节我们就要返回和田了。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两个孩子都上小学了。父母的年龄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要求调回内地工作的决心并没有因为进修而放弃。

回眸往事，也许有人会说，要是你们从一开始就选择自己抚养孩子，不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吗？但这只抚平了事情的一头，还有事情的另一头没法解决。也许有人会继续说，把父母接过去就是了，反正他们已经退休，在那生活不都一样吗？老人需要小家庭的天伦之乐，也需要自己的社交圈子，更需要适合自己的生活环境。这些选择本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力，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些统统被忽视了。其实，一个人当他享有自由的时候常常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他不能享受自由的时候才会感到自由是多么可贵。

一江春水向东流

新疆地大物博，是个好地方。因为地广人稀，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量接受移民的省份。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集合了十几万转业军人和几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支边青年。这是有组织的移民。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来自甘肃、河南、四川等地的自由移民不断进入南北疆城乡寻找工作。我不知道国家是否有什么政策管理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印象中是进疆容易出疆难。

至少我们的亲身经历是这样的。为了从和田调回内地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好话不知说了几箩筐。

我们医院最早办妥人事调动手续的是一位夫妻分居多年的外科医生，我刚到医院时就是和他一起住的。稍后两位患病的医务人员，一位是鼻咽癌，另一位是心脏病，也先后获准举家调离和田。与此同时好几位新老军嫂也随丈夫回归故里了。在一次又一次送别老同事的时候我们想离开新疆的心事也开始荡漾起来。这时社会上开始流传一则小道消息，说中央有一个34号文件，对夫妻分居和其他一些严重影响家庭生活的情况可通过人事调动酌情处理。于是我们向人事部门求证，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回事＂。政策的不透明使我们的回归之路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医院又有一对夫妇调回福建了。他们获批的理由是父母年老多病。这一回我们心中有底了。当时我们两家的情况是：毕士敏父母已年逾古稀，唯一的兄长50年代就响应政府号召支内去了安徽，由于操劳过度患有多种慢性病，平素自顾已不暇难有余力照顾父母。我的养母年轻时因病未能婚配，领养我的目的是防老，现在天各一方，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鉴于上述的理由，一九七六年夫人在上海生下小女儿小勤回到和田后我们便 写了一份请求调回内地工作的申请郑重地交给了院领导。这以后我们便耐心地等待回音。那时医院的书记是位江苏籍老支边，他是文革中被群众组织推上领导岗位的。说实在我们并不指望他会看在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份上批准我们调离，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的申请当回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被他当作废纸扔在一边的申请报告，这让我很愤怒。后来他因为人所共知的政治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

不久从红旗农场调来了一位姓曹的陕西人当书记。于是我们又一切从头来过。曹书记的态度很明确，三个字＂不同意＂。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同意。

他说：“你们年轻有为，是医院的骨干，和田人民需要你们，应该以大局为重嘛。”

我们说：“父母老了，身边无人，需要我们照顾了。”

他说：“谁没有父母呀？这不是理由。”

听到书记大人的这句话我们简直蒙了。真是匪夷所思呀！

根据前人提供的经验，大凡办调动这种事不能和领导闹得太僵，彻底弄僵了彻底没戏。曹书记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家属院，那时候的干部上班时虽然官僚，但是下班回到家里还是比较随和的。于是我们就隔三差五地到他家串门。时间长了他当然烦我们，我们就说，你今天放我们走明天就不烦你了，谁让你是领导，我们有困难不找你找谁呀！

然而，事情的进展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明明有正当理由，而且是双方家庭都有困难，可是争取了好几个月，这个曹书记就是不松口。有时把他逼急了，他两手一摊说，我没有权力放你们，如果上级领导同意了我没意见。

那就去找上级领导吧。医院的上级是谁呀？地区卫生局。当时的卫生局局长还是当初接受我们进地区医院的那个小老头，只是他不再兼任医院的院长了。寇局长的资格是红军，他是1937年以前参军的，在全地区无人可与他平肩，如果他能说句话也许事情就会有转机的。这个寇局长听了我们的诉求说：“别闹了，你们的情况我知道，不符合条件嘛。”

“怎么不符合条件？……”我们想解释，但是他不听，说是一切以档案记载为准。我们碰了个软钉子，只好一头雾水地离开了。

这时我有点怀疑自己的养子身份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了。因为除了这一项我们提供的所有材料都是确凿无疑的。我过继给姑妈做养子是在我不满三周岁的时候，由父母做主按民间的风俗进行的。事后确实没有在民政部门备过案，也没有经过公证。还有一点，我养母重新工作后因为没有能力解决住房便一直和我生身父母挤在一起住，以至我的户口从农村迁到上海后也报在一起了。但是，在我既往 填写过的所有履历表中，我都一如既往地 将生身父母标注为社会关系，只有养母才是直系亲属。难道这些历史事实都不算数吗？

想离开新疆回内地工作这是我们的愿望，在愿望成为现实前我们在纠结中仍然努力地工作着。我们的工作性质不允许我们吊儿郎当，我们对工作的责任心也不允许我们消极怠工。1980年和1981年医院让我们分别到上海进修，对于这种既可以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又可以就近照顾老人和孩子的机会我们没有放弃，虽然我们知道接受这样的安排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工作调动的进程。这当中我们也有过放弃，就是在医院党支部向我们频频抛出彩球，希望我们积极靠拢组织争取早日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时我们婉言谢绝了。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因为决心回内地无法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

实事求是地说，因为天高地远和欠发达，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新疆的确是为数众多的内地人，特别是城里人视为畏途的地方。比如我和夫人从上海来到新疆，又从天山脚下的和静来到昆仑山脚下的和田，就不是出自我们的自觉自愿，而是因为不得已地服从组织分配。

对居住地的自由选择（当然也包括职业的选择）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一，可是这种权利我国人民长期以来并不能真正拥有。一九五四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虽然有＂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力＂这一条，可是从一九五九年起＂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力＂就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比如像京津沪一些大城市的户口都实行了宽出严进的管理。而在这之前则是进出自由。

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调动申请却是迟迟地得不到批准。但是在此期间医院又有几位职工先后调走了。这当中有一位前几年从县医院调到我院眼科工作的女医生亦在其内。此人毕业于新疆医学院，与我们年龄相仿，她虽然不是回内地，但对我们的刺激特大。我们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兢兢业业地干了十几年，同样是为了照顾父母，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呢？于是有人出来解释说，县医院同意她爱人调回乌鲁木齐，我们不能卡住呀，那样会造成新的夫妻分居，政策不允许的。

1980年以后新疆在控制人员流动方面政策有了不少松动。比如对待支边青年，凡是想回原籍的只要有接收单位都放行。一时间红旗农场新园农场的人几乎走光了。与我们同期分配到和田的大学生也调走了一大半。这些年对我们的诉求下面的领导往上推，上面的领导往下推，口头上都说理解同情，行动上就是无人主持公道。那个郁闷呀难以言表。

愈是这样我们愈是想不通。于是三天两头跑地委跑人事局。我们在官场上没有靠山，我们也不知道该给谁送礼买人情。见到主事地打个招呼问个好，我们不发脾气也不骂人，偶尔也说几句求情的话，反正人站在那里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我们明知道这种事跑地委跑人事局无用。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调动工作和提拔干部不一样，要基层单位先拿出意见上级领导才好表态。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无非是给单位领导施加压力。当然，这一招也是经高人指点后才学得的。用今天的话说叫上访。

转眼到了1981年的秋天，寇老头离休了，曹书记调到卫生局去了，文革前的院长眼科医生老阎又回到院长的岗位上了。我们的调动申请仍然被搁在一边无人问津。

天呀，这叫什么事

1982 年的4月13日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难忘的日子，它不是什么纪念日却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下午院办公室主任石根林让我到他那儿去一次，说是有事情和我商量。见面后他笑眯眯地让我坐下（这是他待人的习惯），然后将办公室的门关了起来。我不知道他要和我商量什么事，只觉得他的举动和往常有点不一样。正好那天病房里新收了病人，我不想在他那儿待得太久，便对他说：“什么事呀？快说吧，我正忙着呢！”

他说：“前几天卫生局党委已经签署了同意你们调离的意见。但是我在给你填写履历表时犯难了！因为你大学毕业前后的家庭背景材料完全不一样。你知道要排除错误的结论必须由制造错误方进行更正。所以我才在第一时间向你求证。”

我说：“是不是我的独子身份又出问题啦？”

他说：“是的。关于你养母的身世有些疑问，要向你求证一下。”

我说：“她是我姑妈，一生未婚，就这么简单，有什么疑问呀？”

他说：“但是你大学毕业时的政审材料不是这样写的。”

“能告诉我那份材料上是怎么写的吗？”我说。

“按理说不能。”他说。

“原来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在怀疑我的独子身份呀！”一股无名之火突然从我心底窜了上来，我非常生气地说。

“冷静一点，李大失，这不是正在向你求证吗！”石主任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这样吧，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家是住在浦东还是住在杨浦区？”石主任一字一顿地面对面地对我说。

“住在杨浦区长白一村。”我斩钉截铁地说。

“那好，我相信你！”石主任点了点头做出了准备结束谈话的手势。

这时我不干了。因为这个所谓的疑问不仅关系到我的人品，更关系到我养母的尊严，我必须弄清是怎么回事。在我再三的坚持下石主任向我透露了产生疑问的一些细节。

他说：“那份政审材料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政工组提供的李彩云档案中抄录下来的。那个李彩云不仅有个姓俞的丈夫还有四个孩子。奇怪的是你的名字并不在那四个姓俞的孩子当中。此外，我们还发现政审材料中那个李彩云的年龄籍贯家庭住址和你在不同时期填写的履历表完全对不上号。我们怀疑十七厂可能有与你姑妈同名同姓的人，管档案的人在操作中不小心弄错了。”

“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听完石主任的话我强忍心中的怒火问道。

“通过组织向对方查询，果真错了就更正呗。”石主任不紧不慢地说。

我说：“不行！我要回上海找他们算账！我要为我这么多年的冤屈，为我养母的尊严无缘无故被玷污讨个说法。”

石主任再次拍着我的肩膀说：“别冲动，相信我会把事情搞清楚的！”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查询？”我问石主任。

“尽快。”石主任说。

“我可等不及了，我现在就回去给我生父写信，让他到厂里去交涉……”

不等我说完石主任说：“事隔这么多年没头没脑地找谁去交涉呀？要不这样，我写一份公函，请十七厂党委过问一下这件事。”

这一天夜里我给父亲写了封很长的信，叙述了白天里发生的事情。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他说收到我的信后就和龙伯立即去了厂里，正好和田发过来的公函也到了。父亲说，他的老领导党委书记对此事很重视，当即责成政工组查清事实立即给我们一个说法。不一会儿档案室工作人员果然在筒子间和粗纱分别间抽出了李彩云的档案。经过比对确实是工作人员误操作了。接下来政工组迅速地形成了一份甄别函并经过龙伯认可后发往我的工作的单位。

又过了几天石主任告诉我：“说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发过来的甄别函已经收到，你的干部履历表已经按正确的档案材料填好报人事局审批了。”

我知道经过这么多年的纠结我们调离新疆的愿望终于快实现了。

事后我问石主任：“这么明显的冤假错案你们怎么会信以为真，卡了我这么多年。”他苦笑着说：“这个你们不包括我。对前任领导我不好说什么，但阎院长确实心细，是他首先发现了你大学毕业时的政审材料存在重大疑点，所以才在去年通过了你们的调动申请。

又过了几天石主任将那份坑了我十几年的假材料给了我，并诙谐地说：“留作纪念吧！”。

我一看，大吃一惊，制造这份假材料的罪魁之一原来是和我挺熟的一位老师。提供虚假材料的人不知是上国棉十七厂革委会政工组哪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当时我是有权到法院控告这班玩忽职守的家伙的，因为他们诬陷了我养母的人格尊严，并让我为此背了十五年“欺骗组织”的黑锅。但是思考再三我还是忍下了这口怨气。

现在我将它拍成照片公布在这里，让能看到这本书的人记住，中国文化革命期间的某些政工人员是怎么玩忽职守的，是如何制造冤假错案的。

请看，这桩错案是错得多么荒唐。两个李彩云一个在简子车间工作，一个在粗纱车间工作。只要细心一点怎么会弄错呢？

复制材料的王老师也够糊涂的。那个李彩云的丈夫姓俞。我姓李，养母终生未婚，怎么可能还有一个姓俞的丈夫和四个孩子。此外，我家住在杨浦区长白一村44号。那个李彩云住在浦东洋泾区金桥乡俞家宅41号。那个李彩云的大儿子生于1944年，高中毕业于陆行中学；我叫李恩德，生于1945年，高中毕业于控江中学。那份档案上从头至尾都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不明白王里忱老师在抄那份档案时就没有怀疑过有点不对劲吗？当事人我的名字都不在档案中他究竟是在审查谁呀？就凭拥有一个“德”字就深信不疑了吗？这么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居然让两位政工干部弄假成真了，真是可悲呀！

现在我还要追述一下与这桩冤案相关的另一件事。大学毕业前，记得有一天我吃完午饭从食堂里出来，迎面碰上了赵学敏老师，他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句“对组织不老实！”当时我一愣，正想问个明白，赵老师头也不回地进了食堂。我没有追上去。回到宿舍我就想，这话肯定有来头，到底是什么来头呢？不知道。

赵老师是学生处的政工干部，我们彼此认识但从未单独接触过。过了几天我突然有所醒悟了，莫不是政审中发现我的家庭出身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说王里忱老师在外调时因为记不住我档案的具体内容，面对十七厂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发错了的卷宗一抄了之尚有一点可卸责的理由，那么赵学敏老师面对两份截然不同的材料居然会信假为真做出我“对组织不老实”的结论实在是匪夷所思了。

专员拒绝给我们签字

1982年5月31日我们请求调回内地工作的申请经过医院，卫生局，人事局一关又一关的审查后材料终于送到行署专员那里了，只要他一签字就可以报到自治区人事厅去了。

我们原以为请专员签字不会有什么困难，然而我们失算了，事情偏偏就卡在他那儿了。说是卡好像也不确切，他并没有签下“不同意”三个字，但就是不签“同意”两个字。这事我们原本不知道，是人事局的王科长按惯例到他那儿去批件时才发现的。因为同时报批的材料不止我们一份，别的材料他都签了，唯独留下我们这一份没签。老王以为是专员百忙中偶然出现的疏漏。但专员说这一份他不签。专员为什么不签？老王没有问，也不便于问。只是在事后悄悄地跟我们通了个气。这下可把我们急坏了。赶忙找上门去求情。然而找了一次又一次，他不是不见我们，就是将我们拦在他家的门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曾经想到过送礼，可是不敢贸然行动。那时候的政府官员虽然不能说个个清白，总的来说贪腐之风不严重。再说，临时抱佛脚的事容易弄巧成拙。要真是那样给他抓个现行可就坏事了。地委书记是汉族人，行署专员是维吾尔族人，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干部配备的原则。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奴尔买买提胡大拜提，是一个十足的大块头。说起这位专员，我们和他之间虽然没有面对面地接触过，但彼此之间还是有一点印象的。他的女儿刚从新疆医学院毕业时曾在我的手下当过一年的见习医生，我可是尽心尽力地教了她许多东西。有一次地区召开中医工作会议请专员做报告。但是秘书处没人会写讲话稿。不知谁出的主意让我去完成这项光荣任务。稿子写好之后又经另外一名维吾尔族医生翻译成维吾尔文。据说专员对这篇讲话稿很满意，事后还问过稿子是谁写的。就算贵人多忘事，和田就这么几个中医，这么多年来总不至于对我们一无所知吧。

我们也曾自我反省过，在和田工作的过程中难道有什么地方对不住当地的人民吗？平心而论，我们不敢说医术有多高，十几年中救死扶伤的好事并没有少做。虽没有出过大名，小光荣还是有的。1978年的科技大会毕士敏是医院的代表，其后我筹建中医科病房因动静较大，《和田报》也曾编发过长篇通讯。要说是因为我们干得好，领导特别想挽留我们，可直到最后我们连一句好听的话也没听到。世上难道还真有这般强买强卖吗？

我也曾想过会不会有人在暗中搞鬼呢？如果有，那会是谁呢？我想到了人事局长黑里木。当然也可能另有其他人。黑里木这个人我是既不陌生又不熟悉。说不陌生，是我们初到和田时就认识他了。他原是和田丝绸厂的工人（车间主任），汉语说得很好。有一天，先我们到和田工作的上海邻居李长根请我们去做客他正好也在场。此后我常在医院的门诊上为他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再后来他调到了人事局工作，为了离开和田回内地也曾找过他。1976年在皮山县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时他是团员，我是随团医生。按理说我不应该随便怀疑一个人。可是联想到他在我们办理调动过程中（特别是后期）还不断设置关卡，我就不得不怀疑他了。

既然你专员不肯签字，那我们就去找书记。那一任书记姓秦，大名叫秦述圣。一开始秦书记也是以职责有分工为由让我们继续找专员谈谈。就在我们走投无路时，还是人事局的王科长帮我们说了许多好话。有一天秦书记终于良心发现为我们签了字。

由于专员拒绝为我们签字，我们的材料在他那里整整搁了一年。这事使我们很受伤。我不想将专员的人品往坏处想，可是我又找不到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很多年后听到一种说法。据说自治区有一个文件规定，凡是大学毕业生要调离新疆必须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批准后才能放行。我们是大学毕业生，如果在自治区内调动，应该走人事厅这条路。材料在报自治区人事厅之前是要请专员签字的。我们不是党员，又要调离新疆，前期的审查工作是不关地委组织部什么事的，于是，所有的程序都要在行署人事局走。人事局形成的材料是没有必要送到组织部门去审核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材料在上报自治区之前变得没人管了。这叫人办的事吗？

可是话说回来了。就算我这种阿Q氏的理解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作为一方行政长官，老百姓的父母官对错送给他的待批件就可以置之不理了吗？并且还压着不吱一声，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没想到“商调”失败了

自从地委秦书记为我们申请调动工作的报告签了“同意”之后，我们悬着的心算是有了着落。据说材料上报到自治区人事厅后一般都能得到批准，但是究竟要等多少时间就难说了。为了早一点拿到批件，夫人准备亲自到乌鲁木齐去活动一下。离开和田之前夫人和人事局的王科长约定，只要批件一下来她就转道去上海坐等接收单位发调令。王科长说，只要批件一到她就会为我们发商调函的。

所谓商调就是调出方的人事部门先给接受方的人事部门打个招呼，请他们在接到公函后签发一份调令确认愿意接受商调的人员进入本单位工作。只有当调出方的人事部门接到对方发来的调令后才能给调出人员办理人事，组织，户口，粮油，以及工资等关系的转移。一般来说大凡要求调离的人员事先都落实好了接收单位。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原本愿意接受我们的单位是上海航天局属下的一家疗养院，工作地点虽不在上海市内，但离得很近并且一切关系都是隶属于上海市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夫人收拾好行李准备去买飞机票时，内地突然发生了卓长仁劫机事件，和田的民航根据上级指示停航了。何时复航不得而知？正巧这时医院桑副院长的大儿子要开一辆北京吉普送地区粮食局的三位业务人员去乌鲁木齐办事，他就将那个空位子留给了我夫人。

五月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候瞬息万变，沙尘暴会随时发生。据夫人说，当他们走到阿图什到阿克苏中间那一段无人区时沙尘暴突然发生了。霎时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吉普车被狂风吹得难以驾驶。为了避免翻车司机果断地停了车，他们五人背对着来凤方向蹲在车旁。过了好一阵子风头过去了他们才重新上路。这一阵狂风可是把他们吓坏了！万一车子被掀翻了，在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该怎么办呀！

到了乌鲁木齐夫人立即找到好友杜静大姐，请高校长帮忙斡旋。这位杜大姐是天津人，20世纪50年代满腔热血支援边疆建设来到了和田地区 ，为于田和策勒两县的百货行业作出了许多贡献。后来她和策勒县委书记高柯结为伉俪。文化革命期间高书记受迫害身陷囹圄她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我们到和田后杜大姐一家也从县上调到地区上了。大概是今生有缘吧，夫人在诊务中遇上了杜大姐并且很投缘。这之后你来我往两家便成了好朋友。前几年高书记调到自治区粮食学校任校长，他们走后仍然时时惦记着我们，并一直关注着我们人事调动的进程。

夫人在杜大姐家住了十天，在高校长的关注下得知自治区人事厅于1983年6月11日下达了83084号批文同意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李恩德、毕士敏调离新疆回内地安排工作。1983年6月22日和田地区人事处根据上级下达的83084号批文的指令向上海市机电二局7013厂发出了83048号商调函。

事情办到这一步应该说是水到渠成了。

夫人从乌鲁木齐回到上海后立即将和田地区人事处发出商函的时间和公文号通知了邻居陈哥。这位陈哥是上海市机电二局人事处的领导成员之一。他的父亲和我岳父是东北老乡，有几十年的深交。20世纪50年代初陈哥初到上海时几乎是吃我岳父家的饭菜长大的。我们调动的事一直受到他们父子的关注，为此陈哥早早地就为我们落实好了接收单位。

过了几天陈哥回话说商调函已收到，正在等待处理。又过了几天陈哥上门来说，因为正值他们单位在整党整风，接受我们的事情要耽阁些日子了。同时建议我们耐心地等一等。

这一等就到了十月份 ，事情完全没有进展。夫人可是请事假回去的呀！再这么耗下去是不行了。陈哥毕竟不是大权在握的人，终于说了句让我们回单位继续等待的客套话。

夫人在上海等了三个多月调动的事没有办成，心情自然不好。但是另一桩糟心事却让他更心疼。

那一年萍萍已经是小学三年级了。不知怎么搞的染上了红眼病。这病要是预防工作做得好，或者早发现早治疗也不是什么大事。爷爷奶奶，叔叔姑姑可能忽视了此病会对孩子视力造成的不良影响，居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碰上这事做母亲的自然心疼，但是她没有责怪谁，马上带上孩子去仁济医院眼科诊治。三个月里每周一次的复诊终于让孩子的眼病得到了根治。在这一过程中她还教会了女儿如何保持个人卫生的种种方法。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十月份初夫人回到和田后因为事情没办妥心情很不好。但她仍然抱着希望耐心等待。希望有一天上海航天局因为整党整风采取的人事冻结忽然恢复正常运作了。

转眼之间到了1984年的春天，眼看商调函的有效期就要过了。在这么长时间里陈哥再也没有和我们联系过。岳父母在来信中居然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这次曾经寄托着我们无限期望的商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以失败告终了。托人办事成败难以预料，但是不管成与不成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半年后，当我在上海为重找接收单位四处奔走时陈哥见了我一面。当我要求他将和田人事局发给他们单位的商调函退回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商函在转往7103厂的过程中遗失了。”陈哥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丢了，当然没法退了，接收单位没有收到商函事情当然办不成了。这话从一位资深的人事干部，一位有深交的邻居口中说出来实在让我难以相信。直到一年后，从合肥参军的内侄退伍时通过陈哥的帮助成功地异地安置到上海锦江集团时我才明白商调失败的真正原因。当然这是家事不必也不应写进我的回忆录中。

就在商函发出即将满一年的时候，内兄突然从合肥给我们来了一封信。他在描绘了皖南小城屯溪的美景后问我们是否愿意去那里工作，并告诉我们他已与那里的市长接洽过，市长欢迎我们去。

为了调离新疆我们当然愿意去。屯溪素有小上海之称，又自比东方维也纳。这地方在此之前我虽没去过，不过1972年我游黄山时曾在离她不远的歙县小住过，对皖南山水和风土人情还是有所了解的。可是冷静下来一想，市长的话虽然管用，但要办成事情还得按人事规程走呀。想什么办法才能让和田地区人事局再替我们发一份商调函呢？

和田地区人事局的主办科员老王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位大好人，她了解我们这么多年办调动的苦衷，于是又悄悄地为我们发了一封商函。接下来又是望眼欲穿的等待。在这期间我倒是收到了内兄 、岳父反复询问给屯溪方面的商调函发了没有？收到屯溪方面的回复没有？

一晃快到1984年的年底了，屯溪方面还是没有消息。

不能再傻等了，我们必须到屯溪去活动一下。不久我以参加针灸业务提高班的理由回到了上海。

何处是归途

不是自我吹嘘，我们虽然不安心在新疆待下去，但是对待工作从来没有吊儿郎当消极怠工过。无论是1981年10月以前医院领导以种种理由卡住我们不放行，还是1982年年4月月以后行署专员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拒绝给我们的上报材料签字，从而耽误了我们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因此将心中的郁闷和愤怒发泄到工作中去。相反，当我们的调离申请获得批准后，并且因此纠正了我大学毕业时政审材料被张冠李戴的重大错误后，我们不仅不计前嫌，甚至还心怀几分感激。

后来，当我们的商调遭受挫折后，在心情那么糟糕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以极大的热情筹建了和田地区医院的中医病房。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拔了自治区地级医院开办中医病房的头筹哦！为此，和田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我们的所谓先进事迹，随后组织部又将中医科主任的头衔加封给我。我不管这是领导对我的嘉奖，还是有意无意地往我脖子上套枷锁。我觉得既然当了医生就不能玩忽职守拿病人的生命泄私愤。毛主席说，做人要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我觉得当医生就要随时随地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做好救死扶伤的准备。

就这样傻等到1984年底，正巧这时母校上海中医学院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针灸医师提高班，我荣幸地受到了他们的邀请。拿着这份邀请函我便去找新任院长老吴行方便。这位仁兄文化革命前已是副院长。上海人，宁波籍，1957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学院。十多年来我们相处得不错。平日里不管他当外科主任还是当院长，每逢周末都和我们几个牌友在一起搓一场与钱无关的健康麻将。吴院长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事，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就开了个方便之门。

我确实在上海参加了针灸班的学习并拿到了结业证书，但是我并没有如期返回医院上班。这回我在上海一共待了八个多月，直到在屯溪市人事局拿到调令后我才急匆匆地赶回和田。现在回想起来这八个月的经历实在太难忘了。

过罢1985年的春节，一直到了三月底内兄去江西南昌出差的事才定下来。于是我从上海先到合肥与他会合，然后一同前往屯溪。到达屯溪后本想立即拜会王市长的，不巧王市长已经出差去了。内兄公务在身不能久等，便将我介绍给他的同学叶先生。

内兄离开后我只好一个人四处奔走。先去了卫生局，一位安徽医学院毕业的程姓局长接待了我。他说此事他做不了主，只要市长批准了他们那里绝无问题。接下来又去了人事局打听，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这时我想起前几年和田地区医院有位周医生调回故里，已在徽州地区医院荣任院长。我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周医生夫妇俩虽然是从我们医院调走的，却是长期在皮山县医院工作。由于共事的时间不长我们之间不是很熟悉。周院长说他刚从县上调上来不久，人事方面，特别是对屯溪市的人事条线一点不熟悉，实在帮不上什么忙。他还说，既然王市长答应了那这事就一定能办成。

到处碰壁之后我悄悄地视察了屯溪中医院。这家医院位于下马路10号，离老街很近。我去过许多医院，但是没见过屯溪中医院这么小的医院。当我第一次踏进她的大门时几乎有点惊讶。整个医院只有三幢破旧的小楼。左手边的小楼底层是中药房，楼上是办公室。迎面的一幢楼几乎装进了全部临床、医技、药剂、护理、挂号收费等科室 ，而面积绝对不会超过一千平方米。右手边的平房内则是只有一台40毫安X光机的放射科。实事求是地说，这就是一家中医门诊部。但医院的招牌很气派，是书法家舒同题写的。

王市长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没有人能说出确切的时间。在无限惆怅中我漫无目的地在屯溪的大街小巷中逛了一遍。

屯溪确实是个小地方，我只花了个把小时就将山城逛了大半。屯溪地方虽小但是名气不小。这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逐渐兴旺，大概是眼界开阔了屯溪人觉得自己的家园比奥地利的维也纳还美，于是自称起东方维也纳。我没有去过维也纳只知道她是阿尔卑斯山中的一座小城，有山有水还有丰厚的人文底蕴。不过当我在屯溪的山水间走过一遍之后我认同了这个充满自信的比喻。

四月五日内兄在南昌办完公事回到屯溪。一打听王市长还没有回来。内兄重任在肩必须尽快回单位安排生产任务。这天他在宾馆里与厂里的同事史主任打了个电话，请他过来帮忙协调一下。史主任是王市长在芜湖电校的同学。他是建议我们调往屯溪工作的媒人。我在合肥时已见过这位助人为乐的老大哥。

内兄回厂的第二天史主任如约来到屯溪和我会合。又过了一天，王市长终于回到了屯溪。在史主任的安排下4月9日我终于见到了王市长。我打量了坐在办公桌前的市长一眼，觉得忚是位面善之人。在史主任引荐之后我便将我和夫人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以及为什么要到屯溪来工作的原因做了简要的介绍。王市长说他非常欢迎我们到屯溪来工作。说完打电话招呼卫生局程局长到办公室来，指示他抓紧时间和中医院联系落实接收事宜。程局长走后王市长又给人事局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中医院将引进两名来自新疆和田的上海医生，要求他们在办事程序上适时跟进。

离开市长办公室时我郑重地向王市长道了谢。心中充满了感激。回到宾馆后我将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写信向两家老人做了汇报。并以简短的字句给翘首以盼的夫人发了份电报。

程局长和中医院的张院长沟通后第二天（4月10日）打电话到宾馆通知我说：“张院长将与几位副院长一起研究后作出决定。”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我自然要到中医院去拜访一下了。

小地方消息传得快，当我出现在院长办公室门前时立即被认了出来。院长自我介绍说他姓张，一九七0年毕业于安徽医学院。我开玩笑说，那我们是同庚啦。于是相视哈哈一笑。闲聊了一会儿，三位副院长相继到来，相过面之后各自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因为诊务在身，副院长们相继告辞后张院长开始和我谈正事。他很抱歉地说，因为医院条件差，实在没有能力为我们提供住房。他除了希望我能谅解，还希望我表个态。我说这事好办，我可以暂时租房子住嘛。他说这个暂时恐怕是要做长期打算的。说到这里我明白了他们接纳我们是有条件的，即要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并且不得反悔。听了这话我心里有些不快，不能安身焉能立命嘛。但是口头上还是若无其事地说，要不我写一份保证书吧。张院长说，不用的，把话说开了就行了 。

接下来张院长和我交流了毕业后的经历，对我们远赴边疆工作这么多年深表敬佩。张院长说，屯溪中医院是由一家联合诊所转制过来的。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自由职业的中医开始组成联合诊所。当时在屯溪比较有影响的程、方、李几个世医家族就联合起来了。60年代初在政策的推动下这几位老中医招收了一批高中生当学徒。现在三老中只剩下“程老”了。他的儿子、女儿、媳妇都在医院工作。好在这批学徒都已经成才，刚才见过的王副院长就是程老的高徒，而方副院长则是已过世的“方老”的公子。张院长还说，医院确有扩建的计划，主要是建住院部。苦于经费不落实一直没有动手。你们在大医院工作了这么多年有丰富的管理中医病房的经验，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

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以为这回总算是把事情办成了。将好消息和思明哥、余经理等人分享后大家都觉得很高兴。这时从离开和田那天算起我已经离岗三个多月，超假多日了。

四月十一日我从屯溪回到上海后便开始信心满满地静候佳音。过了半个来月夫人来信说和田人事局还没有收到屯溪方面发出的调档函。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周光院长从屯溪给我写的信。他在信中说，前几天他到市政府办事又将我们的事向王市长拜托了一番。他让我再耐心等一等。

好事多磨夜长梦多

转眼间到了五月头里，等了一个月屯溪方面还没有消息，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心想在屯溪时方方面面都说得好好的。怎么人一走茶就凉了呢？正在郁闷中，有天国林给我打了个传呼电话。说他们厂在上海四川北路开了爿门市部，约我去那里见个面。国林听说我们调到屯溪去的事办得不顺当，便劝我到他们厂里去当厂医。然后他将我引荐给了厂长。那位厂长也姓张，原先是吴江县的组织部长。听了我的自我介绍表示愿意接受我们去他们厂工作。

当天晚上我就随他们一起去了盛泽。第二天一早张厂长在他的办公会议上当着我的面作出了同意接受我们的决定，并责成厂办立即起草一份相关文件让我寄回和田。张厂长的办事果断以及我对盛泽的良好印象促使我下了去工厂当厂医的决心。

盛泽新生丝绸厂的调档函寄出后我又开始盼望有好消息传来。半个月后夫人来信说，她接到新生丝绸厂的信函后很纳闷。觉得我又办了桩不靠谱的事。她和人事局的王科长商量，王科长说，国营企业当然有权接受两名厂医，但是真的要办成功还是要经过县级人事部门的。她担心档案发出去后吴江县人事局那一关不好过。

本着能尽快把事情办成的愿望，王科长还是同意寄档案了。夫人赶紧让医院给我们做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鉴定并填写了体检表。然而就在这时又遇到麻烦了。新提拔的院办主任官腔十足地说谎：“李主任接受任命时写过保证书说不调走了！”夫人立即怼了回去并将此事报告院长。几天后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既然决定同意人家回内地就不要卡了。”

可是当人事局到组织部去调我的档案时更大的麻烦来了。部长沙的尔同样以我已提拔为公社级干部为理由拒绝外放我的档案。面对突然的变故夫人在和田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她天天找主事人交涉，受尽了冷遇。主事人则互相推诿。组织部长说要等专员点头，专员则避而不见。

当我从夫人的来信中得知上述情况后一气之下写了辞职信寄给夫人让她转交有关部门。夫人也乘机拒绝继续领我的工资。针对我们做出的强烈反应，一直到了八月中旬组织部卡住我档案不放的态度才有点松动了。

夫人受到的委屈对我刺激很大。在写完辞职信后又给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写了一封长信，诉说了我的身世以及大学毕业时政审材料如何被大摆乌龙，到了新疆后为申请调回内地受到了种种冷遇，总算拿到了东归的通行证商调函又让联系好的接收单位弄丢了。现在好不容易又找到一家工厂愿意接受我们去当厂医，却又被组织部以提干的理由给卡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我们为就近照顾空巢父母的努力为什么总是驼背摔跟头两头不着地。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七月头上的一天杨浦区人事局的两位工作人员突然上门找我说事。原来我给人事部写的信被转到他们手中了。那一天我正在拖地板，赤膊赤脚，衣帽不整。生母躺在床上，养母正好端一盆衣服从楼下上来。他们四处打量了一下，问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临走时留下一句话“看杨浦中医院能不能接受你们，回去联系一下。”说是回去联系。我这人办事缺乏钉子精神。加上打心底里也对人事部门不抱希望。杨浦区人事局的人走了这桩公事也就办完了。

真叫事不凑巧，到了八月头上，就在夫人为我的档案四处奔走了两个多月看到一点点希望时，盛泽的朋友打来电话说，给我们签发调阅档案的厂领导要去法国考察，他担心一旦没有张厂长坐镇我们的事会被耽误。这一下又让我抓瞎了。我马上将调盛泽可能又要落空的消息电告夫人，让她暂时不要往新生厂发档案了。情急之下我决定再到屯溪去一趟，看看事情到底卡在哪儿了。

想当初我们从上海到新疆，后来又从和静到和田，都是只凭组织上一句话就将事情办成了。现在我被人事部的弄错的政治审查结论已经得到了纠正，组沿上亦已同意我们调离新疆回内地安排工作，怎么事到临头又给我们设了这么多关卡，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抱着孤注一掷的信念我决定再到屯溪走一趟。先给思明哥打了个长途，问清王市长是否在屯溪。接着又给王市长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我们真诚地从万里之外的和田投奔屯溪，一是为了就近照顾空巢老人，二是为了借一方宝地谋生。如果事成我们定会肝胆相照，努力工作的。如果贵方实在不能成全也请给一个准话，不要让我们再日复一日地等待下去。为办成此事我已离岗等待四个多月了！”

估计信寄到了，八月十八日我再次登上了前往屯溪的长途汽车。第二天一早我赶在上班前就到了市政府。上到二楼的市长办公室等在门外。市长已经上班了，屋里屋外都有人找他办事。瞅准一个空档我上前自报家门说明来意。王市长抬头注视了我一会儿，伸出左手从旁边的废纸篓中取出了我前几天写给他的信看了一眼说：“实在对不起，事情拖得太久了。”说完，他便给人事局长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立即将我们的事情办妥。放下电话，王市长让我去人事局坐等。我恭敬地给市长鞠了一躬，真诚地说了声谢谢！

人事局就在同一幢楼内。我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办公室，礼貌地敲门后进屋，局长客气地起身接待了我。我们作了简单的交谈，然后由一位办事员给我们签发调令。调令签好后我和局长都过了目，确认准确无误后才郑重地盖上红彤彤的大印。局长问我是否要将调令随身带走。我说：“不用，还是从邮局寄吧。”这一刻我内心的感受复杂极了。

想当年组织上分配我们到新疆工作虽然并不心甘情愿但还是服从了。一晃十五年过去了，父母老了，我们不年轻了，孩子渐长渐大了。为了阖家团圆，为了给长期空巢的父母一个有依靠的晚年，我们争取了十多年，听了那么多伤人心的话，遇到了一道又一道的关卡……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终于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心中忽然感悟到，漫长的努力换来的成功原来只在一瞬间。

那位为我签发调令的工作人员在做完手头工作后悄悄地问我：“你认识史正训吗？”我说：“认识，他是我内兄的同事。”他笑了笑说：“我和他是亲戚。”“啊，太巧了，幸会幸会！”接下来我又对局长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客气完了局长让我跟随一位工作人员到邮局把调令以特种挂号函件寄走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立即发了份电报给夫人，告诉她屯溪人事局的调令已发出，我们的档案不能发往江苏吴江。大概是皇天有眼，要不是邮局机要科的办事员因病休息了几天，我们的档案就已经发往吴江了。又是王坤芳大姐帮了忙，及时撤回邮件重新包装发往屯溪。

为了让上海的老人知道我已将事情办妥 ，我同时给岳父发了份电报。

既然调令已发出，我又到屯溪中医院去见了张院长，感谢他和各位领导成全了我们的好事。

思明哥和余经理听说我已将大事办妥了都为我高兴。我对思明哥说，回到和田后我会将一大批书籍打包先邮寄过来，请他代为接受一下。然后又将租房子的事和两位老哥商量了一下。一切安排好了才去车站买返回上海的车票。

为了拿到可以调回内地工作的一纸批文，为了联系到接受我们去工作的单位，我们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求了方方面面的当权者，可谓是好话说尽，做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听了我的故事当下也许有人会说，如果适时地送点礼请客事情就不会这么难办了。在20世纪七80年代，我国官场上和社会上的风气虽然不那么纯了，但总体上还是比较正的。我们在屡遭挫折后不是没有想到过请客送礼，只是由于缺乏社交手段，找不到可以出手的时机。

古人云，知恩图报。我们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为了能就近照顾空巢父母安度晚年申请调回内地工作，明明有政策可依却受到了百般阻挠甚至刁难。我对曾受理过我申诉的大多数大小领导实在无恩可感。他们不止一次收到我的申诉，肯定都看过我的人事档案，为什么没有发现我的家庭背景被搞错了。在他们当中唯有阎家栋院长是例外。因为他在审查我的档案时以眼科医生的细心发现了我的家庭背景在大学毕业政审时被张冠李戴了，并经过组织甄别重新还了我的清白。

屯溪的王市长，中医院的领导在成全我们好事的过程中虽然也让我等得十分痛苦却是有恩可感的。屯溪并不是我的故乡，它和上海还有四百多公里的距离，我和这些领导也非亲非故，他们完全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婉言谢绝我们的加盟。 这一年的十二月份我们乘王市长在省委党校学习之机专程到合肥设家宴感谢了他。此后在屯溪八年中我一直与王市长保持着良好的私交。从合肥回来后我们又以同样的规格在房东程老的客堂中设宴感谢了各位院长。思明哥，余经理，小三线指挥部的老蒋都作为我的朋友都应邀作陪。我觉得事成之后略表谢意是应该的。而事成之前就请吃送礼是行贿受贿。说轻了是超越道德底线，说重了就是违法乱纪拖人下水。

在我动笔写这本回忆录时，我们已从屯溪调回上海工作并正常退休多年。一路走来，虽然事隔多年，凡是曾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过我们的人我都记得他们。谨此祝福他们幸福安康！

我并不记恨那些为难我们的大小官员，我并不认为他们是没有得到我们的孝敬才为难我们。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各色人等的追求不可能是一样的。有谁能想到在我们调走之后不久进出新疆的人事流程就一下子变得来去自由了呢？根据中央的决定北京市担负起了援建和田的重任。每年都有从北京各大医院抽调的医护人员进入地区医院各科室工作，定期轮换。唉！要是早一点有这样的好政策，我们何苦费那么大的劲天天找领导们泡蘑菇呢？记得毛主席曾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强制性移民确实不得人心。可是它却执行了那么多年。

告别和田

从屯溪回到上海我立即收拾行李回和田。折腾了这么多年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两家的老人自然都很高兴。临时临急要买卧铺票是不可能的。于是找到已经调回上海的郭晓桦，希望通过她找一位在54次沪乌特快乘务组工作的朋友给我行个方便，即所谓先上车再补票。这事以前也干过，只是要等那位朋友在班头上才行。过了几天有了确实的消息。1985年8月31日我离开了上海，四天后到达乌鲁木齐。因为事先已托好友杜静订好回和田的机票，9月5日中午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久违了的和田。

夫人告诉我，调令是九月二日到达和田的。王坤芳当即就通知她去办理了手续。王科长是怕黑力木局长大人从乌市出差回来再出什么幺蛾子。

果然不出王科长所料，就在第二天黑里木局长从乌鲁木齐出差回来了。当他听说我们调离和田的手续已办妥时大大地发了一通脾气。

我真不知道这位局长大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是我们没有给他送礼？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黑里木原是和田丝绸厂的工人，汉语说得很好，后来提升为车间主任。他身体不大好经常找我开药。在皮山搞基本路线教育时我和他接触尤其多。我觉得他不是见钱眼开的人。我真不知道这位黑大人和我们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接下来是在医院办理各种手续，主要是领取人事调动的相关经费。在这过程中医领导认为我离岗时间太长要扣几个月的工资。这事虽让人恼火，却办得有理有据。擅自超假长期不归，没有处分我已经算是客气了。我们心中有数，痛痛快快地认了。

在和田待了十几年，认识了不少卡车司机。这回要搬家了，少不了要麻烦一下。好朋友姜华兴一口应承了此事。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他的车子在新和出了点事一时回不来。正在发愁时棉麻公司的老孔帮我们解了忧。他说，过几天他那里有批棉花包要运往乌鲁木齐，可以让我们搭便车。真是雪中送炭啊！

按照和田的习俗，凡是调走的人临行前都要请客。当然，人家也不白吃你的，除了回请之外多少还要送点纪念品。在和田生活了十三年，无论是在单位里还是在社会上我们的人缘都不错。我从上海回到和田后几乎天天有人宴请。其实这种宴请是很揪人心的。可以这么说，和田的外来户十有八九都想离开那地方，但是真正能离开的毕竟只是少数。触景生情呀！过去我们为朋友饯行尝到过依依惜别的滋味，现在朋友为我们饯行他们心中的感受可想而知。

十几年前只身来到新疆时行李就不少，现在成家立业了更增添了许多坛坛罐罐。这些东西都扔了是舍不得的，都带走也是不可能的。先将书籍打包从邮局寄走。邮局规定每包不能超过五公斤，我们一共寄了四十多包，花了一百多元的邮费。

接下来是要把一应细软和能带走的东西装箱。为了这一天，我早已准备了一批三点五公分厚的木板。李长根帮我们钉了两只两米长一米宽八十公分高的大木箱。这两只大箱子还真管用，除了彩电想带走的东西基本上都装进去了。

两年前医院给我们分了一套家具，加上我们早先自制的几件，这些东西是无法带走的。怎么办呢！要么卖掉，要么送人。为了感谢人事局王科长对我们的关照，我们就将这一房家具以一百元的超低价卖给了她的一位朋友。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日用品悉数送给了中药房的一个小伙子 。

收拾得差不多了，该我们请客了。那时候请客都不上饭店，就在自己家里办。帮忙的人很多倒也不怎么累人。正值秋天瓜果蔬菜不缺。鸡鸭鱼肉也不困难。光是四五斤重的鸡就杀了八只，那都是毕士敏从小鸡雏一点点喂大的。鱼也不贵，斤把重的活鱼也就一块多钱一斤。牛羊肉巴扎上也有得卖只要有钱就行。最有意思的是等到要杀鸡时好几个同事都要用他们家的鸡和我们换。不为别的，就因为毕士敏喂的鸡冠红毛亮，让人看着喜欢舍不得杀。

一转眼到了启程的日子 ，那一天是九月十七日，是我回到和 田的第十二天。临 近中午的时候老孔和他的夫人刘怀君领着两位司机将已经装满棉花包的卡车开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怎么把两只大木箱装到车上去呢？在这关键时刻又一位朋友帮了大忙。他是电厂的工人李广有。他见此状况立马到厂里开了一台吊车过来，轻而易举地为我们解决了难题。老李是四川人，那时只有四十多岁。因为经常接触混得很熟。我常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说，“广有啊，你是什么都有，就是健康差了点。干脆将名字改成全有吧！”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真的要离开了。我记下了开车的时间是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五年九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十八分。当时医院的院子里聚集了许多人，他们当中有我们的同事，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病人，还有素不相识的过路人。站在一旁的李长林（和我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的地区经委干部）感慨地对我说：“人走了，青春永远留在这里啦！”是啊，我们十几年的青春岁月永远地留在了新疆，留在了和田。

归心似箭

离开和田后，韩师傅和他的搭档童师傅将车子开到墨玉县城一家旅社的院子里停了下来。我以为他们要在墨玉过夜了。看看天色尚早，心中不免有点忐忑。因为是搭便车，而且和司机刚认识，行止自然由师傅们安排，我们是不好说什么的。过了一会儿，韩师傅又改变了主意。重新上路后一脚油门便是一百多公里。天黑之前我们住进了皮山县公路管理站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离县城还有五公里，我虽然有进城与老同学告别的念头，因为交通不便只好作罢。

第二天一早开车向叶城进发，一个多小时后便出了和田地界。回首东望来时路，心中默默念叨“别了，和田！十三个年头，四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们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你啦！”途中路过一个果园。韩师傅要买水果，便将车子在路边停了下来。这季节新疆的各种水果都成熟了，走过路过当然不能错过。进得园内，挂满枝头的苹果，生梨，石榴，脆枣简直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忙乎了一阵之后，不过花了十来块钱，我们每人都装满了一筐亲手采摘的各色水果。

离开果园继续西行。日产的三菱货车马力大，在空旷的戈壁滩上跑起来像一阵风似的。一路上韩师傅的车子始终跑在头里。中午到达喀什，吃过午饭稍事休息继续上路。那年头公路的质量很差，即便有好车速度也跑不起来。从早到晚至多只能跑出五百公里。傍晚时分到了三岔口。住店歇息，喝点小酒解乏是必需的。十三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年乘军车曾经在这里加油加水的情景。相比之下大环境好像并没有多少改变，仍然是荒村野店，四顾茫茫。

第三天一早从三岔口出发，中午在阿克苏吃了一顿大肉饺子，晚上便到了库车。住在库车那个晚上我们遇上了医院检验科一位同事的爱人。他是和田某单位的司机，从乌鲁木齐拉了一车货物正往和田赶。那晚他喝了不少酒，听说我们调回内地了，突然嚎啕大哭。一边捶胸顿足一边声嘶力竭地嚷道：“好医生都走啦，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那个鬼地方呀？”他的失态让我们心里很不好受。

从和田到库车围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已经转了半个圈子，如果一切顺利，还有两天就可以到达乌鲁木齐了。第四天的中午我们到了库尔勒。十三年前我和毕士敏从这里走向和田，现在重新回到当年的出发点，心中不免生出许多感慨。“新疆是个好地方”这话一点没错，但是不能因为它是个好地方就可以限制人们的自由迁徙呀。在那个年代，除了“盲流”外，从内地去新疆工作的人不是被忽悠了，就是被强迫的。内地人一旦去了新疆若要想体面地离开则是比登天还难。这不，我们整整花了十一年的时间才获准调离。

根据韩师傅的安排，第四天的晚上我们必须在库米什宿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第五天的下午早早地到达乌鲁木齐。314国道在库尔勒市东北方向的塔什店附近穿过孔雀河之后将霍拉山和库鲁克山抛在了身后。车过焉耆时透过车窗我又看到了那熟悉的和静北山。十三年过去了，曾经洒下过我们汗水的农场现在不知怎么样了，那四万亩荒地开垦完了吗？正在神游之中突然感到车速慢了下来。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过了和硕县的乌斯塔拉。因为前面快到榆树沟了，随着海拔的不断上升汽车一直处在爬坡状态。前几年我曾经走过一次榆树沟。那次乘的是解放牌卡车，发动机的功率远不及三菱，那个上坡的速度才叫慢哩，急得我恨不能下车推它一把。榆树沟长约20多公里，这回我们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实现了成功穿越。此沟既然叫榆树沟，沟中必然有榆树。但是在公路的两边我并没有看到榆树。榆树既耐旱又耐寒，在新疆并不罕见。我相信前人为此沟命名时这里一定生长着许多高大挺拔的榆树。

夜宿库米什的目的是为了第二天过甘沟。“库米什”在维语中是白银的意思。库米什产银不是传说，而是事实。据说在唐代以前这里已经有人开采银矿了。所以，从库米什到托克逊的山道—甘沟自古以来就有“银山道”之称。

甘沟长约70公里，是一条狭窄艰险的峡谷。汽车行驶在甘沟里就像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夹道里穿行，随处都可以看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形。有的地方，两边的山崖峰峥嵘陡峭，抬头仰望简直就是“一线天”！甘沟是随山势的走向形成的，弯弯曲曲，拐来拐去，不是向左拐，就是向右拐，公路修在沟底，自然要随山势走。记得当时我曾面对甘沟发过一番感慨：“甘沟！甘沟！只见拐弯不见出口！”当时说过也就算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一句高度概括，绘声绘色的诗句，要不是身临其境绝不会有这样的感叹。

一路紧赶，到达托克逊时已经中午了。在路边的小餐馆里吃过午饭便向达坂城进发。因为王骆宾写了一首美妙动听的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这达坂城越发出名了。达坂城的姑娘确实美，但是达坂城的“风”非常可怕。当地有一首民谣说：“老风口，大风小风天天有，小风刮歪树，大风飞石头。”还有几句顺口溜编得更逗：“达坂城的树一边歪，达坂城姑娘的眼一线开，达坂城老汉的肩膀一只矮。”说来说去，都是形容达坂城的风太厉害。达坂城的风为什么会如此厉害呢？因为那里是一个海拔特别低的吐鲁番盆地。乌鲁木齐的海拔有一千多米，而托克逊的海拔只有零米左右（吐鲁番盆地最低处的海拔是负34 米），你想想，在两百多公里的距离内海拔骤降了一千多米，这样的地势对空气的流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从乌鲁木齐过来的冷空气碰上盆地内的热气流，冷热相搏，于是大风就刮起来了。

过了达坂城，离乌鲁木齐虽然还有百十公里，韩师傅却一个劲地说“到家了！”，可见出门在外的人对家都有一种难分难舍之情。下午5 点，韩师傅真的到家了。他先将我们的行李御在自治区棉麻公司的大院里，然后才去货场卸货。临了，韩师傅和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去乌鲁木齐西站托运行李。我们和韩师傅本是陌生人，他因为受老孔的嘱托一路上对我们照顾得十分周到。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想到当年的一路同行都让我感动不已。

那时候安徽的屯溪虽然已经通火车，但是只有绩溪站和景德镇站能接受零担的行李托运。这情况当初我们并不知道，一时让我们颇为犯难。当时我就想，这两个车站距屯溪都比较远，如果我们将行李托运到那里去还得想办法运回屯溪。人生地不熟的，找谁帮忙呀？情急之下我们只好舍近求远将行李发往上海，然后再从上海通过公路运往屯溪。

为了买卧铺票我们在乌鲁木齐住了三天，朋友老高和杜静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在我们寻求调动的后期老高和杜静帮了我们大忙。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在老高家我看到他将一本《中国少数民族》垫在台灯底下，便开玩笑地对他说：“这本书放在这儿可惜了，干脆送给我吧。”老高说：“那你就拿去吧。”

临行那天老高用他的座驾丰田轿车将我们送到火车站。握手道别，互道珍重。在夕阳的余晖中火车载着我们一路向东，向着上海飞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