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人与汪曾祺

至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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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叶诗派也是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成员有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杭约赫 九人。主张“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相结合。

强调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艺术上反对浪漫主义诗风，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建设和“感受力的革命”，旨在使新诗成为现实、象征和玄学的融汇。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深得老师真传，每当读到《受戒》里对小英子天真烂漫的描写，就不由想起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她们都一样的天真，纯粹，善良，是让人一看打心眼里喜欢的那种姑娘。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文字大都娓娓道来，平淡质朴，但总有一种别样的美感。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人情练达即文章，他将自己坎坷人生洗练后的乐观豁达，融进了轻松隽永的文字里。

　　“九叶诗人”主张“诗歌戏剧化”，汪曾祺反对“小说戏剧化而倡导诗化小说”，此与二者的艺术追求及主张密切相关，也是他们艺术探索与创新的表现……。

　　“诗歌戏剧化”是“九叶诗派”实现新诗现代化的主要方案，戏剧化原则的提出，是针对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感伤”与“说教”倾向，其目的在于寻求诗歌表现的客观性和间接性……。

　 “诗歌戏剧化”主张的理论前提，是现代人生日趋丰富复杂，人的意识也充满着更多的冲突，要捕捉表达这种人生现实，单一的感伤抒情或空洞的说教都是无能为力的。

因而，必须扩展诗歌的表现方式，让它溶入更多的因素，以求诗歌对人类意识揭示的最大化……。

　　总之“诗歌戏剧化”的目的是提高诗歌表现复杂生活的能力和诗歌表现生活复杂矛盾的能力，作品蕴含着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汪曾祺强调一种单纯、明净的生活，其小说不太注重情节和人物塑造，主要笔墨都放在风俗人情及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的描写上，重视小说的诗化气氛或氛围，形成所谓的诗化抒情小说风格。

　　而小说的情节起伏是戏剧性的重要表现，显然同他的追求不一致。善以个人化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名士风的魅力，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另外，戏剧性也包括矛盾和复杂，也与汪曾祺的单纯明朗相悖。汪曾祺的乡土美文受沈从文的指导和影响。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撤消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等。即臭老九不能走，在被批斗蹲牛棚的困苦条件下保持豁达乐观心态......。

　　诗化小说是汪曾祺创作的审美倾向，艺术地再现美及健康的人性，写人物身上积淀的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传统美德，写恒古传承的人性之美是其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擅长描摹带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乡土民情，奇峰风异俗，以及由此构成的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

　　其松散自由的结构，是汪小说文体的主要特点，同时兼具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追求一种近似随笔的风格，往往采用淡化情节、重写气氛和情绪的散文化的处理方法。

　　汪曾祺的语言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淡泊悠闲，叙若家常，却功力深厚，体现出洁净、质朴、精练、典雅的特点，富于诗的韵味，善用白描手法......

　　读汪老《受戒》是19世纪80年代初，是一所大学校园里的“老学生”。被那个时代文字中的激流充斥着，总是不由自主地与伤痕文学的痛楚共鸣，而对汪老那清水净流的文字却没有更深的印象。

汪老《受戒》《大淖记事》《异秉》故事都发生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候，军阀混战、外寇入侵，在汪老笔下，却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喊，没有非此即彼的表白，而呈现出的是乱世中一处净美的桃花源。

今天看来这样一位老人，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经过多少风雨看过多少霓虹，才能将岁月的泥沙沉淀，只留一潭明净。汪老的书真会让心灵慢下来，沉浸在柔软的时光里，被爱和温暖轻轻抚慰……。

　　汪老曾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汪老笔下自然从容，绝无争先之意，但他天性中对人性的尊重与崇尚，使那几乎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中国语言，充满着对人性解放的致敬－那是多么先锋的意识。

汪曾祺在潮流迭起的大时代中，不追风不赶潮，执着地追寻人性之美、展示人性之美，这种对人性的自然呈现、对人性解放的呼唤，才是真正的先锋文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