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那些年留在记忆里

净瓶

今日霜降，秋季的最后一个季节。气温下降，人们开始加衣服保暖了。坐在窗前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想起当年家乡的人与事。写几段文字记录一下，图片来源于网络。

记忆里，刚上初中的姐姐开始不正常上课了，还带一条小被子随着老师一起出去串联，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只记得姐姐回来时告诉娘，出门时娘给她的三元钱半路就丢了，自己紧张的很，老师拿出三块钱说是老师捡到了，姐姐坚决不要，回来后老师去我家，说了这个事情。娘给姐姐的老师说：这真的不是孩子的钱，我给她的是一张三元的，她走的时候要一块钱，我只有一张三元的，就都给她了，不是三张一元的。后来才知道，那个三元的钱已经不能用了，这是当时娘最大的一笔钱💰！在柜子里放了四五年了，一直没舍得花。穷啊，父母的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个三元纸币是由前苏联帮助印制，1953年3月1日发行，1964年5月15日停止兑换和流通。到文化大革命时已经不能使用了。

学生们不上学了不久，街上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三天两头就有批斗会，镇政府大院的头头都挨过批斗，尤其是那个笑眯眯的书记大爷（就是姐姐老师的丈夫），好似每一次批斗都有他，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批斗他？后来供销社的大爷也给拉到街上去了，说是“反革命”，娘说：他不是反革命！娘当年参加土改、动员南下工作队，就是在他领导下没白没黑干工作。

后来，镇政府的干部都打倒了，镇中学的学生又把供销社饭店的大师傅拉出来批斗，说是：谋害革命群众！故意炸油条时不炸熟。我太小也搞不清楚，只记得学生们把大师傅推到“人”字梯上🪜，大师傅骑在梯子上，头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绳子拴了几根油条。

串联了一段时间后，街上清静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东街的北头和西街的南头，分别立起两个大的铁牌子，开始的时候上面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的画像，是中学的老师的大作。突然，搭架子用苇席挡了起来，东街的改成语录牌，西街的牌子上剩了三个人了。那个老师来不及画两个牌子，另一个就只能印上“最高指示”了。

最劲爆的是，经常半夜三更就敲锣打鼓，莫名其妙的起来上街，听传达最新的“最高指示”。后来，来了“支左”的解放军，镇政府大院的伙房没有早餐，“支左”的解放军“毕助理”和战士小张安排在我家吃早饭，就是玉米粥➕玉米饼子，自己家腌的咸菜。每次吃饭前，“毕助理”带领我们一家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和弟弟还没有上学，不明白为什么？“毕助理”每次都让我和弟弟站在后面。

1970年底，我上小学了，他们不那么闹腾了。政府大院里原来的一些人都换了，好似还经常换，有一个人从开始游行的时候就来到政府大院，是民政助理，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原来是一个县公安局长，第一批被打倒了，下放到乡镇工作。还有一个武装部部长，一个南方人，一个人没事就在擦他的匣子枪；另一个就是派出所长大老王！老王原来在一个企业的保卫科，当过兵，后来做了派出所所长，派出所就三四个人，老王也有一把匣子枪。赶大集的时候，老王背着匣子枪，带一个人在街上走来走去，开批斗会的时候，老王更是全副武装地站在主席台边上，非常威武。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附近的老百姓养个兔子喂个猪、下海捕鱼、贩卖点粮食，经常会犯在老王手里，他是绝不手软。我们家在潍河西，老王家在河东，周末他骑自行车回家。恢复高考后，我出来上大学了，寒假回家，坊间传闻老王病退了。据说，寒露后他周末回家，在河套里让人绑树上一宿，给冻坏了。本来派出所的人还想查是谁绑的？老王不让追究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就病退了。

几十年过去了，家乡的记忆永远保留在心里，许多事情仿佛就在眼前，而又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