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及我俩的往昔（中）

东歌

　　父亲出生于一九三一年正月十五（农历），享年八十岁。

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他出生在大渡河边上。父母金婚那年，我曾陪他回过一次他的出生地。七十多年过去了，祖辈修造的那座三合院，竹篱砖瓦矮矮小小的经过岁月冲刷，风风雨雨的居然完整保留，还住着人家。而面向河的一边，小院离河岸已有了一千多米远。不知道是自然的演变，还是人为的改造，水面如此地平缓安静，已不在有以往的汹涌波涛。曲折蜿蜒的河道已经不是父亲记忆中那原来的摸样。

父亲说：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杨致祥，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张志芳共生了四个孩子，一女三男。老大俊华女孩。其后成联、成科、成心三个男孩。我父亲是四姊妹中最末一个。在杨家三兄弟中排行老三，被堂兄姊妹们叫做“三爸”。

据他回忆：家里最小的兄弟，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体弱多病，也最受母亲的疼爱。在他两三岁的时候，得了一次病，说是很重。病中他出现了幻觉，指着家门口大喊大叫有鬼。一家人以及来看望的亲戚朋友都以为他快不行了。好在父亲顽强地挺了过来，逃过了他一生第一次劫难。

父亲对自己的母亲充满了感情。他一生留给自己的父母的唯一遗物，就是他母亲亲自给他缝制的一双毛线袜。这双线袜很厚实。也许正是奶奶知道她的三儿怕冷，所以把这双袜子的毛线织了一层又一层。父亲对这双袜子特别的珍惜。有一次，我看见他把袜子规规整整叠起来，放在一个塑料盒子里，还郑重地叮嘱我：这是他母亲留给他的。似否在告诉我这也是他留给我的遗物。

快解放时，父亲正在读初中。在当时中国革命胜利浪潮蓬勃发展的形势影响下，他积极地参加了学校地下工作者组织地迎接解放的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以肄业返回了家乡。回乡后他也没闲着，在家乡的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义务老师。

刚解放，由于父亲之前受过一些文化教育，在国家战后经济复苏急需大量知识人才之时，他报考了一所专业学校并顺利录取。毕业后分到基层林区做检尺员的工作。工作中，他喜欢动笔写点小稿子投到报社，三番五次，报社熟悉了他，被报社领导看中选调上来，经过培训把他调到了报社。进了大城市，工作性质变了，环境也好了很多。但编辑兼记者的岗位也极大的消耗着他基础本来就薄弱的身体。

就在人生的道路似否开始向上走着的时候，或许是受家庭成分出生的影响，父亲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总是困难重重。每次政治运动都逃不过一次一次的煎熬。加之做文字工作养成的清高孤傲，不合时宜的身份和不入流的脾性，不久使他离开了报社，离开了大城市。而且一贬再贬，又回到了他曾经工作的林区。那时他壮年之时，壮志难酬，人生起伏的落差，身体透支性的消耗让他的性格更加内敛。他对自己的前途不再有更多的奢望，认命由时光的推动，在大山里生养他的三个孩子，很被动的过着自己的一生。并且这种生活方式也影响了他正在生长成长的儿女们。

从我记事起，父亲这一生三天两头得病是经常的事。青少年时期左耳患中耳炎留下的病根，聋了一辈子；常年脾胃虚弱，胃子一不舒服，就吃多酶片，多酶片陪伴了他一生。在就职于报社编辑兼记者工作时，由于长期熬夜组稿写文章，换上了神经衰弱，因此还多次住医院。职业带来的后遗症，使他长期睡不好觉 ，也折磨了他一辈子。

自身体质先天性的不足，则是他一生在与自然冷暖的变化和病菌的对抗中显得尤其柔弱。近一米七的个头，体重从他成年到过世就没有超过一百斤的记录。单薄的身体使他一生怕冷，再热的天气，除了有几天穿短袖衣外，一年四季基本是长衣长裤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到了冬天，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有一次，我托一位熟人陪父亲检查身体，她跟我说：在进行X光检查时，她帮我父亲脱衣服，一件一件地就像扒竹笋一样，外衣罩着棉衣，棉衣裹着绒衣，绒衣下夹着毛衣、毛背心，脱完了才看见衬衣背心。这不是夸张。也许那时衣裤料的质地差了些。但体质弱身体虚的确一直支撑着父亲他走过了八十年的岁月。

我的印象中，父亲的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的。他和母亲用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养活了我们兄妹三个孩子。但只要是他计划家里的开支，就入不敷出，到了月底几天，就没有钱了。尤其退休后，穿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我从部队领的没有穿过的，或者是穿旧了再没有穿的外衣单裤、棉衣棉裤、绒衣绒裤、鞋子袜子。包括我不再穿的毛衣，只要还能穿，他都捡来套在自己的身上。在部队干休所住的一段时间，走出大门，经常被一些不知底细的人，误认为他是部队干休所的老干部。为此，他觉得很长脸，得意了很长一段时间。是的，他也算老干部，只是此老干部身份与彼老干部的身份距离太远，两个层面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

或许是岁月的蹉跎，父亲母亲婚姻一直过得很勉强。生活了一辈子，打闹了一辈子，跌跌撞撞结伴同行度过了一生。

从母亲那知道，当初他们相互找对方的目的性很强。母亲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成都卫校毕业后，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被分配到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医院。一群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欢天喜地坐上汽车，从成都平原出发，走过灌县（现在的都江堰市）进入山区，人越走越稀，山越走越高，天越走越冷。到了马尔康，一条街从东通到西，星星落落几栋房子，与大城市相比完全是两个天地。残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母亲一下从到最艰苦最需要的梦中醒来，她发誓：一年后一定要离开这里，回到大城市。

当时，父亲在成都四川省林业厅《林业报》工作。从小的体弱多病，让他萌生的想法是找一个能够照顾自己的人作伴。经人介绍母亲是学医的，正合他的意，两人就这样认识结了婚。后来，由于各自的性格和相互为人处世的方式相差太大。结婚后的婚姻状况，也与他们想象的相去甚远，最后，谁的目的也没达到。因而心生芥蒂，一辈子貌合神离，矛盾不断。一会分开过，一会合着过。吵吵闹闹，动手动脚，给我心理留下了很重的阴影。

母亲不只一次两次告诉我：生下我后，父母因各自生活在两地，所得收入各自掌握。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没有给抚养我的生活费，为此两人闹了很久。最后迫不得已，母亲把抚养我的问题反映到了父亲所在的单位，在领导的干预下，才解决了我抚养费的问题。

父母的婚姻生活，我不能说谁是谁非。但生活锁事，引发的婚姻矛盾，带给他们的面散心离的状况，的确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孩子抚养的共识和态度。

一九八零年我考入大学。在远离父母学习期间，我牵挂最多就是希望父母的关系不吵不闹，能够好起来。为这我几乎每周都给父母去信。每封信我以一个十八岁青年对婚姻的认知，谈着自己都似懂非懂的大道理。每次去信后，父亲都能及时回信，通情达理的回复我关心的问题，心里自然非常高兴。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父母的婚姻现状，那是一个家庭多么幸运的事。我相信了父亲。十八岁的我也充满了期待。

然而，期待与现实，总是有差距。每个年代婚姻都有其极赋时代特征的婚姻模式和特点。而我想用几句话改变父母十几年，几十年习惯了的婚姻状态又谈何容易。争争吵吵，斗斗闹闹的婚姻，或许哪个年代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婚姻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而我们的父母在他们那个年代结识成婚持续下来的婚姻，虽然互不相让争吵了一辈子，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依旧不离不弃相守了一辈子，度过了银婚，度过了金婚。我的父母就是这样。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会说理论道，也很能让人信服，毕竟他长期从事文字工作。但有时在实际生活中，父亲言与行的落差，留给我的疑惑，存放在我心里，时常撞击着我的认知。我们各自走着各自的路，犹如两条平行线，互相望着，却又始终行走不到一条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