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同六，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一座桥

白石

深切怀念吕同六教授

吕同六教授

(1938.01.08～2005.10.28）

【意大利语言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吕同六先生从事意大利文学研究翻译四十多年，是学术界公认的意大利学的领军人物。

吕同六先生因患癌症，于2005年10月28日逝世，享年67岁。

吕同六先生，笔名吕凝、新知，江苏丹阳人。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意大利语言文学系，1979—1981年先后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和罗马大学做研究。历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常务副所长及《外国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世界文学》编委，研究员。曾任全国意大利文学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组成员，意大利语言文学研究国际联合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等。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地中海的灵魂》等，散文集《寂寞是一座桥》（获全国优秀图书奖），译著有《葛兰西论文学》、《蒙塔莱诗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等15部，主编《意大利20世纪文学丛书》（10卷）、《意大利古典名著》（12卷）、《世界小说经典与小说理论经典》（6卷）等近20套丛书。另在意大利及国内发表论文、评论百余篇。曾获意大利但丁学院荣誉证书、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皮兰德娄奖、利尼亚诺奖、陈香梅文学出版奖。先后四次获得意大利总统亲自签名并颁发的共和国骑士勋章、共和国爵士勋章、科学与文化金质奖章、“仁惠之星一等奖”。他是唯一获得这四项意大利最高奖励的中国人。

吕同六先生是著名意大利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吕同六一生著作等身，他先后向国人介绍了180多位意大利作家、诗人、剧作家、文论家，填补了许多重要空白。吕同六从事意大利文学研究和翻译40余年，是意大利文学在中国的重要传播者。他对意大利中世纪文学和古典文学有精深的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方面贡献尤为突出。

2015年是吕同六去世十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十卷本、近700万字的《吕同六全集》，将其一生的重要作品悉数收入，包括自撰文论、散文，翻译的意大利诗歌、经典文论、戏剧、小说等译著。】

世界名著《约婚夫妇》 吕同六译

吕同六教授著作封面（部分）

与病魔作斗争的最后五年 　

　 2000年夏天，吕同六教授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之后五年多他以超常的意志与癌症抢时间，创造了五年零三个月的生命奇迹。按传统中国人说法，人生命硬与姓名有关，吕同六教授出生在1938年冬天，正值抗日战争，刚出生的吕同六随母亲逃避战乱时，襁褓中的婴儿被人错当成包袱重重地抛到船板上，却未受伤，就被大人说是“命硬”。取名“同六”并非排行老六，而是他母亲为了纪念逃难时先后藏了6处地方。“同”是辈分排行。

去世前一个星期，吕同六对妻子蔡蓉说：“我说你记，我要为第十六届意大利文学研讨会开幕式写致辞。”在整整5页、夹杂了中意两种语言的讲稿中，没有出现一个错误。此稿是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第十六届意大利文学研讨会而作。吕同六原本预备要出席并主持本次研讨会，因重病在床只好请女儿到座谈会上代读，但是身为意大利文学学会会长的吕同六仍然躺在病床上看了学会每一个人的发言稿，并为他们提出修改意见。10月21日，女儿吕晶携此稿代替父亲出席了第十六届意大利文学研讨会。这份由女儿代读的致辞中说：“意大利文学在中国传播在今天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消费主义，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物质利益，人文精神的缺失。然而我确信，我们的事业有着光明的前景，因为意大利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薄伽丘曾说，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能够获得比某些富人在自己的金库里更多的面包。”这话鼓舞着每一位与会者。然而同时，人们也察觉到这或许是吕先生最后的祝福。

　　他曾经撰文说，翻译家的寂寞是一座桥，连接着中意两国的文化和人民的友情。他也曾疾呼，谁来接文学翻译这清贫的接力棒？而他自己的一生，勤奋执著，充满力量，在寂寞而清贫的翻译事业中，为热爱意大利文学的人寻找着面包。

　 在蔡蓉的记忆里，竟从未听到过他喊痛。他的忍耐鼓舞着妻子、朋友甚至病友。

　　正像吕同六先生自己所说的：“我的创作有‘两个十三年’，前一个从1962年开始到1975年，其间我只工作了一小段时间。1976年以后，终于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工作的时候觉得特别幸福，那时大家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精力饱满，总想把浪费的十年补回来。后十三年是我出成果出得最多的时期，这些年物质生活好了，但理想精神淡化了，在商品大潮到来之际，许多人不愿意做翻译了。因为无论是翻译还是做研究，都是寂寞而清苦的事情，而我却不觉得有多么苦，我始终认为做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完成的。”

纪念教授的文集《永远的吕同六》（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3）

　　吕同六先生的生前好友、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原秘书长裴慧敏女士撰文回忆说：“2005年10月20日，我代表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吕同六赴意大利特列维索参加由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和意大利卡萨马尔卡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丝绸之路――中国古代文明’大型文物展览会。22日，在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开幕式上，我宣读了吕同六的发言稿，祝贺展览会顺利开幕并取得圆满成功。意大利人络绎不绝地参观了我国的兵马俑、金缕玉衣等大量文化艺术精品，品味中国的古代文化艺术。他们赞不绝口，盛称古代中国和古代罗马有着一样光辉灿烂的文化。意大利记者纷纷报道了中国古代文明展出的盛况。10月28日中午，我如期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吕同六，要向他汇报展览会的成功展出。可是打了一个下午的电话，没有人接。直到次日上午，电话中传来了吕同六爱人蔡蓉的哭泣声，并告诉我：‘同六已安详地离开了人间。’我听到此噩耗，十分悲痛；我做梦也没有想到，10月18日他还写发言稿，如今却连一个向他汇报展览会盛况的机会也没有了。2004年8月，德波利先生慕名来到中国北京，与吕同六商谈展览会的具体事宜。当时吕同六已患癌症四年之久，病情严重，正住在北京肿瘤医院治疗。与医生商量，医生不同意他外出。经过再三工作，终于说服了医生。吕同六抱病参加欢迎德波利主席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霞光里的一盏长明灯

北京霄云路霞光里，一套简朴的单元房内，两大面墙书柜。一盏有着漂亮绿罩子和金色底座的台灯，曾经夜夜长明至凌晨两三点。40多年前，列宁格勒大学的图书馆里就有一排这样的绿台灯。

当时在这里就读的吕同六，经常在同伴们去参加校园舞会的时候，夹着书本奔向图书馆。蔡蓉说，家里这盏绿色台灯是吕同六后来跑了好多地方买到的，“他说他总是想起大学图书馆里的那排台灯”。

留学第四年，吕同六翻译了第一个短篇———莫拉维亚的《橱窗里的幸福》，小说获得广泛好评，他也开始在翻译和研究意大利文学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1962年，24岁的吕同六学成归国。

“文革”后，吕同六进入了工作上的亢奋时期。“意大利的朋友说吕先生一年出的东西是他们差不多10年的工作量”，读书、翻译、写作，到国内外讲学，参加促进中意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吕同六一直不停息。

吕教授是我国意大利文学研究和翻译界的奠基者和开创者，是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他所研究的范围非常宽广，从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直到近代各个时期的180余名意大利文学的杰出人物，都是他曾研究探讨的对象，其中有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等经典名家，也有后来活跃于意大利文坛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如邓南遮、蒙塔莱、夸西莫多、皮兰德娄、莱奥帕尔迪、卡尔维诺、莫拉维亚、夏侠、达里奥·福、曼佐尼等等。他的研究视野开阔，包括各种类型的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文学理论和批评均在其列。

　　吕同六与达里奥·福

吕同六与他的女儿吕晶与达里奥·福和他的夫人福兰卡·拉梅

吕同六教授和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Annamaria Palermo教授一起与《老顽固》剧组导演和演员交谈(1993年)

亲情友情是心灵撞击的绚丽火花

　　吕同六先生一生对亲人朋友都留下了一片真情，亲情友情是心灵撞击的绚丽火花，留给了人们对吕同六先生更多的怀念。吕同六夫人蔡蓉女士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工作了十多年。唯一的女儿吕晶在意大利工作。病中的吕同六总是这样对妻子蔡蓉说：“我知道我是不能生病的，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妻子蔡蓉说：“他们这代人总想把浪费的十年补回来。他得这个病，跟他长期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有关，变换工作内容就是他的休息。我再也不会让他中午不休息，晚上开夜车了。”

几颗红豆被蔡蓉悉心保存至今，这是结婚时吕同六给她的真爱永远的信物。在蔡蓉的眼中，它们远比一枚钻戒更珍贵。在蔡蓉心里，吕同六是一个完美丈夫。蔡蓉说“他像一个兄长，像一个父亲那样的体贴我”。除了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外，这位身高一米八的男子汉，操持起家务来也是毫不含糊。在外交部工作的蔡蓉有十几年时间驻意使馆工作，吕同六总是在电话里安慰妻子，“这世界上没什么事情能难倒我”。他曾用两毛钱的肉和一点玉米面做出可口的饼子，拿起针线把女儿短了的裤子改长。1986年蔡蓉生病住院，吕同六怕妻子情绪不稳定，人刚离开医院，一封信就送到了病房。两页纸上满含温情和鼓励：“就算是最坏的状况，你残废了，我也照顾你一辈子”。

上世纪50年代末在苏联留学期间与中国留学生合影（后排左一为吕同六）

吕同六蔡蓉年轻时

　　《新京报》记者刘晋锋采访过吕同六夫妇，他发表的文章中说：“吕先生和我谈话的时候，阿姨（吕夫人）一直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静默聆听，间歇微笑着给我们添咖啡与茶，令我不禁思绪翩飞地想起《浮生六记》中那个被林语堂誉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子芸娘，臆想着夜半月凉如水，吕先生伏案工作，红袖添香的夫人陪伴在侧……待我关上录音笔，阿姨（吕夫人）却不经意地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在驻意大利使馆工作，直到2001年底单位在我的坚决要求之下才放我退休回国，我说家里就我先生一个人，病着却无人照顾。’原来，这么多年来先生是独守寂寞。当年，外交部给外文所的冯至写信，想把吕先生调去，让夫妻两人同去意大利。冯至坚决不同意，而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吕先生得知后也说：‘我的工作和事业是在中国。’阿姨想了很久才想通，只是她深知先生一个人在家生活的清苦，譬如2000年他被检查出结肠癌却瞒了她十多天，因为那时恰逢朱镕基总理访问意大利，他觉得妻子身为外交官应该以工作为第一。

蔡蓉回忆吕同六的著作《悠悠往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1月）

吕老师的逝世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白

刘儒庭（翻译家、作家）: 2005年10月28日，我尊敬的师长、中国意大利文学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吕同六老师，在与病魔顽强搏斗了5年之久、写出了那篇见解深刻、语重心长的致辞之后，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意大利文学翻译、研究和中意文化交流方面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白。

整整3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3年当中，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问题需要求教、遇到困难需要求助、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和快乐想要与人分享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吕老师。可是，现实已经是阴阳两隔，求教无门，倾诉无缘，真有切肤之痛。我想，每个老年人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都会忍受这样的切肤之痛。但是，无论是多么深的切肤之痛，也只是我们个人的事，让人感到更为惋惜的是，就在我们这些懂得一点意大利语、愿意为翻译、介绍意大利文学作品的人努力开掘意大利文学这座宝库，将这些珍宝介绍到中国来，以丰富的营养滋养我国同胞的头脑之时，这项巨大工程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总指挥突然悄悄地走了，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对这一事业来说是又是什么样的损失，我想大家都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吕老师是意大利文学翻译界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这并不只是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意大利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专业工作者，而是因为他真正认识到了这一重担是多么沉重，认识到了需要组织起翻译、研究的队伍，共同挑起这副重担，更是因为他以极高的学术威望和超凡的学术组织能力，组织带领意大利文学翻译界的同人，在几十年里译介了大量意大利文学作品和作家、诗人、戏剧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没有吕老师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可以毫无愧疚地说，在吕老师的带领下，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已经开辟了意大利文学译介和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将懂得意大利语、从事与意大利有关的工作的同事们组织起来，以宏观的规划作为指导，系统地介绍意大利的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化成果，这一思想在吕老师的头脑中早已形成。1979年11月，我们一起前往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学习，他的宿舍就在我隔壁，再加品味相投，来往频繁，交谈日深。当时他就同与他一起学习文学的温承德和我谈到，回国后我们应该多联系，最好组织一个团体，共同从事一些有价值的活动，比如翻译介绍意大利的文学作品，值得翻译的作家和作品实在太多了，只靠少数人是很不够的。吕老师常对我们说，大家要坐下来埋头苦干，潜心阅读、翻译、研究，踏踏实实，不求虚名，只有这样才能出成果。1981年归国后，我们几个人曾为建立这样的团体奔走、联系，各寻门路。可惜的是，我于第二年初被派往新华社罗马分社工作，不可能再为此努力。后来吕老师和温承德等同志想了不少办法，找了很多门路，最后找到了程思远老先生。他说，团体是现成的，不必另外再新建，这就是欧美同学会，吕老师和温承德等一起参加了这一组织，这可能就是我们留意大利分会建立的起点。

他在病中说：“我知道我是不能生病的，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这个简简单单的词说明，吕老师把自己完全献给了他自认为伟大的事业。“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是多么平常但又多么震撼人心的一句话啊！正因为他有着这样的眷恋，有着这样的事业心，才能在明明知道即将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时，在不能动笔的情况下，口授了第16届文学学会研讨会开幕式的致辞，并且翻译为意大利文，让女儿代读。这就是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人的表现，应该说，他是一位战士，是一位为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的伟大战士。吕老师安详地走了，带着遗憾和抱负、带着他一生通过艰苦努力积累的大量知识、见识走了，这是无形的珍贵资产，他的英年早逝是难以弥补的损失，令人惋惜。吕老师留下那句“还有很多事要做”的遗言无限遗憾地走了，这句话饱含着对事业的不舍和眷恋，也饱含着对我们这些后来人的期待和激励，我们应该学习吕老师那种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坚韧不拔、甘于寂寞、甘于奉献的精神，为我们热爱的事业贡献一份应尽的力量，更希望不断涌现出新的领军人物，组织大家共同奋斗，更上层楼，以让我们这位兄长、统帅的在天之灵安息。

左：刘儒庭、吕同六、戎殿新、罗红波（1980年夏，摄于意大利佩鲁嘉）

温承德（1980年夏，摄于意大利佩鲁嘉）

他无论是做人或是做学问，都可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汝信（中国当代美学家、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同六和我相识很早，是交往数十年之久的老友。1962年他刚留学苏联归来：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组工作，当时我在哲学所从事西方哲学研究，与邻近的文学所的专家学者时有来往，常向他们请教。同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勤奋努力，风度翩翩，英姿焕发，才华横溢，在那时留苏回国的一批青年学者中也是表现相当突出的。后来经过“文革”的风风雨雨，我们又一起去河南息县干校劳动，直到“文革”结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同六的才干得以充分展现，他在学术研究和组织管理方面的能量像火山般地喷发出来，我们之间的工作联系也更频繁。我对他又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他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见解深刻的学者，又富有创新精神和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领导工作期间，无论在学术研究、刊物出版和对外学术文化交流方面都卓有建树，取得积极进展。但正当人们对他有更高期待的时候，他却不幸身患癌症，盛年早逝，令人痛惜。他的逝世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特别是意大利文学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

读同六的文章，缅怀故友。我觉得，他无论是做人或是做学问，都可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记得他最推崇但丁的名言：“人不能像走兽一般活着，应当追求美德与知识。”他作为学者始终把这奉为毕生的追求，并充分体现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现在出版的这套系列《吕同六全集》便是最好的证明。

我只能为他献上一朵花

　 著名作家张洁在“友朋追忆”栏目中发表文章说：“我只能为他献上一朵花。他去世的消息让我觉得太伤心太难受了！最近一直都想着要打电话给他，但因为我也在生病就迟迟都没有打，我感到很后悔。

他的病情我一直都知道，但是他都表现得很淡然，我没有想到他会突然离去。我记得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里听到有人念他翻译的《墓碑》，真是太美了。我们认识之后便常常来往，我一直说要找他要这个录音的磁带。

他是一个太好的人。他对介绍意大利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约我与他一起编《卡尔维诺文集》时，我很意外，因为我并不懂意大利文。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做的，我不过是粗略地看看，然后写了一篇文章，本来让他放在文集末尾，但他给放在了前头。后来，我们一起出席这套书的发布会，我从花瓶拿了一朵花，对他说：‘我没有权力给你一个奖，表彰你对中意文化交流的贡献，我只能献上一朵花。’”

他逝世了，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兄长和导师

温承德（自由作者、译者）：在卡拉布里亚岁月（1979—1981）里，我结识了恩师吕同六教授。在认识他本人之前，我读他的书，读他的文学评论，读他译的小说，读他译的诗歌，查他编写的字典。从卡拉布里亚的岁月到后来二十多年里，他教我怎样读书，读些什么书，怎样做学问；他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博学、谦虚。他往你面前一站，就是方方面面的榜样：无论是学问、为人、体育。他在我的心目中是尽善尽美的，他既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兄长，又是一个坦诚的朋友，更是一个引导我做学问的导师。他走了，他那么年轻就走了，发生在去年10月28日。那天，突然接到儒庭兄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我没有听完就哭了。许多时间以来，为失去他而悲痛……这五年来，总盼着在他身上能出现奇迹，盼他再来他曾经走过的地方，陪他去看看卡拉布里亚。然而吕先生却永远走了。

自从卡拉布里亚的岁月开始几十年来, 吕老师和夫人蔡蓉大姐就像是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待我和我的妻子和女儿。我在北京的时侯总想见到他。有时我去看望他是件极高兴的事，我从海淀骑车一直奔东去朝阳。但很矛盾，我知道他时刻都在写作。我不忍心占去他宝贵的时间。有时我去看望他，他特别高兴，一定不让我走。那时候不兴下馆子，他亲自下厨。我什么也不会干，也帮不了厨，就陪着他在厨房里聊天，这样多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以致延误了他一天的工作计划。

吕老师和蔡蓉大姐，一个是著名学者，一个是老职业外交官，但一开始没有自己独立的住房。他们住的外交部分配的房子，一小套房子,二房一厨一卫，与外交部一同事一家合住;多少年后，才调整成一套二房一厨一卫的老楼住房。我记得，他们搬过三次家，每次也没有大了多少。前两次搬家，我都去了，这是我唯一能帮助他的。他们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或像样的家具，都是书，无数的书。来帮助搬家的都是吕老师社科院的同事，有老的，有年轻的，很多人。因为吕老师人缘好。我一个也不认识，一经介绍尽是些大学问家大翻译。吕老师是非常细致的人，将所有的书装纸盒子里前都分类和编目。

（右）吕同六、温承德在Graziella(温承德同学)家做客，1980年于科森察

　 在吕老师逝世后，我从他的同事好友以及记者的纪念文章中读到一段话：霄云路霞光里的一盏灯再不会在夜里亮到凌晨两三点了。这个街道，这个小区的优美的名字一直牢牢地记在我的脑海了。还有那盏老式的绿罩灯和那把用了多年用浴巾罩着的破旧的藤椅。

有一年我回国，相约刘儒庭兄和史克栋去看望蔡蓉。我们将一个鲜花蓝献在了吕老师的遗像前。他们最后居住的霄云路霞光里，就是一套老旧简朴的单元房。这个小区并没有它的名字优美，包括他们原来住的幸福二村。这就是著名学者的家。

由于我一直在罗马生活和工作，没有见到吕老师生命最后岁月的形象。他留给我的形象一直是他40岁50岁时的形象。他长我14岁，1938年1月8日生，属牛。他就是一头牛，辛劳了一辈子。后来蔡蓉大姐告诉我，他在最后的岁月里感叹：活着真好！我理解他的这句话。他割舍不下他的妻子和女儿暨亲人，他割舍不了他的事业。

（左）吕同六、Bianca、Massina、温承德，1980年于维罗纳

　　我还没有见到和读到蔡蓉和晶晶用了十年的时间整理出版的《吕同六全集》。我相信有许多是我没有读过的，洋洋700多万字呀。

吕老师肯定有一个计划是未完成的，那就是《意大利文学史》①。很多年以前我问过他：您什么时候写《意大利文学史》。他回答过我：不急于写，要放到最后。我理解他的规划。但他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给我们留了一个缺憾。

他不仅是一个大学者,而且他对社会,对政治,对世界等都有深刻认识和持独立观点的人。而且他永远是风度翩翩,玉树临风。

他是个非常聪慧的人,对什么看得很透彻。他对仕途不感兴趣。他刚从苏联回国时总参要他,他不去,去了社科院。70年代末我们在意大利时当时的大使张越对吕老师非常欣赏,劝他调到外交部,他不感兴趣。我认为如果他要做外交官,那一定是很出色。

他很豁达,爱惜人才。他生前组织了许多有水平的译者译介和出版多部意大利文学丛书。这是我国从民国以来甚至更早没有过的译介意大利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

他逝世了，我们失去领军人物。他逝世了，我失去了一位兄长和导师。

注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I/II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2年5月）收有吕同六教授撰写的《意大利文学》。

（右）温承德、吕同六、马述强

刘儒庭温承德著作扉页

永远铭记吕先生的教诲

田时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我们怀念吕先生，因为他富有人格魅力。他是“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不像“官”，始终保持学者本色；他有功不自傲，有德不张扬；他爱事业，也爱家人和朋友；他待人热忱，又分寸得当，有着意大利人的热情与英国人的矜持；他追求精神世界充裕，甘于清贫；他患了不治之症，却如战士般勇敢面对，争分夺秒加紧工作。

我常常翻阅吕先生的赠书：《地中海的灵魂——意大利文学透视》和《多元化、多声部——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扫描》，它们是我学习意大利文学史的最佳教材；《莫拉维亚短篇小说选》和《约婚夫妇》是我学习文学翻译的范本。我尤其喜欢随笔集《寂寞是一座桥》，它让我见识到一位著名学者出众的才华，也让我感悟到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崇高境界：“‘文革’的冤屈，干校的磨难，长达12年的业务荒废，几乎把人击倒。然而，我对外国文学的一腔苦恋，却始终不渝。”我觉得，吕先生对研究事业有着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我要永远铭记吕先生的教诲：“翻译的道路荆棘充塞，长夜伏案，斟字酌句，苦不堪言，但归根到底，每一次的译事，仍然是一次难能可贵的修炼，一次令人意外的欣喜的收获。”不管学术研究和翻译的道路多么艰难，我都要以吕先生为榜样，振奋精神，勇往直前！

摘自《白石小院》2016年10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