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第二十一军（二）抗美援朝纪实

鲁宁

编辑：夏鲁宁

此篇献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全体官兵！！！

1953年冬，志愿军21军首长在朝鲜自在洞留影。

后排左起：军长吴咏湘、政治部副主任姜林东、政委谢福林。

前排左起：副军长周长胜、政治部主任严政、参谋长胡炜。

精减干部准备入朝

王甦回忆：

1952年11月,21军奉命解除了浙江海防任务,准备入朝参战。这时,我在63师炮兵团干部处任副处长,因参加军党委扩大会议,食物中毒住院。刚出院时,就接到了军干部部长胡玉海同志电话,要找我谈话,于是我匆匆赶到了军部招待所,胡部长对我说:部队要入朝了,一批老弱病残的排级以上干部,要离开部队集中学习文化,决定你去参加筹办军的文化大队。

当时,我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奉命来到了宁波市郊鄞江桥,着手进行组建21军文化大队。大队长是李鸿儒,政委王昆山，副政委陈天鉴,我任大队政治办公室主任。学员都是来自各师和军直属队的,约有千余人。其中有团级、也有营连级,排级干部居多,起义来的干部也有,大都是老弱病残没有文化的老干部。我们碰到的问题有:一是思想问题复杂。多数资格老,年龄偏大,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有的还负伤致残,牢骚怪话特多,说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部队不要我们了”,“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最后推完磨杀驴吃”等等。鉴于这种情况,军首长多次来作报告,说明我军入朝任务和老同志留在国内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后来,经过学习,学员们的思想逐渐稳定了下来。二是按照学员的文化程度编制4个中队,但是教文化的师资奇缺。我们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开始采用“兵教兵”的办法,即文化较高者负责教文化低的;政治课由我负责。

1952年12月下旬,21军移防至苏州、上海附近,投入紧张的入朝准备工作,为了减轻部队的工作压力,军党委决定将21军文化大队移交给了浙江省委,合并入浙江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这个速成中学共有三个分部,学员扩大到5000人左右,其中既有21军的,也有22军和35军的。事实说明,我21军入朝之前,为适应朝鲜战争的需要,将千余名年老体弱的老同志精减下来,离开部队学文化尔后转入地方,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的举措,不仅有利于部队建设,使部队轻装入朝作战,而且也为地方的经济建设输送了骨干力量(后来不少同志是厅局干部)。这些老同志过去参加过解放浙江,后来又为浙江建设,为浙江人民作过许多贡献。

胡炜参谋长带队入朝勘察地形

1953年1月中旬，军参谋长胡炜先期入朝，带领在朝鲜参观见学的师、团干部，到任务地区了解情况，勘察地形，拟制构筑防御工事和扩修公路计划。经研究决定，六十三师王爱希副师长率各团干部沿两条需扩修的公路线进行勘察，胡炜和六十一、六十二师的同志负责勘察构工地区的情况。咸兴地区气候寒冷，气温在零下20至30摄氏度，到处是积雪。1950年冬，美陆一师曾在咸兴地区登陆，在李伪军配合下，向长津湖地区大举进攻，志愿军第九兵团与敌展开激战，敌被迫退回元山地区。九兵团是从我国江南地区入朝的，棉衣、棉被不适应高寒地区，作战期间冻伤了很多人，有些同志被冻死，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1953年2月初，胡炜带领师、团领导冒寒风，踏积雪，翻山越岭，详细勘察了任务地区的有关情况，23日，他们爬上赴战岭的1300米高地，这是最后的一个勘察点，中午在山头上吃干粮，天很冷，大家捡一些枯木，燃起篝火，围火边吃边谈，这时他们才想起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战争年代常常如此，任务在身，谁还管什么节日。两处勘察结束后，经过集体研究，拟制了军的防御部署和构工、筑路方案。考虑到部队入朝后，要抓紧时间进行同美李军作战的应急训练，勘察一开始，胡炜就指定几位同志根据美李军的作战特点和兄弟部队的作战经验，研究了训练的内容重点，编写了教材。勘察期间，他们几移住处，均和群众住在一起，群众对志愿军同志十分热情。胡炜和师团干部在朝鲜见学期间，学了几句朝鲜日常用语，再通过联络员(朝语翻译)可以很好地和群众交谈，双方感情很融洽。当地村落里，青壮年多去参军支前了，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年人和妇孺。群众生活很苦，仅靠很少的包米、红薯干度日。他们把从国内带来的食品，除留下自用的外，全部支援给驻地群众。战争进行两年多，这个地区目前虽无战事，但敌机仍不断地进行轰炸扫射。群众生活虽很艰苦，但仍是乐观地过着日子，儿童们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欢快地在外面滑雪溜冰，从人们脸上看不到一点惊恐和悲观失望情绪，大人和孩子都对美、李伪军怀着刻骨的仇恨，渴望中朝军队能尽快地打败敌人。勘察任务结束后，师、团干部先行归队，胡炜到桧仓向志愿军首长汇报部队情况，构工筑路计划，提出执行任务所需要的物资器材。杨得志副司令员、王蕴瑞参谋长、李志民主任肯定了构工筑路计划，对部队行动作了指示。3月初，胡炜回到通化军部，向军首长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

二十一军入朝参战的部队是六十一师、六十三师和六十二师一八五团(配属六十一师)。六十二师其余部队留在国内搞战备训练。

六十三师入朝后的第一个任务是修建昌城至妙香山和昌城到长甸河口180多公里的两条战备公路。

部队对筑路没有经验，师参谋长王爱希请了兄弟部队王风阶团长当顾问。王风阶曾参加过康藏公路二郎山段的修筑工程，对修筑公路有很丰富的经验。

这两条公路的修筑，比康藏公路还艰险困难，路线长、山路多、难度大，加上天气冷、时间紧、要求急，必须抢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两栖登陆”之前修建好。这两条公路直接关系到一旦战事爆发，能不能彻底粉碎敌人“两栖登陆”。通过抢修战备公路，也是锻炼部队过得硬作风的好机会，可以为部队今后争取打大仗、打恶仗奠定基础。

当时修路，没有钢筋水泥，只能就地取材，砍伐山林树木，用圆木架设桥梁，开山采石料砌涵洞，用铁锤钢钎在峭岩崖壁上打眼放炮开挖路基。困难很多很大。敌机昼夜不断地轰炸扫射。没有施工工具，战士们就自己动手割柳条、编箩筐、垒炉灶、打制工具;没有手推车，就用手提肩挑，运送沙泥石料。在那寒冷的日子里，冻土层很深，铁镐刨下去，冻土只是啃出一个白点;在冰河里打桩架设桥梁，当时好多同志手脚冻肿了、虎口震裂了，鲜血直流，但是，全体干部战士不怕苦、不怕累，上下一条心，苦干加巧干。在一次放炮过程中，山上滚下一块大石头，排长朱孟营为了救战友不顾自己安危，飞快跑过去，一把推开一名战士。战士得救了，朱孟营却被滚石将腿部砸破一条血口，骨头都露了出来。领导动员他去医院治疗，他不去，并说:“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即使为朝鲜人民流血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六十三师指战员经过近两个月的拼搏奋战，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了这两条战备公路的修筑任务。指战员的心血、汗水洒遍了昌城至妙香山和昌城到长甸河180多公里的路面上、江河里!这是一条用鲜血和汗水铺成的战备公路!

在这一地段，还有一个我方俘虏营，俘虏营里都是美国兵。部队在这里修筑公路，开工的第二天，忽见一蓝色制服的队伍松松散散地朝工地走来。战士们误以为是来自祖国的民工，热情地迎上搭话。到了跟前，才发现，他们竟是蓝眼睛大鼻子的美国人。跟随的翻译告诉我们，这是俘虏营里的美国战俘。我方管理人员考虑到他们睡不惯地铺，动员战俘们自力更生到山上砍木头搭高床。战士们看到队伍里没有我方持枪看押的人，有些不放心地说:“不怕他们跑了?”翻译笑道:“赶都赶不走，战俘营里是他们的乐园，营区悬有标志旗号，不会遭飞机轰炸。他们巴不得躲过战场上流血丧命的厄运，待在这安乐窝里等待战争结束，还可以按月在他们上司那里记领薪金，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生财保命之道哩。”

正说时，一个战俘走了过来，嘴里还吹着口哨。他凑到我们跟前，潇洒地挥……。

胜利坚守阵地18昼夜的181团1营加强排，最后撤离前沿时的合影。

构筑永备工事

六十一师的主要任务是在咸兴地区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阵地。

什么是坑道?朝鲜战场上为什么要打坑道?现在的年轻读者可能不了解坑道在朝鲜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在阵地上构筑坑道，是我志愿军的创造，是对付有强大海空优势、现代化装备的美军最有力的作战手段。

1951年6月我军转入积极防御以后，由于敌我均依据阵地作战，互相对峙，而敌人的各种技术兵种和重装备可以全部展开，火力强大。我军依托野战工事坚守阵地相当困难，工事易被摧毁，部队伤亡也大。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战士为保存自己，便构筑一些防炮洞，以后有些部队又将防炮洞挖深，逐渐挖通而成为坑道。这种防炮洞和坑道，经过粉碎敌人的“秋季攻势”证明，对保存力量，打垮敌人的进攻作用很大。当敌炮火急袭时，部队就隐蔽于坑道内，敌炮火延伸，我便进入野战工事来打击敌人。据志愿军总部统计资料显示，有了坑道工事，我们平均每天减少了41%的伤亡。这就相当地减少了敌人飞机大炮的作用，而又能发挥我近战的长处，因而志愿军司令部就在全军提倡，并在1952年4月间，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在战术上进一步研究改善，统一规格标准和内部的七防(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要求，树立以阵地为家的思想，全军普遍开展坑道阵地的构筑。自此，我们的防御阵地才真正达到了坚固。特别是经过上甘岭43天防御作战的考验，敌用大口径炮，延期信管炮弹和一两千磅重炸弹进行猛烈轰击，并使用炸药包、火焰喷射器、毒气弹、汽油弹和堵塞坑道口等办法对坑道进行破坏，虽地面工事全被摧毁，山顶土石被打松1米多深，有的坑道口由平口打成了天窗，但敌不能打垮我们的全部坑道，我们还可消灭敌人。

从 1952年末至1953年4月，敌我双方在正面战线上都采取防御，但小规模的战斗仍经常发生。我方以敌连、排据点为目标发起了47次进攻战斗。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第四十六军进行的“织女星山”战斗，第四十七军进行的“老秃山”战斗，第二十三军进行的“猪排长”战斗，第六十七军进行的官岱里西山战斗，各进攻部队均在完成歼敌任务后占领了既定目标。在这一阶段，敌方也发起过试探性进攻，其中最重要的是1953年1月25日美七师向芝山洞南侧高地的进攻。这一高地志愿军称为丁字山，美军称为T型山。美国军方称这次“斯麦克行动”是“一次空中一坦克一步兵的协同实验，这次行动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进攻当天，美军共发射了17万发的炮弹，投掷了22万磅炸弹，同时还请了高级军官、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观战。防守丁字山的只有志愿军第二十三军第二0一团的一个排，这个排依靠坑道避开猛烈的火力袭击，待敌接近时再跃出坑道用手榴弹近战，仅以伤亡11人的代价，就打退了敌人的各次进攻，估计杀伤敌150人(美国军方的统计数字是自己伤亡77人，估计志愿军最高伤亡65人)。事后美国军方也认为:“总的来说，‘斯麦克行动’是一次惨败。”观战的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也纷纷指责这次进攻类似用士兵的生命进行角斗士表演。这次战斗，既表现出志愿军作战部队高超的战斗技能，也进一步显示出坑道防御体系的坚固性。

六十一师和六十二师一八五团经过快速连续行军，到达咸兴地区后，暂驻在咸兴南道丰松里一带朝鲜老乡家，不分昼夜在山上抢盖简易营房(以树木为柱为梁,树枝编成栅为墙为顶，再以黄泥铺在屋顶上防雨)，然后投入紧张的打坑道挖掩体、垒战壕作业。

烟台峰地处咸兴，紧靠东海岸，山下有铁路和公路，是交通的枢纽，是防御作战的咽喉地段，是敌人登陆作战时敌我必争之地。卡住这条通道，就能阻止敌人大规模的集团冲击，是我海岸防御的坚固堡垒。担任这段构工任务的是一八一、一八二、一八三3个团。当时，在朝鲜由于技术条件较差，物资供应困难，在坚硬的山石上挖坑道全靠人力手工，以锤打钎、一锤一锤去打。钢钎及工作器材因之所需数量太大，消耗又快，供应不及。于是部队拾炸弹片、搜破铁、拆炸弹炸药、自设铁匠炉、自己修理制造。无煤自烧木炭，无运土工具自制小车，自编土筐，昼夜辛劳，赤足汗背，想尽种种方法来完成构筑坑道任务。

烟台峰联结高矮不同的山山岭岭，在这些山头都曾有过激烈的战斗，山上很多树上弹痕累累，山坡上还留有敌人丢弃的弹药箱和钢盔。当年兄弟部队与敌浴血奋战，取得胜利，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英雄人物，鼓舞了部队。二十一军部队来到这里以战斗的姿态抢时间，不怕苦、不怕死进行施工作业，你追我赶,热火朝天。

戈基回忆：

一八三团担任万年山构筑坑道的任务。团部驻在山下一个叫旧仓里的村庄附近还有一个村庄叫五老里。旧仓里是一个很美丽的山村，西边有农田，东边有山，还有很多民宅。山上树木葱葱，一片青绿，不时还传来喜鹊的鸣叫声。美丽的金达莱花布满山林和村旁，山脚下还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年轻的姑娘们在溪边洗衣、提水，欢声笑语。在战火遍野，满目疮痍的朝鲜，唯独这里没有遭到敌人的侵扰。我们宣教股住在山脚下孤零零的一户朝鲜老乡家里，四间住房，

志愿军第61师炮兵副师长杨益三和炮兵指挥所同志们合影。

宽敞。房东是五十开外的大爷、大娘，他们的大儿子参加人民军，在战斗中牺牲了，身边有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

我们宣教股在国内宁波庄桥时共有21个同志，其中女同志就有14个。入朝前，女同志大都与师、团领导结了婚，于是，团首长将她们组成一支“娘子军”小队伍，由保卫股长王祝明和宣教干事方荣会带领，随部队跟进。进驻万年山时，宣教股成了清一色的男子汉，全股只有宣教股长杜冰、俱乐部主任魏景祥和4名干事共6人。我由宣传干事改任通联干事(即后来的新闻干事)，职责是向军里的《拂晓报》、《志愿军报》写通讯报道，及时反映部队在构筑工事中表现突出的人和事迹。安家后的第三天，我就上万年山施工地采访。

万年山高万丈，青松翠柏。我爬到半山腰，只见树林里全是用木头、树枝搭成的简易住房。干部战士都在山峰上作业，房子里空无一人。我花了两个多小时，累得浑身是汗，才爬上山巅。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番景象:

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干部战士们冒着严寒，东一群，西一组，掌钎抡锤，挖掩体、修坑道。“哐当、哐当”的敲打声和“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山坡上，垒了许多铁匠炉，战士们一拉风箱，“呼达呼达”的火苗直往外蹿，把断了的洋镐、钢钎放进火里烧，洋镐、钢钎烧得通红通红。没有钳子，烧红的钢钎、洋镐没法往外拿，战士们就拿块破布用水浸湿，裹在手上把烧红的洋镐、钢钎拽出来，湿布烧得“嗞嗞啦啦”直响，手也烫伤、烫疼了。打锤的同志，使劲猛打，把断了的洋镐、钢钎接好。他们不顾伤痛，紧咬牙关，不停地工作。

我爬上最高的一个山头，往下一看，是波涛翻滚的茫茫大海。好险啊!我害怕得心脏激烈跳动，双腿发软。可是，有几个战士在悬岩上，毫无惧色，掌钎抡锤，打炮眼。

原来美军就是想从这里进行两栖登陆。我们部队，就是要在这些山峰上构筑坑道防御工事，阻击来犯的敌人。

在三营的工地上，教导员汤礼祥告诉我，部队轮班作业，昼夜不停。上阵地才3天，已经做好了十几个掩体，掘开了十几条坑道口。

我问旁边抡大锤的战士:"一分钟你能打多少锤?”

没等战士回答，汤教导员就对我说:

“我看表，你计数，看看他能打多少锤。”

秒针走了一圈，他一口气打了65下。山上石头太硬，1小时，才打进几十厘米。可是我们战士的意志比石头还硬，他们就是这样掌钎抡锤，与时间赛跑。1 厘米、10厘米，得寸进尺，筑成不怕敌机轰炸的防御工事和坑道。这不是施工，是战斗!这不是工地，是战场!

我在万年山峰“观战”许久，干部战士的英勇战斗使我深受感动。下山回机关，连夜写了一篇通讯寄给《拂晓报》。通讯很快发表，在全军流传。这是我当通联干事的第一篇报道，也是入朝后，第一篇扬名的“大作”。

当时，因为处在战火纷飞的朝鲜，交通运输经常受阻，国内的报纸、信件要半个月，有时甚至1个月才能送到我们志愿军部队。

一天，股长杜冰向我传达团首长的指示:“过去我们团的《钢铁报》办得很好，对部队的思想教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部队在构筑工事，很紧张，但是他们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干部战士看不到报纸，也没有收音机，消息闭塞,团首长叫你办油印新闻小报。办报的目的主要是宣传国内的重大新闻，鼓舞部队抗美援朝的斗志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团首长还决定让司令部的尹月调到我们股做你的助手。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光荣任务，你把它挑起来。”

尹月是1950年参军的女同志。1951年她从一八一团调到我们一八三团宣教股当工作员。可以说她是杜冰和我的“老部下”。那时尹月是个16岁的小“娘子军”。她入伍前在宁波一个工厂当工人，小学毕业，文化不高，字写得很好,参军后，她刻苦努力学会了刻钢板。入朝前，她被调到司令部做油印工作。这次又把她调到宣教股协助我办报，也可说是“回老家”。

杜冰还告诉我:“小尹是个很好的同志，要求进步。这次入朝，其他女同志都是集体行军，只有她跟男同志一道，很顽强。你是青年团支委，她来了以后，要好好帮助她。”

我说:“小尹在宣教股工作时，写过入团申请书，我们团支部研究过她的入团问题。我也知道这次入朝，她表现很好。她来了后，我一定好好帮助她。”

当天下午，小尹背着背包，带了钢板、蜡纸、油墨等文印工具来到宣教股。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个节目叫《纪录新闻》。每天晚上12点钟播放国内外重要新闻，广播员一字一句地念新闻稿，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第二天，由小尹刻蜡纸、油印成快讯，发到各个连队。小报的纸张就是从国内带来的那个黑色小铁皮“文件箱”里的一沓道林纸。这个小报很受干部战士的欢迎，一些文化教员和干部战士还给小报写稿，报道连队在战备施工中许多感人的好人好事，有的还写枪杆诗、挑战书、决心书。这张油印小报不仅成为传播新闻的阵地，而且还是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

经过50多天的艰苦战斗，六十一师在万年山、烟台峰一带筑成了一条条“地下长城”。干部战士庄严宣誓:敌人来多少，我们打多少，把他们全部消灭在大海里!

六十二师于6月中旬抵达朝鲜后，担任西海岸黄州黑山地区的筑工任务。为了抢在敌人登陆之前完成工事构筑，他们昼夜不停“连轴转”。西海岸是平原丘陵地带，敌机常来轰炸，破坏施工。一八四团三营1个排遭到敌机空袭，伤亡惨重。团政委周茂芹有一次与警卫员各骑一匹马到距离较远的连队检查坑道作业情况，被敌机发现，对准他们扫了两个来回，马被打惊了，到处乱跑，幸好没被敌机打着，周茂芹和警卫员侥幸脱险。尽管敌人狂轰滥炸，但部队不怕死，不怕苦,经过1个多月的日夜奋战，完成了西海岸的构工任务。

1956年，聂荣臻元帅在朝鲜西海岸视察我军防御阵地并作重要指示。

忆赴朝鲜战场实习

周发言回忆

1952年10月，我奉命参加二十一军赴朝实习团，去朝鲜战场向老志愿军学习。参加这个实习团的有师长、团长，军、师作训处、科长，当时，我任一八四团副政委，是实习团中唯一的政治工作干部。

10月4日，在南京稍作准备，即乘火车北去安东(今丹东)。23日，乘汽车跨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与我国丹东毗邻城市——新义州，开始踏上当时举世闻名的朝鲜战场。

在3天的乘车行进中，被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狂轰滥炸后的城镇、村庄的颓垣断壁，残房灰烬随处可见。由于青年多投入对所谓“联合国军”的战斗，在田间劳动的多为老人和妇女，尽管敌机不时进行扫射、轰炸，他(她)们仍顽强地进行收割与耕作。入夜后，则是另一番景象，铁路上飞驰着一列列火车;公路上，开着灯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奔行，像一阵阵不间断的火炬。一旦敌机飞邻，沿途军民分设的“防空安全”哨，就提前鸣枪示警，阵阵“火炬”立即消失，汽车照常奔行。即使有时遇到敌机投下的照明弹，司机们也能机警地避开可能的损失。大、小道路，敌人天天、时时在轰炸，朝鲜人民就勇敢及时地修复，保证军民的运输不间断。当时，“英雄的朝鲜人民”、“钢铁的运输线”等时代赞语，日夜不停的通过新闻广播传播全球。

我们实习团的车队，当然不能幸免，也多次遇炸，但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司机们，每次都使我们化险为夷，安全前行。我们终于安全地抵达我们的实习单位——被彭总誉为“万岁军”的英雄的三十八军阵地。这时的朝鲜战场，志愿军在开始时期，几乎日夜不停地以运动战歼敌的阶段已经过去，进入沿三八线两侧、以阵地防御战歼灭敌人的阶段。这时，三十八军的阵地在朝鲜中线伊川地区。

我们实习团被迎进军的招待所。这个所，座落在一条山沟里，既可防炮，又能防空，所内有一个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地下大礼堂，大型欢迎会、总结会等，都在这里举行。我们到时，适逢他们的394.8、481.2两个高地的战斗刚刚打完，三十八军的同志们说:“打得不够理想。”他们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各级指挥员勇于承担责任的可贵精神，天下哪有只打胜仗的军队，个别战斗不理想，这本是正常事。可是，他们当作一件大事来总结经验教训，这使我们首先感到三十八军“不一般”。

10 月底，我们二十一军实习团分别到三十八军各个团去实地体验与学习。我与六十一师3位团长一起到一一三师三三七团。该团阵地较为突出，敌我阵地犬牙交错，双方争夺十分激烈，不只兵器对射，而且双方高音喇叭也互相“对阵”，我很高兴能在该团这种阵地上实习。

在实习中，我的任务是:学习、研究和总结实习单位防御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从所得到的情况中，有两点使我很感兴趣:其一，在实战中，如何培养部队英勇顽强、坚持打到底的战斗作风;其二，如何把本单位光荣历史、集体荣誉感，在实际战斗中发扬光大，在战斗最困难时，使人人珍惜本单位光荣历史，不给本单位抹黑。我带着这些问题，与三三七团团、营、连各级领导同志交谈、研究，也与机关有关同志交谈、研究。我重点在该团红三连、钢八连调查、研究。

我们同连队同志同住一条坑道。坑道是志愿军的一大创造，并在战斗中不断改进。这条坑道，把整座山打通了，山脚、山腰、山顶，分层构筑坚固的野战工事，既能屯兵保存自己，又能战斗消灭敌人。

我们也去前沿连队勘察地形、参观阵地、了解战斗情况。有一次，我们刚到九连阵地就碰上敌机的轰炸，有同志笑说:“这是敌人对我们表示欢迎。”在到四连阵地时，也受到敌人排子炮的“欢迎”。

三三七团的集体荣誉感，在战斗中发扬光大，在该团三营石砚洞北山战斗中得到了检验。在三营正面，敌人石砚洞北山阵地突出到我方阵地中，该营曾打过两次，这是第三次打了。第八连在敌前运动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地拦阻射击，突击队伤亡较大。仅有一个尚可战斗的成员，他仍本着坚持到底、打到底的精神，在我方机枪、炮火的掩护下，硬是冲到山上，将敌人指挥所丢下的步谈机背了下来。三营又一次地占领了这个山头。

敌我在三八线对峙，是指以这条纬线为基准线，双方的阵地在这条线的南北两侧，是不规则的，是犬牙交错的态势。大体上说，在东线，敌人阵地向三八线北突出一些;而在西线，中、朝人民军队的阵地则向三八线以南突出了许多，如开城这一朝鲜古老城市，原划南朝鲜，但已为我方占领。在这条以三八线为基线的不规则的战线上，白天没有过大的战斗，基本是炮击和高音喇叭相互对阵。到了晚上，则较活跃。我前沿营、连多派出小分队深入敌人阵地或双方阵地之间侦察敌情、捕捉敌人，或进行偷袭、反击。有一次，三三七团一支小分队抓到1个美国兵，他是夏威夷籍的大学生，是个混血儿，腿部负了重伤，开始态度很坏，经过翻译宣传教育，态度开始缓和。

1953年的元旦是在三三七团度过的，同该团团长朱月华、政委鲁汉等领导同志一起交谈战况、漫谈战斗经验，这个异国战地的新年，过得别有一番情趣。

1953年1月3日，三十八军阵地交予志愿军兄弟部队，我随三三七团转移阵地。在朝鲜隆冬季节徒步行军，也是一次实际实习。我同大家一起徒涉临津江。在一次行军中被汽车碰伤了腿部，不得不乘马行进。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乘马有其特殊的难受味道，两腿和双足冻得麻木了。幸好，不几天改乘火车，顺利地抵达三三七团新的阵地。

因为我们二十一军入朝作战在即，1月15日结束了实习，带着感激与惜别的心情告别三三七团的同志们，开始返回祖国。

我们实习团的同志，经过两个多月的朝鲜战地生活的磨炼，对后来率领部队入朝作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就我来说，1953年2月1日至7日，我奉命参加了二十一军在上海近郊一一嘉定召开的连以上政工干部参加的政工会议，请刚刚从朝鲜回国的二十七军7位同志分别介绍了朝鲜战场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经验。我也在这个会议上汇报了在朝实习的心得体会，主要讲了三三七团坚守防御战斗中政治工作经验，使同志们获得了一些间接的感受。1953年4月，我奉命任一八六团政治委员，于当年6月，率领全团开赴朝鲜西海岸，执行防御作战任务，在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组织部队构筑工事，严防敌人的登陆进攻，心中就有了一定的“底数”，对完成战斗任务充满了信心。

历史已经证明，上级关于组织干部轮流到朝鲜战场实习的措施，是万分正确的。

志愿军第21军63师文工队战友合影

回忆赴朝实习

许兆松回忆

抗美援朝运动发起后，中央军委就将中朝军队对美军作战经验视为极其宝贵的财富，不仅注意文字资料的整理与传播，更要求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到朝鲜战场亲临其境体验各个方面的情况，诸如敌军作战特点，我军作战经验，战地管理，在异国他乡部队生活方式，生活保障，与兄弟国家军队和人民的关系等。

1952 年春季，我们六十二师孙云汉师长随上级组织的参观团到朝鲜战场志愿军各部队参观见学一个月左右。1952年10月，陈福胜副师长率3位步兵团长、1位团政治处主任和师作训科长参加华东军区组织的团以上干部赴朝实习团，我二十一军到三十八军对口实习，就是军长任副军长，师长任副师长，以此类推。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反击美军进攻作战中打得很好，对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在三十八军两个月，学到不少东西，收获不小。

1953年2月，我们二十一军赴朝实习的团以上干部，在沈阳与二十一军胡炜参谋长会合。他介绍了部队入朝准备情况,尔后带领我们去朝鲜咸兴以北地区勘察地形。到达五老里一带时，先是集体勘察几个战术要点，尔后各师分片勘察预定的防御阵地。在全军集体活动时，人民军第五军团一位参谋作向导，勘察工作比较顺利。各师活动时，没有朝语翻译，完全以地图与实地对照进行活动，开始时未遇到大的问题。最后勘察一个团防御的主阵地将帅峰时，路远难行，3个步兵团长刘家祥、史庆三、赵增林和我(六十二师作训科长)找一位朝鲜老大爷向他询问前进的路线、距离。用汉语说，他听不懂，用手比划也不行，大家干着急也无办法。朝鲜一些家庭有孔、孟之类的汉文古书，有的门口的门牌都是汉文，由此联想到老大爷也许懂汉文，我灵机一动写了“几里之遥”4个汉字，老人面带喜色用汉文加两手比划，向我们指明了走向和距离，解决了我们一时的困惑。由此我曾想:作为一个军人，到异国他乡作战，除了要了解与作战直接有关的情况，适当知道一些当地人民群众的历史、风俗习惯、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也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还应学会那里人民的若干日常用语，以备届时急用。

1953 年春季，部队入朝前，孙云汉师长又率领师机关和各团干部到六十军阵地参观见学。这种参观，结合可能执行的作战任务，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学习近两个月回到部队。一八五团团长徐洪学在敌机轰炸时负伤。六十军转入阵地防御后，对敌反击作战打得好，1953年春季在边沿洞(渔隐山西)地区与敌反复争夺，最后攻占了敌营、团防御阵地，开创了阵地防御作战以来志愿军攻占敌营以上防御阵地的先例，并为尔后我军发动夏季反击战役突破敌人师的防御阵地提供了有益经验。

八道江待机的炮兵团

张明修回忆：

1952年12月中旬，六十二师炮兵团奉命随师由黄岩车运至苏州，进行入朝作战的准备。在这前后，炮兵团调整组织，改善装备，各级领导班子和全团人员空前的充实。在各种准备工作中，思想上的准备是首要的。

这时的团长、政委仍分别是刘文华、丁汝勤，参谋长张继超，政治处主任胡白光，后勤主任苏帮一。一、二、三营营长分别是朱宝江、刘春泉、林桂荣;政教分别是陈国法、宋献章、王家栋。

山炮营(一营)扩为3个连，原四、六连改为二、三连，上述两连各抽1个排组成一连。二营(野炮)、三营(重迫击炮)亦各辖3个连。同各步兵团一样，补充的新兵多为江西籍，各班正、副班长、各种炮手和侦察班、排人员也都配齐。

在一切主要准备工作完成后，于1953年3月上旬随师从苏州车运至今吉林省八道江地区待命入朝作战。除山炮营由刘文华团长率领，同一八五团一起配属六十一师先行入朝外，其余营、连一直在八道江地区休整待命。

志愿军第61师女战士

忆一八五团向朝鲜开进

张明修回忆：

一八五团配属六十一师先行入朝，在咸兴以北赴战郡松下里地域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工事，预防敌人在东朝鲜湾向我军侧后实施两栖登陆。

我团于 1953 年3月14日13时，在铁厂登上两列火车往南驰向辑安(今集安)。当日21时，第二列车通过集安铁路大桥，抵达朝鲜满浦。接着，列车沿一条江边过江界，继续往东沿着卧碣峰北麓往狼林方向开去。夜间行车，一片漆黑，肃静异常，除车轮的响声，什么也听不到。24时前后，全团分别在狼林、仲岩两个火车站下车，转入步行，经9夜空前艰难的行军，于3月24日1时抵达我们筑城地点。

15日拂晓，入朝后的第一次宿营，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朝鲜民房都是灶房连着居室，以便冬季取暖御寒。居室面积全部是睡人的暖炕，招待客人、吃饭等活动也在居室。朝鲜人民非常友好、热情，住房无论怎样困难，也要中国人民志愿军住下，并把炕烧得暖暖的。部队太多时，就把柴房、灶房打扫干净给志愿军住,我们似乎感觉不到来到了外国。也就从这时起，我们开始了在与群众交谈中，学习朝鲜日常用语。

一到朝鲜，无论是白天、夜晚，驻军、行军，第一件大事是防空。美帝国主义恃强欺弱，凭仗其空军优势，无规律地对朝鲜领土狂轰滥炸。第五天，抵达长津湖附近，见到许多1950年11月底前后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打坏敌人的坦克、汽车、飞机残骸，我们营(我任二营政教)根据团政治处的布置，又对指战员进行朝鲜战争形势的教育，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向老志愿军英勇作战的精神学习。

最艰难的一次行军,，是翻越雪寒岭那天。按团通知，我们营16时就集合，沿着一条山脊的南坡公路往东行进。团司令部一位参谋突然跑到我们跟前，向王成林营长和我说:“前面不远有座大桥，是敌机的固定封锁区，有人无人它都要扫射、轰炸，团首长要求你们跑步通过这个地区，过了前边的那个山坡，情况就好多了。”王营长立即命令通信班分头传令各连:“立即拉大距离跑步通过前边大桥开阔地区。”他带着前卫连跑在最前面，我在后边督促、检查各连执行情况，跟着后卫连跑步前进。全营用20 分钟通过 2500米的封锁区。这个速度，在国内解放战争中不能算快的，可是在当时的朝鲜不同了，除了每人负荷超常重外，踏平了的光滑冻雪地，每次落步都要十分小心，否则，就会时时跌倒，所以跑起来十分吃力。拐过一个山坡后，都是上坡路，路还是那样的冻滑，满地的“冰溜子”，走起来非常费劲。这个上坡路足有 50华里。当行完30多里后，部队疲乏的样子，是我人伍以来从未见过的。虽然多数同志在表决心:“坚决按时抵达目的地!”但少数同志，尤其体弱生病的同志(每连都有几人)，确实困难了。负责收容的刘绪统副政教，带领医助、卫生员、通信员等同志走在全营后尾，一方面给掉队同志做鼓动工作，一方面帮助携带东西，还扶着、架着病号和体弱的同志艰难地行进。他们遇到路边一副雪地小拖车，就利用来作临时运输工具，把掉队人员身上的东西放在上面，轮流拖着走。由于掉队人员不断增加，收容的所有措施都不行了。刘绪统跑到前面找我们反映情况。营里几个干部碰头研究一下，刘绪统同志说:“掉队人太多，各连队形稀稀拉拉，拉得很长，再不做做工作，真的要走垮了。”我们即命令部队停下来，成4路纵队坐下休息15分钟，我作了简短动员，启发大家:“想想红军长征的困难，想想老志愿军在这一带冒着严寒、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作战的精神，我们能在今天这个困难面前低下头来吗?!”马上部队情绪不同了，纷纷表示:“坚决实现各级党委入朝作战的决议”、“坚决向老志愿军学习”、“坚决不给六十二师抹黑”……，接着，各连又进行了具体的组织工作，提出:“人不离班，班不离排，排不离连，人员、装备安全抵达宿营地”的要求。党、团员和班长、战斗小组长也发挥了新的作用。就这样，我们全营走完了剩下的近20华里的上坡冻滑路和10多里下坡冻滑路，无一人掉队、无一物丢失，按时抵达团指定的宿营地。

当时我想:入朝作战，对人们的觉悟和意志是个绝好的考验;不要说在火热的战场上，就是寒夜行军，没有超常的坚强意志，也难以经得住考验。

一份特级电报

邓惠民回忆：

入朝初期,我被分配到军部二台任报务员,台长是魏保德。

1953年5月的一天。轮到我值早班。由于天电干扰得很厉害，发往61师的一份特级加急电报迟迟不能发出。我虽然想方设法极力与对方保持着联络,可是通报一直不顺畅。这时接到机要科的电话,询问通信联络情况,要求尽快将特级加急电报发出去。此刻,我意识到这份电报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神经不免紧张起来。但由于专业技术水平不高,天电干扰仍然没有排除,联络时断时续,电报不能按时发现,心里愈发着急。想把台长叫起来上机,又不忍心,因为夜里他顶班,忙了一宿,刚躺下不久,怎么好意思把他叫醒呢!“电报发出去了吧?”一句很严厉的声音在我身后突然响起。我头带耳机回头一看,原来是军部胡炜参谋长亲自来查问了。“还没有。我正在想办法。”我有些胆怯地回答。参谋长接着说:“这份电报很重要,必须按时发出去!”参谋长转身走出报房,我便马上把魏保德台长叫醒,向他说明了情况。他顾不得洗把脸,便披着上衣,坐在机前立即投入紧张工作。他熟练的抗干扰技能,排除了天电干扰,终于将这份特级加急电报很快发出去了。这时,我们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同时使我深深认识到,学习技术、本领的重要性。

贺龙元帅在上甘岭阵地

1953年3月31日，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建议于5月上旬发起全线战役反击，造成敌内部恐慌。4月1日，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将此建议上报中央军委，提出再发动战役反击。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指出要“在我确有充分准备下，举行小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灭敌人一两个排至一两个连”。随后，毛泽东又指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4月20日，志愿军首先发出战役指示，5月5日又下达了补充指示，强调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同时，适当注意改善我现有阵地”。同时，志愿军党委还确定了“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作战方针。这次战役虽然仍是由一个个小的局部反击组成的有限进攻，而不是大规模的反攻，但是通过在全线进行，可以使敌人无法像上一年秋季那样集中力量对付我方在部分地段的攻击，造成其穷于应付，受到更大的压力。

5月13日至5月26日，我方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反击。志愿军以4个军的兵力向敌前沿连以下目标进行了29次攻击，大都完成了攻歼守敌并打退敌反扑的任务。

5月27日至6月16日，我方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反击。志愿军的6个军和人民军一部共发起了65次进攻战斗。美国已表示愿意停战，李承晚则反对停战，为此，我方改变了原定以打美军为主的计划，以打南朝鲜军为主。这一期间，攻击目标的规模也提高到营团一级，最远推进了6公里。第六十军曾以3个团的兵力向南朝鲜军第三师第二十七团发起攻击，在259门火炮掩护下，部队以敌前潜伏和多路多梯队攻击的方式，只50分钟即歼灭南朝鲜军第二十七团，开创了阵地战阶段一次歼灭敌人一个团的纪录。第六十军在第五次战役中损失最重，经过在二线长期整训，这次调到第一线马上打了一个翻身仗。该军的第一八〇师补充了3个后备团，部队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在这次反击战中表现也很出色。

7月初，志愿军总部命令，二十一军归二十兵团指挥，参加金城战役。

二十一军入朝后，一直在东西海岸施工，没有见过敌人，没打过一仗。有的战士还产生片面认识，觉得修公路，筑坑道不是战斗，心里憋着一股气。领导因此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面前，朝鲜半岛很难分出前方、后方，沿海便于敌登陆的地区，随时可以变成‘真枪真刀’的战场。不能狭义地理解“战斗’。与敌人的空军斗、炮兵斗，与战场上的各种困难斗，如维护交通、看管战备弹药、清剿匪特等都是战斗。”

尽管领导进行这样的宣传教育，干部战士还是日夜盼望有一天能到前线，跟敌人真刀真枪干一场。现在上级命令参战，大家个个兴高采烈，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前线，狠狠打击美国野心狼，叫他尝尝我们的厉害。

我们一八三团是先头部队，求战情绪特别高涨。从东海岸到前线有500多里路程，要通过多道敌炮火封锁区。这次，团管理股又派了一个担运员挑着收音机和文件箱跟着我和尹月一起行军。

当晚我们一八三团先在五老里附近登上火车，次日中午停留在一条隧道里，夜晚在介川下车，接着沿中线公路前进。路上，一有敌机出现，部队即令“卧倒”。五连炊事班长，因耳聋，听不到“卧倒”的号令，中弹牺牲。

第二天天亮，我们快要到达宿营地休息时，突然几架“油挑子”俯冲而来，一阵扫射，侦通连三个战士当场牺牲。跟敌人作战，流血牺牲，习以为常。那三个战士浑身是血，躺在路旁。部队没有停步，而是加快步伐，继续前进。侦通连留下几个同志就地将烈士埋葬后，即追上部队，赶往宿营地。

这是我入朝参战，也是我参军后第一次目睹我们的战士牺牲倒了下去，第一次看到在战场上部队是这样简单匆忙就地埋葬烈士遗体。

谁都没有流泪，谁都没有悲哭，谁都没有哀伤。他们牺牲的路上，满地是血。我亲身体验到战争中指战员“前仆后继”，踏着烈士的血迹奋勇前进，为牺牲战友报仇雪恨，向敌讨还血债的壮志豪情。

第三天，夜行军遇到敌机更疯狂的轰炸，我们走一阵，就听到防空哨的枪声，部队便迅速散开隐蔽，敌机走后，又立即集合，继续前进。没走多远，敌机又急冲而来，虽没有发现我们，但在公路附近扔下了几颗炸弹，“轰隆、轰隆”两声巨响，周围一片火光。大家急忙散开，匍匐在沟沟坎坎里隐蔽。担运员也扔下担子，逃离公路隐蔽，收音机“扑通、扑通”滚了好远，撞在一块巨石上“粉身碎骨”。文件箱因为是铁皮包装，箱内装有办公用品，分量较重，滚动慢，我冲上去一把抱住，没有受损。那次的惊险，当时无动于衷，非常泰然，可是时隔50多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反而感到有些后怕。

越近前沿越惊险，不但有敌机的封锁区，还有炮火封锁区。敌人不管有没有发现“目标”，从前沿不停地向后方打炮，企图将志愿军部队和物资炸毁、炸烂。我们每前进一步就增加了一分危险，多一道生死关。

从东海岸到前沿还有好几条江。过江要桥，敌机就天天炸桥，破坏我们的通路。志愿军架桥部队天一黑就迅速架桥，部队和运输车辆浩浩荡荡从桥上通过，

后排右1：彭思忠、右2：史庆三、右3：杨益三。前排左1：戴之珍左2：陈小荷。在朝鲜合影

天快亮时，又把桥梁拆掉。有的江不深，工兵在水中用石头铺成几条公路。天黑后，运输车辆在水下公路来回疾驰，“瞒天过海”。我们脱下鞋袜，卷起裤腿涉水过河。这时已是6月，河水清凉舒畅，我们不以为苦，反而感到是一种很美的享受。美帝是只纸老虎，也是一只笨老虎，他们虽然设置了很多炮火封锁区，但是打炮都有规律，即早8点至晚9点是炮火最猖狂的时间，晚9点至次日早7点敌炮火相对稀得多。我们利用敌人的这个规律，炮停时，越过封锁区，打炮时，就止步，就这样跟敌人斗智斗勇。

朝鲜人民家破人亡，承受战争的沉重灾难。可是他们脸上没有显露出悲伤，有的是对敌人的满腔怒火。志愿军要上前线作战，他们把幸存的房子让出来给我们住，自己到山沟里露天过夜。就这样，我们背负着祖国和朝鲜人民的希望，冒着敌机的轰炸和一道道炮火封锁区，于第五天黎明，到了xx地。这里离六十军的阵地只有30多里地，周围没有老百姓，天下着蒙蒙细雨。吃过早饭，团首长让部队赶快休息，养精蓄锐，准备天黑后奔赴前线，接下六十军的防御阵地。团首长并宣布下午5点钟吃晚饭，6点钟出发。

由于这里没有老百姓，没有民房，只有兄弟部队搭建的几间简易房，房少人多，机关干部只好到附近自找地方休息。我和尹月、担运员走进一条山沟，发现前面有一座用木头搭的碉堡似的房子。我们急忙走过去，里面有两个朝鲜人民军正在休息。这是我入朝后，第一次见到朝鲜人民军。他们一见到我们，就热情欢迎。这两个人民军通汉语，他们给我们倒水，把房子让给我们休息。

5天战地行军，疲惫不堪，我们躺下便睡，一觉睡到了下午4点。我和尹月、担运员跟朝鲜人民军道谢告别后，即疾速走出山沟。没想到，情况变化，原来团首长宣布6点钟上阵地，现在提前一个小时，改为5点钟。当我们赶到团部时，部队已吃过晚饭，做好战斗准备，整装待发。杜冰一见到我们，就严肃地批评:“你们跑到哪里去了?赶快到炊事班看看还有没有吃的，吃了就走!”

我们急忙找到炊事班，饭菜早已吃光，炊事员都已把一口口大锅绑在木架上，待命行动。没吃上饭，我们只好忍饥挨饿。归队时，政治处主任赵明挺立在路旁，训了我一顿:

“戈基，你怎么搞的?上战场，还这样散漫!”我委屈地申辩:“我不知道部队提前一个小时行动...."赵明不等我说完，就说:

“战争千变万化，你还解释，还有理!把文件箱留在这里，由后留的同志看管!”接着，他转对尹月说:

“你也留下!”

“我不留下，同志们都上战场，为什么要把我留下?”

赵明说:“不是把你留下，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服从命令听指挥!”尹月又说:“其他女同志留下，我不留下!”赵明问道:“你不留下，干什么?”

小尹答道:“办新闻快报!我是油印员，这是我的职责!”

“收音机都没有了，还办什么快报?乱弹琴!”赵明说罢，带领机关大踏步前进。

我也立即扛起背包，插进队伍。没走多远，身后传来“呜呜”的声音，回头一看，见尹月坐在背包上，低着头哭。她因没有跟我们一起上战场，感到伤心。

我们快速行军三个多小时，忽见前面手电筒光照耀得像一条长龙，人声嘈杂，疾步而来。原来这是从阵地上撤下来的六十军兄弟部队。我们担忧被敌机发现，遭到轰炸，大声高喊:

“防空!防空!别打手电!别打手电!”有人还骂:“你们想找死啊!”

“不要怕!不要怕!用手电照明，可以加快步伐!敌机来了就不打手

电。”兄弟部队的同志一边走，一边向我们喊,“欢迎老大哥部队接防!祝你们旗开得胜，多打胜仗!”浩浩荡荡的队伍欢声笑语与我们擦肩而过。

他们是久经血与火考验的英雄部队，他们的勇敢，他们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两小时后，我们爬上510高地，进入一条很长的坑道。这里原是六十军一个团后方指挥所，现在，又成了我们一八三团的后方指挥所。坑道里一片漆黑，我打亮手电，坑道一边有一长溜用木头搭成的“床铺”。坑道里很潮湿，顶上石头还在滴水。大家解开背包，用雨披当床单。这阵行军太疲惫、太紧张，我忘了饥饿，躺在木头架上倒头便睡。

第二天天亮，我用手接了点岩石上的滴水，擦了擦脸，走出坑道后口，放眼一看，只见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全是鱼鳞般的弹坑，见不到一株树木。前沿阵地还隐隐约约地传来枪炮声。这一带，几个月前还是敌人占领的阵地，兄弟部队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冲锋拼杀，从敌人手中夺了过来，并构筑了这条坑道。战斗中，不知流了多少血，献出了多少生命，山坡的岩石上还留有酱红色的一片片血渍。

前线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我知道我们的连队已经跟敌人接上了火，但是不知道战斗情况。50年后的今天，我从战友宋锋的来信和程圣淼、潘泓、孙魁元的回忆文章中知道，他们一到前沿阵地就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且有重大伤亡。

宋锋来信:

戈基:上午收到你的来信，见信之后，我认为必须认真地立即给你复信。我以放松的心情，无须成文的姿态回答我所知道的一切。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吧!

1953年7月7日，我上了510高地之后，没有住下就奉命去前指。同行的有周象龙同志，沿着右边的山脊，即反击战之前的对峙线，经883.7高地、平无名、大无名、938.2高地等。在前指，听到电话中传来一线阵地告急的报告，兄弟部队某团指挥员说:“兄弟部队很快就到，要坚持，团警卫排已下去了……"气氛紧张到点一根火柴就会引起燃烧的程度。在前指，我未站稳脚步，又奉命返回平无名高地去接部队。

平无名高地东侧有条山腿直下“边岩洞”，称它为“加大排”，因为战前南朝鲜五师有一个加强排在这里防守，所以叫它“加大排”。平无名高地，原先是座高山，被兄弟部队喀秋莎大炮摧平了这高地，两侧原先是原始森林，眼前是一片一人多高的树桩，也是炮弹打的。我上去后，觉得脚下软绵绵的，像脚踏在海滩上，这是怎么啦?这是战斗过的战场，敌人尸体和烈士遗体来不及掩埋，雨水泥浆一冲，成了软绵绵的地。平无名的南侧有两道坎，交通坑因坎而止，坎上即敌人的炮火封锁区，每隔一刻钟，打一阵炮。朦胧的月亮光当空照在火线上。十点已过，从崖边走出一个人来，他就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夏少卿(舟山战役时九连连长，这时任团副参谋长)。他是来检查部队进入阵地的情况的。从月光中可以看到加大排高地边人头在动，先头二营已通过封锁线。三营的部队每个战士是重载40公斤以上翻越了200多米的山地之后来到。一种沉闷的声音:“跟上!准备通过封锁区!”这声音传得很远。走在前边的是十一连(原先的九连)，气喘声、洋锹撞到交通坑的声音、重机枪擦到岩石的声音……此时，一阵嘶哑洪亮的声音响起:“我是夏少卿!三营的同志们!咬紧牙关，坚持!跟上队伍!!!”疲劳到极点的战士，如遇一阵清风。翻越那不高的坎，通过炮火封锁区，前进!

七月八日，一夜未眠的我，在前指观察所稍事安顿后，天渐渐地亮了。燃烧的三八线，枪炮声如骤风暴雨。从南边山坡上下来一群女战士，三三两两。这战火纷飞的火线怎么会有女同志?走近一看是一群年轻的男战士，他们扬扬得意，谈笑自若。他们是撤下来的兄弟部队，是战斗的胜利者，也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是最可爱的人。为什么我把他们误认为女战士呢?因他们久蹲坑道，因而皮肤白皙，几个月没有理发了，发过耳垂。兄弟部队的战士大多来自四川，个子不

志愿军部队在朝鲜

高，在清晨薄雾中，俨然像女兵。一个年轻的战士对我说:“我们的供应好极了，每个人都有十几个罐头。”随手给我一个红烧麻雀罐头，天津梅林罐头食品厂出品的。然后他们飘逸地下了山冈，归队去了。

我们团前指位于928.2高地南500米一小高地上。由作战、侦察、通讯、炮兵、军务部门十余人组成。唐笑宜团长、石悟参谋长的指挥所在下面。部队部署完后，观察所参谋赵世印、周象龙和我昼夜值班，传达指示号令。每天由供给排长付世永上山送两次饭，下饭的菜早上是榨菜，下午还是榨菜。饭在哪里做的?不知道。二十天我们不洗脸，没有开水喝，渴了怎么办?一是忍耐，实在不行了，在山上石缝里渗点水，好在经常下雨，喝点雨水。付世永冒着生命危险送来了饭，还能叫他送水吗?

七月中旬，三八线上阴雨不止。我住的猫耳洞，漏雨滴滴，不能存身。雨暂停时，我去南边50米处，原敌人直升机场旁，发现有一具美军尸体，不远处有一挺机枪和一件雨衣，我什么都不要，拾起雨衣，想遮挂在猫耳洞里防雨，用几根树枝撑住，倒也不错。但雨衣上有个枪洞，雨水正好滴向我的胸口。疲劳至极，管他三七二十一，人在泥浆中睡得可香。艰苦啊!50多年之后，回忆这段生活，却是甜甜的，往事如蜜!敌人不断地炮击，天上飞机不断嗡嗡叫，飞机来时偶尔一阵炮击。以后知道那是敌炮兵校正飞机，不时地向其后方传送弹着点的偏差。幸亏停战了，如不停战，战争扩大，我们部队的伤亡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这些人十有八九是尸埋异国。

7月20日，右侧北汉江西岸志愿军发起金城反击战。反击战之前，我师的阵地呈突出姿态，战斗发起时，三八线前沿万炮齐鸣，黑夜里红了半个天。在我们前指能清晰地看见，我军节节胜利的情景。枪声不断向南转移，火光不断地向南转移，一直到老远的黑云岭。三天之后，枪声与火光向北转移了，以后交火线停留在我师一线上。战斗规模之大，空前!战斗之激烈，少有!这是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战。

战友程圣森回忆文章:

我们团于1953年7月初，奉命开赴前线接防。我所在的机炮连，接到命令，迅速整装出发，夜行昼宿，以时速7公里的急行军，通过敌机封锁线，在7月9日午后，提前到达了902.8高地的山麓集结地。902.8无名高地，坐落在朝鲜半岛战略要地鱼隐山的南端，“三八线”的东部，它像一把利剑插入敌人 1110 高地的心窝上。

部队进入阵地前，除必须随身武器弹药之外，每人只许加带一件棉大衣、一块雨披、一只军用水壶、一个挎包、十块像惊堂木般的压缩饼干。个人的衣服等捆扎好集中保管。每个同志必须在帽子、上衣口袋里、裤腰上，分别写上自己的姓名与家庭通信地址，以便一旦牺牲后，让政治机关通知国内地方政府和家属。当时，我和郑铭鸾是连队的文化教员，跟文书尹云、军械员郑艺萍分头帮助文化低的战士书写。行军中我又扛着一箱马克沁重机枪子弹、一把铁锹，还捎上唯一

的宣传工具呱嗒板儿。

黄昏，指导员周春林作完战前动员后，队伍一路纵队猫着腰向顶峰挺进。据为我们连当向导的一位熟识地形的友军老战士介绍，经过线路的两侧附近，敌人可能设置各种型号的地雷，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要紧跟，不得走偏，以防不测。天黑沉沉的，羊肠小道崎岖难行。约摸走了两个小时，队伍还在半山坡上摸索，路越走越陡，同志们个个累得汗流浃背，军用水壶的水都喝光了，连长余樟友舍不得喝的半壶水也分给了体弱的战友喝了。我口渴得嗓子仿佛是在冒烟，难受极了，但心里暗暗鼓励自己:忍耐再忍耐，坚持再坚持。在登山路上，全连上下强帮弱，大护小，老助新，团结互助，像一条无形的链条，把大家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战胜了劳累与缺水的困难，终于无一掉队，攀登上主峰。

营指挥所就设在主阵地上。午夜，敌人的曲射、直射炮火，疯狂猛烈地泼来，山涧顿时一片火海。战友们用“志愿军战士敢上刀山，敢闯火海”的口号相互鼓励着，不顾石块如雨砸来，荆棘划破皮肤，奋力往山下滑行。忽然，一排子母弹直落在队伍附近，七班战士宋克池不幸被弹片穿破肚皮，肠子顺着伤口流出，他背的20多公斤重的炮身，滚滑下山沟。连卫生员金浩然迅速给他包扎。连长传令我和三排副排长金水根负责收容照料小宋。小宋对我俩说:“我恐怕不行了，你们甭管我!快赶部队去吧!”我安慰他:“克池同志，只要我们在，就有你在!”敌人的炮弹，不时在我们附近炸响，此时此刻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次日清晨，营指挥所派来担架小组，将小宋抬回后方野战医院，我嘱咐他安心养伤，早日康复归队打击侵略者。当我们重新返回原地时，才发现这里正是敌人重点封锁区，我侥幸地对金水根说:“算我们命大，马克思还不同意我们向他报到哩!”

连队接过了友军业已布置好的各火力点后，按上级“巩固阵地，待机歼敌”的指示，我们在敌前争分夺秒地进一步加固工事，疏通堑壕与交通沟，集中力量大搞坑道作业。

连部工作人员每人分头挖掘一个供自己休息的防炮掩体。我完成的那个“猫耳洞”，下垫一些枯枝，铺上大衣做床，上搭一块雨披，既挡碎土,又防渗水，饿了嚼上几口压缩饼干，就着泉水，躺在洞里休息，可算舒坦自在。

尽量多贮弹药，是上级强调的急迫任务。战斗未打响前，我们连部人员组织起来担负运输弹药的任务。开始我只能背上3发八二迫击炮或七五无后坐力炮弹，一天运一趟，随着地形的熟悉，双腿练得有力了，同时也摸到了防炮知识，以后一天能够运输两趟、甚至三趟。多次防炮实践告诉我，每当听到“呜呜”的嘶鸣声，说明敌人炮弹是掠空而过，距离比较远，尽可放心往前奔;倘若听到了“哧哧”的声音，敌人炮弹就要在附近爆炸，必须赶快就地扑倒。我在十多天的运输过程中，遇到过三次险情，有一次敌人的炮弹，只离我十来米处爆炸，掀起的泥土撒落一身，但没有伤着一根毫毛，幸哉幸哉!

我连阵地处在敌人的视线和火力网之内，敌依仗其军事装备上的优势，成天向我方阵地滥施淫威。山下是敌控制的文登公路，敌“乌龟壳”--坦克每天上午九十点钟总要出来横行霸道，发泄一番之后则溜之乎也;还有那“吊死鬼”——侦察机，不时在我方阵地上空盘旋，向敌炮群指示目标，同时还散发黄色传单，传单上印有裸体的女人，以此来扰乱我们，弄得昼夜不得安宁。

在阵地上，炊事班做饭极端困难。一旦炊烟被敌人发现，将遭受敌人炮弹成串的打击。为减少伤亡，我们常常啃压缩饼干就着生水充饥，不少体弱的同志抗不住闹肚子。年近半百的老炊事班长常德胜看在眼里，挂在心头，他冒着敌炮的轰击，千方百计找来树枝搭起个简易小厨房，顾不上烟呛，做成香喷喷的米饭，亲自送到各个火力点、作业点上。这位老战士接连几天没有很好休息，两眼布满血丝，为全连及时提供饭菜。这位全连年岁最大的老同志，上阵地后的第八天，一颗罪恶的重磅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为抗美援朝的神圣正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连队坚守在495高地的那些日子里，战斗减员已上升到35位。

潘泓回忆文章:

入朝后不久，六十一师从东海岸咸兴地区转移到谷山一带稍事休整就火速一路往南进发。离前线越来越近，夜晚天空一片红。这对我们这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已三个多月的中华男儿们是多么大的激励啊!大家恨不得身上插上翅膀，早日飞到前线去杀敌立功。一路上时有敌机骚扰，空中挂着照明弹，部队非但没有疏散隐蔽，停止前进，反而借着照明弹的光亮跑得更快了，大家都说要感谢美国佬给咱们夜行军的部队打灯笼照亮呢。有几天还下着雨，部队就下午出发冒着蒙蒙细雨向前线赶路。

我们一八三团又是六十一师的先头部队，我所在2营6连和3营7连、9连又是一八三团的三个尖刀连。临上一线阵地的7月6日下午，部队在883.7高地附近的无名高地举行上火线动员暨宣誓大会，唐笑宜团长和王铿政委都来给我们送行。当时，我在六连当文书。上一线的每个人都在背包上写了自己的名字留在后方，在军上衣里边写上自己的姓名、家庭住址和编号(代表部别、职别)，是

志愿军63师政治部宣传科全体同志在朝鲜风鸣里驻地合影

党员的写上“兄”字，团员写上“弟”字，只背上捆成斜卷的军大衣和枪支弹药轻装上前线，大有“慷慨悲歌上战场，壮士一去不复还”之大气。我们上路之前上级还特地从各连队里留下好几名班排骨干，名为到团部学习，实为今后连队重建留几个种子，但当时大家根本没有从这方面想，都以能首批被选中上火线而自豪不已。

在7月6日夜晚进入一线阵地通过封锁线时，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我们6连王君义连长和好几位战友负了重伤被抬回后方去了。我们在崇师清指导员和邢副连长带领下，迅速通过了封锁线，踏上了兄弟部队十多天前刚刚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阵地，从他们手中接过了防务。

我们属于20兵团东集团的左翼，担负着“巩固现在阵地，并以积极行动牵制当面之敌不使西调”，以保障北汉江以西主攻方向上兄弟部队左翼的安全。我们一八三团一线阵地从938.2高地右侧的广石洞以西高地一直到北汉江边，我们三个连队就像三把钢刀，直顶在对面敌人的胸口上，使之难以动弹。

身处北汉江以东的我们个个摩拳擦掌，热血沸腾，只盼上级一声令下，让我们也投入到进攻的行列，也打到敌人的阵地上去。在之后的几天内，不时听到西边兄弟部队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令人欢欣鼓舞。而我们自己则只有白天挨敌炮击，夜间派出小分队搞点突袭的小收获，真过不了瘾。

一天，我在800高地连指挥所掩蔽部的观察孔里向南望去，看到敌人的两辆坦克从对面山背后转到了我们阵地的正对面，炮口就对着我们。不一会儿它就开始了每天向我方阵地的例行式炮击，对于这样的炮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把它当回事了。

我们连的这个指挥所掩蔽部，上个月还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所，那时它的门是朝南开的，现在我们改为门朝北开，把原来朝南开的那个门堵起来，留了个观察孔用来观察敌情。正在此时，营部通讯排长带着上级的指示来了，崇指导员和邢副连长就同通讯排长一起拐进了左侧的掩体。稍后，炊事员背着还冒着热气的肉炒大米饭从二线给我们一线上的同志送饭来了。那时在前线能吃上热饭是非常不容易的，大部分时间是吃压缩饼干，喝的是从山沟里背上来的凉水，弄不好就拉肚子，上级领导还是要求后勤人员给一线连队多送些热饭热菜。后方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才把饭菜送到火线上的啊，我在前天中午还从周司务长送来的馒头中吃出了一片小弹片。所以今天看到炊事员同志给我们送来了热饭，大家非常高兴。我和文化教员王源转过身来拉住送饭的炊事员，让他坐在掩蔽部通道口的木头上,三个人并排坐着正想说什么，我突然觉得掩蔽部内火光一闪，我刚想说声“不好”就失去知觉了。这是对面山上敌人的坦克开炮击中了我们的连指挥所，炮弹从观察孔中穿过，在掩蔽部内爆炸，因为爆炸声过大，我的耳朵失聪了，故只见其光，不闻其声了，我被炮弹引起的冲击波震昏过去了。

大约过了一会儿，我被不远处传来的呻吟声弄醒了。原来那是一位在掩蔽部内被炸断腿的报务员同志从掩体里爬出来在交通壕里痛得受不了发出的声音。几乎是同时，我又觉得有人碰碰我，我睁眼一看，原来是一排长徐德。我清醒过来了，马上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我第一个动作就是手指着掩体旁边的门，第一句话就是对徐排长说“指导员，指导员”，意思是指导员他们在这里边。徐排长原先以为我牺牲了，因为我满身都是血，并且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现在见我有了动作，有了声音，就把我扶起来。我一站起来，头晕晕的，脸颊和颈部有点痛，一摸还有血，其实我只是被炮弹爆炸击起的碎石碰破了点皮，热泥巴黏在皮肤上结成疤，一动还流血。那满身的血是在掩体内好几位负伤的战友从我身上爬过时留下的。崇指导员、邢副连长和营通信排长拐进了旁边的掩体内幸免于难，但他们所在掩体的出口被震坍的大掩蔽部堵住了，人也出不来，幸好电话线没有断，徐排长正是接到指导员的电话后带着人上来救援连部的。崇指导员一出来就拍着我的脑袋说:“小潘，你还活着!”高兴得哈哈大笑。之后连指挥所挪到另一个隐蔽部内，重新补充人员、配备器材继续指挥连队战斗。我和通信员吴标瑚又在指挥所的旁边挖藏身的猫耳洞，连挖了三天，打算晚上搬进去住，当天傍晚又被敌炮炸坍了，我又一次逃脱了死神的追逐。

孙魁元回忆文章:

6月25日，我们营将烟台峰防务移交给铁7师，赶赴第一线接替六十军一八 O师 938.2阵地，参加金城反击战。当时我心情很激动，恨不得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干部战士。

7月初的一天，当太阳落山的时候，营长带着各连长先去看阵地，我带着全营沿着山沟小心地前进。地面到处是敌机投下的蝴蝶弹。敌人炮火猛烈轰炸边延洞山沟，企图封锁我接防去路。一连指导员向我报告说:“敌人炮火封锁边延洞十字路口，恐怕强行军通过要增大伤亡。”我立即到路口观察，敌人的炮弹一排一排地打过来。我计算一下，每隔20秒打过来一排炮弹。我立即传下口令，当敌炮弹落地爆炸后，抓住20秒间隙，各连以排为单位迅速通过封锁区。这样用了两个多小时，全营通过了封锁区。天快黎明，友军攻下不久的938.2高地，枪声仍然激烈，炮火闪着火光。我到达938.2高地营指挥所时，这座被我军炮火犁遍的山峰上，到处是弹坑和碉堡残骸，地上青草都枯黄了，一条数百米的环山堑壕，几乎被缺肢断腿的敌人尸体填平，污血和雨水搅成深红色的泥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