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老物件】/ 加拿大文学社2024年第43期(总403期)

一叶飘萍

前言

　　有人说，老物件的珍贵，不在于它们的形态，而在于它们承载的记忆与情感。随着岁月流逝，许多曾经不可或缺的物件悄然淡出我们的生活。二八大杠自行车、脚踏缝纫机、无线收音机、竹壳暖水瓶、红双喜洗脸盆、陶瓷茶缸、搓衣板、篦子……这些物件曾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这些物件或许早已退出了我们的视野，但它们背后的故事，依然温暖而鲜活。转盘电话、卡式收录机、BB机、胶卷相机、泛黄的相册，乃至一张斑驳的木桌，仿佛都是时间的见证者，默默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烟火气息。当我们再次触摸这些带有岁月痕迹的器物时，仿佛在与过去对话，那些远去的时光，从未真正消散。

本周（2024年10月20日-26日）主题是【光阴的故事：老物件】。老物件，静静述说着岁月的故事。每一道划痕，每一处磨损，都是它曾经经历的岁月烙印。它们的美，正是在那份悠久的韵味中，让人不由沉醉。这些老物件都是时光的碎片，串联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质朴的生活气息与人情温度。还有那一段段未曾诉说的故事，一种种温暖或感伤的回忆，依然萦绕在这些物品之中。让我们通过文字，追溯过往的岁月，感悟光阴的流转，找回岁月沉淀下的情感与美好，并与大家分享那份温暖与回忆。

‍主持人一叶飘萍在线恭候文友们的佳作，欢迎大家踊跃投稿。由于美篇的会员权限限制，同时也为了保证主持人之间的顺利交接，请大家注意截稿时间为2024年10月26日10pm，恕不接受逾期稿件，谢谢理解。

‍文字要切题，必须是原创新作。古韵敬请自检；现代诗须文辞优美，不超过三十行；叙事散文请文笔流畅抒情，文章字数尽量在800-2000之间。

‍欢迎大家分享你的老物件的故事。

目录

一. 散文随笔

‍1. 算盘情缘 / 一叶飘萍

‍2. 我的老物件 / 龚如仲（Ralph）

‍3. 我家的老物件 /雨微

‍4. 超过半个世纪的衣柜 /徐旭祥

‍5. 啼笑皆非老物件—凉席 /曹晓梅

‍6. 老物件与新物件：一代人的传承与荒谬 /赵毅丹（春晓）

‍7. 一件让我烦恼的呢子大衣 /萬沐

‍8. 三五牌座钟 / 颜如玉

9. 敝帚自珍 / 冯风‍

‍10. 自行车的故事/ 庞进

‍11.老校徽记忆的交织 /宋竞明

‍12. 我的“专车” /原野

‍13. 重拾搁浅的记忆 /一米阳光

‍二. 诗词歌赋

‍1.【满庭芳】老相机 /姜建青

‍2. 七言小律（三韵律诗）我爱先秦刀币 / 薛昭建

‍3.【剑】铸古风剑 [汉字诗话] / 江毅

‍4.【七律】 华工老校徽 （二首）/宋竞明

散文随笔

1. 算盘情缘

文/ 一叶飘萍

多伦多有个户外历史博物馆—黑溪拓荒者村，位于约克大学附近，是一处真实还原19世纪上半叶安大略省乡村生活的历史村落。一直都对民俗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的我，慕名而来。一走进村中就仿佛穿越时空，来到维多利亚时期。一幢幢古老的建筑，低矮的农舍，校舍、织布工坊、铁匠铺，还有远处小河边的磨坊，都让我有一种亲切和熟悉的感觉，吸引我每年都要抽空来一两趟。

去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村落中游客稀少，我得以与柜台后那位身穿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传统服饰的大妈攀谈。我告诉她，村落里的许多器物我都曾见过，有些还用过。比如那个纺线和织布的机器，讲到祖母那代人纺线织布做衣服鞋袜的艰辛生活。交谈间不经意间瞥见她身后架子上陈列着的日常生活用品、布匹等，竟让我想到小时候公社的那个供销社。若是柜台上再放一把算盘，买卖间伴随着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三下五除二报出数字，钱货两讫，交易完成。那情景，好像回到了我熟悉的那个年代。

我不知道电子计算器还没问世的时候，这里的居民是怎样算账的？可我从小就知道，算账要用算盘。上小学时，珠算是必修课，每天上学时都要带着一把算盘。爷爷家里有把半新半旧的算盘，略微有点磨损，这把算盘算是我的数学玩具，我用它在学校学会了加减法。

算盘的结构简单，由一个长方形木框和珠子组成，木框内的横梁把珠子分成两部分，上方的珠子为“天珠”，下方的珠子为“地珠”。每颗天珠代表五个单位，每颗地珠代表一个单位。通过上下拨动珠子可以进行加、减、乘、除等四则运算以及平方、开方等复杂运算。

那时我最喜欢的游戏便是在算盘上依次排列123456789，然后见几加几，拇指把下珠推上去，食指把上珠拨下来，连加三次，最后一次在末尾的数字上加九，那清脆的珠子碰撞声中，数字如流水般在指间跳动，当算盘上的数字变成967854321的排列时，一遍练习就算完成。我每次都是连打10个循环，每打一个循环，算盘都要清零。当算盘清零时，手指从上到下，迅速转动每一排珠子，那轻轻的一拨，所有珠子齐刷刷地回到原位，练习多了后动作娴熟、流畅。每当我的手指在珠子间穿梭时，那种噼里啪啦的清脆声总让我着迷。每次打完，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

有一次我在邻居家显摆，邻居爷爷看我孺子可教，又教会了我九九归除法和几个珠算数字游戏，例如凤凰展翅，几组数字相除后变成两边数字对称排列，这个比较难，练了几次后兴趣不大，就不再练了。邻居爷爷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当时年龄也不过50岁左右，单身一个人还带着个四、五岁的小孙女，我没事时经常会带着小女孩玩。听大人说，他以前在城里工作，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下放到村里当保管。邻居爷爷不光算盘打得好，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可能是因为“成份”的原因，他也不敢多教我，那时我还小，对学习的重要性浑然不知。后来看到影视剧里那些双手飞快拨打算盘的场景，心中不禁感慨：如果好好练珠算，是不是也能学到这珠算中的“武林绝技”，横行天下呢？

十七岁那年，算盘的叮当声伴我走进了工作岗位。进入银行后，算盘成了我每天工作的伙伴，崭新的算盘，拨一下清脆而响亮，珠子的碰撞声成了工作中独有的韵律。不知道领导是觉得我数学成绩不好，怕我算不了账；还是考虑到我近视度数太高，看不清数字，没有把我分到繁忙的一线会计岗位，而是把我分到了相对清闲的二线信贷岗位上。前面柜台上的会计员们，戴着蓝色袖套，手指灵巧地在算盘上拨动，仔细地核对着每一组数字，那种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令人陶醉。

那时提倡爱岗敬业，苦练基本功。行里经常组织珠算点钞比赛，但那是会计员和出纳员的事，和我们信贷员无关。信贷员只是每周做个统计报表，不须翻打百张传票。没有了竞赛的压力，我的珠算技能也没有得以提升。但我的同行当中却涌现出许多技术能手，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有的人凭借着精湛的珠算技能，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最后却迷失了方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珠算在我的人生中，不仅是一项技能，它还教会了我许多道理。七子之家隔两行，十全归一道沧桑。传统的算盘上框有24棵算珠，对应的是24节气，这下框是60个算珠，对应的是60年一甲子。小算盘蕴藏着大智慧，那方框圆珠代表着天圆地方，告诉那生意人，做人得正直。这上一珠当五，下一珠当十，这一五一十的意思，就是说人在算天在看。这君子爱财 ，那取之要有道。人生当如算盘珠子，有上亦有落，有增亦有减。不同的是，盘上数算得不对，还可以重启，人的路走错了，只会渐行渐远。

时光流转，我成了银行学校的教师，用过很大的算盘当教具，那种挂在黑板上的大算盘，虽然没有清脆的声响，但每一次拨动，都是对传统的延续。清晨，教室里噼里啪啦此起彼伏的算盘声交织在一起，仿佛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催人奋进。我一直觉得那是我听到的最美妙动听的声音。

为了提高运算速度，适应比赛需要，那时我们学生使用的是改革了的算盘。算盘变小了，圆滑的算珠也变成了棱形，上方变成一颗珠，下方变成4颗珠。这样由于手指的波动频率较小，运算速度也大大提高。有天赋和勤练的同学，翻打百张传票快准的速度甚至超过了电子计算器，我们这个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也由于其过硬的珠算技能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工作，我用过的算盘有10多个，爷爷家的那个旧算盘早已不见了踪影。工作时发的算盘还有几个在家里。后来多次搬家，那些算盘早已不见不知去向，但它依旧是我人生中一件重要的“老物件”。

如今算盘的计算功能几乎被淘汰，不过珠算背后的数学智慧，却从未退出我们的生活。在众多诗篇里，珠算是哲理的化身。神机妙算，精打细算，众多成语里，它不断闪烁着生活智慧的光芒。如意算盘、二一添作五、三下五除二，这些从打算盘里衍生出的词汇和习俗，早已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离不开诗书，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则离不开算术。算法口诀和拨珠技巧，仍然是启蒙儿童智力的有效方式。感到欣慰的是在2013年珠算正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算盘，承载着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我的工作、我的教学以及亲情，当计算机逐渐取代算盘，时代的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算盘的那种独特魅力却留在了记忆深处。算盘曾伴我走过的每一段时光，都充满了质朴的美好。如今，虽然算盘的声音已远去，但每当我听到计算器的“嘀”声，我都会想起算盘陪伴的那段噼里啪啦的清脆岁月，想起曾经在算盘上流淌过的岁月时光。

2. 我的老物件

文/龚如仲（Ralph）

因为一家我非常喜爱的文学社布置的本周作业是：一个老物件，于是我就搜肠刮肚地回忆着：“哪一个老物件值得我一写”？今天偶尔打开我的小小的藏物箱，一块瑞士手表突然闯入我的眼帘：那是我当年奔赴非洲为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总部当英文翻译时，在坦桑尼亚名城达累斯拉姆花重金买的一块欧米茄手动机械表，屈指一算，这块表跟随我近50个年头了，当然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老物件。看着这一块陪伴我度过多年风风雨雨的旧表，突然间，当年在非洲工作时的往事如电影般展现在我的脑海里。

二十世记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供应极度匮乏，人民生活依然清苦。所以我们这些远在非洲的援外人员每时每刻都在琢磨着如何积攒下每月的津贴，在国外多买点“好东西”，以便回国后送给家人享用。无奈每月拿到的津贴非常有限，所以也很少有人奢望能买到什么太贵重的物件儿。而在当时，有三件东西是人人都想拥有的，那就是：英国产的的确凉面料，日本产的十二个电子管的收录两用机，还有瑞士产的手表。

的确凉是一种又轻又薄、经久耐用的化纤织物。用这种面料做成的衣服洗后不用熨烫依然能够保持挺刮不皱，所以自然就受到穿久了棉布衣物的中国人的青睐。只要一听说小卖部来了英国的“高级”面料的确凉，大伙儿便会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挑选购买。的确凉当时在中国国内价格很贵，但在非洲却便宜的多。所以大伙儿如果买了这种面料回去，既可讨太太的欢心，又可用作馈赠亲友的礼品，何乐而不为？

除了的确凉，还有一件东西是人人心仪的，那就是日本产的有十二根电子管的收音、录音两用机（简称“十二管”）。这种电器当时在中国非常少见，所以弥足珍贵。而且，这个电器可以让你一举三得：它既可以用来录音，又可以播放磁带，还可以用作收听广播节目的收音机。又因为有十二个电子管，所以其灵敏度特别高，我们能在坦赞的某些地区可以用它收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所以，这种电器自然成了广大中国劳工的宠儿。

那个时侯，每每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吃罢晚饭，你常常能看到散步的中国工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一人手上一台十二管，一边散步，一边收听着来自祖国的新闻联播，很是悠然自得。在我认识的许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当中，几乎没有不买十二管的。

提起这一款收录两用的好东西，我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当我在非洲工作满两年后第一次回国休探亲假。有一回我的单位要开一次全公司的重要大会，公司的一把手，一位资格很老、级别很高的领导得知我手头拥有一部当时国内非常稀罕的收录两用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就让我们部的部主任（一位老处长）找我协商：可否把那台收录机借给公司，在开会的当天一字不差地把领导的讲话录制下来，以便会后全体职工干部讨论学习，认认真真地落实领导的讲话精神。作为一位对公司非常忠实的小干部，我当然是毫不犹豫地把收录机借给了领导。至于那台收录两用十二管收音机的最后下场，我记不清了，因为时隔年久，而在我的收藏箱里早已不见了它的踪影。但那块手表是我一直保存下来的。

其实最让我们这些援外人员心仪的还是瑞士名表。由于当时的援外人员众多，对瑞士表的需求量很大，所以进入坦赞两国市场各个品牌的瑞士表价格相当低廉。我们倘若能攒下半年工资（当时援外人员一日三餐免费供应，上班时间都穿统一发放的工作服。所有津贴均可积存）就可以买到一块“英纳格”表；若用八九个月的薪水即可购得一块“欧米茄”；如果太慕虚荣，搭上一年的收入可买上一块顶级的“劳力士”手表。就我而言，一块欧米茄已让我快乐非常，因为若我在国内工作，恐怕我不可能花上好几年的积蓄去买一块这种名表。然而那些年轻可爱的援外劳工们比我气势得多，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以获得一块劳力士为荣（当年援外人员，无论级别，无论干部还是劳工，每个月的津贴都是一样无差别的，真正的“共产主义”，一笑）。

作为天天在工地上干苦力的工人，大伙儿谁能舍得带着这么昂贵的名表去上班？既然舍不得带，可怎么奈何这么名贵的手表呢？总不能将表白白地束之高阁吧？于是乎，下了班，一连串的关于名表的怪事就发生了。这些少不更事的小伙子们玩起了“手表游戏”。你可以到处看到几个年轻小伙子在营房外的空地上围成一圈，他们在中央的地上放一个大脸盆，盆中盛满清水，然后各自从腕上解下自己的劳力士或欧米茄，先后把表扔进水盆中，来比试一下谁的手表防水性能好。更离谱的是，他们还会平行地站成一排，每人右手臂平直向前，把各自的手表“有分寸”地、直线般地抛向远处的沙土路面上，来比试谁能把表扔得最远，谁的表抗震性能佳、且能保持摔不坏！遗憾的是，很多名表的寿命就是在这种荒唐的游戏中被划上了句号。

这并不是天方夜潭，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远离故土，远离亲人，这些长时间奋战在艰苦的铁路工地上的小伙子们该有多少思念、多少酸苦？这种形似荒唐极端的游戏，只不过是为了聊以发泄他们心中的郁闷罢了。

3. 我家的老物件

文/雨微

我始终相信，喜欢怀旧，喜欢珍藏一些老物件的人，自然重视家庭，重视亲情，是真正情商高的人呀。

三十年前，披着大红头巾，坐着吉普车，嫁给了老公—大红喜帖、大红呢子褂、大红高跟鞋、大红绸缎棉被、就连痰盂也是红底带喜字的，一想到年轻漂亮的妈妈在院子里忙着给我缝婚嫁的两床新被子，那阳光明媚的午后，似乎就是昨天。

三十多年了，结婚时的大红呢子褂、绸缎锦绣棉袄一直挂在衣柜里，无数次搬家还是留着，再也没穿过，家里很多衣服都送人，这些依然如故，舍不得丢掉。

常年分居两地，一回家便看到这些带着岁月印记的椅子、本子、盆子、茶壶，衣服，心里总是暖暖的。

上了很多年学，也没为父母做什么，两个姐姐结婚也没置办太多嫁妆，我就更不用说了。我知道自己花了家里很多钱，那个年代，没有彩礼之说，也不可能张嘴要嫁妆。那年办完婚礼回到装饰一新的小院子，突然发现屋里多了两个脸盆，暖壶，盆架子，大镜子，双筒洗衣机，甚至还有一台电视，我便想：大儿子结婚，婆婆说是没钱，替公家养个儿子，不过还是砍了屋后几棵大树，做了立柜，桌子，手头留着钱还要考虑将来小儿子结婚也要用的。怎么回事，新家一下家里添这么多东西？

过几天回到自己家，爸妈告诉我，结婚是人生大事，怎么也得买点新东西，那是结婚当天，爸妈跑到百货商店急匆匆买来送到新房的，至于电视，家里一台旧的，你们就先看着，等有钱了再买新的。

那时家家户户女儿结婚都要有脸盆、盆架、热水壶、棉被之类。可几十年过去了，有谁还会留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旧货哪？

疫情四年，我一直待在加拿大，前些日子，总算回家了，那些塑料盆，塑料布，塑料袋，几乎一捏就碎，风化了，本想买几个新盆，想到那几个瓷盆，铝盆放在储藏室 ，便翻了出来，除了几处擦破了一点，不漏水，真好完全可以用，还不用担心风化了！

看到脸盆里的喜鹊登门，配上大红“囍”字，富贵牡丹加上“吉祥”，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下，父亲多年前睡梦中离去，母亲也已经八十七高龄了，打电话告诉我，邻居家当年是校长，六个孩子，老伴早早去世，老了几个孩子把他送到养老院，瘦的一把骨头。自己有儿有女，坚决不会住养老院的。我说：“放心，至少我每年还有三个月的假。现在你能跑、能动，头脑清醒，做饭、收拾房间，我们兄弟姊妹关键时刻谁都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前些日子去博物馆，看到为人民服务的书包，还有军用喝水壶，想起爸爸留下的军用毛毯，皮箱子，都消失不见了，觉得可惜。生活不管怎么颠簸，怎么不顺，收藏一些老物件吧，那是青春有你的标记，那是岁月给我们的一份厚礼。

4. 超过半个世纪的衣柜

‍徐旭祥

五年前我母亲在多伦多去世之后，我跟姐姐回中国拜会父母的亲朋好友。当回到老家江门的旧房子时，映入眼帘的是儿时的衣柜，它静静的立在房间的一角，像是一直等待着小主人的回来。

它唤起了我很多儿时的回忆。 动荡的六十年代就是我的童年。我在上学之前就很好学，几岁就已经认识一些基本的字。你看衣柜的两扇门，我分别写上了冬天和夏天，夏天的“夏”写成了“下”，现在还依稀看到这些粉笔字的字迹。很难想象我在幼年的时候就有点书法的天分，还有分开左边放冬衣、右边放夏服的概念。

那个年代真是非常动乱。父母被赶去接受再教育了，我们姐弟俩担惊受怕的，整天躲在家里避难。造反的学生在门前屋后恐吓我们的时候，我曾钻进去柜子里躲藏呢。

我八十年代就出国留学了，之后很少回国。但每次回国，都回去老家看看。别的东西都流失得差不多了，唯独这个柜子，虽然年代久远历经沧桑，但它就是屹立不倒。

它，是我童年的一部分。它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也勾起了我对父母的思念。我深深地看着它，抚摸着它，喃喃地对它说，嘿，约好了，咱们一起老去，下辈子咱们还相遇！

（2024年10月23日于加拿大尼亚拉加瀑布）

5. 啼笑皆非老物件—凉席

文/曹晓梅

老物件，见证了岁月的流转，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见证了科技的进步。之所以称它们是老物件，是因为它们已经离去。它们的离去，宣告了贫穷生活的结束，却也让我们在回忆中感慨万千。尽管它们已消失不见，但它们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将永恒存在，成为我们了解过去、了解历史的桥梁，也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珍贵记忆。

尤记得今年七月份，当巴黎奥运会遇上热浪来袭，咱们几十年不用的凉席，不仅受到了奥运选手们的喜爱，欧洲当地居民也将它们列入了夏季必入清单，还被称为“降暑神器”。它便宜、环保、使用方便，人手一卷完全不是问题。

据说当时江苏某生产商的厂房里，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赶工，他们在7月份的外贸订单同比上涨了120%。网上有网友调侃说：“咱运动员是去拿冠军的，而凉席是要占领法国和欧洲的！”

谁也不会想到，越来越不受待见，被卷成团束之高阁，让它吃灰也没有人在意的凉席，就在刚刚过去的夏天，却成了被热浪冲得快要崩不住了的欧洲人的新宠。我还记得那时一条让人忍俊不禁的广告词：“不夹毛的凉席！”—这不是明着讽刺多毛的欧洲人嘛？

犹记得大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我们班去上海实习，全班同学每人必须带上凉席。昨晚还铺在身下，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卷一绑，全班的三十床凉席是唯一的托运行李。

实习快结束时，有位同学生病了，有点精神不对劲。老师找了我们四位同学，叫我们提前结束实习，护送他回西安。去时凉席走托运，回来时老师让我们自己背回西安。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西安，乘公共交通工具时，我们五人肩上扛着的凉席，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众人注目。长长的凉席，上车、下车、转身、追汽车，抑或是在大街上行走，都吸引着众人的眼球。特别是那位有病的同学，他的行为估摸不准，他常常会走着走着突然转身又往回走。我们四人有意走在他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他转身时我们都赶紧转身夹着他，结果就是一扫一大片人群，凉席所到之处，人人得低头哈腰，俯首侧目。

这事过去后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好笑。当时只顾着看好那位有病的同学，不能让他走丢，不能受伤，不能有任何意外发生，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到对周围人的影响和别人的恼怒。

老物件，就如同那流逝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但它们却同时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底，每每忆起，心中总泛起一股暖流。那时的人和事都鲜活了起来，好像穿越了一般，穿越到了老物件给我们标注的时间和地方。我们与那时候的我们合二为一， 把当年的画面又重新演练了一遍。真是美妙至极！

6. 老物件与新物件：一代人的传承与荒谬

文/ 赵毅丹（春晓）

人总有些东西舍不得丢，似乎这些老物件里装着过去的岁月。几十年过去，它们躺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证人，诉说着那些荒谬又真实的时光。

我6岁那年，家里的墙成了我的画布。母亲对我在墙上乱涂乱抹甚为不满，每次看见新添的涂鸦，总会发出几句责备。可我依旧兴致勃勃，不管墙上画的是歪嘴小人还是瘸腿马，我都觉得这些涂鸦是属于我自己的世界。父亲倒是没多说什么，有一天，干脆给我买了一本白字本，让我临摹小人书上的人物。他甚至还细心地为我削铅笔，那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只是埋头描摹那些稚拙的线条。没多久，这本子就被我画满了，父亲拿起那本被我“糟蹋”得不成样子的白字本，竟然还笑着夸我“有进步”。

我那时的骄傲，是父亲和母亲看我这些拙劣画作时，脸上那种无奈夹杂着满意的表情。于是，自以为是的我觉得自己已经够好了，不再画了。直到12岁的时候，不知怎么又捡起了笔，在纸上重拾那些熟悉的线条。

到了高中，我的笔触不再停留在小人书上，而是转向了现实。我和朋友们常常去火车站的候车室，拿着速写本，描摹那些形形色色的侯车的旅客。尤其是农民，手上的老茧，脸上的皱纹，衣服上泛黄的褶皱，仿佛一幅幅刻进我脑海的画面。我的笔在纸上飞快地划过，画得杂乱而仓促，这些速写后来被父亲悄悄收集起来，整整齐齐装订成册。我不知道他当时心里作何感想，也许他早已看穿我未来的道路，尽管那条路与画画无关。

人生常常不按预期发展。后来，我考取了医学院。那时我心里已经很清楚，画画可能只是一时的爱好，人生的正途却在书本里，在考试里，在那些与未来的生计息息相关的选择里。进入医学院的那一刻，我好像彻底放下了铅笔，开始面对那冰冷的解剖刀和厚重的教科书。之后我一路考研，出国深造，医学的路走得越远，画画似乎离我也越远。

但荒诞的是，N年过去，当我站在异国他乡的实验室里，手握显微镜时，心底那股对于画笔的渴望又莫名其妙地浮现出来。我忽然想起6岁时那本被涂满小人的临摹册，想起了父亲的夸奖，想起了那些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的速写。后来我又忍不住又重新拾起画笔，仿佛那已经被遗忘的部分又悄悄复活了。

画画曾经成了我的过去式，仿佛那是另一个时空中的我。而如今，N年后，当我重新拿起那些老物件—6岁时的临摹本和高中时的速写本，它们仿佛仍在默默地与我对话，像是被遗忘的旧友，又像是一直陪伴在侧的影子。

而现在，我的孙女三岁了。她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方式，倒有几分像当年的我。她常常拿起画笔，对着纸胡乱涂抹。我给她准备较好的水彩纸，结果她一看到，就开始在喷水的水彩纸上上面涂鸦。她画得乱七八糟，开始似乎根本不在意颜色是不是搭配得好，也不管形象是不是对称。再后来她对画彩虹独有情钟，边画边念叨 . 我看着她满脸认真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一幕有些熟悉，仿佛当年那个在墙上乱涂乱画的小孩，又回到了我的眼前。

我没有阻止她，也没有批评她的涂鸦。相反，我为她将这些作品装订成册，想着有朝一日，当她长大后，也能像我一样，翻看这些童年时的“杰作”。也许那时，她会对着这些幼稚的笔触发笑，或者若有所思。无论如何，这些新物件，总有一天会变成她的“老物件”，变成她记忆中的某个片段，连接着她与过去的自己。

时间带走了很多东西，但这些老物件，总能以某种方式留存下来。它们见证了成长、遗忘与重新开始。也许，这些物件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人总是需要一些东西来怀念过去，来记得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于是，我看着孙女涂抹她的世界，仿佛看到了时间的循环：她的涂鸦，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变成她人生中的一个印记，像我一样，成为她生命中荒谬又温情的一部分。

人一生，走了许多路，做了许多事，到头来，总有那么些东西是值得珍藏的。也许我们留不住时间，但总能留住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动过、温暖过的瞬间，无论它们看上去是多么荒谬。

7. 一件让我烦恼的呢子大衣

萬沐

一件大衣，为什么让我烦恼呢？其实你不知道，这件呢子大衣我们家两代人穿过，不仅是我，我的父亲也为之很烦恼。

说起这件呢子大衣，其实很有些来头。在我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就在我妈柜子里看到了这件大衣，家人叫它“呢子大衣”。我发现，这件呢子大衣有一个深褐色的长长的领子，外面是黑色的，里面是黑白条纹的绸缎，我总感到这件衣服很神秘，还有些“反动”，觉得和电影里的那些“坏人”穿的衣服差不多。和柜子里其它的衣服，比如棉袄棉裤，以及红裹肚等熟悉的衣服差别很大，而且我一个人打开柜子的时候，看见这件呢子大衣隐隐约约还觉得有些害怕。

等到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听到了一些这件衣服的来历，原来这是大概快“解放”的时候，我的祖父从一群路过的国民党官员手里买的，他买来是给我的父亲穿的。但我的父亲穿的并不多，等我记事的时候，只见他穿过几次，似乎就是我的一些堂叔父结婚，或者堂姑姑出嫁的时候，他拿出来穿过。不过，有些时候还是当新郎官的叔父穿。现在想起，这件大衣他们穿上看起来确实很富贵，不过，我当时的感觉却并不好，总觉得像个“坏人”的样子。再加上我们当地的人结婚，都在腊月，穿上呢子大衣，同时还要戴个显得很富贵的毛帽，很像《林海雪原》电视剧里侯殿坤的那个样子。当然，侯殿坤的形象是我后来才看到的。

等我上中学的时候，由于我是在学校里住校。宿舍是一个班男生一起住的那种大通铺，家里人觉得我冷，就让我穿上大衣去上学，晚上还可以盖在被子上取暖。但我却坚决反对，因为我穿上这件大衣，一照镜子，马上就像个电影里的坏人。而且我那时候身体瘦小，也撑不起来，不贴身，穿上并不暖和，还不及当时很流行的那种“大袄”。“大袄”就是商店里卖的，穿在贴身棉袄之外，一个比较大的棉袄。一般是浅蓝色，加上一个漂亮的绒领子，男孩子穿上很是英俊。“大袄”一件十八块钱，学校里一般是那种父母亲有公职的学生才可能买得起，我们只有羡慕的份。由于我不愿意穿那件呢子大衣，冬天天又冷。家里人又不愿意让一件大衣就这么放着。最后我妈去买了一个绒领子，拿给我外婆。外婆去找了一个做裁缝的堂舅母，给我把那件呢子大衣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将那个又大又长的褐色领子去掉，又装上了一个黑红色的绒领子，也就比较贴身了，这样我才穿上去上学，自然就不怕路上刺骨的寒风了。晚上盖到被子上，也暖和了很多。

但是，这件大衣却遭到了班主任的嘲笑，说是资产阶级的打扮。由于我当时就要看五十年代的一些中学课本，很喜欢古典唯美的那种文字，也对古人那种愤世嫉俗的情怀很有共鸣，平常写的“周记”，就让他很不爽，说我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看到我的呢子大衣，又接着拿出来说事。

八零年我上了大学，这时候穿大衣已经完全撑得起了，而且皮鞋、手表俱全，外表似乎并不寒酸。尽管这些着装在现在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但在我上学那阵，却算是比较好的条件了。我的宿舍有一个非常爱慕虚荣，并在女同学前显摆的同学，只要去其它学校，或者有外面的聚会，都要穿上我的呢子大衣。并说，外面的人看到他穿着呢子大衣在公园散步，很羡慕他。甚至当他染上肝炎的时候，还要不断穿我的大衣，搞得我不胜烦恼。

同样，这件呢子大衣，也给我添了一个麻烦。当时学校有一笔扶困资金，班主任让同学们申请。班上大概有十几个名额，从十元、十五元，到二十元不等。我当时瞄上了十元那个等级，因为名额多，钱又最少。根据实际的家庭经济情况，我认为我拿一个十元的补助，肯定合情合理。但最后名额公布后，却没有我。而且一个家庭情况不错的同学反而拿了十五元的补助。要知道，当时十元钱，差不多就接近一个月的伙食费了。而且要买书的话，普通的书就可以买十几本，甚至二十本。我很不服气，便去找班主任，结果班主任却拿我的呢子大衣说事。我说，这是我爷爷时就买的。他却说，这说明你们的家底本身就厚实，你看看班上有那个同学穿得起呢子大衣？这个班主任是从北京下来的，教我们哲学。据他说原来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因为家庭的原因，才调回了陕西。他还说，他是北京外交学院毕业，本身可以去当外交官，但因为形象问题，没有去外交部。同学们推测，可能是因为他的嘴歪。

大概十年前有次回家，班上很多同学在西安与我相见。大家还笑谈起了我的“呢子大衣”，以及同宿舍那个同学对呢子大衣的迷恋！

也是以后我才知道，其实祖父给我父亲买的这个呢子大衣，给他带来的困扰比给我的烦恼更多。

我父亲十几岁时，有骑马的爱好，据他说，他有些时候骑上马不由得就喜欢和别人比赛一下，当时，家里有三匹马可以供他骑上玩，当然，骑马玩的时候，常常也是放马。据我奶奶对我谈起我的呢子大衣的时候就说，我父亲年轻时候，常常穿着这件呢子大衣，骑着马走亲戚，很是威风。不过，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穿呢子大衣为堂叔们迎亲、或者送堂姑们出嫁的时候，是骑着自行车。

等我大一点的时候，就再没有看到父亲穿过呢子大衣了。因为当时的风声越来越紧，我们家的阶级成分不好，大人小孩平时说话都很小心。我父亲原来是国家干部，以后就回乡了，但是依然保持着做国家干部时的生活习惯，经常喜欢写写字，下雨天拉拉二胡，吹吹口琴，而我妈娘家解放前也是做官教书的那种出身，所以经常爱在家里插花—这本身就很让周围的人很看不惯。自然，我父亲就根本不敢再穿上他的呢子大衣出门了。

关于呢子大衣的往事，我工作以后，父亲给我聊起，他当年读书是学生会主席，喜欢篮球，学习也好，那件呢子大衣他一直就穿着。以后，在我们县机械厂当会计，偶尔在厂长不在的时候，还要代理厂长，那个时候才二十一、二岁，很是意气风发，经常穿着那件呢子大衣上下班，不过却招来了别人不少的非议。后来因为当时的返乡潮，他也就回了家。

居乡期间，我父亲已经十分低调而谨慎了。他有一个手艺，就是会中医，这是他在县城工作时，跟县医院一个来自河南的医生江先生学的，也成了父亲后来在乡里人缘好的一个关键因素。记得每当有人找他看病的时候，冬天总是那一件黑棉袄。如果晚上出去太冷，就穿上我爷爷的皮袄。我爷爷有两件皮袄，我父亲如果穿那件丝绸里子的，爷爷就会要求他最好穿那件旧的，不要招人讨厌。实际上，我敢把那件呢子大衣穿出去，已经都到了七七年的冬天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形势确实有些变了，不可能因为穿衣服再惹来麻烦了。

后来，我大学毕业工作了，我那件呢子大衣就由我弟弟去穿了，我买了一件比较高级的呢子大衣来穿，不过，我觉得穿上并没有穿羽绒那么舒服，就把这件新的呢子大衣给了我父亲。而我父亲其实更喜欢穿我祖父留下的那件羊羔皮的皮袄，又软又暖和，很适合陕西的冬天。后来，父亲又将它改成了一件外面是皮夹克，里面是羊羔毛的皮袄，让我出国前那年回家过年时穿，而父亲则穿着我那件呢子大衣。我估计他是给我看的，因为这是我给他的。其实冬天穿呢子大衣，对老年人来说，并不保暖。

二零一零年我回国时，父亲已经生病了。但我看见我那件穿过两代三个人的呢子大衣，依然挂在立柜里。对这件大衣我已经完全没有小时候的那种陌生和神秘，而是一种巨大的岁月的沧桑感，这件呢子大衣伴随着我们家三代人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生命联系。如今，买大衣的祖父坟上的树早已亭亭如车盖，父亲坟上的新松也是一人多高了，我也已经到了晚年，而那件呢子大衣肯定还在老家的柜子里。母亲已经随弟弟妹妹们迁居到了外地，想必老家那个四合院现在肯定是落叶满院了。

今夜，不知是否还有月光照进那个挂着呢子大衣的屋子里？

8. 三五牌座钟

文/ 颜如玉

在我小学的时候，爸爸省吃俭用，花了几十元人民币为我家购买了一个三五牌座钟。在那个普遍物质困乏的七十年代，家里能拥有一个座钟，应该也是很自豪的。

我记得座钟的外壳和底座都是木制的，它会打钟报时。每到整点时，它会敲响。按小时数敲，十二点钟它会敲十二下。

在那个清贫的年代，这个座钟给我们家的生活添了不少情趣。全家对时间的概念全依赖这个座钟。爸爸上班，我上学，都是遵循这个座钟的时间而出门。

后来爸爸有了手表，我上大学也有了手表，但座钟还在我家打钟报时。

再后来，它年岁老了，走得越来越慢，爸爸不得不隔断时间就手调一次，用他的表校准座钟时间。

再后来，我大学毕业，研究生也毕业了，然后去了北京，座钟在我记忆中越来越模糊。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我出国了，父亲也告别了这个世界。我回到了故国，不见了父亲，也不见了父亲为我们这个家买的座钟。

我从来没有追问座钟的去向。我猜它已经完成了在世界上做的工，就如我的父亲歇下了这世界的重担。

我想念我的父亲，也想念我家的三五牌座钟。

9. 敝帚自珍

文/ 冯风

您看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吗？那可是我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永不磨灭的艺术精品。写的是八年离乱催人泪下的故事。影片中大资本家张仲良大客厅小茶几上，摆着一个小收音机，那个年代那样的人物有那样的收音机非同凡响，不仅体现着主人的身份和品味的高贵，更是一种炫耀。

无独有偶，我也有那么一个收音机！！

这让我追梦几十年前的往事了，不是这个周主题“老物件”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年轻时曾经在一个工厂做工。员工宿舍近邻住着一个非凡人物，他是我国最享盛名的“乐仁堂”中药铺的公子小乐（大名隐去），他没有子承父业，而是一个无线电工程师，在工厂主管这门业务。我和他关系很好，我虽然一介凡夫，但我搞宣传，报上臭名远扬，我和他交得上朋友。

一天我到他宿舍闲坐，一进门，盆朝天碗朝地，乱作一团，满地狼藉，都是电子设备，没有下脚的地方。一个专业人士，全身心关注在他的爱好上，不大注意生活细节，得到印证。

我发现他桌子上摆着一个收音机，漂亮极了。这不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张仲良那个收音机吗？我看过那部电影，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啧啧称赞，好奇地说“听听”。他说是坏的，不响。我说，你是专家快修修啊。他说，这是外国货（哪国？美国？日本？他说过，我今天忘记了，不想瞎编），电压110伏，咱们220伏，不能用。从电压上，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年代，中国还不会造收音机，要进口，这就不是一般人物能做得到了。他说，我准备做一个小变压器放在收音机里，而且要小小的，否则放不下。收音机非常小巧玲珑，这的确是个问题。但难不住小乐，经过几天，我记挂着这事，又去作客。收音机居然丁零当啷响起来了。

我毫不客气地说，给我！要多少钱？他说，钱事小，但我下班听听好解闷。你是专家弄别的，这个我非拿走不可。他不知道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引起的我这个奢望。经过软磨硬抗我拿到手。

我没有在宿舍听，暗暗带回家中，放到卧室。直到我离开工厂，与小乐分手，算是了结了这段因缘。

那个年代有个进口收音机已经是家中奢侈品，而何况我的别有一番滋味儿。

每每打开收音机听上一段梅兰芳，马连良的京剧好戏，心中升腾起一阵愉快涟漪，感受到一份生活的美。

但是好景不长，天有不测风云，收音机电子管坏了。110伏电子管无法配得，哑巴收音机摆在桌上成了废物。

后来搞卫生便放在了废物小房中，女儿说，等收购废品的来了，卖了吧。我无可奈何，半推半就，一沉就是几年过去了。

有一年，石家庄无线电厂登报，呼吁群众献计献策，促进产品开发，我和他们联系说，有个收音机造型你们可以参考。谈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收音机。

有一天，该厂厂长和工会主席来家造访。我拿出那个不响的收音机。他们惊讶地说，真美！并且拍照留存。

后来无线电厂不景气倒闭了。

再无下文。

我出国多年了，那个“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收音机归宿如何已经不在我的话下。

令人难忘的是小乐朋友还健在吗？他比我年纪大怕是已经作古。当年我在那个工厂的工友们你们还好吗？这些挥之不去的记忆现在萦绕心头，让我在他乡说一句“你们都好吗？”。

10. 自行车的故事

文‍/ 庞进

‍前些日，骑着自行车与家人在住地附近转了转，上上下下，或快或慢，还没有不灵便的感觉。

想想，竟有二十多年未骑自行车了。

我大概是在十二三岁时学会骑自行车的，怎么学的已记不起了，只记得上小学五年级时，曾骑着自行车，给在十五华里外的徐杨中学上学的姐姐送过一次衣服。途中一段路是渠岸，我因闪避对面来的车子摔倒在流着水的渠里，好在水不深，只是湿了鞋和裤子。后来我到徐杨中学读书时，逢周六周日，都是自己骑着车子往返的。说起在徐杨中学读书，想到了一个与自行车相关的故事：学校年终搞文艺演出，一位荆老师写了一个相声，题目叫《自动车》，油印的剧本在师生中流传，读过的同学多对荆老师刮目相看，说：“想不到荆老师不但物理教得好，还有文学天才！”这个相声的内容几乎都忘了，只记住其中的几句对话，大体是：“我有一辆自动车。”“嗨，不就是俩轱辘嘛，怎么就自动了？”“你自己不动，俩轱辘能转起来向前跑吗？”

上世纪70年代初，高中毕业的我下乡插队，成为生产大队的主要领导。一天，走在村巷中的我，被一位张姓老者叫住了——我在这位老者家里吃过“派饭”。老者说：“庞支书呀，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老者说：“咱喔儿子订了个媳妇，眼看要娶过来了，可人家女娃提出要一辆新自行车，这把我给难场的，你看能帮忙不？”那些年，自行车属于紧缺物资，凭票才能买到。我说：“我不敢给您打保票，但我记住了。”几天后，到公社开会的我，碰见了供销社的冯主任，这冯主任是我一位同学的父亲。问候过后，我说：“叔，我正好有件事要求您！”“啥事你说！”“我需要一张自行车票。”大约过了一周，冯主任就专门派人将一辆盖着“特供”印章的“红旗”牌自行车票送了来，我便立即给张姓老者送了去。几天后，走在村巷中的我，又被那位张姓老者拦住了。老者不由分说地将我拉进他家，递烟，倒茶，说话间，就喜滋滋地从里屋将“红旗”掂了出来，车子崭新闪亮，车头上系着红绸，十分鲜艳……

读大学时，我曾多次蹬着自行车，由位于西安市南郊的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到市内钟鼓楼附近的几家电影院看电影——曾有过一天看了四场电影的记录。也曾骑车几十公里往返临潼栎阳镇家中。

1984年春，我成为西安日报社的编采人员，随着我调动的，是一辆八成新的28型“飞鸽”。这辆车，为我的工作、学习、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记得曾有读者反映某篇见报作品犯了“抄袭”之忌，就接受任务，按投稿地址，与一位同事蹬着车子一路风尘，到长安县某乡某村找到作者对证、落实。曾险些撞到人一次，也曾没有撞到人却被讹撞了人、交涉中被抢去传呼机一次。还有一次，我将车子锁停在住宅楼下过道，第二天早上去骑，却发现没了，被贼偷了。心里不免有些愤然加沮然。几天后，我步行到南大街办事，从一家诊所门前走过，目光一扫，发现其门前停的十几辆自行车中，有一辆有些眼熟，走近一看：嗨！真的是我的“飞鸽”！看那车锁，竟没有换，锁销子一拨，开了！于是，骑上就奔五金商店，买了一把新车锁换上。这下，再不敢将车子放楼下过道了，一骑回院子，就放进有人管理的地下车库里。

这辆“飞鸽”，为我服务了十几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有骑。进入21世纪后，基本上就不再骑了。出门采访、办事、开会，路远些，坐公交车（后来有了地铁，也乘之），有时也打的；路近，散着步就去了。“退役”后，这辆车就在住宅院的地下车库里躺了若干年。后来，地下车库入口处贴出告示：“清理车库，久放不骑的车辆请自行于一个月内处理……”我只好将我的“飞鸽”推出来，就有生意人待在宅院门口收。问怎么收？答“新些的二十块，旧的十块”。问“我这辆如何？”“十块。”于是，我就回家取了巾布，将我的“飞鸽”，车头车架车尾车瓦前前后后上下地擦了一遍，然后连同车钥匙，交给买车者。心里说：“老伙计啊，对不起你了，为我辛苦了这么多年，到社会上继续为人民服务吧！”几分钟后，我的“飞鸽”随买者一路风去，望其背影，我心里酸酸的，眼眶湿湿的。

（2024年10月2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11. 老校徽记忆的交织

‍文/宋竞明

初入华中工学院的那一天，我胸前别着一枚白底色的《华中工学院》校徽，轻轻闪耀在阳光下。这枚校徽，简洁却不失庄重，象征着我即将开始的四年求学时光。它是学生身份的标志，更是对未来无尽憧憬的见证。曾经的白底色的校徽承载了我们在华中工学院时的青春岁月，记载着那些奋斗学习、与同学们共同拼搏的日子。校徽让我联想到曾经经历的课堂讨论、考试压力、实验室的忙碌以及和朋友们在校园里的快乐时光。校徽远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装饰，而是凝聚了几代华工人的奋斗与梦想。

当年的白底色校徽伴随我走过了无数个朝阳初升的清晨，和夜幕低垂的漫漫长夜。每次走进那熟悉的教学楼，它在胸前轻轻一晃，仿佛提醒我——你是这所学府的一员，你的每一步，都与这座校园紧密相连。那时的我，尚且稚嫩，怀揣着无数关于未来的梦想，但肩上却是鸿毛一身轻。实验室的白炽灯下，我与同学们一同为理想而拼搏，汗水与思考在这个象牙塔中交织。白底校徽见证了我们在课堂上笔走龙蛇的激情，见证了我们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的青春。

然而，光阴的齿轮从未停息。四年倏忽而过，毕业前的那些天，校徽依旧佩在胸前，但对我们中的多数同学而言，却多了一份告别的感伤。当我们踏出校门，校徽仿佛是我们身上最珍贵的记号，它带着我们曾经的努力、理想和青春，又将陪伴着我们走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命运有时会画出意料之外的圆圈。三年后，我胸前的校徽换成了红底色的《华中工学院》。作为一名硕士毕业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我的角色已然从那个曾在校园里奔跑的青年，变成了引导者和守护者。红底色校徽像一面小小的旗帜，肃穆而庄重，它时刻提醒着我，如今的肩上，承担着更多责任。每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那些和我当年一样年轻的面孔，我会不自觉地轻抚胸前的校徽。它不仅代表我个人的过去，也承载着这所学校赓续的精神火炬。

从白底到红底，校徽的颜色变换间，时光也悄然改变了我。那枚白底校徽曾让我站在理想的起点，而红底校徽则见证了我在校园里从学生到教师的成长。每一枚校徽背后，都有一段我与这所学校交织的深刻故事。无论是那个初入校园的懵懂青年，还是后来为人师表的成熟教师，我与这两枚校徽的情感都已深深嵌入岁月的年轮之中。1988年1月，国家教委批准华中工学院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于是我又收获了一枚新的红底色校徽《华中理工大学》。不久后我离开了母校，远渡重洋出国留学。2000年5月，原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组建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和“985工程”建设高校之一，也是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由于离校多年了，我未能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的新校徽，尽管我的名字一直都还被保留在册，直到几年前从一些海外的同学那里听说到，我们不将被继续保留在册，一切将真正成为历史。

校徽作为老物件，虽然不再佩戴，却成为了我青春记忆的符号。白底色的校徽承载着对学生时代的怀念，而红底色的校徽则承载着对学校和职业生涯的感恩与自豪。校徽颜色的变化反映了个人在学校的一段发展历史。而从《华中工学院》到《华中理工大学》，不仅仅是学校名称的变化，更是时代的进步、学校提升的象征。

如今，三枚老校徽静静躺在抽屉的一角，泛黄的纸盒，包裹着三枚不同的老校徽。每当偶然翻起，我总能想起那些曾经走过的日子，想起那个年轻的自己，想起校园里的欢声笑语与无数次奋斗的瞬间。校徽，早已不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一枚见证光阴的印记。

时光荏苒，校徽不变。它们带着我的青春，带着我的理想，带着我对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的深情厚谊，默默见证着每一个日夜的流转。而我，也将在这段光阴的故事里，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

12. 我的“专车”

文/ 原野

也许你不相信，我早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拥有了自己的“专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初中毕业顺利考上了离家十五公里以外的县城省重点高中，开启了花季年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住校的寒窗苦读。

十五公里的路程在现在看来根本不算什么，小轿车一脚油门二十分钟的功夫就可以抵达,然而四十多年前，尤其是乡镇包括农村，且别说小轿车，就连摩托车都如“镜中花，水中月”般奢望。

我初三就读于离家五公里的镇办中学，那时虽然也是住校，每晚二十多个小同学挤在一个大通铺的炕上，但周末可以步行回家，毕竟只有五公里，和同学们结伴而行，边走边聊，开开心心，不知不觉就到家了，回到家还可以帮父母干点农活什么的。

可是上了高中，这个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距离令人犯难了。于是，勤劳开明的父母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指导思想，下定决心从集市上购置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那个年代，自行车也很稀罕,虽然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但对父母来讲应该是一项不小的开支。就这样我拥有了有生以来的第一辆“专车”，而且是亲自驾驶，免代驾。有了这辆“专车”，似乎有了一种如虎添翼的自信。

展现在眼前的“专车”是一部饱经沧桑的“永久”牌名牌自行车，模糊的“永久”二字在油乎乎的车脖子处依稀可见，车子没有车铃，前轮和链条没有罩子，两个脚踏子也快掉了，蹬起来吱吱作响，父亲换了两个新脚踏板，调整车座的高度至最低，但依我当时的身高，当脚踏子转到最低处时，我的脚就够不着了，即便伸直了脚尖也才勉强能够着，要使其正常行驶，就需要右脚猛地蹬一下，让另一只“脚踏”接触到另一只悬空的左脚，左脚继续猛蹬，如此循环重复来为“专车”赋能以保持其正常行驶。整个行进的过场中总有一只脚在悬空等待，这个姿势既像参加接力赛的选手，又像在演杂技。

车不在贵，实用则行。实践证明这部“专车”的配置基本上满足了我每一周或两周驱车回家的需要。平时它在学校的专用车库待命，每到周末它便招之即来，它承载我沿着108国道飞驰平安回家，在家里吃了妈妈做的好吃的，帮父母干完活，它又载我返回学校继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有时侯，应邀参加一些其它的课余活动，我的“专车”也发挥了出色的作用。我是中学军乐队的小号手，记得有一次，一位高年级的同学邀请我们乐队去二十公里以外的村庄为他哥的婚礼演奏助兴，一大早我便驱车前往，路上遇到一个坡度约四十度的长坡，我只好气喘吁吁地推着车爬上去，而后准时赶到了目的地。

那天活动结束后已是华灯初上，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我骑车返回时再次经过那个陡坡，这次走下坡路。由于没有前闸，后闸磨损又不灵，眼看着车子越跑越快，绑在车座上的小号箱子也发出频繁的震颤声，我有点惊慌失措，于是下意识地伸出了右脚，用布鞋底擦住前轮侧来充当刹车，总算是控制住了速度，有惊无险。有了那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经历后，我修理了后闸，解除了后顾之忧。碰巧的是不久前老师在课堂上刚讲过摩擦系数和滑动摩擦力的概念，通过这次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我对摩擦在生活中的意义有了更直观而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次秋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到十五公里以外的山脚下帮老师收玉米。结束了一天紧张的田间的劳动，不知为何还那么精力旺盛，我和伙伴们沿着笔直的柏油路，一边顶着细雨绵绵的秋风向山下飞奔，一边高歌猛进地唱起了流行歌曲《回娘家》——“风吹着杨柳刷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哗啦啦啦啦…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依呀依儿哟… …”一路下山，一路欢歌，此时我身下的“专车”似乎也共鸣了我们的快乐，显得格外地身轻如燕。

时间总在无情地飞逝，三年的高中生活眨眼而过。而我的“专车”就是这样或那样风里来雨里去，负重前行，风尘仆仆地陪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求学时光。

记得八四年参加高考的前一天下午，刚下完一场大雨，天边升起一道美丽的彩虹，我带上我的准考证，带着父母的嘱咐，骑上我的“专车”满怀信心地按时奔赴学校的考场，那时我已长高，骑车已不需要一只脚悬空了。幸运的是我竞被第一志愿录取了！我情不自禁地奔走相告，我想，如果我的“专车”会说话，他一定会说：“热烈祝贺！你没有辜负我的期待！加油！”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如今，岁月抹去了无数的经年往事，而那辆伴我前行，陪我成长的“专车”，在记忆的深处却被永久珍藏，挥之不去。它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更是父母深深的爱和望子成龙的期待。

我怀念高中紧张充实而快乐的生活，怀念我的“专车”曾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13. 重拾搁浅的记忆

文/ 一米阳光

悠悠岁月，往事经年又经年。水瘦山寒，昨日如烟。旧物不言，宗宗件件，都是历史的碎片，拼凑出生活的画卷，传递着往昔的温暖。

七十年代末，母亲用省吃俭用的积蓄，购买了一台上海产的飞人牌缝纫机。记忆中，这是我的家里流传至今、最值钱的一个老物件。

那个年代，举国上下，经济匮乏，最标配的三大件通常指的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这些物品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象征着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手表代表着时间的精准和身份的象征，自行车是出行的重要工具，而缝纫机则是家庭手工制作衣物的重要设备。

于我家而言，这几大件完全就是奢侈品了。母亲无力承担太多的消费品，我们兄弟姐妹年纪尚小，不敢奢求太高。但，缝纫机是母亲耿耿于怀的心仪之物。母亲非常要强，她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凭自己的辛苦付出去做到。

母亲勤劳质朴，护犊情深。为了我们几个子女，母亲劳心劳力，无怨无悔。一生当中，留在我记忆里的最深刻画面，永远都是母亲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由于父亲早逝，家里家外全靠母亲一人支撑。我的幼年时期，所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白天母亲在外面干活，出苦力养活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晚上还要点灯熬油为我们缝缝补补。

我简直都无法估量，母亲在她的有生之年，她那勤劳的双手究竟承载了多少辛苦的付出！一个既当爹又当妈的瘦弱女人，竟扛起了六口之家的全部重担，这就是我那勤劳智慧的母亲。

当生活稍稍好转一点，母亲第一件大事就是买了一台缝纫机。从那时起，家里时时会传出缝纫机那“哒哒哒”有节奏的声音。

心灵手巧是母亲的天赋。大言不惭的说，我这一点应该是遗传了母亲。受了母亲的耳濡目染，我刚上初中时就自学了裁剪和缝纫（当然，学艺不精，没有专业培训）。这样，我也在学习之余或节假日，帮助母亲做一些针线活，减轻母亲不少生活压力。

在我结婚前的那些年，每到春节前夕，都是我最忙碌的时候，一家老少，包括哥哥姐姐家的孩子，还有个别邻居家，我的活计可以说应接不暇。那个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累，很累……但，累并快乐着！要过年了嘛，一家人穿得整整齐齐，我的心里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也许正因为上述的缘故，我对母亲的这台缝纫机感情特别深。这台缝纫机改变着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风貌，陪伴着母亲走完一生的最后一程。

十九年前母亲去世，母亲的那台缝纫机留给了二嫂。说心里话，我当时真想把它留给自己，但是我不能。我是做女儿的，不能争母亲的一分一毫。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再用到缝纫机，但我确确实实是想过，在我的生命中留个念想给自己。那里刻着母亲的痕迹，是我们兄弟姐妹中，唯有我和母亲生活中最多部分的一个交集。

但，我没有说出来那句话。二嫂和母亲感情也非常好，而且在当时，她也是偶尔能用到。

时光荏苒，母亲的缝纫机成了地地道道的老物件。四十多年了，它还保存得完好无缺，在二哥二嫂家的空房子里闲置着。

我在每一次回到二嫂家，都不止一次说起过：这是咱妈留下来的纪念品，好好留着吧，这是她留给咱们的念想！

人生千回百转，承载情意无限。在怀旧的情感中，老物件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中找寻自己的位置，乃至一份亲情。

旧物是时间的承载者，带着我们走进过去的片段。它是时光机，能够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岁月；它是回忆的媒介，每一件都是一次情感的触发；它是生活的缩影，展现着人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岁月搁浅了记忆，每一个老物件似乎都拥有无形的魔力，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柔软。母亲的缝纫机是我故事的主题，镌刻着过去岁月的痕迹。沉浸在有母亲的回忆中，我再一次无法自拔，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年代……

诗词歌赋

【满庭芳】老相机

姜建青

闪烁灯明，咔嚓声脆，尽收春色秋容。莫嫌身小，妙处夺天工。阡陌轻追飞兔，乱云畔、留住征鸿。叹多少、青葱岁月，都在快门中。

殷勤陪伴我，几番寒暑，几度西东。至今忆、新诗题照情浓。不奈潘郎渐老，风流减、将尔尘封。银釭下、细心擦拭，帘外月朦胧。

七言小律（三韵律诗）

我爱先秦刀币

薛昭建

锈迹斑斑志古老，距今己逾两千年。

钱文大篆神庄重，材质青铜币固坚。

存世无多要珍惜，先秦刀币是良钱。

（平水韵一先）

【剑】铸古风剑 [汉字诗话]

‍江毅

我有一把跟我几十年的仿古制剑。在我保存的几把古风剑里，这把是最爱。剑身坚朗，色泽润光，刃甚锋利；剑鞘宝塔精工，纹理细美，手感固实。特别是出鞘落鞘涩感甚丰，富负重力量感。舞之生风生辉，赏之遐思驰骋。今古韵存乎?诗咏之。

我要这剑，铸入汉唐尊严。

一面星月龙渊，一面稻麦轩辕。

贯黄河之肠，淬昆仑之钒！

当凶寇进侵，黑魔临舞，

我自赤霄抽巨剑。

飞蛟龙承影，举泰阿巍巍，

隆隆妖孽雷斩。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歼！

干将胜邪喝双翼，清湛永安。

*剑，左佥右立刀旁。佥，象形众多人的样子。其中，上亼象形三边集合，下为兴的上部，象形人之多之兴旺。剑字意象：众人持剑。

*汉字中对三角形情有独钟。部件亼象形三边集合的人之众（合字，佥字均使用）；众字象形三人构成三角形。三角形寓意团结稳定性（众字中三人甲骨文中原是排成一排）。

*七星龙渊、轩辕、鱼肠、赤霄、承影、泰阿、干将、胜邪、湛卢均为中华名剑。

【七律】 华工老校徽 （二首）

‍宋竞明

（一）

昔日华工老校徽，青春岁月梦高飞。

书声朗朗传科学，笔影悠悠问械机。

课上求知思路远，堂中授业性灵威。

时光虽逝痕犹在，往事如烟故里归。

（二）

‍学府华工岁月长，校徽与梦绕心房。

黉门旧迹经风雨，翰苑新春送雪霜。

昔日东湖欢语畅，今朝北域醉情狂。

光阴故事从无尽，别了书裙笔未央。

外一首

‍【七律】 寒窗旧雨

秋风最爱管闲事，红了枫枝白老头。

绕岭残云声自寂，飘阶败叶意相缪。

黄鸦数点穷栖树，瘦马孤行晚入丘。

谁对寒窗吟旧雨，露华霜气又西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