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冤魂之八 提出“毛泽东思想”第一人 王稼祥

杜锡林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原名嘉祥，又名稼蔷，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

1925年5月领导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8月进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

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再次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1935年长征途中，为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以及贯彻遵义会议的决议，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在长征担架上，王稼祥向毛泽东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让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籍顾问李德下台。

　　1933年4月王稼祥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多次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足可见这“关键的一票”的重要性。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儒雅的学者，曾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他尊重真理，但不盲从。虽然与王明是同乡，又是一起在苏联学习，但与王明截然不同。

　　1936年10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月至1956年9月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6月，由于伤情恶化，去莫斯科治伤。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9年1月，兼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

　　1942年6月，同陈云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直属系统的整风。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此期间，王稼祥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在对外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看法。

　　1956年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8至9月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2年2月和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后被指责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3月主持撰写和审定《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事实求是，量力而行》提纲。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

　　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

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

1970年年底回到北京治病。

1972年5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享年68岁。

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得到平反。

　　王稼祥处理国内问题有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考虑到中国利益。同时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人。

　　王稼祥当年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在国外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安徽同乡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们那样依照苏联人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党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王稼祥却始终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既有模仿国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产方式上的广大农村。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较为发达的城市，这样促使许多自认为先进者却脱离本国实际。所以他们纵然有千条万条妙计，结果却无从施展。王稼祥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恰恰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因毛泽东一再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