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及校园的激荡年代（续篇）

纯博

风波冲击中成长 文化大革命的风波，冲击了我们上初中正规学习文化知识的校园，使我们这些还处在青少年时期，思想认知还朦朦胧胧的初中生，随着运动的风潮，提前进入了社会，走出了学校，到祖国各地去串联，去学习老红军长征，去工厂、矿山学工，到农村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学农，到部队去学军等等，都给我们提供了学习、锻炼、成长的大好时机。 学工学农学军 我们班的13名同学组成的红卫兵长征队，就是学习革命先辈，重走红军长征路，爬山涉水，磨练精神意志的重要体现。 我曾经与同学到黑山煤矿学工，下过煤井，深刻体会到我们烧煤是多么不容易，那是煤矿工人头碰顶板，脚踩污水，甚至在不足半米的煤层里一镐一铣的把煤挖出，装上矿车，用绞车拉到地面上的。 我还与徐兆清、胡伟、杨传强同学一起到山东冶金材料试验厂学工，跟着钳工师傅学习。初步尝试了铁锤如何敲打，锉刀如何端平，钢锯如何用力。还记得工厂的饭菜十分香美，清凉的豆豉咸菜的味道，至今还回着味。这个厂后来合并到张店钢铁厂，成为淄博市的大型企业。我与同学们到过廖坞村学过农，那个村很大，当时有17个生产队，黑旺人民公社机关驻地，就在村的北面一路之遥。一起去的同学徐兆清还记得住在村里的房东姓白，名字已记不清了，是村西沟第14生产队的。在那里我们知道了老革命前辈白光标曾带领着部队和民兵，打过日寇和蒋匪帮的故事。还知道了那时山里还没有自来水，生活是油葫芦井里储存的雨水，虽然带着点羊粪蛋子味，可喝起来，心里透着甜。 我们的学校还进过工宣队，里面还有军代表，是洪山当地的海军仓库，编号是1217部队。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还与工宣队进行过篮球比赛，军代表有位刘技师，名字叫刘瑞和，个头不高，胖乎乎的。在篮球比赛中，他如同一条蛟龙，飞快的穿梭在比赛的人群中，不断地把篮球送进篮圈里，得到众人的喝彩。后来刘技师转业到了淄川工商部门，我们还见过面。学校还曾经组织学生到1217部队去学军，这个部队离学校很近，也就1公里左右。到了部队军代表赵炳万、赖永川带领我们参观了军营，观看了部队军人列队训练的风姿，还观摩了他们的篮球、乒乓球比赛。整洁的营房，严明的纪律，让我们对军人肃然起敬，心想着要成为一名军人该多好呀！后来，我们班就有5名同学应征入伍，真正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啦！ 去北京见毛主席 红卫兵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突出产物。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前后8次接见了1,100万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人民群众，这是旷世奇闻。这一年的十月份，我们七级三班投票选举红卫兵代表，准备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如果加上当年国庆节那一次，我们这次就是第五次了，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我和徐兆清等同学被推选为代表，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高兴和激动的。 进首都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家里人也感到很光荣，父母为我准备了钱和粮票，还特意嘱咐：“我们是没有进北京的机会了，更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你就替我们多看毛主席几眼，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吧。”带着父母的嘱托，带着老师、同学们的信任，我们几位红卫兵代表从学校出发，到张店坐上青岛开往北京的火车，一路欢笑，一路歌唱，满怀豪情的向祖国的首都北京奔去。 进京的火车顺利的到达了北京站，下车后看到雄伟的候车大楼，听着钟楼整时奏响洪亮的“东方红”乐曲，走在宽阔的广场上，激动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广场上专门接待红卫兵的专车，把我们拉到了北京城东朝阳区的红庙外交部第三接待站，那里聚集了全国各地的部分红卫兵，都是参加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的代表。那时红卫兵接待站的伙食还不错，吃饭只交粮票不交钱。我们在接待站居住并等待通知，空闲时就出去逛街游玩，经常与外来的及当地的红卫兵学生交流、学习。北京人说普通话很好听，我们说淄博话就显得挺土的。我们佩戴着“淄博第十五中学”的校徽，上面的字是行草。北京的学生和我们交流时，看了我们的校徽，问我们是“溜博十五中”的，我们说是“淄博十五中”，他们不太认识“淄”字，而且“淄”字写的比较草，就误认成“溜”字了，他们明白后也会意的笑了。 1966年10月18日，我们在北京红庙红卫兵接待站接到通知，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这一天接见我们，听到这个喜讯后，我们十分激动和兴奋。清晨早早地起来做准备，唯恐错失良机。接待站也早已做好准备，发给每人一包红肠和面包作为早餐。早餐后，接待站就集合了本站的红卫兵，由领队带领我们坐上部队的帆布篷卡车，顺着东长安街向西奔去，穿过了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天安门城楼的雄姿。我们来到西长安街的西单，在北京的邮电大楼附近，我们的队伍下了卡车，被安排在西长安街的南面路边，周围还有北京新华书店等建筑。从红庙接待站到西单有近20公里的路程，路上人山人海，车辆开的较慢，时开时停，把我们晃荡的够呛，有些疲乏了，可一想到就要见到毛主席了，精神劲儿又来了。在路旁等待的队伍有些懒散了，我们坐在路旁互相倚傍着、交谈着，还不时的朗诵毛主席语录。大约休息等待了个数小时，上午10点左右，就听到路边装有音响的架杆上传来了“东方红”动人的音乐声，播音员用嘹亮的声音高喊：“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大家了！……”我们立即站起来，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挥动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蜂拥地挤到路上。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毛主席在其他中央领导陪同下，坐着敞篷吉普车，顺着长安街，由东往西，接见了路两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150万人。这次接见采取了红卫兵列队道路两旁，接见车队行驶检阅通过的形式。我个子小，挤在人群里，毛主席接见的车队开过来时，我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瞪大了眼睛张望。我从林立的人头缝里看到了毛主席高大的身影，站在敞篷车上不停的向路两旁的红卫兵挥手。我兴奋的热泪盈眶，随同众人不断的高呼口号。检阅车开的挺快，毛主席的身影瞬间驶过，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车辆也随之而过，他们的面容看得比较模糊，看得比较清楚的是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他端坐在一辆敞篷车的右边，正好转头面朝我站的地方，一副八字胡挂在有些苍老的脸上，我顿时对他肃然起敬。检阅的车队快速驶过后，被接见的红卫兵有秩序的分别带走，我们又坐上了布篷卡车回到了红庙接待站，毛主席接见我们时的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北京等待毛主席接见期间，我们在学校领队的带领下，曾经到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抄写过大字报；也到过天安门广场，走过金水桥，只因故宫不开放，就只摸过天安门通道大门的金疙瘩；还游览过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北京工人文化宫；去过王府井、北京百货大楼购过物。在北京还去过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时我才15岁，能够进首都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多么的荣耀呀！ 蒸包真香 初中时期，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来自淄川东部区域，有学校附近的工矿子弟，有淄博矿务局煤矿及机关子弟，还有来自农村的子弟，特别是东部山区的同学就有10多名。 当时的社会有市民、农民之分，在工矿、事业行政部门工作的开工资，他们的家属和子女，生活所需的粮、棉、布、油、肉、蛋等物资，由国家制定的票证定量供应，而人民公社社员以劳力出工挣工分，按劳分配获取生活用品，农村社员的子女生活由社员家庭承担，这些一时无法解决的城乡差别，造成了社会无法避免的矛盾。 虽然我们是工矿子弟，在当时叫吃市民的，可那时年龄小，没有区分市民、农民的意识，只是感觉我们都是年龄相差无几的同学，不过，当我看到家远住校的农村同学，他们都要从家里带来每周生活用的干粮和咸菜，他们一周的干粮都要拿出来经常搭在晒衣绳上晾晒，不然就会发霉长毛，特别是山里的同学更是如此。看到这些情景，我总是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是市民的同学可以用粮票到学校食堂买饭票，虽然按定量可还基本饿不着。食堂有时卖蒸包，有素的，也有肉的，我就多买上几个送给宿舍里吃饭的农村同学，有时还换他们的煎饼、拿他们的咸菜吃，就如同自家的兄弟一样。有的同学吃了我给的蒸包，连连说“真好吃，真香啊！”这些往事在同学们都走上社会，时而相聚交谈起在学校的生活时，还断不了说起“蒸包真好吃，真香！”的滋味记忆。 动荡中学艺 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停止后，各个学校、各行各业的群众组织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我们学校也卷入了运动风潮。各班级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组织的名称五花八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主席红卫兵”、“无产阶级红卫兵”等等。起初红卫兵下面还冠有“ xxx战斗队”，我们七级三班就成立了“同心干战斗队”，七级四班成立了“全无敌战斗队”，我们两个班曾互相对立，“战斗”过一番。后来各班组织联合和跨班级联合建立红卫兵组织，又出现了“XXX兵团”。我曾经与徐兆清、杨传强、孙群、胡伟等同学建立过“无产阶级红卫兵、文化革命野战兵团”，当时曾印过袖章和旗帜，还出过兵团的油印小报。学校大联合后的红卫兵组织叫“井冈山兵团”。 初中文化大革命的两年，学习文化知识的环境被冲击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字报、大标语、辩论会、批斗会、大串联……。当时，青少年时期的学生思想很单纯，随时跟着潮流走。文革冲击了我们继续学习未学完的文化课，可在另一方面学到了走上社会的知识。我曾经参加过学校的美术学习小组，跟着徐金提老师学过画画，同时还学习了美术字的书写。文革中也跟着苏石长老师学习仿宋字写过大标语。在学校写大字报、大标语也锻炼了我写字的能力。淄博十五中大门外两边的院墙，面对着公路，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是很显眼的地方。我曾经与王家英同学分别在那两面墙上，写过文革中学校最大的标语。我在东面墙上张贴的一开上下、两张连在一起的大红纸上写一个字，用100毫米宽的大毛刷书写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王家英在西面墙上用同样的方式书写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当时自我感觉写的还是很满意的。文革在校期间，洪山耐火材料厂还邀请我到厂内食堂外的大墙壁上，用红油漆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仿宋体美术大字。我参加工作后曾参加过淄川区工业大检查，到过这个厂，在厂里食堂吃饭时，厂有关领导还谈论过食堂墙壁上的大标语，我说是我写的，他们对我刮目相看了。 刻钢板印传单、印小报，也是文化大革命突出的特点，我在学校学会了刻钢板，充分发挥了我学习美术字的特长，方整的字体用蜡纸在纹道均布的钢板上刻写，逐步的顺畅起来。油墨印刷也有技巧，当初只是蓝色或黑色油墨印刷，后来还用红色油墨进行套板，主要用于传单的重要内容、小报的报名、毛主席语录等方面。才开始小报只能印八开的纸面，后来经过研究实验后，在普通油印机上安一个长夹子，可以印四开的纸面了，这需要印刷两次。再后来在四开的纸上，反正面都印上内容，印刷就得四次，小报的版面不逊色于报社高档的大型印刷机印出的报纸了。我和胡伟同学都是刻版、油印的能手，许多同学在文革中刻版、写字等方面得到了收获，在风波中传承了民族文化。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成了类似“桃园结义”的好兄弟，走上社会后来往不断。毕业后我参加工作的单位，文革未结束时写过大字报、大标语，刻过钢板、出过小报；文革结束后，还在单位写过厂牌、宣传标语、出过黑板报、壁报等等，这些都得益于我在文革中的锻炼。 同学情谊长存 初中毕业后，七级三班的同学纷纷走上社会，奔赴到不同的行业和岗位，但同窗之情，同学之谊，却连绵不断。时而小聚是常事，较大的聚会我们班先后进行过三次。1992年12月27日，我们班部分同学和学校老师进行了第一次聚会，由5名老师和44名同学相聚在淄川“川三大酒店”。2014年5月18日入校50周年的联谊会，有两名老师和33名同学相聚在母校附近的“青云大酒店”。2024年5月18日入校60周年的联谊会，有25名同学又相聚在“青云大酒店”，这一次有的老师已过世，有的老师年高有病未能参加聚会，却是一大遗憾。这三次聚会都是我与部分同学倡导并主持，都取得了忆思万千、情如手足的效果。特别是第三次聚会，我们还在母校现在的办公楼前合影留念，还到学校校园参观游览，看到今非昔比的学校新貌，心里五味杂陈、感慨万千，60年前的校园情景又仿佛展现在面前。在聚会前，由班长贾玉华提议，有张良琪、孙树亭、黄信国、杨传强、张春波、徐兆清、张宝泉、殷若洪等9名同学，自愿募捐款3700元，分别捐助给我班因本人及孩子患重病的宋玉兰同学2700元，捐助给生活十分困难的孙汝成同学1000元，并当面或专程送达。“同学聚会、亲切激昂、爱心捐助、情深意长。” 当年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已是两鬓霜染的古稀老人，不堪回首的激情澎湃岁月已经过去，步入暮年的我们虽青春不在，更要不负年华，珍惜当下，心情愉悦的过好夕阳晚年，让同窗之情、同学之谊永存！ 作者：张春波. 笔名：纯博二O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于淄川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