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牛特旗读书协会九月读书分享总结

似水流年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颗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美感与魅力，让后世为之倾倒，其音韵之美，意象之魅，情感之真与社会生活之融，让我们通过阅读宋词来了解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文化背景以及历史变迁。无论苏轼的“大江东去”还是柳永的“晓风残月”，都会在某一刻慰藉心灵。

都说豪放是气，婉约是情，九月由陈二虎老师为你分享有关宋词的话题，共同探讨宋词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

第六部分:文人的谪居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都有强烈而执著的执政、议政、从政意识，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主要是看其政治价值能否实现。在宋代，被列为儒家“四书”之首的《礼记·大学》开首便是:“古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和。致和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为士人实现个体人生价值所设计的一套理想人生模式。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层级式结构，修身、齐家是最基本的前提，而治国、平天下才是最终的目的，也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这种价值观，从童蒙教育阶段即开始灌输。

　　

古代官吏退休，叫致仕，意为把禄位（仕）奉还（致）国君。只有皇帝批准了，你才能退休，否则，你到死也得为皇帝卖命。如南宋的理学家朱熹，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夏天“乞致仕不允”，又过了四年，再“乞致仕”，仍没同意，一直到庆元六年“春二月辛酉改《大学诚意》章，甲子以疾终于正寝”。朱熹一再要求退休都不允准，说明皇帝对这位德高望重的硕学通儒的器重。

对文人士大夫而言，这是令人艳羡的荣耀，是可遇不可求的。但这种情况只是少数，多数情况下是官员们由种种原因而被贬谪或流放。

古代称仕途为“宦海” ，称仕途升降为“宦海浮沉”。在宦海中当然不乏弄潮高手，但若想一直在风头浪尖上不跌落下来，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否则，“伴君如伴虎”，做臣子的必须小心翼翼，高度谨慎，否则，一言不慎而惹得龙心不悦或龙颜大怒，官丢了是小事，搞不好连命也要搭上。

在宋代文人中，宋初王禹偁的谪居心态是较激烈的，他为人耿介，遇事敢言，一生三次遭贬。第一次是在淳化二年，权势逼人的尼姑道安诬陷徐铉有奸私事，兼判大理寺的王禹偁力为徐铉辨冤，触怒宋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第二次是至道元年，因开宝皇后之丧，群臣不成服，他敢于议论，又触犯宋太宗，被贬知滁州;第三次是至道三年，因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而遭流言谗谤，再次被贬为黄州刺史。

王禹偁八年间三黜，情绪非常激动，写下了颇有牢骚的《三黜赋》:“一生几日，八年三黜，始贬商於，亲老且疾。儿未免乳，呱呱拥树。六百里之穷山，唯毒蛇与贙虎。历二稔而生还，幸举族而无苦。再谪滁上，吾亲已丧。几筵未收，旅榇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苍兮安仰？移郡印于淮海，信靡盬而鞅掌。旋号赴于国哀，亦事居而送往。叹四入于掖垣，何宠禄之便蕃。今去交安，发白目昏。吾子有孙，始笑未言，去无骑乘，留无田园。羝羊触藩，老鹤乘轩。不我知者，犹谓乎郎官贵而郡守尊也。”

欧阳修也有过三次贬谪，但每次他都不以贬谪为怀，悠然度过这人生不得意的时期。第一次是景祐三年，这年，范仲淹因论事触犯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许多人为之不平，可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但不进诤谏，反而背后诋毁范仲淹的为人。欧阳修激于义愤，写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痛斥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由是得罪当权者，被贬为夷陵令。

夷陵属于下县小邑，倚山临江，地僻而贫，一般士人都不愿来此做官。但欧阳修对此却并不介意，反而觉得这里的江山格外秀美:“闻说夷陵人为愁，共言迁客不堪游。崎岖几日山行倦，却喜坡头见峡州。”（望州坡）诗中所反映的精神状态，是一般的谪居之人所难以企及的。

　　

这种不以贬谪为意的心态，在苏东坡身上表现得更为典型。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概括自己一生成就说:“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黄州、这惠州、这儋州，恰是苏轼一生三次贬谪之所，而他竟然将三次谪居视为一生事业之辉煌时期，其旷达、超越之人生态度可见一斑。

杨湜《古今词话》说:

东坡初谪黄州，独王定国以大臣之子不能谨交游，迁置岭表。后数年，召还京师。是时东坡掌翰苑，一日，王定国置酒与东坡会饮，出宠人点酥侑尊。而点酥善谈笑，东坡问曰:“岭南风物，可煞不佳。”点酥应声曰:“此身安处是家乡。”坡叹其善应对，赋《定风波》一阕以赠之。其句全引点酥之语，曰:“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花炎海起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雪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好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正是东坡消解谪居苦闷的法宝。

第七部分:文人的参禅。

宋代的佛教有各种宗派，流传最广对文人士大夫影响最大的是慧能创立的南禅宗。原始的印度佛教本是一种极端出世的宗教，把“此世”看成绝对负面而予以舍弃，这与中国思想自先秦以来即具有的明显的“人间性”倾向格格不入的。为求得在“新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佛教教义不得不有相当的改变以迎合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大体说来，自魏晋以来，佛教（以及道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儒家虽然始终未失其入世的性格，但其功用已大为削弱……

南宋张鎡从禅宗那听来“光明藏中，孰非游戏”的说教，便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若心常清净，离诸取著，于有差别境中能常入无差别境，则酒肆浮房，遍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都说饮食男女，禅僧们也有七情六欲，须“内见自性不动”。当“澄心端思”，才会真正体验到人的内在生命意义。宗白华先生说过:“静穆的观照和活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禅宗注重内心的修行方式与艺术创作过程中构思阶段的心灵状态是一致的:禅宗在静心澄虑中识心见性，成就佛道;而艺术创作主体在“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状态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我这里面兼谈写作，望老师们领悟，写诗如参禅）

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所成就的人生是艺术的、审美的人生。它为文学艺术修养深厚、精神追求颇高的宋代文人士大夫求取艺术人生架起了一道便捷的桥梁——“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宋代的禅诗和“以禅喻诗”的诗学理论之所以那么发达的原因了。佛教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为宋代文人士大夫在佛教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

《宋诗纪事》中引杨万里《赞功甫像》，描绘南宋文人张鎡的形象曰:

香火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带诗书，步武璚琚，又何儒也！门有朱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茹雪食，凋碎月魄，又何穷诗客也！

禅客、儒士、公子、诗人这种“四合一”式的形象，在宋代文人中是颇有代表性的。即使有些文人不是“佳公子”，也可说是“三合一”的形象，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僧与俗、山林气与头巾气是那么和谐统一，丝毫看不出造作的痕迹，文人士大夫禅僧化，禅僧文人士大夫化，是宋代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宋时，禅宗发展到鼎盛。禅宗义理已成为文人士大夫们学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或奉佛参禅，或与名僧交往，或作禅诗，或谈机锋，佛教已渗透到文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了他们自得其乐和公共交往不可或缺的装饰品。所以，司马光曾感叹说:“近来朝野客，无坐不谈禅。”就连皇帝也有禅悦之心，喜谈机锋。宋孝宗曾多次召见灵隐寺的慧远、德光、道枢和径山寺的宝印，向他打听“禅道之要”，问他们什么是“三教同理”，还请他圆梦、作序，并赐他种种称号。

张端义《贵耳集》中说:孝宗曾幸天竺，至灵隐，有一个名叫辉的僧人相随。来到飞来峰前，孝宗问道:“既是飞来，如何不飞去？”辉回答:“一动不如一静。”看到观音菩萨手持念珠，孝宗又问:“何用？”辉立刻回道:“要念观音菩萨。”又问:“自念则甚？”又答曰:“求人不如求己。”这番对话充满禅家机锋，却博得孝宗的欢心。

苏轼歌曰:“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在其自注中说:他与白乐天“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可见对白居易晚年“外服儒风，内宗梵行”的生活态度是认同的。苏轼一生与佛禅渊源极深，从佛禅处获益颇多。苏东坡的家乡，当时佛教盛行，他的父母皆信佛，少年苏轼肯定受到影响，不过，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佛学经典当是在凤翔为官时。他在《王大年哀词》中说:“嘉祐末，予从事岐下……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苏轼到杭州任职“吴地多名僧”，东坡与之“善者十九”。曾出钱三十万刻印《楞伽经》。

苏东坡贬谪惠、儋，与著名的僧人佛印、参寥、清顺等都有交并大斗机锋。《续传灯录》载:

东坡抵荆南，闻玉泉皓禅师机锋不可触，公拟抑之，即微服往见。泉问:“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当年我读到这，笑了）泉喝曰:“且道这一喝重多少？”公无对，于是尊礼之。（此乃不言是言）

《罗湖野录》载苏轼与慧泉禅师的一段机锋:

东坡遂问曰:“如何是智海之灯？”泉遽对以偈曰:“指出明明是什么，举头鹞子穿云过。从来这碗最希奇，解问灯人有几个。”东坡于是欣然。

苏轼对佛学的接受持一种分析的态度，他归心佛禅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出生死，超三乘”，而是“期于静而达”，是“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至于“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他便自称“不识也”。苏东坡，摄取佛禅思想的内在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思想境界，在人事纷扰的世间求得精神的超越和生活的闲适。苏轼终究是一个天纵之才，于佛学稍稍涉猎，便较他人终生孜孜以求所得为多，是深得佛禅三味的。

　　

第八部分：文人的侠肝义胆。

北宋虽内忧外患严重，但仍旧是历史上拥有长治久安的时期。这主要依赖于“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士大夫们大都能以名节自励，耿介直言，勤于政事，恪守职守。如晏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晏殊所拔擢的这些人才，都是后来庆历革新的领袖或干将。一代名臣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而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俭朴，“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不忘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李纲（1083～1140），是两宋之际的抗金名臣，金兵囤汴京时，以尚书右丞任亲征行营使，登城督战，金兵退兵后，很快受到投降派的排挤，高宗即位后任宰相75天即遭贬斥。他有咏史之词八首，分别是《水龙吟》三首，《念奴娇》两首，《喜迁莺》二首，还有一首《苏武令》: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 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归。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这首是李纲罢相后所作，表达了词人的报国理想，不断遭受挫折之后，仍念念不忘恢复故国的耿耿忠心。他在《与李泰发端明第一书》中说:”自闻贤者得请去朝，与士大夫同深惋惜。不任天下之责，而敦怀云海之上，其自为计则得之矣，第未知果能恝然忘情于世乎否也？天方艰难，使正人端士乍进乍退，徒有出入之劳，何补于事？然精忠之极，乃身在外，心罔不在王室，顾毋忘此念！”这与《苏武令》词抒发的爱国情怀正好相呼应。

岳飞，是南宋初期抗金名将，为“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远虞，主上奠枕”，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率岳家军屡破金兵，但最终却被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流传下来的词有三首（虽然存在争议），但无一不充满爱国激情。其最知名的是《满江红》（怒发冲冠），知者甚众。今我引一下另一首《满江红》: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效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对和议持强烈的反对，高宗绍兴八年（1138），金国“诏谕江南使”来到南宋，以高宗赵构与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准备接受金人提出的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在议和即将签订之际，胡诠上书高宗，极力反对向金人投降，请斩秦桧、王伦、孙近三贼之头以谢国人，并羁留金使，兴师问罪。胡诠由此而获罪，被除名编管昭州，改监广州都盐仓。四年后，即绍兴十二年，秦桧又策动谏官弹劾胡诠“饰非横议”而将其除名，押送新州编管。

胡诠被贬时，“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莫敢与之立谈”，甚至连他的“平生亲党，避嫌祸，唯恐去之不速”，而寓居福州的张元干独舍一己之安危而取大义，在胡铨途经福州时，作《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销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第九部分：文人的英雄末路。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成分构成与唐代有所不同。唐代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一大批卓有才干的庶族知识分子进入领导核心阶层，使士庶力量的对比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旧有的门阀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对科举考试仍有相当大的操纵能力。

可以说，庶族士人的政治出路问题，在唐代并没有根本解决。而宋代的士族势力已荡然无存，科考中公平竞争的原则得以实施。宋代的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绍兴八年（1138）枢密编修官胡铨上书高宗，乞斩王伦、秦桧、孙近三人之头以谢天下，由是得罪，被贬新州，又远送海南编管。在押送途中，胡铨作《好事近》词以抒愤。

胡铨《好事近》：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这是一时愤激之辞，但道出了抗战志士无奈的处境;想为抗金复国出力，可又上朝廷与金人议和;欲归隐山林，又有秦桧之流“豺狼当辙”。

请老师们再欣赏一首刘过的《贺新郎》:

弹铼西来路。记匆匆，经行十日，几番风雨。梦里寻秋秋不见，秋在平芜远树。雁信落，家山何处，万里西风吹客鬓，把菱花、自笑人如许。留不住，少年去。

男儿事业无凭据。记当年、悲歌击楫，酒酣箕踞。腰下光芒三尺剑，时解挑灯夜语。谁更识、此时情绫？唤起杜陵风月手，写江东渭北相思句。歌此恨，慰羁旅。

刘过，字改之，一介布衣，其为人豪爽，被宋子虚称为“平生以义气撼当世”的“天下奇男人”。他四次应举不中，流落江湖间，但一颗报国之心炽热，其词以慷慨激昂的豪放为主，是爱词人，其词风与辛弃疾相似。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词，就会发现“感士不遇”的牢骚，词风一变，变成“英雄失路”的悲叹。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人（今浙江绍兴）。这是一个把全部力量和整个生命都献给抗战恢复大业的诗人，也是一个报国无路的失志英雄。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29岁的陆游举进士名列第一，却因“喜谈恢复”、“语触秦桧”而被除名。直到秦桧死后的第三年，即绍兴二十八年，才被任为福建宁德县主簿。

隆兴元年（1163）任枢密院编修官时，因与张焘论龙大渊、曾觌结党营私事，触怒宋孝宗而出为镇江通判。乾道二年（1166）又因言官告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将其罢归山阴，闲居了四年。

淳熙七年提举江西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又因开义仓赈灾民，被朝廷以“擅权”的罪名革职。淳熙十六年任礼部郎中兼实录检讨官，又以“嘲咏风月”的罪名罢归。从绍熙元年（1190）到嘉定二年（1210）十二月去世的二十年，在故乡“僵卧孤村”的生活中度过了晚年。

陆游几十年的生命就这样暗暗地被迫消磨在投闲置散的命运中。他十分羡慕诸葛亮、祖逖、刘琨、王导、刘裕这些能有机会为国效命的历史人物，但他的遭遇却是那么不幸:“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这些更为深沉、博大、悲凉之情的宣泄，是勇担道义的文人士大夫在失去了“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资格后，无奈而又愤激之情的流露。

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无数文人墨客和读者的心。它的词句优美，韵律和谐，情感真挚，让人回味无穷。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永远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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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陈二虎，笔名红叶，蒙古族，赤峰作家协会会员，翁牛特旗读书协会会长，辽宁开原市历史研究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