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足球往事】

丘小海

【我的足球往事】

###这是2014年写的旧文，不知何故被禁，现删除敏感内容，重发###

很久没关心足球了，如火如荼的世界杯唤醒了我沉睡已久的足球记忆。过去很长时间，中国足球的低迷和足坛的各种乱象，给中国球迷带来莫大的悲伤、羞辱和愤怒，给段子手带来源源不断的创作题材，然而，足球却给我带来很多快乐的回忆。

天意造化，我喜欢玩，没有远大抱负，有玩就开心，只要好玩，无论是运动也好，游戏也罢，只要热闹，总是兴趣盎然。我五岁就开始踢足球，可惜没上过幼儿园(当年我们农村没有幼儿园)，否则可能在幼儿园就当上足球队长了。我热爱足球，一直踢到四十多岁才挂靴，转为玩不太剧烈的小球，不过，这几年对所有球类都不感兴趣了，改跑步。

七十年代初，农村的贫穷状况难以想象，小朋友光脚板上学是常态，即使冬天，很多人也只穿人字拖鞋，客家人称为“夹子鞋”，且没有穿袜子。那时候我也是经常光脚丫子踢球。大约73年之后才开始穿上解放鞋。穿鞋的感觉真好，脚上有保护，胆子也大一些，踢起来也带劲。印象中75年开始流行白色帆布胶底的足球训练鞋，忘记了几块钱一双，按当年农村收入水平，反正不便宜，小伙伴们都吵着家长要，穷一点的家庭还买不起。我们都以拥有一双漂亮的白球鞋而沾沾自喜。那时，球鞋脏了自己洗，袜子烂了还要补一补再穿。为了美观，有时候还用课室捡起来的白粉笔把染黄的球鞋帆布面涂白……

贫穷是很多问题的根源。除了球鞋，足球也很珍贵，乡间小学通常只有三二只。穷则思变，任何困难也难不倒一颗渴望的心！我们经常摘下初夏时的柚子，用石头轻轻敲一敲，使其变软，当足球踢。柚子又重又硬又没有弹性，但滚动性不错，也乐在其中。 除了柚子之外，便是橡胶球，橡胶球弹性好，太轻，很飘，我们凑合着踢，照样快乐无比。 球迷们都知道，客家五华出了个亚洲球王李惠堂，据说当年也是光脚丫练球，也是从踢柚子起步的。如今中超有一支以五华阿哥为主的梅州客家队。

我从一年级到初二(72年到78年)都在村里的“鹤湖小学”度过。学校自力更生，在校旁的小山坡上削峰填谷整平了一个约50X35米的足球场。这块小地方是我童年的快乐大本营。所谓球场，只是做了两个门框和划了线，硬硬的红土，不长草。晴天踢球，若不小心摔一跤，手脚必擦破；下雨时，泥泞湿滑，易摔倒受伤。穷孩子不娇气，受伤后，涂点红药水，若发炎就涂点紫色水，伤口几天便愈合，继续再踢。有时为省时间，便在我们村头大榕树边的晒谷坪里，两端的中间位置各摆两块石头当球门，拿个小柚子，邀凑上十头八个小伙伴便踢起来，经常到天黑才回家，有些小伙伴为此而耽误了做家务，还得挨家长训骂。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便是小学足球队员，经常参加校际比赛。当年的小学生足球赛是7人制的小场比赛，用的是5号足球，比标准的7号足球稍小一些。我们常去邻校“白湖小学”比赛，输多赢少。五年级的时候，比赛逐渐多了，有时候是校际联谊赛，有时是县教育局组织的全县小学生足球联赛。从我们小学到县城有十二公里，到县城比赛，有时坐班车，但班车少，一天才二班，时间不好掌握；有时坐手扶拖拉机，十多人挤在一辆"工农——10"型手扶拖拉机里，一路突突突，一路欢歌；有时为省钱，上午出发，步行十二公里到县城，中午在蕉岭县人民体育场南边的"工人食堂"里吃顿三两粮票二角钱的炒面，里面有点肉，感觉爽死了。下午参加比赛，完了之后又走十二公里回来。一天内，既要比赛，还要走二十四公里的路，似乎也不觉累。艰苦的环境炼就了坚韧不拔的意志，教人懂得节约、感恩、珍惜。

不得不一提的是四十好几年前，西德的一支球队来广州交流比赛，据报纸上的介绍，让德国人大吃一惊，广东的足球居然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差点赢了对方。尤其是古广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广明是我童年时的偶像。

1980年我考入梅县东山中学读高中。东中是值得怀恋的地方。东中的学习风气浓厚，同学们的焦点都放在课本学习上，期望高考考出好成绩。所以，贪玩的人很少，我算是这个少数人之中的一分子。我宿舍床底下藏了个足球，忍不住时，就偷偷溜到“马蹄型”足球场，对着墙壁一阵大力抽射，发泄发泄，过把瘾，再去课室自习。2013年，我们高中毕业三十年，回母校参观，发现马蹄型足球场不见了，心里一阵酸楚。

记忆里，八十年代中国足球的传统地区是：天津，广州，梅县地区(梅州)，青岛，延边，大连，上海等。当年国家为培养和选拔后备人才，举办了以这些传统地区的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年龄段的比赛，分别命名为“萌芽杯”“幼苗杯”和“希望杯”。东中曾经代表过梅县地区队，获得“希望杯”的亚军。

这些传统地区为备战这“三大杯"，通常在本地区内开展选拔赛，以县为单位，各派一间学校参赛。我是东山中学校队队员，1982年曾参加梅县地区传统项目足球赛。赛事是在五华县人民体育场举行。记得当时住在球场上面不足100米远的五华旅社。印象中当年球场三面的地势都比较高，从五华旅社下到球场的高差可能有几十米。球场地势低洼，排水不好，一场大雨后，球场便成了“湖洋田"，记忆犹新。

八十年代的大学很重视体育，优秀运动员可以作为特长生。当年华南工学院郭仁义副院长就很重视，到处网罗人才。83年高考是学生知道成绩后再填报志愿的，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只因我是东中足球队员，华工便抢先给东中发来电报说已经决定录取我，专业任由我选择。当年我没有什么概念，就选择了听起来高大上的自动控制专业。华工当年体育人才济济，很多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我毕竟是业余的，进华工后也没能踢上校队，倒是进了自动化系队。87年底，广州地区几所大学的研究生会联合举办了首届硕士杯足球联赛，承办方是中山医学院(现在是中山大学医学院)研究生会，当时华工研究生会体育部陈部长找到我，让我当队长并协助组织队伍参赛，后来我们轻松夺得了广州地区首届"硕士杯"冠军。

研究生毕业前夕，我来深圳找工作，在科技园的澳科电缆公司遇到了自控专业81级的王兵学长，他是85年全国大学毕业生的红人，他和女朋友王芳(天津大学的)同时主动申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工作，传为佳话，两人都同时分配去了新疆。不知道什么原因，五年后我们竟然在深圳相遇。他看了我的简历后，很高兴，因为我俩是足球同道人，若来深圳工作可以一起玩。

毕业后，我幸运地来到深圳南山区工作，足球依然常伴。刚开始是区投资管理公司的几个同事凑在一起，经常在桂庙村旁的深大南球场踢，后来又先后参加了“华工深圳校友队”和以东中校友为主的"粤嘉鹏"队，这两支队伍中有不少知名人士，如，深圳卫视体育台节目主持人李斌是“华工校友队”的队友。魏崇金是前广东队名宿，也是当年深圳平安队技术教练，他参加了“粤嘉鹏”队。我在这两支球队踢，到2004年才挂靴，几乎踢遍了深圳好几十个足球场，有时还到广州，珠海，英德(原深圳平安队的集训基地)，梅州，东莞等地去打友谊赛。正如"粤嘉鹏"队的宗旨——快乐足球！我踢足球的宗旨也是快乐为先，锻炼第二。

九十年代偶尔也看甲A比赛，后来觉得太假，没劲，干脆不看了。我从小就踢足球，很少见要抬担架或叫救护车，但甲A那些赛事，每场球都好几次暂停，担架进进出出，那些球员象是瓷器做的，一碰就倒，一摔就伤。如果说是诈伤，拖时间或博同情，那就是缺乏足球职业道德；如果是真伤，那就说明野蛮，不管怎么解释都让我对这些比赛风气嗤之以鼻，一看他们表演得痛苦不堪的样子就觉得恶心，更别说赌球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了。后来我也理解了，教练就这样教，对手也这么做，裁判也认可，观众只要对所支持的球队有利的判决就鼓掌，相反，不利就骂，球员、教练、裁判、足协官员、观众都同样缺乏公平竞赛精神，奈何？有什么样的土壤，就生长什么样的植物；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就产生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比赛，无它，也无奈。这正是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的一个原因。

足球是一项集体对抗运动。一方面可以有个人英雄主义，以增加观赏性，如马拉多纳、罗纳尔迪尼奥、C罗等好手，就常常展现其个人天才的一面，给观众以享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团队的配合，合作才有战斗力。一支有钢铁般意志和团结协作的队伍才具有战斗力，2004年夺取欧洲杯的希腊队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希腊在欧洲是足球弱国，没有明星，一群名不经传的年轻人，在德国教练的调教下，团结拼搏，一举夺得了欧洲杯。在团结协作和坚强意志方面，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值得称道。我不想从制度或文化层面来解释中国足球，因为这样会让关心中国足球的人士很失望。或许中国的足球梦，永远都只是做梦。

我们形容某某角色不分时，常说“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实际上，我除了喜欢当运动员外，也喜欢当裁判员。在"粤嘉鹏"和“华工深圳校友队”踢的十多年间，即使是小赌性质的比赛，如，赌场租，全付或分成支付，我偶尔也当值裁判。我执法的原则是：判罚宽松，人性化，遵循快乐足球的原则。记忆中我的执法从未有过争议。2001年，区投资管理公司跟区委组织部在南头小学球场友谊赛，请南小的体育老师当裁判，裁判迟到，我便拿起哨子，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执法了上半场，双方都没有争议，为何？因为公平公正！过去三年，抗疫层层加码，老百姓苦不堪言，试想想，有多少官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多少管理者能公平公正去行使权力？

极度的自尊就是自卑。中国人非常在乎面子，在乎排名，无论是足球还是奥运会奖牌，常常把这些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挂钩。其实，我们要比的东西很多，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关心诸如文化水平、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健康水平等等之类的世界排名，更应该关心有多少诺贝尔奖，毕竟诺贝尔奖比体育金牌在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价值更大。

2014年3月22日于深圳。

2022年12月7日修改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