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家

任素芳

　　清晨，掀开窗帘，玻璃上结满了冰花，外边一片漆黑。看看两个熟睡的儿子，担手捏脚地准备中午的干粮，

家里每月仅有的百分之三十五的细粮，平日里都仅我。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时，兴祥每日写材料至深夜。他们知道我有病，每天来回坐车三个多小时，心疼我吃不好，休息不好。每次蒸上一笼馒头，一家人都让着我。

孩子们还在熟睡中，兴裤顶着寒风，骑车送我到西门外的三路总站，坐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轻轻地搂着兴祥的腰，脸贴在他的背上，在寒冷中感觉着温暖。

这年是1979年的年底。市委给兴祥分了一套四十多平米的楼房。

兴祥刚调到市委时，先是他跑家，我在矿上照孩子，上班。

市里给了房子，成了我跑家，他边上班也照顾孩子。

孩子老大不到十岁，老二也才六岁多点。他们很懂事，像俩个小大人。知道我有病，爸爸工作太忙，有时出差，几天回不了家。家里没人时，兄弟俩相互关照，尤其是老大星星，主动承担着家务，照顾着弟弟。

一刻钟的路程，排在头班车的最前边。为的上车有坐位，也不会上班迟到。

汽车的玻璃上挂满雾霜，

车上挤满了人，尽管坐在坐位上，汽车行驶在颠簸公路上，摇晃的人们还是要压在身上。

一路走，一路上车的人多，下车的人少。汽车越走越拥拚。颠簸中心里牵挂着宗，牵挂着两个孩子。他们醒了没？吃了早饭没，兴祥会给孩子做饭吗？

汽车在工人村大桥头上停下来。到站了，穿过大桥，步行十来分钟，就到了上班的地方——晋华宫中学。

站在桥头，西北风呼呼作响，河床上的冰盖着白白的冰雪。

这座桥上，走了十年呀。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晋华宫矿。先是在东山楼住单身。我在选煤楼上拣矸石，兴祥在井下掘进区参加劳动，每天上下班从桥身上走过。虽然我们是大学生，老人家一直在教育我们，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接工人阶级的再教肓。眨眼间已经十年，回想起来，真是一段难忘的历练，如里说在人生的过程中，有一种纯真，就是这个时候，有一种执念的坚定，也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大学时，参加过“四清”，和农民有过接触，大学毕业又和五接触。在这时，灵魂真的净化了，工人，农民的真诚纯朴热情无不在感染着，影响着我们。不论何时说起，这段经历也是值得书写的。

1970年晋华宫矿中学在河床南岸建立。每天又要从这里走过。当时年轻着，精力充沛，一周十八节课。课间给孩子喂奶，一路小跑，上下午各四趟。虽然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可自己深信人民教师的职责。一节课也不误，一节课也糊弄。孩子们亲切地称我老师，我从心底里感到骄傲自豪。

在我记事起，我出身于教师之家，父亲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50多年，姐姐也是大学教师。从小耳濡目染，被父亲和姐姐对工作的专注和热爱所感染，更被一拨拨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来求教，一声声“华老师”、“华老师”所心动。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就立下了“长大当一名人民教师”的宏愿，梦想自己也能成为“华老师”。

我的教师生涯不在大城市，而是座落在武洲川的河床上，与著名的云冈石窟紧邻。在这里我一待就是十三年。

人生有几个十三年，有几个这样精力充沛的年华。晋华宫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把最美的青春奉献在这里，最热血的激情留在这里。

多少年以后，我已退休。我的经历总是历历在目。我带过的学生们总是牵念着我们，来家里坐坐，同学聚会忘不了叫上我们。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庞总是浮现在眼前，那么可爱，那么阳光，那么真诚。想起来脸上不田地霞出开心的笑颜。

办公室是紧靠铁路的一排平房，有三十多平米，没有暖气。当地稳着一个大号火炉。值日老师早早地将炉火点着，火炉的肚子烧得通红。一进来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炉盖上，炉坑里有没吃早饭的老师烤着干粮。玻璃上的冰花慢慢地消融，映出一个椭圆的亮面。清晨的阳光从椭圆的亮面照入。老师们如临上阵，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中午，跑家的老师们围着火炉，拿出家里准备的午餐。炉盖上，拐把处放满了铝制的饭盒。实在放不下，只好轮着来。热好后，大家围着火炉，倒缸热水，狠吞虎咽地吃起来，氛围热闹，吃起来也香甜。

我大都是三四节的课，一个年级十来个班，每班一周两节课。一天在讲台上站三个多小时，不停地讲，不停的写。

1977年春天，兴祥已调到市委办公室，全部家务几乎落在我一人身上。矿上给我家分了一间小平，土炕土炉。我作为一个女人，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过着“劈材、打炭、挑水、做饭”的日子。

学校的工作不单是带课，校领导还让我兼校园播站的编辑，忙里偷闲中还得审阅编辑每天的来稿。同时，学校的年终总结和上报的些先进材料，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是个女人，也是个母亲，还是妻子，又是老师，我不是铁打的。真的很累，但性格驱驰，我不能喊苦，不能叫累。

因为在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代的土壤让我心中埋下棵信仰的种子。当我走进大学校园时，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同志的运动。雷锋成为我们一代人心中的楷模。在这个时期，我向党组织送交了入党申请书。为人民服务，做好事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我是同学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一员。当年，学校排出十名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养，我就在其中。

在快毕业了，十名积极分子大都成为党员，还当时未被列入其中的同学也光荣地入党，而我还是培养对像。我总党是自不够条件，还没有达到党员的标准。我虔诚地想着接受党组织的考验，把执念埋入心中，不断地努力着。

火炉的火焰烘托着暖暖的。午饭后，几位跑家老师，把椅子并在一起，:把作业本枕在头，开始午休。椅子不足，几个老师只好躺在办公桌上。将迷糊一会儿，拉煤的火车从窗前开过，“咣当咣当”声言震得办公室颤动，如同地震一样摇晃。

久了，也许是太累，也许身理适应了这种颤动，有了抗休。尽管椅子硬棒的，我的身体又瘦弱，可就这么中午一会儿，疲劳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我的努力还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我被学校评为出席大同矿务，大同市先进教师。有了这样的殊荣，我内心里像一个学生受到老师表扬开心。

忘我的工作，忘记了老人一再告诫的句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977年，我感到身体不适，胸憋，肋下疼痛。我和学校教务主任把我的情况说了一句。详情还没有述说。教务主任就回敬了我一句。“你难受，我还难受，还胸憋，和谁去说去。”

一句话怼得心里一阵酸楚，泪水浸满了眼眶。

没办法，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治疗。我向学校领导说了我的病情。学校领导让我再坚持一段，可当时我每周18节政治课，没人顶替，等找到带课老师就让我休息。可这一等将近一年，直到进入冬季，11月份的时候，我才住进了医院。

在住院期间，我并没有得闲。这一年，教育事业迎来了一个春天，中断了几年的大学恢复了高考制度。学校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就是编写政治科目的复习大纲。 每天输液后，我就趴在病床边。自编中学六个年级的政治课教学大纲和高考复习资料。由于我一直关注时事政治及有关理论，特别是对联系实际的切入点把握得比较准，所以我所抓的重点均切中1978年高考试题的重点。这一年的高考，晋华宫矿中学高中有5人榜上有名。局中全局高中召300名优秀学生，晋华宫矿中学有30多名被录取。

这一年全国工资进行了工资调整，按百分之四十比例晋升。而我就因为住院，工作虽然没有落下，可还是失去了这次机会。

冬天，塞外的天黑的早些。下班的点到了，再次踏上工人村大桥，匆匆地赶往车站。正值人们下班的高峰期，站在站牌下，冷风呼啸，双脚不住跺着地，缓解寒风浸入身体的冰凉，又有拉煤车飞驰而过，扬起公路边上的煤尘。好不容易车来了，我娇小身躯在众人的拥簇中，挤上了车。

我的病还没好，给我照顾儿子汩家母病危，只好提前出院，赶回老家。我没有妈了，失去亲人的痛，真的撕心裂肺。作为女儿，没有给母亲敬过一天孝。我病了，母亲为了让我安心养病，把儿子接到跟前。眼泪已无法倾诉我心中的悲伤，儿子虽小，用小手擦着我的泪花，安慰着我。

这时，我应该有条件调入市里，兴祥毕竞是在市委工作。可我心中还有一个执念，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竞在晋华宫矿中学干了十多年，有一定的基础。党组织也在培养自己。

冬夏酷曙，风霜雪雨。1978年的春天开始到1981年。近三年的时问，颠簸在公车上，睡在椅子搭起的床板上。工作量依然，工作态度依然。

1978年，自己渴盼着“七.一”在党旗下宣誓的自己，可借不是，是另一个老师，1979年的“七.一”到了，我又想着，这次自己能够站在党旗下宣誓了，可又是另一个老师。要求进步的老师太多，为什么是自己呢？为什么又不是自已呢？

我真诚的接受着组织的考验。我还是天真地一如既往地检讨着自己，距离党组织的要求相差甚远。

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学生，又在中学与我一块任教。我们说起这事。他告诉我，那个老师有个弟在省招办，那年领导的儿子参加高考，那个老师往太原没少跑。有指标先紧那个老师是正常的。学生还说，另个老师喂了两只奶羊，每天后领导挤两瓶，这个老师正好带初三重点班，当年考局一中的成绩又名列前茅。给这个老师没毛病。

1980年，“七.一”节，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个人终于是我。我追巡了一生的信仰，埋在心底一生的执念终于如愿。

汽车驶入了终点。在拥挤中，我下了车，在车站的灯影下，我看见兴祥早早地等那里。我如同他早晨送我到车站一样，坐在后衣架上，轻轻地搂着他的腰，将脸贴在他的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