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在前

国华书院

刘秉荣

一、迎着曙光诞生

1944年12月25日，朱曙光在陕北神木县贺家川口出生了。

这时，中国人民艰苦的八年抗战已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胜利的曙光已经迎来。

朱曙光的父亲朱声达高兴地说：“这孩子来得好，抗日战争就要胜利了，曙光在前，就叫‘曙 光’吧。”

开国少将把儿子送到8341部队，35年后，儿子成武警部队副司令

朱声达是位老红军。湖北江陵人，十几岁时就参加了贺龙、段德昌领导的红军队伍， 当年曾经给段德昌当过警卫员，长征时任红二方面军警卫连连长。随贺龙、任弼时翻雪山 过草地，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时期，任120师警卫营营长、特务团营长、参谋长、团长。1937年，在晋西北的同蒲路与日军作战时，他的左臂负伤致残。

解放战争时任西北野战军的旅长、师长。

建国后，他入朝作战，1958年出任了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作战英 勇，屡立战功。终于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

朱声达将军

朱曙光的母亲杨志坚是山西岚县人，很小就参加了革命。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朱声达和杨志坚的革命思想和高尚品德，对朱曙光的影响很 大。由于是战争年代，朱曙光出生后，父母不能照看他，就把他寄养在一个农民的家中。 艰苦的环境，良好的家教，使朱曙光自小就养成了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吃苦耐 劳，艰 苦奋斗，好学上进，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

笔者在采访中，无论是朱曙光的战友还是 领导，都说：“朱曙光是老一辈革命家培养的孩子，受过父母严格的教育，受过艰苦的锻炼，素质很高，他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党和人民是放心的。”

二、张思德的传人

1961年8月，朱曙光初中毕业了，这年他刚满16岁，长得又瘦又小，远远看过去， 还像个娃子。刚好中央警卫团到陕西招小兵，朱声达就送他入了伍。自此朱曙光迈进了中央警卫团的大门。

中央警卫团是1953年6月9日成立的，以中央警卫师1团为基础，代号为8341部 队，任务是保卫党中央领导核心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确保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绝对安全。

朱曙光入伍后先到教导队进行了3个月的新兵基础训练。他编在了12分队。新训中， 尽管他身单体弱，但对基础训练一点不含糊。曾经当过朱曙光指导员的张金耀对笔者说： “在新战士里，朱曙光的年龄最小，身体也最单薄。开始我们不知道他是将军的后代，当时也有个姓冯的小战士，是个干部子弟，怕苦怕累很娇气，吃饭挑三拣四的，朱曙光不那样，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丝毫没有干部子弟的样子。”

朱曙光到新兵连不久就开始了秋收，中央警卫团有个农场在昌平的东山屯，上级机 关要教导队的新兵去劳动，并要新兵们以步代车，目的是锻炼新兵们的耐力。从教导队驻地到农场，有110里路，还要背着背包和武器。

部队凌晨4时出发，走到清华园时天刚 亮。当时，行军的队伍后边跟有收容车，实在走不动的可以上车。开始大家都挺着，咬牙坚持着，过了沙河后，有的人就挺不住了，上了车。

朱曙光所在分队的分队长叫曹全占，他见朱曙光脸都白了，也要他上车，朱曙光说能行。又走了一段，见朱曙光的脸由白变黄，就又要他上车，朱曙光还是不从。朱曙光终于坚持下来了，用他同班战友阎成玉的话说，他差点晕了过去，但他终于坚持到底，这是朱曙光入伍后第一次耐力的锻炼。

金日成

新兵下连后，朱曙光编在了1营3连3排9班。3连的任务是在新六所和十八所担任 警卫任务。当时，金日成、胡志明等外宾和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在这里住。 当时部队中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在这前提下，部队的训练任务很重。朱曙光虽然身体单薄，但他训练十分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练刺杀，练投弹，晚上也不休息。

胡志明

3连驻地在万寿路，连里每个星期都要搞几次拉练，指战员们全副武装，由万寿路到颐和园。每次拉练，朱曙光不仅自己的子弹袋、背包、武器一样不少，还经常帮着其他同志背枪。

一次比赛，时值隆冬，营长拿着表看时间， 那次，朱曙光帮战友背了3支步枪，他们班提前5分钟到达目的地。结果，他的棉衣都被汗水渗透了。回到驻地，他又穿着湿透的棉衣上了岗。 指导员张金耀和连长周立贵见朱曙光素质好，又是初中生，就要他到连部当了文书。 不久，朱声达到北京开会，来3连看朱曙光，这时，3连官兵才知道这个又小又瘦的兵的 父亲是个将军。

张指导员向朱声达汇报了朱曙光的成绩。朱声达打断张指导员的话：“少说成绩，说他有什么缺点。” 当指导员汇报到连里已安排朱曙光当了文书时，朱声达说：“不要让他当文书了，要他去战斗班，战斗班虽然苦，能锻炼人，青年人就要经风雨，见世面，就要吃苦。” 连里只得按照老将军的指示，又安排朱曙光到了战斗班。

朱曙光训练更加刻苦了。由于他身体单薄，训练中要比别人付出的辛苦更多。他饭前练饭后练，抓紧点滴时间练。他练刺杀把虎口都磨破了，后来磨出了茧子。他虽然身单体弱，但投弹突破了50米大关， 射击是优秀，刺杀也成为连队的标兵。不久，他当了副班长、班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带领下，全班成了连、营、团的刺杀标兵班，参加了中央警卫团组织的大比武。

朱曙光不仅在军事上突出，他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学雷锋标兵。当时，总参政治部下发了一本学习雷锋的小册子，书名叫《苦孩子，好战士》，后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题了字，全国掀起了学雷锋高潮，朱曙光学雷锋的行动就更加自觉了。

他与同班战士赵文亭结成了一对红。赵文亭是个农村的孩子，因家境贫寒高中只读了半年就辍学了。他个头比朱曙光大，两人结成对子后，比着干，学用一致，成了全团的 “一对红”标兵。如今赵文亭也是一位将军了。

笔者在采访赵文亭时，他说：“我是1963 年2月到新兵连的。农村的孩子懂什么？在学校时听黄继光、董存瑞的事迹，入伍后又知道雷锋的苦难家史。在新兵连就知道警卫团有个朱曙光，是学雷锋标兵，远学雷锋，近学朱曙光。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个子不高，做刺杀动作特别好。楼上的厕所坏了，他去掏， 脏活、累活抢着干，很能吃苦。后来知道他是将军的儿子，我就想，将军的儿子就这样啊! 我把想法对我哥说了，我哥说，红军的后代就是这样。朱曙光的榜样作用直接影响着我们这些新兵。”

当时，也有的干部子弟生活上不够检点，向家里要钱。朱曙光的生活极为简朴，他的袜子补了又补，他不仅没向家里要过钱，还把每月的6元钱津贴费拿出来寄给家庭困难的战友，当时得到他救济最多的是战士陈柏。

曾任过朱曙光排长的田根奎回忆说：“朱曙光很少休息，假日、星期天，他不是到食堂帮厨，就去菜园拔草，他那6元津贴费，基本上救济了家庭困难的战友。朱曙光虽然年年是五好战士，但父亲朱声达和母亲杨志坚对他要求的标准丝毫不放松。朱声达第二次来连队时对张金耀指导员说：‘对曙光要求不能松，严格才能培养出好接班人。’”

朱声达一定要张指导员谈谈朱曙光的缺点。张指导员说：“要说缺点嘛，他就是爱提意见，快人快语，见到不对的地方就说，支委会上他发表的意见最多。”

张金耀向笔者谈到这里时说：“其实，这正是朱曙光难能可贵的品质，他坚持原则，有问题摆到桌面，不搞阴谋诡计。”

朱曙光的母亲也到连队看他。当时朱曙光正在操场练刺杀。连长要通讯员去叫，杨志坚拦住了，说：“不要影响他训练，我在这里看看就行了。”

杨志坚隔着玻璃偷偷地看着儿子练刺杀。对于儿子周身的汗水，她没有露出心疼的 表情，而是显出了满意的笑容。 当年的3连的连长周立贵对笔者说：“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朱曙光在组织全班练刺杀时，他指着刺杀耙子对大家讲，我们的前面就是敌人，我们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 少流血。” 朱曙光终于带出了9班这个刺杀尖子班，他带着这个班到公安部、总参作表演，并参加了1963年的全军大比武。

朱曙光带的班成了先进班后，连里把一些后进兵也交给了他。有个叫马书奥的兵，由于没当上副班长，闹情绪，下了哨穿便衣，连里就把这个兵调到了9班，经朱曙光耐心做工作，马书奥的思想通了，并成了班里的骨干。战士刘连春也是散漫出了名的，调到9班后，很快成了投弹标兵。

1963年，朱曙光成了中央警卫团和总参系统战士中的学雷锋标兵(干部标兵当时有总参测绘学院的王太来、上海市市长曹狄秋的女儿曹晓兰等)。朱曙光和王太来、曹晓兰等到工厂、学校、机关、部队，介绍自己学雷锋的体会。当时的总参政治部主任李文叶在纪念张思德逝世20周年在大会上说：“20年前中央警卫部队出了个张思德，20年后的今天， 我们中央警卫团出了个朱曙光，他是张思德的传人!”

三、任尔东西南北风

1964年初，朱曙光擢升为3连3排副排长，1965年初又擢升为排长。和他结为一对红的赵文亭接替了3班班长职务。这期间，正是全军开展大比武的时候，朱曙光带领着3 排和3班，参加了全军的大比武。

朱曙光和刺杀尖子班的事迹，通过幻灯、板报、报纸等各种宣传媒体，在总参、公安、中办等系统广泛传播。 朱曙光带领的3排不仅军事训练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警卫任务也完成的很出色。

由于3连担负的警卫目标是警卫外国首脑和外国友人。因此，出入的车最多、最杂。车的出入量大，变化大，记车的牌号也成了大任务，每辆车通过一次就要牢牢记住。对没接到通知而要通过的车，在拦挡时也要态度和蔼有礼貌。

站岗不仅要姿势端正，且无论天气怎样变化，无论蚊虫怎样叮咬，站岗的姿势都不能改变。由于朱曙光带领的3排平时的警卫任务就完成得很出色，因而，在参加大比武规定的警卫目标的考核中，一举夺魁。

朱曙光任排长后，按规定本可以自己住一屋，但他仍与战士们住在一起，他认为这样心和战士们贴得紧。朱曙光经常对战士们讲：“我们这支部队是从井冈山、从延安过来的，党的光荣传统、井冈山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继承和发扬。”

1966年1月，已擢升为3连副指导员的朱曙光被派到江西铅山县搞“四清”。他同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在一个小队。李树槐是刘少奇主席的卫士长，是全国授予称号的警卫英雄，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死。

铅山县位于赣东北，那地方很穷，而朱曙 光所在的小队更穷。为了不忧民，“四清”工作组自己做饭吃。当时，朱曙光是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中最年轻的，于是，他抢着干重活累活。每天，他都利用休息时间拿粮票到公社去换豆腐，再挑回来。县里的叶书记经常到工作组了解情况，走时大都在晚上，都是朱曙光去送他，送后自己一人回来，没有路，还要经过坟地，要自己划船。

朱曙光所在小队在红军时期是敌我拉锯地带。当年村里的政权是两面政权，干部也 是两面干部。这样，有许多老红军被打成了叛徒。朱曙光和工作组的同志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实事求是，因此，他们工作的大队、小队政策都把握地很准，不像有的社队搞扩大化。 后来，中共中央组织部还就此问题专门发了个文件，为这些“叛徒”们平了反。

由于赣东北很穷，朱曙光所在的小队基本上没有四不清干部，顶多是多吃多占。“四清”工作组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群众脱贫上，他们向社员推广优良品种。过去，江西种的稻子是高秆的，风一吹就倒伏，为此，工作组推广了“矮脚南特号”稻种。

在整个“四清”中，朱曙光和工作组的同志发展了生产，团结了贫下中农，没有过火行为，政策把握的很好。

1966年9月底，朱曙光回到了北京，擢升为3连指导员，赵文亭也擢升为3连3排排长。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这“烈火”也燃到了朱曙光身 上。朱曙光的父亲朱声达被打成了贺龙在宁夏的“代理人”、“黑干将”，受到了批斗， 家也被抄了。

196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7]407号文件做出了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文件的第二条指出：“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 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尔后，朱声达被罢了官。 朱曙光很自然地受到了牵连。他被调到中央警卫局昌平的农场，当了农场的指导员, 场长是尤喜贵。尤喜贵也是3连的，开始在连队喂猪，后来学了兽医(今天已是中央警卫局局长了)。

农场主要种花生、玉米。当时，调到农场的大都是有问题的干部或是受家庭等方面牵连的。朱曙光不怕吃苦，他和战士们一起，用辛勤的汗水，使农场结出了丰硕之 果。不久，赵文亭也因哥哥的事受到牵连调到了农场。朱曙光见他思想上有很大压力，就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帮他卸思想包袱。

1969年5月，朱曙光被派到北京大学“支左”。中央警卫团(对外称是8341部队)是 1967年7月27日进驻北大、清华的。到了1969年5月，又增加了100多名干部到两校“支左”，军宣队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警卫团副政委王连龙。王连龙是1938年入伍的老干部。从1939年起就干警卫工作，当时还担任北大党委书记。朱曙光开始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任党代表、军宣队的负责人。

国际政治系的两派对立情绪很严重。贺龙的女儿贺晓明也在这个系，她不认识朱曙光，朱曙光自然暗中关照她。在朱曙光到国际政治系后的一个多月，即6月9日，贺龙元帅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迫害而死。朱曙光见贺晓明情绪不对，就找她谈心。贺晓明见朱曙光谈话很真诚，就眼含着泪说父亲去世了。朱曙光听说贺老总去世，心里也很难过，他安慰了贺晓明。后来贺鹏飞到北大来看朱曙光，贺晓明才知道这个党代表是父亲部下的儿子。

贺鹏飞也是在神木县的贺家川口出生的，他与朱曙光很熟悉。朱曙光在国际政治系期间主要是促进大联合。后来他又调到了学校教改组和中文系。 不久，再次回到国际政治系任党代表。当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朱曙光摸了下底数认为国际政治系没问题可以不搞，遂向学校军宣队党委提出带学生到生产第一线去。此后，他就 带着教员和学生到了木城涧煤矿。

在国际政治系，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朱曙光没整过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时至今日，北大的教职员工一提起朱曙光，仍赞不绝口。

1972年底，当时任毛泽东主席办公室秘书的孟进洪给朱曙光打电话，说给北大送两个学生，是邓小平同志的儿子邓质方，还有邓质方的对象。于是朱曙光到物理系进行联系。物理系的有关人员听说是邓小平的儿子，不敢再接收，原因是邓朴方是物理系的，他们向朱曙光说，为邓朴方的事还挨整呢，怎么又送来了一个。但最终还是收下了，邓质方的对象也被安排在西语系。

朱曙光在“支左”期间还办了这样一件大好事。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破四 旧”，没出一本字典，社会上、学校里都急需要字典。当时，周总理指示北大组织老教授对原来的字典进行修订。任务落在朱曙光身上，朱曙光就组织了北大的中文系、历史系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老教授、老编审们进行编修，经过一番努力，修订后的《新华字典》于197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使千百万学生和人民群众手里终于有了一本工具书了。

1973年下半年，朱曙光从北京大学回到中央警卫局，在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这时， 中央警卫局由于叶群、江青等人的插手，指战员的思想很混乱，警卫局也被搞得很复杂。

就在朱曙光回部队不久，1974年的1月，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杨德忠被不明不白地调走了，而且是降职使用，在陕西省咸阳军分区当了第二政委，连春节都不让在北京过。

杨德忠的调走，在中央警卫局的指战员中引起哗然。大家纷纷议论，说像杨德忠 这样正派的干部，给中央干了多半辈子的警卫，怎么不清不白的就弄走了？朱曙光是耿直人，他对杨德忠的走有看法，就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当时任中央警卫局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张金耀回忆说：“在批杨德忠的大气候下，一些人就到局领导那里告朱曙光的状，说朱曙光这人浑身是刺，乱碰乱撞，带棱角，骄傲自满，他的学雷锋典型也是杨德忠给吹起来的，应该把他弄走。”

这当儿，朱曙光的父亲朱声达来看他，警卫局的一些领导在朱声达面前说了朱曙光 不少好话，并要朱曙光好好工作。然而，在他父亲走的第二天，就找他谈话，要他转业。 朱曙光当时对此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很生气地说：“既然已决定我转业，又何必跟我父亲那样讲呢！”

1976年3月，朱曙光转业到了西安，分配到陕西省水电设计院，在政治处当组织干 事。

2000年春节期间朱曙光去看望汪东兴时，汪东兴提到朱曙光转业之事说：“你们这些人说话太直，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是很难办的。”汪东兴还说：“我不但对你很清楚， 对你父亲也记得很清，当时中央警卫团内，将军的儿子你是第一名。”

朱曙光在水电设计院工作了3年，他把陕西境内的水库、水电站等各种水利工地都 跑遍了。开始不懂，他就边干边学，很快熟悉了业务。到了1998年抗洪期间，他在东北率领武警部队官兵抗洪时，当一位水利工程师讲了如何抗洪后，朱曙光也随即谈了几点意见，那位工程师惊讶地说：“朱副司令，你还懂水利呀！”朱曙光说：“我干了3年呢。”那位工程师说：“咱们有共同语言啦。”

朱曙光在陕西工作期间，每次出差路过咸阳时，都去看望杨德忠。由于杨德忠是从中央下来的，人们不了解他，也不敢多和他接触。杨德忠每次见到朱曙光时都很高兴。从北京到咸阳，使他深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四、奋进在改革开放的年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曙光普照了中华大地。

1978年底，杨德忠又回到了中央警卫局工作。

1979年初的一天，朱曙光收到了战友吴艳萍的一封信，信中说三中全会后，中央警卫局改组了，杨德忠和孙局长等老首长都回来了，还有许多老同志也从各地陆续回来，大家盼你回来呢。

朱曙光接到吴艳萍的信后，就给杨德忠写了封信，信中表了个态，说组织上若需要自己，就回来。

朱曙光转业时没有思想准备，再次回到中央警卫局也没有思想准备，他写给杨德忠 的信发出不久，中央办公厅就给陕西省委组织部发来了通知，调朱曙光回中央警卫局工 作。 朱曙光再次回京，分配到中央警卫局2大队任政委。

2大队担负着警卫人民大会堂的任务。大队长蒋廷贵是个老同志，1955年就调到中央警卫团工作。在1976年粉碎“四人 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就是他亲手逮捕的。朱曙光是2大队的党委书记，但他很尊重蒋廷贵，二人合作的很好。

大会堂执勤哨位有100多个。本来任务就很重，又值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因此中央领导开会多，上访的多，为受迫害而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的多。这样，警卫的任务就更重了。由于朱曙光和蒋廷贵团结一 心，任务完成的很好。

蒋廷贵回忆说：“他是书记，我是副书记，我年龄大，任职长，但他对我非常尊重，总是主动找我商量。他不怕苦不怕累，工作没白没夜，夜里12点钟前没睡过觉。搞材料也从不靠人，都是自己动手写。他对战士的思想工作做得很细，对每个战士的情况、个性、特长，都非常了解。对重点人心中有数。每次安排警卫任务时，对接近首长的哨位，大门的哨位，首长通过的路线的哨位，都安排思想进步、政治素质高的战士担任。”

当时，三中全会之后，全国的大形势是拨乱反正，农村改革也刚刚开始，指战员们对包产到户、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的讨论、落实政策等，都有不同的理解，思想很活跃。

当时，某军炮团个别干部就发生了不能同中央保持一致的事件。这苗头在2大队也出现 了。2大队有个叫张振平的战士，看了《参考消息》登的一篇朝日新闻的言论后，与其产生了共鸣。他对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有看法。在站哨时，同东城区公安分局保卫科科长讲了。那位科长把张振平的言论告诉了朱曙光，说：“你们的兵的思想很活跃哩，有些看法同敌对分子一样哩。”

朱曙光感到干部战士的这种思想疙瘩不解开，不仅不能同中央保持一致，还会在警卫方面出问题。于是，他组织指战员围绕真理标准的讨论，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自我教育，解开了大家思想上的疙瘩。同时开展了“红哨兵”的活动——因为当时部队取消了五好战士的评比，而立功嘉奖的名额又有限，为调动战士们的积极性，就开展了这一活 动。

中央警卫团机关了解到“红哨兵”活动的情况后，认为这一活动的开展很好，随即在 全团推广，后来全军评选“优秀战士”的活动开始了，这一活动才停止。

这年年底，朱曙光又调到1大队任政委。此前，1大队的任务主要是警卫毛泽东主席的。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依然担负中南海的警卫任务。

当时，社会上对毛主席有这样那样的看法，特别对毛主席有全盘否定的看法。1大队的官兵们对毛主席感情是很深的，他们若听一句否定老人家的话就会跳起来。有个副大队长，一直跟了毛主席几十年，他听不得半句说毛主席有错误的话。

当时，邓小平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国记者，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还提到了中央警卫团指战员对此的思想反映。

朱曙光到1大队任职后，他深深感到，指战员的思想问题若不能及时解决，就不能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不能取得党中央的信任，就不能完成好警卫任务，解决指战员对毛泽东老人家的正确评价，1大队比任何部队都重要。而且在解决对老人家的评价中，不能带有个人的感情。于是，他及时召 开大队党委会，首先统一了党委成员的思想，尔后又按照总参和中央警卫局的部署，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教育。

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指战员们的思想认识统一了，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有错误，错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思想，错误的不能再坚持。

当时，杨德忠、王化宇等警卫局领导也到了1大队召开座谈会，结合指战员实际解 决思想问题。

1982年10月，朱曙光擢升为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一年，他38岁， 已成为师职干部。

这期间，朱曙光重点抓了警卫团的两用人才的培养工作。对于中央警卫团两用人才的培养，毛泽东主席接见指战员时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就是文化低一点。要学文化，长知识。”

之后，中南海内办起了文化学校，毛主席兼任校长。警卫战士们边执勤边学文化。以后， 这个学文化的传统就延续下来。

朱曙光在抓中央警卫团的两用人才培养时，全军也召开了有关两用人才的会议，推广了驻金华某部的抓两用人才的经验。这样，中央警卫团的两用人才培养就更自觉了。警 卫团的两用人才培养还是以学文化为主，同时学各种民用技术，如无线电、电器修理、司 机、绘画等，凡是在警卫团中能开展的项目都开展起来。

当时，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办公厅主任胡启立等领导都专门到警卫团看了两用人才的展览。对警卫团的两用人才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余主任说：“中央警卫团的两用人才培养搞得更早更好啊。”

之后，总政、总参派人到中央警卫团调查了两用人才的情况，《解放军报》刊登了中央警卫团搞两用人才的经验。经过文化课的学习，警卫团的干部在补习完高中课 程后，又进行大学函授和“夜大”学习。经过了几年的努力，中央警卫局、警卫团干部的 文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这期间，朱曙光还抓了部队的整党、政治教育的改革。有针对性地开展经常性的思想工作。1984年左右，城市改革开放已经开始，指战员的思想也很活跃。朱曙光针对指战 员们反映出来的思想问题，结合整党教育，结合实际，进行解决，使指战员的思想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为搞活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朱曙光从上海市的一家工厂组织青年开展读书演讲活 动的开展得到启发，感到这是使青年进行自我教育的好机会。于是，他先在4大队的3连搞试点，组织大家读革命书，并结合所读书的内容围绕“四有新人”开展演讲活动，试点效果很好，随即在全团推广。总参政治部感到警卫团的这个活动开展的很好，即在总参系 统推广。

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看到警卫团青年们读书讲演活动搞得这么活跃，也在中办青年中 开展起来。

不久，朱曙光担任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警卫局的部队因为警卫 党中央和国家首脑机关，对下情缺乏感受。过去，毛泽东主席即要警卫团的干部利用各种机会到下边锻炼，经风雨，见世面。如抗美援朝、西藏平叛、抗美援越等。在朱曙光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主任期间，首批组织了60多人到老山前线，继而又组织60多人到张家口驻军某部。这些干部到下边分别代理营、团、师级副职。代职时间一年。代职回来的干部都说：“过去住中南海不知什么叫幸福，到了老山前线，感到只要有块铺板就很满足 了。”有了对比，使这些有优越感的干部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这期间，朱曙光还抓了中央警卫局的精简整编工作。1985年，全军百万大裁军，警卫局也是精简单位，由于工作做的细，精简工作顺利完成。

笔者在中央警卫局采访时，方方面面的人对朱曙兴那种关心老同志、热心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有困难的同志的举措，都有口皆碑。前文述过的曾在“支左”中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王连龙，在粉碎“四人帮”后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王连龙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没文化，但人很正派。笔者在采访他时他说：“我只上过两年学，让我到北京大学‘支左’，30多个系，光教职员工就1万多人，又有‘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真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毛主席老人家逝世时，赤群说给江青写封信， 表示下哀悼之情，我想江青是主席夫人，写封信表示安慰下是正常的，赤群写了信我也没看，哪知这封信竟成了效忠信，把我搞成反革命，好伤心呀。我被结束隔离审查后第一次回警卫局取工资，正好是八一节会餐，我想趁这机会见见领导和战友，刚好碰到局里两位领导，我问他们在哪儿会餐，他们说今年不会餐了。”

我正打愣时，朱曙光来了，他是副局 长，见到我，热情地问长问短，把我让到餐厅，我的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朱曙光是正直人，他对台上台下的人都一样，难得呀。”

王连龙因为“支左”犯有错误，虽然是1938年入伍的干部，但还是副师待遇。朱曙光为他的住房和待遇四下呼吁。最后，王连龙的正师待遇解决了。在安排住房时，朱曙光为他挑了个位置、面积都好的房间。王连龙和他全家人一提起朱曙光，都不住口地说： “那是好人呀。”

中央警卫团1营教导员孙毅，“支左”时任北京针织总厂军管会主任，江青要他搞 “七字经”，后来就陷进去了。粉碎“四人帮”后，他因为错误而回到山东老家农村当了 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全家人却都留在了北京，生活很困难。

孙毅向朱曙光讲了全家的难，朱曙光经过了解，感到对孙毅的处理过重了。经他努力，孙毅终于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农民日报》担任了副总编辑的职务。

警卫团1营3连的战士周积勤，是从城市入伍的。因家在山东，复员时就回到了山 东，但当地有关部门却把他的户口落成了农村户口。周积勤向朱曙光反映了自己的困难。朱曙光了解后，认为周积勤的问题应按政策解决。经过朱曙光的努力，周积勤的户口终于 “农转非”。

朱曙光还经常随中央领导出国访问，担负着中央领导的警卫任务。每次任务他都精 心安排，考虑的十分周到，使任务圆满完成。

在一次随李先念主席出访时，由于一两天即换一个地方，使得警卫任务十分繁重。为了首长的安全，朱曙光每夜仅睡一两小时的觉，直到李主席的飞机安全落在首都机场，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而他的血压却高得让医生吃惊。

1992年11月，朱曙光随李鹏总理视察三峡工程，回来后的第三天，他接到了新的任命——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他离开了多年使他成长进步、也使他饱尝酸甜苦辣的中央警卫局。

朱曙光在出任总政保卫部长期间，主抓了这样几点工作。

一是立法规。过去军队没有侦察权。朱曙光了解此情后，即写了调查报告，由军队的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提案，199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部门有侦察权的提案。 朱曙光在部队调查中，感到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军队的警卫工作已不适应了。有些警卫界限模糊了，如军委常委改为军委委员后，地方上对军委委员警卫的规格不好掌握，军委常委是很明确的列入国家的警卫对象，而军委委员却没有列入国家警卫对象。中办对此协商起来也有难度。于是，朱曙光组织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改革开放后警卫工作新的办法和新的要求，起草了一份警卫工作的新规定。在这个规定中，中央军委于 1994年以二号文件发出。这个文件发到了全国及各公安机关后，使军队的警卫工作适应 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此外，改革开放也使军队的隐蔽斗争更加复杂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人民军队的渗透、间谍活动等手段也与以前不一样了。朱曙光组织保卫部的人员，面对隐蔽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对有关这方面的法规，进行了修改，增加了“细则”，使其完善。

二是抓典型。朱曙光认为，要推动全军保卫工作，没有几个典型引路是不行的。于是， 他抓了某军某师某团的5连。这个连队的基础很好，特别是群防群治、发动群众预防案件方面搞得好。朱曙光亲自到这个连队调查，调查后，感到这个连队的经验有典型意义。又经反复调查，总结了群防群治的五条经验。这个经验在全军推广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政于永波主任、军委副主席张震都先后到过这个连队，对这个连队的全面建设和群防群治的经验给予了肯定。中央军委并为这个连授予了称号。 朱曙光还抓了某军某团保卫股这个典型。这个保卫股在抓围绕中心工作预防犯罪方面做得很主动。1993年6月，朱曙光到这个团进行了调查了解，感到这个保卫股的工作经验不错。为把经验搞好，他与保卫部的同志一起进行了分析研究，又派了工作组下去调查，经过反复论证，认为这个典型可树，经验可推广。于永波主任听了汇报也去了这个团，对这个团保卫股的工作也给予了肯定。很快，这个保卫股的经验即在全军推广，对全军基层保卫部门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朱曙光不仅“手中有典型”，更是“胸中有全局”。保卫部与各种类型的部队都挂了钩。驻广西边防的某军因边防部队多，为了解边防部队的情况，保卫部与这个军建立了长期联系；广州军区位于改革开放前沿，保卫部在这里建立了联系单位；在福建前线，他们与空军某部建立了联系。在陆海空军、二炮等部队，他们都有联系的重点。朱曙光更是按照于永波主任关于把工作重心放在首都的指示，带领保卫部的同志，把北京周围的解放军的各部队和武警部队的团一级单位的情况都摸清了。

第三是抓保卫干部队伍的建设。朱曙光组织力量到部分大单位对保卫干部队伍状况 进行调研，发现保卫干部受训率低，业务素质不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要求。遂决定从完善全军保卫干部培训体制入手，狠抓保卫干部培训。确定总政保训班增加短训班招生数量，并专门负责全军保卫处、科长的培训，由西安政院负责专项保卫业务培训，并要求各单位也对保卫干部进行入门培训，从而初步形成了层次分明、责任明确、结构合理，基本适应保卫干部成长和进出需求的三级培训体制，有力地促进了保卫干部队伍的建设。 朱曙光特别重视保卫工作基础理论的研究。为了加大对保卫工作的指导力度，他通过组织专题调研、召开研讨会、调整保卫部编印的刊物的栏目等多种途径，不仅有效地调动了部队各级领导和机关对保卫工作研究的积极性，而且形成了一批对部队保卫工作实 践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成果，特别对当时影响部队安全稳定的几类重大犯罪案件和倾向性问题，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指导性意见，组织编发了 《军队保卫工作学概论》和《军队保卫工作常识》，在保卫部的内部刊物中关于“保卫工作学习与研究”的栏目内，加大了对保卫工作现实问题研究比重，并扩大了发行范围。

五、“二．二”案件发生之后

1996年2月1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为过好这个春节，北京1总队和所属各支队的领 导及机关人员都下到各中队，与中队官兵一起执勤。

朱曙光到了6支队的1中队。这个中队在北京市委机关执行勤务。大年三十晚上，朱曙光为让战士们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节目，亲自在市委办公大楼门前站哨。值班的副市长张百发知道了跑来看望他，感动地说：“朱副司令，今晚你不下哨我就不离开市政府大楼。”朱曙光就是以这种扎实深入 的工作姿态，连续在总队工作了多个日日夜夜，没回过离总队仅几公里的家中看看。

此后，朱曙光每年春节都与基层官兵一起过。1998年大年三十晚上，他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顶着刺骨的北风与基层官兵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站哨，一个老百姓问他是什么兵，他风趣地回答说：“是上等兵。”老百姓说：“你这上等兵怎么显得这么老哇？” 朱曙光笑着说：“当兵的显老。”

而今，在北京总队，过春节干部站哨已形成了制度。 1996年春节过后，北京1总队党委按照刘华清副主席的指示，从2月27日到4月10日，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全面整顿，总队、支队派出了280多名领导和机关干部下去帮助指导。

整顿之中，各级党委、支部都以张金龙特大杀人案为镜子，联系部队近几年发生的案件、事故，揭短亮丑。总队、支队两级党委和机关围绕指导思想、工作作风和廉洁自律等方面问题进行对照检查；基层干部重点围绕敬业精神、执行指示、 廉洁自律等方面查摆问题；基层部队主要围绕治松治散进行正面教育。在整顿的基础上，针对存在问题，制定了八个规定性文件。

由于整顿的力度大，不仅使两级班子和各级干部心悦诚服地认识到了问题，吸取了教训，理顺了情绪，振奋了精神，而且使长期困扰部队建设的一些老大难问题，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在整顿的基础上，又用了1个月的时间， 广泛地进行了对勤务的调查和鉴定。对担负重要执勤目标的执勤人员进行了重新调整。充实了执勤一线的干部党员，加强了固定目标执勤兵力，增大了目标的安全系数。与此同时，总队党委以扩大会的形势召开了执勤战备会议，进一步剖析了“二·二”特大案件的教训，并就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提高执勤战备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以总队党委扩大 会议的形式召开执勤战备工作会议，这是总队史上的第一次，也进一步强化了各级党委 的中心意识。

总队党委还针对部队存在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意识淡薄的问题，加大了学习宣传的力度。并针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比较薄弱，造成基层建设不够稳固的状况，扎实地进行了尊干爱兵、忠诚卫士、金钱观、消费观的“四个教育”。先后三次对各单位的武器弹药、贵重物品、财会室及重要仓库、小、散、远单位进行了大检查。同时，从领导到基层普遍开展了谈心活动，仅总队常委就找团以上干部谈心270多次，通过谈心，沟通了感情，化解了矛盾。

朱曙光、喻林祥还下大力对各支队党委班子逐个地进行了“考、帮、建”，喻政委 亲自带工作组到2支队进行深入调查，经过调查，查清了支队班子在指导思想、工作作风、部队管理教育、经济问题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从而证实了“二·二”特大案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教训极为深刻。

2支队班子的盖子一揭开，使一些对朱曙光代表总队党委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的四个方面问题“不买账”的人受到了震动。之后，总队党委报经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批准，对各支队班子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配备。调整配备本着注重群众公论、注重工作实绩、注重素质互补的原则。由于公道，各级反映强烈。特别对朱曙光、喻林祥二人不带一个自己人到北京1总队的做法，更是称赞不已。

朱曙光和喻林祥在来北京1总队时，二人就统一了思想。不从外边调人，使用的干部都从北京1总队产生。二人认为北京1总队的干部素质不低，关键是怎么齐心协力干好工作问题，由1总队的干部自己总结教训会总结的更深刻，如果从外边调人，会使他们产生抵触情绪。朱曙光和喻林祥对干部作用上的公正公开，对干部们的信任，把北京1总队的干部尤其是把党委一班人给稳住了，距离感消失了，凝聚力增强了，大家都决心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干好工作。

北京1总队的摊子大，问题积累的多。北京市的领导尉建行、李其炎对朱曙光说： “谁到北京都压力大，北京无小事，一出事就通天，太敏感了。”朱曙光深知北京无小事，但组织上把这副担子放在自己肩上，自己就一定要担好。每晚睡觉时，他躺在床上一闭眼，各种事就都涌现在脑子里。睡不着，他就起来，在屋里边走边思考问题，隔壁住的是喻政委，他也听到喻政委室内的脚步声——喻政委也睡不着，他也和朱曙光一样，在室内踱步思考工作。

朱曙光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北京1总队扭转了被动局面， 度过了最困难时期，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部队建设出现了稳步上升 的好势头。

在1996年党委工作总结会上，朱曙光心情激动地说：“1996年，是我总队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年。尤其是上半年，发生张金龙特大凶杀案件之后，又连续发生几起事故和案件，造成恶劣影响，部队建设受到严重创伤。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军委到武警总部，各级首长都给了我们亲切关怀，多次到我们总队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使我们明 确了加强部队建设，扭转被动局面的努力方向。我们先后四次召开党委全会和党委 扩大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集中研究端正工作指导思想、改进领导作风问题；坚持以执 勤和处置突发事件为中心问题；按照《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建设部队问题和干部队伍建设问题。这几次会议的核心是不图虚名重实效，扎扎实实抓基层，围绕一个‘实’字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与此同时，针对北京地区的社会治安情况、我们面临的任务和部队的松散 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工作力度。经过上上下下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保持了 部队的稳定，比较好地完成了内卫执勤任务。” 这是朱曙光发自内心的语言，也是北京1总队官兵共同的心声。

1996年年底，朱曙光回到了武警总部，不再兼任北京1总队总队长了，主要分管北京总队和武警部队在北京担负的所有重大活动的组织指挥。

1997年，北京地区的武警部队任务比哪一年都重。这年除了正常的执勤和完成每年一次的政协、人大的“两会”保卫任务外，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相继病逝。接着就是香港回归、十五大保卫任务等。特别是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任务更是艰巨和繁重。在完成这些重大警卫任务中，朱曙光都在第一线，担任大活动中的警卫组副组长。

朱曙光不是说空话的人，他除了对工作有极端负责的精神外，对业务也相当熟悉。他在中央警卫局工作了多年，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他同公安部、卫戍区、中央警卫局、总政保卫部、北京市委等方方面面关系都很熟，对北京周围各部队也很了解，因而协调起来比较容易。而这些单位都是完成北京地区大活动的主要力量。

在组织建国五十周年大阅兵时，他是武警部队在警卫组的负责人。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他对阅兵中的各个环节都掌握，他的提议，警卫组都采纳了。特别对那些容易忽略的环节，他都及时提出，并拿出办法。如他提出警卫组办公室必须有北京市交通管理局一个领导同志参加，并由这个同志出面与阅兵指挥部协调部队开进的时间，群众开进的时间。他认为这其中有交通管制问题，有时间差，也有桥梁、道路的承受能力、疏散等问题，搞不好就乱了 套。朱曙光说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并提议要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刘继中副局长参加，他说：“刘继中情况最熟，我和他一起工作几十年了，我当指导员时就和他在一起，他的组织协调能力很强。”警卫组采纳了朱曙光的意见，刘继中接受任务后很快就制定出交通管制的方案。

在1999年4月25日，2万多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到中南海上访时，朱曙光在听了北京总队3个师的汇报后，他向在场的徐永清政委建议说：“不能采取强行带走的措施，不明真相的群众2万人，我们2人带1个就要6万人，光车辆就要摆满长安街。中南海那么小的地方，车都‘摆’不开，人怎么带?强行带走矛盾要激化，这2万人里妇女有三分之二，咱们的兵都是小战士，怎么能拉这些妇女？说调戏她了怎么办？公安人员也不过2000人，这不是简单事，最好是做工作。要带也要公安人员在前，我们维护现场，穿插隔离。”徐 永清政委认为朱曙光的意见正确。后来上访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经过劝说，到了晚上11点 多，有秩序地撤离了。

朱曙光做了多年的警卫工作。他认为，警卫工作是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也不能松，疏忽就出偏差。张金龙一个小战士能把一群将军搞下台，就是缺少过细的工作。

朱曙光经常对执行警卫任务的干部说：“警卫工作大呼隆不行，特别是重点目标，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哪个目标你要不放心，就多去几趟，亲自检查，而且要‘突然袭击’，让他不掌握你，这样一到点上就能发现问题。哪个干部要稀里糊涂，他对自己都不负责，能对你负责？警卫工作不能有盲区、有死角，一有盲区死角就出大事。毛主席老人家说过：迈开 你的双脚走一走，来个孔夫子每事问，一走一问问题就可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如果各级都这样做，‘二·二’凶杀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总队、支队、大队三级都没人去，教训是深刻的。”

六、“人民安宁，我们欣慰”

1998年夏秋之交，黑龙江省遭遇到了200年一遇的洪水袭击，松花江、嫩江水位均 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面对迎头而来的洪水，武警黑龙江总队官兵，率先奔赴抗洪第一 线。

8月10日，总队政委吴云峰首先带领总队机关、4支队、5支队，哈尔滨市支队、大 庆市支队1500余人，冒雨行程400公里，赴杜蒙县巴彦查干乡的海拉大堤，奋战了3天， 为大庆的抗洪斗争赢得了时间，在大庆保卫战中发挥了突出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总队长王良臣率5支队的500名官兵，赴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大兴镇执行齐平线铁路抢险任务。

8 月13日，黑龙江总队副政委王云海率500名官兵赴胡吉吐莫镇马场大堤，执行1060米区段的抢险任务。同日，黑龙江省六三监狱的1570名犯人受到洪水威胁。

8月14日，狂暴的洪水连破大庆江湾、马场堤两道防线，保卫大庆的第三道防线上的鲤鱼嘴大堤一天内水涨5米，大庆岌岌可危。

8月16日，松花江的洪水漫过哈尔滨市江北外贸大堤，冲向东北虎林园和滨州铁路，大堤多处出现滑坡、渗漏。黑龙江总队近600名官兵投入了 战斗，而松花江、嫩江的水位还在上涨。

洪流滚滚，惊涛拍岸，北线抗洪形势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就在这紧急时刻，武警部队党委决定派副司令员朱曙光率武警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刘世民、后勤部物资装备部部长陈兆宽、作战勤务部副部长杨天福来到了哈尔滨，坐镇指挥武警部队黑龙江抗洪抢险保卫 战。

这时，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暴涨至119.46米，超过警戒水位1.36米，由哈尔滨通 往大庆市的松花江大桥引桥漫水，交通中断，市内外贸大堤、月亮湾大堤等处险情不断， 哈尔滨陷入危急中。

朱曙光一到哈尔滨就立即赶到总队作战室，听取了总队领导抗洪工 作情况汇报，并主动向省委坐镇指挥的有关领导汇报了武警部队杨司令、徐政委及总部党委坚决全力以赴支援黑龙江人民抗洪救灾的决心。

朱曙光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一 旦需要，除黑龙江总队外，我们还有两个师可以立即前来抗洪。” 朱曙光的话使黑龙江省的领导深受感动，当即提出两个师迅即北上。朱曙光立即把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报告了杨司令、徐政委。武警部队司令员杨国屏、第一政委贾春旺、政委徐永清、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吴双战，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联名签署命令，调8610部队、8620部队7000余人摩托化开赴松嫩抗洪一线，并向部队下达了“与洪魔战斗到底， 与大堤共存亡，誓死保卫哈尔滨”的战斗号令。

部队到达哈尔滨后，朱曙光亲自组织部队的指挥，协调部队的给养，明确任务，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指挥部队开进。8月17日，大庆灾情极为严重，朱曙光听完黑龙江人民政府有关领导的汇报后，当即启程，前往形势最严峻的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胡吉吐莫镇指挥抢险救灾。

中午12时，朱曙光赶到大庆市。这时，依托公路修建的第三道防线已成为保卫大庆油田的最后防线。朱曙光与大庆市领导协调了即将赶到的8610 部队、8620部队参战的任务。

在武警大庆市支队食堂简单的用餐后，又驱车前行。下午 3时20分，朱曙光一行到达了胡吉吐莫镇东北3公里处。在这里，他见到了黑龙江省有关领导。之后，朱曙光巡查了在这里奋战的黑龙江总队5支队、哈尔滨市支队、大庆市支队的官兵。省有关领导向朱曙光介绍了这次抢险情况并告诉朱曙光，自8月10日以来， 武警官兵们已连续奋战7昼夜。特别是在胡吉吐莫镇筑起的高1.8米，长成为保卫大庆的第三道防线。这段防线长5600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每5人负责1米，而武警官兵都主动请缨，每人负责1.5米。朱曙光看到连续奋战7昼夜的官兵们仍斗志高昂、奋力筑堤的场景后，心情激动地表达了他代表武警部队杨司令员、徐政委 和武警部队党委向与洪水拼搏的官兵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在胡吐吉莫镇的一间房里，朱曙光听取了黑龙江总队总队长王臣良、政委吴云峰关 于部队奋战洪水的汇报。朱曙光赞扬了官兵们的为了保卫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着重强调部队要切实做到“三个确保”，要求部队继续用顽强拼搏的精神，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夺取抗洪抢险的最后胜利。

尔后，朱曙光来到在大堤上，与官兵们一起战斗。目睹此情的记者记下了当 时的情景：“下午5时10分，朱副司令员再次来到大坝，但见900多名官兵，有的赤裸 上身、有的仅穿一条短裤，争分夺秒地抢运沙土袋，往来奔跑，一派热火朝天的动人景象。 朱副司令员情不自禁地加入到官兵的行列中，同哈尔滨市支队的官兵们一起装袋运土， 加固堤坝。在场的官兵目睹此情此景，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决不辜负总部首长的重托，誓与大坝共存亡。”

当晚8时40分，朱曙光再返大庆，部署保卫大庆的具体工作。尔后。又连夜返回哈 尔滨，参加黑龙江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 这时的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己骤然升至到了历史上最高纪录。 会上，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指示，武警黑龙江总队要迅速将参加大庆保卫战的部队调回，保卫哈尔滨。武警8610部队和8620部队调往大庆，肇源、杜尔们特蒙古族自治县。 朱曙光说：“一切照省委指示办。”

会议结束后，已至深夜，朱曙光不顾一天的疲劳，一 面下令8610和8620部队赶往大庆，一面带领黑龙江总队的领导，勘察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势和大坝，部署任务，下令正在大庆、齐齐哈尔一带奋战的1支队、5支队、哈尔滨市支队2000名官兵，将任务移交前来增援的8610和8620部队，连夜返回哈尔滨。

当5 支队的救灾突击队员凌晨5点多返回哈尔滨时，朱曙光已在那儿亲自迎接他们归来，使参战官兵备受鼓舞。

这时，黑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最新汛情通报显示，托力河、绰尔 河洪锋将通过泰来县境，位于这里的黑龙江省最大的监狱——“六三”监狱将被洪水包围，朱曙光听了黑龙江总队总队长王良臣的紧急汇报后指示，一定要周密部署，领导正 确，做到万无一失。王良臣立即拿起电话，要担负看押的2支队，配合监狱管教人员，把 “六三”监狱的犯人全部转移到泰来监狱。

凌晨5时30分，2100名犯人在嫩江洪峰逼近“六三”监狱之际，安全转移。肇源境 内的新肇监狱关押的2700多人犯，也在武警大庆市支队的看押下，转移到30里外的革志监狱：4支队的4大队12中队和大庆市支队3中队配合公安干警，也转移了3000多名犯人。但是，洪水很快又从四面压来，把新肇和革志监狱分割成两个孤岛。5000多名犯人被困在岛内。处境十分艰难，饮用水污染，肠炎、痢疾等疾病在犯人中迅速蔓延，孤岛急需粮食和药品。

4支队舰艇大队接受了往监狱运送粮食药品的任务。此后，在监狱被洪水围困的19个日日夜夜，全靠4支队的舰艇运送物资和转移伤病员。

朱曙光早晨5点从哈尔滨出发驱车近600公里，乘木船、坐冲锋舟到被洪水围困的革志监狱视察险情，看望在那里坚守执勤的武警官兵，对部队战胜洪水，克服困难，确保执勤任务的完成做了指示。

朱曙光后来谈到转移犯人的情形时说：“革志监狱被大水围困，犯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执勤部队全部上双哨，哨兵上双哨，带班上双哨，部队一班一班的巡逻，一个班一 个班的在监狱搞演练，架起了机枪，增加了警戒，震慑了犯人。”

朱曙光率总部工作组从8月16日抵达黑龙江抗洪前线到月底，是嫩江、松花江的抗 洪最艰巨的阶段，最关键的时刻。在西起齐齐哈尔市、东到佳木斯的同江市的1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各战场上都有武警官兵参战。特别是大庆保卫战、齐齐哈尔保卫战、哈尔滨 保卫战、佳木斯保卫战，都是北线抗洪的最主要战场。武警官兵们与洪水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斗争的激烈时刻，朱曙光运筹帷幄，成竹在胸，先后5次北上大庆，日夜奔走在大庆、肇源、哈尔滨、佳木斯、呼兰、巴彦等武警部队官兵战斗的前沿阵地，行程近万公里， 足迹踏遍了武警部队固守的每一处堤坝，代表总部党委看望了所有的参战官兵，及时传达中央首长和上级的指示，及时调整战斗部署，激励前线官兵誓夺抗洪抢险斗争最后胜利的革命意志和坚强决心。

在南引水库，他曾一连跋涉了13个小时未停。农田土路被淹，道路泥泞难行。军车无法开进，他一次次在泥浆里深一脚浅一脚奔向堤坝。他赶到哪里，都要和官兵们一起战斗。官兵们身上有多少泥水，他也有多少泥水。各路记者都要求采访他，他“拒绝”采访，朱曙光说：“你们别写我，多写写我们的部队，写与洪魔拼搏的官兵。”朱曙光又反复叮嘱他的部下：不要讲价钱，不要争名利，不要抢镜头，不给地方政 府添麻烦......。

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松花江第三次特大洪峰顺利通过哈尔滨时，朱曙光来到了外贸大堤，向死守在这里12个昼夜、满身泥水的武警官兵行了一个标准的敬礼，表达了这位负责指挥东北抗洪抢险的武警部队最高首长对官兵们的深深敬 意。

在肇源参战的武警8620部队355团9连，正是解放战争期间转战于盛产苹果的辽西 一带、却不吃人民一个苹果而被毛主席称赞的那个连队。这次，他们又驻扎在肇源一个叫杨柳的地方的一处果园旁，战士们将掉在地上的沙果一个个拾起来，送还老百姓。战士的行为在当地再次传为佳话。朱曙光向记者赞扬了武警战士护堤抢险有功，爱民秋毫无犯，展示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风采。

武警部队参加抗洪的官兵中，有不少是大庆籍的战士，他们之中，许多人的家受了 灾，然而没有一个人离开战斗岗位回家的。8610部队在肇源头台战斗时，一些战士到了家门口，且也没有一个人回家的。不少复员战士又回到老部队参加抗洪。山东潍坊支队的一个武警复员战士从电视上看到了黑龙江发大水，就跑到哈尔滨来抗洪，找到了黑龙江 总队，和官兵们一起参战，一直战斗到第三次洪峰通过了哈尔滨。朱曙光接见了他，赞扬他退伍不褪色的革命精神。

黑龙江省委有关领导对武警部队抗洪抢险官兵的评价是：武警部队是一支政治合格、 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部队。武警官兵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能打硬仗，朱副司令员亲自坐镇指挥，经常深入一线，非常了解情况，和我们一起，指挥调动了大量的物资和器材。省委、省政府要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为武警部队请功。

在9月3日黑龙江省五大班子领导与参加黑龙江省抗洪抢险的武警部队师以上领导 座谈会上，朱曙光讲到武警官兵参加抗洪抢险情况时说：“这次抗洪抢险，我们自始至终 在抗洪抢险中摔打部队，建设部队。”朱曙光在谈到抗洪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时，他总结了五点：

第一点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和指挥的结果；

第二点是 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和黑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正确领导，统一指挥 的结果;

第三点是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公安干警和黑龙江省广大人民 群众，万众一心，团结奋战的结果；

第四点是各部队、各单位密切协作，顽强拼搏的结果；

第五点是20年改革开放创造的雄厚物质基础，有力保障的结果。

嫩江、松花江的抗洪抢险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凯旋乐曲在松花江畔奏响时，朱曙光那多日来一直锁着的浓眉舒展开了，笑意也掠过坚定而刚毅的嘴角，他第一次接受了《哈尔滨新闻》记者的独家采访，他向采访的记者们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人 民安宁，我们欣慰。”这是他发自内心肺腑之言，也是武警部队全体官兵的心声。

9月11日，当曙光初照冰城之际，冰城沸腾了，数十万市民含着激动的泪水，夹道 欢送胜利凯旋的武警官兵。小学生们把鲜花送给了朱曙光，并给他系上了红领巾。在朝阳 下，佩戴着红领巾、身着迷彩服的朱曙光中将，更显露出他特有的青春活力，他迎着朝阳 微笑着，望着远方......

刘秉荣 【作者简介】刘秉荣，天津宝坻人，1965年入伍，同年12月入党。先后在某军炮团、军政治部、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任记者、编辑、主编、文艺创作室主任。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红一方面军纪实》《红二方面军纪实》《红四方面军纪实》《贺龙全传》《彭德怀传奇》《朱声达将军传》《唐子安将军传》《红海忠魂》《魂飘重霄九》《西路军魂》《国民政府秘史》《北伐青史》《辛亥革命秘史》《天变》《杨三姐告状》《洪湖血浪》《刘家友传》《新编拍案惊奇》《菜刀记》《东方武警》《南疆擒魔》《英雄赞歌》《尘烟滚滚唱英雄》《共和之殇》《新军阀大战》《洪湖曲》《屹立》《善书》等70余部著作，在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总字数5000余万。《贺龙元帅》获全军第五届图书奖，《贺龙全传》获全国长书金奖等奖。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贺龙传》等53部3878万字是红色经典著作，2023年8月经“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审核向其颁发了“个人创作出版红色经典主题著作字数之最（累计）——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

图文:刘秉荣

编辑: 李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