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农兵学员录取的坎坷经历

侯軍

　　白音华公社兴安大队

郝近大

作者简介： 郝近大， 男， 北京 70 中 67 届初中毕业生， 1968 年 8 月赴西乌旗插队。 在牧区主要放羊及从事打草、 配种、 接羔等牧业劳动， 后任合作医疗站会计兼 司药。 其间跟随喇嘛医生学习蒙医药知识， 为自己今后的中医药科研事业打下 了一定基础。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 从事中药材鉴定工作， 为博 士生导师。

介绍工农兵学员的文章极少。 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有以下两 点原因吧。 其一， 工农兵学员属“文革”产物， 尽管当年这批工农兵之中也 不乏知识领域的人才， 但总体来说属于被否定的一批人， 所以人们不 愿涉猎， 甚至当过工农兵学员的都不愿承认自己的这段经历， 好像脸 上不很光彩。

　　其二， 就大多数工农兵学员来说， 其所受的正规教育有限， 特别 是基础知识方面更显薄弱， 除少数出类拔萃者外， 多数人在专业知识 和技能方面都显得薄弱。特别是与 1978 年以后正规大学教育毕业的学 生相比， 从业后的能力均有较明显的差距。所以也都成为让他们不愿 意回首的一段历史。

但历史就是历史， 你承认也好， 不堪回首也罢， 这历史总是无法 改变的。 即便我们国家的现任最高领导人当中， 也有好几位是有过工 农兵学员经历的！ 这就是一代人，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 以下从我草原 下乡插队， 最终走进大学校园的坎坷经历，

一、 1 973 年第一次公开招考

我们国家的大学招生自 1966 年被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终止后经过了 5 年的时间， 那种激烈的破四旧、 打砸抢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 了， 于 1971 年北大、 清华等各个主要的大专院校恢复招生。但所招生 的学员名额数量有限， 远远比不上“文革”前的招生数量， 且其专业 也是和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 同时， 招生的方式完全采取的是内部 控制， 领导举荐， 不公开被招考人的姓名。 所以就一般广大知青而言， 根本无法得知有哪些院校来招生， 也就不存在着个人努力争取的可能。 1972 年仍然采取同样的方式， 仍由各级领导干部举荐， 政治审查（主 要是家庭出身）合格即可。 当时是有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 而 在 70 年代以后复出干部， 利用手中权力或资源， 把自己的子女堂而皇 之地招收进了大学。

我下乡所在的大队就有这样一位来自锡盟的知青，其父亲“文革” 中被打倒， 1971 年恢复工作后担任锡盟主管牧草的领导。 1972 年西乌 旗一带草原大火后， 急需大批草籽， 飞机播种来恢复植被。 这位父亲 提出的交换条件是让儿子上大学， 兵团的领导欣然接受。 因此当年盛 传， ×× 是用草籽换来的大学生名额。 所以在那几年， 对于普通家庭 出身的广大知青来说， 上大学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1973 年 5 月之后的某一天， 听兵团连里的拖拉机手带来的消息， 今年的大学要公开招收工农兵学员了， 告示都张贴在西乌旗镇里中心 街道上。 这告示足有一米长， 70 厘米宽， 白纸黑字， 各种招生条件、 报考 方法和过程以及考试的时间均写得很清楚。记得招生的 16 字方针（原 则） 是这样的： “ 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 政治审查， 文化考核”， 4 项有机地结合， 条件是初中以上的毕业生， 文化考核有 5 门功课： 政 治、 语文、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物理与化学。考试实际上是 4 门， 物理与化学是合在一起的， 各占一半的分数， 文化课考试的时间是在 7 月 10 日左右。 我们几个插友都感觉这回可有了一定的希望， 而且离 考试时间还有 2 个月左右， 临阵磨枪也还是有一定的把握呢。

　　二、 因出身政审不合格首遇挫折

我当年在草原下乡的情况与他人相比又有几分不同。 1968 年刚到 草原时， 是公社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但从 1970 起， 西乌旗东部的几 个公社和牧场整体都划归兵团了， 原属地方的关系全都转入兵团的领导之下。但对于原有的牧民和知青（除部分人加入兵团属于兵团职工）， 仍属集体所有制未变， 仍然挣工分。 但如果与外界发生交往办事， 均 需要经过兵团的领导审批才行。 这样的体制变更， 使我们这些知青变 得真是“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到哪儿都把我们视作是“外人”。 而这次工农兵学员的招考， 也必须附属在兵团战士的范围内， 1973 年 一个团招收工农兵学员大约有 60 名， 而分给白音华公社的名额却只有 2 名， 其竞争难度可想而知。 好在当年有相当一部知青自我感觉所学的知识有限， 尤其是 68、 69、 70 届的初中毕业生， 可以说基本上是小学文化的水平。 “16 字” 招考方针中的“文化考核”明确要求具有初中文化水平， 即让这些人 望而却步， 而根本就没报名。 同时， 有个别高中文化的知青， 因其家 庭出身， 主要是父母的问题还未形成结论或仍戴有右派帽子， 亦无法 报名， 也把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拒之门外了。 以致整个公社报名者 未超过 10 人。 这种形势下， 自我感觉各门文化课程底子不错的我， 显得有几分 洋洋得意。 在群众推荐的过程中， 因自己几年来与牧民的关系一直都 很融洽， 大队领导班子给自己的鉴定也写得很好。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政治审查的结果却给了自己当头一闷棍。 我的家庭出身一直填“工人”， 因我父亲是公交司机， 据说解放 前也是司机， 但父亲说过， 1947 年曾经在张家口的平门警察局当过司 机。 为此在当年三反五反过程中， 写过不少的检查材料， 具体情况父 亲也没向我们几个子女说过。 此次报名后， 所谓的政审就是审查每个 人的档案资料袋 和我一起报名的其他几位知青， 有的家庭是资本家或小业主的， 政审也都过了， 而我这个“工人”怎么愣没过呢。好在从北京来的招 考老师很认真负责， 告诉我是因为档案中有一份父亲单位 1966 年发 给各子女学校的资料， 证明父亲于 1947 年 6—8 月曾经在张家口平门 交通警察局担任司机警员， 职责是检查来往车辆。 众所周知， 1947— 1949 年间的张家口是国共两党拉锯争夺之地， 但就这 3 个月的工作却 留下了一生“伪警察”的印记。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证明只提供了“伪 警察” 的事实， 却没有结论。 所以招生领导小组的老师告诉我， 赶紧 给家里打电话， 请父亲单位把这几年来的审查结论开个证明寄过来。 情急之下只好坐班车到西乌旗， 到旗十字街口东北角的邮电局， 挂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 向父亲讲明过程， 请他到单位尽快开好证明 尽快寄来。为了尽早得到准确消息，我就住在旗里的大车店，等候结果。 那个等待的心情， 用如坐针毡或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 非常值得庆幸的是， 到 1973 年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结论： “伪警 察本属敌我矛盾性质， 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 盖有父亲人事部门 的证明信函已当日用挂号信寄出， 使我这颗悬着心总算暂时有了着落。 当时寄信可以说慢得出奇， 而挂号信就更慢了， 在夏季至少也需要半 个月到 20 天才能抵达。 情急之下只好坐班车到西乌旗， 到旗十字街口东北角的邮电局， 挂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 向父亲讲明过程， 请他到单位尽快开好证明 尽快寄来。为了尽早得到准确消息，我就住在旗里的大车店，等候结果。 那个等待的心情， 用如坐针毡或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 非常值得庆幸的是， 到 1973 年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结论： “伪警 察本属敌我矛盾性质， 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 盖有父亲人事部门 的证明信函已当日用挂号信寄出， 使我这颗悬着心总算暂时有了着落。 当时寄信可以说慢得出奇， 而挂号信就更慢了， 在夏季至少也需要半 个月到 20 天才能抵达。 待我赶回到罕乌拉兵团的招生小组办公地， 向负责招生的老师如 实地汇报了情况。 老师们及招生小组的成员都非常重视， 还专门开会 研究， 考虑到信函太慢如果等见到信函， 那文化考试时间就过了。 所 以破例同意我先参加文化考试， 等证明材料寄到后再作最后的政治审 核等综合考察。 对招生小组的这个英明决定， 我真是千恩万谢， 那激 动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三、 文化考试取得前三名

1973 年的那次工农兵招生的文化考试（内蒙古兵团 5 师 44 团） 是在 7 月 13 日进行的。 考试地点是选在罕乌拉中心小学的教室里。考 试试卷都是密封， 头一天由师部机要秘书用专车从师里送来。 夜里放 在团部的机要保险柜， 直到考试现场才由招生领导小组的老师亲手打 开而分发给每一位考生。那年的考试气氛可以说是非常严肃而紧张的， 也可以说与后来的正规高考并无二致， 但就其考试内容和题目来说确 实只是初中文化水平， 但这也正好适合于我这个初中生的水平。 虽然 在牧区生活时也自学了一定的高中课程， 但如果真正考起高中水平的试题来， 自己也真还没什么把握。

上午是政治和语文， 下午是数学和理化。 政治题也很有意思， 记 得其中有一道题是： 写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错误倾 向。 这对于关心时事政治的我来说根本不成问题。还有几个关于哲学 概念的问题， 最后一道发挥题， 用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具体说明 一个实际问题。 这可以说对我来讲都是很擅长的， 完全不在话下。 语 文题目也很简单， 除了有几个名词解释和修改错别字外， 是一篇自由命题作文， 可以写人物介绍， 也可以写时事思考。 而我选择了写人物 介绍， 记述了草原下包时的蒙古族哥哥。 只用了大约 2 个小时的时间， 第一个交卷出场， 感觉是特别轻松而舒爽， 可以说是奋笔疾书， 一气 呵成。 下午是先考数学，连考理化，物理和化学是同一张卷子，各占 50分。 数学分代数和几何两部分， 代数主要考一元一次方程和一元二次方程 的应用题， 还有一些因式分解、 开方或求根的计算题， 这对于我来说 也算是轻车熟路。 我的弱项在几何， 当年的北京 67 届初中生， 是初二 先把初中的代数学完， 等到初三才学几何， 而“文革”开始完全打断 了课程， 使自己在中学就没学到几何。这只凭自学总感觉不那么踏实， 完全是凭着自己那点小聪明， 连蒙带唬地都答出来了。 物理和化学也 是这样， 我在中学就是物理课代表， 所以这次所出的那些力学题及电 功率、 电阻率的计算题对我也是非常简单的， 其中有最后一道难题记 得是： 根据给出的导弹抛物线及参数分别计算其上行、平行及下降的 速度。 而化学的那些水、 氧、 氢及氯化钠、 氢氧化钠的各种反应式也 都照葫芦画瓢地能写出来。 相对而言， 这理化考试还是要难一些， 费 的功夫也大一些。 这里还需要倒叙一下， 考试之前还有一个自由选择学校和报考专 业的过程， 我因自幼喜爱鼓捣半导体无线电， 所以直接报了清华大学 无线电专业。 试卷评判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而且连同每人所分配的学校专业 一起以大红喜报的方式张贴在团部政治处的外墙上。 张贴考试结果的 那天真是激动人心， 一些熟悉知青或兵团战士， 纷纷向我道喜， 说我 中了“前三甲”了， 名列全团 110 名考生的第三， 4 门功课的总成绩 是 352 分。 其实这个分数是在我预料之中的， 但所分配的学校却让我 一时又高兴不起来了。在分配学校一栏中写的是“浙江大学固体电子 专业” 。 当我找到招生小组老师询问时， 老师很无奈地回答我， 这已经是 很不错的结果了。 文化考核结果只能作参考， 而不能作为录取的最终 依据。 而你父亲的历史问题， 虽然有了结论， 但也是一个污点， 而无 法与人家根红苗正的红五类相比。再有你自己也应该知道， 这里是兵 团， 嫡系是兵团战士， 清华无线电专业只招一名， 那是你们 44 团党委钦定的人选。 而你作为知青能被录取到浙江大学， 已经是我们招生老 师们为你努力的结果了。 往下的话也就不好再向你说了， 明白吗。 是呀， 此时我还能说什么呢，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能让我有个 学上， 这已经是当时最光彩的事了。 知足吧！ 于是， 对着几个来自北 京的老师们再次表示自己的深深谢意。 回到大队收拾整理一下的东西， 与牧民老乡逐个告别， 安心等待学校发来的通知。

四、 张铁生一张白卷让我名落孙山

从张榜通知看到虽然不是自己所报考的学校和专业， 但想到能上 大学， 并且这个专业也与自己的爱好相近， 加上招考老师的一番肺腑 之言， 使自己还是相当的心满意足， 心里十分爽快， 兴高采烈地回到 大队静候录取通知书。

报考之前我一直担任大队合作医疗站的会计兼司药， 任务是核算 每家每户的看病吃药的费用， 以及按医生的需要根据处方配制调剂蒙 药。 所以在即将上大学之际， 要将所有的账目及所余的款额以及所保 存的药材数量及金额等， 一一向合作医疗站的“达日嘎” （领导） 交 代清楚。 并向嘎查的各位领导、 我下包的牧民家及与我相处较为密切 的数家牧民告别辞行。 同时， 让我最割舍不下的是我那 4 匹坐骑， 一一为它们找到了能够善待它们的后继主人。 8 月初的一天早晨， 从收音机里听到有关今年大学招考的新闻， 辽宁海城的一位知青张铁生愤然交白卷， 但写了一封发人深省的信。 《人民日报》 为此刊发了评论员文章， 坚决打击教育战线复辟回潮的 倾向。 从这则文章中让我感觉到国家的政策又要左转了， 对自己是大 大地不利。 大约过了 20 天左右 （ 8 月 15 日前后） ， 和我一起报考的 一位知青和连队的兵团战士先后收到了盖着大红印章的学校录取通知 书。 而又过几日， 我的通知书依然杳无音信， 情急之下只好骑马到 44 团团部招生办公室询问。 此时， 招生办已撤销， 只好到政治处问那几 位曾经相识的负责过招生的现役军人打听。他们开始都对我闪烁其词， 不做正面回答， 这个推说让我问那位， 那个又推说让我问这位。此时， 自己已经能感觉到大事不妙， 且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当最后找到团政治处的苏主任， 他是招生办的副主任。 十分无奈 而坦诚地告诉我“为了落实党中央有关此次招生过程中重分数而忽略政治表现的错误倾向， 对所有已经被确定为录取人的政治、 分数及表 现重新进行了核查。 重点是对考试分数较高的人， 要进行审查， 根据 综合审查的结果， 全团共替换掉 3 名， 其中就有你。 ” 并且很委婉地 劝我， 没办法， 千万别想不开， 安心工作， 只能明年再考吧。 面对这样的结果， 我就像是被霜打了幼苗， 真是欲哭无泪， 两眼 僵直， 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遭受到的最大挫折和打击， 傻愣愣地半 天说不出话， 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了团部办公室。等我走出到门外时， 似乎又有点不甘心， 想去师部申诉， 看看有没有挽回的可能。 带着这 种侥幸的心理， 我来到好友杜学武大夫的家里， 想请他帮我拿拿主意。 杜大夫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对我说：“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如果说你早得到消息，在重新审查开始时，有人替你说话，那还有希望。 现在都已经板上钉钉， 通知书都发了， 那是根本无法挽回了。 ” 同时 还进一步向我透露了这次重新审查的内幕。 当师部、 团部接到上级转 发下来落实张铁生信件反映的招生过于看重考分， 而忽视政治表现的 文件时， 当然首先要保证兵团各级领导自己推荐的人选能上学， 而在 分数位于前 10 名的考生之中唯有我一人不是兵团战士， 而是属于公社 大队的知青， 所以自然成为重新审查的重点对象。据杜大夫讲， 这里 面的关键问题是从学校来的招生老师都返回学校了， 没有人能主持正 义和公道， 所以当讨论到你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替你申辩， 没有一个 人替你说话， 你说不淘汰你， 还淘汰谁呢！ 杜大夫的一席话， 让我如梦方醒。 深深感觉原本还想到师部申诉 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杜大夫笑我： 你即使申诉到兵团司令部， 你也翻不了这个案。 所以只好死心， 只好认命， 谁让我生不逢时呢！ 当时最让我感觉难堪的是， 有何面目再见公社大队的牧民？把马 也分了， 马鞍子、 马具也给人了， 真是羞愧难当。 好在蒙古族牧民们 都是宽宏大量而善解人意的， 一听说我上学走不成又毫无怨言地把马 匹和马具还给了我， 并让我继续担任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工作。

五、 总结失败教训为来年上学送礼铺路

经过这次考学失败的挫折后很长一段时间， 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 非常沉重的打击。 虽然考学失败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或成绩不好， 但毕竟有和自己一起插队生活的伙伴走了， 论各方面的情况走的人也并不比自己强， 相形之下感觉自己脸上无光， 真是难以再见“江东父 老”。很长一段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埋头看书，基本不与人来往。 几个月后就像是脱了一层皮的昆虫， 完全改变了过去在人前那种爱说 爱笑、 风趣幽默的性格， 而显得沉默寡言。

好在队里的蒙古族牧民兄弟对这种事看得很淡， 从来也没正面问 过我为什么没走成， 依然是那样相信我， 依然像兄弟朋友那样和我交 往， 仍然不断有牧民给我送肉干和奶豆腐、黄油等食物。到 1974 年和 我一起来的北京知青除了进兵团的几个人外， 也有上学、 招工等途径 走的， 所剩之人也不多了。 我因担任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工作， 在大队 部有专门的办公室， 条件还相当不错， 最大好处是可以免费享用大队 部的柴禾或牛粪。 原来和我分在一个蒙古包的插友 SB， 曾经进入兵团 当职工挣工资一年多， 自我感觉没什么前途， 从连里被推荐上大学的 希望又很小， 于是又申请退出了兵团。 退到大队后也无力再承接羊群， 只能干点零活， 单独居住又懒得拣牛粪而无法过冬。 而我一个人在办 公室也正孤独，就接受这位 SB和我一起住在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办公室。 这位 SB 退出兵团也是打算参加 1974 年招生的， 住在一起正好共 同复习功课。 他也帮我分析和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 认为这次最大的 教训就是对外没有联系， 只凭和大队牧民的关系好， 没用。 如果在师 部或团部认识几个现役军人， 自己绝对不会落到这个悲惨下场。 因此 我们两个商量着， 要各自为自己 1974 年被大学录取， 提早铺铺路， 找 点关系。 说实在话， 这还真是我的弱项， 拉关系， 找门道在当时已很 盛行的了。 但我这个人真是不会做， 如果让我去给不熟悉的人送点礼， 就好像是我偷了人家的东西， 心里会七上八下地打鼓。 经过分析， 我感觉那位最后向我讲明情况的团政治处苏副主任是 一位和蔼可亲的人， 不像其他一些现役军人那么趾高气扬， 说话也和 气， 态度也诚恳。 而且既然有了 1973 年这次考试的交往， 也就算是认 识了， 如果再给他送点礼物， 这感情不就加深了吗。 到 1973 年 11 月 赶上大队分肉食牛羊， 因 SB 刚从兵团退出来， 没有分肉食的份， 但就 我一人分了半头牛和 4 只羊， 每年也吃不完。 这样我两个分别把两只 羊的肉都剔下来， 按照牧民习惯统统塞进一个羊肚子内（羊的主胃）， 并用麻绳缝好， 放在室外几天就冻得梆梆硬， 成了一坨纯羊肉， 大约 有 30 多市斤。 SB 因为在兵团工作过一年， 到团里办事曾和 1973 年招生办公室 主任的游副政委有一面之交。 所以他把发展关系的目标就定在游副政 委身上。 那一日我们搭乘连部的拖拉机， 每人提上一坨羊肉到团里走 关系。 当时兵团团一级领导都是可以带家属的， 团长、 政委、 参谋长、 政治处主任这一级别的干部， 每人都有一个 3 间大北房的宽敞院落。 虽然没有现在居室的豪华， 但在当时这些兵团首长的家也是很让人羡 慕的。 在兵团战士的指引下， 把我放到了苏主任家门前， 那时差不多是 上午 11 点左右。 我本想趁苏主任不在家， 把羊肉送给他的家属， 这样 免得见面时尴尬。 可非常不凑巧， 家门锁着， 室内无人。 只好站在冷 风中等候， 那等待的心情好似 15 个吊桶打水——真是七上八下。 时时 左顾右盼， 生怕碰到熟人问我在这干什么呢， 手提着那 30 几斤羊肉， 就好像是我从谁家偷来的， 虽然天气很冷， 但我手里却不停地在冒汗。 在冷风中站立了约一个小时， 只见苏主任从团部办公室方向走了 过来。 见我站在那里还主动向我打招呼， 问我干什么来了， 我只好直 说来团部看看您。 好在苏主任没问我手里提的是什么， 并且热情地招 呼我进屋， 暖和暖和， 还给我倒了一碗热水。 这让我心情平静了许多。 由于家中没有其他人， 这让我们谈话还算比较轻松， 没预料的那么紧 张。 加上苏主任确实是那种亲民型的军人， 慢慢自己也就自然平和下 来了。 经过一段寒暄的问话之后， 我说今天来就是给您送点羊肉， 也 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感谢您在今年招生中对我的关照。但自我感觉 那语言说得很不自然流畅。 苏主任一听， 马上变得严肃起来， 要求我 把羊肉提回去， 坚决不收。 他说， 他最讨厌这种请客送礼、 拉拉扯扯 的作风， 作为军人他是最不能容忍的。 听到苏主任这一席话真是让我 很感动， 感到这个社会上公正廉洁之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苏主任的话 虽不多， 但落地有声、 态度坚决， 给人感觉绝对不是客套敷衍， 让我 不得不提着羊肉坨灰溜溜地走出苏主任的家门。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为了私利而送礼，结果还是以自食其果告终。 但人家苏主任是个很明白事理的人， 一眼就能看明白我来的目的， 所 以临分手时直言不讳地说， 你放心， 知道你是一个好知青， 如果 1974 年招生他还负责的话， 一定会尽力照顾我。 这样的话， 在当时真是让 我有些感激涕零！

六、 同室操戈被人暗算

在我给团政治处苏主任送礼而被拒绝的同时， 我的同包插友 SB 却 很顺利， 拿着一包羊肉到了游副政委家， 副政委也没在家， 但他老婆 热情地接待了 SB， 并且大包大揽地说， 这事你就放心， 交到我身上， 我们家老游听我的， 让他给谁帮忙他就准能帮上忙。

时光荏苒， 转眼就到了 1974 年的夏天。 根据上面通知的精神， 这 年各个大学还是要继续招收工农兵学员， 而且依然沿用上一年的 16 字 招考方针， 即 “ 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 政治审查， 文化考核”。 但同 时强调， 一定要彻底扭转重考分而忽视政治表现的倾向， 一定要把坚 持在生产工作第一线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大学中来， 而且提出了新的口 号是： “工农兵上大学， 管大学， 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 任重 而道远啊！ 1974 年的招生人数感觉比前一年略少一点， 我们几个知青仍然要 经生产大队和公社两级机构推荐， 然后再与兵团战士一起参加政治审 查和文化考核。 因前一年已经有了父亲单位的政审证明材料， 所以政 审这关很轻松地就过去了。 而文化考核就让人感觉更加轻松了， 不论 是考试现场的监考人、 考场纪律， 还是试题难度， 都比去年轻松容易 多了。 考场上竟然可以交头接耳， 甚至可以互相讨论， 考题的水平虽 然依然号称是初中三年级的水平， 但看题之后给人的感觉似乎只有小 学六年级， 顶多也就是初一的水准。 但就是这样， 也把很多考生难得 抓耳挠腮、 东张西望的， 实在答不上来的， 还可以问监考老师， 老师 也会给予适当的提示。 对于这次考试， 具体的试题我都没记住， 这主 要是因为有了去年的教训， 加上从考场看到的现况， 心想考得再好也 没用， 反而可能招惹麻烦， 索性像儿戏般地草草填好， 交卷了事。 在填报个人志愿时， 我也吸取了去年的教训， 别和人家竞争了， 3 个志愿栏全都写成“服从分配”， 只要能给个学上就心满意足了。 1974 年来到基层招生的老师也很少， 基本也不像去年和每一个报考的 考生见面， 所以对招考的老师也没什么印象。 因为有了去年急转直下 的教训， 今年考试结束后就悄悄地回大队等候消息了。 SB 又在团部招待所住了几天， 回到大队就一副垂头丧气、 唉声叹 气的表情。 说， 这次完了， 完了， 肯定走不成了。 并且向我表示祝贺，说这次团里的名额基本都定了， 人家苏主任力挺你上学。 这时， 我表 面没说什么， 但内心还是有些沾沾自喜， 毕竟去年受到那么大挫折和 打击， 老天总是会开开眼吧。但这种事毕竟没见到正式通知书， 心里 还是没底。 但 SB 劝我， 你就踏踏实实地等通知书吧， 没跑儿， 今年你 肯定能走。 但他越是这样劝我， 我就越不放心。 又过了 2 天， 我实在 忍耐不住， 再次骑马来到 44 团团部。 当我走进团政治处办公室时， 正巧苏主任在那里。 苏主任一见到 我赶紧拉住我的手， 说你来得正好， 但我又不好主动找你。 因为和苏 主任有了几次交往， 所以这次他和我说话很直爽， 一点不藏着掖着的， 甚至连“他妈的”这样的气话都说出来了。 原来是这样的， 在招生小组的讨论会上， 苏主任真是力主推荐我 上大学的。 在团招生办中， 游副政委是组长， 苏主任是副组长。 游副 政委的意见是让 SB 作为白音华公社的正式名额。 那年分配给白音华公 社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只有一名， 在大队和公社写推荐信时就排了名 次， 而我是被排在首位的， 这是属于政治表现的证明。 苏主任据此与 游副政委争执， 而游却振振有词说， “排第一名那还不容易， 谁给公 社书记送礼谁就能排在第一， 我看 SB 这个人表现很好， 今年白音华的 上学名额就给他了。 ” 在部队那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呀， 苏主任虽然 为人正直， 但在这样蛮横的领导面前也无计可施， 被气得胸直疼。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我立刻明白了， 原来 SB 在团里多住了几 天已经得到了游副政委的承诺， 并回去向我放了一通烟雾弹， 撒一阵 迷魂阵， 如果我沾沾自喜地在那里静等的话， 最后等来的只能是 SB 被 录取的通知书。 没想到自己收留的竟是这样的一位朋友， 真是人心不 足蛇吞象呀！

七、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我从苏主任口中了解到这样残酷的结果时， 除了痛恨同室插友 SB做事太不讲义气外， 就是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大冰窟窿里， 四面都是冰冷的墙面， 摸哪里都是冰凉。 好在我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 转念一想， 现在的关键是看还能否有挽回的可能。 苏主任真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军人， 直截了当地向我交了底。 现在的情况是， 被录取人员和学校在招生办都已基本确定， 但还需要最后的 44 团党委会通过走一下形式， 最后要盖团党委会的大印， 才能生效。 因这几天团党委书记， 即 44 团的凌团长 （ 当时 44 团无正政委， 只有这位凌团长级别最高， 故由凌任团党委书记）外出办事没在团里， 所以要等凌团长回来才能最后定案。

苏主任向我明言： “是否能够扭转招生办的决定， 就看你自己有 没有这个勇气了， 游副政委的老婆接受战士和知青的请托受礼之事， 在当时的 44 团已经尽人皆知， 只是没有人告发。 而你作为受害人的当 事者， 正有权来揭发。 所以你如果有勇气有胆量， 写一封告状信， 交 给凌团长， 这事就可能还有改变的余地。 ” 事情也是非常凑巧， 正当苏主任和我交谈之时。 白音华公社的敖 日布书记到团里来办事， 一见面就主动问我， 这次招生的结果如何？ 当听说我又被别人顶替的情况， 简直把他气坏了。 并且当场向苏主任 表示， 如果这样不尊重公社这一级的推荐（公社当时就对推荐的几个 知青排了顺序， 我是被排在第一位）， 那我们就谁也不推荐了。 苏主 任立刻请敖日布书记把刚才的话写下一个书面材料， 作为公社一级领 导班子的证明。 苏主任最后叮嘱我， 告状信要写就尽快写， 估计明天 凌团长就会回来， 如果写好就直接送到凌团长的家里。 和苏主任分手后， 我再次来到好友杜学武大夫家里。 向他详细地 说明了上面的过程， 他也非常支持我写告状信， 并说是非成败全在此 一搏了。 而且据他了解， 团党委中现在的矛盾也很深， 凌团长和苏主 任是一派， 而游副政委和其他的几个人是一派。然后把我领到他自己 的一间读书室， 说这里安静， 决不会有人来打搅， 你就尽量发挥自己 的写作水平吧。 先经过一段仔细的构思， 并经过 2 小时的奋笔疾书， 一篇不到 2 千字的告状信就写好了。 交给杜大夫先过过目， 他只是在个别地方稍 微改动一点了， 我再用专门的横格信纸一笔一画地抄写一遍， 郑重地 签上自己的名字。 遵照苏主任的嘱托， 在晚饭之后直接送到凌团长的 家里。 起初， 凌团长的夫人不冷不热地接待着我， 当我向她说起我的 经历后， 一下子话变得多起来了。 说这个游副政委的老婆太贪了， 仗 着老游的权力贪得无厌。但她对我并没大包大揽说一定能成功， 只是 说一定把这封告状信直接交到凌团长手里。 当天夜里凌团长就赶回到家中， 次日上午即组织召开了专门研究招生事宜的党委会。 据说如果不是有我的告状信， 这个会充其量半天 就结束了， 但这次的团党委会竟开了整整一天。会上， 凌团长展示并 扼要地宣读了我的告状信， 苏主任配合又出具了公社敖日布书记的证 明信。 凌团长责问游副政委， 你凭什么就把这样的上学名额改变成 SB， 有何依据？此时， 另有几位平时对游的做法有意见的党委委员也 纷纷发言， 说有战士和知青揭发游的老婆吃请受贿的情况。在此情况 下， 游副政委无言以对， 只得表示接受批评。 最后形成党委会意见， 把 SB 的华北农业大学录取资格取消， 尊重并采纳白音华公社的推荐。

　　至此， 经过这番人为的不懈抗争与努力， 加之天时、 地利与人和 的外部条件， 我的大学梦终于可以实现了。但由于此前所有其他考生 的人员和录取学校均已定妥， 因此也就只能顶着 SB 腾出的这个位置， 等待来自一所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

注：
本文轉載自《情繫烏珠穆沁——西烏珠穆沁旗知青的記憶》西烏珠穆沁旗知青文集編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