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一天，阿黑来到我家，她指着后面的小伙伴说道：“我们要到蒙化河边煮青蚕豆吃，你也一块去吧！”</p><p class="ql-block"> 我家的田也在蒙化河边，我正想去看看蚕豆长得怎么样。再说，这样的活动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我很乐意地答应了。阿黑说：“每个人凑两根柴。”</p><p class="ql-block"> 于是，我从灶房拿了两根柴。</p><p class="ql-block"> 阿黑是娃娃头，她长得很白。小镇习俗，为了孩子好养，会叫难听的名字。</p><p class="ql-block"> 春天的田野，绿油油的，风一吹，送来蚕豆花香。我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快活得像树上的鸟儿，一面说一面活蹦乱跳。这样的活动，相当于时下的春游和野炊 ，有益于身心健康。</p><p class="ql-block"> 到达以后才知道，我们几家的田地是连在一起的。这一片田地，统称为蒙化河边田。我们在挨近堤坝的地方选了块空地，一些人去搬石头垒三腳架，一些人到旁边的河滩舀水。一切就绪后，我们钻入自家的田里，很快地，我们幼小的身体被庄稼淹没了。</p><p class="ql-block"> 这时，蚕豆花谢结荚了，但饱满成熟的不多，为了寻找饱满成熟的蚕豆，我在田地里钻出钻进。就在这时，只见阿黑探出头来，放声说道：“来这里！我家的蚕豆饱满！”</p><p class="ql-block"> 随着阿黑的声音，蚕豆田里探出一个又一个的脑袋，异口同声地说：“我家的蚕豆也熟了。”</p><p class="ql-block"> 你呼我唤的声音回荡在田野上空。我们身上淳朴无私的品质，毫不逊色于《故乡》里的小子。</p><p class="ql-block"> 此后始知，这样的活动每年会有一次，过后我便开始等待。然而，这份期待后来却再也没有实现过。</p><p class="ql-block"> 不久之后，家乡进行土地改革，我家蒙化河边的田被没收。再之后，就是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蒙化河边到土地，成为集体的土地。分到土地的人，也没有变成土地的主人。</p><p class="ql-block"> 光阴荏苒，不觉间到了改革开放，农民包产到户。一次和弟妹聊天，聊着聊着，我突然想起那片土地，我问：“蒙化河边那片地地现在分配给谁家？”</p><p class="ql-block"> “唉！那片田地还在文革初期，就被郭大爹送给杨免庄人了，送人土地也罢，但还任人家挑选。”</p><p class="ql-block"> 听罢，我五味杂陈，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盘旋在腦际的就是，郭大爹为什么要将土地无私送人？</p><p class="ql-block"> 弟弟转动着眼珠，他也在想这个问题。过了一会，他说：“真的很奇怪，郭大爹是非常精明的人，为什么要将田送人还随人家挑选。”</p><p class="ql-block"> 郭大爹不是本地人，他的籍贯是祥云。解放以前，祥云坝子缺水，农耕不能维持生计。无农则商，祥云人做土锅卖，走南闯北成了生意精，附近的人称祥云人为“剐哥”。也不知道是贬还是褒？鸟择良木而栖，牛大爹后来落籍小镇，这个时间是解放前几年。解放了，郭大爹一穷二白，土改时成了贫雇农，集体化后成为生产队干部。</p><p class="ql-block"> 弟弟提起这样的一件事，他说：“小四清”那会，郭大爹原本属于清查对象。但在群众大会上，他突然自报工分，他将他的工分压得很低。他这一招，被打击和伤害的，还是地富及其子女。这一层人，干最重最累最脏的活，工分只有六七成，见大爹自降工分也只好跟着再降。</p><p class="ql-block"> 那时读书看家庭出身，我几个弟弟从小就在生产队里当童工。苦难中，渐渐长大了，成为壮小伙成劳动力。但在那个年代，生产力实在太低下了，我家还是年年赤字。有一年，我家有了几块红钱，郭大爹将钱掷到父亲手里，恶凶凶地说：“你拿着这些钱，可以去大吃大喝了。”</p><p class="ql-block"> 吓得父亲不知所措。那个年代，不要说地富分子，就连贫下中农也没有条件大吃大喝。为了自保，郭大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p><p class="ql-block"> 可就是这么一个精明过人的生产队队长，把生产队的田地拱手送人，还让人家挑选。</p><p class="ql-block"> 就在这时，弟弟说：“送田以后，生产队为商业局做面酱，红钱增加了，社员还誇郭大爹能干。”</p><p class="ql-block"> 我“哦”地一声，终于找到答案，这就是种田赔本。生产队按照田地数量缴纳公粮，余量的指标也是按照田地数量下达的，余量每公斤1角3分，猪肉吃卖各半，每公斤9角。如此一来，一个劳动力的价值只有几分钱。如此低的收购价格，我都担心我看走眼。</p><p class="ql-block"> 幸好伟人邓小平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若阿金、希萨诺时，也谈到了物价问题。他说，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如粮食收购价格很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差价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揹了一个很大的财政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财政开支达几百亿元。（《邓小平年谱》1232页）。</p><p class="ql-block">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0年下半年，农村集市上绝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到国家牌价的2―3倍，粮食价格涨到国家的10倍；1961年，这种差距有增无减。农村自由市场的粮价是每公斤2―4元，为平均每公斤0、13元谷物统购价格的15―30倍，猪肉的市场价格上涨到每公斤10元，为国家牌价的11倍。</p><p class="ql-block"> 都知道谷賤伤农，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统购统销都没有直接与农民打交道，与国家打交道的是生产队干部。</p><p class="ql-block"> 当时的生产队干部，文化都较低，郭大爹的也不高，但他是生意人出身，他有精明的头脑和生意人的机灵，他会精打细算，他发现田地越多越赔本，将田地送人少了些公粮和余粮。后来还听说，那片田地并不好，是雷响田。什么叫雷响田？就是靠老天下雨才能栽种的田地。利用环境优势，郭大爹接手了一些副业，如给土产公司加工农副产品，其收入都是净得。尽管牛大爹送田，但社员收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升高，牛大爹因此在历届队干部中有最好的口碑，社员都称赞他能干。[/cp]</p> <h3>绿油油的田野</h3> <h3>劳动力</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