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连三

原上艸30068194

接二连三，上山下乡；南疆北疆，各奔边疆；归来已是，他乡故乡。

67届的弟弟最早离开上海。按照家庭实际情况，他本来应该可以到上海近郊农场的。但老实本分的人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又没有家人去和老师、工宣队交流沟通，直接安排到东北长白山是必然的事情。1969年3月，弟弟就上山下乡到吉林安图县插队落户去了。后来被抽调到百货商店，回城无望后在当地成家，成为一个吉林人。最后作为一个外地人，返回上海。

浦东第一八佰伴对面隔着浦东南路相望的启新路，那里曾经的28弄2号是我的家，现在自然踪影全无，代之是豪宅，连启新路也成了一条断头路。

启新路这一段是我们家族的聚居地，凡是一姓的都有远近家族关系。家族很大，我的家却很小。

我家生活就在客堂间，房间就是客堂间西侧后耳房(前面是婶婶家出租房)。小时候在家中抽屉中曾经看到过类似不动产证书的一纸，隐约记得我家份额就两根椽子。除了我家外，还有两家房客也在客堂间做饭，后期又增加到了三家。客堂间里还有为了证明占有份额而放的八仙桌，晾被子用的花架、竹帘子等。

　　启新路28弄弄口(1964年秋)

我家共七口人，父亲、母亲，加上五个小孩：大哥、二哥、我、弟弟、妹妹。大哥二哥相隔五岁，后面都是相隔三岁。大哥早年就读的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当时上海郊区南汇乡下当小学老师，后来成家在当地，所以跟家里联系较少。二哥上的海运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员，成年累月在船上的时间多，家中也没有他的位置。

大哥二哥出道以后，家中生活就五个人，父母辛勤工作，我们三个小的上学，平静地过了一段时间。

1966年7月，母亲罹患食道癌，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终究还是离我们而去，当时还不到五十岁！家中的顶梁柱倒了！

文革开始，父亲由原来的港驳公司现场管理员被迫下到驳船上干重体力活，住在那里一周回来一次，我们三个成了实际上的孤儿。

我，68届高中。弟弟，67届初中。妹妹69届初中。1968年 12月领袖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一片红的高潮，幸也，不幸也，我们三个竟然先后全部被网罗其中。

家门口(1971年元月探亲)

我是68届高中，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当时查出了严重关节炎，也就有了待分配的权利，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动员，一直拖到不走的人关系被从学校甩到街道。由于实在无法忍受吃闲饭的滋味，最后自己主动选择了去黑龙江大兴安岭特区农场独立营。经过三年的筑路架桥生涯，后来随大多数人集体调到了大庆油田。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在那里扎根，成长，贡献出自己近三十年的青春岁月。纯粹的黑龙江人！叶落归根，上海总算接纳了我们。

本来我想，妹妹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上海，照顾父亲，也是一种安慰。想不到，69届跟老三届一样上山下乡一片红。妹妹其实应该是70届，小学赶上了个五年制，也就变成了69届了。人的命，想躲也躲不掉的。1970年6月，妹妹也踏上了上山下乡之路，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在那里奋斗了近十年，到1979年随着返城潮流才回到了上海，重新开始。

最可怜的是五六十岁的父亲在驳船上上班，好不容易一周回家一次，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生那么多孩子何用？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多年。记得离开上海前跟父亲告别，他无言的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似的。他能怎么样呢？心里的苦楚无人诉说，无法排解，只能默默的忍受而已。

幸好妹妹1979年最后回到了上海，再怎么困难，总算可以照顾老人了。父亲在妹妹的陪伴下，度过了六七年安稳的时光，终于追随母亲而去了。

这就是上山下乡在我家的实际情况，这样的事在那个时代屡见不鲜，尤其在多子女家庭是很正常的。现在最小的妹妹成了我们家的中心，上面这张照片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留下的我们兄妹四个在妹妹家的合影。可惜老二也已经离我们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