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中的一片光亮》黄磊

象山黑三

　　《发展经济学中的一片光亮》

黄磊

中秋节的前夕，我和夫人一同前往坐落在卢湾的建德路上的某小区，看望交往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刘先生，刘先生和他的夫人都是卢湾比乐中学的毕业生，他们也是有才华和能力的先生。到了他们家一番寒暄之后，我看见平放在书桌上的两本书，这两本书的塑料外包装尚未拆封，显然是刚刚购得的新书，其中的一本书是《权力结构与国家发展》。刘先生看见我对这两本新书产生了兴趣，他便说道：这两本新书倒是有点意思的，你如果感兴趣，就送给你读一读。我十分的感谢刘先生将他心爱的书慷慨赠送与我。

中秋节之后，我应约前往新疆的喀什。这本《权力结构与国家发展》的书我仅仅读了五分之一，因出行的时间局促，便将读书的事放下了。从新疆返回上海之后，我在时间上稍稍做了一些调整，便又重新拾起了这本书，继续认真的读了起来。

　 如今，全世界的政治动荡，经济萎靡。在这种全球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我们不仅需要各国的政治精英的政治智慧和号召力，更需要经济学界的理论创新和探索实践。从而，使全世界的经济活动尽快的走出持续的低位往复循环。

看似复杂的经济活动尤其是不经意（或许不是）之间的经济脱轨现象，根源在于人们的认知固化，以及未能及时修正的制度缺失，只有当人们付出的时间成本与认识成本相一致，经济活动将重新纳入正常的运行轨道。

　 人们继续关心和寻求的经济学以及理论，已经很难从单一的经济活动中去寻找答案，因为经济活动与其他活动和现象，比如政治、宗教、气象等活动和现象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发展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发展，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并逐步成为单一的综合性经济学学科。时至今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高波先生原是中国的一名外交官，聪明智慧，风华正茂。但是他却转型做起了学问，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主攻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认为许许多多的经济现象已经不能仅仅从经济学中寻求答案，他要寻求和另辟蹊径，挑战东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发展理论。因此，高波先生运用和借鉴政治学、经济学原理，侧重使用比较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丰富实践成果，提出了国家经济和政治活动中的权利平等发展理论。为此，高波先生于去年出版的《权力结构与国家发展》一书是他的最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并于今年又再版印刷。我毫不夸张的认为，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论点、论证和论据堪称完美、详实，说服力强。对于研究和推动中国的科学发展，审视评估中国国际战略大环境，以及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最主要的还在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高波先生研究经济学以及经济、政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底气，在于他的政治勇气和渊博的知识，以及收集和占有相关国家发展中的经济、政治的事实，还有实践的成果和教训。

当然，高波先生在这部著作中还使用了娴熟的写作技巧。比如：借鉴、叙述、比喻、对比、类比等等的表现和修辞手法。促使读到过此书的人总感觉似曾相识，就如同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某些（种）经济活动或经济现象。读者在翻阅高波先生的这部著作中的某些章节时，便会仔细品味，反复思考，欲罢不能。

提出和推导一种理论的存在和创新不可能凭空捏造，而是需要依据大量的知识储备和实践成果。因此，高波先生认为在以往的理论创新中的启示表明，所谓“纯经济”、“纯政治”的研究视角大多数失之片面，政治经济学对应的视角对发展研究而言必不可少，权利分析应该成为发展理论的基石。

　 高波先生根据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依据对土地及农业问题的新认知，还有其他政治学家对阶级制衡学说的反复强调，他与合作者共同提出了权利平等发展理论。高波先生的这种大胆创新的理论新说，不仅对国家发展理论提供了巨大的动能，更主要的在于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权利平等发展理论主要阐述了在一个社会中，主要利益集团间的权力博弈决定了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的核心与本质就是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是权力决定了利益分配，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又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激励，从而决定了该社会的发展绩效。权利平等发展理论系统的阐述，权力结构是决定一国能否发展的首要和深层次因素，这种由经济、政治、社会等诸种权力资源组成，在一国主要利益集团间的分配格局，于权力结构基础上进行的权力博弈，决定了一国的制度、政策、资源的禀赋，以及演进方向和社会形态，进而决定其发展的成果大小。权力结构分为平等型和集中型两种类型，平等型权力结构促进发展，集中型权力结构阻碍发展。权力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权力结构的周期性变迁与国家发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伴随着权力的重新集中化，发达国家也会遭遇发展的逆转。因此，高波先生在深入研究中发现，于一些国家中反复出现的国家发展中的逆转现象，应引起人们足够的思考和警示。此刻，高波先生研究中提示和指出的是当今的美国。

　 高波先生在本部著作中使用大量的篇幅，运用权力平等发展理论的基本范式、数学模型，以及统计分析法、数学建模等手段，对韩国、墨西哥、美国、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形态、结构、经济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证明了权利平等发展理论的正确性和指导性。

依据理论创新从而推动适应时代需要的发展，是经济学体系中的自我命题。这种自我创新和自我提升的理论成果，也是基于对不同国家发展形态和发展阶段的研究，更主要的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和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就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就是研究基础经济学的学者。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隆•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这三位获奖者因其对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对经济繁荣影响因素的独到见解而获得此殊荣。他们的研究强调了社会制度在经济繁荣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缩小国家间收入差距方面，这一贡献被认为是他们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为他们在经济学领域对人类做出的突出贡献感到钦佩和高兴。

　 高波先生在本部著作中，系统的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其中，也用一定的篇幅叙述了市场派中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达隆•阿莫西格鲁。阿姆西格鲁在早期的理论中，认为是历史地理环境造就了初始制度，继而形塑了发展的结构与绩效。他在制度起源问题上，认为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权力斗争达致某种平衡并产生特定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进而决定经济制度。制度变迁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在发生经济危机等外部冲击时，精英权力削弱而平民权力增强，这可能导致民主制度的建立。阿莫西格鲁还提出了二元制度框架，国家发展的关键是要有包容性的经济、政治制度。政治发展决定经济发展，包容性经济制度源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指政治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配，权力应用受到制约而不是集中于个人或小集团手中，又称多元主义。同时，权力不能过度分散，国家应保有必要的权威，以维持秩序。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特征是保护私有产权，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自由、反垄断等。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相互兼容并相互支持。拥有包容性制度的社会才能实现经济繁荣。

但是，新经济制度理论难以解释制度的变迁。而且在广泛的实证研究中，新经济制度理论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它所定义的“好制度”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基本等同于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因此，阿西莫格鲁在理论的阐述中缺陷也是明显的。

可见，一种新理论的研究和诞生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大量的实证和佐证，进而阐述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和广泛的指导性。尽管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达隆•阿西莫格鲁，我们尊敬和钦佩阿西莫格鲁。但是，事实就是事实，经济在运行中的实践也依然如此。

　 中国正在不断的调整经济结构和把握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目前，在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的一部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部署。

经济繁荣或经济萧条，均表现为政治的基本依托，同时也折射了政治的需求和无奈。有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究竟谁能得利，谁会失利，就取决于权力的博弈。世界上民众（平民）与精英能够相互制衡的国家，往往能够实现发展，而那些民众（平民）受制于精英的国家，往往会受困于发展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尤为突出的是经济表现为停止甚至倒退。权力博弈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权力结构也在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当国家的社会事务由量变到质变的那一刻，或许就是一个国家命运的转折点。

由此可见，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和认识这个世界，经济都是最要命的。

2024年10月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