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民办教师——值得铭记的特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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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民办教师——值得铭记的特殊群体 甲辰龙年，国庆返乡，时维十月，丹桂飘香。同窗小聚，拜访蒙师，略有感触，谨作此篇以记之。 ——题记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师说》中的一句话，道出了为师之道的真谛：意即老师向学生传授道理，指明光明的人生方向；教授学业，解读知识的脉络层次；解答疑惑，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古往今来，师之德，如明灯照学子前路；师之恩，如春雨润桃李万千。 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有一个延续了近半个世纪，深深烙下时代烙印的特殊教师群体——民办教师。他们的职业是教师，身份是社员（后称村民），在小相学校成为了知识的传播者、学生的引路人…可以说，是他们撑起了小相学校的“半边天”，是共和国特殊时期农村教育的“奠基石”。 一、远去的称谓 “民办教师”这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专门称谓，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教师群体。对于年龄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它作为穷国办教育的制度创新（集体记工分、分配口粮、国家补助），应当大写在中国崛起的光辉史册上。他们为我国农村的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应当铭记他们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据《教育大辞典》载：民办教师是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除极少数在农村初中任教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学校和当地基层组织提名，行政主管部门选择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包括文化考查批准，发给任用证书）。生活待遇上，除享受所在地同等劳动力工分报酬（1979年后享受‘责任田’外），另由国家按月发给现金补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写道：“民办教师支撑了农村教育的半边天。” 《中国教育年鉴1969～1981》记载：“民办教师源于五十年代‘两条腿走路’，鼓励群体办教育方针。” 1994年8月22日，全国优秀民办教师表彰大会上，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在贺信中讲到：“我国有几百万民办教师，长期以来，在艰苦的条件下，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雷洁琼为民办教师题词：“农村教育的脊梁。” 民办教师，简言之就是：身份是农民，职业是教师。他们是解放后在国家、集体办学的公立学校的教师。他们是教书的农民，农民中的知识分子，具有农民和教师的双重身份，他们是“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师编制的教学人员。”是穷国办大教育的历史产物。 二、时代的印记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各级政府接管了解放区的学校。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共同纲领》提出“有计划、有步骤的实行普及教育。”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了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全国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在扫育队伍建设上，则提出“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小相村民校（或冬学）教员潘振宏、张彩云等前辈，应是民办教师的雏形（换工生产）。1951年全国教育会议指出：“从1952年～1957年，争取全国平均有80%的学龄儿童入学（1951年入学率47%），从1952年开始争取十年内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因此，国家在积极创立公办小学的同时，发动群众办学、集体办学，民办教师便应运而生。其时小相学校民办教师第一人有待考证…1957年，教育部提出“小学教育的发展必须打破国家包下来的思想。在城市提倡街道、机关、厂矿企业办学；在农村要提倡群众集体办学，私人办学可以允许但不提倡。”这也是与当时提倡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相适应的。各级政府在财政资金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借鉴边区和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在农村办学中大力鼓励“民办公助”，即：人民兴办、政府补助，也就开始招收了一批民办教师。小相学校王学义、王艳青、任雅茹等老师或许属于第一批民办教师。 　　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单独做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同年底，毛主席在中共中央第八届六次会议上确定：“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于是，中央单独确定了民办教师的名称，使民办教师的诞生有了定位依据。从此，民办教师也就成了中国教育的专用名词。同年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的大国，国家不可能包揽所有教育投入，公社必须负责办好小学、中学和成人教育。要在全国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办好全日制中学和半日制农业中学，或者其他中等职业学校，逐步做到普及中等教育…”由是，一批民办（社请）教师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大力倡导和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在他的力倡下，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全国各地厂矿企业、农村集体纷纷贯彻落实，汾阳县教育部门组织参观学习罗城村办学经验，当年下半年小相学校增设了“初级农业中学”，胡荫枢先生作为“农中”的负责人，组织筹建实施，主要教授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和农业知识，学制两到三年。近日，笔者搜索到7788收藏网拍品，解放后“汾阳县总工会西陈家庄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印”印章一对，其中就有一枚为“汾阳县万年青公社西陈家庄大队初级农业中学校”字样，是为同时代邻近村庄留下的实物佐证。 　　真正大量“民办教师”的任用是1966年后贯彻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精神，全国各地普及七年制教育，以及公社办高中时期，当时，全国高校、中专已停止招生，而初、高中的普及又急需教师补充，大量的民办教师便受到任用。 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教师侯振民（公社教育组组长）、王庆余（公社教育组成员）的来信《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简称“侯王建议”），并加了编者按：“将建议报上发表，公开征求意见，展开讨论，请贫下中农、农村教师和全国广大革命群众都来发表意见…本报将择要予以发表。”侯王来信提出：“我们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即1957年公社化后建立的农业生产大队，即后来的村一级政权）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王侯建议是否为“中央文革”所炮制，笔者不得而知，该建议以高屋建瓴之势讲了公办小学大队来办的五大好处： 1、从根本上否定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利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使小学直接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作； 2、有利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 3、真正落实了毛主席“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者——穷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 4、一些被清理出的地、富、反、坏、右教师，便于群动监督； 5、可以减轻国家负担。 从15日开始该报以“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为题开辟专栏，讨论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登载了大量拥护、赞扬的来信和文章200多篇；各地方官媒也跟进讨论。其间的1969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吉林省东丰县南屯基公社万兴大队办的小学，从1968年11月份起，将公办教师的工资改为工分制加补贴，并在按语中说：“这个办法可供各地参考。“公办小学下放”对推动农村教育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教育秩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1969年初各地纷纷成立“贫管会”管理学校，是时，小相村贫协代表李全茂先生受大队支部委派进驻学校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学校的管理工作，学校负责人任副组长；学制上，小学6年制改为5年，有条件的小学头上带个帽子，设初中班，学制2年，规范的说法为七年一贯制学校。课程设置上，把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列为主题，请贫下中农讲家史，组织学生访贫问苦，开忆苦会、吃忆苦饭，文化课为了防止三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小学、初中课程内容缩减、重新改编（省编教材）…小相学校也由1957年的“完小”升格为七年一贯制学校，大体时间应是66年~69年这一时段（有待详考），即俗称的“戴帽初中。”（《教育大辞典》：泛指在原来建制不变情况下增设高一级教育班级的学校）。 　　受政治运动、办学体制和国情影响，适逢60年代初新中国人口生育的第二个高峰期，造成了学龄儿童的入学高峰；与此相反的是师范教育不断压缩，使得公办教师难以得到补充，只好大量依靠民办教师。其时小相学校的民办教师除了本村有知识的一批人员任教外，增加了北京插队知青及回乡知青充实民办教师队伍。1971年后楼申光、崇立新（北京插队知青）、杨耀平（天津回乡知青）、刘京（小相寨村北京插队知青），更有1975年从平遥县（曾划归汾阳县）宁固中学毕业，引进的民办教师王钦德老师，他是历史上唯一把户口迁入小相村的外县代课教师（77年考入大学）。知青教师的素养、学识和见识的加持，在闭塞的乡村学校中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场，楼申光老师所带的七年级，更是在汾阳县组织的统考中，语文成绩在全县十几所学校中名列前茅！使小相学校在全县名声鹊起。足见楼老师的艰辛付出，体现了知青老师的“敬业和勤业”，惜其我们这一届未曾聆听过楼老师的授课。 　　随着时代的变革进程，生产队解体，责任田分给农户，民办教师挣工分的日子无以为继，每月只能够领取不多的生活补贴为来源，一边教学，一边务农…为了稳定教师队伍，提高农村教师素质，抓好农村基础教育，1978年1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通知要求：“公办教师的自然减员，应由教育部门当年如数从民办教师中选择补充。”首次提出了民办教师转正，这一让民办教师振奋的消息，揭开了民办教师转正的序幕。白永胜老师是这一政策的最早受惠者，是年春天，经自下而上的层层考试，最后参加了《吕梁地区招收公办教师考试》，择优转为公办教师。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目前民办教师的比例过大，应采取适当措施，逐步提高公办教师的比例。”“为改变中小学民办教师比重过大、待遇过低、队伍不稳定等状况，文件要求采取下列措施：（1）、国家给予民办教师的补助应有所增加；（2）、逐步减少民办教师，国家每年安排一定的专用劳动指标，经过严格考核，将合格的民办教师分期分批转为公办教师。另外，师范院校每年都要招一部分民办教师。通过上述措施，在几年内使民办教师降至30%以下。”从此，中国开始了一个消化民办教师制度的过程，李海艳老师（民师班毕业后转正）属于此项措施的受益者之一。此后，国家不断完善民办教师转正政策。 1992年8月，国家教委等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解决民办教师“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加快了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步伐。1993年国务院《关于民办教师的实施意见》指出：“今后不再增加新的民办教师，现有合格的民办教师经考核认定后逐步转为公办教师，不合格的要予以调整…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的问题。”小相学校的大部分民办教师在这一时段陆续转正。1994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农村中小学民办教师，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各地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善民办教师待遇…合格的民办教师要逐步通过考核转为公办教师。”1995年国家教委朱开轩在《关于1994年教育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指出：在“五字方针”中，“转”是最主要的。1997年《国办发[1997]32号文件》，提出了“争取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目标，并就相关问题下发通知，进一步规范和加快了解决民办教师的进程，小相学校的少部分老师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民办教师转正。 　　到2000年，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民办教师转入公办学校教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教师函[2000]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办教师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师函[2000]15号）的要求，全国多数省份实行“一鞭子赶”的政策，即只要坚持到2000年的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结束了长期以来农村学校公、民办教师并存的状况。 2006年1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其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就是，“义务教育人民办”变为“义务教育政府办。”义务教育体制由“地方负责，以县为主”改为“经费省级政府统筹，管理以县为主”，集体供给初等教育的制度从此终结。我们应当为民办教师制度的终结感到高兴，它证明了中国已经摆脱了穷国的困境，现在有能力通过国家供给来实现义务教育的普及。 我们这些60年代初出生在农村的人，正好赶上全国人口出生率高峰，入学时正是民办教师大量使用时期。我的历任老师有：一年级为任雅茹老师，二年级为武贵聪老师，三、四年级为陈金梅、梁晓燕老师，五年级为李福荣老师（公办），第一个六年级为徐俊兰老师（公办）、魏爱萍老师，再读六~七年级时，是我的姐姐王月萍、任广福老师（公办）等，一多半为民办教师，还有副课老师及许多未直接教过我们的其他老师。正是这些操着浓重乡音的民办教师，敲开了我们懵懂的世界，幼小的心灵，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奠定了步步向前的基础，托举了向上攀登的梯子。这次回乡拜访了启蒙老师任雅茹（也是我幼儿园时的老师），更是赋予了我正式学名的恩师，看到她精神矍铄，甚感欣慰，祝愿启蒙老师夕阳无限美，晚霞别样红！ 《中国教育年鉴》载：“在农村，民办教师承担了85%以上的教育任务。”是为客观真实的记载。小相学校的民办教师群体，在那特殊的年代里，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也一直伴随国家教育政策而同频律动，他们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和文化荒芜的岁月，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教育篇章，用肩膀和脊梁承担了学校重担，用知识和品德照亮了村庄的每个角落，培养了众多学子的成长…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民办教师已成过去，他们的辛勤耕耘，他们的光辉事业，成了不能忘却的记忆。让我们永远铭记“民办教师”的历史功绩，在心中书写的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郑重写上：“民办教师值得敬重，不应忘却！”让更多的人理解并尊重这份神圣的职业，他们是值得铭记的特殊群体——民办教师！ 2024年10月20日于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