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一国两制的辽朝比宋朝更纯粹的传承了唐朝的文化正统（下）

云霄

　　宋朝建立以后，两国连年战火，河北山东两路残破不堪；仁宗年间黄河开始泛滥，两路百姓死者数以十万计，辽国汉人又不傻，当然不会往南跑。实际上，宋人一直对辽国治下的南京路评价颇高，认为这是整个北方最富庶繁荣的一片地区，这是对幽州地区的整体评价：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

这是对幽州城的评价：

城北有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宇，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窳、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民尚气节。秀者则向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弃以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城后远望，数十年间，宛然一带回环缭绕，形势雄杰，真用武之国，四明四镇皆不及也。

从赋税上看，也很容易看出辽南京路的繁荣；辽国汉人聚居区实行的赋税制度与宋相仿，都是两税+专卖的模式。辽国南京路赋税规模大概是两税400余万贯，专卖等杂项100余万贯，总计约550万贯。

而宋朝的呢？太宗末期大概8000万贯，看起来不少，但是里面有一项水分极大的东西叫做“刍”，也就是草，辽国是半草原国家，不收这玩意。扣掉这一项后，大概也就是5500万贯而已。真宗年间赋税有所增加，也就是6-7000万的钱粮布匹。

一般认为，辽南京路人口在3-4百万之间，宋朝人口在8000万-1.2亿之间；南京路百姓人均纳税量是宋朝的1.5-3倍。这是因为辽国靠重税盘剥百姓吗？并不是，你看辽国的税收结构不难发现，辽国的收入大部分（79%）来自于正税（两税），只有约21%的收入来自杂项，而宋朝呢，正税收入还不到一半。

宋朝接手辽南京路后，由于战火的影响以及宋朝混乱的统治，幽州地区发生了大饥荒，据记载“戍兵饥死者十七八”。具体的原因是朝廷光顾着送金银犒军，忘了粮食这茬了。当地人上书反应情况，结果朝臣欺上瞒下耽误了很久，当地官员只能自己解决。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估计当地百姓是不会对宋朝有什么好感了：

是岁，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肩死尸插纸于市，售以为食。钱粮金帛率以供“常胜军”，牙兵皆骨立，戍兵饥死者十七八。上下相蒙，上弗闻知。宣抚司王安中方献羡余四十万缗为自安计，后奉朝廷令，支太仓漕粳米五十万石，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瞻燕军。

3、北宋作死亡国，南宋苟且偏安却优越感爆表：对北方归附汉人双标

如果把宋代对于归附汉人的基本态度，政策和执行情况好好看一遍，然后再脑补汉人归附以后日子过不过的下去，寒不寒那个“薛定谔”的心。宋朝对沦陷区的骚操作是真的让人寒心，想当年不是他们反宋逼走的大宋官家，而是大宋官家被别人搜山检海跑路抛弃的他们，自己不自责就算了反过来还指责归附南宋的北方汉人百姓。这些人也是奇了，颇有点自己无能却说被霸占的女子委身事贼的感觉，着实无耻。

因为赵官家基本是在忠实执行拥戴自己上台的政治基本盘的政策，所以这个奇葩政权才存在这么久。直到元军南下，这些人有了更好的寄生对象，宋朝才完蛋了。

因为安置这些人是需要土地和钱的，宋朝土地国有比例占全国土地比例只有2% ，剩下的私有土地都有八成都在各路大地主手里。应该花谁的钱谁的土地来安置这些人？当然，统治者狠一点，直接都把他们他们卖给江南大地主阶级们为奴为婢也行。

范文澜《中国通史》：宋朝南迁后，皇帝、贵族、文官、武将、地主、商人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大地主收租十万已不再是罕见的现象。溧水县石臼、固城湖中有圩田约十万亩，绵亘八十四里，号永丰圩。起初是官府所有，百姓承佃。后来宋朝把永丰圩赐给蔡京，又赐给韩世忠，以后又给秦桧。他们一次得赐田即多达十万亩，想见占地数量的庞大。秦桧在金陵“田业甚富”，见于记载的有永宁庄、荆山庄等等。秦桧的后人，据说“家道”“衰落”，“生产亦薄”，但每年还有租米十万石的剥削收入。秦桧一党的武将张俊，喜殖田产，罢将家居后，每年仍收入租米六十万斛。如以一般田租每亩不足一斛计算，即占田六、七十万亩。一一五一年，高宗到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进奉上等酒食果子等共几百种。又进献多种宝器，内有金器一千两，珠子六万九千余颗，玛瑙碗二十件，各种精细玉器四十余件，绫罗锦绵等一千匹，另有名贵的古玩书画多种。家居收租的张俊，豪华奢侈，超过了北宋以至唐朝的贵族。秦桧、张俊等官僚，都占有几十万亩良田，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投降妥协，苟安江南，正是反映了那些兼并了大片土地的大地主们的利益。北宋初，地主打死佃客，还没有特殊的法律规定。到哲宗元祐（一作神宗元丰）时，才明确规定：地主打死佃客，减罪一等，发配到邻州。一一三一年（高宗绍兴元年），南宋官府规定再减罪一等，改为发配本州。这实际上是把佃客的法律地位连续下降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佃客因此“人命寖轻，富人敢于专杀”。佃客连最起码的生命权利也失去了保障。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南宋又规定佃客不能控告地主。这就是说，佃客只能听从地主任意宰割奴役，连控诉的权利也没有了。南宋末年，官僚吴思敬妻段氏，向官府控告佃客谢五乙兄弟“盗葬”吴家的土地，使吴家的“风水颠末，已经六年”。地方官不问情由，便断定谢五乙兄弟是跟地主争占土地，是不顾“主佃名分”，“欺其主母孤寡”，重惩了谢五乙兄弟。官员们还认为：象这类事情，官府应该出来“主盟”，否则，不仅地主段氏“有妨安葬”，以后凡地主离田稍远，佃客都可强占，那么朝廷设官置吏又有什么用呢？元朝灭宋时，忽必烈已逐渐建立起封建的统治秩序。元军南下作战，也不再单纯以掳掠奴隶为目标，而注意于保存江南财富。因而，南宋灭亡后，南方的剥削制度和汉人地主的势力，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元朝在江南各地，委派蒙古、色目官员去进行统治。但这些官员只知贪求财富，不知江南情事，因而往往被南人富豪所操纵。《元典章·刑部十九》收载大德十一年杭州路呈文说：“把持官府之人，处处有之，其把持者，杭州为最。每遇官员到任，百计钻刺，或求其亲识引荐，或赂其左右吹嘘，既得进具，即中其奸。始以口味相遗，继以追贺馈送。窥其所好，渐以苞苴。爱声色者献之美妇，贪财利者赂之王帛，好奇异者与之玩器。日渐一口，交结已深，不问其贤不肖，序齿为兄弟。……贪官污吏，吞其钓饵，唯命是听，欲行则行，欲止则止，”另一件公文说，豪富兼并之家“威福自专，豪强难制，侮弄省官，有同儿戏。”蒙古色目官员办理公务，自征榷海运至钱谷簿书，都必须依靠汉人司吏。而这些司吏又多与当地地主相交结，或者即是土豪之家，买嘱承充。上下交通，表里为奸。路府州县各级官府大都为当地的地主富豪所把持。江南大地主既得以操纵官府，便可肆无忌惮地扩大土地占有。田多的地主，每年收租至二、三十万石，佃户至二、三千户。松江大地主曹梦炎，单是所占淀山湖的湖田就有数万亩，积粟百万。蒙古人称他为“富蛮子”。松江另一大地主瞿霆发，自有田地和收佃官田共达万顷，人称“多田翁”。各地的田地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福建崇安县所属五十都的田地，共税粮六千石，其中五千石来自五十家大地主。这就是说，六分之五的田地为五十家大地主所占有。大地主收取巨额田租，可继续购置土地。南宋亡后，有些官田也被有权势的地主乘机据为己有。大地主豪据一方，确是“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赵天鳞：《太平金镜策》）。朱元璋登基后，下令仿照汉唐制度编纂《大明律》，允许佃客可以控告地主，地主打伤佃客必须赔偿、打死佃客必须本人偿命。这样，中国农民才重新取得了汉唐时期的编户齐民待遇，而这一待遇他们曾经失去了整整二百四十年（南宋建国到明朝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