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传奇

(王兰生)

文图/王兰生


我在江西三线厂工作经历中，遇到过一个性格鲜明的师傅，他身材魁梧，嗓门出奇的大，他脾气暴躁性格豪爽，他没有文化，没有城府，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他的真实姓名叫许家贵，但是上至领导，下至同事，男女老少都叫他“大炮”，久而久之，他的真实姓名反被忘了，我却不曾忘记，因为他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叫他“大炮”一点没错，他在噪音繁杂的炼钢厂房里呼叫行车时，声音简直就像轰鸣的大炮声，厂房东西两头都听得见他那特高分贝的喉音。新来的行车女工特别怕他，怕他那像大炮的轰鸣声，他那震天动地的喉音更像过年放的“二踢脚”，乒乒乓乓的。

“大炮”的经历很奇特，他十四岁就参加了新四军，他的舅舅在新四军里当师长，解放后在中央军委工作，叫什么名字的我忘了。“大炮”在他舅舅身边当通讯员。

一次，他的舅舅叫他到阵地去传达命令，命令正在向山包上的敌人进攻的连队赶快撤退。“大炮”看到阵地上的战斗异常激烈，我方连队的伤员源源不断地抬下来。

“大炮”眼睛红了，脾气上来了，他把撤退的命令改为强攻的命令，连队吹响了冲锋号，战士们冒死冲锋，占领了山包，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我方人员伤亡也很大。

他的师长舅舅很奇怪，应该撤退的连队怎么占领了山包？调查下来，原来是“大炮”私自篡改了命令，他的师长舅舅一气之下要就地枪毙这个外甥。

参谋长连忙打圆场，说“大炮”年少不懂事，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暂且饶他一回吧。

“大炮”心里不服气，部队不是冲上去占领了阵地打了胜仗了吗？怎么还要枪毙我？我不干了。就这样他离开了舅舅，离开了新四军。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时他是支前民工，他亲自摇渡船将人民解放军运过长江。

上海解放后，他只身来到了上海踏载人三轮车为生，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被招进上钢三厂当工人。

有一次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到上钢三厂开会，“大炮”闯会场吵吵嚷嚷地要找许建国，被保卫人员拦阻了。


上钢三厂党委书记陈大同听到声音出来问他为什么找许建国？“大炮”说许建国是他的叔叔。陈大同又问他找许建国有什么事？“大炮”说支部书记给他“穿小鞋”，欺负他。

事后，陈大同询问了许建国，副市长许建国承认他有个侄子在上钢三厂工作。陈大同将“大炮”调到机关办公室工作。

这个“大炮”有时候没有准星标尺，他这个大炮脾气怎么能够在机关办公室里混下去呢，“大炮”看不惯机关办公室的作风，经常乱轰炮，没几日便将办公室人员得罪光了。

陈大同将他的情况反映给许建国，许建国批评说，他这个没文化的大老粗怎么能够在机关工作呢？马上下去，到生产一线当工人。

为此事，“大炮”跟他的叔叔又搅上了，别人只恨自己高攀不到高官的亲戚，“大炮”竟然说要跟他的叔叔断绝关系，他还真的这样做了。“大炮”原来每个星期六晚上照例要到许建国家里蹭顿晚饭吃，后来他索性不去吃了，平时也不再上门。许建国后来被毛泽东钦点出任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大使。

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支部书记找他谈话，要“大炮”离开上海大城市，回苏北家乡支援农业建设（俗称支农工）。他跟支部书记说，你是共产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只要你带头回乡，我马上跟你立即回乡。那个年代，共产党员是处处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支部书记二话没说，与他一起从上海大城市回到苏北家乡务农了。

1965年“大炮”以“支农工”身份响应国家号召支援江西小三线军工厂建设，来到了一个对外通讯地址叫江西南昌810信箱825分箱的军工单位工作，那位支部书记去了四川大三线攀枝花钢铁厂工作。共同的下乡经历和共赴三线厂的经历让两个人成了有共同事业目标的老朋友，两个人一直保持写信联络，也算一段时代佳话了。

我最初认识“大炮”是在职工食堂里，七十年代初，物资供应很紧张，肚皮里油水少，特别容易饥饿，大家都早早地到食堂窗口前排队买饭菜。如果到钟点了窗口还没打开，“大炮”肯定会开炮了，他的吼叫声音震天响，有时候他还会猛烈地用手掌拍击窗口。那时候的窗口上面是玻璃，小窗门是用木板做的，敲起来的声音挺清脆的，大家都拍手声援他，在大家的阵阵哄笑声中，食堂职工慌慌忙忙地不得不马上打开窗口卖饭菜。

民以食为天，饥肠辘辘的我们都想早点开饭，“大炮”轰出了我们的心声，大家尽享“大炮”替我们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快乐。当然，很多时候食堂是准时开饭的，有时我们大家听不到“大炮”的轰炮声，感到吃饭没有了平时的乐趣，那乐趣是从心底里冒出来的怂恿别人当出头鸟的使坏，却让我们这些不安分的小青年感到了宣泄青春的畅快。


“大炮”脾气暴躁，可是他下了班却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平时不怎么抽烟，对我们这些小青年他经常笑眯眯地发烟给我们抽，小王小李小张的叫得很亲热，全没有上班工作时的一本正经的严肃样。

我对“大炮”的外表印象是：一年四季都穿着帆布工作服，蓝色的工作服洗得泛白，工作裤的膝盖部位打着长四方形的补丁，这是三线厂时代的标配，也是那个时代艰苦朴素的形象。老工人都很勤俭节约，上下班都穿工作服，那种纯布料做的帆布工作服不但冬暖夏凉，而且非常耐穿耐磨，干部和工人每年以旧换新一套。

三线厂早期使用的是简易旱厕所，用红砖砌成的蹲坑式的厕所，宿舍里几百人共用一个这样的厕所，没有化粪池，厕所后面是蓄粪池，一天不打扫就会臭气熏天。


“大炮”是单身职工，八小时之外闲来无事，他主动包下来打扫清洗宿舍的厕所，打扫厕所是他自觉自愿干的，没有一分钱补贴，也没有领导表扬，谁都认为那是件很普通的一件小事。

“大炮”打扫厕所的时候脚上穿一双高筒雨套鞋，卷起裤脚管，挽起袖口，用水管冲，用竹扫把扫，最后再用水冲，一直将厕所冲洗到干干净净为止，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每天如此。有时他还会哼几句走了腔调的革命样板戏，他把打扫厕所的活当成兴趣来做了。

“大炮””打扫厕所即不为名，又不为利，看不出里面有任何功利思想，他一直干到退休为止也没有声张过，久而久之，大家都认为“大炮”就是一个负责扫厕所的人。

我有时候想，打扫厕所的活也不是惊天动地的事，虽然不屑一顾，却没有谁肯干。老实说，许多人和我一样，不怕苦和累，却怕臭怕脏，我是做不到几十年如一日，像“大炮”那样不计报酬干一件别人不愿干的活，如今想想“大炮”的思想其实比我们干净多了，甚至有点伟大。

“大炮”的工资不高，因为他是“支农工”，只有43元5角，在当时是江西三级工资标准。那个年代在国有企业干活全凭自觉，干多干少报酬一个样，但是大家干活都很自觉，同事之间会有舆论监督，老实说没见过多少个懒汉。

“大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如果不让他多干些活，他比死还难受，仿佛干活才是他的唯一乐趣，也难怪他，三线厂的人都讲奉献精神。“大炮”为了多干活经常与人抢行车使用，别人都知道他炮筒子脾气，都会让着他些，多干了活他下班后会心情舒畅。


“大炮”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他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苏北农村，一年只有二十多天的探亲假。1972年有次他的小孩生大病，没钱医治，他写信跟他舅舅要，信封上写的地址是北京中央军委XXX收，信还没出省就被压下了，退回原单位。那时候是赵云章当825分箱革委会主任（赵云章后来是江西钢厂厂长，江西省冶金厅厅长、省经委主任，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纪念勋章。）

赵云章对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炮’啊‘大炮’！有时候打得准，有时候打不准。”赵云章将信件原封不动地退给他，并且通知他去工会领补助款。


我就是从这件事情上知道“大炮”底细的，曾好奇地多次追问他过去的事，才有了今天的回忆文章。之所以写“大炮”的传奇，是因为各个时代总有人甘愿做小人物，不愿攀附高官厚禄，不靠背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小人物自己想要的平凡生活，但是我觉得他却不平凡。

“大炮”身上有缺点也有优点，正因为如此，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在老一辈工人阶级身上都可以找到“大炮”的影子，可以看到三线厂工人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大炮”没有豪言壮语，更不会有所谓的金句，他只有直言不讳的大老粗的话，有什么说什么，他不防人家，人家也不防他。

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我所在的三线厂由于时代的变迁早已夷为平地了，“大炮”亦已退休几十年了， 不知他现在还在不在，但是“大炮”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身上有一种奉献精神时时感动着我。我想说，我们经历过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值得我们回忆，包括回忆一个外号叫“大炮”的普通人。

上图：江西钢厂保密代号是810信箱。

上图：江西钢厂搪瓷碗最早是公用的，后来搪瓷碗是后勤部门发的，自己带搪瓷碗去食堂吃饭。

上图：搪瓷碗有编号的。

上图：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上海三线理事会编辑出版的《上海三线建设者纪念册》。

上图：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上海三线理事会编辑出版的《上海三线建设者纪念册》。

上图：上海小三线纪念章。

上图：三线建设英雄纪念碑。

《江钢报》于1979年1月1日首刊。

上图：1966年董定芳（第一排左3）从上海支援江西三线建设，离别前与上海同事合影留念。

上图：江西钢厂型钢厂蒋建中支内通知单。从上海接通知单只有4天启程准备时间。

上图：江西钢厂生产的高速机枪。

上图：1974年劳动模范奖励羊毛毯。

上图：江西钢厂厂长、江西省冶金厅厅长，江西省经济委员会主任赵云章荣获建国70周年纪念勋章。赵云章今年92岁了，他是上海1965年支援江西钢厂108将之一，曾经担任上海华丰钢铁厂党委书记。

上图：江西钢厂电炉炼钢情景。

上图：江西钢厂纯氧顶吹转炉炼钢情景。

上图：江西钢厂纯氧顶吹转炉炼钢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