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07）

大秦

（纪实）

父 亲（07）

文/大秦

中 篇

十四

1959年夏收前，公社派一名工作人员协同管理区负责人及各大队干部组成估产工作组，在梨树管理区的五个大队巡回评估夏秋各种农作物的预期产量。我们罗家河生产队各种庄稼长势良好，预估单产都比其他各队高得多。

秋收前，估产工作组又到各队按地块一块一块的反复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公社干部和管理区负责人一致表扬罗家河生产队的粮食产量今年放了“卫星”。同时反复强调：凡今年农业生产大丰收的生产队，一要给政府多缴公购粮，大力支援党和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二要向其他生产队无偿平调，以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后来，政府的公购粮征收标准就是按这次预估的粮油产量作参考核定的。罗家河生产队的公购粮任务比其他队的明显高出许多。这种高征收状况一直延续到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为止，整整持续了四十七年。

秋收后，队里的番麦在大场串了六架，每架都是跟牛腰一样粗细的六串。站在我家门口俯视，黄橙橙的一大片，好看极了！社员们个个心里喜欢，幻想着能喝上点一口吸不动的没有调酸菜洋芋的净面甜糊糊。

父亲和大姐夫对无偿平调这事一直耿耿于怀，盘算着怎样才能在公社和管理区干部还不知道秋粮的实际收成前把产量给压下来，让他们尽量少调走一点。他俩反复琢磨，总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设法提前适当藏起来一部分。当时是大跃进时期，天天“反粮食漏洞”，这样做是要冒着被拘捕判刑的风险的。为了罗家河一百二十多口人能喝上酸菜少一点、番麦面多一点的稠糊糊，父亲和大姐夫只好豁出去了。

农历十月初，藏粮食的机会终于来了。大姐夫告诉父亲，管理区负责人及各大队支部书记要去县上开现场观摩会，估计要好几天才能回来。他去开会，叫父亲趁此机会把六架番麦中的两架藏起来。

大姐夫走后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偷偷地叫了五六个信得过且可靠老实的社员，趁夜黑人静，把大场的一大码子麦草上部揭开，将两架番麦连串串抬放到草码子中心。然后把揭下来的麦草重新搭上去，用脚反复踩踏瓷实，将周围突出来的部分掣齐刷平，再在顶部倒了些土麦衣，还泼洒了几桶水，然后在其表面薄薄地撒了一层极细的灰土。一夜功夫，摆弄得跟原来一模一样，看不出任何破绽。村里其他人只知道父亲害怕平调把两架番麦藏起来了，但不知具体藏在什么地方。后来又下了场小雨雪，大草码子顶部被雨雪压实粘紧，进一步掩盖了新近动过手脚的所有痕迹。

现场观摩会结束后不久，管理区负责人陪同上级工作组、还有各大队支部书记共十多人来我们村催缴公购粮、搞平调、“反粮食漏洞”。他们把搭在大场的四架番麦反复估算总产量后，再和秋收前的估产总量进行比较，发现实际收回来的粮食比预估产量少得多，认为罗家河生产队存在很大的“粮食漏洞”，要一反到底。

大姐夫和父亲一口咬定，秋收中就搬来了这四架番麦，没有任何“漏洞”。工作组翻箱倒柜，户户搜查，没有找到一粒粮食。村里男女老幼，为了活命，也没有一个做“叛徒”“汉奸”的，个个守口如瓶。后来工作组在食堂和仓库附近，里里外外，拿着镢头四处乱抱，几乎掘地三尺，也没找到任何证据。有人拿着一杆梭镖，在大场的这垛大草码子四周反复进行扎戳。可能是苍天有眼！她有意要保护罗家河一庄人的集体利益，保护父亲不被拘捕判刑。梭镖扎进草码子时总是没有触及到藏在里边的番麦果果。

工作组在村上搜查了三天三夜，没有发现任何“粮食漏洞”。最后强令将一架番麦上缴国家，两架留给本生产队作为社员口粮，剩余一架平调给麻山头。因麻山头大队夏季曾遭雹灾，收成不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家六口人。实际农业户口是五口，我是吃供应粮的城镇户口。家里种植地膜番麦二亩多，每年的收成也是一架六串。这一架六串虽然没有大跃进时生产队的一架六串多，但也少不了多少。我们一家五六口人就有一架番麦，管理区给罗家河生产队一百二十多口人只留了两架番麦做全年的口粮，能不挨饿吗？！

工作组在村上“反粮食漏洞”的这三天三夜中，父亲被人监控，行动受人制约，精神上压力特别大，接近崩溃状态。他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唯恐藏在草码子中的番麦被工作组搜出来或被村上某个知情人告密。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父亲也铁了心。他想万一自己藏起来的救命粮被工作组搜查出来时，肯定是要被拘捕判刑的。那还生不如死！所以，他在棉袄里边腰部贴身偷偷地缠绕着半截麻绳，随时准备若事情败露，便上吊自杀。庆幸上苍保佑！父亲大难不死，总算熬过了这一关！

十五



1959年农历十一月，也就是工作组在我们村“反粮食漏洞”没有抓住真凭实据后一个月左右，管理区召集各大队各生产小队所有干部在麻山头开“反右倾”会议。因罗家河生产队的粮食实际总产量和估产工作组评估统计的总数相差悬殊，管理区认为作为主要分管罗家河生产队农业生产的父亲思想右倾，压产瞒产，对抗组织。因此，父亲就成了这次会议的重点批斗对象。

大跃进时期的批斗会采用的方式主要有“轰、打、斗、唾、耱”“炒豌豆”等。有人格侮辱，有拳打脚踢。

批斗会上，因父亲拒不交代压产瞒产、偷藏粮食的“罪行”，管理区负责人和公社派下来的工作人员便采用极端方式进行逼供。他们命令父亲立正站在一块石板上，将麻山头所有青壮年妇女全部召集到会，一二十人排成单行队形鱼贯入场，下令她们依次往父亲脸上吐唾沫。管理区负责人有言在先，谁吐得唾沫多，给谁奖励半斤熟面。有的女人为了挣这半斤熟面，将鼻涕痰唾大口大口地往父亲脸上泼洒。斗争结束，父亲浑身上下全是黏糊糊的鼻涕痰唾，像刚从痰盂里边爬出来一样。这种人格侮辱还算是轻的！

不知是谁发明了“炒豌豆”这种斗人方式。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围成一个圆圈，把批斗对象围在中间。趁你不备时，有人突然从背后将你猛击一拳或猛推一掌，打得你一个趔趄向对面扑去。对面的人早有准备，仿效前法，拳脚相待。就这样把人跟踢足球似的在十几个人围成的圆圈中你推打过去，他推打过来。十几个回合“炒”下来，你就会皮青脸肿，口鼻流血，遍体鳞伤，爬也爬不动了。若遇上个“二愣子”，在“炒”得你站不起，爬不动时，还会继续拳打脚踢，不把你当场整死是不肯罢休的。

父亲在被妇女们吐唾沫后仍“死不悔改”，管理区负责人和公社派下来的工作人员便安排更残酷的斗争方式——“炒豌豆”。他被人“炒”了两三场，几乎“炒”成半死。但仍咬牙坚持，硬是没有把藏起来的两架番麦供出来，要“顽抗到底”。面对这样不惜命不怕死的“顽固分子”，要拘捕判刑又没有真凭实据，管理区只能利用组织手段，撤销了父亲担任的郭罗大队大队长职务和不脱产的管理区干部之职。

会议结束后，父亲在大姐夫和其他几位好心的同事偷偷照顾下，被搀扶着回到家。

回家后，父亲卧床不起。当时家里没钱医治，也不敢请医生治疗。母亲只能用热毛巾进行热敷。

我记得父亲的背部青一块、紫一块，肿得老高。用手指轻轻按一下便出现一个凹坑。浑身疼得不敢挨炕，坐不住，睡不稳，连翻身都非常困难。

父亲被人“炒豌豆”“炒”伤的同时，由于精神压力太大，王家沟驮糜子时得上的癫痫病也经常发作。加病带伤，半个多月不能下炕行走活动。多亏细心的母亲精心照料，才捡回一条性命。

父亲身为共产党员大队长，为了罗家河一百二十多口人的集体利益，偷偷摸摸藏了两架番麦，以便开年闹春荒时救急救命，但却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假如父亲当时真的出事了，我们一家老小还能活命吗！？我一直想不通父亲为啥把罗家河一庄人的事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紧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