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拓文化工作委员会”碑刻拓片馆藏精品展

禅林艺苑

前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碑拓文化具有极其珍贵的文史研究及艺术价值，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碑刻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和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了我们祖先的历史和创造力，表现了中华民族昂扬饱满的精神风貌和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拓片也是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碑拓文化及收藏具有极其珍贵的艺木和文史研究价值，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部分。　鲁迅早在北京时已经注意搜辑汉碑图案的拓本，还打算将集成的《汉画像考》印出。粗犷奔放、洋溢生命活力的南阳汉画像石，让鲁迅看到了中华民族鼎盛时期那种强大的民族自信心，他盛赞“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鲁迅认为，从这些看似古老残缺的东西中，依然留存涌动着新鲜的艺术生命信息与光芒，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升期昂扬饱满的精神风貌。在民族贫弱的时候，这种精神气质尤为可贵。鲁迅认为从画像石上，一是可以窥见秦汉典章制度及生活状态；二是如果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或可另辟一境界。鲁迅给汉画以科学的定义，希望汉画能给现代中国美术提供借鉴，希望汉画中所涌动的奔放和自信能注入国人的灵魂。 拓片文化不只是一张纸，乃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国粹，也是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时值中华五千年动画文化工程促进会碑拓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相信中国的碑拓文化将走向新的时代，迈上新的高度，让我们加倍努力，谱写中国碑拓文化崭新的篇章！李忠信（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任中华五千年动画文化工程促进会碑拓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白居易诗词研究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国际青年艺术家联盟主席，中国佛教艺术书画院院长，现代管理大学书画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执观美术馆馆长） 西周《青铜器铭文》 博物馆藏《汉龙碑拓》 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自述平生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法国看印象派一个大展，第二次是看西安霍去病墓前石雕，第三次是参观南阳汉画馆。他说：“我简直要跪倒在汉代先民的面前。”“其艺术的气概与魅力，已够令人惊心动魄了。那粗犷的手法，准确扼要的表现，把繁杂的生活场景与现实形态概括、升华成艺术形象，精微的细节被统一到大胆的几何形与强烈的节奏感中。其中许多关键的、基本的艺术法则与规律，正是西方后期印象派开始探求的瑰宝。” 历史学家翦伯赞对汉画像石极其重视。他指出“……南阳一带又发现了大批的石刻画像，始有若干学者开始对石刻画像作艺术的研究。我以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也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汉代的石刻画像都是以锐利的低浅浮雕，用确实的描写手腕，阴勒或浮凸出它所描写的题材。风景楼阁则俨然逼真，人物衣冠则萧疏欲动；在有些歌舞画面上所表示的图象，不仅可以令人看见古人的形象，而且几乎可以令人听到古人的声音。”“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整理出来，可以成为一部画像汉代史”。 《阙张汉画》是徐州出汉兵马俑楚王陵汉墓出土的一对汉代精品画像石，这个阙张尺寸和南阳汉画像石馆藏的阙张类似，但这是一对，更为难得。阙张箭下都是射虎的比较多，尺寸也没有那么大。这一对箭下一个是射鱼的一个是射鹿的，身上的刻工和面部表情比较有特色，表现了当时的狩猎状态和生活情景，为难得的汉画拓片精品！ 《日本鹤拓》画心：102*29cm 《汉画像石》五米长，出自白集汉墓 《车马出行》尺寸335cmx40cmx4，古代先民遗留下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车骑出行。人物、车马多多，生动形象，神态各异。难得的一件车马仪仗队，全国罕见。装装精美，前后有题跋空间。 《祀三公山碑》是名垂书史的极有价值的碑刻之一。汉元初四年(117)刻，篆书，10行，行17—20字。现在河北省元氏县封龙山下。此碑字体在篆隶之间，与印玺文字有相同之处。书风古朴浑厚，有纯古遒厚、大气磅礴之感。著名书画家齐白石的篆刻深受此碑影响。 辽金皇统五年《佛项尊圣陀罗尼真咒经幢》唐人柳宗元一套六张，每张尺寸95*25 ，姚孝锡(1099-1181) ，字仲纯，号醉轩。宋末金初徐州丰县(今江苏丰县)人。金初文学家。姚孝锡所作诗文另有意趣，著有《鸡肋集》，一云《怡云轩集》。 辽金皇统五年《佛项尊圣陀罗尼真咒经幢》 <h3>辽金皇统五年《佛项尊圣陀罗尼真咒经幢》</h3> <h3>辽金皇统五年《佛项尊圣陀罗尼真咒经幢》</h3> <h3>辽金皇统五年《佛项尊圣陀罗尼真咒经幢》</h3> <h3>辽金皇统五年《佛项尊圣陀罗尼真咒经幢》</h3> <h3>《义慈惠石柱颂》</h3> 《义慈惠石柱颂》义慈惠石柱坐落于定兴县城西北二十里的石柱村，柱身上刻有“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九个大字和长达三千多字的“颂文”。因建于北齐时代，所以也被称为北齐石柱，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柱造型奇特，雕工粗壮有力，是遗存至今难得的北朝时代的艺术佳作。全柱分基础，柱身与石屋三部分，通高6.65米。基础是一块大石，东西两边各唱米，南北两边略小。基石上有覆莲座柱础。莲座包括方台、枭线、覆莲三部分，为一宽约1.23米的方石，高55厘米。柱身高4.5米，用两短浅棕色的石灰石垒接而成。柱身为一不等边的八角形，自下而上逐渐收小，每高一米，收约2.5厘米。柱的上部，约于通高的四分之一处，东南、西南两隅角为了镌刻题字而未削边棱，形成平面，“颂文”和题名等刻在柱身的各面。石屋建在柱顶之上，为一面宽三间，进深两间，单檐四阿顶小屋。石屋刻出屋顶、檐椽、角梁、斗、阑额、柱子，前后当心间刻火焰龛门、佛像，两次间刻出方窗，恰如一座完整的三间殿宇的模型。石屋下面一块长方形石板，作为屋的基础，也是柱身的盖板。在盖板的底面，刻莲瓣、圆环、古钱及花果等纹饰，使人从下面望上去，不致单调乏味。佛像的脸型、背光均为南北朝雕刻风格。石屋柱子卷煞收分以及其他手法，都是研究南北朝时期古建筑形状极其可贵的实物例证。据碑文记载，时值北魏孝昌年间，政治腐败，贪污腐化成风，官吏大肆搜刮民财。百姓不堪忍受，纷纷起兵造反。“颂文”记载的内容是北魏孝明皇帝亲征镇压起义军。当时定兴一代属于幽州、瀛洲交界处，正是起义军和封建统治者武装交锋之地。事后人们收敛残骨，在当时的范阳县（今定兴）城西沙丘寺埋葬的地方立木柱作为标志。到公元562年，起义战争后的三十多年，已经取代了北魏王朝的北齐统治者，为了对人民进行威胁与恫吓，由皇帝下旨，让其县在大齐太宁二年（即公元562年），把木柱改为石柱，并加上了上面所说的”颂文“。 义慈惠石柱颂九个大字和长达三千多字的“颂文”。因建于北齐时代，所以也被称为北齐石柱，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4.5米，乘2.5米，拓的难度极大，拓量很少。 <h3>《义慈惠石柱》</h3> 龙门石刻 《北魏石窟千佛图》超大尺寸，三张八尺的手工宣纸，4.9米，*3.8米，整这石窟以拓完，上千尊佛像。 佛顶遵圣陀罗尼经 （晋）王羲之书法画心尺寸：104×22×2 王羲之《兰亭序》尺寸 105×40cm 唐草书 高僧安道壹"摩崖石刻《风门口》规格宽约4米，高约2.4米。安道一（？—约580），广大乡人（今山东东平人）北齐时高僧、大书法家。他经历了北周“二武灭佛”之难，认为“缣竹易销，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留不绝”。故在迁移中把佛经刻于石崖之上。安道一刻经字大如斗，历来被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杨守敬《平碑记》说：“擘窠大字，此为极则”。因其书艺甚高，开一代新域，中外影响颇大。铁山摩崖刻经《石颂》称安道一书法“精跨羲诞，妙越英繇”（意指书法比王羲之、韦诞高洁，比张芝、钟繇更圆妙）。康有为、郭沫若对安道一评价极高，日本书道协会更是建议中国书协应立安氏为“书仙”，以与王羲之“书圣”并驾齐驱。 <h3>《唐千手观音像》四尺</h3> 吴道子画《观世音像》 唐李世民书王维诗 唐《解百生怨咒》碑拓 唐永泰二年线刻佛像尺幅巨大，线条精美，有准确纪年。很难得的有准确纪年的佛像精品。墨色部分长240公分，宽50公分 <h3>唐《妙法莲华经经幢》唐朝大中九年刻石，现藏博物馆。尺寸为68*35公分，一套共4条。经幢名称为《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法的经典经文之一，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说教，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关键词“妙法莲华”。“妙法”指的是一乘法、不二法；“莲华”比喻“妙”在什么地方，第一是花果同时，第二是出淤泥而不染，第三是内敛不露。</h3> <h3>唐妙法莲华经经幢</h3> <h3>唐妙法莲华经经幢</h3> <h3>唐妙法莲华经经幢</h3> 《天护陀罗尼经幢》为青石质，残高五5米，直径约64公分，雕刻建造于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幢身下施覆莲座、须弥座及方形石础。幢身呈八边形，施宝盖二重，上承须弥山，再上为重层仰莲托八面石柱，石柱各面的尖拱龛内各雕有菩薩立像1尊。幢身南面刻“为国敬造佛顶尊胜陀罗尼幢”，经文后题有年款。幢顶残缺。天护陀罗尼经幢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经幢实物，对于研究经幢的发展历史以及佛教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h3>《天护陀罗尼经幢》</h3> 《唐代道德经幢》道德经幢始建于唐开元26年（公元738年）。其时，唐玄宗李隆基认为老子是他的远祖，故亲自为“老子道德经”作注，并刻石立幢经传后世。易县道德经幢体积高大为八角柱体，汉白玉石质，由顶、身、座三部分组成，幢高4.29米，直径90厘米，每面宽40至42厘米不等。由两块大理石衔接雕成。幢身大安竖书“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各面镌刻老子道德经计八十一章，文为苏灵芝所书，其书法潇洒飘逸中有钢筋之力，端雅俊秀中有铁骨之风，笔法流通。经幢下块各面依次镌刻老子《道德经》，共计八十一章，尾题“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赏紫金鱼袋上柱国田仁琬奉敕立”，“开元二十六年岁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壬申奉敕建”。幢身上端有一石雕仰莲宝座，其上才为幢顶。幢顶已有残破，原用一块巨大的青石雕成，高38厘米，为屋顶状，呈八角形，与幢身形体吻合，从八角平顶雕出八脊，脊间刻瓦垅，再下刻有檐板、飞檐和檐椽，角梁之下有一“一斗三升式”斗拱承托。整个经幢，亭亭玉立，造型既简朴，又典雅美观，屋顶状的八角形幢顶，为研究**建筑提供了实例。易县道德经经幢的经文，传为**书法家苏灵芝书写，可是遍寻幢身并无苏氏名款。经与易县现存的苏灵芝书写的《易州铁象颂碑》、《梦真容敕碑》相对照，其字体与经幢如出一人手笔。由此断定，经幢实乃苏灵芝书写。苏灵芝，唐玄宗时任登仕郎前行易州录事，其书法融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及诸家于一体，号称**写碑手。其字体工整秀丽，笔法流畅，对研究**书法艺术有重要参考价值。 <h3>《唐代道德经幢》</h3> <h3>《唐代道德经幢》</h3> 《佛顶遵圣陀罗尼经》馆藏经幢秦国夫人立石，八个面拓于两张四尺纸上。 佛顶遵圣陀罗尼经馆藏经幢，秦国夫人立石，八个面。 唐《玄奘法师像》 宋朱熹书法拓片 唐寅书画 黄庭经 《郑板桥书拓片》〈书法图轴〉画心：61x134CM 《郑板桥竹画》69×31cm 郑板桥《雨竹》 <h3>留耕道人《留余》</h3> 祝枝山书法 罗汉线刻 《召伯甘棠图》拓工上乘，尺寸178×69.5厘米此石原立于陕西省周公庙内召公殿前，1981年移存于岐山县博物馆，为清道光二十五年岐山县令李文瀚偕幕僚在召亭故地春游访古时，见甘棠古树，有感于召公懿德，遂手绘画甘棠图，并撰写了甘棠图记，道光二十七年，岐山邑人武澄得此画作，勒刻上石。此碑刻集书法、绘画、考古为一体，是古今罕见之文图并茂、相得益彰的艺术珍品。 《蒋湘帆先生写经图》碑拓-蒋湘帆先生写经图为6尺立轴装裱，画面清晰，此碑目前尚无考证，该拓为海外回流，属国内仅存孤品，非常珍贵。 朱拓《钟馗降福图》钟馗是中国的神话人物，为传统人物画中的永恒题材。钟馗本为保求平安的象征，后来渐渐成为象征吉祥的吉利画，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的美意及延年益寿的愿望。钟馗降福图（4尺）身披红袍，身材魁梧雄健、连腮胡须、圆睁二目，神色威严、蝙蝠伴随在周围。画中钟馗袍袖生风，咤叱有声。根据民间传说：蝙蝠出没，能识鬼魅藏身之处。借蝠与福同音，画幅飞翔天空，则取“服从天降”、“福在眼前”之意。增添了钟馗驱邪降福的吉祥美意。本品为朱拓，墨拓结合，实为珍贵。 【郑文棹指画人物图】画心规格:50*104cm，【郑文棹指画人物图】郑文焯生于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1918）晚清官员、词人。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晚号鹤、鹤公、鹤翁、鹤道人，别署冷红词客，尝梦游石芝崦，见素鹤翔于云间，因自号石芝崦主及大鹤山人。”文焯青少年时期曾随其父宦游山西和陕西一带，享受过富贵公子的生活。大约在其20岁前后经历了由富贵到贫穷的急剧转变。其《己卯重九》云：“十载繁华一梦收，及时行乐且勾留。半瓶白酒消闲恨，满目青山忆旧游。翠袖空沾知己泪，黄花须抽少年头。一年一度逢佳节，忍赋新诗断送秋”。光绪元年（1875）中举，曾任内阁中书。因七次会试不中，遂绝意进取，自镌私印“江南退士”，弃官南游。因喜爱吴中湖山风月胜景，旅居苏州，为江苏巡抚幕僚40余年。喜与文士交往，与朱祖谋唱酬无间。喜鹤，人见之，常一琴一书，一鹤舞于其间。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又自比陶渊明。居住上海，专精医学，行医于汉口路福利公栈，兼卖书画以自给。清史馆聘为纂修，北京大学聘为金石学主任教授兼校医职务，月俸金八百；皆婉辞不就。曾在除夕画一老梅枝上数萼，忽生横枝，悬大红爆竹，是未经入画之景，题为“春色春声”。某军长见而喜爱，愿以巨资购买，请题双款，郑文焯婉言谢绝。其家先世有藏书颇多，同治年间被水淹没不少。以后继续从事金石、书画、古籍的购藏，名人手跋、点校本，遇见即购。藏书处有“大鹤山房”、“半雨楼”等，藏书印有“叔文校定”、“石芝西堪”、“鹤公过眼”、“江南退士”、“大鹤天隐者”、“樵风家世”等。晚年，所藏书大部分出售给人，自称：物无久聚，终必散出，与其给儿孙出售，不如及身料理，尚能得相当代价。其手稿曾被康有为所得数种。编著《国朝著述未刊书目》 海外老拓 海外老拓 海外老拓 海外老拓 朱拓《剑光鹤彩》长157 宽66厘米。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张新曾，字焕宸，山东淄博博山人，清朝政治人物、进士出身。光绪二十九年，登进士二甲第八十五名。担任昌黎县知事，后升任工部主事。 <h3>吴昌硕《侣鹤草堂》</h3> <h3>李忠信《心经》书法拓片140*45cm</h3> <h3>中国佛教艺术书画院牌匾拓片</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