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施其生先生访谈录 ---作者: 牛秀明 (兴县蔡家崖人)

画说英语 范老师

1970年摄于山西兴县中学操场土台子

　　施其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方言学家，在国内外学界被广泛地关注。他学识渊博、淡泊名利、甘于奉献，被广大的老师和学生所敬仰。他年轻的时候，千里迢迢来到了山西吕梁兴县，奉献了11年的青春年华。我们有幸成为他的学生，亲身聆听过他讲课，倍感骄傲和自豪。一眨眼，与施先生分别了四十余年了。今年四月底，我专程去广州中山大学，两次拜访了他，并进行了约八个小时的访谈。

牛：施老师您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兴县很多同学都记得您。36班的同学聚会，文艺班的同学聚会，自然而然就会提到您，大家很赞赏您。在一起交谈的时候，谈话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是在学习方面，您对兴县的学生在学习精神、学习风气上特别善于鼓励。时时刻刻引导学生要努力，要自强。给学生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课堂上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活泼生动。要求大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给同学们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形象！我们好多同学仍记忆犹新。比如您讲过的课文有:《我的叔叔于勒》、《纪念刘和珍君》、《劝学》、《岳阳楼记》、《孔乙己》、《悲秋》。课文里面有好多人物，如孔乙己、于勒等，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脑海里。

第二个是在音乐方面，您为兴县的音乐人材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填补了兴县当时那种环境下的空白，在音乐方面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兴县中学宣传队，及后来的两届文艺班的兴办，提高了兴县音乐艺术的层次，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他们很多人后来成了文艺工作者，有的还成了音乐方面的专家，例如王九筛、王英、康湘坪、李兴华、杨向森、李兴瑞等。

据我了解，省、市、县级剧团及院校都有你的学生。也有一部分学生，以音乐为跳板，进入参加了各种单位，后转成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是鲤鱼跃龙门。很了不起的！

施老师，您对兴县是有感情的、您对兴县的学生肯定也是有感情的。对关注您的兴县人，对您教过的学生说两句话吧！

施：我24岁中山大学毕业，到了兴县。35岁又考上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在兴县的十余年，是我人生最黄金的一段时间。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兴县出生的。回来广州时，我仍是一穷二白，没有带回一分钱。因为每次回家，都要花一大笔路费，把平时省吃俭用的钱都花光了。在那个年代没有拉下外债已经是很好了。

我回头一想，在兴县赚下什么了呢？就是教出了一些学生，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青年。这是我在兴县得到的最宝贵的财富！

牛：老师您讲的太好了！我们真心感恩于您，感谢您对我们的培养教育！

施：这一批青年才俊，在各个领域，都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用兴县话说就是，大都“有出息”了，日子过得很好。作为老师，从心里头为他们高兴！

这辈子我从校门到校门，不是当学生，就是当老师。

当了四十多年老师，很自豪一点是，觉得这个职业挺崇高的。学生好了会由衷地高兴；学生比他强，比他有钱，比他地位高，他更会高兴。这是老师的高尚之处吧。老师和学生，就有点像父母与子女。社会上其它职业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离开兴县这么多年了，有时还真想念兴县那些学生。因为我当初的一点关心，一点影响，他们后来的发展比较顺利，有了稳定饭碗，有了成功的事业。我心里很高兴、很得意，对我来说，也是心里很大的慰藉！

人啊！有个本能。这在心理学上是个规则：痛苦的感受遗忘得快，快乐的感受记忆比较长久。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兴县当年很穷,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经历过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受过各种苦，遭过不少委屈。当初的各种焦虑啊！无奈啊！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多淡薄了，忘记了！整体留下的，是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今天想起来，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兴县，是我贡献了最美好青春的地方，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牛：您讲的好，施老师！兴县是您的第二故乡。我们也把您当成故乡人。衷心感谢施老师对我们的培养。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想了解，您离开兴县以后，在中山大学的情况、您的事业和成就。

施：当年，我读本科时候，成绩很好，志向是要考研究生的。但毕业的时候，大学都停课了，更何况是研究生了。

那时的毕业生分配方向，都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作为名牌大学的中山大学， 毕业生尤其是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我到兴县这一路，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分配方案写的是太原，到了太原，主管部门又把我们打发到忻州。到了忻州，主管部门又让我们去兴县，说那里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盛产水果，坐一天汽车就到了。于是我到了兴县。

按照当时的说法，要一辈子扎根山区的。一个南方海边长大的人，初到黄土高原的山区，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什么都不习惯——没有大米吃，冬天没有蔬菜。兴县的粗粮、山路、气候、生活习惯……样样对我来说都是艰辛。虽然心里也想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安心扎根一辈子，但做梦都想着回到广东。

终于等到国家大变革的时候，继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国家又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我于是决定报考中山大学的研究生， 1978年的首届赶不上。1979年报名了，我真考上了。

我大学学的是文学，报考研究生时改考语言学。主要是当时文学方面的理论观念变动频繁，觉得语言学才是真正的学问，跟理科比较接近，科学性强。

语言学的专业课，我本科时候没听过，但我向来不怕考试，参考书也在兴县中学找到了的，就改考语言学了！

考试以后一查答案，专业课方面几乎没有错，论述题答得也很好，感觉很有把握，后来公布专业课的成绩是92分，几乎是满分。

入学后，从老师嘴里才知道，我考了广东省文科总分第一，学校批准了系里老师的建议，免了我的复试，直接录取了。在中山大学历史上，研究生入学不用复试的，可能就我一个。

这段时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别人早就收到了复试通知、或者不录取的通知，我什么也没收到；再往后，人家都收到录取通知了，我还没有任何消息。新学期都快开始了，当时领导就怀疑我说假话了，没经过复试怎么就说考上了？开学了，更确信我没有真的考上，因为没见有任何录取通知寄到兴县。于是照例把新学期的课都给我排上了。好在最后几天，我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寄到了。

原来是邮局投递出了差错，把我的录取通知误投到临县去了，临县退回后，才又重新寄来。录取通知书迟迟不到，又没复试，难怪学校领导不相信我的话！

我报考的是陈必恒先生的“现代汉语规范化”方向，黄家教先生的“方言学”方向，只招到一名学生，黄先生找陈先生商量，把我转给他，陈先生同意了。报到之后，当时中山大学中文系语言学的学科带头人高华年教授找我谈，说两个方向任我挑。我赶紧找本科的老师商量，最后选了方言学方向。不久，高华年先生又告诉我，系里已经决定我毕业后留校，我要读三年。当年中大中文系语言学三个方向的其他研究生，本来都是二年制，结果就我一个改了三年制，其他人都只读两年。

现在看来，那个年代百废待兴，才能遇到这样的特事特办。

当时的硕士研究生，还真是凤毛麟角。整个中山大学几十个专业，总共才招了108人，戏称“梁山一百零八好汉”（比较一下：2024年中山大学招收硕士生约8000人、博士生约4000人，共12000余人）。

从此我走上了中山大学这所研究型大学的平台，除了给本科生开课，带硕士生博士生，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搞科研。

施其生、祁中兴老师与学生张叶青、刘支迎、王九筛、刘有明留影 (1974年)

2016年海南陵水调查疍家话

1998年8月19日华盛顿大学作学术报告

2007年4月汉语方言学会第十四届年会大会报告

牛：老师花几十年时间搞方言学，对人类有什么用？搞基础研究要出成果容易吗？

施：当然有用。我研究的方言学，属于基础研究。什么是基础研究？人类的进步需要不断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世界认识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进步。语言学是社会科学里的一个基础学科，而方言学又是语言学里的基础学科，活的语言通常都表现为各种方言，研究方言就是要从活的语言中去找语言的各种类型、结构、规律、机制、功能、演变途径……等等等等，而研究这些，又常常需要相关学科（例如语音学、音韵学、语法学、词汇学、普通语言学、汉语史……）的知识，反过来也可以促进想关学科的发展。

活语言的现象和规律往往是隐藏不显或者令人熟视无睹的，需要人去发现挖掘。所以搞了方言，需要练就各种技能，需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当然，扎实的理论基础、犀利的学术眼光、细密的分析解释能力和创新性的思维是想要走在前沿必不可少的。研究的过程需要长年累月地投入大量精力，需要心无旁骛，是一件非常“劳心”的工作，就像其它学科的基础研究一样，基础研究是不容易出成果的。研究方言学也是不容易出成果！选择方言学作为终生的事业，重大的突破那就更不容易了。详细的这里就不谈了。

现在的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走什么路子，因人而异。有的人急功近利，对着一个比较窄的研究方向拼命往上攻，这种发展路子能较快达到方言研究的前沿。不屑旁顾，是所谓竹竿式的上升，

我却决意走金字塔样的治学道路。这可能和我性格有关，不急不躁，功利心不强。一旦进入研究领域，就想搞出个不比别人差的水平。因此，从踏上方言研究的路，就对方言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方言学外的相关领域，都有广泛而强烈的兴趣。

我搞方言学之前，经历了三十五年的人生。也形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理念。总觉得要掌握好一种本事，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有宽而结实的基础非常重要。有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要独具慧眼，往往需要触类旁通的灵感。

因此，我对方言学多个领域，多种方言，方言的多个方面都有兴趣，都努力去打基础。知识方面的基础，材料方面的基础，方言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国内的、国外的，理论的、事实的，历史的、现状的，语法的、语音的、词汇的……，还有与方言学有关的某些学科如音韵学，实验语音学等等，我都感兴趣，都深浅不同地钻研过。

我在方言学上的发展路子比一般的方言学者宽，但是也不可能平均用力，着力最多、研究最深、创见较多的是汉语方言的语法，经过多年的耕耘和探索，有分量、有价值的成果还出来不少，其中自己比较得意的，是某些在理论方法上突破传统观念或西方语言学框框的限制、符合汉语实际的新发现。我觉得写论文不应该只是为了发表，为了升职称或出名，一个中国学者，既然要把自己的人生耗在汉语的方言学上，那他应该有个使命，就是争取作出中国人应有，中国人独有的贡献，争取为中国的这个学科起点推动作用，除非自己没有这种能力。从我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我一直在努力这样做。最后，多少有了些有价值的结果，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承认，这是使我觉得不枉此生的其中一条。

我觉得自己能得到某些创见， “发前人之所未见”，宽广的眼界。和基础打得比较宽，因而眼界比较宽有关系。我常常和学生说，有些东西看不到，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跳出来才能看清楚。有些“顿悟”，甚至于是得益于语言学领域外某些事物（比如音乐、中医）的触类旁通。所以，金字塔式的学术修养，甚至音乐、中医、摄影“乱玩”，未必“划不来”！。

我带的研究生，多数是研究汉语方言的，研究领域涉及全国多种方言。搞语法的多，也有搞语音的，搞实验语音学的，还有搞应用语言学的，搞国际汉语教育的，搞外语教育或其他学科的。总共培养过31个硕士生，20个博士生，1个博士后。现在这些学生很多是所在单位的骨干。在高校的目前已经有13个正教授，其中有6个是博导，有一个是青年长江学者。有几人已经成为学术界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近两三年，有两位拿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

学生们在语言学领域做出了新贡献，也有比较大的影响。这辈子我只是当了个老师，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材，这是使我觉得不枉此生的又一条。

牛：施老师真是了不起！您的钻研精神很让人佩服！您带着的学生也像你，都有钻研精神！我们应该向你学习。

施：基础研究说起来基本上是和实际应用脱节的，不过若是有机会利用我的专门知识和研究成果解决实际问题，为社会服务，我也非常乐意。每当发现我的理论知识可以解决某些实际问题的时候，会非常高兴。例如受教育部之聘，我当过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汉语语音拼音分技术委员会委员，遇到某些与国家语言文字标准化有关的问题需要解决时，教育部会寄来征求意见的材料，我会第一时间认真考虑，提出自己的意见。又如我接受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聘任，当过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顾问，广东省的地方法律法规表决之前会送来我这里把语言关，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发现某些欠妥之处，提出修改意见，为那些法律法规的完善做出一点贡献。我还帮助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破过一些大案，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特长帮他们抓到嫌犯，或者为他们提供侦查方向。

这就是我离开兴县以后所做的事情吧。教学和科研齐头并进。以个人的微薄之力，做了点成绩，算是拼搏吧。不了解的人，以为大学教授一周只上几节课，很轻松，其实在中大这样的高校工作是很累的。有时候在那发呆，像什么事都没干，实际上脑子想来想去，不停地在思考呢。做学问要日积月累地用脑子，文章只是被最后呈现的出来的一部分结果。

一晃这几十年，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几乎不看电视。音乐也基本荒废了。音乐是我的生命。音乐可以使我不吃饭不睡觉。语言学还不能使我不吃饭、不睡觉。说实话，有时我是用玩的态度，去对待语言学。别人搞学问那么辛苦。我可能天性比较“佛系”。

我是个完美主义者，说句不好听的，是有点强迫症。就像我搞音乐，本来也是玩，但是决定了玩什么，就要搞成个样子。无论二胡、古筝、琵琶，都经过勤学苦练。各种知识技能，都是从根底上搞起。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从基础上开始去学，没几年就达到了专业水平。大家知道我玩音乐。其他的，摄影也好，紫砂壶也好，茶也好。一玩开就有无限的好奇心，不玩成一定的水平不满足。

话说回来，语言学虽说也是玩，但它毕竟是我的事业，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是用我最主要的精力去玩的。

牛：大家对你感兴趣的还有音乐。其实你在兴县最广为人知的贡献还是在音乐上。为什么你一个中文系出身，搞语言文字的人，学了那么多乐器，还学得那么好？

施：哦，是的，兴县人记得我，应该大多是因为我的音乐，尤其是“拉二胡了得”，而不是什么语言学。不过说起来你们可能很意外，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多年以来，师生们眼里我就是个学究，一个不浪漫的语言学家，人们并不知道我曾经玩音乐玩得风生水起。曾经有人看见我家里有一堆乐器，想不到会是我用的，问我是不是孙子在学？即使有人听说我会拉二胡弹古筝，一般也只会猜想是公园里的大爷那种业余水平。说件好笑的事，有一年学校搞歌咏比赛，唱红歌，参加的教师要达到一定的人数，系党总支书记把我列进名单，要我去排练。我不想去，就跟他说我不会简谱，五音不全，唱歌走调的，他还信了，把我的名字勾掉，让我跟一班上不了台的老教师一起去评卷。

但兴县人不同。对我这个人印象最深的是音乐“可威了（兴县话“可厉害”的意思）”。这很自然，我到兴中报到的第二天就下乡演出，上台二胡独奏，此后十一年间，我很大的精力是用在了音乐上。

先分头说说乐器的学习过程吧。

我从小跟音乐有缘，完全是先天的一种爱好吧，好像生下来就喜欢。我的家族里，有不少“有音乐细胞“的。六兄弟姐妹，除了我，还有两个弟弟，还有个妹妹，学音乐都很灵，有个弟弟，一直是教二胡为生。可能有点先天的音乐基因。还是婴儿的时候，一听见我吹笛子就不哭了。我是广东汕头人，汕头是潮汕地区的文化中心。潮汕地区有种音乐叫潮州音乐，是中国一种比较重要的民间音乐流派。潮汕是有文化传统的地方。汕头人特别重视文化艺术教育。从我记事那个年代到现在，学生们除了课堂上学习，一般家长都让他课余再学音乐、学书法、学美术……。

小时候，到了晚上，街头巷尾会有一摊摊玩潮州音乐的人。凑在一起，一首一首地合奏潮州音乐，很快会吸引附近市民或路过的人，还会不断有乐手自携乐器加入，参加者越来越多，每天晚上几乎都有，成为街头一景。

在这种氛围下，我喜欢上了音乐。父亲算个多才多艺的人，除了当会计，做生意，还粗通几样乐器，会看病，还写诗，毛笔字也写得不错。父亲有一台古筝，是个十六根弦的旧形制的红木古筝。（样子见照片1）还有一把“竹弦”，形制差不多就是二胡的蟒皮换成一块桐木板，用的丝弦。虽然是桐木面板，样子、声音和拉法却完全和板胡不同的，此外还有一根竹笛，也挂在墙上，被做饭的烟熏成了蜡黄色。

九岁，我读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拉那把竹弦，跟着人家拉潮州音乐的曲子。无师自通，越拉越好，后来潮州音乐的各种弦乐器，我都玩了个遍，椰胡（构造像板胡、却是一种中音乐器，拉法也完全不同）、提胡（像二胡）、二弦（一种高音领奏乐器）……。到了十岁，就开始弹古筝。原来父亲不让我弹的，觉得我还小，学不会，还容易弄坏。那个时代，古筝算是个贵重东西了。潮乐中的古筝属于高雅的室内乐器，会弹的人很少。更没有十岁的孩子能弹的。

可是我实在想玩它。有一天趁父亲不在，就把那个古筝从墙上摘了下来。放在床上，盘着腿坐在床上弹。发现那些弦没有一根准的，不成个音阶！就拿出调弦的扳手去拧弦柱，把十六根弦的音给“调好”了。其实并没有调对，古筝的定弦是五声音阶，12356，没有“4”“7”的。我却把它调成了七声音阶：1234567。虽然调得不对，却也调准了，我就用这错误的定弦它弹了一通我熟悉的曲子。父亲发现我居然还能把1234567调准，就让我玩那台古筝了，还找来蛇皮和牛角为我做了套义甲，教我如何调弦，如何练基本功。这就是我玩古筝的开始。

大概到了12岁，我听说古筝放在水缸上弹特别好听，有天晚上就把它放在水缸上弹，弹得很投入。不知不觉之间，有个人进来站在我身后听。一曲终了，开口说了两句鼓励的话，就给我指点起来，说那个曲子，这里要怎么处理、那里要怎么弹。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林毛根先生，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吧，他后来却是成了“潮州筝派当代传人”， “潮州筝艺大师”的。中国古筝有五大流派，潮州筝是其中一派。

后来他就把我拉去参加各种演出，慰问部队啊，各种晚会呀，茶话会上给首长演出呀。又让我参加了汕头市的一个文艺汇演，那次还得了个节目奖。独奏的录音还被汕头电台选播，有时可以在街头的大喇叭里听到。记得那大概是我读初二，十三、四岁的时候。

我就从潮州筝派学起。后来不满足于这个，开始下功夫学习各种其他流派的古筝曲子。河南筝、山东筝、浙江筝、客家筝。中国不同地区有各种流派，不同的技术风格和弹奏方法就体现在曲子里面。通过这个，我基本把全国各种古筝流派的技术都学了。中间经历过一次与南下交流筝艺的曹正教授的接触，大开眼界。

古筝的有些弹法，比如勾抹托、摇指，还保留不同流派的不同弹法，都学了，遇到不同风格的曲子，可能各有用处。现在跟他们音乐学院的在一起交流，知道我竟然没有什么方法上的大问题。浙江派，技巧比较复杂，吸收参考了中外乐器的一些技法。也下功夫学了。浙江派独具代表性的传统曲子《月儿高》，还成了我最爱演奏的曲子。

我还把父亲的古筝带到兴县去了。它是我的第一个古筝，在兴县中学的那个操场有个戏台子。土台子边上有些花岗岩石条的。我坐在那个石条上弹过古筝，拍过一张照片：

2007年2月日本冲绳二胡独奏

1998年7月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晚会上演出

1999年3月在日本东京大学与日本艺人切磋筝艺

在兴县因为弹筝，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在兴县中学弹古筝。物理老师赵向前管有线广播的。有个磁带录音机，就给录了个古筝曲。有一天，在学校那个高音喇叭播出来了，古筝的声音优美动听，兴县人很少有人听过。播了一会儿，突然匆匆忙忙从外面跑进来两个人，大声斥责说：“怎么搞的？怎么播这种东西？”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古筝的声音，还以为那是广东音乐之类的。那个时候，广东音乐也属于封资修音乐，是“靡靡之音”。他们跑进来，是以为出了什么政治事件，犯了什么政治错误了。我跟他们说，那个曲子是革命舞剧《小刀会》的主题曲，不是封资修的。两个人听后也就回去了。

可能是兴县的气候太干燥吧，那台家传的古筝不幸脱胶开裂散架了。1979年回广州时，我没带回来。古筝要找到好的。可遇而不可求，只能不断买不断筛选淘汰，最后才能留下个称心的。我至今先后买过十台古筝，现在留下了两台。

大概是上高中的时候我又迷上了二胡。那时二胡早已发展成一种表现力很强的独奏乐器，优秀曲目很多，好听的曲子很多。一听就动心。我想方设法买曲谱，买不到就抄，抄不到的就听着唱片记，有空就练。直拉到读完大学，水平已经很专业了。拉当年难度最高的曲子，比如说拉《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赶集》等都没问题。

后来到了兴县，几乎,每台演出都有我的二胡独奏,新曲子越来越多，得到一首新曲就上手练，有时听到好听的新曲，找不到谱子，只好从唱片上记谱。记得当时兴中广播站有张唱片，上面有首蒋才如写焦裕禄的曲子《忆亲人》很好听，就是从唱片上记的谱子。因为爱音乐又喜欢钻研，我对音乐的理论、历史，也有浓厚的兴趣，有些知识还专门下功夫系统地去自学。

后来我还学了琵琶。以儿时弹木秦琴的弹挑、轮指功夫做基础学的琵琶。秦琴是潮州音乐的一种乐器。结构像月琴，共鸣箱也是木头面板，比月琴略小，梅花形。琴颈比月琴长得多，像小三弦那样长长的一根，上面有品，整个琴长度比琵琶短不了多少，别人像弹月琴那样用拨子弹奏，我却是用五个手指像弹琵琶那样弹：弹、挑、滚、半轮、全轮……

有了那个基础，我后来学琵琶就有了一点弹挑、轮指、揉吟的功夫。只是轮指需要把“下出轮（小指起轮）”改成“上出轮（食指起轮）”。毕竟学得比较迟，没有年龄优势了，基本功不容易上来，不过我一旦决定要弹它，就很舍得下功夫。在兴县有一段时间，大概四五年间吧，我每天几乎平均有五六个小时是抱着琵琶的。琵琶弹挑轮指扫拂的用力方向，是违反人类手指固有生理结构，与人类手指运动生理特点逆着来的。要硬生生地练出向外用力的功夫，基本功练习难度大，琵琶的技巧又特别复杂，需要天天练。一天不练，功夫就往下掉，所以我的琵琶水平，最终还是不如古筝跟二胡。不过到后头，《春江花月夜》、《阳春白雪》、《大浪淘沙》之类的曲目还是可以弹得心应手地的，有些难度比较高的曲子，如《彝族舞曲》、《天山之春》之类也都可以弹下来。也教过学生。

现在说说中文系毕业后去了兴县怎么又搞开了音乐。

因为学民乐，从小我到处演出。中小学时期是参加汕头市和中学的演出，以我的水平，本来我有机会进入专业的文艺团体的。但是高中毕业了，还是跟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高考。那年高考碰上了新中国历史上大学录取率空前低的一年，而我却一考就考上了第一志愿，一纸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让周围的长辈，包括音乐圈的长辈们都主张我去走读书的路。于是就上广州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大学时期我参加了中大文工团，也常有演出，那时的中大乐队好像还不需要古筝，二胡会拉的人多，有个大三弦却没人会弹，于是伴奏、合奏时我的主要角色就成了弹大三弦。

毕业分配被从广州打发去太原，从太原打发去忻州，从忻州打发到兴县。一看那四面的山、灰头土脸的房子，县城就一条唯一的大路，大路小路全还是泥路。兴县人说兴县的路晴天是“洋灰（扬灰路）”，下雨是“水泥路”，心里惶恐又茫然。县里说是分配去兴县中学，就赖在招待所里，迟迟不去报到，赖了半个月，彻底没辙了，改地方那是异想天开，不报到没工资拿，吃饭都没钱，只好去了兴中报到。正逢收秋时节，师生要下乡支农，报到第一天，学校就让我参加宣传队，第二天跟着下乡，演出，不用劳动！原来我毕业分配填表时“特长”一栏填了“文艺”两个字，“露才”了，他们看见了！和兴中文艺宣传队的不解之缘就这样结下了！

从此开始了我在兴县的音乐生涯，除了每场演出乐队里拉个板胡领奏，还有每场必有的二胡独奏，也创作些歌曲，其中大部分是“语录歌”，那时每逢有新的“最高指示”传到兴县，就要上街游行庆祝宣传，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常常要火速为“最高指示”谱写曲子，教会学生可以边游行边唱。这种任务就落在我和祁中兴老师身上，写过多少忘了，写了什么忘了，“著作权”是谁的更从来没想过。

更重要的是为兴县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对我来说，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年我在兴县的音乐活动有几个平台，一个是校宣传队。那个时候的兴中宣传队是全县顶尖的宣传队，又是个摇篮，几届宣传队，每一届都出人才。吹笛子的、弹琵琶的、拉二胡的，拉板胡的，拉手风琴的，打扬琴的，都出来些相当出色的人才。另一个平台是王九筛他们那个“高中一排”，分班的时候，是把能参加文艺宣传的学生，集中在一起，算是个“准文艺班”，方便排练和演出。我教他们简谱、二胡，带领乐队排练、演出，再一个平台，就是后来专门招收的两届“文艺班”，那已经是艺术性质的，算“科班”了，设置了必要的专业课程，每天上课、练功，还有排练、演出。两届学生，为兴县培养出一批文艺人才，器乐是其中一个方面。

后来的兴县晋剧团，神木、府谷等地的剧团，甚至省晋剧团，还有一些文工团、文化单位，有不少兴中宣传队、高中一排、文艺班出来的学生。器乐方面我还记得的就不少：王宁、贾斌迎、刘惠明、郭亚元、刘有明、李根堂、王九筛、王引儿（王英）、康湘坪、张佐平、张补多、丁翠梅、王英英、王平则、刘双喜、奥建军……。有些像王宁、王九筛、王英、康湘坪等后来更是成了山西省音乐、文化界的高级人才。

十一年间，这方面我算是起了一点作用。主要是从二胡入手，然后普及了一些音乐知识。课堂上也讲乐理。考研究生前四年，我成天就泡在文艺班里。上课很少在黑板上写汉字的，全写乐谱。考研复习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想起：我好像除了写信，很久不写字了呀！

那些年常下乡，兴县很多公社都去过，农忙时候，别人下乡是下地劳动，我们是背着服装道具乐器去演出。成天排练，成天演出，从一个村子过一个村子，都不觉得累，因为大家都是爱好文艺的，而且处处受到山区的老百姓的欢迎，台前入神看我们演出的，有些就是这辈子还没有看过文艺表演的。

此前命运没有安排我走上音乐专业的路子。到兴县后，音乐变得大有用武之地了。能够教出一批有音乐专长的学生来。可以说这是让我觉得不枉此生的第三条了。

牛：施老师，现在很多二胡、古筝、琵琶的演奏家演奏员，大多是科班出身的，很多是大学里专修过的，你大学上的是中文系，为什么能把这些乐器学得那么好？

施：从泛泛地玩各种乐器，到后来专注于三种独奏乐器，最后还都都达到一定水平，应该说有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个，是浓厚的兴趣，天生而来的热爱。就是从小从骨子里面喜爱那个东西。爱，就是一种很大的动力。有了强烈的兴趣比其它一切都重要。不需要人催促。不吃饭，不睡觉都愿意练。而且很想学好它。对高水平有一种不屈不挠的追求。有人天生体育可以。有人天生画画可以。有人天生音乐可以。艺术需要一点天赋的。

第二个，我有点完美主义倾向，任何东西不学则已，如果下了决心学，就要学出个样子来，甚至要比别人强。这个过程中，常常是边玩边动脑子，不停地在揣摩学习方法。我喜欢钻研，无论学医、玩摄影，还是后来从事语言学，都喜欢钻研，学音乐也是这样。

在我青少年的那个年代，几乎没有音乐学院。全广东，就一个广州音专，校园很小，招生也非常少的。有声乐、钢琴、小提琴什么的。民乐的教师和学生就是凤毛麟角了。当时广州音专好像连专修二胡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不可能受音乐学院的正规教育。

那个时候，很多音乐老师原来就是民间的艺人。现在音乐学院的教授，他们的老师很多就是在那个年代从民间选上来的。某种程度上讲，民间优秀的，就是正规的。不像现在的音乐表演专业，有本科、研究生一套模式。

二胡早一点还有个刘天华，算受过小提琴的正规教育，再走进了大学的民乐课堂。瞎子阿炳，还有另一位盲人孙文明，就是《流波曲》、《弹乐》的作者，他们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们的演奏技术标志着二胡艺术的某个高度，他们是一直在民间的，你能说他们的路子不正，方法不对？

当然，一种乐器的每种技法都需要有正确的演奏和训练方法，正规的系统教育，或者师承很重要。民间个人的摸索，常常要走很多弯路，甚至偏离正道而一辈子学不好。

我学二胡，到了高中、大学时期，什么难度的曲子都不在话下。应该是走上了正路子。我的学习，一是靠模仿高手。二是靠琢磨，边练习边琢磨，或者在老一辈编写的教材中琢磨，例如赵砚臣教材里有段关于运弓重心的话，就让我琢磨了好多日子。

拉二胡，弹古筝，弹琵琶，道理都一样。一定要摸到正确的方法，少走弯路。但是我们那一辈搞民族器乐的，包括有些在音乐学院当老师的，大多不是从少年时代就得到“科班”的教育。中国没有那个条件，况且民族器乐本来就是民间的东西。那个时候也没有视频。除了有机会看演出，或者找到老师，其他全靠自己揣摩，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音色的灵敏听觉也很重要，唱片里的音色模仿准了，方法常常就也对了。

我很庆幸自己的耳朵灵。现在有些二胡群里有人向我求教。我听他们拉的录音，只要几声，就可以知道他的运弓对不对。不对的地方是在哪里。

听力灵敏，使我在学二胡，学古筝，学琵琶的时候，比较容易摸索到正确的路子，少走弯路。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一切正确的演奏方法，都是感觉最舒服最自然，声音最好听的。

很庆幸我摸对了方法。在兴县教二胡，很多是从零开始的，但还是很快就教出来一批二胡（或板胡）拉得不错的学生，有的还走上了专业的道路。

我学了很多乐器，似乎分散了精力，不过也有好处：能相互比较，能触类旁通。认识上眼界会宽一点，方法上、要领上可以互相借鉴。比如有时候弹古筝，会想到二胡上的技巧。有些二胡上的技巧，比如《汉宫秋月》的一些很有特色的技巧，就和琵琶、古筝效果类似，方法相通。琵琶上“撞”的音，类似于潮州派古筝叫做“纵”的弹法，就被用到了安如砺拉的《汉宫秋月》上，二胡上的上滑音，下滑音用的符号就是借鉴自古琴的“綽”和“注”，因为它们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大家奇怪，二胡、古筝、琵琶算是民族乐器里最难学的三种乐器，为什么三样都学，还能学会呢？

我的二胡是小学开始学的，上了初中又学古筝。在中学阶段，基本上是上午上课，下午学乐器，晚上用来背医书。为什么有那么多课余时间来学这些呢？

除了那时的中学没有现在功课重外。更重要的是我会读书，功课对我来说非常轻松。

中学阶段无论平时测验，期终考试、毕业考试，成绩几乎是满分。我记性特别强，从小有些超常，看过的书很容易就记住了。数学公式、外语单词，记住了就不容易忘。公式可以记得准确又牢固，外语单词没有记错字母的。各科需要记忆的，例如化学的元素符号原子量，历史、地理、植物学、动物学的各种知识，甚至政治课的那些内容，都很容易记住。36班，我接触的不多。其他班的学生，还有兴中老师们的名字，几十年过去，我很多还记得的。高中学化学，是六十年前的事了，那个元素周期表，元素符号啦原子量啦到现在还能说出来不少。

中学时作业做得很快，听课理解也快，所以通常都是一边听课一边做前一节课老师留的作业，最后一节课的作业则常常在午饭前三两下做完，这样整个下午和晚上就都“自由”了，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玩”，不玩别的，就玩我喜爱的音乐和中医。

小时候就开始学的中医，由于是比较系统地学，加上记性好，记得的东西很多，到一定时候，就感觉基本上“通”了，可以辨证开方子。中医很灵活，甚至有些玄，因此悟性很重要，这方面我也还行。在兴县时，很偶然的情况下，我才有机会替人看病，曾经在下乡时背个药箱替村民看病，针炙为主、也开中药，打针。记得有次韩正廷老师的爱人月子里口舌肿痛，很严重，县医院里中西医都看了还是不好，来找我，我问清情况，自己化裁了一个方子，她吃了很快就好了。那个方子用药颇有些别出心裁之处，就是悟性的产物，后来我还传给我当中医的弟弟，至今自己也还记得用些什么药。

现在退休了，此前学的中医大有用处了。尤其新冠疫情以来，很多亲戚朋友来找，好多新问题，新冠后遗症之类的，医学界以前都没经验。有的是医院看遍了，西医治不好。还有小孩子的各种怪病。西医和大医院中医院都有治不好的，病急乱投医吧，求到我这里来了，有的我还居然给治好了。

我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亲友，不收钱。相信我的我才治，西医知识我也学了不少，凡是判断有西医可以确诊、或治疗效果好的，一律先让他去医院作必要的检查，或者让西医治。绝不认为中医万能，中医比西医好，没把握的，绝不乱治。有的病例，我会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思考，辨证和拟方。这样，经我手还治好了不少人。包括有些疑难病症。

刚退休时，上门来看病的是有限的。来的都是熟悉的人。

现在有了微信，这个问个什么，那个问个什么。成天忙，不分早晚忙。隔空看病，不能把脉。最多也是拍一个舌头照片看看。常常问半天才能问清楚，这种看病方式，难度大、费时多。望闻问切，只剩下问诊了。但我是秀才看病，没有门诊医生的压力，有充裕的时间。

退休了还有用，还能帮人，积德，这挺符合我的本性。兴县和我亲近的人可能有的知道，我乐意帮人的，在兴县光冒险下水捞人就有过三次。

学中医也挺耗精力的，需要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光药就几百味。汤剂、方剂又是一大堆，重要的医学的基本理论，什么《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学衷中参西录》、《温病条辨》、《傅青主女科》、《千金方》，文字玄妙深奥，有的还是大部头！

中医书不像我们文学作品中有意思的那些文章，好背一点。方子基本是抽象的，完全靠抽象记忆。方剂的组成，虽有一定理据，有配伍，有君臣佐使什么的说道，但其实具体成分之间，多数没有逻辑关系，基本要靠死记。

但是学中医没有悟性，背的书再多，也是不行的。中医需要悟性,是把经验和理论融会贯通后才能提炼出来的。

现在给人看病，主要还是靠以前打下的理论底子，靠见识，靠脑子，靠悟性。看病不是我的职业，说到底也还是在“玩”。除了常见病，还治好过不少别人治不好或者没法治的病，靠的是特别认真的态度、勤于钻研的精神，还有那点“悟性”。

替人看病，不赚钱，挺费神，还常常同时要替几个病人操心，增加自己的负面情绪，好像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不过一旦听到病人说好了，会很欣慰。退休了偶尔把把脉开开方，也算是对初心的一种弥补吧，什么叫做“讨好”？为什么非要“讨好”？我想人生到了现在的阶段，还是用不着去想了。

辩证法讲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回顾我的人生，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爱音乐。青年时代的理想是当个医生治病救人，后来成了语言学家。现在，语言学家退休了，精力还有，就又回头拾起了音乐和医学……。这不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么？

回顾这几十年，粗略的情况就这么些。承蒙大家厚爱，还记得我，对我的经历有兴趣，在此我也没有保留，想起什么说什么，希望能满足大家的要求，也不枉我们师生一场！

牛：嗯嗯，是是是，谢谢施老师啊！老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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