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声匿迹的舞台

一个人

（素描舞台效果图）

　　当年那座人人皆知的舞台就在村子的中心地带，它建于1965年，坐西朝东，是用砖和水泥盖起来的，占地不大，但有标准的上台口和下台口，还有一个封闭的后台化妆间。每当有专业文艺团体演出，需要临时用木板把台面扩出一部分才能符合要求。舞台前面有一个能容纳几千人的会场，村民们用夯土把会场垫得比街道高出近一米左右，以保证雨后不存水。

舞台前面对着当时村子的交通要道东头街，背面是前街，北侧是供销社，南侧是一个大坑。每到雨季，那个坑里会积满雨水，水坑西面的土坡上是公社大院和学校。有一年夏天，突然下了一场夹着冰雹的大暴雨，低年级的孩子大都吓坏了。雨后积水严重，站在操场上看到下面一片汪洋，已经分不清哪里是水坑，哪里是道路了。放学时，学校的男老师全体出动，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一字排开，双手高高举起垂下来的电线，用身体做人墙，为回家的孩子们指示路线，一直到最后一名学生趟过水坑走上安全回家的路才撤离。

舞台建成后，这里就成了开会、放电影和看演出的地方。年轻人很快就把这个地方叫做舞台，成为村子的重要地标。据说过去这里建有一座小庙，所以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习惯把这里称做庙儿。

由于村子是公社所在地，所以开大会就安排在舞台。每当开会的时候，村子就像开了集市一样热闹，来自方圆十几里8个村子的社员都会或走路或骑自行车到这里集中，听干部们传达党中央精神和县委指示，讲国内外形势。

学校的中学生也来参加会议，而且被安排在会场中间就座，因为当他们代表着一个领域。学校对学生参会非常重视，开会通知一下，老师们便让大家穿戴整齐，明确要求进会场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要在全体社员面前展示文化人良好的精神风貌。会前学生们经常被邀请集体唱歌，以烘托气氛。每当这个时候，来开会的人们都伸长脖子在队伍中找自家的孩子，找到了便大声叫孩子的名字，全然不顾学生们正在干什么。那些没有自家孩子的人往往也跟着起哄，瞪着一双大眼睛找认识的孩子，并在旁边不停地指指点点。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家长基本没有文化，在他们心目中，学生代表着文化人，是家族的自豪与希望，学生们的到来自然成了会场一道令人羡慕的风景线，那真是一片祥和热闹的气氛。

到了七十年代，这里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多，会议内容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更新，相比之下，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占绝大多数。尽管乡亲们经常对批斗对象弄不明白，但每当开会，大家还是按要求拿着小板凳老老实实地坐在会场里。组织者也知道大家是个什么水平，所以，特别注意发挥学生的作用，因为年轻人天天受教育，有文化，自然对会议内容和要求有一定的理解力。有时候会议还请学校负责扎几个奇丑无比的纸人，让纸人挂上牌子，面对会场立在主席台前。远远看过去，那阵势既像开会，又像出殡，让人感到多少有点滑稽。

学生们还负责在会议进行中带头呼口号。呼口号非常讲究套路，一般安排两个领呼人轮流上阵。之后，全体参会人员再跟着呼。当作报告的人讲完一个往日的苦难故事的时候，另一个领呼人就马上站起来高呼另一组口号，全体参会人员再一次跟着呼一遍。报告做完以后，庄稼人不习惯鼓掌，还是由领呼人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最响亮的口号。这些口号学生们都会很响亮地跟着呼，举手动作也很规范。那些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却怎么也不习惯举手，更不习惯高声喊叫，可不表示一下又不行，所以，他们大都低着头随着学生们把右胳膊随便往上举一下，从嗓子眼儿里哼出一点声音了事。

舞台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全村人在这里看露天电影、春节慰问演出和看电视节目。那个年代每个公社都有一台电影放映机，安排专人负责在各村巡回放电影。那时候，电影放映员可是个绝对的肥差，无论到哪个村，都会受到最高的接待，不仅吃香的喝辣的，口袋里总能被有求于他的人悄悄塞进几盒大家买不起的香烟。在人们心目中，放电影属于技术工种，放映员当然属于文化人，所以，他俨然是三乡五里的大名人。那时候，只要哪个村子里有出头露脸的事，一定要请他过来撑撑场子，就连学校每届毕业生照合影，也一定请他坐在C位。正因如此，这个角色肯定不会安排普通人。我所在的公社放映员，是一位在村里很有影响力家庭的儿子，他是位的退伍军人，不仅是放映员，好像还兼任着民兵连长。这个人尽管长相一般，但家里的门槛都快被媒婆踢烂了，他最后娶了村子里最漂亮姑娘，真是让人羡慕。

尽管当时就那么几部片子翻来覆去地看，但人们的热情永远不减。每当得知晚上放电影的消息，村里的大人孩子就像过节一样高兴。生产队长一定让大家提前收工，家家户户也会早早做好晚饭，那些平时吃起饭来像饿狼一样，总是吃不饱的半大小子们，这时候好像饭量减少了，他们随便扒拉几口饭就急急忙忙地跑到舞台前面占地方，他们最幸福的是亲眼看着放映员把那块带着黑边的雪白银幕挂在舞台中央，如果再能帮上点儿忙那就更美了。他们在台下用砖头占好属于自己的领地，有的人还在座位下面挖好一个很深的小井，以备放映过程中人多挤不出去时解决尿急问题。大多数人还是等天黑以后扛着自家的条凳，扶老携幼地来到这里，有合适的地方就坐着，后面的人自始至终站在地上，最后面的只能踩在凳子上观看。每当放映员打开放映机对焦的时候，就会引起人群的一片欢呼声，光柱下面的人会把手举起来不停晃动，当看到银幕上映出了自己做的各种剪影，脸上便会相中了大奖一样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

村里往往利用放电影人比较齐的好时机，在放映前通知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这一届学生的小升初录取通知就是在这里公布的。也就是在那个本来应该欣喜若狂的夜晚，我们几个一直被公认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因家庭出身不好，通过放电影的扩音器，知道了自己的求学生涯被无情终止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当公布完那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录取名单时，我和另外一个因同样原因落榜的孩子，都感到周围人的目光好像一下子都变成了尖利的锥子，扎得自己的心生疼，身上似乎到处在流血。我们低着头，使劲儿挤出人群，踉踉跄跄地跑向村南，面对荒芜的旷野失声痛哭。我感到耳边呼啸的西北风仿佛也在不停地大声宣布：你失学了、你失学了……

那天放映的电影是我们期盼很久的故事片《奇袭》，但我和那位同学谁都没有心情回去看，只是在相互注视和相互安慰中盼着天快点儿黑下来，我们能赶快回家。那天晚上我感到很冷、很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虽然在舞台处看过很多电影，但直到今天，我和那位同学都没有看过《奇袭》，那部电影已经成为我们心里永远的痛。

在1976年1月悼念周总理的日子里，村里在舞台开献血动员大会，主持人沉痛地告诉大家：“因为周总理逝世了，所以我们今天开会不用扩音器了。”在场的全体社员一反往日开会嘻嘻哈哈的习惯，所有人都一声不吭，站在积满雪堆的会场里，自始至终低着头一动不动，纯朴善良的乡亲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默默祭奠着人民的好总理。

转眼到了9月初那个本来很普通的夜晚，大家都在看反映赤脚医生生活的彩色故事片《红雨》，由于影片开头用了一段河北梆子曲调的插曲，所以使听惯了梆子腔的乡亲们倍感亲切。让人没想到的是，影片刚演到一半，大家就被头顶上越来越多的飞机惊扰了。因为村庄在进京航道下，平时有飞机经过是很平常的事，每当有飞机经过，孩子们便仰着头高喊：“飞机飞机你去哪儿？我去北京拿茶碗儿。”但这天晚上一下子出现密度这么大的飞机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大家从刚开始抬头随便瞭一眼，逐渐发展到都站起来手搭凉棚追着机身上的灯光观看，一时间整个场地一片混乱，电影几乎演不下去了。人们互相议论着，这是怎么啦？直到第二天下午，广播里传来了深沉的哀乐，大家才知道，毛主席逝世了。这个消息像一颗猝不及防的炸雷，让每个人都彻底蒙了，大家都觉得像是天塌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了。

1977年春节期间，省曲艺团在这里举办专场慰问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现场看曲艺节目，演员们表演的相声、单弦、北京琴书、山东快书、京韵大鼓、天津时调，还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绣金匾等陕甘宁边区的传统节目使我感到很新鲜。演出期间，那位梳着背头、穿着中山装的京东大鼓演员结束了自己的节目后，马上拉着几个演员分散着来到台下的观众群中征求意见。他来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喜欢哪个节目。我怯生生地告诉他，我最喜欢相声和北京琴书。他又问我是否爱听京东大鼓，我很不给面子地对他说：“京东大鼓像没牙老爷爷唱的，调子拖拖拉拉的，我不喜欢。”听到我的回答，跟在身边的那位“兄妹开荒”里的“妹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她一边笑一边对大背头说：“团长，您听见了吗？人家孩子是真不喜欢你呀。”于是大背头也跟着笑了起来。听完这句用标准普通话说出来的玩笑话，我却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出生地北京，内心激起无限的涟漪，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之所以我对人家说喜欢北京琴书，原因不就是节目名字里有北京两个字嘛。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了有一类文艺节目叫曲艺。从此，每当听到收音机里播放京东大鼓，我总觉得就是那位有一面之缘的大背头团长唱的，心里便会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那臆想的没牙老爷爷也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后来学校里搞文艺汇演，我壮着胆子学写了一个相声小段，准备参加演出，当我把那张皱皱巴巴的稿子拿给老师审看时，一位梳着两根小辫子的女老师忍不住噗嗤一下笑出了声，她甜甜地笑着告诉我：“听说有个学生自己创作相声，我感到很好奇，看了你的本子感到挺有想法的，可你写的相声两个字错了一对儿。”听到这些说不清是夸奖还是批评的话，我一下子闹了个大红脸，站在那里再也没好意思抬起头，至于上台演出的事，自然也就泡汤了……

那是一个初秋的黄昏，刚刚放学的我们看到村子里的几个电工在舞台南侧的墙角处栽了一根很高的木头杆子，杆顶上安装着一团扭了几道弯的铁棍子。那位叫胖蛋的电工是我同学的父亲，他一边装电线一边笑着告诉我们，上级给村子里发了一台电视机，以后只要有电，大家每天都可以看见天安门了。这个正在安装的就是电视机的天线，天线的本事可大了，能接受到北京发来的电视信号。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电视和天线这个名称，心里充满了好奇。从那个时候开始，晚饭后只要有电，村子里的人又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乐趣，就是都会到舞台来看电视。尽管那台外壳很大的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屏幕不超过12英寸，声音带着电流声，图像经常发生严重扭曲，但大家还是兴趣盎然，每天都有上百人站在长凳上，像看电影那样津津有味儿地欣赏着电视节目，直到播音员说完再见，屏幕变成一片雪花，才彼此说一声“散电视了。”然后各自扛着凳子回家。

在舞台前看电视还有一件大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1976年9月18日，全村人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集合在舞台前，认真收看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大家默默听着那篇词语深沉的悼词，通过小小的屏幕，惊奇地看着画面模糊的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和黑压压的人群，最后随着主持人的声音，向电视里的毛主席像三鞠躬。当雄壮的《国际歌》旋律奏响的时候，我看到大家依然一脸茫然，不知所措，许多女人的眼里噙着泪花。

这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看电视，也是第一次知道电视还能直播那么远的节目，感到它简直就是神话故事里常说的千里眼和顺风耳。透过电视屏幕，我第一次真实看到了一直夜思梦想的北京城。想到那个神圣的都市就是我出生和本应生活的地方，再看看眼前悲惨的处境，我心潮起伏，难受了好多天缓不过神来。

我常想，当年可能就是因为村子里有那个舞台，才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所以，大家才有幸比较早地看上了当时连城市里都很罕见的电视。

（舞台原址和所谓的关爷庙）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经济集体生产模式的解体，人们都分散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劳动，全村人就很少再有机会聚在一起了，那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舞台前集会的场景更是一去不复返了。村子里的集体文艺活动也越来越少。值得一提的是，那个退伍军人出身的专职电影放映员，也彻底告别了那台总是出毛病的老式放映机，很快还原成了没几个人愿意搭理的普通人，它的漂亮媳妇因为不适应普通人的生活抱怨了几句，经常在家里挨打。从此，村子里的人们只能在谁家办丧事答谢乡亲时，才有可能再看一场露天电影，可那是丧家花钱，请专门承办婚丧嫁娶的私人公司来操作的，人们全没了过去看电影的感觉。

（舞台原址现存的广播喇叭和北侧的民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村村通的全面覆盖，电视机已经进入到每个家庭，乡亲们的眼界开阔了，文娱生活进一步得到丰富，街坊邻居之间的交往却大大减少了。乡政府已经搬到村外的行政办公区，舞台在完成了神圣的历史使命后再也没人为它操心了，它一天天破败，直到被彻底拆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今天，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根本无从知道这里曾经的辉煌。舞台原址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只有一片裸露着黄土、积满垃圾的空地，还有一个用红砖垒成的关爷庙丑陋地堆在那里，接受着一些善男信女的供奉，寻觅着祖上的幽魂。后来，这个地方成了集市，才多少恢复了一缕人气，但环境实在让人唏嘘和不满。

偶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走到这里，也只能从电线杆子上悬挂着的那组高音喇叭影子中，依稀回忆起当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从内心深处再也不愿经历那些暴风骤雨的无情洗礼，期盼着有人能真正为人民所想，尽职尽责地把村子的街道整体规划一下，使公共设施建设得到起码保障，乡亲们的生活卫生状况得到切实改善，为大家多提供些健康有益的集体活动，以唤起家乡的生机，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2024年10月18日修改于西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