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我心中的不朽！

云淡风轻

我的人生记忆是从姥姥开始的。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晚上，一间草房里，昏暗的灯光下，靠着墙角的床上，姥姥怀抱着我坐在被窝里，两只手还没闲着，不停地把棉花里的棉籽剝出来。还是那个冬天。早上醒来，姥姥就把热呼呼的红薯送到我手里，我就在暖暖的被窝里吃起来。这是我人生最早的记忆，也是我幼年时最温馨的记忆。这个时候我多大？两岁多？还是三岁多？ 我记事起家里就只有姥爷、姥姥我们仨。我是怎么到的姥姥家？姥爷姥姥始终只字未提，在我长大成人后，父亲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还是我大姐讲的最详细。那年是双楼街的一个庙会，亲戚们齐聚我家，其中有两家都没有子女，她们都想把我抱走，一个个教我叫她“妈”，我都欣然接受，一个个叫她们“妈”。两岁多的我，还不明白叫她们“妈”意味着什么吧，是不是当成了游戏？当时，我妈正怀着孩子。也许是父母已经有了把我送人的念头，姥姥坐不住了，她要求把我带走，并且附加了一个条件，说:“这个就不再送回来了”。父亲答应了。原来，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在姥姥家长住过，特别是我大姐，一住就是四年，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才把她接回家。对于我，也许姥姥会想，既然要送人了，还不如自己养着呢。便和父亲谈了条件，不但要带走，并且不再送回去了。庙会这天，姥姥把两岁多的我带回家，从此，我的人生轨迹被改变，我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我是老五，大哥大姐出生后，自然是很郑重的起了名字，到了二姐二哥，便由奶奶随意叫了个刘妮儿、刘娃儿。我农历四月初八出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刚赶上村里发放救济粮，我家去领粮食，说家里多了一口人，刚生了个小女孩儿，村干部说，这个小妞生的真是时候，并开玩笑说:“起名叫‘紧撵儿’吧”。家里人并没有叫我“紧撵儿”，奶奶和父亲叫我“小闺女儿”，印象中妈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姥姥家的左邻右舍都叫我“小妮儿”，姥姥叫我“妮儿”，这个叫法姥姥始终没改过，即便是在她的主导下，为我起了个大名“李凤云”。 姥姥家是个大院子，住着我姥爷、三姥爷、四姥爷三家（大姥爷在最北边，用一道墙隔开，单独一个院子）。院子的最南端有个半截土洞，里面是一盘石磨，我们把这个地方叫磨道，磨道前是一小块空场地，天热时，院子里的人会在这里乘凉。那天，姥姥和我还有院子里的其他人，聚集在磨道前，等来了一位年轻女子。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女人。那时乡下女人都穿带襟布衫，宽裤腿，大腰裤，而她穿的是小腰裤、窄裤角，浅灰色的裤子，白色对门上衣，短发头，手里拿着一个小册子。原来，她是普查人口的工作人员（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在登记我的名字时，她觉得叫“妮儿”不太好，就为我起了个新名“凤云”，姥姥作主，登记为“李凤云”，随了我姥爷的姓，户籍为新寨村史沟（姥姥家）。三岁多的我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我有了新名字，我叫李凤云。从此，我的出生地大隗镇双楼村没有了我的户口，兄弟姐妹七个，六个姓刘，唯独我一个姓李。我在姥姥家扎下了根，我的成长，我的喜怒哀乐，还有我的思念，都与姥姥姥爷连在了一起。与史沟连在了一起。 天花是一种很凶险的传染病。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有了天花疫苗，叫种牛豆，俗称“种花”。我们这代人大多种过牛豆，终身免疫。1979年，天花在全世界消灭，天花是唯一被人类彻底消灭的传染病。没了天花，可痳疹、水痘仍是婴幼儿中常见的传染病，当时还没有疫苗，小孩子大多会有一劫，我便是其中一个。我被痳疹病毒感染，发高烧，这在当时是小孩子的常见病，大人们对这种病的症状比较了解，烧三天，出三天，退三天。民间也有治疗的“偏方”。姥姥用厚被子把我捂上，让出汗退烧。厚厚的被子把我捂地严严的，我在被窝里大哭大闹，出了不少汗，倒也真的退烧了。为了让疹子快点出齐，姥姥搬动家里的水缸、地上放的盆盆罐罐，逮一些“湿湿虫”让我喝下去，说是湿湿虫身上有两排脚，爬地快，喝下去疹子就出的快。痳疹是传染病。后来，我和其他被感染的小孩子被集中在离我家不远的付明舅家，怎么治疗的我没有印象，只记得过了几天，姥姥用小被子把我包的严严的抱回了家，姥姥说，害疹子刚好时怕风。 旧社会，中国人靠力气生存，土崖上挖条洞就是家。一条沟，沟里再有一条小河，就是理想的居住地。我姥姥家所在的史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李家，付家，刘家，赵家，陈家……依地势，一个沟窝儿就是一个家族，排列在小河两岸。两个家族相距大多几百米开外，其间是羊肠小道，要么沿着沟边，要么沿着河边，路面坑洼不平，裂礓、石头随处可见，小孩子摔跤是常有的。一天，我从付明舅家出来跑步回家去，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一跤摔下近两米高的岩头，掉到河边的竹园里，摔坏了右腿，姥姥就背着我到五里外的村庄找人“接骨”。当时天比较冷，那家人在屋里燃起一堆柴火🔥，一位大伯在火堆旁为我治疗，疼得我大呼小叫，现在想来，应该是脱臼了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农村医疗条件差，史沟上下几十家没有一家行医的，看病要到五六里外的另一个村子找医生。农村卫生条件极差，我小时候，常常闹肚子，有时还会有蛔虫，过段时间就会肚子疼，姥姥总是抱着我到外村去求医。有一次，姥姥抱着我去老砦看医生，路上，姥姥说:“看看！都打腿了！”我长高了，姥姥抱着已经很不方便，有些吃力了。小时候，不知道多少次，姥姥把我抱来抱去，背来背去求医问药。 姥姥叫徐玉梅，娘家在曲梁乡牛集街（姥姥娘家的后人中有两个侄子，大的叫徐书成，小的叫徐永昌，再下一代人的名字就不知道了。）。十八岁那年，姥姥嫁给我姥爷，成为我姥爷的妻、我妈的娘。当年，我妈已经七岁了。姥姥不是大家闺秀，恍惚觉得她很早就没了爹娘，要不，也不会嫁给一个大她十几岁，还带着一个孩子的男人。况且，牛集离史沟十几里路，这在当时已经是远嫁了。姥姥曾经生过两个儿子，都夭折了。后来，姥姥因病服了一种药，失去了生育能力，我妈成为独生女。姥爷叫李头，高高的个子，身强力壮，精明能干，还有一手编织的好手艺。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姥爷破竹子，在学习“势如破竹”这个成语时，我理解的快，记的也牢。姥爷曾经当过甲长，也曾经是家长。甲长是民国时期最小的“官”，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长吧，最基层管事的。家长可是一大家人中最大的“官”。旧时代，崇尚大人口。姥爷弟兄四个，一大家子几十口人一个锅吃饭，姥爷是家长。解放后，弟兄四个分了家。因为姥爷能干，家境也算殷实，姥姥嫁给姥爷后，生活环境轻松，把家，把自己都打理的干干净净。1957年下半年，姥爷的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姥爷说他得的是“气蒙眼”，又得了高血压。姥爷为什么生气，我至今也不明白。姥爷四处求医，都没有效果，姥爷失去了劳动能力，我年仅六岁，三口之家的担子，由姥姥一个人挑了起来。 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因饥饿死亡的人口约为250万人。我家东边是条与史沟平行的一条沟，南边是条与史沟垂直相交的一条沟，两条沟都没住人家，这两条沟的沟沟窝窝里，常能看到夭折婴幼儿的衣物、瓦罐，甚至小孩子的尸骨。1960年，为了活命，我妈带着我二姐、二哥和两个弟弟到外地讨荒要饭，当时，我大哥已经特招为飞行员，大姐在高中读书，父亲和奶奶留守在家。我若在父母身边，必然是要去讨荒要饭的，可我在姥姥家，照常上学。姥姥姥爷忍饥挨饿，吃野菜，吃树叶，吃树皮，省出点食物，尽量不让我挨饿。可姥姥姥爷严重营养不良，加上饥不择食，吃下去的东西有些甚至是有毒的，姥姥姥爷的脚肿的发亮，鞋子都穿不上，尽管如此，姥姥仍然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也是我少不更事，有一天，因为饭实在难吃，我哭着去上学，姥姥没有怪我，而是站在院子里大声发牢骚，怨天怨地。这是姥姥唯一一次发牢骚，讲怪话。姥姥不爱说话，从不说东道西，不聊家长里短，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莫大的委屈，她也只字不提。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初级阶段，斗争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史沟队大多是贫下中农，中农成份的也只有一两户，没有要斗争的对象。但是，每个生产队都要有活把子，因为我姥爷当过甲长，尽管姥爷并没有做过恶，还是被列为斗争对象，集中在大队参加学习班。我家离大队四里多路，姥姥每天三次去给姥爷送饭。即使我星期天在家，姥姥也不让我去送，姥姥提着饭罐，走在河边小路上的背影，我终生难忘。后来，生产队也开批斗会，不但姥爷被批斗，姥姥也受到株连，和姥爷一起被批斗。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校回到家时，屋里已经上了灯，昏暗的灯光下，姥爷靠着床头，苦丧着脸半躺着，姥姥坐在地上流眼泪，桌子上放着的像是毒药，他们说没法活了。我见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姥爷厉声说:“哭啥哭！”我蹲在门口的地上，哭的更厉害了，一直哭。过了一阵子，姥爷姥姥总算动摇了服毒的念头，收起了桌子上的东西。后来我常想，我真傻，光知道哭，幸夸姥爷姥姥改变了主意。姥爷姥姥受了多大的委屈才产生了死的念头？平时温和的乡里乡亲，文化大革命中，总会有个别“积极分子”，即使与他们无冤无仇，他们仍会使用一些过极的手段来羞辱人，摧残人。批斗会总在我不在家时进行，这些场面我从未见过，后来，有好心人星星点点向我透露，可姥姥姥爷从来不说。不管有多大委屈，他们都默默地忍受，姥姥依旧下地干活挣工分，回到家里仍然操持着家务。 姥姥是放过脚的人，可她仍是一个小脚女人，一个弱女子，千辛万苦，撑起了三口之家。自从姥爷得了眼疾，我又一直上学，家里缺少劳力，只有姥姥一个人挣工分，年年都是缺粮户，再怎么省吃俭用，一年分得的粮食只能维持半年。为了养家糊口，姥姥起早贪黑，利用下工时间，在我家的洞顶上，在沟沟窝窝里开荒种地，能收一点是一点。有时候，姥姥开荒也会“选错地方”。一天，我看到姥姥呆呆的坐在我家小河对面的河边上，和河对岸一家的男主人对峙着。姥姥在河边的荒地上开垦出一小片地，想种点什么，可男人说那是他家的地边，不让种，姥姥白费了力气。 那些年，我家不但缺粮，吃盐烧煤也很困难，更何况还有我上学的费用。姥姥曾经养过兔子，养过羊，也养过猪，卖点钱维持生活。姥姥从来没有养过成猪，总是买个小猪仔，喂成半大子就卖掉，仅凭刷碗水和野草畏不成大猪。卖个半大子猪已经是笔大收入了。姥姥会用这笔钱买烧煤，买回烧煤，总是先把借邻居的煤还回去，难忘姥姥挎着煤篮子送煤的样子。姥姥每天三晌下地干活，回家时手里从来没有空过，兔子草，羊草，猪草，都是她手里的东西，地上一根柴火把儿她都捡回家。邻居付明舅舅，当年的生产队长多次夸我姥姥:“二大娘真是勤快人，回家就没空过手。” 十二岁，我在读小学六年级，这在我们居住的上下沟几十户人家的女孩中，我是唯一的。当时农村家长观念陈旧，重男轻女，认为女孩子没必要多读书，加上生活所迫，有的女孩子从来就没进过学门，有的也只是读上一两年，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行。那个年代，就连男孩子，读完小学的也不多。十二岁，在当时已经是个大孩子了，能干点活了，我们家生活这么困难，姥爷动了让我退学的念头。那年冬天，姥爷在我家土洞的煤火台上坐着取暖，对我说:“别上学了。”“不上学？这怎么行！”我的内心在抗拒，一言不发。姥爷又说:“以往闺女都不上学，你看咱队的闺女现在也都不上了，不也过了！”我仍然不言不语。我照常去上学。后来，姥爷再没提过让我退学的事。1964年，我考上初中，这又成为我们新寨大队唯一上中学的女孩子。本来，我该在1967年初中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我仍然在上初中。一天，姥姥对我说:“生产队开会，队长说:‘有的户，家里没劳力，缺粮，还上学！’是说咱的吧？”是啊，我心里明白，全生产队也只有我们一家是这种情况，可我没回姥姥的话。我继续上学，我们家仍然是缺粮户。为了能多分点粮食，姥姥把她亲手在屋门前栽的一棵国槐树转给我大舅（我四姥爷的儿子），把大舅家的工分转移到我家一部分，那一季，我家吃上了平均标准。初中毕业后，我又上了高中。1972年2月，我去上大学，家人只有姥姥一人送我。姥姥把我送过门前的那条河，目送我爬上沟坡。 我大学毕业后，一位常和姥姥一起聊天的李大娘对我说:“你能一直上学，多亏了你姥姥。”想必她们聊到了我上学的前前后后。尽管我不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我知道，姥姥承受了多种压力，一个人默默付出，千辛万苦成全了我。姥姥不识字，也不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只是因为我喜欢，再艰难，姥姥都护着我。为了我，再苦再累，姥姥都自己扛着。上初中时，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要推磨，准备下周我去学校要吃的面粉或者玉米糁。我最怕推磨，推不了几圈儿就开始头晕，难受，姥姥就让我躺在磨道外的地上休息，她一个人吭哧吭哧推大半天，把面磨完。我小的时候干不了什么，等我长大了能干点活时又常常不在家。上初中的前两年，寒暑假期间，我还能帮姥姥干点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参加了学校宣传队，就很少有假期了，要么排练节目，要么下乡演出，有一年还在大年初一下午返校，姥姥从不抱怨，总是及早把我去学校要带的东西准备好。小时候，姥姥最喜欢带我走亲戚，回娘家，可她也有无奈把我带在身边的时候。1957年兴修水利，姥姥被派往离家二十里外的地方修水坝，姥爷在家，可他有病不能照顾我，姥姥只得把我带到工地上。我跟着姥姥睡地铺，吃大锅饭。上六年级时，我开始叛逆，不愿再跟姥姥去走亲戚，那年春节，姥姥自己回的娘家，姥姥以为过年没为我做新衣服，我才不去的。第二年，姥姥省吃俭用，攒钱买了一块黑底带大花的布料，为我做了一条大花棉裤，已经上初一的我，实在不好接受这种穿戴，硬着头皮跟着姥姥去了他叔叔家。此后，我再没有跟着姥姥走亲戚，直到高中毕业，我才又一次和姥姥一起回娘家。我高中毕业时，仍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学还未招生，我在大队做了广播员，挣的工分多了，每月还有三块钱的补助费，生活条件有所好转。那年冬天，姥姥娘家有庙会，我为自己做了件淡蓝色带小白点的新式棉袄，织了一顶很“新潮”的毛线帽，把自己打扮了一番，主动要求和姥姥一起回她娘家。时隔六年，姥姥又一次带着我回娘家，姥姥很高兴，一下子走了三家亲戚，其中一家，我还从来没去过。我知道自己和老亲戚之间话题会少，就带了毛线、毛衣针，他们聊天，我织毛衣。从我两岁多起，姥姥就带着我回娘家，而这一次，我和从前已经大不一样了，我完成了人生最初的“十八变”。当时，农村高中毕业的女孩子还很少，我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加上穿戴相对新潮，又展示了自己的编织手艺，这些都成为亲戚们夸奖我的由头。听着亲戚们的赞美，姥姥像是“功成名就”，一脸的幸福。从小到大，不管干什么，姥姥都尽量随我的意，可有时候，姥姥也是有想法的，比如婚姻。根据我家的情况和当地的习惯，乡亲们大多认为我该招个上门女婿，有一年，就有人上门提亲，我从学校回来，姥姥试探着跟我说起这件事，我的脸色很快沉下来，一言不发。姥姥立马把话打住，此后，姥姥再没在我面前提过有关婚姻的事。姥姥何曾不想让我招个女婿到家里来？可姥姥理解我的“一言不发”。尽管姥姥不再提我的婚事，可姥姥在默默地为我准备嫁妆。姥姥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纺线，在邻居家借机织布，姥姥为我织的两条棉布床单，我至今仍然珍存。两块银元，是姥姥最后留给我的礼物。两块银元是姥姥在旧社会就保存下来的，后来的二十多年里，姥姥过着艰辛的日子，再怎么吃苦受难，姥姥都没舍得把银元卖掉，更难想象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破四旧，再加上姥爷姥姥挨批挨斗，姥姥是如何提心吊胆把两块银元保存下来的。两块银元，蕴含的是姥姥生命里的爱和温暖。 我在姥姥姥爷身边自由成长。姥姥对我从来没有说教，有的只是言传身教。姥姥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带给我的是传统观念和习俗。我家有一条土洞，土洞正中顶上有裂缝，用一根木头顶着洞顶，依这根木头为界，用席子立了隔墙，分成里外屋。屋子进门右手边是煤火台，屋中间靠隔墙放着一个小方桌，桌旁有个半高的木凳子，那是姥爷的专座，即使姥爷不在家，姥姥和我从来都不会坐上去。姥爷从外面回来，只要坐在他的凳子上，就习惯性地拿出烟袋，抽袋烟。姥爷只要一坐下，姥姥就会拿出一节麻杆（麻在泥里沤上一段时间后，皮剝下来打麻绳，沤过的麻杆点着后只燃烧，没有火烟），在煤火上点燃后让我送给姥爷。后来，我个子长高了，也会在煤火上点燃麻杆了，给姥爷送麻杆火就由我自己完成，当姥爷坐在他的位子上把烟袋锅装满时，我已经把麻杆火送到姥爷面前。我家的每一顿饭，第一碗一定是端给姥爷的。一直以来，饭桌上年轻人或者小孩子先动筷子，我就很不习惯。年来节到，姥姥都按风俗习惯去上坟，有一座孤坟姥姥是一定会去烧纸送钱的，那是我妈的娘，我姥娘。这对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姥娘过世时太年轻，进不了家坟）1978年农历八月十六，八十三岁的姥爷过世，因为我有孕在身，姥姥一手料理了丧事，一个月后，姥姥离开了家，随我居住，为我操持家务，照看孩子。 1985年冬天，姥姥说心里难受，我带她去县医院看医生，确诊为心房纤颤。近几年，我才知道，房颤是一种较严重的心律失常，房颤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并且容易出现并发症脑卒中，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复律治疗方法，即使不能复律，也能用药物控制，防止血拴形成。可当时医疗水平低，现在看来，当时姥姥的心律并未恢复正常，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感觉好了便出院回家，医生没有交得注意事项，更没有服用防止血拴形成的药物，我还以为姥姥的病已经治愈，没想到，姥姥血拴形成。1986年元月2号清晨，姥姥起不来床，中风了。一周后，姥姥深度䁕迷。再也没有醒过来。1986年元月12号，农历腊月初三，姥姥走了，终年73岁。 姥姥走了。我舍不得姥姥，姥姥也舍不得我。姥姥走后的前几年，要不了几天，我就会在梦中和姥姥见面。多少次，我是在梦中见到姥姥后哭醒的。有时候，我在梦中见到姥姥，会惊喜:原来姥姥还活着，醒来又会难过一阵子。有时候，我也会劝自己，就在梦中相见吧，全当姥姥还活着。三年以后，我梦见姥姥的次数逐渐少了，但每年仍不少于二十次。二十几年后，每年仍会梦见姥姥三五次。奇怪的是，每年腊月初三以前，我都会梦到姥姥。我从梦中醒来，下意识地想到，今天是几月几日？赶紧看看日历，原来离腊月初三很近了。姥姥走后，每年的腊月初三，不管天气多么恶劣，雪下的再大，路再滑，我都要去给姥姥上坟，我想，姥姥在那儿等着我呢。2015年以后，我冬天在海南，只得委托弟弟去给姥姥上坟。弟弟最了解我的心思，每次去给姥姥上坟后，第一时间就会把电话打给我，他总给姥姥说:“我三姐不在家，我来了。” 姥姥走了，姥姥留给我的是善良，是勤劳，是坚韧，是担当，还有姥姥的胸怀。姥姥爱干净，穿着得体。姥姥始终留着齐耳短发，额头的右上角有个梅花般的肉瘤，在我眼里，在我心中，那就是一朵梅花！姥姥，我心中的不朽！ 2024年1月12号腊月初二完稿。2024年10月18号制作。 后记五年前，我看到了《呼啸山庄》的那段经典结尾。“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流连！瞅着飞蛾在石楠丛和蓝铃花中飞舞，听着柔风在草间吹动，我纳闷有谁会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不平静的睡眠。”这段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们的祖辈先人长眠于地下，在后代子孙中，有谁还知道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是平凡人，但他们也有不平凡的人生，他们走了，便带走了自己的全部。我姥爷姥姥已经带走了他们的大部分，如果我走了，姥爷姥姥就彻底消失了。记住的才可以活着。今年元月13号，农历腊月初三，我不能亲自去给姥姥上坟，就赶写了《姥姥，我心中的不朽！》这篇文章，作为献给姥姥的祭礼。姥姥，我心中的不朽！也希望姥姥活在我的子孙后代中！ （我读初中时，曾经去过想把我抱走的两家。一家在大隗镇底下湾，我远房姑姑家，她家还是抱养了一个漂亮的女孩，比我小两岁。一家在老砦村，是我一个大伯家，他们家仍然只有老两口。） 2024.10.18 于兆敏老师是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高级讲师，我把《姥姥，我心中的不朽！》一文发给于老师，请他指导。于老师有肯定，有鼓励，有缴励，有指导，谢谢于老师！ 2024.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