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长安

增广贤文

珠海博物馆是珠海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原来设在珠海吉大的九洲城，2020年迁入珠海博物馆新馆。

新馆位于珠海香洲区海虹路，面朝大海，与珠海地标日月贝（珠海大剧院）互为对应，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展陈面积8000平方米，藏品总数16300件(套)，其中珍贵文物1175件，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今年十一，珠海博物馆与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合推出了“永远的长安——陕西唐代文物精华展”，精选了陕西出土的120件（组）唐代代表性文物，包括陶俑、金银器、玉器、瓷器、三彩器、铜镜和佛教造像等，从多个视角再现大唐盛世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灿烂文化。

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前往参观，两个孙子兴致勃勃地盖章留念。

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精美的陶俑陶器。

这件彩绘女立俑体态丰腴，脸庞圆润，整体略显丰硕厚重但却不显得臃肿，是唐代标准的美女形象。唐代妇女以肥为美，认为肥腴是真实且健康的美，这体现了唐代妇女的自信气质。

据传唐杨贵妃就是一个丰满肥腴的美女。杨贵妃没有留下画像，史书也没有关于她体形体重的记载，不过有野史记载说她身高164厘米，体重70公斤，按照现代的标准这属于比较胖了。

这是1987年我在西安华清池拍照的杨贵妃塑像，看得出新浴后的杨贵妃确实丰满肥腴，珠圆玉润。“环肥燕瘦”，不同时代的人审美观念是不一样的。

在审美观念上，东西方不同地域的人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2017年在法国卢浮宫拍照的维纳斯塑像，是西方人体美观念的典型代表。西方雕塑以裸体为美，注重的是细节刻画，追求形似，崇尚逼真。中国雕塑和中国画一样，以含蓄为美，讲究“塑其容而绘其质”，重在写意与传神，对人物造型的处理十分简练概括，强调雕塑的整体美和韵律美。二者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理念和风格，不能简单类比，难分孰优孰劣。

这个彩绘女立俑 面容丰满，神情恬静。内着半臂，外罩绿色交领糯衫，下系红色高腰曳地长裙，裙下露出左足尖头履，双臂曲于胸前，双手外露，手指修长，姿态柔美。

这个女俑的发式叫双鬟髻。唐代女子把头发做成各种造型，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发髻束得越高越显示地位尊贵。为了把发髻束得高，一些妇女往往在真发里掺杂假发，假发束成的发髻叫作义髻。

彩绘抛家髻女俑

女俑面庞丰润，长眉细眼，体态丰满，姿态生动，两鬓抱面，发式蓬松轻垂，这种发式叫抛家髻。还有上层社会妇女喜欢将发朝两边展开，形如蒲扇，称之为“缓鬓”。此俑发式应是两者的结合，更显女性的妩媚与雍容。

唐朝妇女的发式多种多样，唐代文学家段成式《髻鬟品》中就记载了不下百余种，如高髻、反绾髻、乐游髻、百合髻、云髻、花髻、凤髻、飞仙髻、椎髻、朝天髻等等。有的发型流传到宋代乃至清代仍然长兴不衰，舞蹈《只此青绿》中演员的发式就是朝天髻。

彩绘釉陶文官俑

文官俑头戴黑色幞头，身着绯红色宽袖官服，内穿蓝色圆领窄袖袍，腰系黑色腰带，下着乳白色裳，足蹬黑色高头履，双手交握胸前，面目严肃，仪态端正。

唐朝对品官服饰有严格规定，一二三品为紫色，四品为深绯，五品为浅绯，六七品为深绿浅绿，八九品为深青浅青，流外官为黄色。这个文官俑的服色为浅绯，应当是五品官员。

彩绘武官俑

武官俑头戴兜鍪，眉头紧蹙，双目圆瞪，神态威武，神情严肃。身着明光铠,兽首吞肩，腰系黑色革带，足蹬黑靴。右臂下垂，右手握空拳，似持长柄武器。

唐俑的形体都不是很大，这件武官俑高74厘米，是唐俑中比较大的了。但比起秦俑小很多，秦俑是按照真人比例制做的。

这是1987年我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拍照的秦兵马俑，比我还高。

白陶舞马

这匹舞马形体矫健，姿态优美，胎质细腻如象牙一般。

舞马是唐代宫廷的御用娱乐马匹。唐玄宗天宝年间，每逢皇帝生日“千秋节”都会举行盛大宴会，并以舞马助兴。其时，上百匹形体矫健、装饰华丽的舞马伴随着乐曲的节拍跃然起舞，奋首鼓尾，舞姿翩翩。高潮时，舞马旋转如飞,领头之马还会衔起盛满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寿。舞马在当时被视为盛世祥瑞之物，深受人们喜爱。

1987年我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曾见过这匹舞马，今天在珠海再次相见，感到分外亲切。这是我当年拍照的白陶舞马，三十七年过去了，它还是那样风采依旧，而我已桑榆暮矣！参观文物其实不是我们看它们，而是文物隔着玻璃柜在看我们，看一代又一代人匆匆而来，杳然而去。

彩绘高冠骑马俑 陕西省蒲城县惠庄太子李撝墓出土

骑者头戴高冠，粉面朱唇，身穿交领宽袖红色长袍，胸前束带，双手作握缰姿势，骑于马背之上。墓主李撝，是唐睿宗李旦次子，唐玄宗李隆基二兄，死后被李隆基追谥为惠庄太子。

彩绘贴金甲骑具装俑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甲骑具装即人和战马都身披重甲，是我国古代兵种中的重装骑兵，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墓葬多有出土，反映了当时重装骑兵在军队中的重要性。

三彩马

这匹三彩马身躯健硕，剪鬃缚尾，头戴精致的络头，身穿攀胸缀杏叶，背上戴着准备好的鞍鞯，仿佛正在等待主人的到来。

唐三彩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并不是只有三种釉色，而是以黄、绿、白三种釉色为主，还有褐、蓝等其他釉色。在中国古代，“三”是多的意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而人们称这类陶器为“唐三彩”。唐三彩主要作为陪葬的明器使用，包括人俑、动物俑、器皿容器、玩具、建筑构件等，以三彩马最为出名。

三彩蓝衫女立俑

女俑头梳单螺髻，面庞丰满，柳眉细目，体态端庄，身穿高领宽袖长袍，袍面为蓝釉，有黄白相间的小花饰。

这件女立俑虽然形体很小，只有23厘米高， 但价值不菲。唐三彩中的蓝色釉非常少见，其需要的钻蓝极为稀缺，需要进口费用非常昂贵，文物考古界有“三彩带蓝，身价不凡”的说法。

三彩女俑

这件三彩女俑面容姣好，与杨贵妃塑像的容颜有几分神似。

近观二人，脸型面容、眼角眉梢、鼻子嘴巴都很相像，也许杨贵妃塑像就是参照这个女俑雕塑的吧？

三彩三足罐

色彩繁丽浓艳，多彩的釉色如织锦般绚丽，又如孔雀开屏般绚烂，色彩间交织流动却毫无凌乱之感。

三彩盒 豹斑玉粉盒

唐代的盒子材质多样，造型精美，多用于置放小型的生活用品、药材或者化妆品。豹斑玉粉盒出土时盒内还存有脂粉。

三彩碗

色泽艳丽，轮制而成，造型规整而别致。其腹部有凸棱一周，这类折腹器皿是唐代工匠仿照波斯萨珊朝金银器制作而成，具有明显的西域风格。

三彩熨斗

熨斗头部呈圆盘形，一侧有长直柄，通体施月白色底釉。唐代丝织业非常发达，用熨斗熨衣已相当普遍。唐代张萱《捣练图》的熨烫场景中，就有用熨斗熨烫织物的场景，熨练者手持的金属熨斗，与此件熨斗极为相似，是唐代熨斗的常见造型。

三彩带盖罐

俗称“万年罐”，器型饱满圆润，釉彩鲜明亮丽，是唐三彩的代表作。

绿釉罐

器型饱满，釉色翠绿，纯净润泽，是当时的精品之作。绿釉陶器早在汉代就作为随葬的明器大量出现了。

白瓷辟雍砚 青瓷八棱瓶

白瓷辟雍砚砚面高凸，周边有贮水凹槽一周。下部由21个兽蹄状足，连接一环形底。所谓辟雍，原是指周王朝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大学，因四周环水，形如玉璧而得名。辟雍砚是砚史上独具特色的一个品类。

青瓷八棱瓶釉面明亮，釉色青绿，犹如一汪湖水。此瓶在装饰上颇具匠心，瓶类多为圆形，此瓶则呈八棱形，且颈、肩相接处有三条凸棱，可谓与众不同。

镶金兽首玛瑙杯 1987年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全国四大博物馆之一，馆藏珍品无数。1987年我参观该馆时，对两件镇馆之宝——镶金兽首玛瑙杯和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印象极为深刻。这次参观以为能再睹风采，可惜未能如愿。

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它的外壳是用金箔镶嵌在玛瑙上的，杯子的底部是镶嵌有金片的白玉，使得整个杯子看起来华丽而尊贵。兽首玛瑙杯是迄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因为过于珍贵，轻易不带出馆外展出。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1987年拍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此壶的制作工艺极其独特，壶盖帽为捶揲成型的覆式莲瓣，顶中心铆有一个银环，环内套接了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与提梁相连，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像弓剑形状的提梁。壶身是用一整块银板捶打出来的，呈扁圆形，模仿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使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大唐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国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东方国际大都市。当时的罗马、巴黎、伦敦与它相比，只能算得上小县城，纽约当时连影子都没有。

这次的《永远的长安》展览，以长安文明为主题，通过饮食起居、服饰之华、文娱之盛和唐韵胡风四个单元，多视角、多维度再现大唐盛世的图卷，让观者徜徉于琳琅满目的“大唐珍宝”之中，领略名都长安的繁盛气象。

一 饮食起居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李白的诗篇印证了唐人在饮食起居中所倾注的热情。经济的发达、富庶的生活，让唐人对于手工制品的精美追求也达到了一个高峰。瓷器烧制技术日趋成熟，大量精美的瓷器被用于日常生活之中。道教兴盛，皇室贵胄流行使用金银器饮食服药以求长生非老，金银器皿的使用十分盛行。沿着丝路，传来了许多异域的饮食器、食材和饮食习俗，也为唐人的生活注入了新风。

壁画《宴饮图》

1987年7月在唐代韦氏墓室发现。画幅高200厘米、宽250厘米。在唐代，宴会是饮食的重要形式，种类繁多的宴会也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交际方式。这幅壁画描绘了当时盛行的游玩宴饮的场景，充满了生活气息。

画面正中有一长案，案上陈设杯盘碗筷和数盘丰盛的瓜果菜肴。九名男子三面围坐宴饮，有的大口咀嚼，有的举杯畅饮，有的细细品味，有的击掌称快。两侧各立一位正端盘上酒的侍童。稍远的两旁各站立五位凑兴观看的男女，为热闹丰盛的宴席所吸引，露出各种表情和动作。场面热烈，随意生动。

壁画《持果盘侍女图》 房陵大长公主墓出土。

画中侍女梳回鹃髻，身穿黄色窄袖襦，着红色长裙，肩披红白色帔帛,脚穿云头履，手持五足盘，盘上的水果有火晶柿子和甜瓜。火晶柿子是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特产，色红耀眼似火球，晶莹透亮如水晶，故称为“火晶柿子”

壁画《执胡瓶托多曲长杯侍女图》 房陵大长公主墓出土。

侍女梳回鹃髻，身着男式翻领胡服，左手托着多曲长杯，右手执胡瓶，仿佛在向前劝酒。多曲长杯是萨珊银器中常见的酒具，杯面呈多曲椭圆形。胡瓶多见于中亚粟特银器，瓶口如鸭嘴，长颈深腹。

茶铛

唐朝人好饮茶，“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民间无贵贱，不可一晌不啜茶”。茶铛作为专用的煎茶器具，成为唐人雅趣生活的重要符号之一。

这件茶铛的主人，韦氏家族韦美美葬于开元二十一年（732），这件茶铛是目前考古发现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茶铛。茶铛外施黑褐色釉，内施白釉，外侈的口沿部有一龟首形小把手，底部有三个小蹄足。

白瓷执壶

执壶是一种酒器，又名“注子”或“偏提”，盛行于唐中期至宋代。唐代的酒主要是低度的米酒，分浊酒和清酒，浊酒多有酒糟，也叫做醅。白居易诗: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里的“绿蚁新醅酒”，就是新酿造的浊酒，上面漂浮一层没有过滤的绿色泡沫。浊酒饮用前进行压榨或过滤便是清酒。

铜手炉

手炉，亦称袖炉、捧炉或火笼，是冬天暖手用的小炉，多为铜制。它是旧时中国宫廷和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取暖工具，与脚炉相对而言。

这件铜手炉平沿外折，侈口，束腰，圈足。圆形底座周边饰一圈连珠纹，炉边沿铆接一长手柄，下端与炉底固定，弯曲处与炉口沿铆接。手柄上一兽首形装饰片紧扣炉口沿，手柄未端成曲尺状，蹲一雄狮，长尾上翘，雄狮底座与手炉末端铆接，造型精致美观，铆接技术高超。

鎏金莲花形银器

该银器造型独特，花形口，器身呈华宝形，底心有孔，外接焊一弯管。其独特的造型，有可能是吸杯或者是盛香器具的盖子，里面正中有孔接着一根细管，可以吸香闻香或吸吮酒水等液体。

“十四两三分”墨书银碗

唐代对官员的饮食器具也有明确的规定，一品之上可以使用金玉食器，六品以下不能使用银食器，所以金银食器在唐代是仅限于皇室及高等级贵族使用的，这也让金银食器成为当时人们身份的标志。

墨书是银碗的标重。唐代金银器的计量词共有五个，即“斤”“两”“分”“钱”“字”。以安史之乱为界，初、盛唐时一两约合今42克左右，中晚唐时期一两约合今40克多。

素面银盆

银盆属于生活器皿中的盥洗器具。古代人洗手不仅为清洁去污，还是典礼仪式中的必要环节，称为沃盥之礼。“沃”有自上浇下之意，“盥”指洗手。沃盥之礼自商周时期就已经兴起，王公贵族在祭祀宴飨时要行沃盥之礼，“长者奉匜，少者奉盘”，在日常生活中，宴饮、侍奉师长、举行婚礼等，沃盥也是不可缺少的礼节。

四曲葵口银勺

舀酒或汤羹的长柄大银勺，通常与银盆配套使用。在前面的壁画《宴饮图》中，可以看到长桌旁放有花口盆，盆内就有一长柄勺。

银箸

箸，即筷子，在先秦时期被称为“灰(jia)”，汉称“箸（zhù）”，明代开始称“筷”，是华夏饮食文化的标志之一，发明于中国，后传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古人认为银可测毒，使用银也是贵族奢华生活的体现。同时，受道教等宗教影响，唐代皇室贵族中普遍流行使用金银为器可以益寿的观念，认为“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

鎏金菱纹银锁

小巧精美的银锁应是皇室贵族用来锁合盛放贵重物品的匣函。唐诗中有“银匙开香阁，金台照夜灯”的诗句。银锁分锁体和钥匙两部分，制作精美，纹饰考究，至今仍能使用，开闭自如。

飞仙纹菱花镜

唐以前铜镜的形制多为圆形，自唐代开始流行各种花式镜。其中最能体现唐代美学特征的是菱花镜，即外轮廓为菱花瓣形的铜镜。因此，唐诗中经常以“菱镜”或“菱花”来指代铜镜，如韦应物《感镜》：“铸镜广陵市，菱花匣中发。”

四神十二生肖镜

镜背面以一周凸弦纹将镜背分为内外区。内区饰四只奔跑的瑞兽；外区分为十二格，每格内置一生肖。四神十二生肖镜流行于初唐时期，它不仅仅是用于整理仪容，还有驱邪避害、祈求吉祥的含义。

绞胎釉枕

绞胎瓷产生于唐代，是指用白、褐两色陶土绞揉制坯、使胎体呈现出木纹、大理石纹、野鸡羽纹等自然纹理，是唐代始创的陶瓷装饰工艺。绞胎器与唐三彩同属低温釉陶，其别具一格的纹理，充分展现了我国陶瓷艺术之美。由于绞胎器的制作费工费时，操作难度大，且成品率低，故其产量和品类稀少，极为珍责。

西市贸易图

唐代商业繁荣兴盛，长安城中的东市和西市聚集了四方财物和各地商人，是国际性的商品交易中心，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种和奇珍异宝。东市靠近皇室贵族及官员的居住区，主要服务于达官显贵，市中“四方奇珍，皆所积集”。西市周围多为平民百姓住宅，市场售卖的商品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当时唐人在长安的东、西两市购物称为“买东西”，沿用至今。白居易的《卖炭翁》写卖炭翁在“市南门外泥中歇”，可以推断出卖炭翁是去“卖西”不是“卖东”，因为唐朝长安城南门外的“南市”指的是西市。

“开元通宝”铜钱

唐代经济繁荣，商品交易不断扩大，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货币铸造也成为了经济社会的核心。唐代铸造的钱币主要有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会昌开元等，其中以开元通宝最为重要，也是发行量最大、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一般的开元通宝质量约4克，唐玄宗开元盛世之时，开元通宝的铜料增加了一到二成，这时的开元通宝质量约为4.5克至5克。开元通宝经过三百余年铸造，版别复杂，唐以后仍有冶铸，其形制沿袭千年之久，并对粟特、朝鲜半岛和日本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开元通宝”银钱

“开元通宝”银钱，虽然是按照“开元通宝”铜钱的形制制作的，却不属于唐代的流通货币，是用于赏赐、赠送的贵重物品。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四百多枚“开元通宝”银钱，均制作规整、字迹清晰，少有人工使用的痕迹，应是在制作完成后就被妥善保存。

波斯银币

银币正面为国王侧面头像，头戴王冠，冠左右有一对翅翼，冠顶为新月环抱一圆球。唐代的两京——长安和洛阳都出土有多枚波斯萨珊朝银币，进一步证明了古代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之频繁。

“五两朝”银板

唐代银板按其铭文内容，可以分为地方铸造和中央铸造。地方铸造主要来自于各地的土贡、赋税和进奉，送交到中央官府后，常常还要重新铸造，藏于国库或皇室内库。刻有“朝”字的银板，是中央铸造国家库藏之物，用于储藏和大额支付，或作为打造金银器物的原料。

鎏金兽面铜铺首

铺首即门环，由兽首与圆环两部分组成，称为“铺首衔环”。

这件兽面铺首，整体为圆形片状，通体鎏金。兽面立体生动，面目凶恶狰狞，阔口大张。背后中有一枚分叉的铆钉，正面连接提环，背面插入门扉，尾端横折固定铺首。兽面铺首一方面有驱妖辟邪的作用，另一方面与锁相互配合，紧闭门扉。

铜马蹬

马镫在西方马文化研究界被称为“中国靴子”，是一种木芯直柄包铜皮的挂式马镫。唐代形成稳定的铜铁马镫，使得骑兵和战马能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复杂的战术动作和列阵训练变得更容易，更好地发挥甲胄和兵器的效能。骑兵们解放了双手，可以在飞驰的战马上射箭，也可以在马背上左右大幅摆动，完成劈砍动作。马镫传入欧洲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世纪的欧洲进入了“骑士时代”。

鎏金龙形车饰

这件龙头的刻画极为生动，双目炯炯、龙须飞舞、鼻头卷翘、口中含珠，是典型的唐代龙的形象。龙作为一种吉祥图案饰纹，在唐代属于“灵物”“瑞兽”，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被唐人广泛采用，并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

鎏金马饰

鎏金马饰为唐代骏马的装饰品，唐人在马额前、鼻端及两颊上部各装饰有一枚杏叶，在络头的各条皮带上还满缀有杏叶和金花，这就是杜甫诗“马认金昏匝”、白居易诗“亲王辔闹装”，“闹装”是“合众宝杂缀而成”，可见唐代马匹装饰之繁华。

二 服饰之华

唐代服饰特色鲜明，质地、款式、色彩、图案丰富多样。唐初时期服装崇尚简约，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服饰的样式也逐渐奢侈豪华。男性服饰有官服、常服、戎服之分，其服色、纹样、佩饰的种种规定，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体现；女性服饰则呈现出一派花团锦簇、丰富华丽的盛世气象。

壁画《宫女图》

《宫女图》集中展现了唐朝上流社会女性服饰的华丽与高雅。图中描绘了九位风姿绰约的宫女，头梳高髻，肩披帔帛，长裙曳地，个个体态丰盈，婀娜多姿。她们手捧方盒、酒杯、拂尘、如意、团扇、蜡烛等，在为首女官的引领下款款徐行，或低语、或回顾、或凝神，描绘得细致入微，生动传神。她们是大唐画风中的标准美人，最能体现唐人喜好秀丽丰满、华贵艳媚的风尚，也最真实地展示出了唐代皇室贵族的奢靡生活。

敬陵贞顺皇后石穆线刻仕女图（节选）

贞顺皇后武氏，又称武惠妃，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死后追赐为贞顺皇后，葬于敬陵。陵内樟板内壁雕刻的这幅仕女图，身姿丰腴婀娜，服饰飘逸华丽，面容浓艳娇媚，生动地再现了唐代贵族仕女的生活景象。

《虢国夫人游春图》

唐代画家张萱的画作。原作已佚，现存的是宋代摹本。这幅画描绘的是虢国夫人三姐妹春日出游的景象，是反映唐朝女性服饰最精美的一幅，轻骑薄衫，雍容华贵，其服饰之华丽，风姿之绰约，令人叹为观止。

虢国夫人是杨贵妃的三姐，本名杨玉瑶，妖媚娇娆，才貌不输妹妹杨玉环，深得唐玄宗恩宠。画面中谁是虢国夫人众说不一，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画面左侧居中的那位，既然画名是虢国夫人游春，作为中心人物的她自然应居C位。画面中的虢国夫人骑乘三花马，头束坠马髻，身着淡青色的窄袖上襦，肩搭着白色帔帛，下穿描金团花的胭脂色大裙，裙下露出的绣鞋艳红绚烂，态浓意远，神色自然，肌理细腻，骨肉匀称，天朝贵妇的形象跃然纸上。虢国夫人左侧应为杨贵妃的八姐秦国夫人，后面抱小女孩的应为杨贵妃的大姐韩国夫人。

虢国夫人外表端庄娴静，其实是个狠角儿，飞扬跋扈，嚣张至极。有一次她去长安西市看元宵节灯会，因争抢路权与唐玄宗女儿广平公主发生争执，竟纵容家奴鞭打广平公主及其夫婿，胆大妄为，令人咂舌。

天若欲其亡，必先令其狂，虢国夫人后来的下场很惨烈。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惶西窜，行至马嵬坡时杨贵妃及堂兄杨国忠被哗变士兵所诛。跟在队伍后面的虢国夫人闻讯后，立马携带子女及杨国忠老婆改道逃至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县令薛景仙闻讯后亲自带人追拿，虢国夫人见逃生无望，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子女及杨国忠老婆，然后拔剑自刎，刚烈决绝，非比常人。

杜甫曾有诗《丽人行》专写三位国夫人游春，诗中不仅描写了虢国夫人一行的丰神、体貌、服色之丽，更辛辣地讽刺了唐朝贵妇们骄纵荒淫的生活，曲折地反映了君王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

《捣练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是唐朝上流社会贵妇们的骄奢淫逸，《捣练图》则反映了唐朝下层社会妇女的辛勤劳作。这幅画也是张萱所作。张萱一生作画数十幅，被许多画家摹写，但出于张萱本人手笔的原作，今已无一遗存。

捣练图的“练”是一种生的丝织品，刚织成时质地坚硬，必须经过煮沸、漂白、捶捣等程序才能变得柔软，方便缝制。画中捣练的宫女虽身份低微，服饰不及国夫人那般华贵，但也比较鲜艳靓丽。这与张萱追求色彩艳丽的画风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盛唐时期妇女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

《捣练图》中这个女子秀发上戴的发饰叫花钿，花钿上面的发饰叫插梳，额间贴的面饰叫翠钿。

花钿在唐代贵妇中十分盛行，其样式和材质各种各样，有琉璃材质的牡丹花钿片，压印的非常薄的金钿等等。花钿一般情况下戴在发髻正中，右面有钗梁，可以直接固定在发髻上。有的花钿有孔，需要用发簪固定在发髻上。佩戴花钿有的时候并不牢固，出行时常有脱落，以至于在古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职业“扫街”，就是专门在大街上捡拾贵妇们掉落的花钿等珠翠。

翠钿是面饰花黄的一种，北朝民歌《木兰辞》中有一句“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其中的“贴花黄”就是一种妆容，将金箔、翠鸟或昆虫羽毛等贴在额间。就颜色来讲，花黄有红、绿、黄三种颜色，绿色的就叫翠钿，多用各种翠鸟的羽毛制成。

插梳，即把梳子或梳篦插在头上。唐代温庭筠的诗词里写“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这里小山指的就是女子头上插梳的梳背。当时用作头饰的梳子有些是不开齿的，插在头上仅露出梳背，状似小山。

三彩披帛女俑

唐朝女性的服饰风格在这件女俑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女俑头梳惊鹄髻，身穿翻领长裙，肩披帔帛，脚穿鸳鸯履，一身装束清新脱俗，美观大方。

帔帛也就是现在的披肩，是唐代女性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肩披帔帛的风俗源自波斯地区。长安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壁画、线刻画和陶俑中的女性，几乎人人都披着长短宽窄和质地不同的各色帔帛，与裙襦搭配，真实再现了盛唐女性的时代风采。

鸿雁毽露纹鎏金银簪

除了衣着，花样翻新的各种发饰也是唐朝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件金银簪簪柄为单股，钗柄为双股，簪头形似一对蝶翅，主体花纹为一对展翅欲飞的鸿雁，底纹以鸿雁为中心，周围錾有若干相连的花型毯露纹。两只簪柄纏绕在一起,形似“8”字。

鹦鹉衔枝鎏金银钗

钗头为一只展翅飞翔的鎏金雀鸟，底衬缠绕蔓卷的花结，一片镂空的树叶挑出钗头，钗托为花萼形。

鎏金刻花蛇形银项圈

项圈最初是古代印度佛像颈间的装饰物，由宝石、珍珠和贵重金属串联而成，梵文称为璎珞，唐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汉地，改进后变成了项圈。

这件银项圈通体刻花鎏金，项圈一头为蛇头，一头为蛇尾，项圈上的纹饰也宛如弯弯曲曲的蛇身，极其生动，富有异域风情。

组玉佩

玉佩是唐代朝服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男女均可佩戴，一品以下至五品以上的官员出席祭祀、朝飨、拜表等重要活动必须要佩戴玉佩。唐代的组玉佩基本配置有两珩、两璜、一冲牙、两坠及串珠若干。佩戴后随人体活动而摆动，前后冲牙碰触，发出悦耳清脆的响声。苏轼有诗:风松瀑布已清绝，更爱玉佩声琅珰。

三 文娱之盛

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唐人的娱乐活动十分丰富，音乐、舞蹈、围棋、杂技、马球、狩猎等各项活动异彩纷呈。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来自域外的各类乐舞竟技也随之传入中原，为唐人的休闲生活增添了新的色彩。曲调优雅的宫廷乐舞，矫健刚劲的胡腾舞，勇猛激烈的打马球、狩猎等体育活动，无不反映出唐人健康向上、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

西安南郊唐韩休墓出土的壁画《乐舞图》

唐朝的灿烂文化除了唐诗之外，最为繁盛的便是乐舞。乐舞是具有唐朝艺术特色的音乐艺术形式，无论是规模之庞大、形式之丰繁，还是结构之完整、艺术水平之高超，在中国音乐舞蹈发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西安东郊唐苏思勗墓出土的壁画《乐舞图》

唐代乐舞在前代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周边各民族和外域乐舞的优秀成果，从而创造出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大唐乐舞文化。广为流传的西域“胡腾”“胡旋”舞，都是因达官显贵及文人墨客的共同推崇而风靡一时。

唐人好音乐，统治者对音乐舞蹈非常重视。唐玄宗在位期间曾在皇宫内院设立教坊，专门用来培养音乐方面的人才以及表演戏剧的演员，这一教坊被称为“梨园”。唐玄宗本人就通晓音律，经常自己作曲，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就是他的传世佳作。此外他还曾创作了《春光好》、《秋风高》、《小破阵乐》等百余首乐曲，同样都是乐曲中的精品。所以后世常常把艺人称作梨园子弟，把唐明皇认作梨园行的祖师爷。

唐玄宗不仅自己作曲，还把大诗人李白招入宫中，封了一个“翰林待诏”，让他给杨贵妃写诗，谱成曲子在宫中传唱。李白出手就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把个环儿喜得花枝乱颤。

李白自比谢安管仲，自以为有匡世之才，本指望唐玄宗给他个宰相当当，没想到皇帝老儿并无此意，只是让他作诗填词供其取乐。那李白是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主，岂肯跟在杨贵妃屁股后面只当个御用诗人，日子久了便渐渐生出不满，每日喝得烂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结果被唐玄宗一脚踢出宫外。

彩绘双环望仙髻女舞俑

唐代乐舞的盛行，使得舞俑成为陶器制作的热门主题。这件舞俑头梳双鬟望仙髻，身材颀长，削肩蜂腰，柳眉凤目，高鼻朱唇，颈戴项链，臂饰钏镯，亭亭玉立，舞姿优雅，是唐代舞俑的传神之作。

彩绘釉陶击鼓女坐俑

女俑俑头梳双螺髻，柳眉细眼，面部俊秀，身穿窄袖襦袒胸，披长巾绕臂下垂，系红、白相间长条纹裙，双手抱一细腰鼓，跪坐姿势，做击鼓状。

彩绘骑马乐舞俑

乐舞俑眉目清秀，口涂朱彩，头戴红色花帷帽，身著红色交领广袖花长衫,下著白色宽腿带花裤，红鞋踩镫；上身向左侧，右手半举，左臂半曲作舞蹈状。其帷帽、衣服色彩鲜艳，纹饰精美。

三彩骑马击鼓俑

头戴风帽，身穿宽袖长袍，身前置一小鼓，双手微抬做击鼓状，造型逼真生动。

彩绘骑马吹奏俑

头戴笼冠，身穿宽袖长袍，似在吹筚藥。

打马球

打马球亦称击球，在唐朝皇室贵胄中十分盛行，长安城的贵族家中多建有球场。乾县乾陵章怀太子李贤的墓室壁画《马球图》绘有数位马球手，或逐击或助战，画面逼真，生动形象。

马球是用质量较轻、韧性较好的木料制成，外层涂红漆并有彩绘。球杖也是木质，长达数尺，一端呈月牙形，也有彩绘。打马球不仅要训练球技，还要学习马术，一般百姓玩不起。

讲解员在讲解唐朝时的打马球活动

不过马球活动过于贵族化了，随着唐朝由盛转衰，到了宋朝便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平民化的“蹴踘”，也就是今天的足球。

蹴踘因其平民化，在宋朝百姓中十分普及，由此产生了一个名留史册的足球明星高俅。这厮球技十分了得，盘带传射，转辗腾挪，无一不精。一日他去端王府上送剃刀，正逢端王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在自家球场踢球，一不小心将球踢出场外，滚到高俅身边。他使了一个漂亮的“鸳鸯拐”，几十米开外将球准确踢回宋徽宗脚下，让宋徽宗惊讶不已，便让他下场踢两脚。高俅知道机会来了，抖擞精神，将球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从此得到宋徽宗的青睐，后来平步青云官至太尉，成为直接负责宋徽宗人身安全的“武警部队司令。”

中国足球自高俅以后便一蹶不振，近些年又添了贵族化的毛病。国脚们年薪动辄几百上千万，吃海参像吃咸菜，养得细皮嫩肉白斩鸡似的，八块腹肌一块没有。参加比赛成绩比谁都差派头比谁都大，住的是豪华宾馆，坐的是包机，偶尔坐一次普通航班，也因为有小孩子吵闹而不胜其烦，叫苦连天。

贞顺皇后石椁线刻《胡人瑞兽图》

百戏

唐代的百戏发展空前，有歌舞戏、俳优杂戏、杂戏、球戏、动物戏、幻术六个大类，形式空前多样，且技艺高超，人间百艺，应有尽有。百戏艺人不但在宫廷中表演，还到街市闾巷乃至庙会集市等民间场所中表演。动物戏包含舞马、舞象、舞犀，还有驯豹、驯狮等。凶猛的狮子、野性的马匹也会被专人驯服表演，进贡皇帝，以显示皇室的威严和四夷归附。

三彩胡人骑马带犬狩猎俑

狩猎是唐人最钟爱的活动之一，据《新唐书·高祖二十二子列传》中记载，齐王李元吉曾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由此可见唐朝统治阶层对狩猎的热爱，也正是在这种狩猎活动中，蕴含了唐人雄强的精神，让我们也仿佛能看到一千多年前畋猎时鹰飞兔跃、纵马猎场的盛大场面。

三彩骑马狩猎俑

唐代贵族外出，时常携带鹰、犬、猎豹、猞猁等动物作为狩猎助手。这件骑马狩猎俑的马臀上方，原有被狩猎的动物或者助猎的动物，现已遗失。

四 唐韵胡风

开明宽容、自强自信的大唐朝，以开放的态度和博大的胸怀迎接着众多文化、人种、背景迥异的域外来客。丝路的繁荣对唐代生活习俗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日常用具、饮食器皿，服饰等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大量分属栗特系统、萨珊系统以及罗马—拜占庭系统的西方器皿流入中国，在器型、纹饰方面对本土金银器及陶瓷器的制造产生了极大影响；来自西方的玻璃器皿因珍稀和雅致被大量引进，备受唐朝上流社会的追捧和喜爱。

彩绘胡人俑

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到处都能看到身着异域服饰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他们被当时的唐人统称为胡人。这其中有来自突厥、回鹘、栗特、波斯、天竺、吐火罗等地方的人，也有波斯人、大食人，甚至还有来自非洲大陆的人。他们在唐朝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为奴为使、经商求学、做官传教。有的还娶妻生子，终身留居唐朝。据记载，贞观初年，入居长安的突厥人有万家之多。德宗时期，中亚胡客有4000余人久居长安多达40多年。他们为大唐的多元文化和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彩绘胡人俑

胡人俑深目高鼻，两腮蓄有浓密的络腮胡须，像汉人一样把头发扎起来,戴上幞头，穿着服装是唐朝官员日常的常服。

彩绘牵马胡俑

胡人头戴尖顶帽，鼻子高大，内着圆领窄袖衫、外套翻领长袍，袒臂，双手抬肘握拳，仰着脸，似乎是正在拉紧缰绳。

彩绘胡人骑马俑（咸阳市礼泉县段简璧墓出土）

墓主段简壁是唐高祖李渊的外孙女，这件胡俑很可能是代表了当时在唐长安城宫廷内外充任侍卫的胡人。

彩绘骆驼及牵驼俑

胡人外穿黄褐色翻大花领窄袖长袍，身着红衫绿裤，脚踏枣红色长靴，右手前曲，做牵引骆驼状。胡俑及骆驼均面目清晰，衣着纹饰鲜艳，极具异域特色。

白石立佛

佛像为圆雕立佛，面相丰满圆润，双眼微睁，面带微笑，神态慈祥。身著圆领袈裟外衣，内著僧祇支。右臂向前平举，手托宝珠，左臂向上屈，手执架裟衣角，跌足立于莲座上。袈裟衣上原有白红彩色方格，并贴金装饰，现大部分已脱落。佛像雕刻刀法漫圆娴熟，石质玉润，体现出盛唐时期的艺术风格。

铜观音像

观音面部丰润，神态安详，体态丰盈，腰肢微扭，极具女性的柔美气质。唐代是我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尤其是菩萨造像，呈现世俗化与女性化的特征，即所谓“菩萨如宫娃”，是唐代佛教艺术走向本土化与人性化，且日臻成熟而形成的造像艺术风格。

鎏金老君像

老君头束小冠，眉细目长，双耳极长，留着长须，右手上指，左手向下，背后有火焰形背光，立于莲台之上，莲台座被放置在八角形底座上。老君像应为道教始祖老子的形象，但在装饰方面包含了很多的佛教要素，展现出了佛教道教相互影响并肩发展的样子。

青石菩萨头

菩萨头出土于西安市西郊的唐醴泉寺遗址，出土时只有头而无身。

随着佛教在唐代的过度发展，寺院经济出现恶性膨胀，直接威胁到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寺院到处占农田，又不纳税，通过经营工商业、放高利贷等多种方式牟利。于是唐武宗在会昌年间敕令发动毁佛，长安城内除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庄严寺等，其余全毁，醴泉寺也在被毁之列。

黄釉兽面镇墓兽

一佛二菩萨塔铭

又名阿弥陀石像塔铭。塔铭正面为壁龛式高浮雕，刻一佛二菩萨、二飞天、二供养人造像，佛为阿弥陀佛，右侧为观世音菩萨,左侧为大势至菩萨。两尊供养人与一佛二菩萨、二飞天形成鲜明对照，把天神的飘逸、佛和菩萨的宁静、坦然和人的平凡、烦恼刻画得形神兼备。塔铭背面阴刻“大唐阿弥陀石像塔铭并序”铭文，根据铭文，塔铭雕凿于景龙三年（709年）。

飞天造像门楣

半圆形的门楣通常用于塔或者墓室的通道入口处。此门楣左右对称，雕刻着两位飞天，置身祥云之间，一同手托花盘，横空飘游。飞天颈饰璎珞，手戴环镯，上身赤裸，高束发髻，腰系长裙，身披飘带，飘带随风舒展，身姿曼妙，灵动有力。

飞天原是古印度佛教中的音乐舞蹈之神，多为男性的羽人形象，传入我国之后逐渐演化成女性化的、柔美灵动的形象。